第13章 方舟子先生请将我及我学生的学位论文计入你的揭假范围

一

据多个网页传言，方舟子先生针对刘菊花事件发表微博说：“从现在开始，我将对那150多个‘海内外学人’及其学生的学位论文也计入揭假范围，以示我没有双重标准。”

那“150多个”中本来应该有我的，因为我曾两次表示愿意签名。我于2012年2月24日收到杨玉圣先生征集签名的邮件，于25日下午18点47分作了回复，表示“同意签名”。六分钟之后（18点53分）又给杨玉圣先生发了邮件，内容是：“杨先生：公开信中的‘谩骂’一词改为‘责骂’或者‘斥责’，可能更好些，更准确一些。刘大生又及。”同意签名的邮件，杨玉圣先生没有收到，“又及”却收到了。他复信说：“请刘教授确认：是否愿意在公开信上签名？”我只好再次回信，表示“同意签名”，时间是2月28日10点36分。为防止被垃圾邮件淹没，我将“刘大生同意签名”七个字放在主题栏里。但是，很遗憾，杨玉圣先生仍然没有收到，因此，“150多个”中没有刘大生。

二

之所以犹豫了一天，没有及时签名，是基于以下三点考虑：第一，和汪晖、朱学勤等先生比较，刘菊花女士的错误不算严重，她没有将抄来的东西拿去发表、出版，更没有用抄来的东西申请学科带头人。对汪、朱，我没有签署公开信要求调查，干吗要求公开调查刘菊花女士呢？是不是不公正？

第二，在这百花齐抄、百家争剽的大时代，签名也没用，社科院十之八九不会查。即使调查，结论百分之九十九是“不够规范，但尚不构成抄袭、剽窃”。

第三，公开信的用语是不是严重了一些？

之所以同意签名是基于以下三点考虑：

第一，汪晖、朱学勤的问题暴露后，没有人征集我签名，不是我不愿意签名，所以我在有关刘菊花女士的公开信上签名不存在不公正的问题。

第二，公开信虽然不能对社科院有任何触动，但是，仍然会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对那些想作假又不敢作假的年轻人会有所触动，最终有利于社会进步。

第三，刘菊花女士、方舟子先生如果是圣人，一定会主动清除自己身上的污点，会主动辞掉那个名声不好听的硕士学位；刘菊花女士、方舟子先生如果是常人，一定会“打击报复”。无论是主动清除，还是“打击报复”，都有利于社会的进步。

三

现在，公开信发表了，刘菊花女士没有表态，方舟子先生表态了，表示要“打击报复”，要把签名者及其学生的学位论文也计入揭假范围，这很好。为什么说很好？因为：

第一，报复心理，人皆有之。我们不应当要求方舟子先生当圣人，应当允许甚至要求方舟子先生当常人。

第二，批评与报复，其实就是相互监督。相互监督是民主社会必不可少的，有了相互监督，社会才会不断进步；没有相互监督，社会就会倒退到专制时代。

第三，抓小案，意义更重大。方舟子先生以往主要针对大案、要案发言，现在要将学生的学位论文计入揭假范围，实际上就是要重视小案了。抓小案，意义重大，举个例子：新加坡、中国香港的反腐机构，天天抓小案，抓几百块钱、几十块钱的小案，因此，新加坡、中国香港的公务人员都很廉洁，多少年也出不了大案。中国大陆的反腐机构，天天抓大案、要案而忽视小案，结果怎样呢？大家都清楚。所以说，方舟子先生开始抓小案意义重大。而促成方舟子先生这一重大转变的，正是针对刘菊花女士的公开信。

四

我不在“150多个”名单之中，因此，我和我学生的学位论文很可能不在方舟子先生的揭假范围之内。但是，我请求方舟子先生也将我和我学生的学位论文计入揭假范围，理由如下：

第一，我是同意签名的（只是杨玉圣先生没有收到我的签名信而已），方舟子先生应当一视同仁。

第二，我希望有人监督我，也希望有人监督我的学生。有人监督，我对自己、对学生就可以继续严格要求了，就不怕某些同志指责我“太严格”了。

五

我的学位论文题目叫作《试论构成强奸或认定强奸的关键》，1983年上半年完成，在网上发表过，并配有《专制岂止在政坛——刘大生学士学位论文自序》。此学士学位论文如果被证明造假，本人愿意将学士学位证书退还北京大学。

到目前为止，我共计指导过四位硕士研究生。第一位叫崔敏（网名东京绿茶），已经毕业，学位论文的主题是“美国地方制度研究”；第二位叫程王刚（网名落尘无痕），2012年毕业，学位论文的主题是“《英宪精义》翻译研究”；第三位叫杨雁飞（网名飞可飞），学位论文正在准备，尚未开题，主题将是“1925年中国宪政形势研究”；第四位叫张立新（网名破旧而立新），学位论文尚未准备。此四位同学的学位论文如果被证明造假，本人愿意将学校所发的论文指导费（每篇一千元）退还给学校。

有些干部的简历中有“党校研究生学历”一句，这种学历虽然没有学位，也是要提交论文才能获得的。十多年来，我指导过并且签字同意参加答辩的此类论文，有两百篇左右，也欢迎方舟子先生对此类论文揭假；只要被证明造假，本人愿意将学校所发的论文指导费（每篇三百元）退还给学校。

2012年3月，首发猫眼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