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长征路上的争论
毛、洛、王在征途上的交谈
长征出发后，“最高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忙于指挥战事，把“中央队三人团”毛泽东、张闻天（洛甫）、王稼祥放在一边。长征开始阶段的这种特定环境，给毛、洛、王三人提供了经常在一起交换意见的机会。话题很自然地集中在未能打破敌人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上面。洛向毛、王讲述从福建事变到广昌战役同博古的种种争论，对李德、博古军事指挥上分兵把口、拼命主义等做法很为不满。毛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过程，同前几次反“围剿”胜利的经验对比，细致地分析李德、博古军事领导上采取单纯防御路线、否定运动战战法等错误。这一路纵意交谈，充分讨论，毛、洛之间感情上更加亲近，思想、观点也更趋一致。对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洛和王都接受毛的观点，认识到主要是在主观方面，是军事领导上的战略战术错误所致。
“中央队三人团”这个集体，及其长征出发后的一路交谈，对于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对于中国共产党实现历史转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他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就此专门写了一章。他以西方人的幽默，为这一章拟的标题是“担架上的‘阴谋’”[23]。张闻天也十分重视“中央队三人团”的作用。不过，他在总结这一段历史时，以东方人的深沉，采用了富有哲理的语言。他写道：在长征出发时，“他（指毛泽东）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放下了物质基础”[24]。
过了老山界以后的激烈争论
红军西征开始时，好像大搬家，恨不得把根据地所有“家产”全都搬走。从兵工厂的机床到刚造出来的炮弹，从印刷钞票和书报的机器到办公桌椅，从发电机、电台到成捆的电线，更不用说各种文件、档案和中央金库的金银财宝了。用驮子和挑子组织起来的运输队绵延好几里。所有野战部队都成了掩护队，行动迟缓，被动挨打。
过敌人第一、二、三道封锁线，因为同“南天王”陈济棠的粤军签了停战协议，还算顺利。但到1934年11月底突破敌人布置在湘江沿线的第四道封锁线时，遇到了凶猛的阻击。红军损失惨重，从突围西征时的八万多人锐减到三万多人。这时，西征的红军已经失去了原定的到达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先机，陷入了困境。“最高三人团”在如此严重的挫折面前几乎丧失了指挥能力。博古一筹莫展，有时还用手枪比划自己的脑袋。军事顾问李德老发脾气，不但不认错，还把湘江战役的惨败归结于没有及时执行他的决策，认为是意见分歧延误了战机。[25]
毛、洛、王感到，对中央的错误领导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了。
1934年12月4日至6日，红军翻越地处湖南、广西交界的逶迤苍茫的老山界，即五岭之一的越城岭，进入苗族聚居区。部队暂时摆脱了追击的敌人，毛、洛、王一起，开始在政治局内部公开批评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中央队三人团”同错误领导的争论和斗争，一直延续到遵义会议。
周恩来回忆说：“从湘桂黔交界处，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26]张闻天说：“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27]博古也说：“长征过程中毛主席起来反对错误领导，从湘南争论到遵义会议。”[28]
毛、洛、王对李德、博古的批评，首先集中在第五次反“围剿”与突围西征的军事指挥的错误上。他们指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由于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造成的。红军本应运用前四次反“围剿”的经验，采取决战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弱点，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之一部或大部，各个击破敌人的方针。而李德等人却否认这些成功经验，采取单纯防御、短促突击、打阵地战的办法。开始时实行“全线出击”，在敌人进逼下又变为“全线防御”，致使敌人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得逞。他们批评此次撤出苏区的突围又成为惊慌失措的逃跑，西征变成了搬家式的行动，一路避战，对孤立疲惫之敌也不主动反击。
过了老山界后行军途中一路争论的问题，最主要的还有亟待解决的红军战略行动方针问题。毛、洛、王指出，李德、博古坚持认为只有到达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才能放下行李打仗消灭敌人，这个方针也是错误的。
通道“转兵”
在红军前进到湘西通道地区时，得到情报，蒋介石已经识破了中央红军前往湘西的战略意图，在湖南洪江、藏江，贵州石阡、铜仁、松桃一带集结了五六倍于红军的强大兵力，设了四道防线，形成一个大口袋，等红军去钻。在这样的情势下，博古、李德仍然坚持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方针。12月9日给各军团首长的命令中重申“总的前进方向不得改变”，硬是要往这个口袋里钻。洛甫了解战局的重要变化后，立即找到毛泽东，告诉毛敌人的部署，商量解救危局的对策。洛同毛、王一起向周提出：在去湘西的路上老蒋已经设置了重兵，原定中央红军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先机已经丧失，建议转向敌人薄弱的贵州进军，建立川黔边根据地。
1934年12月11日，红军攻占湖南省通道县县城。12日，在通道举行了中央领导人的紧急会议——通道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向。李德、博古全然不顾变化了的、不利于红军的情况，还是机械地要向红二、六军团所处地区推进。这实际上是自投罗网，把三万多红军往虎口里送。会上，毛泽东首先坚决反对李德的方针，建议向贵州进军。这个建议本来就是毛同洛、王商量后提出的，洛甫当然坚决支持，强调应该按照已经变化了的情况来改变自己的行动方针。周恩来也支持向贵州进军。这样毛、洛、王的建议遂为多数人赞成而通过。中革军委即于当晚19时30分发布红军于13日入黔的命令。但是，博古、李德仍然固执己见，否定多数人的决定，重又命令各军团按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方针行动。14日，军委才又命令红军夺取贵州黎平、锦平，开辟前进道路。
黎平决策
1934年12月15日，红军攻占黎平。红军向何处去？这个战略方针问题再一次十分紧迫地提上日程。
12月18日，在黎平城内，由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洛和李、博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关于黎平会议的情况，陈云向共产国际领导人作了以下报告，从中可见会上争论之激烈程度——
在黎平，领导人内部发生了争论，结果我们终于纠正了所犯的错误。我们对此前“靠铅笔指挥”的领导人表示不信任。在湘桂边界，敌人集结了四五倍于我军的兵力严阵以待，以为我们会沿着红六军团从前进军的路线行进。桂军则从南面进攻我们的后卫部队。此外，后面还有大部队追击。
原来的领导人坚持直线前进的做法，认为此后也必须照此办理。我们坚决加以反对，指出这一计划只能有助于敌人，不会给红军和中国革命带来任何好处。原来的领导人竟要将持此种意见的人送上军事法庭。我们回答说：应该交付法庭审判的是你们这些领导人，而不是我们。[29]
通过激烈争论，毛、洛、王的意见被黎平中央政治局会议接受。第一，会议作出了《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否定了李德、博古等要求中央红军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湘西建立根据地的方针，也否定了有人提出的折入黔西的主张，通过了毛、洛、王在通道地区就已提出并得到周支持的战略方针，决定在“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第二，会议还作出一项至关重要的决定：召开遵义会议——到遵义地区后，中央政治局开会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黄平橘林谈话
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继续西进，准备渡乌江北上。李德对黎平会议争论失败非常恼怒。在继续前进的路上，李德和博古仍然不甘心放弃他们的错误战略方针。洛甫对此深为焦虑。他意识到，让李德、博古继续掌握军事指挥大权，错误指挥就很难避免。他开始考虑变换军事领导的问题。
1934年12月20日，军委纵队到达贵州黄平。在一片茂密的橘林里，洛甫和王稼祥的两副担架放下来休息。其时是农历十月下旬，南方正值深秋，绿树上挂满了金黄的、橙红的橘子。他们两人头靠头躺着，议论当前的形势，都忧心忡忡。
王问洛：红军最后的目标，中央定在什么地方？
洛说：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又说：这仗这样打，看起来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
王稼祥当晚就把洛甫的这个想法打电话告诉彭德怀，然后又告诉毛泽东。
这消息在刘伯承等几位将领中一传，大家都赞成，要毛泽东出来指挥。[30]
十天后，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省瓮安县猴场（草塘）开会。猴场会议批评了博古、李德一不过乌江在川黔边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二要回头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决定强渡乌江，发布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在以后的行军路上，又停止了李德对红军的指挥。[31]
综上所述，从1934年12月上旬过了老山界起，毛、洛、王等一起为挽救党、挽救红军进行了积极的斗争，一步一步地向胜利迈进。通道会议为战略方针的转变奠定了基础，黎平会议则实际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进军方向问题，实现了通道会议提出的“转兵”任务。这是湘江战役失利后毛、洛、王“中央队三人团”对博古、李德错误领导进行批评、展开斗争的结果，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军事思想在长征途中取得的第一个重大的胜利。而洛、王在黄平的橘林谈话则是变换军事领导的富有决定意义的酝酿。猴场会议坚决执行了黎平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巩固了黎平会议的胜利。会后，在行军途中停止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不仅是组织上的一个重大胜利，而且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自己面临的问题而摆脱共产国际束缚的一个标志。所有这一切，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做好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