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树立正确的理财思想 为国家创业致富[3]
（一九八〇年四月三日）
财政部门在四个现代化建设中的根本任务，就是按照党的方针政策，正确地筹集更多的资金并加以合理分配，以支持和促进四化的早日实现。特别是中央对省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分灶吃饭”以后，地方财政怎样在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一级财政的作用，以支持和促进地方生产建设和各项事业高速度按比例地协调发展，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更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打倒“四人帮”以后，推倒了“四人帮”强加在财政干部头上的“利润挂帅”等诬蔑不实之词，砸碎了束缚财政干部的精神枷锁。千方百计促生产，理直气壮抓收入，为国家多作贡献，已成为广大财政干部的自觉行动。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更好地摆正财政与经济的关系，进一步做好财政工作，以适应四化建设的需要。做好财政工作，首先必须树立正确的理财思想。所谓正确的理财思想，就是要从国民经济的全局出发来考虑财政问题、制定财政政策，从发展经济、广开生产门路、大搞生财之道入手来增加收入，为国家创业致富。作为一个财政工作者，不能仅仅满足于做一个能够把现有几个钱管好的“理财家”，更应当努力做一个胸怀经济全局，关心经济，了解经济，善于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的经济家；不能仅仅满足于“看家守业”，更应当着力于“创业致富”；不能仅仅满足于收支管算、催查结报等日常业务工作过得去，更应当立足于发展经济，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在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成效上过得硬。众所周知，经济是源，财政是流，源远才能流长，根深才能叶茂。经济发展了，社会财富和国民收入增加了，财源就充裕了，财政也就活了。以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财政收入，收入的增长就往往不是“加法”，而可能是“乘法”。
毛泽东同志早在1934年就曾指出：“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我们财政的收入，是我们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其后，又进一步指出：“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论述，精辟地阐明了经济决定财政，生产决定分配的道理，并已为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国30年来的历史所证实。30年来，我省工农业总产值由1950年的43亿多元增加到1979年的370亿元，增长了7.6倍。同一期间财政收入由4亿多元上升为34亿元，增长了7.5倍。如果没有经济的发展，财政收入要达到这样的水平，显然是不可能的。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生产停滞倒退，财源枯竭，财政收入连续5年没有完成任务，1976年全省收入只相当于1966年的水平。粉碎“四人帮”以后，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财政收入也随之连续3年大幅度增长，按净收入计算，平均每年递增22.8%。上述情况令人信服地证明，经济的发展是财政收入增长的物质基础，开辟财源必须从发展经济入手。在财政充裕的时候，不能忘记这一点；在财政困难的时候，更应当坚定不移地这样去做。
从发展经济入手增加财政收入，必须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经济规律是社会经济过程中各种现象之间的内在本质的必然联系，是在一定的经济条件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就能够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使国民经济高速度地稳定地协调发展，从而带来财政收入的持续增长；反之，就会延缓经济的发展，甚至造成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相应带来财政收入的大幅度下降。过去，我省各级财政部门在促进生产上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是应当加以充分肯定的。但是，由于我们不大懂得按照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办事，确也办了不少事与愿违的蠢事。有的地方一说促进生产，便“见生产就促，是需要就给”，不考虑是否有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一说“大办”什么，就资金、物资、劳力一拥而上，不讲经济效果；一强调发展“五小”支援农业，就各级都要建立什么“独立完整的支农工业体系”，搞“大而全”、“小而全”。其结果，不仅浪费了宝贵的建设资金，助长了平调、摊派的不正之风，而且造成国民经济在部门之间和地区之间的比例失调，受到了客观经济规律的惩罚。我省有这么一个县，不顾财力可能和当地资源条件，盲目大办“五小”，当年赤字30多万元，却要去办总投资1300多万元的工程，化肥、电厂、煤矿、丝厂、机械化酒厂一齐上，由于投资不落实，挪用了预算周转金，平调了社队、职工、单位资金，厂子没有建成发挥效益，反而负债累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在今后的开源工作中，必须老老实实地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坚持财政收支平衡，支持什么，促进什么，一定要按照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分别轻重缓急，该支持的支持，该限制的限制；同时要按照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去促进生产，深入调查市场需要，分析产品竞争能力，充分考虑原材料、动力、设备、技术等条件，吃透情况，预测趋势，看准方向，然后动手。
组织财政收入，还必须做到“取之合理，生财有道”。也就是说，财政收入的增长，必须建立在生产发展、国民收入增长的基础上，同时要注意积累适当，取之合理。不能不顾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片面追求财政收入的“高速度”，而不问取得这些收入的手段是否正当，不管是否合理，积累是否过头。在这方面，我们是吃过苦头的，搞什么“高指标”、“高征购”，表面上财政收入一跃再跃，实际上是虚假繁荣。同样，我们也不能片面强调国家财政需要，而忽视地方、企业和职工个人的利益，把什么钱都统统收干收净，使地方和企业没有一点机动余地。这样做，看起来财政收入上得很快，但由于地方和企业手中没有一定的财力，什么都向国家伸手，结果是国家财政的日子并不好过。为了调动各方面的理财积极性，按照国家规定，在国家财力许可的范围内，该放的权还是要放，该留给地方和企业的钱还是要留，短期内减收而今后能够增收的措施，还是要采取。这样做，即使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一时可能慢一些，但由于地方和企业有了自己的财力，既增强了国家财政的后备力量，又有利于调动地方、企业、职工的积极性把经济搞活，其结果，财政的日子还可能好过一些。当然，财政、财务体制的改革必须与国民经济的调整相结合，必须与今后经济管理体制大改的方向相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