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血初心:昔阳老兵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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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王雨霖:没有遗憾的人生

老兵简介

王雨霖,1928年9月出生,山西省昔阳县东王家庄村人,1945年7月参军,194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战士、班长、区队长、卫校学员队长、连指导员、福空后勤部协理员、空军工程兵4团副政委兼政治处主任、空军36库政委、空军九江疗养院政委等职务。1983年3月离职休养,曾担任空军原太原干休所管委会主任、所党委委员、纪委副书记等职务,享受副师职待遇。

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他随所在部队先后参加了邯郸战役、鲁西南战役、千里跃进大别山、张家店歼灭战、渡江战役、进军大西南等战役和战斗;新中国成立后,参加了大西南剿匪、空军入闽作战。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先后辗转于浙、沪、闽、川、渝、赣等省市,带领部队参加了筹建福空门诊部,修建永安仓库,建设平潭岛雷达站战备坑道,修建重庆白市驿机场、江西樟树机场、江西黄老门机场,筹建空军九江疗养院等重大工程。荣获解放华东纪念章、解放西南纪念章、渡江战役胜利纪念章、抗日战争胜利勋章、解放战争胜利奖章、抗日战争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曾被评为中国人民解放军3兵团川东军区卫生学校模范共产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11军后勤部二等模范、福州军区空军龙田场站“五好军官”等。

20世纪的中国历史,起码有一半燃烧着熊熊战火,中华民族直面一次次浴火重生。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火燃遍了山川,日月无光;人民历经了劫难,百炼而成钢!民族由此从衰落转向振兴,一批特别坚强、杰出的生命也从残酷的环境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坚力量。

这样的生命,每一个都让我们肃然起敬;每次走近他们,都能重温一遍我们民族曾经的苦难经历、坚强内力、伟大的生命力。每一个他们,都是一座拥有巨大能量的宝藏。

本文的主人公王雨霖,就是这样一个英雄的范本。

恨死了日本人

王雨霖出生于1928年。那是个动荡不安的年头:第二次北伐开始了;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了……国内形势错综复杂,中日战争蓄势待发。而此时的太行山,还处于农耕文明的长梦中,迟迟未曾醒来。山上的王雨霖也借此间隙度过了一段安谧的童年。

王雨霖的小名叫“小孔周”,王小孔周——念起来怪怪的。只有熟悉昔阳方言的人,才能理解这个名字的意思。孔周——“捆住”,为什么要“捆住”?这就跟“拴柱”(拴住)、“千周”(牵住)一个道理,是担心孩子夭折、不能成人,才要把他“捆”在世间不让离开的意思。这个小名儿伴了王雨霖好几年,直到第一次迈进学堂大门,启蒙老师卜玉德(昔阳县河东村人)才给他正式起了官名:“王雨霖”。

太行山极其贫瘠,那个年头能让孩子进学堂念点儿书,可不是寻常人家能办到的事情。按说这王雨霖家,即便称不上富户,也能算个殷实之家。王雨霖的母系一族有房、有地、有牲口、雇长工,父系一族也是人丁兴旺、吃穿不愁。让王雨霖进冬学念几天书,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王雨霖从小聪颖,肯于做事,很受大人待见。他和堂兄王雨田在一起读书非常合心,也肯用心。期考放榜,雨田第一、雨霖第二,王家子弟皆高居榜首,乡亲们无不仰慕,交口称赞。

可惜这不愁衣食又有书念的好日子只持续了两年。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战火迅速蔓延。仅隔三个月,侵华日军就攻陷娘子关,沿松溪河进犯昔阳县城,11月2日,昔阳县城沦陷。

民间已然大乱,乡学不了了之,王雨霖只能回村放牛。

关于日本人占领昔阳县城的情景,9岁的王雨霖一辈子也忘不了。那天,他正在村外西垴坡放牛,抬头望见日本鬼子的飞机飞过来了。小孩子不识这天上飞过的铁鸟为何物,正惊愕间,鬼子的飞机已在县城一带投下了炸弹。顿时浓烟四起、哭喊连天。他事后才知道,飞机投下的炸弹炸了城郊钟村、黄岩汇等地。以此事为界,昔阳,也包括王雨霖的噩梦就开始了。

昔阳作为太行山老根据地,明里暗里的抗日活动一直非常活跃,这也就招致了日本鬼子疯狂的报复——动不动扫荡、屠村,日本鬼子在昔阳作恶累累,其罪行罄竹难书。鬼子怕八路军在县城周围的公路上埋设地雷,不敢轻易出城,就逼着敌占区的老百姓牵着自家的牲口在前面走,给他们踩雷探路。王雨霖当时住在青岩头村姥姥家,就被抓过一次这样的差。他赶着姥姥家的毛驴和同村几个人一起,从青岩头到县城东关踩踏路途。只因王雨霖年纪小,并不知道这是干啥,后来才知道是替鬼子踩雷送死。

王雨霖13岁那年,县城里的日本鬼子和汉奸到各村强征民夫,逼着村民用自家的牲口驮着煤炭往日军的马坊炮楼(据点)送。王雨霖的姥姥担心儿子(王雨霖的舅舅)正当青壮,会被日本人抓去派做重活,心想雨霖一个小孩子家,前去顶数不会当大人使,便打发王雨霖去了。谁承想日本鬼子丧心病狂,哪管你大人小孩,统统一起出苦力。王雨霖只能跟随一群成年人牵着驮炭的毛驴上马坊。

马坊炮楼位于和顺、昔阳、寿阳、榆次四县交界处,往来一趟300多里,步行得走整整4天。王雨霖还是个孩子呀,天气酷寒,没吃没喝,大人们都在咬牙坚持,谁还有能力照顾他呢?王雨霖先是两条腿和脚都走得肿起来,再以后两腿以下就没知觉了。他几回想就地躺下不走了,但是同行的村人一再告诫他绝对不能停,只要躺倒了就是一个死;十来岁的孩子,已经知道怕死了。王雨霖只能含泪一直走,一直走,差点死在路上。回得家来,挣扎半天都上不了炕。仇恨的种子从此在小小的心田里萌芽长大。

古语说,覆巢之下无完卵。自从昔阳沦陷,王家的祸事一件接一件飞来:先是王雨霖的爷爷王益元被日本鬼子开枪打死;接着是奶奶因为伤痛惊惧也很快离开了人间;1940年冬天,几个汉奸带着鬼子闯进村里把王雨霖的父亲抓走,罪名是通共。家里几经波折到处举债才凑够了钱把人赎回,父亲不久就含恨去世,家道也由此中落;紧接着,王雨霖的叔叔王景贵也被鬼子抓走,关在县城留置场,受尽酷刑,最后被拉到西河滩杀人场活埋,连尸骨都没有找到。活生生的四条人命!人没了,钱没了,牲口没了……这个曾经殷实的农家就这样家破人亡了!

王雨霖尚在少年就经历了如此一场场大祸,仇恨也一层层地沉积在他早熟的心灵深处了。至今王雨霖还记着叔叔王景贵教的《赵州桥老调》:

(问)赵州桥来什么人修,玉石栏杆什么人留;

哎,什么人骑驴桥上走,什么人推车就轧了一趟沟么噫呀嗨

(答)赵州桥来鲁班爷爷修,玉石栏杆圣人留;

哎,张果老骑驴桥上走,柴王爷推车就轧了一趟沟哦么噫呀嗨

(问)什么时候失了沈阳城?什么人侵占了东三省?

(答):哎,九一八失了沈阳城,日本人侵占了东三省……

古老的歌谣里注入了当代内容,抗战的声音随着歌声传遍了神州大地。村里的青壮不甘心当亡国奴,王雨霖的堂兄王雨明、王雨田都参加了八路军。乡亲们含泪相送到村口,血气方刚的青年们挥了挥拳头,头也不回地走上了抗日战场。拼了!宁愿站着死,也不跪着生。望着堂兄们雄赳赳远去的背影,王雨霖心里羡慕极了。但是,部队要行军打仗,是不可能收王雨霖这样的小孩子的。得,当不了正规军,王雨霖就参加了村里的民兵自卫队,他们经常利用自己人小目标小、不引人注意的特点给区干队和武工队站岗放哨送情报。

王雨霖脑子灵活,胆大心细,每次安排给他的任务都完成得很好,从无闪失。残酷的战争环境夺去了人们很多应该享受的东西,却也给了人们飞速成熟和成长的机会。王雨霖,很快就摆脱了孩童的影子,成长为一名眼里有光、心里有恨、随时准备杀敌报国的优秀自卫队队员。

当上了卫生兵

昔阳作为老区,抗日战争时期参军、参战的人数非常多,汇成了一股民心所向的洪流。1945年7月,当八路军武工队、区干队又一次到各村搞征兵宣传、参战动员时,年仅16岁的王雨霖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回了家,他鼓了很大勇气才把这个事情告诉母亲。王雨霖在家是非常听话的孩子,他很担心母亲竭力劝阻,那样会使自己多为难啊!要知道母亲的远房侄儿高连周,1938年初参军,1941年11月就在黄崖洞保卫战中牺牲了,为此,母亲难过了好久。王雨霖的担心不无道理。但是此时的母亲,出人意料地刚强。她虽然流出了眼泪,却终没说一句劝阻的话。

战争给人的教育是最直接最有效的,人们的眼界早就超出自己小家的局限,跟国家民族的命运捆绑到了一起。纯朴的山里女人,内心的向背不在语言上,而在实打实的行动中——既然支持八路军抗日打鬼子,那就送自己的儿子、丈夫、哥哥、弟弟参加八路军!“妻子送郎上战场,母亲送儿打东洋”,是当年的真实写照!十四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我党我军就是这样靠着人民群众的理解、支持和敢于牺牲,一路走过来的。大义当前,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第一选择,仍然是——正义和荣誉。

王雨霖出发的前晚,母亲守着他,通宵未眠。

出发的早晨下着细雨,太行山的夏天格外凉爽。新兵们已经在排队了,王雨霖的一位远房爷爷匆匆赶来,在队伍里找见王雨霖,拉着他的手一边叮咛,一边悄悄地把一个东西塞进雨霖的手心里。王雨霖一看,是2元冀南币(当时八路军根据地发行的纸币)!王雨霖家中迭遭变故,至此已是一贫如洗,出发时母亲只给他带了点干粮,钱却是分文拿不出。此时一看这2元钱,王雨霖心里老大过意不去:王成元爷爷日常以擀毡为生,民不聊生的年代,他的生意渐渐没了,他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人哪!但是无论王雨霖怎样推辞,老人家就是坚持要给:“孩子,出了门不比在家,万一用得着呢!成天枪林弹雨的,千万保重!”

王雨霖就是这样带着家人、乡民们的重托,参加了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八路军(18集团军)第129师内丘独立团的。

八路军第129师在抗战后期也称晋冀鲁豫军区,下辖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纵队(1纵、2纵、3纵和4纵),1949年2月整编为第二野战军,由刘伯承、邓小平领导。这支部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我军的主力之一。1947年6月30日起,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强渡黄河,取得鲁西南战役的胜利,消灭敌军9个半旅,随即进军大别山,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转移和战略进攻的序幕。这些,是大的战略背景。而作为一名小兵,王雨霖的经历又是如何呢?

刚参军在内丘独立团,王雨霖先是在连队当通信员。王雨霖很机灵,有干劲,送信发通知,来回都是一路小跑,跑去跑回,甚得连长喜爱。有一次他看到连部门口有一把大刀,有点锈了,就抽空用石头把它擦得锃亮,还在刀把处系了一块红布。他的意图很明显,想向连长要这把刀。谁知还没等他开口,这把刀就让别人看上,要走了。连长看出了王雨霖的心思,就给了他一支小马枪,这不免让王雨霖欣喜若狂。手里有了枪的此刻,他才觉得自己成了一名真正的战士。

连长、指导员、排长和司务长都是红军,此外,连队里还有很多抗战初期就参加八路军、作战经验丰富的老兵,王雨霖虚心向老同志学习,战斗技术提高得很快。他们的营长是河北邢台人,叫张庆和。张庆和英俊潇洒,勇猛善战,特别能打硬仗,当时年纪轻轻,就已经是3纵大名鼎鼎、闻名遐迩的战斗英雄了。这位大英雄没有架子,经常给全营官兵作持枪、举枪、射击、刺杀等技战术动作示范,讲解班排战术,且讲解生动易懂、诙谐丛生,寓沉重的军事理论于浅显易懂的实战案例中,让听者会心而记忆深刻。王雨霖用心学习,从中学到了很多知识。听课的时候,他的眼睛一眨不眨,紧紧追随着营长,生怕漏掉一个字。

仰慕张庆和的不只王雨霖,张营长极富人格魅力,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给战士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以至在以后的岁月里,王雨霖如追星一般不断了解张庆和的生命轨迹,直到张庆和在抗美援朝中任空军第二师师长,亲自驾机执行任务壮烈牺牲。王雨霖在不胜钦慕之余,也暗下决心:做人就要做张庆和这样的人!

旅卫生处需要增加看护员,要求有一些文化基础的战士,营里便把王雨霖推荐去参加考试。题目很容易,需要笔答:你是哪个省哪个县哪个村人?家里有多少地几间房几口人等等。王雨霖顺利通过了录用考试,编入看护员训练班,由医生给传授卫生常识课。课堂上讲授的内容简单而实用。如人体有几大系统组成?人体有多少块骨头,如何止血,如何打绷带,如何看护伤病员等。指导员负责政治思想工作,给战士们讲纪律,教识字,教唱歌曲。

1946年春节前,指导员要求每个战士给家里写一封信。这是王雨霖生平第一次写信。他想起母亲,心头怦怦直跳,万语千言不知从何说起。王雨霖参考了好几个老兵的信,才写成了平生第一封家书。在沉重的战争生活中,这是一个温情的小事件。信发走了,王雨霖就和许多战友一起引颈盼望回信。他们最担心的是战火阻隔,家信失散于中途。这正合古人一句诗:“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忽有一天,在意想不到中回信来了!拿到信的那一刻,还没等拆开王雨霖就哭了;带着体温和重量的泪水啪啪地落到信封上,内心满满的是对远方母亲和家乡热土的思念。

王雨霖的班长是榆社县人,邯郸(平汉)战役刚结束,部队进驻河北省磁县的北来村。一天晚上,王雨霖跟着班长去换岗,来到哨位正在与哨兵交接岗时,突然“啪”的一声,不知从哪里打来一冷枪,在班长腿上打了一个贯通,鲜血直流。班长顾不得自己负伤,大喊一声:“隐蔽!”大家随即卧倒观察敌情。夜,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哨位附近地形复杂,长满了芦苇,草丛密布,水沟纵横交错,观察一会没有发现危险,赶紧把班长护送回去处理伤口。

第二天一大早班长被转送纵队医院救治前,还不放心地叮嘱王雨霖他们:一是当地汉奸特务活动频繁;二是部队补充兵员成分很杂,一定要提高警惕,每时每刻都不能松懈。王雨霖恋恋不舍地跟着班长的担架送出去老远。昔阳、榆社相距不远,也算半个老乡,班长平日里言传身教,对王雨霖很是关心和照顾,他们之间已经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可惜的是部队调动频繁,之后王雨霖就调到8旅卫生处参加看护员训练班学习,从此再也没见过班长和连队的其他同志。

1945年11月,王雨霖在太行3纵队8旅参加全旅阅兵时,竟然意外地发现有一支枪的枪托上写着“王雨田”三个字。冲动之下他不由得大声喊起来:“王雨田!王雨田在哪里?哥,我是雨霖,我在这呢!”随即,在大家惊奇的注目中,另一个人也喊着他的名字冲了过来。“哥!”“雨霖弟!”两双经过战火考验的手紧紧相握,堂兄弟俩紧紧相拥,流出了眼泪。这一对堂兄弟从小生活在一起,形影不离,无话不谈,他们曾经一起放羊,也曾手拉手一起走进学堂,在期考中夺得第一、第二的名次,在乡里传为佳话。因为对日寇恨之入骨,加之有些家世的原因,当年的王雨田死缠硬磨要当兵。其实那时他年龄不够,部队首长本不愿收留,他却执拗地跟着部队走了一程又一程。最后,由于他心志异常坚决,终于如愿当上了八路军的小号兵。这次相见,雨田已提了干,正在8旅干部轮训队学习。两兄弟由此建立了联系,战斗生活就有了一点温情的牵挂。

兄弟俩以后又见过两次。一次是1946年春天,8旅旅部驻河南博爱县城,王雨田骑马来看王雨霖,送给雨霖两幅粗布床单,其时他已是团通信参谋了。最后一次见到王雨田是1946年下半年,时间仓促,一握即别,王雨霖仅来得及告诉哥哥自己入党了。雨田听到这个消息特别高兴,勉励弟弟要好好学习,不断进步。不幸的是,时隔不久的1947年初,王雨霖就收到噩耗:堂兄王雨田在打杨庄时头部负重伤,抢救无效牺牲了。王雨霖听了这个消息,真如晴天霹雳,不禁失声痛哭起来。这份伤痛一直埋在王雨霖心中。新中国成立后王雨霖及时给昔阳县有关部门去信证明,堂兄王雨田被评为烈士,总算告慰了英灵。

难忘大别山

1947年8月,王雨霖在3纵队补充团2营当卫生员,参加了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和“坚持大别山”的斗争。部队从华北根据地转战到河南、湖北、安徽交界的大别山区,要越过陇海铁路,跋涉黄泛区,强渡大沙河、淮河等多条大河。前有重兵以逸待劳层层阻击,后有追兵步步紧逼疾进追杀,空中有敌人的飞机狂轰滥炸,我军要想在四面包围中杀出重围,进入大别山区,面临的危险和困难是难以想象的。

一天,由于要摆脱尾随追击的敌人,战士们和伤病员顾不上吃饭,从凌晨3点出发急行军,一直到下午4点多钟,不吃不喝行军,部队已经疲惫不堪,好不容易到达目的地准备做饭,团里通知营长立即到团部参加紧急会议,领导们二话不说拔腿就走。大家见状,知道情况紧急,可是,一哨人马从早3点走到下午4点,水米未进,体力都已严重超支,如果不马上吃点东西,人都会坚持不下去了,所以,炊事班加紧在灶边忙活。饭香味已经在驻地上空弥漫。就在这时,陈再义教导员从团部开会回来,急切地对大家讲:“全体马上行动,强渡大沙河!大家尽量找一些木板、柴棒等漂浮物吧!”营部管理员报告说,饭马上就好了,是不是让大家吃点再走?陈教导员急切而严厉地大声说:“没时间了!敌人近在咫尺,所有人必须马上出发!”形势万分紧急,大家二话没说就以最快的速度跑步前进。

官兵们出村不远就到了大沙河北岸,此时会水的团首长都已经下了河,他们一边在河里划着水为部队示范、鼓劲,一边喊叫着指挥部队渡河。

大沙河,河如其名,河水浑浊、水流湍急,水声激荡如雷,非常吓人。战士们来自四面八方,不会水的战友很多,但是枪声已在很近的地方骤然响起,不容人有丝毫迟疑。所有的战士都只能扑通、扑通地跳进河里。会水的奋力向着对岸游,不会水的只能是各找各的办法。王雨霖也不会游泳,所幸他是紧跟在教导员后面下河的,更幸运的是同他一起下河的还有个老连长周鸽仙。周鸽仙,陕西人,为人沉稳和蔼,又有一身好水性。他指挥王雨霖一只手紧紧抓住教导员坐骑的马尾巴不放,而他则游在王雨霖身边,拽着王雨霖的另一只手。王雨霖这个北方旱鸭子居然没有感觉到害怕,就在周连长的帮扶下,稀里糊涂地渡过了大沙河。

上到南岸,脚踏在坚实的大地上,王雨霖才松了一口气,而尾随的敌军还在北岸不停地打枪喊话。天已黑下来了,部队快速收拢,迅即从岸边撤离,消失在茫茫夜色中。王雨霖随队疾行了一阵,突然感觉身子有些轻松,便跟周连长说:“不好!我的背包丢了!”周回头一看对王雨霖说:“看你紧张的,背包哪里丢了,那不是还在你背上吗?”暗夜里,王雨霖不好意思地红了脸。

那天部队摸黑急行军,整整又走了一晚,前后一算,大家忍饥挨饿急行军已经两天,其间没有吃上一顿饭。后来整顿人马才发现,这次抢渡大沙河兵员损失甚多,王雨霖所在的团卫生队看护班,所有战士都不会游泳,除王雨霖一人外,全部被湍急的河水冲走了。一些伤病员即便会水,由于体力不支,也被河水冲走了。

进入大别山的初期,是部队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一方面,敌强我弱;另一方面,群众对我军尚缺乏了解。为了在敌后生存和发展,部队只能分散作战,与敌人兜圈子。长时间的行军作战,说打就打,说走就走,经常来不及吃饭,也睡不上一个囫囵觉,洗澡换衣服就更谈不上了——其实也没什么衣服可换。战士们身上都生了虱子、痱子,痒得钻心,一抓,破了,又化脓结痂,苦不堪言。但是部队士气很高,谁都不叫苦叫累。

进入大别山后,王雨霖所在部队的补充团改为皖西军区舒城六支队。团长(支队长)李润堂,河南人,早年行伍出身,参加过北伐战争,后转入红四方面军,作战经验极为丰富。有一次王雨霖所在部队与敌人打了一个遭遇战,部队损失较大。李润堂团长就在战后讲评中告诉战士们:“遇事别慌,不能像鸭子一样乱跑,要学习雁群,无论何时都要守纪律有秩序。”李团长的话不多,却让所有人瞬间沉静了下来,大家都在品味话中的道理并结合实战去回味,越想越觉得有道理。王雨霖是个有心之人,这话让他记了一辈子。

1947年10月,王雨霖随部队路经大别山第一个被解放的县城——河南固始县城。然后从固始南下,经安徽金寨、霍山转移到了六安的毛坦厂。我军刚从固始县城撤出,国民党军队就迫不及待、一拥而进占据了固始县,谁知这样一个时间差竟弄出可笑的后果,国民党的飞机以为解放军还在固始,居然飞来狂轰滥炸,误炸了他们自己人。这个乌龙成了王雨霖和战友们很长时间的笑谈。

距离毛坦厂北面不远的地方是张家店。太行3纵队在此打了个漂亮的歼灭战,王雨霖也参加了这次战斗,他年轻机敏,手疾眼快,在战场上奋不顾身地救护了好多伤员,受到了首长的表扬。

有一个晚上,王雨霖跟着教导员在转移阵地时遇到一位营长。营长年轻而又干练,正举着望远镜聚精会神地观察敌情,突然“砰”的一声,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打来一枪,把营长的望远镜打掉了,眼睛受伤,血流不止。旁边的战士们有的救人,有的跑去周边搜索,天黑,终究没有搜到那个狙击手。只听营长怒骂道:“妈的!有种的出来!败军之将,暗箭伤人!”后来才知道,这次作战的对手正是在山东跟3纵交过手的国民党第88师——3纵在鲁西南战役的老对手,确实是我军的手下败将。

连同上次榆社籍老班长负伤,这已经是王雨霖第二次亲历敌人打黑枪事件了。战争环境复杂而又残酷,意外事件数不胜数。

按照军委战略部署,刘邓大军主力跳到外线作战,死死拖住国民党军主力。寻机歼敌,消耗其有生力量。留在大别山区的小股部队,主要任务则是发动群众,建立和巩固政权。经过一段时期的适应,分区部队总结经验教训,确定了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这样,主动权又回到了我军的手里,在敌人心脏里活动,警惕性、保密工作是必须到位的。部队白天活动,晚上也得百倍警惕可能的变故,有时一晚上要转移好几个地方。部队每到一处就立即派出哨兵封锁驻地出入口,人员只许进不许出。外边进来的人,在我们部队没有离开驻地之前是禁止离开的。事实证明这些制度是行之有效的,最大程度地保障了部队的安全。

战争年代没有百分百的保险。一次被突袭的经历,让王雨霖至今记忆犹深。

王雨霖的教导员陈再义,湖北省麻城县人,是2纵队陈再道司令员的堂弟,很早就跟着他哥哥闹革命参加了红军。陈再义爱兵如子,对下属和战士很亲切,作战打仗又特别勇敢,很受战士们拥戴。这天,部队行到三七河镇,天下着小雨,空气清新,一派祥和,部队就准备在此吃午饭。谁知,炊事班的战友刚解下炊具,战士们还没有来得及放下背包,营门口就枪声大作!原来是有一股来路不明的敌人突然冲进镇子,跟哨兵发生了近距离交火。团部的警卫连紧急扑上去堵截,形势陡然变得十分危急!当时陈再义刚刚坐在火边,脱下一只湿透的鞋子,打算烤干。枪响的瞬间陈再义就直蹦起来,鞋也没穿,随手拎了一挺机关枪,平端在手,怒吼着抢出了房门。机关枪嗒嗒嗒一响,刚冲进来的敌人立马倒了好几个。其他人见势不妙,转身就逃。王雨霖见状,赶忙拎了教导员那只湿鞋,跟在其身后冲!刚才气势汹汹的敌人此时已经抱头鼠窜、溃不成军,只恨爹娘没给多生几条腿,逃得一个比一个快;陈教导员兀自不依不饶,如一只怒狮边追边打,光着一只脚一口气追了很远,王雨霖也一直跟在他的后面,看清这股敌人是战斗力不强的还乡团。陈再义见仅剩的几个已经跑远,才停下脚步观察,见这股敌人是往舒城方向逃跑了,才穿上鞋子,带着王雨霖返回驻地。

李团长跟教导员合计:舒城离此不远,部队驻地已经暴露,万一那些还乡团叫来大股敌军进行报复就麻烦了,于是,部队来不及吃饭就又迅速转移了。类似这样危急的情况经常出现。

不久后的一天,部队行军经过三分区医疗所所在地坪田的吴家大院时,陈再义教导员对医疗所段所长说:“老段,让我们的卫生员王雨霖同志留在你这里工作吧!他爱学习,又有文化,是个不错的小同志,能胜任你这里的工作。”段所长一听,满口答应。而王雨霖的眼泪唰地就流了下来。他跟随陈再义数年,虽然是上下级关系,却在战争生活中结下了深厚的友情。过大沙河,是教导员跟周连长救了自己的命;前不久三七河镇的紧急情况,更让他看到了一个能文能武、智慧果敢的我军指挥员形象。王雨霖对教导员不仅仅是感情深厚,同时也佩服得五体投地。真心舍不得离开呀!陈教导员看到王雨霖哭得不行,就安慰他说:“小王,不要这个样子。在哪里都是干革命、打老蒋,在哪里都能立功、能成长!只要有机会,我们还会常来看你。你就留在医疗所好好干吧!”王雨霖心里明白:陈教导员把自己留在医疗所,实际上是对自己的保护。相比之下,医疗所毕竟比战斗部队安全系数要大一些。老首长把话说到这儿,王雨霖也只能流着眼泪点头了。

就这样,王雨霖离开了他敬慕的陈再义教导员,离开了几年朝夕相处的战友,留在三分区医疗所当了看护班班长。

作为一个看护员,看护伤员肯定是第一职责。而看护班在整个医疗所来说,又有其特殊性——既是看护员又是战斗员。平时主要看护伤病员,转移时,看护班走在最前面,是所里的战斗班。在紧张的战斗之余,王雨霖常常想起陈再义教导员,但是戎马倥偬,陈再义教导员不可能如他承诺的那样,来看望王雨霖这个小战士,想来那不过是想让王雨霖安心留在医疗所的安慰之词,但王雨霖却从来没有把陈再义忘记。直到解放后,王雨霖还一直打听陈再义的消息,后来才听说他到某军分区当副司令员了。

医疗所辗转于舒城小金冲、坪田、吴家大院等地附近的山沟里。敌人的扫荡和围剿非常频繁,医疗所里有很多伤员,战斗力有限,必须保证安全,所以大家百倍警惕,有时一晚上要转移好几个地方,觉也睡不成,有些疲于奔命的感觉。然而跑来跑去时间长了,敌人的活动规律也就被他们摸到了:原来,敌人扫荡围剿的重点,都在远离县城较偏远的地方。相对而言,六安、舒城兵力反而空虚,形成了所谓的“灯下黑”。好,那么医疗所就回到县城附近找真空地带,跟敌人兜圈子、捉迷藏。大部分时间,王雨霖和一位姓黄的医助带一些伤病员到六安县的东两河口镇、梁家冲、鲍家湾等山沟活动。敌人来到东两河口镇,医疗所就迅速撤离驻地,上山藏在密林里。等敌人一回到六安城,医疗所又下山回到山沟里,在老百姓家暂驻。游击战术用得得心应手。当地群众基础不错,医疗所的消息灵通得很。

大别山是个好地方,那里的自然环境跟王雨霖自小生长的太行山天差地别。这里常年山青水绿,植被茂盛,物产丰饶,松树、栗子树、松藤树、桐子树……漫山遍野都是,沟里长着大片碧绿碧绿的毛竹和成片的山茶。这么好的地方,却地广人稀,方圆几十里没有人烟。不过,要找住在这里的山民也不难,毛竹就是标志。

在太行山上,有村必有树,在大别山则是哪里有住家,哪里就有毛竹。除了植物之外,大别山的水资源也很丰富,医疗所驻扎的小金冲一带,每条山沟都有小河、小溪,潺潺的流水声有如音乐,且是清澈透明,风光秀丽。这环境,若没有战争的话,在王雨霖看来就是仙境了。

大别山山清水秀,民风也淳朴善良。老百姓对党的政策非常拥护,对红军和解放军都很好。部队来到老百姓家,家家都有烟茶招待,遇到饭点,他们都会主动给战士们做饭吃。部队用水量很大,老百姓每天早上都会把当天喝的开水烧好,大热天每天都有水让战士们冲澡。战士们也经常帮着老百姓做些打扫庭院、担水、劈柴、锄地等力所能及的事情。大家真切地感受到解放军和老百姓的鱼水情深。

王雨霖驻地的那个山沟里只有两户人家。王雨霖的房东叫卢方宽,另一户叫什么名字忘记了。他们对解放军都很友善。我军解放济南的消息,还是王雨霖在老百姓家里一位从南京回来的学生口中听到的。王雨霖他们在卢方宽老乡家里驻的时间较长,彼此互帮互助,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耳濡目染,卢方宽懂得了很多革命道理。部队离开大别山不久,卢方宽就报名参军,汇入了解放战争的大洪流。按当时的条件来说,他们彼此之间建立联系的可能性很小,虽然内心牵挂,但是一直没有对方的消息。新中国成立后,卢方宽到处打听王雨霖的下落。为了找到王雨霖,卢方宽动了不少脑筋,他听说王雨霖可能在福建,就让他邻村一个在福州军区当干部的同志,专门去福州军区空军干部部门打听王雨霖的情况。这一问非常准确,一下就找到了王雨霖!当年的生死之交一见面,别提有多高兴了。后来他们就一直互相联系、走动,战争时代的友情一直延续了几十年之久。现在卢方宽的孙子卢志坚还与王雨霖一直保持着联系。

卫校往事

渡江战役前夕,王雨霖已到第三兵团卫校工作,担任学校党支部青年委员兼团支部书记。校长由兵团卫生部部长兼任。其时三兵团由陈锡联任司令员,谢富治任政治委员。尽管蒋介石在玩弄假和谈真备战的伎俩,尽管国民党军队在长江南岸精心布防,但是谁都看得出来:我军历经三大战役已经消灭了国民党的主要军事力量,长江以北大部地区尽收囊中,国民党军队则陷入了悲观失望、分崩离析的境地。长江天险阻挡不住我军解放全中国的步伐。

在三兵团的渡江地域,有敌第8兵团刘汝明部2个军6个师在对面布防,并在江北控制着望井镇、华阳镇、枞阳镇等据点。这些留驻江北的残敌不仅伸出警戒部队,企图阻止我军接近江岸,而且毁坏、劫持北岸船只,破坏我军渡江准备。国民党大势已去,这些只是疥癣之患,不足挂齿。

刘邓首长命令,一边肃清江北残匪,开辟渡江阵地;一边以大部队进逼长江。几个残破据点,被我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尽破,仅剩下安庆一座孤城。

安庆城周围皆沼泽丘陵,地形极为复杂,城防工事坚固,我兵团决定:留一支部队监视安庆守敌,大部队进入渡江进攻阵地,加紧进行渡江前的准备工作。4月8日,我军攻占夹江500米的铁板州,歼敌300多人,小试牛刀,且是渡江胜利之前奏。兵团还专门组织了团以上干部实地观战,以便吸取经验,增强信心。仗打到此,我军完全占据了主动,战争的结局已是胜券在握。

渡江战役胜利后,王雨霖所在的卫校驻扎在安徽同溪。有一天,兵团政委谢富治带着警卫员路过王雨霖他们的驻地,看到部队拴在树上的马把树皮啃了一大块,就生气地问:“这是哪个单位的?”当时王雨霖正好在场,连忙回答是兵团卫校的。谢富治就对王雨霖说:“把你们领导叫来!”王雨霖立即跑步叫来了张俊仁副校长。谢政委严肃地批评说:“部队的马啃了老乡的树,你们看到没有?这个事情有没有人管?”张副校长站在那里很惭愧,什么也说不出口。针对此事,后来校领导对全校人员进行了遵守群众纪律的专题教育。

兵团陈锡联司令员也作过爱护群众利益的主题报告,列举了三野解放上海时,部队进驻大城市秋毫无犯,在大街上宿营等例子。王雨霖至今记忆深刻。

1949年8月至9月,三兵团由安徽芜湖移师湖南常德,准备进军大西南。兵团直属队在湖南常德召开了直属队党代会。王雨霖作为兵团卫校的党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只开了一个上午,是在当地的一座寺庙里开的。会议由兵团政委谢富治主持,陈锡联司令员讲话。王雨霖至今仍清晰地记得陈司令员讲话的题目是“要比我”。主要讲的是反骄破满,抓好部队思想政治工作,搞好部队生活等内容。

我们的部队就是这样,每前进一步,都要把步子扎得牢牢的,有预见性地防止问题发生。加之“支部建在连上”,整个部队虽然千军万马,但是步调一致,上下同心,故能时刻保持着旺盛的士气和强大的战斗力,无往而不胜。

1949年9月下旬,第三兵团卫校从湖南常德出发,随第二野战军大部队进军大西南。部队长途跋涉,翻山越岭,但斗志旺盛,士气高昂,没有一个人喊累、叫苦、掉队。

1949年10月1日,王雨霖他们行军正好路经湖北荆州沙市。突然间听到新中国成立的喜讯,大家异常兴奋,不约而同、发自内心地齐声唱起歌来。这一唱就一发而不可收,部队唱着歌从城北一直唱到城南;出了城,继续唱。声浪一浪高过一浪,年轻的喉咙发出震撼的声音,在群山回响:

走!向着大西南走;

走!向着大西南走。

西南同胞在等待。

他们正处在水火处,

他们渴望解放,好像大海望甘龙。

年轻人火热的心,跟随着毛泽东前进,

紧紧跟随着毛泽东前进……

重庆解放后,卫校驻在一个叫南温泉的地方,这里是个风景区,有温泉还有许多别墅和学校。王雨霖他们在这个风景秀美的地方度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元旦。元旦后,卫校就接到命令,所有人全部到垫江县参加征粮工作。卫校就王雨霖一个人被分到新民乡,当时的情况比较复杂,说是解放了,但是地方残余土匪势力还没有完全肃清,且时不时兴风作浪。

有一天,有几百个土匪袭击垫江县城,县城只有王雨霖所在的卫校和一个营的部队,剩下就是国民党军刚起义的一支部队了。土匪一心以为国民党起义部队会支持他们,结果想错了,这支起义部队与我们解放军的一个营前后夹击,把土匪打得落花流水,抱头鼠窜。据说土匪头头还是个女的,负了伤后被抬着逃跑了。

春节快到了。卫校组织排练歌剧《刘胡兰》,王雨霖也参加了,并在剧中扮演一个角色。《刘胡兰》演出了好几场,轰动了长寿县,十里八乡的人们都扶老携幼地来看。每次演出一望台下,都是黑压压的观众。王雨霖演得不错,受到了大家表扬。大家都说,没想到你还会演戏呢!

在渡江战役、进军大西南、垫江征粮这段时期,王雨霖不顾自己三次疝气发作、先后三次手术的病痛,带病工作,表现突出,在总结进军大西南工作时,被评为卫校的模范共产党员,并光荣出席了川东军区召开的进军大西南总结授奖大会。其间,张仁俊校长还带他们参观了西南军区医大。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也让王雨霖开阔了眼界。随后王雨霖被任命为川东军区卫校学员三队队长,后来出川准备参加抗美援朝。

王雨霖在卫校学习工作的时间并不长,但这段时间给他留下了较深刻的印象。直到现在,王雨霖还记得川东军区卫校的校歌,此歌是由时乐蒙谱曲、副校长张仁俊作的词,歌词大意是:

在胜利的一九四九年,

我们诞生在大别山。

我们是健康的保障队,

工农兵的服务员。

随着战争的召唤,

打过长江又进军大西南。

毛主席的光芒照着我们这一代青年……

川东军区卫校后来由军队移交给重庆市政府,现改名为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原川东军区卫校的这首校歌也成为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的校歌,一直沿用至今。

入闽作战

王雨霖离开川东军区卫校准备入朝作战,所在部队番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1军后勤部卫生训练队。11军军部在四川万县召开抗美援朝誓师大会后,全军直奔河北廊坊准备入朝。在总结入朝作战备战训练工作时,王雨霖又被评为11军后勤部二等模范。没多久接上级命令,11军军部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5军军部,部队由河北廊坊到辽宁凤城又到山东潍县。

此后,王雨霖到华东军区空军文化速成中学学习文化,毕业后分到了空3师医务办公室当助理员,开启了他的空军生涯。

王雨霖印象最深的是1958年7月,台湾当局在美国支持下,乘中东局势紧张之机,频繁出动飞机对福建和粤东地区进行军事挑衅,加速进行反攻大陆的准备。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作出加强东南沿海军事斗争的决策。指示空军和地面炮兵立即行动,空军转场入闽,越快越好。地面炮兵和海岸炮兵封锁金门及海上航道,空军航空兵部队迅速完成从内地向福建、粤东地区的机动。

当年7—10月,解放军空军航空兵部队进驻福建和粤东地区,开始了打击台湾当局空军袭扰的作战行动,此后发生了一系列激烈的空战;争夺制空权的战斗历时三个月,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7月27日至8月22日,我海军航空兵部队突然出现在福建、粤东前线。台湾当局急于弄清情况,不断出动飞机对该地区机场实施航空侦察,发生了多次空中交火。在这期间,粤东的航空兵部队出动飞机255批、1077架次,空战4次,击落国民党飞机4架、击伤4架,我方被击落1架,取得了四战四捷。

第二阶段是8月23日至10月中旬。这个阶段空战规模越来越大,战斗激烈复杂。特别是8月23日,解放军炮击金门后,美军不断向台湾增兵;驻台湾的美空军接替了台湾本岛的防空任务,经常出动飞机在台湾海峡上空巡逻。台湾当局空军遂以美机为后盾,每天出动飞机达200余架次,除直接掩护运输机向金门空投物资外,有时还派出少量飞机伺机窜扰大陆寻衅。

10月10日,台湾当局空军出动飞机400架次活动于台湾海峡上空。其中1批6架F-86型飞机窜至福清、龙田上空。我空军第14师8架米格-17飞机迎战。空战中飞行员杜凤瑞击落了2架敌机,第一架就是国民党空军王牌飞行员张乃军的飞机。张具有3000多小时飞行经验,而杜凤瑞却是第一次参加空战。张乃军被击落,引起敌方很大震动,立即集中4架飞机,对杜凤瑞形成空中包围。杜凤瑞驾驶的4号战机被敌击中,机尾冒出滚滚浓烟,随时都会爆炸。此时的杜凤瑞驾驶着身负重伤的4号战机,从12000米的高空紧紧咬住一架敌机,一直追到3500米低空,开始猛烈炮击,炮弹剧烈地凌空爆炸,生生把敌机飞行员震出窗外,当场毙命,敌机随即坠入大海!这时,4号战机已经无法操作,飞机开始以螺旋状态向地面坠落。在距地面3000米的高度上,杜凤瑞不得不跳伞。这场空战让地面上的指战员们看得惊心动魄,连喊杜凤瑞“英雄!”眼看跳伞后的杜凤瑞距地面不到1000米,也就是说还有几分钟时间就可以安全着陆了,我地方武装民兵已经做好了营救准备。谁知,一架敌机突然从云层中蹿出,俯冲下来,对低空中飘落的杜凤瑞射出了罪恶的子弹……我空军高射炮兵第521团的战友们迅即开炮,该架F-86型飞机中弹——当即被炸得粉身碎骨。

人们在福建龙田东南21公里的一个小山坡上找到了已经牺牲的杜凤瑞。子弹从他的左后背打进去,右前胸钻出来,进口很小,出口很大。杜凤瑞年轻的脸非常安详,像婴儿在母亲怀抱里睡着了一样。

杜凤瑞烈士的遗体就是王雨霖组织龙田场站卫生队医务人员处置的。他们把烈士的遗体抬放在手术台上,对遗体做了细致的清洗、整理,对伤口进行了认真的包扎处理,并做了整容,然后,为烈士换上了崭新的军服。王雨霖和其他几位医务人员用救护车把英雄送到龙田机场送上直升机。从上飞机到抵达福州下飞机,王雨霖一直守护着英雄,一动都没有动。

飞机在机场着陆后,福州机场举行了简短的交接仪式;军区首长亲自把一面鲜红的八一军旗覆盖在杜凤瑞烈士的遗体上。空军司令部、政治部为杜凤瑞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师政委赵绍昌致悼词,念着悼词他自己就哭了,念不下去了,擦擦眼泪停一下再念,战士们也都哭了。空军司令部、政治部为杜凤瑞追记一等功;国防部授予杜凤瑞“空中战斗英雄”称号;授予他生前所在的飞行大队“杜凤瑞英雄大队”称号。当时谢觉哉、张爱萍、郭沫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为他题词写诗,歌颂这位英勇的空军战斗英雄。其英勇事迹编入了学生课本,影响了几代人。

自10月10日这场惨烈空战后,台湾当局空军折了王牌飞行员,深受打击,已无斗志,再未出动大批量飞机窜扰福建、粤东地区,人民空军遂夺取了该地区的制空权。

福州空军地处作战前线,空军参战部队多,官兵数量大,作战任务频繁,急需建立一个较大规模的卫生医疗部门。1958年底,上级决定在福州市选址组建福州军区空军门诊部。隶属福州军区空军后勤部管理。王雨霖被调到福州军区空军门诊部任政治协理员,参与门诊部组建。

当时福州空军门诊部是空军最大的门诊部,因福州空军没有医院,门诊部还有100张床位的修养所,各科室都比较齐全,医疗设备也比较好。开张的第一年,他们狠抓医疗质量、服务态度和医疗作风建设。积极开展“服务良好安全月”活动,得到了患者和群众以及机关领导的好评和表扬。

拼搏在工程兵四团

1964年7月,上级把王雨霖从福州军区空军门诊部调到才组建不久的工程兵第四团,担任团政治处副主任。当时是福州军区空军后勤部卢洪海部长找他谈的话。卢部长说:工程兵第四团才组建,干部来自四面八方,工作环境很苦,也没有固定的驻地。马上要过八一建军节了,你过了八一节再去吧。过些天,我去给你们四团授军旗!王雨霖听了,态度很坚决地对卢部长说:“部长,不用等过节了,我马上就去报到!”

到了工程四团一看,条件确实很艰苦:部队当时主要任务是修建仓库,驻扎地在福建永安县距离县城10多公里的一个山沟。初到时一片荒芜,无论团机关还是连队,都得靠自己动手搭建草房,团政治处是找了一块坡地,稍作平整,就依次排开五间简易草房。用了很短时间搭建成功,王雨霖带人在草房里架上几个高低床,铺上稻草,13个人的住处就大功告成了。草房四面的墙是用竹片编制成竹篱笆围起来的,四面透风,不仅里面能够看到天上的星星,外面也能看到里面人们的活动。所谓房子,也就是象征性的,比露宿好不了多少。永安县是山区,昼夜温差很大。白天天气热,晚上却非常冷,大山里的蛇和各种虫子感受到人体散发的热气,经常不声不响蹿进草房,钻到人们睡觉铺的稻草里面取暖。一觉醒来,时不时的有谁惊叫一声,原来一晚上竟是与蛇同床共枕。开始的时候,真还有些心理不适,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倒没有听说哪个干部战士被蛇咬伤的。看来,蛇也通人性。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部队上下奔走相告,一片欢腾。当时上级规定,驻地如有敌情,部队行动要听从当地驻军部队职务最高领导的统一指挥。当时王雨霖就是王爷山驻军职务最高的领导,王雨霖顿感自己肩头责任重大。

平潭岛与台湾岛直线距离128公里,海面上一无阻隔。王爷山每年9月、10月份空气澄澈,能见度非常好,如果下午天气晴朗,朝东边望去,用肉眼也可以隐约看到台湾岛。

一天早上,王雨霖正在山头工地上巡视,忽见海上好像有一艘船急速向岸边驶来,不由得停下脚步认真观察。突然,他警觉:“不好!不是船!”然而还没等他有任何动作,耳边一声炮响,一架飞机从他头顶呼啸掠过,差点吹走了他的军帽。他这时才意识到这是一架超低空飞行的蒋军侦察机,刚才的一声炮响,是敌侦察机打开加速器时发出的巨大轰鸣,不由暗叫一声好险!这架飞机是超低空贴着海面飞行,所以远远看去会以为是船飞速驶来的样子。快到岸边时才打开加速器快速拉高逃离。当时虽然两岸停火,但是此类骚扰仍然时有发生。驻防边疆的军人,心里始终弦线紧绷。

但是生活就是这样,有战争的危险、环境的艰苦、夜蛇的惊扰,也就有欢乐的瞬间,给那个年代戍边的战士们留下美好的记忆。王雨霖印象最深的是在王爷山蹲点期间,海军东海舰队文工团领导带着几个文艺战士登岛上山,在他们的施工现场慰问演出,节目非常精彩。一个独角戏的节目,由一位演员扮演一个名叫义利安的印度兵,演员演得惟妙惟肖,台词也很有趣,直到现在王雨霖还记得清楚:“义利安,四十三,当兵20年,还是个下士官……”演员垂头丧气的表情和踮着脚尖弓着脊背走路的夸张姿势,让看演出的干部战士拼命鼓掌,笑出了眼泪。还有一位小战士指挥全排唱歌,动作舒展自如,非常优美、可爱。文工团的那位领导看了就对王雨霖他们讲:“这名小战士是个文艺天才。”

1969年,中央在北京举办全军团以上干部读书班。王雨霖参加了第一期读书班。读书班的学习工作节奏安排得非常紧凑。从战火中滚过来的人们,这不算什么,大家都很好地完成了学习任务,文化水平有了长足提高。最幸运的一件事,是在北京读书班学习期间,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的接见。王雨霖和战友们都激动得热泪盈眶。

王雨霖自参军以来,从战士到干部,一直都是在各处调来调去。在空军工程4团工作的时间算是最长的,从1964年7月至1976年底约12年之久。再盘点回忆:从福建永安修建航材库,到江西樟树修机库,然后在重庆白市驿修机库,再到江西九江马回岭修机场建洞库,最后又去了上饶36库……说是空军,实际上就像个工程兵,多年来一直在搞工程基建。这些工程还都是在部队没有固定营房、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非常艰苦的情况下进行的。加之当时正是“文革”时期,困难和压力可想而知。王雨霖以一名身经百战的革命军人高度的自律和自觉,克服一切困难保质保量地完成了上级交办的所有工作。其实这也就是他调来调去的主要原因。因为他有干劲,不怕吃苦,又有经验,能团结上下,所以,一有新的工程任务就交给他去做,上级首长放心!

临近春节,王雨霖还在千里之外接新兵,王雨霖的爱人吕秀芳就在这个时候即将临盆,这是王雨霖的第三个孩子,她身边的两个孩子年龄小,无法照顾妈妈。而除此之外,跟前再无别人。老团长高宇彬于心不忍,就让财务股的同志给王雨霖家送来40元钱作为困难补助,还帮他爱人找了保姆。王雨霖回来以后对团领导的关心与照顾表示感谢,但是这40元钱,他还是原封不动送回了财务股。他说:“对比全团工作在施工一线的官兵和民工,我家这些困难真的不算什么。如果这都要救济,那么全团有困难的干部、战士太多了,作为团领导,自己不能享受这种待遇。”

最美不过夕阳红

1978年6月,王雨霖从上饶36库调往空军九江疗养院任政委。九江疗养院在庐山上,王雨霖就在这个风光胜地度过了自己从军生涯的最后7年时光。1983年3月,空军党委批准王雨霖按副师职待遇,从空军九江疗养院党委书记、政委的职位上离休,军衔:少校,行政级别14级。那个从太行山上一个叫东王家庄村走出来的农村少年,从军整整50载,可以给自己的军旅生涯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了。

可是,他的脚步仍然不停。离休改不了他的军人属性。他还是努力地做事,帮助所有他能帮得到的人。1985年1月,他带领家人回到空军太原干休所(现为山西省军区太原市第六干休所),先后担任过干休所管委会主任、休干支部书记、纪委副书记等。20世纪80年代,军队开展有偿服务,他带人跑遍了太原各大煤矿推销水产、铝合金门窗、紫外线灯管……花甲之年,他又认识了很多陌生的东西,接触了之前一无所知的领域。他依然干得非常起劲,一次又一次取得了成功。

试想,一个认真的人,努力的人,一个在战争年代连死都不怕的人,哪有做不好的事情。王雨霖也曾几次回到故乡,关心故乡建设,看望亲朋好友,留下他对故乡发展的建议。少小离家老大回。沐浴着西垴坡上美好的晚风,王雨霖的心情想必是愉悦的。他这一生,心志坚决,步伐坚定,始终忠于人民,不忘初心,终于走出了人生最美的夕阳红。

王雨霖,他拥有一个没有遗憾的人生。

编者简介

孔瑞平,山西昔阳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山西省作协会员,山西省女作家协会副秘书长,《散文选刊·下半月》签约作家,《虎头山》执行主编,昔阳县作协主席。出版有散文集四部:《岁月书签》《霜落蒹葭》《蓝色的老宅》《阵风吹过时光的琴弦》。作品散见于《散文选刊》《海外文摘》《广州文艺》《炎黄地理》《山西日报》《山西文学》等,获多种文学奖项并入选多种文学选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