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廷杰　从信息经济到数字经济的转型

吕廷杰，信息社会50人论坛成员、2020年度轮值主席，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重庆邮电大学经管学院院长，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国际通信协会常务理事，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委委员，电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

目前，我们的社会正在进入数字化转型期，数字化究竟是什么、为什么、怎样做？数字化与信息化的关系又是怎样的？相信这些问题都是社会各界所关注的方向性问题。要想回答这些问题，需要从新基建和“十四五”规划，乃至“十三五”规划说起。

我们知道“十三五”规划的核心任务是去库存、去产能，也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是因为在2008年应对因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我国投入了4万亿元来稳经济、救市场。但由于管理上较为粗放，进而造成了产能过剩、库存积压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就有了“十三五”规划中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必要措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成长的三驾马车一直是消费、投资和出口。我国布局“一带一路”的初衷之一，就是要通过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人、财、物和信息的国际间流动，从而推动出口，提振国际经济活跃度。然而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加之美国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反全球化举措，我国短期内无法实现所期待的目标。因此，拉动我国经济中长期增长的任务就落到了消费领域。尽管2020年是中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最高的一年，然而，也仅仅达到同期美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96%，而中国的人口数是美国的4倍。这就意味着，如果中国人均消费水平达到或接近美国的水平，我们的消费市场至少还能增长4倍。

拉动消费的市场目标在哪里？近中期投资驱动的新基建给出了答案：5G、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和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可见，与传统基建相比，新基建发力于科技端，注重的是中长期的价值配置，且大多与信息科技相关。由此可以判断，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推动力来自高端制造业，而数字化正是打造未来高端制造业的核心抓手。为什么这么说呢？

统计数据表明，2020年中国的GDP达到101.5986万亿元，而国家统计局公布2020年全国共14.1178亿人，这说明中国已经成功突破了中等收入陷阱。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是西方经济学家提出的一种经济发展格局，指当人均GDP接近或达到1万美元时，经济体的经济就会停滞不前。因为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地区在经济发展初期可以利用资源输出和人口红利获得短期的经济成长，但资源会枯竭，大量低收入人群会因为收入的不断增长走向高端消费。这样，高附加价值的工业制品的消费就会因发展中国家高端制造业的缺失而流向发达国家。

目前经济学界普遍接受的国际贸易理论和全球化体系都基于西方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人的比较优势理论。该理论的主要观点是，发展中国家因为人员工资低，所以在生产服装鞋帽和小家电方面有比较优势，主要生产具有低附加价值的产品，而发达国家由于科技发达，可以生产发展中国家不能生产的芯片、发动机等，因此在高端制造业领域具有比较优势，主要生产具有高附加价值的工业制品。通过互通有无的国际贸易活动，各国可以在最经济的条件下各取所需。

然而，正如所有经济学结论都是有前提的一样，比较优势理论一旦遇到政治因素的干扰，如断供，就不攻自破了。中国发展高端制造业，不仅可以使中国摆脱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讹诈，还可以实现消费层面的内循环。这也是中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一环。所以，“十四五”规划的主基调是：以国内循环为主，实现国内、国际相互促进的双循环。

那么，我们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核心在哪里？核心在于走向高端制造业，实现消费的内循环，避免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被发达国家在高端消费品领域“薅羊毛”，导致经济停滞不前。值得指出的是，科技的创新对于高端制造业和高附加价值产业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新基建和“十四五”规划都十分关注科技发展战略的原因。其中，信息科技尤为重要。

回顾历史，在人类社会信息文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20世纪60年代的大型计算机、70年代的小型计算机、80年代的个人计算机、90年代的桌面互联网，以及2000年以后的手机上网——移动互联网、2010年以后的大数据和云计算、2020年我们所热议的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与5G技术的深度融合，等等。

1980年，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写了一部极有影响力的书——《第三次浪潮》。托夫勒在书中指出，人类的第一次浪潮是农业文明的出现，因为发现并开发利用了物质资源，种庄稼有了锄头和犁耙，社会生产力三大要素（生产资料、生产者和生产工具）中的生产工具进步了，人类社会进入农业文明时代。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使耕种面积扩大，生产了吃不完的剩余产品，因此产生了交换的需求，于是有了市场和货币，人类的文明就进步了。

紧接着到来的是称为工业文明的第二次浪潮，诱发这次浪潮的关键因素是人类发现了一种新的资源——能源，因此开发了新的劳动工具——动力化工具，这种工具的特点是：只需要人来操纵，不需要人的力量驱动。蒸汽机、机床、汽车等就是工业文明的产物，所以社会生产力水平再度得到大幅度的提升。于是，当时只有几千万人口的英国，作为工业文明的发源地，一举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中国当时没有跟上工业文明的步伐。

在第三次浪潮——信息化浪潮中，人类发现了一种新的资源——信息，并通过网络和计算机存储、处理信息。托夫勒曾预言，未来一个国家、一个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其运用网络和计算机的水平。因此，信息化逐步成为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那么，什么是信息化？举个例子，20多年前，我们一群人出国，每人都要带一本厚厚的地图册，每天晚饭后大家会聚在一起商量明天去哪几个景点、怎么走。结果，常常因为信息不及时，设计好的路线正在修路，或者发生了交通事故、道路拥堵，影响了行程。后来有了GPS，只需要把想去的地方输入导航仪或手机，一切路况尽在掌握中，行程还得到了优化，从而使我们的出行更方便，效率更高，这就叫信息化。信息化的本质是人还在操纵机器，但信息辅助了我们，让我们的整个操作更加方便、快捷，更有效率。

那什么是数字化呢？数字化是信息化的高级阶段，又叫后信息化时代，在数字化时代，我们只需要坐在车上，告诉车我们的目的地，车是自动驾驶的。在这个时代，人类将开发各种新型的劳动工具，这类劳动工具的特点是：既不需要人的力量驱动它，也不需要人来操纵它，机器智能大行其道。大家也许听说过“黑灯工厂”这个词，之所以黑灯，就是因为工厂内部不需要人了，机器的操作是通过传感器和网络由算法驱动的。数字化时代就是智能经济时代，经常有人把数字化和智能统一起来称为“数智化”，把万物互联称为“万物智联”。

那么，数字经济和智能经济的区别在哪里呢？智能经济是从科学技术影响劳动工具的角度来说的，而数字经济是从生产资料（要素）的角度来说的。

最早提出数字化的人是谁呢？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教授唐·塔普斯科特（Don Tapscott）。1995年，他出版了Digital Economy一书，首次提出了数字经济的概念。在Digital Economy出版一年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尼葛洛庞帝教授出版了《数字化生存》一书，由于尼葛洛庞帝也是美国《连线》杂志的主编和搜狐的天使投资人，数字化这个词开始广泛地见诸媒体。2000年4月，美国商务部作为首个政府部门接受了数字经济这个词，并发布了《浮现中的数字经济》白皮书。

中国普遍采用数字经济这个词，应该始于2016年的G20杭州峰会，该大会一致通过了由中国主导起草的《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从此，我国进入数字化转型期。社会的数字化转型离不开网络和计算机的赋能。目前网络技术的前沿就是由5G引领的万物互联的泛在连接应用；而计算机技术的前沿就是人工智能的各类应用。例如，我国许多港口都进行了数字化改造。机械装备通过5G和人工智能的赋能实现了远程操控；每个集装箱里装了什么、属于谁、运到哪儿去，这些信息通过数字孪生一目了然。

面对这种情况，也有很多社会学家担心，人工智能所消灭的工作岗位数可能多于它所创造的工作岗位数。然而，我认为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因为社会经济的运行会自适应地形成良性循环。

以工业文明为例，当年机器的出现使一台机器可以顶替10个工匠的工作，而只需要一个工人看管，造成大量的人员下岗。但看管机器的工人工资大幅度提高，因此，发达国家人均工资比较高是其工业化的结果。与此同时，工人的休闲时间也增加了，他们可以旅游、休闲度假和开派对。强大的市场需求催生了服务业大军，被机器替代的下岗工匠成为服务业的主流，在岗工人在服务行业的消费，构成了国民收入的二次分配，经济因此循环起来。

那么，数字经济时代对就业的再分配规律是什么呢？有这样一个趋势：第一产业——养牛放羊（农牧业），第二产业——杀牛宰羊（工业），第三产业——吃牛肉、喝羊汤（服务业），第四产业——“吹牛皮”“出洋相”（文化创意产业）。我在这里提出这个问题，就是希望大家意识到，文化创意产业将是未来的朝阳产业，是数字经济时代吸纳就业人口的重要领域，做好正能量的引导和基于数字科技的寓教于乐的文创项目才是发展的正确方向。

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能够迅速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很多人研究了各种因素，而我坚持认为，信息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加速器。我也坚定地认为，我们的数字化进程将使我国经济发展保持在快车道。数字化转型是今后十年的趋势，所有的行业都值得重新做一遍，因为趋势大于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