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相关理论和设计新思维

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前后，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几十年间，世界政治与经济格局不断发生重大变化，带动了各国工业制造体系与创新体系政策的不断调整更新，其间诞生了丰富的“工业设计”及“标准化”思想的研究成果，不断形成推动创新机制与研究机制进步及发展的新设计思维。

197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赫伯特·A·西蒙首提“人造物的科学”[4]，将设计科学置于极为宽泛的社会领域，突破传统的狭隘学科认识，强调设计行为作为人类最基本的创造行为的开放性与创造性价值，并强调设计科学是一门区别于自然科学的特殊学科。此后，他还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设计科学”的研究成果，阐述了他对于“设计科学”继续深入探讨的成果，而且包含了含义鲜明的“设计标准”思想。赫伯特·A·西蒙认为“设计标准”是一种非常自然、合理的存在，而且正是这些不言而喻的“设计标准”的存在，构成他所主张的理性方法与自由精神相结合的“设计科学”内涵[5]。事实上，在20世纪60年代，有关“设计标准”的提法已经出现于相关的论述中。 Tufan Orel的论文《“自我时尚”技术：超越工业产品的普及性和变化性》就列举19世纪英国陶瓷业巨头韦基伍德（Wedgwood）品牌与刀具品牌Montgomery Werd“完美的标准化”以及“标准化与变化性相结合”的设计理念等[6]；而西蒙的“设计科学”概念则十分强调设计物在“内部的自然法则和外部的自然法则之间的界面”，“它关心的主要是通过使内部环境适应外部环境这一中心目标”，这里的“法则”“界面”等概念方法已经十分接近于“标准”，而且在他的多处论述中已经直接使用了设计领域的“严格标准”“设计标准”等提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敏感于时代变化以及科技迅速进步的西蒙，在当时已经预感到通过大规模数据库建设以及“标准化与变化性”结合的方法，可以实现设计在电子音乐甚至人机对弈领域的重大突破，而今天这一预言已经成为现实。[7]

维克多·马格林从政治学的角度讨论“设计与人性本质”的关系。他从人工制品的政治学的角度切入，论证了对设计的精神性探讨是当下设计发展的关键点，它能够激起设计师对于人性本质需求的关注并帮助设计师洞察和发现设计的深度价值，只有这样设计才能够发挥对人类文明构建的平台作用[8]。他认为“消弭了人工和自然差别的生物技术专家和生态学专家的极端看法可以与另一种视自然为神圣的观点相比较。”[9]这种“与神有关的精神性”可以建立人工制品与社会话语的联系，可以构建精神信仰和实际行为的积极意义，甚至变成一种改变人类行为的叙事力量。他强调 “精神性”是一种设计的范式，精神性元叙事作为人类意图的话语，它从根本上指导设计的方向。即便现在的人工制品已经能够满足人的需求，但是精神性元叙事能够让设计师深刻了解到“用户作为人的深度与价值”，那么设计才能真正为人服务，并提高人类生命价值的质量。因此，工业设计不能简单变成一种工具和手段，应该在设计方法论上有所突破，而这种突破和“设计思想”有关，是一种基于精神层面的设计理论和制度的构建。

英国经济学家安东尼·吉东斯[10]关于现代性与现代制度的分析对于思考“设计标准”问题颇有启示。他认为，现代性是工业社会的典型特征，在特征上它与以往稳态的农业社会的秩序不同。工业化的前提是以人类与自然资源之间的交互作用为基础，从人类原本依赖于自然的变化生存的状态脱出，变成依赖科学与技术改变自然的状态。由此而导致的结果是，人类的生活环境由“自然环境”状态变为“人化环境”状态。这种人为环境的道德依据与评判标准深刻影响着当代社会的经济作为。他论述这些变化的同时，指出今天所面临着一系列“现代性”变革带来的后果：经济增长机制的崩溃、极权的增长、生态环境的破坏和灾难以及大规模的战争威胁等，这一切来源于工业化过程中不计后果的恶性竞争、无序发展。从现代设计的角度来看：工业设计作为一门专业知识，同样依赖于工业化生产方式，也同样反映出这种生产方式所带来的负面后果。工业化生产的基本逻辑就是“去人性”化、“去文化”化。它需要构建规模化的专门技术、方法以及满足生产需要的工具，以更有效地与大工业生产融合。但与此同时却忽视了人类生产行为中的文化多元性、经验丰富性，忽视了宝贵的手工生产经验是规模化生产方式的原型及意义的标准，这种现代发展方式的负面后果应该在新的生产文化构建中主动地予以纠正与修复。

反映在哲学、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民族学、艺术学等领域的众多大师思想，为“工业设计标准”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武器，同时这些思想成果也是丰富研究内涵的宝贵的资料来源。此外，20世纪中后期蓬勃展开的现代设计业务也促使在设计领域开始探索与设计标准相关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性相比，在此期间由设计师及设计研究者完成的一批项目中反映出来的相关认识成果，也为本研究展开创造了一定的有利条件。比如，1997年Ferrari＆Gary 就展开了关于“设计标准”的研究，他在The evolution of new design standards一文中阐释了设计标准对于产品研发的重要作用，指出“设计标准的制定和使用是产品成功开发的关键”（Design standards and their use are the keys to successful product development for a global electronics community）。他提出，根据不同的实现策略，设计标准化提供了许多成功实现的选择和路径。他特别强调了设计标准的重要作用，并对设计标准的分类进行了描述：“在设计领域有三种基本的标准化文档：标准、规格和指南。三种标准化文档都有自己的功能，设计师应该充分理解每一种文档并把它们作为自己工具包的一部分”（There are basically three types of standardization documents in the design domain--standards， specifications， and guidelines.Each has its own function， and each should be recognized by the designer as being a part of his/her toolkit）[11]。从“标准化”研究的角度出发，全球市场的消费者和产品开发者都希望有国际统一的标准化文件及应用规则出现，通过这样的跨行为通用的国际性标准，可以使全球任何地方的设计工作都能满足不同条件、不同状态、不同方式的产品消费要求。另外，Ferrari＆Gary在文中还用电子产品生产案例来强调设计标准需要不断地进行更新，随着技术的进步及消费的扩大，相关产品的设计标准需要及时更新、迅速推广，同时辅以新产品与产品材料性能标准和产品零部件准配之间的评价标准。Ferrari＆Gary从产品设计的物理标准属性切入，阐述了对设计标准的思考与建议，这对工业设计标准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美国的丹尼尔·F·库法罗等在《工业设计技术标准常备手册》[12]中，既规范了工业设计的设计流程，又对设计文件中所涉及的技术术语以及相关的标准进行了梳理。作为一本工业设计的技术标准手册，非常详尽地将工业设计过程中所有的细节技术进行了阐释，方便多学科、多工种与工业设计相关的环节进行协同与交流。作者的观点非常明确：之所以要编制工业设计技术标准手册，就是为了让工业设计更好地与商业对接，既能够与产品生命周期各个环节进行统一语言的沟通，又能够让工业设计聚焦技术细节而非泛泛地停留在“设计的创造性概念”上夸夸其谈。该手册让工业设计再一次聚焦到了生产技术、测量、验证等设计知识的细节，特别是在涉及工业设计的技术范围的描述中，作者大篇幅地介绍了人体工程学和机械工程学相关的知识要点。这些知识要点和工业设计进行交叉研究中的技术指标是工业设计不可或缺的重要知识，而这些知识也正是工业设计通往商业成功的关键。

美国的特里·马克斯（Terry Marks）和马修·波特（Matthew Porter）编著了《好设计》一书，书中用大量的设计实例说明什么是好设计、什么是差设计，目的也是区分“目标设计与无用设计”“有效设计与无效设计”。他们调查了大量的优秀设计师力图得到什么使得设计变得有效，什么因素让设计变得无效等。他们发现设计师认为好设计的共性特征体现在“概念、内容、工艺、惊奇、悬念和沟通功效”上。[13]书中所采访的设计师无一例外试图从设计的创造性思维中寻找产生好设计的逻辑，也即设计规律。显然，设计的创造性思维与逻辑性思维的交叉部分就是工业设计技术。

美国的Donald A·Norman是具有工程学和社会学知识背景的科学家，他在多本著作中通过大量的实例对设计进行反思，其中很多失败的设计案例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比比皆是。Norman博士认为每一个人都有责任让这个世界更美好，设计师有责任让设计更好地服务于人类和社会而不是制造障碍。设计需要符合人类基本生活规律，设计需要“约束”亦需要 “评价”。Norman博士提到未来智能化技术的泛在前提下，设计应更具备反思精神，不但要反思过度的自动化带来的问题，也需要认清科技和人的交互需要“自然”因素的调节。比如，人与机器的交流要有“反馈”、机器应该辅助人类而不是代替人类等，这些设计思想无不体现出设计也需要有标准的规范和引导。[14]

钱琼、解君梳理了工业设计与标准化的关系，总结了我国工业设计及其标准化的现状，提出了工业设计标准化发展方向和途径。虽然只是简单地论述了工业设计基于产品具体设计层面的标准化方法建议，但是也提出了建设产品模数体系的建议，是难得的专题研究“工业设计与标准化问题”的成果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