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的缘起

我很早就接触到了莫里康内的音乐。确切时间记不清楚了，因为在1985年我出生的时候，他的许多作品早已问世多年。我记得我很小就和父母一起在电视上看《撒哈拉之谜》（Il segreto del Sahara，1988）——我看的应该是重映，因为那时候我肯定不止三岁，或者看布德·斯宾塞（Bud Spencer）主演的《哥儿们，我们去西部》（Occhio alla penna，1981）……我还记得电视剧《出生入死》（La Piovra）的一些画面……所以我肯定也听过这几部片子的配乐。

我们一家人从来不去电影院。

很久之后我才知道，那些音乐都是莫里康内谱写的，在我还不能把两者联系在一起之前，谁知道有多少他的曲子早就深植在我的脑海中。

那时候我很讨厌上学，所以我开始跟着我的父亲学吉他。我还有其他吉他老师，但这远远不够：我想创造属于自己的东西。这是需求，也是权利。我想我应该用音乐来进行创造。我辗转跟随许多人学习，但是我只想要一位真正的老师。那位“对”的老师。

2005年5月9日，我的父亲詹弗兰科下班回家带来一份《地铁报》，就是那种会在公共交通上免费分发的报纸。

“埃尼奥·莫里康内会出现在米兰的奥贝丹影院，就是今晚……说不定你跟弗朗切斯科还能赶得上。”弗朗切斯科是我的兄弟。

我冲回房间，把自己用电脑创作的几首曲子录到CD里，又写了一封信放进信封，在信封上写好“致莫里康内”。信不是很长，我在信里写道，希望他听一下CD，特别是其中一首曲目《树林的味道》［I sapori del bosco，我当时非常喜欢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La sagra della primavera）——当然现在也很喜欢——于是我半是靠听，半是靠一份被修补过的乐谱，试着写出了新的乐曲］。那是曲目11。我还写道，希望他能指点一下我的音乐，要是能给我上几堂课那就更好了。

是的，我在问他是否愿意成为我的老师。

我和弗朗切斯科赶到奥贝丹影院的时候已经有些迟了，我们根本找不到停车位，讲座也早已开始。放映厅里没有一个空座位，我们只能在外面等着，旁边有几个家伙在不停地抱怨……我记得大概一个小时之后，一位穿西装打领带、仪表堂堂的中年男士等得不耐烦了，开着他的大红色轿车扬长而去，敞开的车窗里飘出尼诺·罗塔的《阿玛柯德》1，还开到最大音量，这太逗了。没过几分钟，有人从后门出来了，我横插一脚挡住门，和弗朗切斯科一起溜了进去。

讲座已经进入尾声，放映厅里座无虚席。我只听到交流环节的最后一部分。一个问题，一个回答。

某位观众问道：“对于新生代作曲家们，您有什么看法？”

莫里康内回答：“看情况。他们经常往我家里寄一些CD，一般来说我会听个几秒钟，然后全部扔掉！”

我告诉自己，他可能心情不好。但我还是排在乐迷队伍中等着问他要签名。

在我快要排到的时候，莫里康内起身准备离开。放映厅没有后台，唯一的出口就在我这个方向。我心想：“这可不行！那就这样吧……”他从台上下来，我毫不客气地挤开人群，成功突围到他面前。我拦住他，说有一张CD要给他。大师一开始以为我要他在CD上签名，就拿出了笔，但我很清楚地告诉他这张CD是想给他听的。他说他没地方放，但我坚持要他收下，还热切地把信封举到他面前，让他看看一张CD占不了多少空间。我强调说，我尤其想要知道他对曲目11的看法。他接过信封，叹了口气，离开了。

回到家里，我的父母已经躺在床上了。我长话短说，把发生的事情都告诉了他们。“嗯，反正他说过他都会扔掉的。晚安。”

第二天，发生了一件谁都没想到的事。我去韦尔切利上斯特凡诺·索拉尼（Stefano Solani）老师的和声课——这门课我学得不是很好——课上到一半时，母亲打来电话。她说莫里康内来电想要跟我聊聊，他甚至给我留了一条语音留言，后来我把这条留言录了下来，一直保存到现在。

那天是5月10日，星期二，他说他听了那首曲子，觉得很有特色，但他断定我是自学成才的。我需要一个好老师。他没办法给我上课，因为他没有时间，但是建议我去学习作曲。“您必须这么做，那是好音乐，但如果您不系统学习作曲，您永远只能模仿他人。”这是一个大问题，因为作曲专业的老师我一位也不认识。

一个星期之后，我打电话给他表示感谢，顺便向他咨询：“您可以为我推荐一位老师吗？”他说可以给我介绍几位，但是他认识的老师都在罗马。他建议我不要去音乐学院，而是走一条自己的道路——但至少去罗马把赋格2学了。我再次感谢他，回复说自己一定会搬去罗马。

我真的这么做了。我开始学习作曲，我的人生之路从此截然不同，开始变得复杂，但是我学到了很多。我遇到了很多想要感谢的人，尤其是瓦伦蒂娜·阿维塔，那些年她一直陪伴着我；还有鲍里斯·波雷纳（Boris Porena），我在罗马附近的坎塔卢波—因萨比纳向他学习作曲，后来他成了我的老师；还有保拉·布钱（Paola Bučan）、费尔南多·桑切斯·阿米利亚特吉（Fernando Sanchez Amillategui）和奥利弗·韦尔曼（Oliver Wehlmann），我们在一起进行了很多很有意义的思考；Yes乐队的乔恩·安德森（Jon Anderson），我第一个正式的合作对象就是他，还有我在维持生计的工作中遇到的所有人。没有这些交集，也许就不会有这本书。

我和莫里康内偶尔也会通电话。我会写信把自己的思考告诉他，或者请教他的意见，第二天他会打电话给我说说他的看法。虽然这种碰撞只存在于电话之中，对我却非常重要：它给了我目标和勇气。

我在罗马待了六年。当我决定搬到荷兰继续求学时，我给莫里康内写了一封信解释自己离开的原因。他又一次打来电话，就像他一直做的那样，动情地向我讲述他事业的开端、辉煌、低谷……“等您回到罗马的时候，我愿把一篇描述我作曲生涯的短文交给您。”他对我说。在真正开始共事之前，我们一直互相称呼“您”。

那篇短文叫作《电影音乐纵览》（La musica del cinema di frontealla storia）。2012年夏天，我们再次在他家碰面，我到那时才真正看到这篇文章。按照承诺，他送给我一份复印件，让我看完之后告诉他我的想法。我深感荣幸，兴致盎然地读完，并做了笔记。

出书的计划就这样诞生了。在这个过程中我有很多发现，短文所呈现的只是冰山一角而已。我们的对话开始于2013年1月；当时我住在荷兰，但是经常会回罗马。从那时起，我一直带着这样的信念：我要在和他第一次见面的十周年纪念日之前，把完整的文稿交给他。我做到了。2015年5月8日，我从米兰的索拉罗出发——我的父母至今还住在那里——前往埃尼奥的家，等待他审核那份文稿。四个小时之后，我离开他家，心里就像有一个巨大而沉重的轮子正缓慢地转着，缓慢地走向圆满。

我们的对话就是这样产生的，它们来自我强大的信念和埃尼奥·莫里康内的信任，他同意我继续这场冒险，而我则把握这无比珍贵的机会，也身负巨大的责任。为此，我感谢他和他的妻子玛丽亚——玛丽亚永远那样细心认真、热心可靠；感谢他们一家，以及他们给予我的时间——有时候为了收集重要信息，我们会聊一整个下午，甚至更久。我还要特别感谢：贝尔纳多·贝托鲁奇（Bernardo Bertolucci）、朱塞佩·托尔纳托雷（Giuseppe Tornatore）、路易斯·巴卡洛夫（Luis Bacalov）、卡洛·韦尔多内（Carlo Verdone）、朱利亚诺·蒙塔尔多（Giuliano Montaldo）、弗拉维奥·埃米利奥·斯科尼亚（Flavio Emilio Scogna）、弗朗切斯科·埃尔莱（Francesco Erle）、安东尼奥·巴利斯塔（Antonio Ballista）、恩佐·奥科内（Enzo Ocone）、布鲁诺·巴蒂斯蒂·达马里奥（Bruno Battisti D'Amario）、塞尔焦·多纳蒂（Sergio Donati）、鲍里斯·波雷纳，以及塞尔焦·米切利（Sergio Miceli）。

本书无意也无力做到巨细靡遗，莫里康内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音乐大师之一，面对这样一位博学多才的人，要描述出他人生的每个细节是不可能的。但是我觉得，每位读者——不管你是不是音乐家——都能在阅读本书时找到一些和自身息息相关的问题。能做到这一点，我就心满意足了。

亚历山德罗·德罗萨

注释

1*尼诺·罗塔（Nino Rota），意大利著名作曲家，最负盛名的代表作是《教父》（The Godfather）系列的前两部。他也曾为电影《阿玛柯德》（Amarcord，1973）谱曲，这是意大利著名导演费里尼的代表作之一。（本书注释中带星号的皆为译注）

2*复调音乐中最为复杂而严谨的曲体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