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中国”丛书总序

“亚洲人会思考问题吗？”20世纪末，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提出了这个问题，试图反驳西方文明的普世主义。他写作的年代正是历史发展晦暗不明的时段。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取得了令人骄傲的发展成就，日本经济发展甚至直逼美国，创造了“亚洲奇迹”，而中国改革开放也开始推动经济的持续增长，“亚洲价值”这个概念一度引发相当大的关注和讨论。但另一方面，这个时代恰恰也是苏联社会主义阵营解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取得冷战全面胜利、美国以全球“新罗马帝国”的姿态推动“历史终结”的时代。

在这样的背景下，马凯硕论述的重要性可能不在于对“亚洲价值”或“亚洲奇迹”的辩护，也不在于关于西方文明具有“致命缺陷”的论述以及对西方文明走向衰落的预言，而在于对整个亚洲思想界发出的挑战：“亚洲人会思考问题吗？”从这个角度看，这个问题直接挑战了围绕“亚洲奇迹”“亚洲价值”所展开的讨论。无论是关于“儒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论述，还是关于延续至今的儒家思想与自由主义、民主主义乃至普通法法治的种种论述，这些论述表面上看起来是挑战西方的普世主义，但可能恰恰是亚洲人不会思考的证明，因为这些论述始终在西方人的问题框架中思考问题，从而使亚洲思想与实践沦为一个普遍主义视角下的“地方性”行为。从更长的历史脉络来看，近代日本“脱亚入欧”以降，亚洲人就自觉不自觉地将西方人思考的问题作为普遍的问题来思考，从而弱化了在普遍性层面自主思考问题的能力。

思想从来不是空洞的。普遍性思考需要来源于普遍性实践所产生的动力。没有普遍性的政治实践就很难催生普遍性思考，而唯有具备完整的政治主体性才能推动政治行动的普遍性。从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日本率先通过“脱亚入欧”完成现代化转型，脱离东亚秩序而加入欧洲列强打造的“维也纳体系”，作为西方世界的一部分参与到殖民奴役亚洲的历史进程中去。而此时，作为东亚秩序的中心，中国面对日本、朝鲜、东南亚被西方殖民者入侵却缺乏维持东亚秩序普遍性的政治实践能力。因此，东亚秩序的解体必然带来中国秩序的解体，这不仅是政治秩序的解体，而且是思想秩序的解体。没有东亚秩序想象的中国，必将随着传统帝国的解体而解体，努力在西方列强构建的普遍秩序中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以致晚清无论是立宪派还是革命派，绝大多数中国人以适应西方“维也纳体系”、努力寻求加入列强俱乐部作为政治行动的唯一路线，而将其他的可能性投射到遥远的未来。在思想上，许多中国人看不到普遍性思考的可能性，向西方列强学习，模仿西方的历史、制度与治理经验，甚至推动中国西方化，就成为中国思想界最为迫切的知识活动。

因此，亚洲人任何试图真正恢复普遍性思考的努力必然要从推动普遍性政治行动展开，这首先就要从构建政治的主体性和自主性开始。当西方列强构建的维也纳体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土崩瓦解，新生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无法协调列强之间的利益冲突之际，从十月革命中诞生的俄国苏维埃政权为被压迫民族提出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从而催生了一种全新的普遍性政治行动和普遍性思考的可能性。因此，中国共产党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不仅以“天下的主人”的姿态成为构建普遍性政治秩序的行动力量，而且承担起提供普遍性思考的思想力量。中国由此获得了一种历史机遇，不仅通过革命和建设重塑自身，而且积极参与国际体系的重建，重塑人类现代化发展的普遍性秩序，努力恢复亚洲人思考的普遍性，即以后发国家的身份超越西方发达国家，确立新的普遍性秩序与生活方式。

正是在这种政治实践的普遍性和理论思考的普遍性的压力下，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本国实际和世界格局，摸索出了一条与苏俄不同的、依靠农民取得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道路，从而在亚非拉广大不发达地区产生了强烈的辐射效应。中国关于如何保持社会主义政权性质的探索与思考，在苏联的社会主义经历了苏共二十大的蜕变之后，一度对欧美的进步力量产生了很大影响。这实际上是亚洲人在重新开始普遍性思考之后在政治行动和理论思考上做出的巨大贡献。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革命不仅打造出了一个独立自主的新中国，而且在全球政治格局中为亚洲人提供了一个独立思考普遍性的政治空间和思想空间。这恰恰是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的普遍性意义，即第三世界国家要独立于其他世界，获得学会思考自己普遍性的政治能力和思想能力，从而构建自身普遍性的秩序。在冷战两极对立格局中，中国是除美苏之外极其罕见的具有独立自主行动能力和思考能力的国家，从而在全球格局中开辟新的普遍性空间。正是这个普遍性的政治空间和思想空间，才使得中国能够在冷战的地缘政治行动格局和普遍性思考的格局中游刃有余，最大限度地发挥普遍性空间的独立性、自主性和灵活性。

从全球地缘格局中政治行动的角度看，中国一旦和苏联建立密切的政治关系，就会形成联结大陆腹地与海洋世界的巨大基地，这对西方海洋世界构成巨大压力。相反，中国一旦与西方世界建立密切关系，就会成为包围大陆世界的重要力量。而从普遍性思考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中国的普遍性思考提供了理论可能性，这意味着中国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以自身的亚洲身份和中国历史传统与现实来实事求是地开展普遍性思考，既可以打破苏联主导的社会主义普遍性，也可以打破西方资本主义的普遍性，同时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和西方模式的资本主义变成一种地方性知识，并转化为构建中国道路普遍性的有益要素。

这种政治行动的普遍性和理论思考的普遍性构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政治行动和理论思考的主轴，构成了从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到习近平时代在与时俱进、不断变化中保持的内在连续性。20世纪50年代，中国联苏反美，在苏联的支持下迅速建立起重工业体系。然而，随着20世纪60年代中苏交恶，中美两国在70年代开始改善关系，中国开始利用资本主义世界的资金、技术和全球市场来发展自己，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建立起来的完整重工业体系的能量释放出来，迅速成为全球贸易大国、制造业大国。从这个角度看，冷战结束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中国这个独立的普遍性政治空间在地缘政治和发展道路选择上所发挥的独特作用。

正因为如此，“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奇迹根本无法提供普遍性政治行动的独立空间，无论如何宣扬“亚洲奇迹”或“亚洲价值”，都无法催生真正的普遍性思考，只能产生类似儒家资本主义、儒家自由主义、儒家民主主义之类虚假的普遍性。因为“亚洲四小龙”不过是西方世界支配的政治附庸，不具有政治主体的独立性和普遍行动的可能性。在后冷战的世界格局中，唯有具有文明传统的政治大国才有可能参与普遍性政治行动，才有可能提供普遍性思考。而在东亚世界，日本当年试图建构“大东亚共荣圈”的政治行动失败之后，京都学派代表的普遍性思考的思想冲动不仅在日本消失了，在中国思想界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回应。而今天，也许只有中国的复兴，才能为亚洲人提供重新学会思考普遍性问题的可能性。

因此，在马凯硕提出“亚洲人会思考问题吗？”这一问题十多年之后，中国思想家才开始回应这个问题，提出超越五四运动的“第二次思想启蒙”，试图把中国人从西方思想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学会从亚洲或中国的视角思考问题的普遍性。而在这个时候，恰恰是中国崛起推动的普遍性政治行动已经远远走在了普遍性思考的前面，正在人类历史上走出一条独特的现代化道路。这种普遍性政治实践迫使思想界思考：中国道路究竟能够为这个急剧蜕变的世界带来何种新的可能性？又具有何种世界历史的普遍意义？在晚近引起中外思想者热议的这两个问题本身就预设了新的问题意识：不是将中国单纯视为与普遍性相对的特殊性，而是认为中国实践包含了对人类所面临的普遍性问题的回答，在其特殊性中蕴含了普遍性。回应这个问题恰恰可以看作亚洲人重新学会思考问题的历史性开端。

因此，要回答“亚洲人会思考问题吗？”这个问题，不仅要关注“中国人在想什么”，更要关注“中国人在做什么”。然而，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之中，理论思考的普遍性与实践行动的历史性的张力不仅表现为知（logos）与行（ergon）内在的张力，而且表现为知识分子群体与政治家群体的张力。伴随着亚洲秩序的解体和普遍性思考的丧失，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群体逐渐变成了“自由漂泊的知识分子”而依附于西方的普遍性思考，而亚洲秩序解体后中国加入西方资本主义秩序，也第一次在中国催生了一个伴随全球资本自由流动而依附于西方资本主义的资本家群体。在亚洲人试图进行普遍性思考并构建独立的普遍性政治空间时，亚洲内部必须面对本土政治家阶层与这个知识阶层和资本家阶层的张力，从而在亚洲内部普遍产生两条道路的斗争。比如在日本就是“脱亚入欧”与“亚细亚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而在中国，从中国革命开始，是采用英美道路还是法俄道路？是实行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是采用苏联模式还是中国道路？是与西方接轨还是探索中国模式？两条道路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息过。

亚洲传统秩序边缘地带的国家率先脱离亚洲秩序而被纳入西方秩序，从而走上了一条西方资本主义道路，这必然导致这些国家的知识分子阶层和资本家阶层联合起来依附于西方世界，镇压并遏制了亚洲本土政治阶层的成长和知识分子的普遍性思考；以致马凯硕所推崇的“亚洲价值”对西方普遍主义的批判只能变成类似李光耀、马哈蒂尔等人零星的话语，而无法真正成为亚洲内在的具有政治行动意义的普遍性思考。相反，位于亚洲中心地带的中国走了一条社会主义道路，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扎根于中国大地，扎根于本土的人民群众，从人民群众中获得了巨大的政治行动能力，从而对自由漂泊的知识分子和全球流动的资本家阶层进行持久预防、教育、改造、团结的政治运动，并最终将其纳入以亚洲为中心的普遍性政治行动和思考当中，对亚非拉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给予强大的支持，并产生持久的影响。

在这场持续的构建中国乃至亚洲普遍性思考的政治行动中，中国终于走出了一条超越英美资本主义模式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现代化道路，这就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017年，中共十九大报告明确宣布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此，中国不再是某种特殊性的代表，中国的发展不仅仅是解决自己的问题，同时也在回应许多国家乃至全人类所面临的普遍性问题。中国的普遍性必然会推动整个亚洲的普遍性思考，并将这种思考转化为亚洲重构自身历史和文明普遍性的政治行动。无论是“一带一路”的政治倡议，还是亚投行资本平台的搭建；无论是中国推动高铁、互联网金融，构建全球共享经济体系，还是中国推动构建“共商共建共享”发展新理念和新秩序：都是中国推动亚洲从自身历史和经验出发思考普遍性的一部分。

正因为如此，中国的思想者们想了什么，中国的实践者们做了什么，绝非无足轻重，而必须将其理解为人类精神普遍发展历史阶段中的重要环节。这意味着中国问题的研究者们需要摆脱在单极霸权体系之下形成的时刻向西方国家“求医问药”的心态，更加重视中国自身的实践与思想辩论。这恰恰构成了我们编辑出版“动态中国”丛书的初衷，即从2012年中国开始进入习近平时代始，我们就以一种年鉴的方式编辑出版“中国思想动态”系列、“中国发展动态”系列、“中国法治动态”系列和“中国港澳动态”系列，力图客观忠实地记录中国思想家对全球秩序、中国道路的思考、探索和辩论，记录中国执政党和政府在发展战略、体制改革、公共政策、法治建设、港澳治理等诸多领域中推动的点滴进展，尤其重视重大制度与政策创新以及知识界的重要思想讨论，并在记录和分类整理的基础上形成初步的年度报告，以集中显示“中国人在想什么”和“中国人在做什么”。

在亚洲体系解体的黑暗时代，当中国知识界普遍转向西方追寻普遍性发展道路的时候，唯有鲁迅明确地指出：“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毛泽东说：“我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这个“心”就是通过中国自身的实践开辟自身历史的普遍性。因此，中国道路并不是预先在理论上构建好的，而是实践者一个又一个脚印地努力开拓并夯实的。为了理解中国道路，我们有必要从记录一个又一个的脚印开始。为了显示脚印和道路之间的关系，我们在行文中以编年体的记录方式显示这些脚印的先后顺序，然后在年度报告中进行初步的思考：这些脚印究竟是如何串成中国道路的？

本丛书提供的编年体记录，距离深思熟虑的历史著作还有很长的距离，但它仍然有其自身的独特价值。个体乃至群体的记忆都是选择性的，遗忘与记忆相伴而行，主体当下的关切影响着对记忆和遗忘的内容的选择。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信息保存技术日益提升，新的信息会不断吸引研究者的目光，如果没有及时的记录，我们很快就会忘掉自己在上一个时段的关注点。本丛书是在一个研究群体每月对上月重大事项进行记录的基础上加以整理、提炼和理论概括的结果，它不仅提供了一幅易于把握的全景，而且保留了记录者在记录时的关注兴趣。因此，它提供的记录有可能比基于一年一回顾、五年一回顾乃至十年一回顾的历史记录，更能体现历史经历者的现场感。

既然我们认为记录者当下的关切影响着对记忆和遗忘的内容的选择，我们也将坦然承认，本丛书提供的记录必然也会遗漏一些从其他角度看来重要的事情。这种遗漏不是精心选择的结果，而是未能收集到相关的信息。就此而言，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尝试类似的工作，从各种专业的角度，以不同的叙事线索串起那些散落的珍珠。这些记录工作之间存在相互补充的关系，为未来的读者提供一幅幅回到当下时代的导航地图。我们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记录工作的意义也将与日俱增：在未来，读者回望将能更清晰地看到中国道路是如何从彼时彼刻延伸到自己的脚下，他们据此也能更好地理解当代中国历史是如何在点滴的思考和实践中逐渐获得其普遍性的。

是为序。

2017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