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超越突破和真实心灵

从一本畅销书谈起

2014年，印裔美籍医生阿图·葛文德出版了一本名为《最好的告别——关于衰老与死亡，你必须知道的常识》的书，探讨了一个在当今世界广受关注的问题——老年人的处境。在这本书中，葛文德从一个医生的角度叙述了衰老的不可抗拒。他这样描绘：“这一切（作者注：身体器官的衰竭和生命的老化）都是正常现象。过程可以延缓（通过调整饮食和运动等方法），但是，无法终止——功能性肺活量会降低，肠道运行速度会减缓，腺体会慢慢停止发挥作用，连脑也会萎缩。30岁的时候，脑是一个1 400克的器官，颅骨刚好容纳得下；到我们70岁的时候，大脑灰质丢失使头颅空出了差不多2.5厘米的空间。所以像我祖父那样的老年人在头部受到撞击后，会很容易发生颅内出血——实际上，大脑在他们颅内晃动。最先萎缩的部分一般是额叶（掌管判断和计划）和海马体（组织记忆的场所）。于是，记忆力和收集、衡量各种想法（即多任务处理）的能力在中年时期达到顶峰，然后就逐渐下降。处理速度早在40岁之前就开始降低（所以数学家和物理学家通常在年轻时取得最大的成就）。到了85岁，工作记忆力和判断力受到严重损伤，40%的人都患有教科书所定义的老年失智（痴呆症）。”

葛文德指出，随着年龄的增加，生理上的种种衰退不断累积，平滑的生命曲线终将戛然而止。在某种意义上，老年是一种“病”。或早或晚，我们都将遭遇老年疾病以及衰老本身的侵袭，作家菲利普·罗斯感叹道：“老年不是一场战斗，而是一场屠杀。”因此，葛文德认为有必要从年老和死亡的不可抗拒来分析目前医疗系统是否合理以及养老院制度的弊病。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是个人自主，《最好的告别》花费大量篇幅去分析老年人之所以不愿意住进养老院，是因为那里缺少现代人最根本的东西——个人的自主性。

葛文德认为：一个有尊严的老年人直至临死前，都应该保持自主性；目前的养老院制度是不人道的，因为其没有考虑到老年人对自身价值的需求。他通过走访发现，越来越多的老年人社区正在发生变革，领导他们的人都致力于一个共同的目标：让老年人无须因为生活需要帮助就牺牲自己的自主性。葛文德这样写道：“我们所要求的就是可以做我们自己人生故事的作者。故事总在改变。在生命历程中，我们会遭遇无法想象的困难。我们的关切和愿望可能会改变。但是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想要保持按照与自己个性和忠诚一致的方式，塑造自己生活的自由……成为一个人的战斗就是保持生命完整性的战斗——避免被削减、被消散、被征服，避免使现在的自己与过去的自己和将来想要成为的自己相断裂。疾病和老年使得战斗已经足够艰辛，我们求助的专业人士和机构不应该使之更加艰难。”

作为一个医生，葛文德的想法无可非议，但是他回避了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大多数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必定会丧失保持自己生活自主的能力。事实上，只有少数幸运的老人，在死亡来临之前还能做今日意义上那种“自己人生故事的作者”。老年人心灵真正要面对的是当自己丧失自主能力时，仍保持生命的意义和尊严。毫无疑问，个人自主是现代价值的基础，但对老年人真正有意义的问题不是怎样捍卫这一价值，而是今日意义上的个人自主日益变得不可能时怎么办。

事实上，作为“现代人”的老年人当然知晓个人自主是人生最基本的价值，但这一价值并不是只要存在社会的帮助就一定是可欲的。我认为，当老龄化使人不可抗拒地丧失独立自主的能力时，与其想尽办法保持自己今日意义上各种自主的能力，还不如去追问：为什么个人自主是现代性之本质？它所依据的前提是什么？当衰老不可抗拒、死亡即将来临之时，人必然会回到个人自主这一现代价值产生的原点。只有回到原点，追溯个人自主的前提形成的依据，老年人才能坦然面对个人自主能力的消失，有尊严地死去。其实，自从生命在大自然中产生以来，每一个具体的生命都必然死亡。抗拒死亡是所有生命的本能，然而只有人才能理解死亡的不可避免。千百年来人都能坦然面对衰老并离开这个世界，只是个人自主成为生命的基本价值后，问题才变得一天比一天尖锐。正因为人们接受了个人自主是生命的终极目的，除了自主地享受生命的这种能力及其带来的各种乐趣外，人生就毫无意义。这时，丧失这种能力便是不可忍受的，死亡也就变得极为可怕。

我经常在想：一个生活在传统社会的老人会怎样面对个人自主能力的丧失和不可避免的死亡？答案是明确而简单的。他或是渴望自己被上帝选中，获得救赎，或是因解脱的来临而欢喜，或是在临终前去想象“一切法空”，让“自我”接近涅槃状态。一个生活在儒家传统社会中的中国老人，他至少还能在血脉的延续者身上看到死亡并不是虚无。正如一位学者所描绘的：“一个传统的中国人看见自己的祖先、自己、自己的子孙的血脉在流动，就有生命之流永恒不息之感，他一想到自己就是这生命之流中的一环，他就不再是孤独的，而是有家的，他会觉得自己的生命在扩展，生命的意义在扩展，扩展成为整个宇宙。”上述种种，对大多数一只脚已经踏入死亡阴影的传统老人而言，是高于今日意义上“个人自主性”的价值。葛文德不谈这些，仅仅注意老年人能否继续成为人生故事的主人，原因在于，这一切对现代人来说不再有意义，因为这些目标和价值不是真的。

众所周知，把个人自主作为人生最重要的价值，始于17世纪。这是现代社会兴起的标志。约翰·洛克认为，个人自主意味着个人受自己思想和判断的决定，来追求最好的事物。我要强调的是，在洛克时代并不存在老年人自主能力丧失时生命变得毫无意义的问题。因为那时的人除了是独立自主的个体外，还是信仰的载体。信仰赋予独立自主的个人以价值，使其能组成一个有诚信的契约社会。更重要的是，终极关怀的真实性（如对上帝的信仰）能使每一个人坦然面对衰老和死亡。

在本书导论中，我就指出：自轴心时代以来，人一直是三种真实性之载体，即经验、价值和终极关怀的真实性。我认为《最好的告别》的价值，是触及了现代社会的核心问题：在丧失真实的心灵之后，现代人应该怎么办？葛文德在推行让老年人获得更多自主性的养老社区理念时，已经发现：这些社区实验若要最终普及，特别是让老年人的生活变得有意义，前提是破除笼罩在现代社会之上功利主义的价值观，恢复在此之前来自宗教（自然权利）或者为民族独立（某种事业）而奋斗的自由之真实性。但在宗教解魅、民族主义（或道德意识形态）不能成为最高价值的今天，这一切又如何可能呢？其实，《最好的告别》的结尾已经显示：现代人真实心灵的丧失带来了不可克服的困境。葛文德是个印度人，他的父亲是个印度教的信徒。他在全书结尾描写了自己的父亲如何在60岁时自主地、有尊严地死去，而非在医院中周身插满管子地离开人世。根据印度的古老习俗，只有骨灰被撒进恒河，故人才能得到解脱。葛文德遵从父亲的遗愿，来到恒河边，并在那里烧了香，把拌有花、草药、槟榔、米饭、葡萄干、水晶糖和姜黄的骨灰撒进了那条污染严重的大河。他还按照梵学家的指引，喝了三杯恒河水。在此之前，葛文德上网查了恒河的细菌计数，并预先服用了适当的抗生素。即便如此，由于忽略了寄生虫的问题，他还是感染了贾第虫。

葛文德这么做值得吗？也许他自己并不信奉印度教，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觉得在这个长久以来人们一直举行这种仪式的地方，将父亲同比自身大得多的事物联结在了一起而有所慰藉。然而，对于一个现代人，上述仪式性的举动却使他感染了寄生虫，这违背了生活必须遵循科学的基本原则。更重要的是，葛文德能和他父亲那样平静而又有尊严地面对死亡吗？我曾经问过一些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有一定成就的医生：如果他们在老年时丧失自主能力或身患不治之症，会怎么办？答案大多是自杀。不管这些医生在老年时会不会自杀，人失去自主性之后只能自杀的结论是从个人自主为终极意义推出的。一个不能自主的生命不值得留恋，甚至无权存在于这个人人必须自主、充满竞争的世界上。

上述价值观十分典型地反映在2019年年末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中部分人对老年人的态度上。一些媒体报道中反复强调70岁以上感染者的致死率最高，老年人被描写成一个脆弱的、易受伤害的少数群体。这种叙述和评论强化了一些人对老年人的歧视：老年人给社会和医疗系统带来了过度的负担，满足他们的需求将损害年轻人的利益。换句话说，老年人的生命似乎无关紧要甚至是可以抛弃的，以至国际社交媒体上有人将新冠病毒称作“婴儿潮一代的消灭者”（Boomer Remover），“婴儿潮一代”指的就是当下这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婴儿潮中出生的老人。只要去追溯这些议论的依据，就会发现：虽然他们对老年人的态度和《最好的告别》完全不同，但内部逻辑如出一辙，即个人自主是生命的最高价值，当人丧失自主能力时，生命便没有意义。

这一切使我们得出一个结论：现代性本是建立在真实心灵之上，但随着近三个多世纪以来现代社会之发展，人类真实心灵丧失了。这一切对现代性的挑战在老年问题上最为明显，但它在社会每一个领域都存在。真实心灵的丧失导致了当下不可解决的思想和社会危机，其使现代性的基石即个人自主成为空中楼阁。

哲学的转向

真实性是一切价值的基础。对于今天任何一个“生活在当下”的人，理智和常识都告诉他，唯有科学才是真实的。我们必须在科学之上追求其他价值、寻找生命的意义。心理学作为一门和人文存在交叉的科学门类，最先意识到这一点。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心理学家维克多·弗兰克就指出，人们出现各种心理困扰，背后都源于他们失去了意义和价值感。他将个人追求（个体存在之）意义的意志遭遇挫折定义为一种“存在的挫折”，并发现在自己的欧洲学生中，25%的人多少都有存在之虚无的症状；在他的美国学生中，这个数字则是60% 。在此基础上，弗兰克提出了“意义治疗”的心理疗法，即引导就诊者寻找和发现生命的意义。显而易见，心理学作为科学的一个门类，无法承担这一任务。

近几十年来，随着宇宙学和生命科学的大发展，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兴起，寻找生命的意义开始寄托在这些新兴学科之上。正因如此，多重宇宙的假说、我们生活在高等文明设置的虚拟世界中的想象，吸引了社会前所未有的注意力。在很多人心目中，医学的目的不仅是治病救人，还在于克服老化以无限期地延长生命。原先由宗教和各种终极关怀规定的人生意义，都落到科学肩上，科学乌托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大。然而，虽然现代科学技术极大地改善了“人的条件”，扩大了个人争取自主的能力，但科学从来不是个人自主这一现代核心价值的基础。当个人自主能力逐渐丧失时，本来由宗教等传统提供的生命意义，更不可能通过科学获得。对生命而言，唯一能产生意义的是科学研究本身，而不是建立在科学之上的其他东西。

其实，分析意义丧失的根源以及寻找意义一直是哲学的任务。早在20世纪初，埃德蒙德·胡塞尔在提出现象学以寻找现代哲学发展之路时，已经感觉到了自然科学的数学化与意义丧失之间存在某种联系。他认为，人们运用字母、连接符号和关系符号（如+、×、=等），按照它们进行组合的游戏规则进行运算，但赋予这一技术操作程序的原初思维被排除在外。正因如此，科学从生活世界中被抽离出来，生活的意义被抽空。为了克服意义的丧失，他提出的方案是悬置一切客观的科学，不仅包括科学本身，还包括任何对科学的认识、批判和理念，并转向对意识世界中的现象的研究和反思。在某种意义上，胡塞尔提出现象学是想把哲学引向意义的研究，用哲学思考来克服把一切真实性都建立在科学之上带来的意义之虚妄。

近几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哲学家认识到：必须直接面对意义世界本身，即将寻找意义界定为哲学的任务。哲学研究必须从古希腊的爱智（即追求智慧或包罗万象的学问）转向意义世界。德国当代哲学家卡尔—奥托·阿佩尔提出：古代哲学注重本体论，近代哲学关注认识论，而20世纪哲学的焦点则转向语言。正如一位学者所论述的，本体论关注“什么东西存在”或者“什么是实在的基本存在形式”。认识论要确定哪些东西是我们能认识的，以及我们是怎样认识这些东西的。语言哲学或者说“意义理论”则关注我们在何种意义上能够认识存在，而意义的首要载体就是语言。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语言哲学的兴起就是哲学研究的“意义转向”。

当代哲学的“意义转向”表达了一种良好的愿望，但什么是意义？我认为，意义是主体对对象的评价，该评价规定了主体对对象是否给予重视（以及相应的态度、行为）。意义的存在有一前提，那就是主体认为对象是真实的。当然，在很多场合，主体高度关注某些假的或真假不明的对象（如特异功能），认为其亦有意义，但这一切均是因为该对象和真实世界存在密切关系（或作为真实世界的补充而存在）。换言之，真实性是意义存在的前提。因此，如果不能在科学基础之上去认识超越科学的更广阔的真实性，今日的意义研究不可能有结果。其实，当哲学在古希腊文明中起源的时候，其目的是想解决人生意义的问题。古希腊哲人最了不起的贡献是把人生意义建立在对真实性的理性研究之上，无论是柏拉图的“理型”还是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均是如此。只是随着新柏拉图主义走向基督教，来自上帝的启示真理才压倒了建立在爱智精神之上的用理性追求真实性。实际上，不同轴心文明的终极关怀都建立在对真实性的认识上，并将终极关怀的真实性投入其他领域的真实性中。基督教的启示真理只是4种超越视野中众多对真实性的理解之一而已。

当现代科学随着天主教文明现代转型（认知理性和对上帝的信仰分离并存）而形成之际，西方哲学力图重新回到古希腊传统，但已经不可能把握对真实性进行理性探索的主流了。虽然欧陆的理性主义和英美的经验主义都想用自己的哲学解释数学和现代科学，但现代科学对真实性的追求已经不是近现代哲学所能包容的。也正因如此，胡塞尔才去建立现象学新体系，但他不知道的是，20世纪哲学革命完全摧毁了用各种“新哲学”把握真实性之可能。

表面上看，哲学的语言转向使研究重心集中到语言，语言成为意义的载体。海德格尔这样的哲学家继承胡塞尔的现象学，通过《存在与时间》一书剖析亚里士多德对存在的困惑，用对存在的语言分析展现20世纪人在寻找的意义世界。但语言之所以必定涉及意义，是因为其是一个有指涉对象的符号系统。在逻辑上，哲学的语言学分析除了关注意义世界外，必然会导致“哲学革命”。也就是说，哲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的第一步是理解人如何用符号把握世界。在海德格尔写《存在与时间》的同时，20世纪哲学革命发生了。正如我在导论中所指出的，20世纪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带来的最重要发现是，任何符号系统只能从经验世界中获得真实性，其本身并没有真实性。在立足于语言意义的逻辑经验论和分析哲学看来，形而上学和宗教命题本身是语言的误用，不可能有真实性。这样一来，除了表达科学命题的符号系统，其他符号系统都没有真实性。所谓的把握意义世界的一种新哲学，实质上是建立一个没有真实性的符号系统。20世纪哲学革命在某种意义上宣告了哲学的死亡，从而断绝了通过哲学研究寻找生命意义之路。

既然意义哲学必须建立在真实性之上，那么如果只有科学这一种真实性，所谓的意义研究只能是对科学乌托邦的各种虚假理论的概括，而在科学之上仅仅能给出科学研究这一种人生意义。今天再也不可能出现海德格尔这样的哲学家了。在让—保罗·萨特的时代，存在主义哲学盛极一时却后继无人就是一例。我认为，为了突破意义研究的困境，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去面对20世纪哲学革命施下的魔咒。难道所有符号系统真的只能反映经验的真实性，不可能具有自身的真实性吗？为此，必须对科学革命和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本身进行认识论研究，然后建立一种更为宽广的哲学。对于这种在深层结构上认识经验和符号（包括数学和自然语言）真实性的研究，我称之为真实性哲学。

本编的主题是“哲学的童年”，这可能会让人误以为我将分析古希腊哲学，实则不然。我要检讨的是从古希腊至今特别是现代性起源以来的哲学发展，康德哲学是本编重点剖析的对象。我认为，从真实性哲学的角度来看，欧陆理性主义、英美经验主义和康德哲学，以及20世纪哲学革命期间的所有哲学思想都可被归为广义的哲学的童年。为什么我将迄今为止存在过的哲学都称为童年状态的思维呢？既然真实性是主体对对象的一种最基本的感觉和判断，那么它属于对象和主体之间某种关系之研究，而意义世界则是指建立在这种最基本关系之上的另一种主体和对象的关系，即主体对对象的评价。时至今日，有关真实性和意义世界的学说林林总总，但没有一种研究自觉地将分析建立在探讨两者的联系之上。如果哲学家缺乏这种自觉，其学说无论在哪一方面达到何种高度，都具有童年的幼稚。正因如此，当代人对今日意义世界丧失根源的认识亦是朦胧的。

简而言之，意义丧失的根源是人失去真实的心灵，真实性哲学的宗旨是讨论在现代世界重建真实的心灵是否可能，如果这是可能的，我们又应该怎样达到该目标。这样一来，真实性哲学研究的第一步是，讨论真实心灵的结构，以及为什么现代社会兴起会导致真实心灵的解体。

传统真实心灵：真善美的统一

真实心灵起源于人类文明的超越突破。超越突破已经过去了2 000多年，人类不仅对真实心灵形成的过程印象模糊，而且以为“文明”生来就应如此。这表明今日的讨论必须回到传统社会形成之起点。这个起点就是人退而瞻远。所谓“退”是指人退出社会，“瞻远”是去寻找可以超越死亡的价值。经过超越突破，终极关怀的真实性产生了。

终极关怀真实性的形成有一个重要前提，那就是人认识到自身存在奇特的独立性：他必须自己一个人面对死亡。人类跨地域文明（古文明）产生之际，人只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其认定的任何真实都离不开社会。然而，在古文明解体的巨大痛苦中，人终于认识到一个可怕的事实：他可以在社会中获得各种帮助，让群体生活成为其生命的全部意义，但当死亡即将来临时，社会不再有意义。这时，基于群体的各种真实性消失了，人必须孤独地面对死亡，寻找能克服死亡的终极意义。超越视野中终极关怀的真实性凸现了出来。

我在《轴心文明与现代社会》一书中详细分析了4种不同的超越视野，每一种超越视野都存在相应的终极关怀。终极关怀给出了个体生命的意义，使人可以坦然面对死亡。在超越视野的研究中，最具争议的是中国以道德为终极关怀的传统文明是否算超越视野。从希伯来救赎宗教来看，中国人以家庭伦理为终极价值，伦理是现世的，家是社会的一部分，这能算退而瞻远吗？我们不要忘记，超越突破的本质是人作为面对死亡的存在，找到一个可以超越死亡的意义。中国儒家文化以道德为终极关怀，其家庭伦理为道德规范预设中包含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种其他文明不存在的道德要求使个体生命通过传宗接代的升华克服了死亡。

超越视野一旦形成，就迅速被其他人接受。我们看到具有超越视野的文明取代（征服）了所有文明。然而，如果我们去研究轴心文明取代古文明（如古埃及文明）的方式，结论则令人沮丧而又恐怖，因为它所依赖的是适者生存原则。具体来说，跨地域的古文明和任何有机体一样，会随着自身无组织力量的增加而解体。任何一个没有经历超越突破的文化和跨地域的社会都会灭绝，不管其全盛时期多么辉煌。只有在那些有终极关怀的社会，即使社会分崩离析，文化也不会消失，因为它是立足于个体之上的生命意义。这一切体现在真实性结构上，就是终极关怀的真实性塑造甚至规定了价值和经验的真实性。

在所有经超越突破形成的轴心文明中，价值的真实性直接由终极关怀的真实性推出。然后，终极关怀和价值的真实性划定了认知的目的和范围，从而确立了判别各种经验是否为真的结构。这样一来，人就成为三种真实性之载体。也就是说，外部世界（经验）的真实性、人作为一个行动和价值主体的真实性与终极关怀的真实性互相整合，形成了真实的心灵。具有真实心灵的人承载着一种可继承的、不死的文化传统。这样一来，由终极关怀塑造的社会必定是有机体，生活在其中的人敢于面对死亡的虚无并能够克服老年的孤独。

在讨论传统真实心灵时，必须强调三种真实性结构中，终极关怀的真实性主宰了价值和经验的真实性。从社会行动到纯粹的认知活动，都围绕着终极关怀的意义展开。中世纪天主教神学家经常用“科学成为神学的婢女”来说明终极关怀规定认知的目标和范围。其实，天主教文明包含两种互相结合的超越视野，即希伯来救赎宗教和古希腊与古罗马认知理性，“科学成为神学的婢女”指的是两者的关系。就终极关怀的真实性直接规定经验的真实性而言，其他轴心文明更为典型。例如，印度文明以解脱为终极关怀，无论婆罗门教、佛教还是印度教，知识系统（经验）真实性结构均由解脱目标和方法规定。众所周知，东晋僧人僧肇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不真空论》，论证佛学中的“一切法空”。他指出，“空”就是“不真”。这里，世界万物的真实性被一语点破：客观世界是假的。这一真实观与今日流行的真实观（客观实在）相反。究其根源，这是源于佛教以“解脱”为终极关怀，它规定了何为“真”。一旦将这种真实性结构投射到经验世界，就可推出一切经验事实都是不真实的。

终极关怀的真实性对价值和经验的真实性之笼罩，在儒家道德意识形态中最为形象。在儒家伦理中“真”和“诚”相联系，诚就是道德作为终极关怀的真实性。2 000年间，儒家文化曾受到佛教的冲击和天主教文明的影响，但中国儒者的认知精神从来没有脱离以道德为中心的引力场。为了和佛教真实观相区别，朱熹倡导格物致知，穷天地万物之理的真实性。王阳明则指出外部世界的知识不足以论证道德的真实性，批评朱熹通过格致求真的虚妄。无论王阳明、朱熹的认知立场和观点有多大差异，两人在认知（经验）的真实性必须由道德的真实性规定上并无二致。明清之际，儒者反感形而上之理的空疏，追求具体经验的真实性，但考证求真仍然以道德为终极目标。考据大师戴震穷其一生都在寻求文献的真实性，表面上看，这种求真精神与今日的学术研究完全相同，但对戴震来讲，考据的最终目的是否定普遍伦理关系为真，认为只在具体的情境中的人伦关系才是真的。换言之，“求真”的终极意义还是论证终极关怀的真实性。

在传统社会，终极关怀的真实性对价值和经验的真实性之塑造还体现在审美上。人们常说：真善美必须是统一的。其实，这十分传神地刻画了传统真实心灵是如何形成的。美是“实然之好”，善是“应然之好”，两者本毫无关系，但当终极关怀用自己的真实性规定了应然和实然真实之结构时，“实然之好”和“应然之好”互相联系甚至一致，并和终极关怀之真相统一，构成了传统真实的心灵。举个例子，在各轴心文明审美传统中，中国文化的审美精神中一直存在着两个巨大的谜题。一是在西方风景画出现1 000年前中国就有山水画。西方风景画是现代性的产物，为什么中国文明在现代转型前就有山水画呢？二是书法作为中国文化审美价值代表背后的精神是什么。事实上，只要理解终极关怀的真实性如何用其结构塑造其他领域的真实性，上述两个审美谜题就能迎刃而解。山水画实为程朱理学的视觉形态，它是程朱理学以道德为中心的宇宙秩序投射到绘画之结果，士大夫用画山水及观看山水画来实现道德修身。

如果说中国人在山水画中看到的是道德真实支配下的天地秩序，书法则是把道德活动独特的结构投射到书写过程中。这不仅是把书写内容和道德相关联，还是把书写方式与相应的字体和道德修身对应。也就是说，道德之“真”规定了书法之“美”。中国文明终极关怀的创造者孔子曾用“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和“游于艺”来表达以道德为终极关怀的生活态度，并用“从心所欲，不逾矩”作为生活中道德实践的理想状态。这正是中国书法的精神。道德是向善意志对应的一组规范，当人在规范的遵循中不会感觉到规范的限制时，这种“规范中的自由”确实表达了以道德为终极关怀所能达到的高度。汉字有固定形状和书写笔法，它与道德规范相对应，书写的流畅和“势”则与自由对应。这样，书法在整体上和向善的意志实现规范同构。早在汉代已形成代表规范的书体“隶书”和代表自由的书体“草书”，魏晋南北朝在规范中追求自由的“行书”出现，表明中国书法审美传统最后走向成熟。在书法审美标准之变迁即“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的背后，正是道德修身模式的演变。书法审美一直为道德真实所笼罩，甚至表现在革命乌托邦（即以取消一切差别的平等为终极关怀）在近现代兴起和20世纪草书形成新高峰的关联之上。

事实上，上述分析可以推广到所有传统社会中去。真善美的统一是轴心文明现象，它是人具有真实心灵的象征。

认知理性的解放

根据前面的描述，传统真实心灵似乎诗情画意，令焦虑的当代人羡慕不已。其实，所有传统社会经济落后、科技停滞，人的生存状态艰辛困苦，远不满足现代人认同之“人的条件”。换言之，虽然传统社会塑造了真实的心灵，但其中个体的自由被限制，认知精神被禁锢。这一切都是用终极关怀的真实性规定价值和经验的真实性之结果。

为什么会如此？终极关怀、价值和经验（认知）的真实性本来各不相同，其有各自的结构。这样，用终极关怀的真实性塑造价值和经验（认知）的真实性必定是削足就履，导致认知精神被禁锢。我们以古希腊与古罗马文明为例来分析这一点。众所周知，今日科学（或者说科学真实）即科学认知理性源于古希腊。它本是蕴含在古希腊与古罗马超越视野中的。我在《轴心文明与现代社会》一书中强调古希腊与古罗马以认知理性为终极关怀不同于我们今日所说的科学认知理性。它一直暗藏着另外一个维度，那就是通过认识神秘的宇宙克服死亡。今天，人人皆知科学不能解决生死问题，但它刚在古希腊起源时并非如此。在某种意义上，古希腊哲人比今日科学主义者还要“科学主义”，他们为了追求永生而沉迷于认知。无论是毕达哥拉斯创立的数学神秘教派，还是柏拉图的“理型”，甚至于亚里士多德哲学，背后之终极追求都是灵魂不朽。

超越突破的本质是人从社会中走出来，寻求个体生命的最终意义（终极关怀），这种最终意义必须能够超越生死，才能塑造真实的心灵。古希腊与古罗马超越视野当然亦不能例外，认识外部世界法则（自然规律和法律）和数学能够超越生死吗？显然不能！但古希腊哲人一开始并不这样认为。随着认知理性作为终极关怀充分展开，人们对自然规律和数学是什么越来越清楚，才会发现科学和数学不能解决生死问题。因此我们在讲古希腊与古罗马超越视野中以认知理性为终极关怀时，一定要将其和今日我们所知的科学认知理性区分开来。古希腊与古罗马的认知理性包含今日科学认知理性的种子，但二者有本质的不同。在古希腊与古罗马超越视野中，因终极关怀的真实性对认知理性的笼罩，该种子无法长成大树。这样一来，古希腊与古罗马超越视野在展开过程中必然呈现出两种趋势：一是古希腊与古罗马将以认知理性为终极关怀作为全社会的追求，主要体现在法律和社会生活层面，科学求知（科学活动）只保留在一个小圈子中，甚至后继无人；二是科学认知活动在终极关怀的支配下异化，走向“太一”和对“一神”的信仰。事实上，这正是古希腊与古罗马超越视野中认知理性的历史命运。

众所周知，作为古希腊与古罗马终极关怀的认知理性被纳入神人同形的宗教中，城邦是其规定的有机体。虽然具有科学精神萌芽的“学园”在某些城邦中存在，但大多数认知有机体（即城邦）注重的仅仅是法律、言说和公民对城邦的责任。当地中海地区一个个城邦凝聚成罗马帝国时，认知理性作为终极关怀的展开仅仅表现在罗马法的形成上。罗马帝国作为一个擅长工程建设的大国在文明史上赫赫有名，但在法律之外的认知活动（科学）早已停止发展。更何况在罗马帝国晚期，神人同形的宗教被基督教取代。这时，古代科学一度被遗忘。这说明古希腊与古罗马超越视野同样是用终极关怀的真实性规定着经验的真实性结构。

在轴心文明中，终极关怀的真实性对经验（认知）的真实性之塑造力是如此强大，以至在传统社会，认知精神的解放几乎是不可能的。既然如此，作为现代科学的认知精神即科学认知理性是如何起源的呢？古希腊与古罗马超越视野中的认知理性如何摆脱终极关怀的引力场并发展到今日的形态？追溯认知理性的解放，可发现其是一个由如下两个阶段组成的独特过程：第一，认知理性必须先被基督教接受，我称之为文明融合即希伯来超越视野和认知理性超越视野的结合，由此形成了西方天主教文明；第二，文明融合形成的独特社会有机体在自身演变过程中发生了互相结合的两种超越视野走向分离，我称之为现代性在天主教文明中起源。这时，由于出现两种超越视野分离并存，认知理性才在多重终极关怀互相分离的张力下获得了解放，并从此开始不断扩张，形成现代科学。

首先，罗马帝国灭亡后，基督教用其终极关怀塑造社会，统一的基督教会成为西欧社会组织的架构。根据基督教义，现世没有意义，社会只是一个等待末日审判的组织。然而，在上帝对每个人进行审判这一天来临之前，大一统教会只能用法律管理社会。这时古罗马社会的私法被纳入基督教义，和法律紧密联系的认知理性亦成为基督教的一部分。这里我要强调的是，古希腊与古罗马文明以认知理性为终极关怀的最终目的本来就是灵魂永生，正是这一点使之可以和希伯来终极关怀结合。当然，在其被吸入希伯来超越视野的过程中，原来作为法律及认知理性支撑的神人同形的宗教和城邦精神被扬弃，仅仅是法律、数学和相应的认知理性构成基督教神学的认知精神。这种把上帝等同于理性之原则和启示真理共同构成了天主教神学，其对应的有机体就是西方中世纪的法治封建社会。

其次，认知理性被纳入基督教之后，尽管无须再提供超越生死的意义，但其真实性结构受到上帝信仰的束缚，即它并没有得到解放。然而，在天主教文明演变过程中，特别是法治封建社会面临内部危机时，天主教神学为了回应社会问题，其重心会在两个互相结合的超越视野中摇摆，最后导致两个超越视野的分离。随着对上帝的信仰和认知理性成为并行的存在，认知理性获得了彻底的解放。本来，认知理性处于上帝信仰的笼罩之下，其真实性不能脱离天主教神学的目标。现在终极关怀一分为二，启示真理维系着信仰的纯洁，使人可以从容地面对死亡，而认知理性则根据自身的真实性结构获得无限制的发展，再也没有比其高的真实性结构来限制它了。更重要的是，当只存在一种超越视野时，社会是某一种终极关怀规定的有机体，一旦两种超越视野分离共存，“应然社会”就不是终极关怀规定的有机体，而只能是契约社会了。市场经济可以在契约社会中无限制地扩张，独立自主的个人组成凭自己意愿改变的社会组织。在这两种动力作用下，认知理性根据自己真实性结构的扩张也就不可阻挡。上述种种变化可总结为现代性在天主教文明中起源，并将相应的变化和社会组织方式推广到所有轴心文明中。

简而言之，认知理性的解放在传统社会是不可思议的，它只能是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结果。因为最早的现代社会起源于天主教文明，基于认知理性解放的现代科学亦起源于西方。其他轴心文明要转化为现代社会，必须让终极关怀退出政治、经济制度正当性论证并学习认知理性，即也达到认知理性和自身文明的超越视野二元（或多元）分离并存状态。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传统社会通过学习实现现代化，现代科学技术在其他轴心文明中的扩张，一定和该轴心文明的终极关怀所规定的社会有机体向现代转型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