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风云:三国鼎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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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开启新时代

黄初七年(公元226年)正月,许昌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城南门无缘无故崩塌。这是一件毫无预兆的事情,但绝对不是一件什么好事。

许昌作为东汉末年的都城,经过曹操的一番重修,城池坚固。那么,许昌城南门为何一夜之间倒塌了呢?

这是一件让人费解的事情。

当时,曹丕打算去许昌巡视考察。当曹丕得知许昌城南门无故崩塌后,心神不安,便取消视察许昌返回了洛阳宫。此后,曹丕心事重重,吃不好睡不好。不久之后,曹丕生了重病,卧床不起。曹丕感觉自己时日无多,便急召中军大将军曹真、镇军大将军陈群、征东大将军曹休、抚军大将军司马懿等四人来崇华殿,向他们交代后事。

不过,直到曹丕临终之前,他才正式确立下储君人选——曹叡。

曹叡,字元仲,曹丕长子,其母为甄氏。曹叡自小聪慧过人,博闻强识,深得祖父曹操的喜爱。曹操见曹叡如此出色,由衷地赞道:“有了你,我的家族基业就可以继承三代了。”此后,曹操开始注意培养曹叡参政议政的意识,在朝会宴席上经常让其伴随左右,与侍中近臣并列讨论时政。

这里,顺便讲述一下甄氏之死。黄初二年(公元221年)六月,曹丕派遣使者将妻子甄氏赐死。曹丕称帝定都洛阳后,并没有把甄氏带到新都城。滞留在邺城的甄氏,左等右等也不见曹丕敕封她为皇后的诏令,心中不免生出疑虑和担忧。当时,曹丕确实又喜欢上了另一位姓郭的美人,即郭贵嫔。据史书明确记载,曹丕的妃嫔数量至少在十人以上。

甄氏恐自己的地位不保,心里十分着急,便说了一些怨恨曹丕的话。但是,这些话慢慢地传遍了宫里宫外,传到了郭贵嫔的耳中,自然也传到了曹丕的耳中。曹丕听了这些怨恨之言后恼羞成怒,遂派人赐死了妻子甄氏。当然,郭贵嫔在甄氏死后如愿以偿地坐上了皇后之位,史称文德郭皇后。

据史料记载,甄氏埋葬之时,曹丕令人在她的嘴里塞满米糠,将其披发覆面下葬(“及殡,令被发覆面,以糠塞口”)。

一代绝世美人,就此香消玉殒。美人自古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

因为生母甄氏被赐死的缘故,曹叡一度被父亲曹丕忽视。曹丕认为曹叡因其母之死有不满之情,又加之由于郭皇后没有儿子,便想立其他妃嫔所生的儿子为嗣子。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曹丕久久不立太子,一直拖到了临终之前。这就有了前面提到的那一幕,曹丕召见四位辅政大臣交代后事。

此时此刻,曹丕虽然已经病入膏肓,但他的头脑还是清醒的,意识到只有曹叡才是魏国最合适的继承人。据野史《魏末传》记载,有一次,曹叡跟随父亲曹丕狩猎,看见母子两鹿。曹丕当场搭弓射杀了母鹿,然后命令曹叡射杀子鹿。曹叡触景伤情,想起了母亲甄氏之死,伤感地说道:“陛下已经杀掉了母鹿,儿臣实在不忍心再杀掉它的孩子。”说完,痛哭流涕。曹丕听闻此言,认为儿子曹叡是一个仁慈之人,而诸子之中确实没有哪一个皇子的能力比曹叡更强。从这一刻起,曹丕在心中一直矛盾纠结的立储问题得到了解决——心中确定了立曹叡为太子来继承皇位的想法。

曹丕向众位辅政大臣交代后事完毕后,转头对儿子曹叡说道:“如果有人在你的面前说这些辅政大臣的坏话,千万不要起疑心,切记!”

当年五月十七日,曹丕在嘉福殿驾崩,享年四十岁。六月九日,曹丕葬于首阳陵,谥号文皇帝,史称魏文帝。

曹丕执政七载,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而前文所写到的九品中正制就是其中的一项。总体上看,魏国除了政治外,其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状况也是领先于当时各国的。曹丕称帝后继续发展屯田制,恢复生产,施行谷帛易市,采取有力的措施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如此,国库充实,北方地区重现了安定繁荣局面。当然,曹丕能取得这一切的政绩,得力于其父曹操打下的扎实基础。至于文化方面,北方当时是中国文化的发源地,其文化自然是领先于全国的。例如,前文曾专门介绍过建安文学,其中“三曹”之一就是曹丕。曹丕是一位文学家兼文艺批评家,其代表作有《典论》(中国最早的文艺理论批评专著)。因此,曹丕当了皇帝后,非常注重文化教育方面的发展:下诏设立太学,聘请儒学大师教授学生,传播儒家经典,复兴正统文化(“立太学,制五经课试之法,置《春秋穀梁传》博士”)。与此同时,曹丕还组织士人对经学典籍进行收集和整理。可以说,曹丕对三国时期的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曹叡的第一份成绩单

曹叡在父亲曹丕死后,在群臣的拥戴下即位登基,成为魏国的第二代皇帝。自此,魏国进入了曹叡时代。

曹叡登基称帝后,遵守父亲曹丕的遗嘱重用曹真、陈群、曹休、司马懿等人,给予这四位辅政大臣开府治事的权力。

孙权听闻曹丕死了大喜过望,认为曹叡这个年轻人是一个容易欺负的对象,而此时正是进攻魏国的好时机。

孙权趁着魏国大丧之际,马上调兵遣将,积极调动军队伺机进攻魏国的前线军事重镇——江夏。

黄初七年(公元226年)八月,孙权率领五万军马亲征江夏,在石阳城包围了魏将文聘。与此同时,孙权又调派诸葛瑾、张霸兵分两路进攻襄阳,想一举攻下曹魏在荆州地区的军事重镇。

文聘是江夏太守,曹魏集团所倚重的边防大将。当时,文聘只有区区几千兵马,形势非常紧急。

孙权攻打江夏的消息传到洛阳时,魏国朝堂引起了轩然大波。众大臣商议紧急调兵救援江夏,万一文聘抵挡不住丢了前线军事重镇后就麻烦了。曹叡分析道:“孙权的部队擅长打水战,这次江东军之所以敢于下船上岸到陆地上攻城是以为文聘没有防备,想要突然袭击。根据现在的形势来看,孙权并没有占到什么便宜,文聘已经能够和孙权相抗衡了。两军对垒,江东军并不占有明显的优势,所以我判定孙权是不会长久坚持下去的。”

曹叡的判断无疑是正确的。孙权刚包围文聘时自信满满,以为凭借优势兵力攻城,定能拿下石阳城。在一番猛攻猛打之后,孙权发现事情并不如他想象中那么简单。

文聘坚壁拒守,死守城池,无懈可击。孙权包围了二十多天后,情势越来越对他不利。江南八月,正值雨季,于是江东军经常被淋成落汤鸡,士气逐渐低落下来。孙权看见战局对自己不利,明白这一趟秋风是打不了了,便下令全军撤退。

文聘知道敌军士气衰落,果断率军出城追击江东军……

在此之前,曹叡曾经派遣治书侍御史荀禹去慰劳戍边将士。荀禹在半路时已经得知孙权攻打江夏的消息,但他并不畏惧,依然向前行。在去江夏的路上,荀禹沿途招募各县士兵,做好了援助文聘的准备。到江夏城外时,荀禹已经一路动员了一千多名民兵团。当然,荀禹是一个聪明的人,知道把这支民间武装直接投入战场和几万江东军硬碰硬无疑是直接去送死,便想了一个克敌制胜的办法——登山点火,布置疑兵。

当时,文聘正在追击江东军的路上,荀禹布置疑兵之计无疑锦上添花。孙权见四面八方似乎都有敌军前来追击,感到压力倍增,心生畏惧之情。当时,江东军无心应战,士气低落,毕竟出门打仗这么多天却没有一点收获。文聘和荀禹联手向孙权发起攻击,两面夹击江东军。就这样,魏军以奇兵击败江东军,孙权吃了一个败仗只得悻悻而归。与此同时,进攻襄阳的西路江东军输得更加惨烈,因为他们碰到的对手是司马懿,一个比文聘厉害许多倍的人物。

诸葛瑾作为进攻襄阳的西路江东军总指挥,他通过探子得知敌军将领是司马懿时大喜过望,错误地认为司马懿是一个软柿子。因为,司马懿在此之前并没有独立带兵打过仗,一直是做文官的事务,其军事水平无人得知。诸葛瑾参加过江东集团多次重要的战争,心里不免有点瞧不起司马懿,认为这个文官出来当统帅打仗肯定不行。

诸葛瑾不了解司马懿,但司马懿很了解他,最终吃败仗的不是司马懿,而是瞧不起司马懿的诸葛瑾。

司马懿严防死守城池,指挥各路军队抵挡敌人,打退了江东军多次进攻。江东军尽管死命攻打襄阳城,但一点效果都没有。司马懿趁江东军疲惫之际,果断主动出击,大破敌军,斩首千余级。在混战之中,江东军将领张霸被斩,诸葛瑾溃败而逃。(《晋书·宣帝纪》云:“进击,败瑾,斩霸,并首级千余。”)

这是司马懿踏上仕途近二十年的第一战,真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这一年,司马懿四十八岁。

各路江东军连续吃败仗,损兵折将,这一次孙权真是欲哭无泪,偷鸡不成反蚀把米。

当各路捷报上报到洛阳时,朝臣奔走相告、欢呼雀跃,这实在是这几年来取得的重要战果,终于扬眉吐气了一回。不过,曹叡却很平静,他知道这点损失对于羽翼已丰的孙权不过是九牛拔一毛而已。曹叡继承了祖父辈的理想,一个统一全国的理想,他不仅想当一个有为之君,更想当一个全国一统的皇帝。

曹叡刚做了皇帝几个月就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战绩,自然令人刮目相看。为此,许多重臣老将都纷纷转变了看法,再也不敢小视这位年仅二十二岁的年轻皇帝了。

当然,魏国能取得这么辉煌的战绩,是众多将士们努力的结果。战后,曹魏朝廷按照功劳簿上的功绩大小给予有功之人不同等级的奖赏(“论功行赏各有差”)。

此一战,文聘立功颇大,朝廷增加其食邑五百户。这样,连同以前的食邑,文聘一共食邑一千九百户。文聘为人严谨持重,忠义且才能出众,以前深得曹操器重,而这一次又赢得了曹叡的赏识。

当年十二月,曹叡大封群臣,并进行了一系列人事调整。曹叡下诏晋升太尉钟繇为太傅,征东大将军曹休为大司马,中军大将军曹真为大将军,司徒华歆为太尉,司空王朗为司徒,镇军大将军陈群为司空,抚军大将军司马懿为骠骑大将军。

这是一个很有深意的人事布局,意味着曹操时代的老臣基本上都退出一线了。曹叡把实权职位留给了精力充沛的中青年人,毕竟真正在战场上拼杀的人是要有实权才行的。

钟繇是曹操创业时的功勋老臣,官渡之战时持节督关中诸军,解决了曹操的后顾之忧。后来,钟繇平定河东叛乱,屡立战功。毫无疑问,钟繇是曹魏集团元老级别的重臣,历经三朝,资历最老。此时,钟繇七十六岁,跟随曹魏集团长达三十年。曹叡面对这个比他爷爷曹操还年长的老臣,自然是不敢怠慢,遂晋升其爵位为定陵侯,增加食邑五百户,连同以前的食邑一共食邑一千八百户。

当然,此时钟繇老了,华歆和王朗也垂垂老矣。这些年高望重的老臣的退出,标志着曹魏集团的权力顺利过渡到了年青一代身上。由于他们大多年老患病,身体不好,如需上朝议事需派车马接来,并由卫士抬着他们上殿就坐(“朝见皆使载舆车,虎贲舁上殿就坐”)。

曹叡充分尊敬这些元老重臣,不仅给他们赐座,而且下朝后再派车马恭送。曹叡以身作则,尊老爱幼,赢得了朝野一致高度赞扬。

自此以后,凡是“三公”有疾病的时候需要上朝,就把这种做法当成了旧例(“是后三公有疾,遂以为故事”)。

这些事情反映了曹叡的能力和眼光,事实将证明他是一个不简单的皇帝。

孙权战败郁闷回江东后,不久又传来了一个坏消息——交州发生叛乱了。

平定交州

交州土皇帝士燮自从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举州归降孙权后,于黄武五年(公元226年)寿终正寝,享年九十岁,成为三国时期最长寿的一位得以善终的军阀。

孙权得知士燮去世,不想再让士家继续掌控交州的军政大权,但考虑到交趾偏僻遥远,不易做统一管理。为了防止士燮后人割地为王,孙权遂划分合浦以北为广州,交趾以南为交州,缩小了原交州的辖境。

庐陵太守吕岱在延康元年(公元220年)接替步骘成为交州刺史后,就专门负责管理交州一带事务。后来,步骘成功平叛南海贼寇,斩获一万多人,因功升迁为假节安南将军,封爵都乡侯。吕岱长期在交州,深知士氏家族势力庞大,在当地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担忧士燮去世后士氏后人掌权后吴国不易于管控交州,遂给孙权上表建议重新对交州地区进行行政区划拆分:南海三郡设置为交州,由将军戴良担任交州刺史;海东四郡另外设置为广州,由他本人(吕岱)自任广州刺史,借此削弱士家在当地的影响力和势力。

孙权接受了吕岱的建议后,又进行了一番人事任免,任命吕岱担任广州刺史,戴良担任交州刺史,士燮的儿子士徽为安远将军兼任九真太守,而陈时接替士燮成为新任交趾太守。

不难看出,士氏家族在交州地区的权力已经被大大削弱了。士徽是一个有野心的人,当然不服从这个安排,遂据城反叛自任交趾太守,想重现父辈以前割据交州的荣光。当时,孙权已经派遣戴良与陈时一同前往合浦,想进入交州任职。当然,叛吴自立的士徽自然不欢迎吴国的官员进入他的地盘来任职,遂派遣自己的宗族亲兵驻守在海口,阻止戴良等人赴任。

戴良等人没有部队,自然不敢贸然进入交州赴任,只能逗留在合浦。

士徽有一个下属名叫桓邻,见士徽不识时务地造反,认为这是自取灭亡之道,遂规劝士徽去迎接戴良,搞好与孙权的关系。士徽闻此言大怒,认为桓邻吃里爬外勾结孙权,当场就逮捕了他,并将之拷打致死。

桓邻的哥哥桓治和桓邻的儿子桓发见自己的亲人被士徽当众杀死,勃然大怒,他们联手欲为亲人报仇雪恨,遂集合宗族亲兵攻打士徽。

士徽看见桓治等人气势汹汹地带兵过来算账,不敢出城应战,遂紧闭城门拒守。桓治等人连续攻城数月,依然不能攻下,迫于无奈只得与士徽签订停火协议。士徽为了改善与当地大族的关系,与桓治家族订约和亲,希冀用姻亲关系化解矛盾。就这样,双方罢兵,桓治等人退兵回去。

吕岱得知士徽禁止戴良等人入境,急忙向孙权上书,请求征讨士徽抗命之罪。当然,孙权批准了吕岱的出战请求。不过,当时吕岱的兵力很少,只有三千人马。但此时情况紧急,吕岱已经来不及从外地调动兵马了,只有先兵临城下,再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才能迅速平定交州叛乱,将损失降低到最小程度。

出发前,有人对吕岱说道:“士徽凭借几代的恩宠,交州人拥戴和依附他,我们不能轻视。”

自从士燮中平四年(公元187年)被朝廷任命为交趾太守后,士氏家族就一直统治交州地区。即使在士燮识时务归降孙权后,孙权为了笼络士氏家族和稳定当地统治的需要,依然让士燮治理交州,所以士氏家族雄长一州之地已经四十年了,统治可谓根深蒂固。

对于他人的友好提醒,吕岱并不是不知道该情况,但目前平叛犹如救火,不宜再拖下去等待援军,便分析道:“如今士徽虽说心怀反意,但他未曾料到我军会猝然之间兵临到他的地盘。如果我军轻装悄然疾进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一定能够打败他。如果我军滞留不疾速挺进,便会让他产生疑心,加固城防坚守。倘若如此,交州七郡的少数民族到时候就会云集响应士徽,这样的局面一旦出现,我军就是再有足智多谋之人又有谁能图谋得了他们?”

兵贵神速,机不可失!就这样,吕岱力排众议,毅然决然率领三千兵马去平叛。于是,吕岱督领麾下将士从广州出发,日夜兼程渡海,迅速进军。吕岱率军路过合浦时,与戴良等人会合,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交趾郡城下。

当士徽听说吕岱已经率军前来平叛,顿时慌了手脚,不知所措。士徽想不到吕岱这么快就兵临城下,不知如何去对付吕岱。士徽不先派人去侦察吕岱到底带来了多少兵马就自乱阵脚,给吕岱提供了可乘之机。

吕岱虽然抓住了最好的进军机会,但毕竟双方兵力实在过于悬殊,知道不能硬攻只能智取,这样才能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收益。所以,吕岱利用士徽的恐惧心理耍了一个诡计——派人诱降士徽。

这次担任诱降任务的人名字叫作士匡,他是士壹(士燮之弟)的儿子,士徽的堂弟,而士匡的另一个身份是吴国中郎将兼吕岱麾下的师友从事(刺史州牧的属官)。

吕岱对士匡许诺,只要他进城去劝降了士徽,对他的堂兄的所作所为则既往不咎。

士匡与吕岱有老交情,他对吕岱很信任,对这个许诺深信不疑,遂进城向他的堂兄士徽陈述利害关系。

吕岱的这个心理战术确实高明,就连进城劝降士徽的士匡都不知道自己是去执行诱降任务的。

士匡极力劝说士徽向吕岱投降,拍着胸脯信誓旦旦地保证吕岱是一个讲信用的人,只要举城投降,归服认罪,就绝对不会再加害于他的,保证无生命虞。

士徽本来是一个野心大能力低之人,如今他听了堂弟士匡这番说辞,自忖自己不是吕岱的对手,便同意了。

于是,士徽率领他的自家兄弟士祗、士干、士颂等六人赤膊出城跪迎吕岱,以示谢罪。吕岱见士徽不战而降心中大喜,假意答谢还礼,让他们重新穿上衣服,率军前往郡府。

第二天一早,吕岱就布置帐幕设下酒宴,邀请士徽兄弟依次进来喝酒。士徽接到吕岱的请帖后,就毫不怀疑地带着自家的兄弟前来赴宴。其实,这是一场鸿门宴,是吕岱精心设计的一个局。当时,宾客满座,吕岱酒过三巡后站起身,手抱符节宣读诏书,历数士徽的各种罪过。士徽已经喝了不少酒,醉醺醺的,乍听此言顿时冷汗直流且酒醒了,这才知道自己被忽悠了,但这时候说什么都没有用了。吕岱喝令左右随从就席反绑士徽等人推出帐幕,当即全部处以极刑,将其首级传送到武昌报捷示众。

吕岱没有在士徽刚投降时就擒杀他,而是在交州士人面前历数完对方的罪行后再就地正法,可以看出吕岱是一个有谋略且有城府之人。

士徽的大将甘醴、桓治等人见士徽被吕岱擒杀,生了兔死狐悲之感,担心吕岱会趁机清算他们,遂率领满城百姓攻打吕岱。吕岱率军奋击,将叛军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

孙权在吕岱平定交州后就取消了广州这个行政区,将岭南七郡合并为交州,恢复交州于以前一样(“除广州,复为交州如故”)。

吕岱在打败甘醴等人后,知道此时不趁机彻底铲除反对势力,必然后患无穷。为了断绝后患,吕岱率军乘胜追击,进军讨伐九真郡,大军所到之处所向披靡,斩首与俘获贼兵数以万计,彻底将交州的反对势力铲除得一干二净。

就这样,吕岱设计擒斩士徽兄弟等人后趁机铲除掉了交州地区的地方割据势力,成功平息交州的叛乱。孙权得以彻底直接控制交州地区,吴国恢复了对岭南的实际统治。接着,吕岱又派遣部众渡海出使周边东南亚国家,招引扶南(今柬埔寨)、林邑(今越南中南部)、堂明等国。这些国家诸多国王向往中国,各自纷纷派遣使者前来吴国进贡,带来了多种地方特产,与吴国建立了友好的外交关系(“又遣从事南宣国化,暨徼外扶南、林邑、堂明诸王,各遣使奉贡”)。

对于吕岱的这一举措,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吕岱这次外交行动“从此开始了中国和海南诸国的正式往来……与甘英、班勇介绍陆上西方诸国同是文化史上重大贡献”(《中国通史简编》)。

吕岱镇压叛乱,平定交州,威震南疆,扬威海外,建立了不朽的功业,赢得了孙权的高度赞扬。因此,孙权嘉赏吕岱的功绩,晋封其为番禺侯,提升为镇南将军。孙权命令吕岱继续出任交州刺史,坐镇南疆,看好吴国的南大门。

吴国地处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也是中国古代航海最发达的地区,这种得天独厚的天然条件让其有了更多的机会向海外传输中国文化,继而逐渐向世界传播。吴国的海外开拓之功,应予以充分的肯定。

值得一提的是,吴国与东南亚诸国正式外交往来与互相进行贸易,宣告了另一个时代的到来——东海丝绸之路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