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编者前言
在过去六年中，我有幸收集和编辑了以赛亚·伯林过去六十多年里大量未发表的作品：论文、致辞、演讲、广播稿和讨论（这些种类当然并非彼此毫无重叠）。我掌握的有时很难懂的原始资料包括手稿、打字稿、录音（常常没有稿子）[26]，以及后来没有保存下来的那些录音的准确性各异的转写稿。我收集起来准备有选择地发表的打字稿在文字量上（大概有一百万字），几乎和伯林迄今已发表的作品相当。
从汇集的这些材料中抽出来的、分别关于约瑟夫·德·迈斯特和J. G．哈曼[27]的两篇专题长文已经出版，本书所选的九篇文章也出自这些材料。它们与之前的文章有三个相同的特点：第一，它们是以差不多已完成了的手稿的形式存在的，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大部分手稿在写作的时候伯林还是认为能够发表的，但出于某种原因最后并未出版。第二，在我看来，并且在其他读过的人看来，恰当地说，这些文章完全应该加入伯林已发表的作品当中去。第三，它们在主题上都是相互关联的，都以实例说明了他对观念及其历史的核心关注，正如我给这本书所加的副标题所表明的。我的希望是，更多未发表的材料在不久都会顺利面世，而且伯林更多的已发表但迄今未成集的作品能够结集出版。还有，除了少数例外（主要是他关于苏俄和犹太复国主义的文章），现在这本书，加上以前的八本[28]，能够完整地收集他写得比较成形的、相对较长的文章。
我现在谈谈这些文章的来源。
《现实感》是首次伊丽莎白·卡特尔·莫罗讲座的基础，1953年10月9日在马萨诸塞州北安普敦的史密斯学院以《史学中的现实主义》为题发表；其中讨论的一些问题伯林已经在别的文章，比如《刺猬与狐狸》《科学历史学的概念》等作品当中有所涉及，但这是他对这个问题的最明确讨论，显然在这本集子中值得占一席之地。
《政治判断力》一文和《现实感》有某些关联点，不过完全是从政治学的角度出发；这是1957年6月19日在英国广播公司（BBC）的第三套节目首播的一次谈话（以《思考政治》为题的七次系列谈话中的第六次）：文章内容是基于事先准备的讲稿和广播录音之上的。
《哲学与政府压制》是一次演讲，是为一个主题为“人类思考和表达的自由”的系列讲座准备的，那是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建校两百周年纪念活动的一部分。演讲时间安排在1954年3月24日，但是伯林的父亲于1953年12月去世，伯林感到无法参加校庆。
《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与其他各篇都不一样，它一写出来就发表了：最初发表在《钱伯斯百科全书》（伦敦，1950：纽恩斯出版社；纽约，1950：牛津大学出版社），经过修改后又发表在同一部书的下一版里（牛津、纽约等，1966：帕格蒙出版公司）；现在的版本加入了为一个后来未能问世的新版百科全书所做的修改，它被收入本书，部分是缘于此，部分是因为它以前从未被收入文集，部分也是因为它的主题合适。[29]
《马克思主义和19世纪的国际工人协会》是1964年在斯坦福大学第一国际工人协会一百周年纪念会议上发表的演讲的基础。伯林原始的口述录音保存在录音带上，我为本版听了一下。这让我得以更正打字员的少量十分情有可原的听错和听漏之处。伯林的打字员奥利弗·谢尔顿在这一艰巨的工作中总体上的准确度极为令人钦佩。
《浪漫主义革命》是为1960年3月在罗马的一次会议而写的，在那儿是经过意大利语翻译后发表的：在本书长久的酝酿过程中，此文的意大利文版发表在斯蒂芬·鲁克斯所编的伯林文集《在哲学与观念史之间：传论式访谈》（佛罗伦萨，1994：庞特·阿尔·格拉齐出版社）一书中，英语原文的荷兰语和德语译稿分别发表在《关系》和《国际文学》上。
《艺术的责任》是1962年当着J. F．肯尼迪总统的面，在白宫（专门）为罗伯特·F．肯尼迪的希克里山讨论小组所做的一次谈话的修订版。
《康德：一个鲜为人知的民族主义源头》是首次许马云·迦比尔纪念演讲，1972年在新德里发表。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与民族意识》是1961年11月13日也在新德里，在一次纪念泰戈尔百年诞辰的大会上发表的。
新版增添了一篇蒂莫西·斯奈德专门写的序言；还有两篇伯林的文章，我加在了附录里。后面这两篇文章，一篇写的是别林斯基，题目是《伟大的俄国评论家》，原本是一篇讲座底稿，伯林于1962年基于它在英国剑桥开了一场讲座。对别林斯基进行完整的研究是伯林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投入的一系列项目之一，但是始终没有出什么成果。不过他还是给我们留下了《维萨里昂·别林斯基》（《俄国思想家》里“辉煌的十年”那四场讲座中的第三场）；较短一些的《被神化的那个人》，收录于《观念的力量》；还有此次再版新收录的这篇文章，以前没发表过——这三篇文章都关联着“艺术的责任”这个问题，而别林斯基正是这个问题下的重要人物。[30]1955年，伯林对牛津大学万灵学院院长说，他正在写一本关于别林斯基的书稿，已经写完九章了。[31]若他所言不差，那这九章的内容就是不幸散佚了。但可以推知，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伯林关于别林斯基的作品应该源自且足以体现那个研究项目的主体部分，而且从1949年开始，伯林在哈佛任教的数年间就俄国社会和政治观念的发展而开设了两个系列讲座，为这些讲座所做的笔记（保存在伯林的文件里）也受到了这项研究的影响。别林斯基的名字还散见于伯林的书信中，足见伯林对他很感兴趣。我们在1974年给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布鲁斯·菲利普斯写的一封信中，可以一窥伯林有多么重视别林斯基：
别林斯基始终都在说教，正是他那真诚到令人心痛的情感深度、那无可挑剔的正直品格，还有他向不断变换的立场倾注的道德激情，才使他的个性、人生和文字得以深刻影响他的同代人；在他于1848年逝世后，他的直接影响和激起的反应在接下来的那个世纪里改变了俄语写作的方向。[32]
附录里的另一篇文章名为《完美社会理念的终结》，最初是1975年伯林在新南威尔士大学的一场即席演讲，经转写编辑而成。有鉴于此，它的风格和本书其他文章有所不同：它没那么正式，更口语化一些，所以读起来的感觉和《自由及其背叛》与《浪漫主义的根源》这两本同样也是由无稿公开讲座转写编辑而成的文集更接近。对于这样的文章该不该出版，某些人持有保留意见，而且许多类似的讲稿确实仍未出版（尽管可以在网上找到文本）。我自己的看法是，保留伯林讲座那独具一格的风格和气氛是很有必要的，更不要说这些讲座的内容还很有趣，它们可以为伯林那些准备得更加充分、打磨得更为精细的文章增光添彩。[33]何况既然已经有人把这个讲座转写成文字、不加编辑地出版了[34]，那么把它编辑一下收入这本文集里似乎也就没什么问题。
这本文集中的所有勘正记录均可见于
新版的页码编排不同于旧版，因而会给参考旧版的读者带来些许不便。考虑到这个问题，我在
和以前几本书的情况一样，我得到了一些学者慷慨的、不可或缺的帮助，我非常感谢他们。罗杰·豪舍尔和已故的帕特里克·加迪纳阅读了我选出来的所有文章，包括一些我没有选的他们也都读了，而且帮我做了遴选，解决了一些具体的文本问题。已故的G. A．柯亨教授阅读了有关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那些篇章，并做了评论，而且帮我说服伯林，让这位对自己的作品有着无可救药的怀疑的作者相信，应该把它们收进去；特雷尔·卡佛教授以其丰富的学识给予我许多慷慨帮助，包括协助我给两篇文章加注。加纳·贝克博士关于费希特、安德鲁·罗宾逊关于泰戈尔、弗兰克·西黎教授关于屠格涅夫、拉尔夫·沃克尔博士关于康德、海伦·拉帕波特关于几个俄国问题，都给予我非常宝贵的帮助。德瑞克·奥弗德随时向我提供关于别林斯基和其他俄国作者的专门知识，显示了真正可敬的慷慨、耐心和效率，使我尤其受益良多。塔季亚娜·波兹尼亚科娃、娜塔莉娅·萨拉纳和约瑟芬·冯·齐特茨维兹解决了《伟大的俄国评论家》中的各种问题。我还（不是第一次）受益于列奥弗兰克·霍尔弗德——斯特里文思博士的渊博学识。格里高里·克雷斯、安吉·古德盖姆、杰米·梅尔罗斯、奈吉尔·里斯和埃德蒙·韦纳为我解决了多个难题。
伯林本人以相当大的忍耐阅读并同意了我编辑的所有文章的文本，并在此过程中做了几处修改。如果没有他的秘书帕特·乌特金，我不可能取得这些成果；同样，没有无比慷慨的赞助者1990年以来对我在沃尔夫森学院的研究的资助，以及布洛克勋爵促成我的这个研究员职位，这些成果也是不可能的。最后，我要感谢我在查托和文多斯出版社的编辑威尔·萨尔金和詹妮·乌格罗的帮助和支持；以及伊丽莎白·西弗顿、斯特劳斯和吉鲁克斯对打字稿的仔细阅读，使得书稿有了很大的改进。
亨利·哈代
牛津，1996年4月
赫斯沃尔和日本，2018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