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陈志强

“牛津通识读本”《拜占庭》这本书，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多年前，我和弟子武鹏副教授合作翻译过曼格主编的《牛津拜占庭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那是一本严肃的学术类教材。牛津大学这么快又出版新的拜占庭通史书了？这两本书有什么不同？带着满腹疑团，我寻找答案。

在海内外弟子的帮助下，我最终弄明白了，《拜占庭》是一本大学普及读物，属于七百多种“牛津通识读本”系列图书之一。根据出版社公布的现有读本名录，历史类读本近十分之一。这套书的选题与牛津大学的课程体系并不完全配套，也许是为了满足在校各院系同学广博的求知需求。以这两本拜占庭史书籍来看，《牛津拜占庭史》的主编是学富五车的国际拜占庭学的著名权威，而《拜占庭》的作者则是“70后”中青年专家萨里斯。这里并非以此评判两书的质量，只是想说明它们各自的突出点。例如，《拜占庭》的写作重点集中，关注战争及其对拜占庭政治和文化的影响，在较短的篇幅中展现出这个中世纪大帝国千余年历史发展的主线，读者可以用一周喝咖啡的时间读完它。又如，它语言通俗活泼，在一些历史转折点的重大事件和人物那里制造场景，令人兴趣盎然。这种书其实并不好写，只有在深入研究拜占庭史和全面把握拜占庭历史与文化系统知识后才能完成。因此，作者在前言中称，他是在全球顶尖的拜占庭研究机构之一哈佛大学橡树园图书馆完成此书的，可见他是下了一番功夫的。

拜占庭帝国从哪里来？这个帝国与罗马帝国是什么关系？上千年的拜占庭帝国有哪些重要特征？一度强盛的拜占庭帝国后来为什么衰亡了？拜占庭历史与文化的历史定位是什么？等等，这类问题在这本小书中都会有适度而生动的解答。

如果以宏观的视野看待古罗马帝国以后的欧洲地中海历史，读者就会发现，这个统一了地中海世界的罗马大帝国留给了后世两种政治模式：其一是东地中海世界（包括地中海和黑海）的中央集权制，其二是西地中海和西欧的地方集权制。前者的继承者是统一的拜占庭帝国，而后者的继承者是战乱不休的西欧。在欧亚大陆西端的这个空间狭窄的试验场上，两种“大人群”治理模式经过了中世纪千余年的实践，留给后人一段令人回味无穷的历史故事。

今天被普遍贬斥的拜占庭帝国中央集权皇帝专制，事实上是从晚期罗马帝国到拜占庭帝国发展史的必然结果。“公元3世纪大危机”将罗马帝国拖入混乱的深渊，经济危机、人口锐减、思想错乱，激发了政治混乱，皇位持续更迭，康茂德被杀后便爆发了数十年之久的皇位争夺战，235年至284年间，约26个皇帝轮番坐庄，各地起义骚乱此起彼伏，内乱伴随着日耳曼各部落成功入侵帝国，萨珊波斯军队也乘乱进攻，甚至于260年俘虏了罗马皇帝。在此艰难时世，恢复政治秩序和相对安定的社会生活是罗马人的普遍愿望，强化帝制的发展趋势由此突显，至少人们对“五贤帝”之安定和“公元3世纪大危机”之混乱的优劣形成了共识和选择的倾向性。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时代的帝国逐渐摆脱战乱，以拜占庭皇帝专制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有效地中止了晚期罗马帝国军阀割据的政治局面，结束了凭借武力征战夺取最高权力的残暴方式，以一种血亲世袭继承原则取代了军事强人普遍觊觎皇位的习俗。

此后，皇帝专制时紧时松，帝国中央集权时强时弱。一些铁腕君主特别是能征善战的皇帝将帝国带入强盛，不仅社会生活稳定富足，而且有效地抵御住了强大外族敌人的入侵和东方游牧民族持续不断的劫掠。与此同时，个别平庸之辈或昏庸帝王造成的短时混乱和宫廷内争，并没有对民众生活产生实质性影响。相对稳定的政治统一，促使拜占庭帝国的社会生活保持在总体上有序的范围内，因此经济发展环境相对良好，社会财富积累也相对迅速，甚至在特定时期进入短期良性循环的快速发展阶段。该地区的城市生活质量达到了欧洲地中海世界的最高水平，并成为中世纪时期宗教文化生活最活跃的中心。

以更宏观的视角来看，当时整个欧洲地中海和西亚地区的人口情况，就很说明问题。前工业时代社会财富的积累很难统计清楚，唯有人口是个相对准确的指标。因为只要百姓生活安稳，日子过得去，家长们就一定会生育孩子并把他们养大，富有之家更是把人丁兴旺视为最佳生活的选择，因此人口增长指标是衡量古代社会（包括国家）发展程度的最佳指标。晚期罗马帝国之后，欧洲地中海地区最大的变动便是东部和西部地区分道扬镳各自走上不同的道路，东罗马帝国即后世所称的拜占庭帝国，保持着国家权力的相对集中，皇帝专制制度自君士坦丁一世后持续到1453年。与此同时，西罗马帝国缺乏中央集权，各级封建领主以家族为基本单位，以土地为纽带形成封主和封臣之间的封建关系，出现了“我的封臣的封臣不是我的封臣”、“我的封主的封主不是我的封主”的断裂等级制。各级封建主之间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他们相互冲突，内部战乱不断，外族持续入侵，长期的战乱遍及西欧和中欧各地，这里成为中世纪世界战乱最为频繁的地区。

这种政治上的四分五裂状态和拜占庭帝国中央集权治下的统一帝国反差极为鲜明，其社会表现便是人口差异极大。根据学者粗略估算，自2世纪末罗马欧洲人口达到6700万到7000万人以后，欧洲居民大多集中到了拜占庭帝国，甚至在拜占庭帝国收缩到东部地区后，其人口也远远超过西部地区（John Haldon，The Palgrave Atlas of Byzantine History，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5，p.7；Angeliki E.Laiou，The Economic History of Byzantium，from the seventh through the fifteenth century，Washington，D.C.：Dumbarton Oaks Research Library and Collection，2002，I，pp. 47—48）。造成人口东向集中的原因虽然复杂，但战乱促使人们向富足安定的地区流动，几乎是没有疑问的关键性因素。中世纪西欧内部多层次、多形式的战乱造成人口和财富大量损失是没有争议的共识，该地区长期战乱和贫穷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那里远比拜占庭世界更贫穷、痛苦和野蛮，人口死亡率更高。拜占庭帝国之所以长期占据欧洲地中海世界最富有地区、人口最多地带，成为文化最活跃的中心，绝非偶然，是帝国中央集权政治下社会生活相对安定的必然结果，这与战乱频繁的欧洲其他地区形成鲜明对照。

马其顿王朝巴西尔二世的“黄金时代”是拜占庭帝国发展的顶峰，也是帝国中央集权制国家由强盛而衰弱的转折点。拜占庭帝国中央集权制在科穆宁王朝时期的“贵族治理”改革后发生了改变，皇帝家族政治逐步取代了原有的国家政治。大约与此同时，欧洲其他地区特别是西欧地区的家族地方集权，却逐渐朝向国王为代表的中央集权制发展，出现了早期多层次政治无序状态向着国家集中统一政治权力的发展趋势。衰落阶段的拜占庭国家集中统一政治权力自科穆宁王朝后愈发衰弱，不自觉地促使帝国中央集权降格为地方集权势力。这一深刻变动为嗣后欧洲地中海世界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西欧各国不断强化的以国王集权为最高形象的民族国家恰好符合工业文明初起的政治经济要求，那里各个近代国家的发展愈发强势，而拜占庭则从强势的中央集权“帝国”蜕变为地方集权的家族统治，资源和疆域同比萎缩，进而被新兴的中央集权的奥斯曼帝国所灭。

笔者多说了几句，希望读者在阅读《拜占庭》一书时，既能看热闹，也能看门道。更多的解读，则有赖于读者在细读此书中，细细品味，领悟参透。

2021年9月于南开大学龙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