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年自由职业者的现实
1 一位中年男性的绝望——三十八岁的健司
“我很难逃离当前的现状了。社会明明急需年轻劳动力，但为何我找不到稳定的工作呢？”
“稳定的工作”在哪里
“咱们怎么总是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见面呢？”
38岁的石田健司强颜欢笑地聊起了他的近况。近十年来，我同他一直保持联系，他总是会配合我的采访。他现在靠日工勉强糊口，工作极其不稳定。
按日派遣的时薪不过1000日元上下，常常干了一天也赚不到10000日元。他们会首先申报“等待工作”的状态，之后等待工作指派，有工作的时候勉强能赚到10000日元，但不能选择派遣地点。
接到工作指派后，他们要到离码头最近的车站集合。打工的人形形色色，既有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也有中年人，略显年纪的人大多表情沉重。他们的工作有时是检查点心，负责礼盒的摆放；有时是负责组装弹珠赌博机(1)，他们用专用电动螺丝刀在弹珠赌博机上安装螺丝，一直从早忙到晚。一周下来，能安装好1500台赌博机。
他说：“时薪很少能达到1000日元。日工派遣的人里外国人较多，所以工厂里教我们干活的也是外国人。”
给便利店供应饭团、面包的加工厂，有接近一半的职员是外国人。大家基本上都不会说日语。又比如，在给超市提供熟食的工厂中，健司的工作是负责分装菜品，而现场的监工是菲律宾人。这些外国人总是戴着口罩，一边大声地聊天，一边进行着手头的工作。尽管健司知道，他们中不乏努力工作的人，但一想到自己身处外国人之中，不由得感到一丝不平衡。
“日工派遣是根据需求而改变的一种工作方式。以我的现状来看，恐怕成为正式职员遥遥无期了。”他体会到了现实的残酷。
当然，这些工作还存在着其他风险。
“体力劳动的派遣，不过是一次性买卖，终归不是长久之计。在工厂工作的时候，如果能跟进整个工程的实施进度，也许会跟现在不同。但日工派遣的话，根本无法长久在此工作，别人教我们的，也只有拧螺丝这种琐碎的工作而已。”
曾经一段时间，他之所以选择日工派遣，是因为笃定能拿到指派工作。但每天的薪资大概也只有6000日元，这些钱只够糊口，更别提存钱了。本想每天至少赚够10000日元，但这样的工作寥寥无几。如此一来，他已经没有多余的钱缴纳社会保险，今后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险更是让他焦虑不安。
“我很难逃离当前的现状了。社会明明急需年轻劳动力，但为何我找不到稳定的工作呢？”
他心中的疑虑让我深受触动，恐怕社会上有许多中年自由职业者有着和健司一样的烦恼吧。
曾几何时，自由职业者赚得更多
健司，在东京的平民老街区长大，高二时就退学了。之后的两年，他在便利店和餐饮店打工，开始了自由职业者的生活。当时，他每月有30万日元左右的进账，这些钱足够维持生活。
长时间在狭小店铺工作的他，向往有一份“能沐浴在阳光中”的工作。于是，他进了一家快递服务公司，担任快递员。
他的工作就是从各大快递公司接单，然后骑自行车或摩托车配送货物，相当于自负盈亏的个体户。他跟公司签订了业务外包合同，所以每天都会接到很多订单。这些订单会通过邮件的方式发送到他的手机上。如果快递员拒绝的订单达到一定数量，公司就会认为此人“靠不住”，这样一来，公司指派的订单就会逐渐减少。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他几乎什么活儿都接。东京圈内自不必说，就连东北(2)的订单，他也会骑着摩托车赶去送货。因为运费与运输距离直接相关，因此健司也能从中提成。有时一天下来，他要骑行将近100公里。虽然每个月的营业额能达到50万日元，但平均到手的只有20万日元左右。下雨天的时候能多赚一些，他是绝对不会放过赚钱的机会的，有单必接，有时候一个月也能赚上40万日元。
“当时我认为，就算自己高中肄业，只要努力，还是有希望的。”
他咬紧牙关，努力坚持着。
送货的工作持续了六年，虽然中途合作的公司陆续更换，但对他来说没什么区别，都是自负盈亏式的打工。在这期间，他还增加了IT业务。当时，各大电脑运营商正招聘大量修理打印机的摩托车骑手，又称“电脑硬件修理员”(3)。就这样，口口相传，健司也决定加入。打印机网络系统的维修工作需要进行为期两个月的培训才可以上岗。上岗后时薪可达1300至1500日元，他对此十分期待，认为“这是能够增加工作技能的好机会”。
就这样，健司拿到了某大型电脑运营商的工作证，他的工作内容就是应客户的要求赶到现场去维修电脑。然而，客户一方实际上已经与其他公司签订了业务外包合同，这种做法其实是一种“违法外包”。
“违法外包”虽然签订的也是外包（委托）合同，但实际上属于劳务派遣，它是违法的。外包原指通过完成业务来获得对等价值的合作（《日本民法典》第632条作了相应规定）。所以，在现场接受发包方命令和指挥的工作形式并非业务外包，而是劳务派遣，因为它不符合法律所规定的外包的构成要件。重复发包使得被雇佣一方的职责不明确、模糊，从而双方都无法遵循基本劳动条件。
健司的工作形式便是典型的“违法外包”，在“三重派遣”下，健司不由得怀疑“在这个行业还有稳定的工作吗”。于是，他重新开始了求职。
“稳定”遥不可及
当时，健司有个交往中的女友，且正考虑结婚，因此他无论如何都想找到一份正式职员的工作。(4)
2008年9月，健司终于被一家印刷公司录用，三个月试用期后就可以转为正式职员。每天上班时间为早上9点到营业结束，有时会忙到凌晨2点，月收入为25万日元，他生平第一次加入了社会保险。入职之初，公司业绩很不错，工厂24小时运转，工人们两班倒，他有时也会上夜班，因此每个月的工资加上加班费能拿到将近30万日元。
“马上我就能成为正式职员了，也即将迈入婚姻生活，除此之外，参照劳动政策研究及研修机关发布的《有关青年就业情况、职场、职业能力开发现状的调查》，我们也能看出雇佣形态对于婚姻的影响。关于男性有无配偶的调查中，25岁至29岁的正式职员中有31.7%的人有配偶，而兼职、打工、派遣、契约、特约职员等“非典型雇佣”中，仅有13.0%的人有配偶。在“非典型雇佣”中，兼职、打工的人群里，更是只有7.4%的人有配偶。
30岁至34岁的男性之中，正式职员中有配偶的占57.8%，“非典型雇佣”中有配偶的占23.3%，其中兼职、打工的仅有13.6%的人有配偶。换句话说，是否为正式职员已经成为男性步入婚姻的条件之一。该调查还显示，男性的年收入越高，有配偶的比率则越高。我终于能过上安稳的日子了。”
他满心欢喜地期待着新生活的到来，结果等来的却是雷曼事件(5)。
雷曼事件影响了包括日本在内的全球经济。日元升值导致出口产业凋零，国内各工厂纷纷“终止劳动派遣”，失业率飙升，许多走投无路的人甚至流落街头。2008年10月28日，日经平均股价指数跌至6994日元，降至泡沫时期以来的最低点。尤其是金融和房地产行业，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
健司的公司主要负责房地产公司宣传册的印刷，受金融海啸的影响，公司业绩逐渐下滑，业务量也随之减少。工人加班量减少，健司每月到手的工资只有21万日元。与此同时，社长迟迟没有批准健司的转正申请。
“与其这样，还不如再做一份兼职，多赚些钱。”
就这样，健司认清了公司的现状，放弃了转正的机会，决定开始兼职。他一边在原来的印刷公司以打零工的形式上着时薪较高的夜班，一边靠日工派遣在白天赚些外快。这样下来每个月的收入能达到30万日元。
夜以继日的工作、快节奏的生活使得他和妻子的交流甚少。一年之后，两人的婚姻走到了尽头。工作上，由于印刷公司的业务量下滑，夜班的活儿也越来越少了。
唯一一次正式职员经历
“我什么都没有了。”他说。
婚姻结束后，他从以前的房子里搬了出去，找到了一间合租房，重新开始了打日工的生活。
所谓的合租房，实际上只是废弃工厂整修成的房子，供30人至40人居住。每个房间由隔板隔开，只有两张榻榻米那么大(6)，简单地摆放着上下铺式的双层床。这里总有一股油污的气味，灰尘多，让人嗓子很不舒服。住在这里的人贫困潦倒，生病了也去不起医院。健司一直是个乐观向上的人，但那时的他甚至一度想过自杀。
他最终没有走向绝境，是因为派遣公司给他介绍了一份工作。他的心中燃起了一丝希望，挣扎着从地狱般的生活中爬了出来。
他想：“就算是日工派遣，每天都有事情做也未尝不是件好事。就算找到了一份正式雇佣的工作，没有好的业绩，也有可能被解雇。要是赶上公司破产，更是前功尽弃。与其这样，还不如好好地思考如何自力更生。”
接下来的两年，健司一边靠日工派遣维持生计，一边不放弃求职，试图寻找更好的机会。终于，机会来了。
健司最初是以合同工的形式入职的。这是一家新兴的IT公司，健司入职时只有社长、上司和他三个人，随后三年半的时间又招聘了10多名员工。就这样，健司领到了久违的月薪，虽然没有正式签约，但自然而然地成了一名正式职员。他每月到手的薪水为17万至18万日元。这家公司属于大型制衣企业总公司的“服务台”，他作为常驻职员负责IT方面的技术支持，具体负责管理和维护客户公司的收银系统。
白天，他需要接听各店铺咨询电脑运行以及系统故障的电话。只有到了晚上，他才有时间赶往现场统一处理问题。他的工作在规定的上班时间内是无法完成的。即便到了周末，他还会收到来自全国各地200多家店铺的100多单投诉和咨询。
由于太过繁忙，他最终选择结束这份工作，而这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成为正式职员。直到今天，他仍然做着日工派遣。
健司这种工作方式，一方面，导致他无法被纳入社会保障制度；另一方面，又导致他没有多余的钱来购买普通保险。
针对非正式雇佣的劳动焦虑，我们的社会也逐渐完善了保险体制，那就是劳动工会推出的“互助险”。比如，日本医疗劳动工会联合会推出了医疗、看护人员可以加入的“医劳联合互助险”。只要加入劳动工会，就可以购买保险。这样一来，无论是非正式雇佣职员还是工会会员的家人都可以加入保险了。“生命互助险”“医疗互助险”“交通灾害互助险”统称为“互助险套餐”，只需每月分期付款800日元即可加入。因流感等疾病休假五天以上，就可领取停工补助。这一制度对于从事时薪和日薪工作的非正式雇佣劳动者是非常有帮助的。日本医疗劳动工会联合会互助险的负责人说道：“加入互助险和劳动工会，可以遇到志同道合的伙伴，也避免了职场上的孤军奋战，雇佣双方在劳动条件改善等问题上也更容易交涉。”
这种有保障的系统制度正是国家应该大力推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