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陈后主《临行诗》及其问题点

陈后主（553—604）是南朝陈的最后一位皇帝（582—589年在位），名叔宝，在位期间广建宫室，常与妃嫔和文臣们举行宴会，创作艳词。祯明三年（589），隋军攻入都城建康，陈后主被押赴长安，隋仁寿四年（604）逝于洛阳。《旧唐书·百济传》载：“（百济王义慈）及至京，数日而卒。赠金紫光禄大夫、卫尉卿，特许其旧臣赴哭。送就孙皓、陈叔宝墓侧葬之，并为竖碑。”可知，陈后主死后，葬在投降西晋的吴王孙皓墓旁。

陈后主的文集虽多达三十九卷，但大部分散佚。在收录陈后主诗的明人张溥《汉魏六朝一百三家集》卷一〇二以及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陈诗》卷四等中，均未见上述临终诗。收录该诗的《净名玄论略述》中有如下记载：

如有传云：后周终王号少帝阐，将诸太夫享祀先庙。掌客之臣杨坚有二美女与一男，男是杨光也。坚使此二女举觞上帝……叔宝之臣号曰妙景，其妻妍美。王闻感念，乃任以景将军居戍隋之南境，而集其妻纳于宫中。景乃言：“戍境有限，无所奈何。心虽甚悔，今无所为。”遂生叛逆，使人告隋朝曰：“叔宝无义失道，虐恶甚之。”坚固（故？）作色而怒曰：“天授不取，还受殃耳。”乃以杨光为大将军，率诸兵卒，度江伐陈。临发之日，坚语光等：“朕闻吉藏者善达法门，宜申诚心要请之。至今伐于陈，岂贪其地乎？良由有道之王（主？）耳。”以铁锁与鼓（船？）权为浮梁而渡津，景前导而伐之。遂平其城而囚执叔宝并子……宝发路，咏曰：“鼓声推命役，日光向西斜。黄泉无客主，今夜向谁家？”

“鼓声推（催）命役（短），日光向西斜。黄泉无客主，今夜向谁家”一诗(10)，现称《临刑诗》、《临终诗》或《临行诗》。从当时的形势和诗歌的内容来看，陈后主认为在被押赴长安的途中或到达后会被立即斩首，故而吟咏此诗。因此，也可以说是一首临终诗。

不过，福田俊昭指出，上述“如有传云”的内容很可能是《净名玄论略述》的作者智光所作。(11)但是，金文京指出，这些看起来荒诞无稽的内容并不完全是日本人的虚构，均传自中国(12)，并认为这些内容原型来自陈灭亡后江南地区产生的传说，与《开业平陈记》《大业拾遗记》中的相关记载相对应(13)。其实，文中“妙景”的原型是《南史·萧摩诃传》的萧摩诃，两人经历相似，且名字日语发音也相近。“摩诃”的“诃”，《广韵》载音为“苦何切”，读作“ke”，即“摩诃”读作“m oke”，这与“妙景”的日语发音“m ioke”相近。应是智光（或智光所引材料的原作者）重视读音，选择了同样发音的“妙景”二字。因此，“如有传云”的内容虽有些荒唐无稽，行文亦不流畅，但也无法断言与史实无关。

金文京指出，诗中的“宾主”没有招待客人的意思，言辞不当，且不符合中国的习惯，这是日本人改作时所犯的错误。(14)这种观点很有见地，但在六朝隋唐时期，“宾主”是诗中常用的“诗语”。另外，大津皇子诗中“泉路”一词，在六朝隋唐的诗中也很常见。例如，南朝陈僧智恺的《临终诗》载：“泉路方幽噎，寒陇向凄清。一朝随露尽，唯有夜松声。”此外，诗中称太阳为“金乌”，符合中国古典的记载。因此可以说，大津皇子的诗符合中国用语习惯。

此外，正如水口干记所指出的那样，大津皇子与陈后主两诗中“鼓声”具有共性（即时刻制度）。(15)“鼓声”表示的时间为戌时（19时至21时），即一更。古代一晚分为五更，每更敲一次大鼓以告知时间。“金乌临西舍”是指酉时（相当于17时至19时），故在大津皇子的诗中，“金乌临西舍”放在“鼓声催短命”之前，在时间上是正确的。(16)因此，大津皇子的临终诗是只有熟读中国典籍、通晓中国文化的知识分子才能吟咏的。据上述《日本书纪·大津皇子卒传》所载“尤爱文笔。诗赋之兴，自大津始也”，不难想象大津皇子通晓《文选》等中国典籍诗文。

不过，诗的最后一句“此夕谁家向”是日语语序，应为“此夕向谁家”。这应是试图模仿汉诗押韵而表现出不成熟的一面。

日本古代的知识阶层拥有惊人的汉学修养，努力汲取中国文化，但只停留在模仿或抄袭阶段，独创性的东西很少。(17)例如，《怀风藻》所录的百济和麻吕《七夕》中有“昔惜河难越，今伤汉易旋”一句。该诗与梁武帝的《七夕》“昔时悲难越，今伤何易旋”相似。另外，石川石足《春苑应诏》中的“舞袖留翔鹤，歌声落梁尘”也与齐王融《秋夜长》中的“舞袖拂花烛，歌声绕凤梁”有很多文字上的重复。这些类似诗属于“同句式形态诗”，显然前者（日本人的诗）是模仿后者的。(18)

此外，收录大津皇子诗的《怀风藻》也许在8世纪中叶之后传入中国。但是，正如金文京所指出的那样，即使《怀风藻》传到中国，江为模仿大津皇子的临终诗来吟咏《临刑诗》的可能性也非常低。(19)

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收录上述陈后主诗的著作只有《净名玄论略述》。福田俊昭指出，上述陈后主诗“不是追溯到中国初唐六朝以前的资料”，认为“大津皇子的临终诗传入中国并影响了江为”，并进一步指出：《净名玄论略述》收录的陈后主诗与中国流传的江为、孙蕡、金圣叹等人的临刑诗酷似；虽是间接的，但大津皇子的临终诗传入中国大陆后被模仿，在一边倒地吸收中国文学的上代日本文学中是极为值得关注的现象；大津皇子诗虽是不成熟的作品，但在诗情方面直到近代仍对中国文学产生影响，其意义非常重大。(20)

众所周知，“中日偶合说”和“日诗入华说”几乎都是在陈后主的诗被发现之前出现的。陈后主的诗被发现后，“汉诗渡日说”成为主流。但是，福田俊昭近年来再次主张“日诗入华说”(21)。可以说此问题仍未解决。

如果能证明上述诗是陈后主本人所作，那么大津皇子诗改编自陈后主诗的结论将不容置疑。但是，大津皇子时代之前的中国六朝、隋、初唐时期的类似诗无法查验，小岛宪之等学者关于这些类似诗在六朝至初唐期间既已存在的说法很难找到依据。因此，关于陈后主诗歌的真伪，有必要进一步慎重考证。

接下来，笔者试从江为的活动场所和出身来考察其临终诗与陈后主诗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