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文
日本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 新川登龟男
本书的作者葛继勇是一位活跃在古代中日文化交流研究最前沿的优秀学者。
葛继勇的学术专著主要有《七至八世纪赴日唐人研究》（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汉诗汉籍的文化交流史》（日本大樟树出版社2019年版）等。前者着眼于古代中日人物往来，后者围绕日本人如何接纳中国古代诗文和科举所用教材这一主题进行阐释。葛继勇还与他人共同撰写了《历代正史日本传考注·汉魏两晋南北朝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入唐僧的求法巡礼与唐代交通》（日本大樟树出版社2019年版）等学术著作。此外，其不仅在中国发表了许多研究成果，而且在日本著名学术期刊和著名学者退休纪念论文集中也发表过诸多高论。葛继勇围绕新出载有“日本”国号的几方墓志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也为日本学界瞩目。
其中，《七至八世纪赴日唐人研究》是葛继勇初试牛刀的著作，曾获得中国宋庆龄基金会颁发的“孙平化日本学学术奖励基金二等奖”。《汉诗汉籍的文化交流史》《入唐僧的求法巡礼与唐代交通》两部著作收录于王勇教授主编的“新中日文化交流史丛书”（日文版）第一辑（十卷）中，而且葛继勇本人也是这套丛书的编辑委员。此大型出版项目以中日两国共同出版的“中日文化交流史丛书”（日本大修馆书店1995—1998年版；中国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为基础，汇集此后发现的新材料、推出的新成果，由中日两国研究者再度携手合作而成。
而本书是在上述《汉诗汉籍的文化交流史》（日语版）的基础上编集而成的中文版著作。虽然本书第一章至第八章承袭《汉诗汉籍的文化交流史》的内容，但第九章至第十五章所收录的论文为其最新研究成果。此外，《汉诗汉籍的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对象以唐代即日本9世纪前的奈良、平安时代为主，而本书则在此基础上加入清代部分，聚焦18世纪前半叶的日本江户幕府时代（德川吉宗担任幕府将军期间），并将研究视域扩展至现当代（日本改元“令和”），可谓是了解整个中日文化交流史的力作。
本书基本主旨贯穿全书，绝非杂乱无章地罗列论文。葛继勇对其恩师王勇教授开拓的“书籍之路”(Book Road)研究进行了实证性的分析和拓展，尝试阐明中国是如何传承本土孕育的诗文及汉籍，而这些诗文及汉籍又是何时、如何传入日本，并对日本产生了何种影响的。全书字里行间皆见作者努力推动中日双方深化理解两国文化交流史的意图。
然而，将这样的研究意图付诸实践，并进一步取得重大成果绝非易事。直至今日，葛继勇一直在努力克服这一困难。毋庸置疑，在此过程中，葛继勇不仅具备卓越的研究能力，同时兼备对历史资料挖掘和人类社会探索的无限兴趣以及敏锐的洞察力、超强的行动力。此外，我们也能由衷感受到他对中华文明的自豪和对日本文化的尊重。
我曾经在早稻田大学与葛继勇有长达三年亲切交流的机会。此机缘始于其作为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公派的访问学者于2011年9月赴日留学之际。接着，葛继勇又被日本学术振兴会聘任为外国人特别研究员（JSPS），连续两年在日本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在这三年的时间里，他以早稻田大学为平台，积极开展各种研究活动和人文交流。我们在日本学术振兴会等机构的资助下共同开展研究，他为此做出巨大贡献。回国后，葛继勇曾赴韩国短暂访学，之后作为日本国家级研究机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的外国人研究员再次赴日访学。前不久，他曾在日本二松学舍大学“日本汉文学研究”国家基地从事学术研究。
这一系列的研究经历，促使葛继勇的研究得到了中日两国学界的高度评价，同时也推动葛继勇的研究进一步扩展和深化。本书正是最好的例证。
虽然已介绍过本书的基本主旨，但是我还想再强调三点。第一，书中提及众多诗文和汉籍，葛继勇对于中国传统文献的博览强记令人惊叹。第二，本书对中日两国先行研究状况的把握大致相当，在尊重双方先行研究成果的同时展开论述。这种论述方式值得赞赏。第三，葛继勇在本书中旁征博引新发现的墓志等资料，并提出了诸多独到的见解。
因此，本书定会成为引领今后中日“书籍之路”研究的灯塔。同时，本书也将成为“书籍之路”研究的基础学。如果此基础学能够为今后的研究课题指明新方向，则本书将进一步发挥其作为基础学的作用。
在此将其称为基础学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即使是日本的人文学科研究者，也对本书中提到的不少诗文和汉籍几乎一无所知。《白氏文集》等作品虽然在日本广为人知，但是从历史和文学的跨学科研究角度而言，日本学术界对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还有所欠缺。也就是说，这些诗文和汉籍对于研究学者以外的大多数人来说，是既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过，当然也没有读过的。因此，本书广泛介绍了这些接近未知的诗文和汉籍，借此激起各行各业人士的兴趣和学习欲望。希望葛继勇今后为大家更多地介绍“书籍之路”上中日文化交流的生动实例。
其二，本书成为基础学，关系到更重要的问题，就是应该如何以“书籍之路”研究为媒介，来理解中国的大陆文明与日本的列岛文化之间的关系这一本质问题，其中存在着远超预想的巨大障碍。这一障碍的关键词是“影响”。如上所述，对传播至日本但在日本鲜为人知的诗文和汉籍的阐释，促使我们思考为什么它们会在日本被遗忘。另外，传播这些诗文和汉籍至日本的中国人和携归这些诗文和汉籍的日本人，在当时有什么样的意图或需求呢？这种意图或需求又造成了什么样的结果呢？正如葛继勇一贯主张的那样，这就是不可回避的“影响”论的精髓。
例如，书中对德川吉宗时代从中国输入的汉籍群的分析饶有趣味。其中，葛继勇指出，介绍马医术的《元亨疗马集》并未在日本流传，而是被之前传入日本的《马经大全》取代了。这是为什么呢？这确实与当时的出版情况有关系，但归根结底是因为没有需求的汉籍不会流传，所以也就不会被出版。那么，两者的内容哪里不同呢？中国历史上的马医术，也就是关于疗马的认识是怎样的呢？以汉籍为媒介接触中国马医术的日本是怎样应对的呢？这一认识在日本又是如何被改变的呢？这是“书籍之路”研究的一大课题。
包括我本人在内，也容易被“影响”一词及其概念所迷惑。所谓“影响”，真是一个模糊、方便，有时甚至会被误解的概念。在本书中，我们随处可以感受到作者为打破这一棘手壁垒而煞费苦心。在这一点上，我本人对作者真挚的研究态度表示敬意。
另外，本书也把从《万叶集》中选取的年号“令和”放到砧板上进行“解剖”。本来，在日本江户时代以后，特别是进入明治时代，人们才逐渐将《万叶集》视为日本文化的精髓。《万叶集》是由小部分仿照汉文体的题词（序）与大部分日本语化的和歌这两种不平衡的部分组成的。“令和”是从汉文体题词（序）中选取“令”与“和”两个汉字组合而成，使之看起来像是汉语的复合词。但是，大多数日本人误认为《万叶集》只有日语化诗歌，所以倾向于认为“令和”年号源自只有日语化诗歌的日本古典《万叶集》。
另一方面，似乎大多数日本人也没有意识到，日本的年号制度是仿照中国的年号制度而来的，年号也一直使用汉语或者类似汉语的词语。但是，从《万叶集》诗歌的万叶假名中，无法找出接近于汉语的年号。因此，只能从少量的汉文题词中，即不被认为属于《万叶集》的内容中选取。但事实上，日本新年号确实出自《万叶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并非是在撒谎，而是在假想中建立起来的认知错误和认识偏差的堆积所致。而且，日本年号制度的历史意义与过去的中国年号制度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更加复杂。
“令和”这一年号蕴含着文明、文化间的复杂关系，即共有化、差异化、伪装化、拒绝化以及误认和扭曲的错层化等多方面、多层次的关系。但是，这是历史事实，从中日两国长期交流的历史来看，将其称为常态也不为过。因此，简单武断的“影响”论产生了巨大的错误认识，这些错误认识又派生出简单武断的“影响”论，如此循环往复。相反，走向非“影响”论的“独自”“固有”“特殊”论，也同样会反复犯错。
像这样无法用普通办法解决的“影响”问题，也凝缩在所谓“汉字”的问题中。“汉字”，顾名思义就是诞生于中国的文字，但现在日本也广泛使用。日本人使用“汉字”，确实存在着中华文明的“影响”，但当被问及其“影响”具体为何时，人们就穷于回答了。因为汉字不是单纯的符号，而是在将中国的习俗、感知与思考书面化的“汉文”文体和“汉文”文脉中存活的，所以失去这些关联事物的“汉字”便不能被简单称为“汉字”。尽管如此，日本仍频繁使用中国人创造的“汉字”，所以很容易产生各种错误认识。即使是同一个汉字，中文汉字与日语汉字意思不同之例绝非罕见，这暗示着两国历史文化间存在巨大鸿沟。
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当今社会，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也普遍存在。而且，不仅存在于中国文明与日本文明的关系上，各种异质文明交流互鉴时，也会出现这种普遍性问题。
希望今后中日两国研究者能够正确挖掘并解开这如网眼一样复杂的构造，挖掘蕴含于其中的根本性及切实性的问题所在，并充分交换意见。在从零起点寻找答案的过程中，人们自然而然地就会对过早得出的“影响”论进行反省。
这种尝试绝非易事，因为要重新审视中日文明文化关系中的固有观念和认知错误、认识偏差，就必须具有相应的力量、勇气和视野。学术研究必须发挥先导性作用。当然，这一职责必须由接受“书籍之路”研究的日方研究者承担。但是，中方研究者的作用也是巨大的。本书正发挥着这样的作用，我本人对其在重新审视何为中国文明传播这一视野中的作用寄予厚望。
如果中日双方不能互相认识到彼此作用的话，则大家期待的合作就不能拓展下去。我想，不仅仅只有我一个人对此担忧吧。因为我们都深深感受到了理解中日两国交流史的重要性。正如中国将梵语等佛经翻译成汉语加以接受那样，日本又是如何将汉译佛经翻译成日语的呢？按照这样的方向和基准，重视翻译文化，也有助于拓宽我们的研究视野。
从作为基础学的本书中，能处处感受到作者试图为我们拓展研究视野的良苦用心。若本书能被广泛阅读，并且帮助读者从中发现新的课题，拓宽新的思路，实乃幸事。最后，也希望作者葛继勇能够再接再厉，产出更多典范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