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古代日本对魏徵《时务策》的受容与变容

上述《古记》中所引用的内容与作为科举考试内容的时务策有关。关于科举考试，《唐六典》卷四“尚书礼部”条载：

（1）凡明经先帖经，然后口试并答策。〔……开元二十五敕：……并答时务策三道〕

（2）凡进士先帖经，然后试杂文及策。〔……然后试杂文两道、时务策五条〕

可知，时务策为进士科考生的必答题，给出五条策问，让考生陈述相对应的政见。开元二十五年（737）以后，明经科的考生也需要考三道（条）时务策。

关于时务策在古代日本的使用，《养老选叙令》“进士”条载：

进士取明闲时务，并读《文选》《尔雅》者。

另外，在《养老考课令》“进士”条中还有以下记载：

凡进士，试时务策二条。帖所读，《文选》上帙七帖，《尔雅》三帖。其策文词顺序，义理慥当。

由此可知，古代日本同唐朝一样，将时务策作为科举考试的内容。因此，魏徵《时务策》在日本的大学中被当作教科书来使用是很正常的。可能是由于唐朝参加科举考试的学生都学习《时务策》，遣唐留学生耳闻目睹，故带回日本并将其作为大学的教科书来传写诵读。

藤原敦光曾通过了官吏录用考试，因此其应该学习过类似于魏徵《时务策》的对策文集。觉明也是藤原一族出身，曾在劝学院学习。劝学院是专为藤原一族的学生创建的宿舍，之后被公认为大学别苑。其学生与大学的学生同样拥有上课、参加考试的资格，因此劝学院收藏魏徵《时务策》等典籍也在情理之中。

《经国集》卷二十所收录的“对策文”载：

与山川而齐峙。（天平三年，白猪广成对策）(28)

不可以一致寻。（天平三年，藏伎美麻吕对策）(29)

这些对策文的语句与魏徵《时务策》木简一同出土的以下木简文字类同：

与山川而同。

非可以一理推。

如上所述，藏伎美麻吕的对策文中有引自魏徵《时务策》的条文，因此这些木简上所书写的文字可以看作是魏徵《时务策》的一部分。(30)除船沙弥麻吕和藏伎美麻吕之外，作为考生的白猪广成也熟读魏徵《时务策》。

与魏徵《时务策》木简一同出土的习书木简上写有“书生”“书生鸭牧麻”等文字，因此这些木简应是由大宰府所属的下级官人、书生所写。从这些人的身边都有魏徵《时务策》来看，魏徵《时务策》等汉籍已渗透到了大宰府的文书行政中。(31)换言之，不仅中央官司的人，连地方的下级官吏都使用魏徵《时务策》等汉籍。

《经国集》卷二十所收录的“对策文”中，道守宫继书写的有两篇。其中一篇论述“五行调和”，文中所载“然则巍巍之化，举目应瞻；荡荡之风，企足可待”，与前面所提及的魏徵《时务策》的佚文“荡荡之化可期，巍巍之风斯在”相类似。另一篇论述“治平民富”，文中所载“故上行下化，类水如泥，故紫变齐风，缨迁郑俗”，与魏徵《时务策》佚文“然上之化下，下之必从，若影逐标，如水随器”有异曲同工之妙。(32)

这两篇对策文是由文章生道守宫继于延历二十年（801）回答大学少允菅原清公的策问而撰写的。虽然结论部分的字句、论法极为相似，但从船沙弥麻吕和藏伎美麻吕的对策文明显仅替换几个语句的水平来看，道守宫继的对策文则是在咀嚼消化了魏徵《时务策》的基础上完成的。

另外，空海的《三教指归》（820年成书）、《性灵集》（830年成书）等著作中也引用了魏徵《时务策》(33)，如下表（表3-1）：

比较这两部著作与魏徵《时务策》，可以看出空海著作对魏徵《时务策》的运用，比船沙弥麻吕和藏伎美麻吕的对策文更胜一筹。

换言之，魏徵《时务策》在传入日本约一百年后，空海对其的利用已从简单模仿跃入自由创作的阶段。平安时代初期对魏徵《时务策》等中国典籍的受容，是探讨从模仿到创新、讴歌唐风时代到来的典型范例。

如上所述，网罗收录丰富故事出典的魏徵《时务策》还兼有类书的性质，成为空海等人的写作范本。(34)

但是，《令集解》卷二十二《考课令》“进士”条载：“《释》云，时务谓治国要道耳……《古记》云，时务谓当时可行时务是非也。”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卷五“议对”条载：“对策者，应诏而陈政也。”(35)可知魏徵《时务策》的“时务”是对策文的一种，目的是治国理政。因此，魏徵《时务策》本来是以提供政治参考为目的汇编而成的杂家书，但是后来逐渐成为科举考试的参考书。(36)不过，在中国却未发现其作为创作诗文的类书所应具备的功能和特点。

与此相对，在日本，魏徵《时务策》最初是在科举考试中作为教科书来使用的，但藤原道长、藤原师通等人也将其作为政治参考书来使用，同时空海、藤原敦光等人则将其作为写作范本而发挥其类书的功能。如此，魏徵《时务策》由原本的性质（政治参考书）转变为了教科书（科举考试参考书），又从教科书转变为了类书（工具书），从中可窥探出当时日本获取知识的实相。

（原文刊于《日本汉文学研究》第12号，2017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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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仓住靖彦：《大宰府史跡と木簡の出土》，《大宰府史跡出土木簡概報告（一）》，日本九州历史资料馆编，1976年3月。

(2) 渡边晃宏指出，日本出土的典籍木简全部为习书木简。［日］渡边晃宏：《日本古代の習書木簡と下級役人の漢字教育》，［日］高田时雄编：《漢字文化三千年》，临川书店2009年版。

(3) 木简的分类，参见［日］佐藤信：《日本古代の宮都と木簡》，吉川弘文馆1997年版。

(4)［日］东野治之：《大宰府出土木簡に見える〈魏徴時務策〉考》，《正倉院文書と木簡の研究》，塙书房1977年版。

(5) 宋尤袤《遂初堂书目》（儒家类）中记载有《魏郑公时务策》书名，但未记载卷数。

(6) 《後二条師通記》，岩波书店1957年版，第139页。其中“不见”二字与正文内容不同，“荣”字旁有红笔批注的“策”字。

(7) 东野治之上述论文《大宰府出土木簡に見える〈魏徴時務策〉考》。

(8)《後二条師通記》，岩波书店1957年版，第323页。

(9) 东野治之上述论文《大宰府出土木簡に見える〈魏徴時務策〉考》。

(10) 东野治之与高明士推测，一卷本为无注本，五卷本为有注本，但未进行详细考证。见东野治之上述论文《大宰府出土木簡に見える〈魏徴時務策〉考》；高明士：《日本没有实施过科举吗》，《玄奘人文学报》2004年第3期。

(11) 葛继勇：《〈兎園策府〉の成立、性格及びその日本伝来》，《日本漢文学研究》第10号，2015年。参见本书第五章。

(12) 王三庆著，［日］池田温译：《類書》，《講座敦煌5 敦煌漢文文献》，大东出版社1992年版；［日］福田俊昭：《敦煌出土の〈籝金〉と〈無名類書〉》，《東洋研究》第77卷，1986年，后收录于福田俊昭：《敦煌類書の研究》，日本大东文化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2003年版；屈直敏：《敦煌写本〈籝金〉系类书叙录及研究回顾》，《敦煌学辑刊》第1期，2011年。

(13)《籝金》的编纂时期为武周万岁登封元年（696）至唐中宗神龙二年（706）。郑炳林、李强：《唐李若立〈籝金〉编撰研究》（上、下），《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2009年第1期。

(14) 东野治之上述论文《大宰府出土木簡に見える〈魏徴時務策〉考》。

(15) 四库全书本《崇文总目》卷十二中载“魏文正公《时务策》五卷”，由于其中无“阙”字，故可推测《崇文总目》编纂的庆历元年（1041）时魏徵《时务策》五卷尚存。

(16)《真言宗全书》第四十，真言宗全书刊行会1935年版，第20页。

(17)《真言宗全书》第四十，真言宗全书刊行会1935年版，第31页。

(18)《真言宗全书》第四十，真言宗全书刊行会1935年版，第74页。

(19)《真言宗全书》第四十，真言宗全书刊行会1935年版，第84页。

(20)《真言宗全书》第四十，真言宗全书刊行会1935年版，第124页。

(21)［日］山本真吾：《慶応義塾図書館蔵〈性霊集略注〉出典攷——〈類聚名義抄〉からの引用を中心として》，《鎌倉時代語研究》第14号，1991年。

(22)《新訂増補 令集解》，吉川弘文馆1996年版，第646—647页。

(23)《新訂増補 令集解》，吉川弘文馆1996年版，第411页。

(24)［日］池田昌广：《〈古記〉所引〈漢書〉顔師古注について》，《京都産業大学論集·人文科学系列》第47号，2014年。

(25)《經国集》（日本古典全集本），日本古典全集刊行会1925年版，第195页。

(26)《經国集》（日本古典全集本），日本古典全集刊行会1925年版，第194页。

(27) 东野治之上述论文《大宰府出土木簡に見える〈魏徴時務策〉考》。

(28)《經国集》（日本古典全集本），日本古典全集刊行会1925年版，第192页。

(29)《經国集》（日本古典全集本），日本古典全集刊行会1925年版，第194页。

(30) 东野治之上述论文《大宰府出土木簡に見える〈魏徴時務策〉考》。

(31) 东野治之上述论文《大宰府出土木簡に見える〈魏徴時務策〉考》。

(32) 东野治之上述论文《大宰府出土木簡に見える〈魏徴時務策〉考》。

(33) 日本古典文学大系本《三教指归 性灵集》所收《引用・相关文献目录》中未见魏徵《时务策》。［日］渡边照宏、宫坂宥胜校注：《三教指帰 性霊集》，岩波书店1965年版，第550—551、586—588页。

(34) 东野治之上述论文《大宰府出土木簡に見える〈魏徴時務策〉考》。

(35)《新訂増補 令集解》，吉川弘文馆1996年版，第646页。

(36) 大渕贵之指出，魏徵《时务策》本来是以提供政治参考为目的汇编而成的杂家书，其作为类书中创作诗文的工具书所具备的功能和特点则为次要作用。［日］大渕贵之：《唐創業期の〈類書〉概念——〈芸文類聚〉と〈群書治要〉を手がかりとして——》，《中国文学論集》第35号，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