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视野
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断想
郭英德
一、“散文”何谓？
最晚在12世纪的南宋时期，“散文”一词作为文体称谓，已经普遍出现在中国典籍之中。但是今天我们所说的“中国古代散文”一词，却是现代人使用的概念，既有对古代散文作品的理性归纳，又涵载着现代人的意识注1。这种“现代人的意识”最鲜明地体现为这样的定义：散文是与诗歌、戏剧、小说相并列的一种文学体裁，或者散文指除诗歌、戏剧、小说外的文学作品。
我们现在所谓“中国古代散文”的文本，既可以宽广地涵容从先秦至清末的文章，也可以有选择地局限于一些“美文”或“文学散文”。在中国古代文化语境中，作为一种文体，“散文”的内涵和外延一直相当模糊。20世纪以来，以这种内涵不清、外延不明的“散文”作为基点，展开“中国古代散文研究”，这不免在学理上处于“妾身未分明”的尴尬局面。在《中国散文通史总序》中，我曾经对“散文何谓”这一问题做过简要分析注2，最近又有更多的思考，想再做一些补充。
首先，以韵律作为分类标准，“散文”可以与“韵文”相对称。日本学者泽田总清原著、王鹤仪编译的《中国韵文史》，开宗明义即说：“从修辞上文学（Literature）可分为散文（Prose）和韵文（Verse）两种。散文称为文章或文，韵文则有诗或歌或诗歌等称呼。这二者相合通称诗文。说到这二者间的区别，即韵文有韵律（Rhythm），散文没有；韵文有形式的限制，散文也没有。”注3古人曾经在“韵”“散”区别的意义上，界说“诗”与“文”两种文体，有时称为“韵语”和“散语”注4；有时称为“诗律”与“散文”注5；有时则分辨押韵与不押韵，将不押韵的文本称为“散文”注6。但是，在中国古人的文体辨析中，是否有韵律，并不足以区分“诗”与“文”。南朝宋刘勰（465？—520）说：“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注7他所说的“有韵之文”，并非仅指诗或歌或诗歌，还包括赋、箴、铭、赞、颂、碑、诔等文体，实为“韵体之文”，后人习惯上也将这些文体归入散文注8。刘勰所说的“无韵之笔”，也并非都是散文，如《文心雕龙·书记》篇列举的24种杂体之文，如谱籍簿录、方术占式、律令法制、符契券疏、关刺解牒之类，都是纯应用性文体，习惯上从未归入散文。既然“有韵之文”中有“散文”，“无韵之笔”中有“非散文”，那么有无韵律，就显然无法作为区分“诗”与“文”的标准，我们既不能说散文是非韵文，也不能说非韵文即散文。
其次，以语体作为分类标准，“散文”可以与“骈文”相对称，排比俪偶为“骈文”，散行直言为“散文”。人们发现，至少在北朝熊安生（？—587）疏证《礼记》时，就以“对文”和“散文”对称，进行“词体”的辨析注9。而“散文”与“骈文”相对称的文体意义，到南宋时开始逐渐确立，并大量使用注10。如吕祖谦（1137—1181）认为：“诏书或用散文，或用四六，皆得。散文以深纯温厚为本，四六须下语浑全，不可尚新奇华巧而失大体。”注11他说的“四六”即指骈文。王应麟（1223—1296）《辞学指南》进行文体分类时，就将“诰”和“诏”，都分为“散文”和“四六”两类。但是，“奇偶相生、骈散相杂”，原本就是汉语文章的特点注12。因此在历代写作实践中，骈散之分，从来都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注13，骈文容有散行之气，散文也不乏骈偶之语。周必大（1126—1204）早就认识到：“四六特拘对耳，其立意措辞，贵浑融有味，与散文同。”注14所以今人也常常以散文统称散体文与骈体文，认为骈文“和古文同属于广义的散文范畴。古典散文的研究应该包括骈文在内”注15。周振甫《中国文章学史》所谓“文章”，即包括散文、骈文和赋注16。杨庆存则从音乐标界的分野模式，论证散文的范畴中应包括骈文注17。
第三，以典籍目录作为分类标准，“散文”隶属集部典籍，经籍、史籍、子籍之文不属于“散文”。南朝梁萧统编纂《文选》，基本上采取了这一选文标准注18。但是从古至今，谁也无法否认，经籍、史籍、子籍之中包含着大量的散文（或称“古文”）。经籍如《尚书》《春秋左氏传》，后人称为“史传散文”；《论语》《孟子》，后人称为“诸子散文”；包括《礼记》中的诸多篇章（如《檀弓》《学记》《乐记》等），也进入后人的“散文”视野。所以清人刘熙载（1813—1881）说：“《六经》，文之范围也。”注19直到20世纪30年代，蔡元培（1868—1940）还如此追述中国古代散文传统：“在文学方面，《周易》的絜静，《礼经》的谨严，《老子》的名贵，《墨子》的质素，《孟子》的条达，《庄子》的俶诡，邹衍的宏大，荀卿与韩非的刻考，《左氏春秋》的和雅，《战国策》的博丽，可以见散文的盛况。”注20在中国古代，成篇章之“文”，起源于上古史官的“记事”“记言”注21，并且融贯于经、史、子、集各部典籍之中。可以说，在中国古代典籍文献中，形成了一个以经部为源头与规范，史部、子部分流殊派，集部蔚为大观的“散文”世界。
第四，从中国文学源流变迁来看，对“散文”的认知原本涵容在对“文”的认知之中，而“文”的内涵与外延本身就一直包容广泛，而且变动不居。从先秦至六朝所说的“文”，仅仅以“文字书写”的意义论，大而言之可以指称“文”（或称“文章”“文辞”）与“学”（学术），中而言之可以指称诗、赋、奏、议、论、序等各种“文”（如《文心雕龙》《文选》所谓“文”），小而言之可以指称与“笔”相区别之“文”。从中唐开始，“诗”与“文”成为两相对称的“文类”，“文”才渐渐特指“散文”（包括“古文”与“骈文”）。中国古代“文”的内涵与外延的包容性与流动性，形成一种相当独特的“泛文学”或“大文学”的体制与观念，而最能鲜明地代表这种体制与观念，并长期延续、至今不变的文学体裁，非散文莫属。直到20世纪初，傅斯年、胡适等人方始明确地在诗歌、散文、戏剧、小说“四分法”的范围内，确认散文的文体地位与文体价值。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新文学大系》编辑出版之后，与诗歌、小说、戏曲并称的“现代性”的“散文”概念才最终定型注22。
因此从整体上看，中国古代散文历时久远，歧义纷呈，旁枝杂出，甚至“泥沙俱下”，的确难以“正名”。“散文何谓”，这恐怕已经是、并且永远是一个难以准确回答，也不必准确回答的问题。
当然，文体结构包括体制、语体、体式、体性四个层次注23，中国古代散文的体制、语体、体式无论多么纷繁，多么变动，就其体性而言，应该有着一脉相承的审美对象和精神结构。这种审美对象和精神结构，借用南朝梁萧统的概括，就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注24。我觉得，这一概括，虽然模糊，却也实用，不仅可以指称古代的散文，也可以指称现当代的散文。
至于“散文”的外延，完全可以是流动性、开放性、包容性的，因时不同，因体不同，甚至因人不同。“定体则无，大体须有”注25，这是文体的特质，其实也是“文学”的特质，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美国学者韦勒克（René Wellek）、沃伦（Austia Warren）就指出：“我们还必须认识到艺术与非艺术、文学与非文学的语言用法之间的区别是流动性的，没有绝对的界限。”注26英国学者特雷·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也说：“我们可以一劳永逸地抛弃下述幻觉：‘文学’具有永远给定的和经久不变的‘客观性’。任何东西都能够成为文学，而任何一种被视为不可改变的和毫无疑问的文学——例如莎士比亚——又都能够不再成为文学。……如果说，文学是一组具有确定不变之价值的作品，以某些共同的内在特性为其标志，那么，这种意义上的文学并不存在。”注27
因此，从汉语文章的实际出发，“中国古代散文”不能仅限于那些抒情写景的所谓“文学散文”，“而是要将政论、史论、传记、墓志以及各体论说杂文统统包罗在内，不仅如此，而且连那骈文辞赋也都包括在内”注28；而且不能仅限于集部之文，还应包容经部、史部、子部之文。这种广义的“散文”观念，超越了20世纪以来学术界对“散文”的内涵与外延的纷繁歧异的辨析，更为符合中国古代文学的实际面貌。
二、“研究”何为？
当然，无论“散文”概念如何变动，如何宽泛，如何灵活，无论“散文”有着什么样的“文化属性”，“散文研究”还是有着明确的“学科归属”，学术界大都约定俗成地将它划归“文学研究”范围。
在当代学术界，由于受西方文学观念的影响，文学批评史与文学理论史的梳理越来越细致深入，但从整体上看，却难免与中国文化传统及文学史风貌方枘圆凿。因为中国古代并无西方意义上的“纯文学”以及与之相伴而生的纯粹的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因此，这两种研究只好把关注点落在与西方文学批评或文学理论貌合神离的诗话、词话、曲话及文话上。有鉴于此，我在十多年前就提出“研究史”的概念。我认为“研究史”这一概念，足以打破以往以西方文学理论来框范中国文学现象的陈规，以其开放性和宽泛性的结构更切合中国传统的“大文学”“泛文学”观念。
我曾经指出，中国古代的文学研究大致包括三个相互联系而又各自独立的结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中国古代对文学资料的整理与考订，包括历代的文学文献编纂、校勘、注释、评点、考证、目录编制、资料汇编等；第二个层次是中国古代对文学现象的记述和评论，包括作家传记与评述、作品评论与鉴赏、文体分类与研究、文派构成与特点、文学传播与接受等；第三个层次是中国古代对文学规律的探索和总结，包括对各种文学现象的发生、发展、性质、特点及其内在联系的深入分析、阐释和批评，对断代或通代的文学发展过程的描述，对文学的写作方法、鉴赏方法、研究方法的探讨，对文学观念、文学理论的思考和总结，对文学各种体裁、类型之间的比较研究，对文学与其他文化形态之间的关系、文学与时代社会的关系的深入考察等注29。
一般来说，文学批评史和文学理论史多数在有意无意之间忽视了前两个层面，这样一来第三个层面的研究也便无形中被架空了。更何况，在“大文学”“泛文学”观念的制约下，中国古代的文学研究还与经学研究、史学研究、子部研究以及文献学研究结下密不可分的因缘关系。只有在“研究史”宏通的学术视野中，才有可能给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一个准确的描述与定位。
具体到中国古代散文而言，这种宏通而开阔的“研究史”概念更为切合文体形式庞杂多变、文化含量丰厚深邃的散文文体，也更为切合包罗万象、种类丰富的散文研究活动。中国古代的散文研究随着散文的产生而发生，对散文经典的校勘、注释、评点、考证工作一直作为主要传承方式绵延不断，相关作家传记、作品评论、目录编制、资料汇编中也包含着大量散文研究资料，而别集、总集、选本、笔记、类书、方志甚至族谱中更是保存了海量研究文献。所有这些都应该纳入“散文研究”的学术视野之中。
在“文学研究”结构中，中国古代的散文研究表现出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第一，由于散文较之诗歌，具有更为鲜明的“实用性”特征，在古代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中发挥广泛而巨大的实用功能，所以大量散文专集、别集、选集、总集、评点盛行于世，上自文人学士，下至书生塾师，通过编选笺释、教育讲授，促进了散文研究的普遍化；第二，从“知人论世”的研究方法出发，重视散文史料的搜集与编撰，从作家传记、作品评论到目录编制、资料汇编，形成了一个庞大丰富的散文研究资料宝库，为散文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第三，为中国传统的随意性、领悟性的思维方式所制约，散文研究大多采用随笔式、杂感式的研究方法，散文研究成果多为随思、随感、随录的札记体文章，散见于文人的交谈、书信、序跋、笔记、杂论等形式之中，有的甚至隐含于文人的哲学著作、史学著作、子学著作之中；第四，散文研究特别注重文本内涵的丰富性，注重文本与社会生活、学术思想、文化习俗的密切联系，散文经典在不断的阐释中被赋予生命，成为文学、文化、思想的重要载体和重要呈现，从而构建了宏阔的散文研究格局；第五，由于散文具有实用性的“书写”功能，古代对散文体式（或表达方式）的研究数量庞大，内容丰富，论析细致，包括文体、篇体、语体、修辞、体貌等“散文写作学”的认知，足以构成中国古代“文章学”的完整体系。
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散文研究观念和研究格局是非常宏通，也相当开阔的。但是，20世纪以来，由于受到西方文学观念和现代文化思想的影响，传统的“文学研究”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从总体上看，古代文学研究界更为热衷于记述和评论文学现象，探索和总结文学规律，而相对地忽略对文学资料的整理与考订；而且在文学现象与文学规律的研究中，也更为偏重作家作品的评论或文学规律的总结，而不是作家活动的记述或文学过程的梳理。
具体落实到对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成果的总结方面，学术界普遍倡导进行散文批评史与散文理论史的建构，所以我们看到的要么是断代的散文批评或散文理论研究，要么是某某作家或作家群（文学流派）的散文批评或散文理论。这种主动地将丰富多彩的古代散文研究狭隘化的学术视野，限制了散文研究的拓展和深入，一方面切断了与中国古代丰富文学世界的联系，另一方面中断了与传统学术文化思想的对话。所以，现代的中国古代散文研究虽然努力开拓“审美空间”，但是由于无法与古人深刻博大的审美精神与文化精神融汇，导致散文研究长期以来一直陷入难以形成自身独立的价值体系、学术概念和研究方法的尴尬局面。
因此我认为，今天重提我们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中提出的“研究史”概念，不仅大有必要，而且适当其会。这一“研究史”概念，以其开放性和宽泛性的结构，更切合中国的“大文学”“泛文学”观念，有助于打破以往用西方文学观念和文学理论来框范中国古代文学现象的陈规陋习，全面而深入地审视中国古代的文学研究成果，透视文学研究与经学、史学、子学以及文献学研究结下的密不可分的因缘关系，从而给中国古代的文学研究做出更为准确的定位和生动的描述。就中国古代的散文研究而言，这种宏通而开阔的“研究史”概念，显然更为切合文体形式庞杂多变、文化含量丰厚深邃的散文文体，也更为切合包罗万象、种类丰富的散文研究文献。
三、“文献”为何？
从先秦至清末，散文的基本文献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散文文本文献，包括历代书写的散文篇章、专集、别集、选集、总集等，这是从古至今散文研究的基本对象，也构成中国古代散文史的主要叙述对象；二是散文研究文献，即历代研究散文的成果，既包括校勘、标点、注释、考证、编纂、辑佚、编目、典藏、检索、翻译等文献整理的成果，也包括批评、论述、鉴赏、技巧探讨、理论思考等文献阐释的成果，这是从古至今散文研究的学术资源，也构成中国古代散文研究史的主要叙述对象。
20世纪以来，中国古代散文文本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成绩极其显著，这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历代散文专集、别集、选集、总集的整理蔚为壮观，迄今为止，从先秦至元代断代总集的编纂已然全备，历代著名散文家的别集整理硕果累累，并仍不断推出新的成果；二是散文史研究专著层出不穷，从民国时期陈柱《中国散文史》的草创，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郭预衡《中国散文史》《中国散文史长编》系列著作的辉煌，再到新近出版的我和郭预衡共同主编12卷本《中国散文通史》的再续辉煌，仅近30年来就出版了通代散文史十部，断代散文史五十余部，分体散文史三十余部，可以说中国古代散文史研究已经步入稳健发展的成熟期；三是中国古代散文的各种断代研究、专题研究、作家研究也已形成“规模效应”，如先秦诸子散文研究、唐宋古文运动研究、宋文研究、晚明小品研究、桐城古文研究等。
相形之下，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文献的整理与研究，现状却不容乐观。最可称道的是王水照主编的《历代文话》注30，收录宋以来至民国时期（1916年）的文评专书及别集中成卷的文章评论部分，以论古文者为主，兼及部分论评骈文、时文者，共计143种，627万字。该书是系统整理“文话”的开山之作，卷帙浩繁，编撰精当，可与《历代诗话》（及续编）、《词话丛编》鼎足而三，堪称散文批评文献的代表性总集，沾溉学林，厥功甚伟。
当然，《历代文话》在所确定的收录范围中，尚未能“涸泽而渔”，其后余祖坤编撰《历代文话续编》三册注31，便补充其未收录的明清和民国时期文话27种。而且限于编选原则，《历代文话》亦有其不足之处，如只收成书，不收散见资料；只收宋以后，未及宋以前。所以吴小如在充分肯定《历代文话》的编纂实绩后，不无遗憾地指出：“自南北朝以迄唐五代，具文章学评论之内容而未成专著者，实连篇累牍不胜枚举。即以两宋历元明清乃至于‘五四’前后而言，凡散见于书牍、序跋、随笔、小品中涉及文章学或文评文论之文字，诚如天上之繁星、地面之渊海……倘不加以搜罗辑录，则将永如恒河之散沙，未采之巨矿。”注32
的确，若从“散文研究文献”所应包容的对象来看，《历代文话》所遵循的“文章学”学术理念，显然无法提供更为广阔的文献空间。中国古代的散文研究发端于先秦，延续至清末，奉献出极为丰富的研究成果，累积成汗牛充栋的典籍文献。这些丰富的散文研究文献，固然以集部文献为主，但是却决不仅仅限于集部文献，举凡经部、史部、子部文献中，也都包含着众多与散文研究相关的资料；固然有略成系统的文评专书，但是潜藏在各种典籍文献中的散文研究资料，更如散金碎玉，难以计数。
因此，中国古代的散文研究文献是一座含金量极高的富矿，亟待人们全面、系统而深入地开采。这一学术工作至少具有如下几方面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
第一，全面而系统地梳理、编纂、辑录中国古代的散文研究资料，可以为中国古代散文史、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学术研究奠定更为坚实的文献基础。丰富而完备的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文献，暗含着历史变迁的脉络和发展演变的过程，足以客观地呈现中国古代散文写作与散文研究的多重面相，如实用与审美、继承与创新、观念交叉融合、文体生成演变等，从而为古代散文史、古代文学史研究提供极为充足的学术资源。
第二，全面而系统地梳理、编纂、辑录中国古代的散文研究资料，可以为中国散文学（中国文章学）、中国文学理论的学术建设奠定更为坚实的文献基础，有助于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梳理、思考、总结中国古代散文研究的观念、对象、范围、方法等一系列学术问题，进而建构中国古代散文研究理论体系。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本质上属于历史研究，必须回归古代散文世界，回归古代散文所依存的学术思想世界，在宏观、整体的视野下重新审视古代散文，才能建立自足的理论体系。
第三，全面而系统地梳理、编纂、辑录中国古代的散文研究资料，有利于实现古今文化融合，开创崭新的散文文化，推进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古往今来，从经世济民、思想创造、传递情感，到描写社会、塑造历史、表现社会习俗，散文展现出一个多元并存的世界，承担着其他文体无以取代的巨大的社会作用。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文献的系统整理，必将对当代社会文化建设提供有力的支持。
第四，全面而系统地梳理、编纂、辑录中国古代的散文研究资料，有利于实现“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整体战略目标。中国文化的核心载体是散文，散文具有丰富而深厚的精神内涵，特色鲜明的表达方式和审美特征，是中国文化精神价值的重要载体。因此，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时代语境中，我们应当更加重视古代散文在国际文化传播中的重要作用。
总之，全面而系统地梳理、编纂、辑录中国古代的散文研究资料，编纂一套迄今为止最为丰富、最为完备、最成系统的《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文献集成》，这不仅可以为中国古代散文史、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学术研究奠定更为坚实的文献基础，也可以为中国散文学、中国文学理论的学术建设奠定更为坚实的文献基础，并借助散文文体丰富的文化蕴涵，重建中国古代文化研究的格局，从而为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化发挥重要作用。
1998年11月8日至11日，中国古代散文学会第二届学术研讨会在湖南长沙举行。闭幕式上，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郭预衡先生发表讲话，题为《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断想》注33，重点谈“知人论世”的古代散文研究方法。时隔15年，我觉得有必要从郭预衡先生的“断想”接着“往下说”，再度思考中国古代散文研究问题，于是写了这篇同题文章，希望与学界同仁共勉，齐心协力地开拓中国古代散文研究的新局面。
2014年7月23日初稿
2014年8月7日二稿
2014年9月20日三稿
附记：本文二稿，发表于《人民政协报》2014年8月11日第11版“学术·讲坛”；三稿，提交“中国古代散文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古代散文学会第十届年会”。本文删略稿，作为“国家社科基金成果要报”，发表于《光明日报》2015年4月2日第16版。本文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批准号SKZZY2014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