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中国古代散文从上古延续到晚清，是一座内涵丰富、数量庞大、亟待挖掘的学术宝库。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从经世济民、精思博学、传情言性，到描写社会、塑造历史、表现习俗，散文承担着其他文体难以取代的巨大的社会作用。从文献分类来看，经、史、子、集四部文献都以散文文体作为最核心的撰述方式，这就形成了一个以经部为源头，史部、子部分头并进，集部蔚为大观的古代散文世界。

中国古代的散文研究随着散文的产生而发生，历数千年而绵延不绝，表现出一些显著的文化特点：第一，与诗歌的“抒情性”不同，散文具有鲜明的“书写性”特征，在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广泛而巨大的实用功能，大量散文专书、别集、总集等盛行于世，上自贵族士夫，下至文人书生，通过对散文文本的编选笺释、教育讲授、阅读赏析，自觉并积极地参与散文研究，形成散文研究的普遍化特征；第二，从“知人论世”的研究方法出发，中国古代一直重视散文史料的搜集与编撰，从作家传记、作品评论到目录编制、资料汇编，形成了一座极其丰富的散文研究资料宝库，为散文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第三，同中国传统的包容性、随意性、领悟性的思维方式互为表里，古代的散文研究大多采用随笔式、杂感式的研究方法，研究成果多为随思、随感、随录而成的札记体、杂论体文章，散见于文人的交谈、书信、序跋、笔记、杂论等形式之中，甚至包含于文人的经学、史学、子学等著作之中，散文研究成果几乎无所不在；第四，古代的散文研究特别注重对散文文本内涵丰富性的深度发掘，注重勾连散文文本与社会生活、学术思想、文化习俗之间的密切联系，散文经典在不断阐释中被赋予生命，成为文学、文化、思想的重要载体和重要呈现，从而构建了开放而宏阔的散文研究格局；第五，由于散文具有实用性的“书写”功能，书写实践的需要促成历代文人乐此不疲地探究散文的写作体式（或表达方式），因此关于散文体式的研究成果数量庞大，内容丰富，论析细致，包括文体、篇体、语体、修辞、体貌等“散文写作学”的认知和辨析，足以构成中国古代“文章学”丰富而完整的话语体系。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的散文研究观念和散文研究格局是相当宏通，也是相当开阔的。但是，20世纪以来，受到西方文学观念和现代文化思想的严重冲击，中国古代传统的“文学研究”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从总体上看，古代文学研究界更为热衷于记述和评论文学现象，探索和总结文学规律，而相对忽略对文学文献本身的整理与研究；而且在文学现象与文学规律的研究中，也更为偏重作家作品的评论与文学规律的总结，而相对忽略作家活动的记述与文学过程的梳理。具体落实到对论析中国古代的散文研究成果方面，学术界普遍倡导和实施散文批评史与散文理论史的建构，而相对忽略散文研究现象的描述与展现。所以大多数的研究成果，要么是断代的散文批评或散文理论研究，要么是某某作家或作家群（文学流派）的散文批评或散文理论研究。由于在根本上中国古代并没有出现过西方学术意义上的“纯文学”以及与之相伴而生的“纯文学观念”与“纯文学理论”，因此散文批评史与散文理论史研究无论何等细致深入，都难免在不同程度上与中国文化传统及散文史风貌方枘圆凿。这种主动地将丰富多彩的古代散文研究成果狭隘化的学术视野，限制了散文研究的拓展和深入，一方面切断了与中国古代丰富而精彩的文学世界的联系，另一方面中断了与传统学术文化思想的对话。所以，20世纪以来的中国古代散文研究虽然努力开拓“审美空间”“文学空间”，但是由于无法与中国古代深刻博大的审美精神与文化精神互相对话、互相融汇，不免导致散文研究长期以来一直陷入难以形成自身独立的价值体系、学术概念和研究方法的尴尬局面，在古代各体文学的研究中成为一个相对薄弱的环节。

毋庸置疑，散文是最具中华传统文化特色的文体形式，散文的功能、散文的类型、散文的写法、散文的美感，在中国古代都呈现出极为独特的表现形式，的确难以同古往今来的外国文学构成畅通无阻的文化对话。因此，20世纪以来，散文概念乃至散文研究观念长期处于古今分裂、中外对立的文化语境之中，致使研究者在现有的学科体系中，无法对中国古代的散文概念、范围、研究观念等进行有效的界定和确立，在展开古代散文研究时常常感到无所适从。

我们认为，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本质上属于历史研究，必须回归古代散文世界，并进一步回归古代散文所依存的学术世界和文化世界，在宏观、整体的视野下重新审视丰富多彩的古代散文现象，这样才能真正建立古代散文研究自足的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正是有鉴于此，北京师范大学在2013年成立了中国古代散文研究中心，2014年申请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文献集成》。从2016年开始，我们又陆续出版《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散文研究中心专刊》，希望在广泛吸收前人的编纂经验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全面而深入地整理与研究中国古代散文的文本文献与研究文献，在贯通古今、打通中外的文化语境中，提炼、总结、发挥、建构古代散文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进而为建构中华文化独特的理论框架、学术话语和叙述方式尽一份绵薄之力。

无论古今中外，不同思想、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人们都能够以散文作为表情达意的书写方式，在各类文体中，只有散文真正实现了最为充分的社会化、大众化，当今社会也仍以新媒体下的散文作为主要的表达工具，这一点是古今相通的。而且，散文又是一个多元并存的世界，不同的社会阶层、社会群体，不同思想的指导和表达，不同时代的创作，构成了一个多元的散文世界，这一点也是古今相通的。在这两个相通的基础上，散文的社会功能无疑是巨大的，理应引起研究界的高度重视。中华文化的核心载体是散文，散文具有丰富深厚的精神内涵和文化内涵，特色鲜明的表达方式和审美特征，是中华优秀文化精神价值的重要载体。作为一份极其宝贵的人类文化遗产，中国古代散文值得我们仔细地品读、深入地体验和充分地阐释，从中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藏，为世界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贡献独具一格的中国智慧和中国价值。

北京师范大学的中国古代散文研究具有悠久的传统，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已故的郭预衡教授集毕生心血，独立撰著出版了体大思精的三卷本《中国散文史》，享誉学界。郭预衡教授晚年还积极倡导并亲自主持北京师范大学重点学科建设项目“中国散文通史”。该项目于2003年立项，历经十年，最终于2013年出版了十二卷本《中国散文通史》。这是一部迄今为止最为深入、全面而系统地描述中国古今散文演变史的学术著作，以扎实的学术基础、丰厚的论述内容和全新的撰写体例，实现了对中国古今散文史的一次全新的建构。以这两部散文史著作为基础，在商务印书馆的鼎力支持下，《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散文研究中心专刊》将提供一个坚实的学术平台，逐步推出本研究中心专职和兼职研究人员的学术著作，向学术界展现中国古代散文研究的新思想、新方法、新成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做出贡献。我们热切期待学术界同仁踊跃加入中国古代散文研究的学术队伍，我们更热切期待学术界同仁对我们的研究成果提出宝贵的批评意见，帮助我们在中国古代散文研究领域“更上一层楼”。

郭英德

2016年8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