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对话方法论探索
文化转场：汪德迈对中国思想的研究
星期天，2015年11月15日，上午九点半，汪德迈先生推开索尔邦广场一侧的“书桌”咖啡馆，在紧靠吧台的老位置坐下：“快速”，他点道，“快速”- Expresso 是法国人说的“紧咖啡”(café serré)，年轻的老板米郎亲自招待，米郎是塞尔维亚人，在亚洲住过，常谈其大愿：重返中国开咖啡馆，和晨练的老人们那样打太极。
“坐地铁来，空无一人，除了我。从来没见过这。”汪先生说。两天前巴黎遭遇恐怖袭击。我们的周日工作坊开始。十一点半，一位女士到我们桌旁：“我多么感动。这样的情况下，你们还在继续文化思考。”转身走了。苦难催醒人心里的妙觉。
第二天，阿尔多瓦大学举办法国国家教育部委托的北部学区汉语教师培训因国家进入紧急状态被取消。培训负责人、法国国家汉语总督学白乐桑与我依旧乘清晨7:52高速去学校，上课照常。车上，给白乐桑看汪德迈新着《中国思想的两种理性-占卜与表意》北大出版社的排版本，白乐桑很兴奋：“等了好久啦，汉译本。翻译与知性对话交错，一个独特的跨文化工作坊。为什么不写呢？”于是，写此序。
法国汉学家汪德迈（Léon Vandermeersch），1928年1月7日出生于法国北部的Wervicq-Sud 村。1945年就读于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学汉语与越南语，同时在巴黎索尔邦大学学哲学与法律。1948年获得汉语本科文凭，1950年获得越南语本科文凭，1951年获哲学硕士与法律学博士。1962年获法国高等社会研究院法家研究硕士，1975年以中国古代体制论文获得法国国家博士。
汪德迈师从法兰西公学院汉学家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重泽俊郎（Shigezawa Toshio）、小川环树（Ogawa Tamaki）、吉川辛日（Yoshikawa Kôjirô）、香港大学饶宗颐，并再返京都日本同志社大学（Université Dôshisha）师从内田智雄（Uchida Tomoo）。他先后在西贡（Lycée Petrus Truong Vinh-Ky, 1951-54）、河内（Lycée Albert Saraut, 1955-56）任中学教师。受聘为法国远东学院（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研究员，并在河内大学西贡法学院（Centre de Saigon de la Faculté de droit de Hanoï，1952-54)、法国远东学院、河内路易·飞诺博物馆(Musée Louis Finot de Hanoï）馆长(1956-1958)。之后在京都（1958-1960）、香港（1962-1963）任职，并再次居京都（1964-1965）。历任爱客思-普罗旺斯大学（1966-1973）、巴黎第七大学（1973-1979）、巴黎高等社会研究院（1979-1993）中国语言与文化讲师、教授、研究员。期间曾担任日佛会馆（Maison franco-japonaise）馆长(1981-1984）、法国远东学院院长（1989 -1993）。
汪德迈为法兰西学院铭文与文学学院(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 通讯员。其研究着力于甲骨文、儒法家思想、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国思想史以及有中国文化影响的国家的文化史（韩国、日本、越南）。有专著六部1，文章一百多篇。获法兰西学院儒莲奖（Prix de Stanislas Julien）、法兰西学院铭文与文学学院最重要的奥马楽奖（Prix du duc d”Aumale）、法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Chevalier de l”ordre de la Légion d”Honneur）、法国教育荣誉勋位（Officier de l”Ordre des Palmes académiques）、日本神器金银星（Etoile d”or et d”argent de l”Ordre du Trésor sacré du Japon）。
基于对中国思想史的深入研究，汪德迈认为21世纪中国可以以其悠久而丰富的思想与经验为世界寻求新的社会模式提供参照。中国思想源于中国文字，中国文字的起源为占卜，占卜对中国思想模式的形成起到决定性作用。晚年的汪德迈，思想清晰年轻，学术活动和著述不断。2013年出版的新着«中国思想的两种理性：占卜与表意» 集汪德迈毕生研究之思想。他对此书的思路作过如下概述：
1. 作为科学原型的史前中国占卜技术所展开的思维，并非宗教性的神学，而是准科学性的占卜学。
2. 中国文字的创造归因于龟卜兆纹的外推法。
3. 文言文离自然语言相当远，十分系统和规范化（六书系统的文字代替自然产生之词，卜辞类似数学的方程式句构，代替自然语言句构），体现另一种高度抽象性。
4. 西方文学起源于古典神话的口述（如《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国古代文学起源于占卜学，并用文言文记录与卜辞有关的各种资料。
5. 西洋思维完全不受印欧语言的语义系统的限制，因其为字母文字，可以创造所需要的概念，但容易陷入空虚概念的语言游戏；中国思维受文字系统的限制，不创造文字以外的概念，不容易进行改革，可是有客观性的保证。
6. 中国传统科学（尤其是中医学）的特性乃相关性系统思维，西洋传统科学（尤其物理学）的特性乃因果关系性系统思维。
7. 中国是礼学传统，西方是权理传统。
8. 西方思想在启蒙运动中形成现代性，而中国的现代性起源于与外来文明的冲突，其启蒙始于五四运动。
汪德迈在《中国思想的两种理性-占卜与表意》一书中所阐述的重要观点将提醒汉学界的研究学者们。该书“导论”谈到萨满教的魔力思想信仰被理性化为占卜学，而西方的神父们努力将信仰理性地化为神学，作者为汉译本加注：“这一不可见的灵力是自然而上-超自然的，而非形而上的。它与宇宙相关。”在与西方的比较研究中，汪先生提出一个重要概念：中国思想的宇宙相关性，它是宇宙-而上的，不是形-而上的。这一论题是整部书的核心，之前鲜有人言。现代以降，中国叹中国哲学无“形而上”之超验性者众，但未有言中国思想非重“形”因果但重“宇宙性”者。
从这里展开，汪先生认为宇宙的显现的最高境界是“文”，它有广义与狭义两层宇宙间一切都为文之美：“山川、树与花，龙与凤，星宿与四季的运行，一切都在显现无声的天之法则，但使宇宙如此之美的文，是广义的文。然而，宇宙之最精雕细作的美来自于人之才能：这就是广义的文所包含的狭义上的文。在这一哲学里，文学的话语是人一个本体特性。此乃中国文化之所以赋予文学一个不见于任何其他文化的身份。”译到此处，汪先生为汉译本加入一句：“在中国文化里，思想的精华不以哲学系统而以文学之美即以文学方式来表述。”希腊哲学与中国文学均为人类思想的精华之所现。在中国，庄子是以文学即书写触及思想的最深处。
在汉译本第八章，汪先生提出：“中国文学修辞学的关键乃体系化的互为文本性(通过引文、古典等等办法，各作者的文章互相交流，与西方另置注的做法不同，中国文本承继传统将注与疏同置，这是中国文言互为文本性的结果)”。他为汉译本作补充：“在西方希伯来圣经传承中，原文与注释的分离出于对作者文字的个人特性之价值的尊重。在中国传统中，作者个人的特性不在文本本身，而在作者融入经典(卜占传统的文本)之力量，我称之为哲学性诠释的能力，这一力量从卜占的神奇中延伸出原本被遮蔽的形而上意义。”
汪德迈认为中国文学的起源独特无二，来自占卜学之“文”，它为表意-表形文字，是地球上独一无二的非自然语言，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科学性。它与占卜学起源对中国思想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他提出：“在中国文言里，逻各斯幻象不是话语的幻象，而是中国文化特有的“文”这个表意字，它没有实体化为对某一创始者的记写，而成为道，事物之象理的超现象投射。对发萌于萨满、与宇宙而非人神合一的中国世界观来说，创世的思想是陌生的。在那里，道是超自然的理性，只有圣者(初始为萨满师)直接入之，它由龟占与蓍草数字占所得诸象，通过相关性模拟显示。)”论及于此，汪先生为汉译本点出一句：“这就是“卜”璺以及含着“卜”璺的超越性的文言。”他在西方汉学史上，首次提出，中国“文”之“言”具有超验性。
汪先生将自然语言与中国的非自然语言作对比，认为自然语言笔录口语，而文言书写文字，因而造成两种写本的巨大差异。前者把词语当作现实的＂逻各斯幻象＂，话语通过文字实体化。实体化在人格化的神学中得到伸展。而在中国的“文”之“言”中，没有话语的幻象，而是“文”之道，事物之象理的超现象投射。
汪先生对中国文字起源传说有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文字初始阶段尚无文学，但它出现于占卜学发展第三阶段中的甲骨文辞，即由龟卜兆璺变成数字卦，而时被囚于羑里、名为西伯亦称“伯昌”者就是这一阶段的参与者。文王之“文”，是数字卦。只是后来以神话方式把数字卦转为文字之“文”。在此书的第一章中，汪先生为汉译本补充道：“在这一点上我与中国注释家们不同。他们都着力于“卜”、“墨”、“色”、“体”之不可思议的技术含义，而我认为，他们代表的是主卜事者如卜人与当权者对整个占卜的不同观点。”
由此产生汪先生的一个重要论点，中国文字的神话性起源是人为假设的。他在本书第八章论到：“根据有关中国“文”理的奠基著作«说文解字»，如我们所见，在假设的文言史-即圣帝伏羲“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直入物理而创的占卦-里面，表意字为最初形式。第二位圣帝神农由此雏形发展出结绳2制以统其事；随后，第三位圣帝黄帝之史仓颉，将卦象与鸟兽蹏迒之迹相应，分理之可相别异，初造书契。神话扭曲了中国文字与殷代卜兆的真正传承关系，它有意将蓍占而非骨占作为该文字的起源。”自周以降，中国史官将殷商在中国文字起源上的贡献消隐了。
中国文字与思想的宇宙而上性决定了中国文化中人与社会的关系：人面对的是宇宙，而非社会。因而中国社会不重法制，不需要神父类宗教。汪先生为汉译本加入如下论断：“道教否定儒家礼制，推崇回归大自然，而儒家修正大自然，通过礼仪建立一个人性的道德的自然(根据天人合一的道理，它本身是大自然的发展)。”
这一与宇宙的关系使得一种独特的社会关系在中国产生，这就是本书第九章中谈到的“家庭哲学”。汪先生为汉译本加注：“这一“家庭哲学”与“社团主义”决然不同。社团主义以宗族为界，远离外族人。中国的“家庭哲学”则相反，将家庭作为模式向整个社会伸延。它指出如何按照个人所处的家庭位置，以同样的方式对待外族的每一个人。比如，两个同事间，应该以兄弟的关系处之。两位同村人间，应该以堂兄的关系处之，如此等等。我们看到，儒家哲学是如何将家庭模式延展为普遍的社会模式，而不是家族封闭自己。在这一意义上的社会关系，其联接是由同一家族所有成员之间的渊源关系所产生的自然感情。这一自然感情通过礼仪伸延到对社会其他成员的行为上。”
此书的翻译始于作者的法文著述接近完稿时期，译者得以直接跟随作者的思考进程。两年半内，汪先生周日上午九点半准时到，或在译者当时的维克多·古然街(rue Victor Cousin)寓所，或在索尔邦大学一侧的索尔邦广场“书桌”咖啡馆(L”écritoire)。无论风雨、四季、节假日，从不间断，除了汪老去香港、北大讲学的那段时间。
作者继续思想。译者问录。“书桌”咖啡馆是这一对话的听者。汉译本乃作者在原书基础上的增写。所增内容有87处。译者在译本中一一标明，以为后来学者研究汪德迈思想并法汉译本对比提供参考。
2015年八月汉译本完稿送交北大出版社初艳红，随即，汪德迈先生应中国西夏文专家、法兰西学院2013年儒莲奖获得者李范文先生的邀请，去敦煌看石窟。晚间散步，石窟、沙漠和天际作伴。汪老说：“若天继续给我光明，我将写一本小书：中国教我们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