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纪实摄影：社会文献与改革的助力

纪实摄影包含的内容非常广泛，不同时期的摄影师都有关于纪实摄影的见解。从广义上理解，纪实摄影包含了所有直接摄影所表现的内容，如历史事件、社会事件、人物、风景、日常生活等，甚至于在纪实摄影概念诞生之前的摄影作品也可以归入此类。但这一摄影门类的内涵应是摄影师以个人良知对社会现状的关注与评判，继而与社会发展互动、影响社会进程。以此为准，可以说纪实摄影成长于19世纪末期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当法国摄影师尤金·阿切特在门口挂上“Documents pour Artistes”（为艺术家所做的纪实）条幅时，他的信条和所作所为使他成了纪实摄影的启蒙人物，图1-58为其作品《酒店楼梯》。

现实与人的记录

尤金·阿切特的摄影生涯就是从“为艺术家所做的纪实”开始的，他用一台7英寸×9.5英寸（1英寸约合2.54厘米）底版的木制相机和蛋白印相工艺在巴黎拍摄了30年，完成了两部宏大的摄影集《旧巴黎的艺术》（1053张照片）、《独特的巴黎》（1568张照片），记录了当时巴黎的社会现状和人文生活。他一生拍摄了超过8000张照片，阿切特的拍摄对象包罗万象，从街头人物到巴黎的街景、纪念碑、老教堂、小巷里的旧建筑、公园、街角、橱窗、少女、马车、桥梁、时装模型、街头艺人、妓女、手推车……他意图保留迅速变化之中的巴黎面貌，这一理念在画意摄影风潮盛行的当时显得尤其珍贵，阿切特把对巴黎的热爱和关注深深地隐藏在照片的每一个细节之中，他运用当时已显得古老的技术获得了表现手法和风格极具现代性的作品，真实而富有魅力地将巴黎呈现在观者眼前，对后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奥古斯特·桑德（August Sander，1876—1964）是一位晚于阿切特出现的德国照相馆师傅。他被誉为“德国人性的见证者”，是唯一被列入改变我们生活大事的摄影师，这位照相馆师傅为我们留下了一个时代的日耳曼民族的脸孔，他在自己的同胞中找到了一种原型——德国人的真正性格。他的拍摄不只在视觉表现艺术领域极为重要，同时也是人类文明史的重要记录。

桑德用大型相机拍摄自己家乡的农民和城市各阶层人物（图1-59所示为其作品《去跳舞的三个年轻农民》），他把拍摄对象分类为农民、商人、女人、艺术家、最后的人们（无家可归者、退伍军人等）等，到1945年，他一共拍摄了40000多幅作品。“我从不让一个人看起来不好，他们自己表现自己。照片就是你的镜子，就是你。”他以客观、冷静、诚实的眼光看待自己的同胞，进行以“20世纪的人”（man of the 20th century）为主题的系列摄影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的拍摄引起纳粹的不满，纳粹搜罗销毁桑德发表的《时代的脸孔》一书的大部分照片和底片，但桑德的贡献不能被消弭。评论家赫兹评论他：“桑德成为魏玛共和国（Welmar Republic）的编年史，横跨威廉大帝（Wilhelm）的没落和希特勒的升起。那段日子的德国在矛盾的激情中沸腾，是一块梦想和梦愿、希望和堕落交替出现的土地。令人兴奋的早期政治自由气氛，慢慢地转变成集权带来的厄运。桑德平静地观看，他的相机不带热情地追寻德国人的心路历程……当我们在那失去的岁月中搜寻那些脸孔时，我们惊讶地看到自己的反射。”

雅各布·里斯（Jacob Riis，1849—1914）是这一时期纪实摄影的践行者之一，里斯是丹麦裔美籍摄影师，移民美国的一段时期内，里斯生活在外来移民的聚集区域，经历过贫穷、艰苦的生活，从事过多种工作，成为新闻工作者之后，自身穷苦的经历和在贫民窟的走访拍摄及对贫民窟状况的深入了解让里斯下决心要改善在贫民窟里生活的人们的生活状况，这也使他成为致力以新闻摄影推动社会改革的先导人之一。凭借自己的亲身经历及认真的态度，他拍摄了纽约下东区的贫民生活区（图1-60所示为其作品《睡在勒德罗街后11号地下室的四个人之一》），1890年出版《另一半人怎样生活》（How the Other Half Lives）一书，这是一本图文结合的摄影书，他拍摄的影像引起了美国人民的关注。他关注并表现的有关纽约贫民窟人群的生活现状问题的这一举动对当时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他的作品也成为纪实摄影参与社会的基准。

里斯作品的拍摄实施，得益于当时瞬间闪光技术的发展，黑暗的贫民窟无法满足拍摄光线要求，德国科学家发明的镁、钾、硫化物等物质组成的混合物闪光技术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里斯也被认为是闪光摄影的最早应用者之一。

里斯的摄影参与了社会改革，推动了纽约贫民窟的改造，稍晚于他的美国摄影师刘易斯·海因（Lewis Hine，1874—1940）对摄影推动社会改革有着清晰的认识，他认为摄影应当“揭露那些应予以纠正的，反映那些应予以赞赏的”，他的摄影实践也身体力行地实现了他的主张。海因的镜头一直对准工人阶层，从被奴役的童工、钢铁工人的生存现状到帝国大厦的建造者。

《童工》（见图1-61）的拍摄源于海因受雇为美国童工委员会工作，他的拍摄范围囊括了整个美国东半部，纺织厂、矿井、玻璃厂、农场等重体力劳动环境中的儿童的生活一览无遗地展现在他的镜头下。真实影像的获得往往需要极大的勇气，甚至要冒着人身危险。为了得到真实的场面，海因避开工厂警卫和管理方的阻挠，想方设法进入工厂，获取那些隐藏在暗处，不易被发现的童工受奴役的现象。拍摄的同时，他对每一位拍摄对象的信息都做了详细的了解和记录。由于海因的调查及照片加上当时的美国童工委员会的努力，1938年，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重要的《公平劳动者标准法案》，对就业的最低年龄做出了详尽具体的规定。联邦政府针对童工的立法终于得以规范。

FSA的纪实摄影运动

FSA是“美国农业安全局”（Farm Security Administration）的缩写。20世纪30年代，美国进入“大萧条”时期，中部农业地区又逢干旱，饥荒严重，大部分农民西迁。为此，1935年，美国专门成立了“农业部移民安置处”，1937年更名为“美国农业安全局”，简称FSA。

FSA在罗伊·斯特莱克（Roy Stryker）的策划组织下，进行了为期7年的拍摄活动，先后聘请了阿瑟·罗斯坦（Arthur Rothstein）、多萝西娅·兰格（Dorothea Lange，1895—1965）、沃克·埃文斯（Walker Evans，1903—1975）、卡尔·迈登斯（Carl Mydans）、本·沙恩（Ben Shahn）、杰克·德拉诺（Jack Delano）、马恩·波恩特·沃尔科特（Marion Post Waleott）、戈登·帕克斯（Gordon Parks）等30位摄影师。FSA是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摄影协作项目。1942年，FSA的计划结束时，总计拍摄了27.2万张照片，悉数收入美国国会图书馆档案中。1962年，爱德华·斯泰肯在纽约现代艺术馆策划了名为“苦涩的岁月”（The Bitter Years）的FSA摄影回顾展。

FSA的摄影师们在同一目的的摄影工作中的摄影态度和各自对纪实摄影的观点、认知，对后来的摄影师有着重要的影响。兰格是FSA具有代表性的摄影师之一。她以女性特有的细腻温情关注着被摄对象，对不幸者充满同情心，但是她又不失时机地将尊严和希望附加到被摄对象身上，她把富有人文主义的社会关怀带入FSA。她拍摄的《移民母亲》（见图1-62）不仅成为FSA纪实摄影的代表作，而且成为诠释人文主义摄影最好的例证。这幅作品展现出了面对苦难时个人的力量、人格与尊严。

关于纪实摄影，兰格有着自己的见解，特别是关于人文关怀。她认为，“纪实摄影记录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景象。它反映现在，但为将来作纪实。它的焦点是人与人的关系。它记录人们在工作中、战争中和娱乐中的行为，或在一天24小时中，四季中，甚至一年中周而复始的活动。它描写人类的各种制度——家庭、政府、政治组织、社会团体、工会。它不仅展现人们的表面形象，同时还刻意揭示人们的活动方式，以及影响人类行为的方式。它涉及工作方法、工作者之间的互相依赖，以及被雇佣者与雇佣者之间的互相依赖……”

埃文斯也是FSA的代表摄影师之一。他的摄影风格内敛、节制、平淡，表现出一种冷静敏锐的写实主义，在这一切的背后，或者说在深处，蕴含着难以察觉的审美主张。他的摄影作品没有戏剧性的叙事内容，明晰朴实，摈弃了个人表现和个人情绪，既不称颂，也不贬斥，静物式的记录，透彻而直接，不加渲染、简洁、质朴，对转变中的文化符号毫无偏差的锐眼，恰当的距离，系统化的凝视，无懈可击的饱满构图，辉煌的影调细节处理，沉郁的气息，所有这些都出自埃文斯的梦想：为美国描绘肖像。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埃文斯在美国南方拍摄了一批早期作品：佃农家庭、城镇街道、农场、种植园、路边店、小餐馆、仓库、加油站和乡村教堂。埃文斯的拍摄方法是直接、坦白、诚实和真实的，他是FSA摄影风格的塑造者，他对20世纪30年代美国纪实摄影的发展有重要贡献。他对美国人民和美国生活中的人工制品的精细的、细致入微的正面描述（塞满货物的商店内景、橱窗、广告栏等）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摄影师，图1-63所示为其作品《路边杂货店》。

FSA摄影师们拍摄的影像资料全面翔实地记录了美国农业灾害状况和灾民的处境，卓有成效地协助了美国政府开展农业改革和救灾工作，并成为反映那个艰难岁月的珍贵史料。这次活动本不是一次新闻摄影活动，但是，它所确立的不偏不倚、客观公正、平等温和的报道规范，对当时的新闻摄影报道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