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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一　从京畿民辅恒的人生史说起

长安是唐帝国的首都，也是中古时代东亚世界的政治中心与军事城池，物质文明闪烁，外来文化交融；自开元年间韦述作《两京新记》始，历代饱学之士热衷于描绘都市繁华，产生了一批介绍长安兴废变迁及人物遗迹的著作[1]。近年来，随着唐城考古的进展，石刻墓志的刊布，唐人诗文中都市信息的再发现，长安研究迎来了新契机，有“长安学”的诞生[2]。

本书关注唐都长安周边的乡村地域和生活在这里的社会群体，将依据物理形态划分的“郭”与“野”作为连续统一体来考察，在以汉唐都城作为研究宗旨的“长安学”中，扮演了另类角色。自着手进行这项研究起，我不断接受来自同行的提问，集中在两方面，一是为什么要研究“京畿乡村社会”，京畿的乡村与其他地域比有何特殊性？仿佛导演一部乡村题材的电影，如果我要展现的是田园风光、桃花源式社会，这和观众头脑中模式化的乡村并无二致，无须饶舌。二是怎样研究“京畿乡村社会”，基层社会史、庶民史在素乏资料的中古史领域，何以展开？

第二个问题我以全书作为回应。先交代我的研究动机。本书最初的创作灵感，来自我作为隋唐史方向研究生时所承担的一项学术工作。2011至2012年，胡戟、荣新江先生带领研究团队对大唐西市博物馆所收新出墓志进行整理，我的工作是对墓志所涉地名进行通核，纠正误释，其中所涉长安城内坊里，由读书班上另一位同学用以增订西京城坊；因有这样的分工，我处理最多的是作为志主葬地的长安城外两京县及畿县的乡、里、村名；在地图上一一按证这些乡里的分布，对于唐都长安周边的自然地理渐趋熟识。但由于城外地名多作为葬地出现，彼时的我好奇作为死者兆域的静默之外，环长安区是否还有鲜活的日常，这里的居民如何在“京华烟云”之外安顿自己？直到在某次集体会读时遇到这方《辅恒墓志》[3]，植根于京畿地域的一种别样人生史[4]方跳脱于我眼前。

图导言-1　《辅恒墓志》拓本
（胡戟、荣新江主编《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50页）

志主辅恒（641—709），终官宣德郎（文散，正七品下），宁州（属关内道，上州）录事参军（职事，从七品上），上骑都尉（勋，第六转，比正五品），属终生沉沦下僚之唐基层文官。志文与铭文看似平庸，之所以引起我的注意，首先是由于志主京畿民的身份。志文述辅氏家族因仕宦移贯雍州三原县，据《长安志》，“三原县（唐次赤，西南至府一百一十里）……唐武德四年（621），徙治清谷南故汪城，改为池阳县。六年，又析故所，改为华池县，仍分置三原县，隶北泉州。贞观元年（627），废三原县，改华池为三原县，隶雍州”[5]，属近畿之地。

辅恒的曾祖、祖父曾在隋出仕，为外州之“半刺”“参卿”（甘州司马从六品上，益州都督府参军正八品下）[6]，皆品秩不高。由志文推测，辅恒生于唐贞观中（贞观十五年/641），则至其父一代，已入唐；志文载“父逊，博综丘坟，养高不仕”，或许祖上在前代的微末官品入唐无存，辅逊并未出仕，无出身可供子孙荫庇，志文记辅恒“躬耕竭力”，证明其在有唐一代的四民分业中，应归于“肆力耕桑”的“农”人身份[7]。当然，这并不代表辅恒是身亲陇亩的普通农户，他祖上至少两代为官，应积累了一定的田产、奴婢，或者掌握有佃户，父逊能高养不仕，应是以地主的身份在京畿县乡经营产业；志文后来讲到辅恒任官秩满后“归于别业”，即是辅氏产业的明证[8]。

辅恒青少年时期的事迹，志文集中于渲染其“仁孝”，分别在8岁和30岁左右为父、母庐墓守丧（志文记其八岁丁父忧，又躬耕竭力，逾廿年，此后遇家慈见背，则丁母忧时年当逾三十），比为汉蔡邕、晋王祥一样的孝子。此后又十年，已过不惑之年的辅恒仍在三原县为农，这样的经历平淡到无法作为人生史（Life History）的关注标本。然而，在辅恒43岁的时候，他抓住了一次政治机遇，并迎来了人生的转折。

永淳二年（683）是唐高宗统治下的第35个年头，在此前一年，关辅等地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为改善京畿饥馑的情况，高宗与武后率领群臣赴东都逐粮。到二年底，高宗风眩的旧疾急剧恶化，自知不起，十二月四日，匆忙改元弘道，开示治国精神，并祈求上苍延命得还长安，却于三日后崩于洛阳宫贞观殿；十一日，太子哲继位，军国大事仍由武太后执掌[9]。由于高宗去世突然，生前并未选定陵址，陈子昂向武太后建议在洛阳近郊筑陵[10]，但太后最终仍遵高宗遗愿，以吏部尚书摄司空韦待价为山陵使，在京西北奉天的梁山为其修筑山陵[11]。

乾陵依山而建，而梁山为石灰岩质自然石山，要在半山腰凿洞建造墓道和玄宫，并建陵园四门、双阙、神道、华表及其他石刻，工程量十分浩大。韦待价临危受命，据史料记载，参与高宗山陵葬事的官员还包括霍王李元轨，侍中刘齐贤[12]，中书舍人贾太隐，太常博士韦叔夏、裴守贞[13]，将作大匠韦泰真等。若从弘道元年十二月高宗去世时算起，次年（684，先改元嗣圣、废中宗，又改元文明）五月，武太后令睿宗李旦与皇后刘氏护送大行皇帝灵驾西返，八月，埋葬大帝于乾陵，山陵营建至多花费了半年时间[14]。

韦待价等人如何高效率地完成乾陵工程，《韦泰真墓志》透露了一些细节，“时方上事起，诏摄将作大匠，并吏部尚书韦待价驰赴乾陵。公昼则临视众作，夜则寝苫悲涕”，工程由将作大匠亲自监督，实际负责施工的，应当是包括工匠、畿内丁防和民众组成的役人群体。《韦泰真墓志》记其营建奉天宫，“又免丁防，令其版筑。公躬自巡抚，悦以使之。于是有不召而义役者千有余人，操畚而云集，百堵之制乃兴焉”[15]。乾陵的营建情况当与之相似，包括不召而至的义役者，辅恒就是其中的一位，志文载其“永怀报国，移孝为忠。爰去坟所，赴陵义役。号夫捧土，无舍昼夜”。除了连夜赶作，延长工作时间外，辅恒还为整个工程中难度最大的玄宫安置贡献技艺，志文言“思入神奇，勤归体要。人不劳极，功致尤倍。山陵毕事，君有力焉”。《唐会要》载神龙元年（705）十二月武则天驾崩后，给事中严思善反对开乾陵合葬，上表中曾透露乾陵墓道的特殊封闭方法，“乾陵玄宫，其门以石闭塞，其石缝铸铁，以固其中”[16]，或许就属于志文所谓“思入神奇”。

山陵使而下同心协力按期完成乾陵营建，使武太后大悦，（文明元年）九月下制大赦天下、改元，对山陵使、卤簿使和参与其事的基层人员，则另有别敕/制予以褒奖，“其营奉山陵使及卤簿使等，并依别敕处分”。[17]据《梁师亮墓志》记载，志主起家左春坊别教医生，掌高宗晏驾后园陵修缮，“垂拱二年，以乾陵当作功别敕放选，释褐补隐陵署丞”[18]，因此获得第一任官；而辅恒，或许是同时制/敕得官者：“垂拱二年，制词：‘乾陵义役人雍州三原县孝子辅常有，志行夙闻，忠诚克效。宜加朝命，俾参储列。可将仕郎，直左春坊，禄俸、庶仆、赐会，特宜依职事例给。’授太子校书。”《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一书释文，加引号至“授太子校书”前，以其前为制词内容，而太子校书殆非同时所得[19]。制词前半部分所谓“志行”“忠诚”是对授官人褒扬的套语，而其所得官是何种性质，容作具体分析。

将仕郎为文散最后一阶，从九品下。直左春坊，系太子东宫的直官，太子左右春坊分别相当于门下、中书省，左春坊设司经、典膳、药藏、内直、典设、宫门等局，各有专职[20]，局内多有直官，吸收伎术人员，如巢思玄武周时期任司礼寺太医正直左春坊药藏局[21]。辅恒因工程技巧而获直左春坊，当然在情理之中。下面的问题是，太子校书（职事官）是否与上述散品、直官同时获得？而所谓“禄俸、庶仆、赐会，特宜依职事例给”该如何解释？

李锦绣先生曾对唐代直官进行过系统研究，指出直官本身无品级，需要借任直者原来身份的官品，有以散官、内外职事官、卫官、前资官、常选人等充直的情况，但最常见的是以散官充直[22]。她注意到《唐六典》卷二一《国子监》“直讲四人”条下小注“俸禄、赐会，同直官例”，“大成十人”条下小注“……仍授散官，俸禄、赐会同直官例给”[23]，却认为辅恒的“禄俸、庶仆、赐会，特宜依职事例给”，是直官（非伎术直）的普遍待遇，《六典》未提到直官有庶仆，仅是省略而已[24]。

细读《唐六典》材料，似只能反映一般情况下，直官有自己的经济待遇体系，包括俸、禄、赐会等，但不享有防阁、庶仆类的贴身驱使或其纳课代役钱（在京司文武职事官享有）。《辅恒墓志》中的禄俸、庶仆、赐会依职事例给，应是由于志主在充直的同时，既有散品（将仕郎），又有职事（太子校书）[25]，虽然职事官只是志主在充直时所带的阶官（本官），本人实际在左春坊工作，但以职事官充直者，理应得到职事官所享有的俸、禄料、侍从等待遇，而非从直官待遇。

辅恒垂拱二年由“农”的身份一跃进入流内官的行列，志文称美“非夫淳至动天，孰能与于此”，值得一提的是，其职事官太子校书虽只是直官寄禄所用，但作为校书郎行列之一员[26]，却是时人称美的起家之良选，是由普通文官转入重要文官的捷径，非贡举高第、书判超然或志行清洁，而不轻授[27]。而校书郎的迁出官，有拾遗、补阙、监察御史、大理评事，还有畿县丞、簿、尉，诸使从事等各种情况，亦多为美官[28]。《辅恒墓志》载其秩满后得授宁州录事参军。

我们说直官多在本司迁转，则辅恒为宁州录事参军时，是否仍在太子左春坊当直？志文在其宁州任后，交待治绩，“明以革弊，奸吏惧而易沮；智以提纲，轨范平而难越”，似表明志主的职事官为实任。虽然由校书郎直左春坊这样的近侍转为外官，但宁州属关内道，近三辅，作为此上州长官刺史手下核心僚佐，官从七品上的录事参军，亦属稍迁。

值得注意的还有辅恒宁州任满后的经历，我们分两段来解析。“秩满，遂归于别业。发挥树蓺，精感幽微。灵菓仙瓜，繁缛林圃”，依文意，应理解为，辅恒宁州任满，并未守选（依唐制，州县官考满再任需守选），而是选择回到别业（由辅恒的籍贯和葬地推测，此别业应位于三原县乡，京畿地区）从事园圃的栽培，重拾旧日农事。

“长安三年，进同心瓜，蒙敕赐物三段。神龙三年，进冬笋，敕赐物五段，仍令选日优与处分。”长安三年（703）是个特殊年份，自永淳元年（682）高宗、武后移驾东都后的二十年间，洛阳经历了李唐—武周嬗代，升格为神都，最高统治者始终不在长安。大足元年（701）十月，武则天由神都返回长安，至长安三年冬十月再次摆驾神都[29]，辅恒抓住女主在长安的有限时间，投其所好，贡献符瑞。同心瓜，为瓜并蒂而结的情况，所谓“连理之木，同心之瓜”[30]，属常见的植物之瑞。

神龙三年（707）也是个特殊年份。神龙元年初，武则天被迫退位，中宗复辟，十一月，武则天崩，十二月，中宗就迫不及待地从洛阳回到长安。神龙三年是中宗回到长安的第二年[31]，辅恒即向新主贡献冬笋，据《北户录》引《吴录》：“马援至荔浦见冬笋，名曰苞笋，其味美于春夏笋也（即鸡胫竹笋）。”[32]笋是夏季成熟的植物，但南方温暖之地产冬笋，味甘美，常作为土贡奉送至长安[33]。辅恒精于园艺，在关中栽培出反季蔬菜，作为口味贡博取统治者欢心，除了得到赐物外，还得到所谓“选日优与处分”的优待。实际上，神龙三年时辅恒已经67岁，这份优待已无实际意义；不过他虽年事已高，还精习战术，欲献奇策、建边功，直到景龙三年（709）在故乡三原县的别业去世前，他还做着勒石燕然的功名之梦。

我从这方墓志读到了唐前期一位京畿民的人生史，纵观他由“农”而“宦”，由“宦”而“隐”的一生，表象之外，还有一些经历应当放入这个小人物生活的历史情境中，再进一步玩味与深究。至少有三个疑问。第一，唐人有门荫、流外入流、贡举、军功、荐举、辟署等多种入仕渠道[34]；辅恒祖仕隋，父无官，无门资可依凭，毕生都在寻求社会地位的晋升，却并未通过习学文武而应举入仕，也未从事兵役等冒险事业，而频繁诉诸义役及向统治者贡献符瑞、土贡等非常渠道；曾因赴乾陵义役而由“农”的身份被授予品官，正如辛文房慨叹郑良士所谓“以布衣一旦俯拾青紫，易若反掌，浮俗莫不骇羡，难其比也”。[35]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种社会地位的急剧变动，以及如何在唐人选官史中定位辅恒入仕的特例？

第二，既然辅恒一生以功名为尚，晚年仍梦想建功边塞，他由校书郎直左春坊转任上州录事参军后，即使遵循常规迁转途径，中层官位亦或可期，为何选择在秩满后归隐别业？有唐州县官秩满后皆需守选，一般在三年或以上，辅恒是否因守选而不得不归隐？恐怕不是。他垂拱二年（686）得职事官太子校书，按四考满任算，当在689年（永昌/载初元年）转宁州录事参军[36]，而长寿元年（692）任满归家，至神龙三年（707）进冬笋时仍未得官，时隔十五年之久，并且前官还是地位不低的上州僚佐，这种情况在唐前期殊为罕见。辅氏的归隐，恐怕另有隐情。

第三，辅恒归隐后，生活在民间，尽管具有前资官的身份，但毕竟与朝廷悬隔，他是通过何种途径频繁向最高统治者贡献，并得到敕赐物的厚待？

要解答上述三点疑问，除考虑李唐—武周易代的特殊政治形势外，我们还应注意到辅恒进身之路的展开地域——京畿，将其人生选择放入唐前期的京畿这一特定时空。与白居易笔下“家家守村业，头白不出门。生为村之民，死为村之尘”的外州县村民不同[37]，生活在长安内、外的民众，时刻处于变动的社会急流中，有更多的机会实现地位的晋升。

有唐常规的选官法，如贡举、流外入流，虽无地域差异一例执行，但实际上在帝国的核心区施行的力度最大。乡贡进士的考试、京兆府及近畿的同、华二州较易录取[38]，而在京诸司执役的吏与流外群体也较外州县胥吏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常选之外，统治者始终希望通过多渠道拔擢下僚，最极端的是“直达最高统治者”型选人法，如制科、献书献著、自举等。这种“非常”选人法，需跨越帝国官僚行政层级，以寻求出仕者与皇帝的直接对话为前提条件。参加制举者按规定时间到京集中，常由皇帝亲临殿试；自高祖即鼓励民有艺能者自举，垂拱二年，武后曾诏内外文武九品以上及百姓，咸令自举[39]，而自举的渠道，有官职人可直接上奏，无官人除“诣阙”外，还可上表投匦[40]；献著述的案例，也多由贡献人赴行在，如天宝十载（751）玄宗朝献太清宫，享太庙，有事于南郊，屡举进士不第、家在城南的杜甫抓住机会，“献《三大礼赋》，玄宗奇之，召试文章，授京兆府兵曹参军”。[41]

我们知道，京畿近帝王所居，辖域内有皇帝行宫，国家礼仪、郊庙建筑，本朝及先代帝王陵墓，唐帝因执行相关事务需踏足畿内，而普通民众亦有较多机会入长安，接近统治高层。辅恒的人生史即以京畿为舞台。他的家乡三原虽在长安之外，但由于背依渭北台塬，面临平川，隔渭河与长安相望的天然地理造设，成为唐代帝王及高官权贵陵墓的密集分布地；县西北有景皇帝永康陵，北周以来于氏家族也世葬于此；县东有高祖献陵。三原的邻县高陵、富平、云阳、奉先、醴泉等皆处北山，辖境内也帝陵密布[42]。山陵的营建，由长安至诸县送葬的仪式，山陵事毕后的管理与宿卫，除朝廷派出要员专知其事外，皆需要有当地农人、兵丁的协助。李唐皇室特别重视山陵之事，而每在帝王山陵修筑与相关礼仪完毕之后，发布大赦、德音，优劳参与其中的山陵诸使以及判官、军使、官健、押当宿卫所由、斋郎挽郎、巧儿工匠、应役人夫等，包括授官、赐爵、赐出身、赐物、加阶等非常赏赐[43]。辅恒对于这些由丧仪带动的特殊机遇并不陌生，或许他身边不少邻里居民即因此踏入仕途。弘道元年他决定赴乾陵义役（当属于自举的一种方式），或许是酝酿已久的一次行动，也达到了一举得官的良好效果。

明了了辅恒入仕的背景，第二、第三个问题也可顺次得到解答。辅恒担任直左春坊这样的近侍之官，依直官的常规迁转，应长期在太子东宫任职，至少为京官，但任满后，却出为外州官；虽然宁州为近辅州，远好于偏远州郡，作为生活于天子脚下的“准”长安人，却因外任不得不离开政治中心。连雍州百姓在明知地狭役重的情况下尚不愿外徙[44]，依据上文推测，辅氏在三原有田产置业，或许于辅恒而言，与其在外州为“风尘吏”，还不如回到近帝王居的京畿故园，经营产业；也就是说，“归于别业”“发挥树蓺”或许不是守选，而是辅恒为今后发展计的理性选择，从其归隐后的表现可见一斑。

辅恒虽然竭力于园艺农事，但仍密切注视着长安政治风云，见上文对献同心瓜、献冬笋时机的分析。武则天一生与祥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祥瑞在革唐为周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导致在西京、东都生活的许多投机之士、普通民众争献符瑞，辅恒也是其中的一位。一般的进献途径是京官表上，外官、民众由所在州县表上[45]。辅恒的进献，也有可能不是通过所在京兆府三原县常规上奏，他曾经在太子东宫充直，当熟悉宫中事，保留一些人脉关系，不排除由其僚旧代献，或直接从三原至长安诣阙贡献；总之渠道畅通，得到了唐帝的直接反馈——“敕赐物”。

唐人由布衣入仕的最主要途径是科举，然而唐前期，科举录取人数有限。据吴宗国先生研究，自武德至显庆40年间，进士及第者不足300人，其中贞观时期年均9人，永徽、显庆间年均14人；明经稍多，但不过进士三四倍。考试录取名额有限[46]，导致缺乏政治与文化基础的普通地主视此途为黄粱梦[47]。辅恒不由科举而青云直上的事例，更像是唐人的一个人生“奇迹”，这个奇迹的实现，正以京畿为背景。

我对这块地域的好奇心越来越浓烈，不再满足于读懂这位京畿民的一生，而更想透过小人物的人生史，去思考其所依托的京畿地域，具有怎样的社会特质，在唐帝国的运转中，扮演了何种角色？这种“特质”“角色”，怎样影响了生长于斯的人群，乃至改变着除帝国精英外，在县、乡、里散居的普通民众的生活？

唐代区域史研究的既有成果集中在“河北”“江南”与西陲等地域，限于史料，20世纪80年代之前，对唐帝国核心区——首都长安的研究，不及有纸文书出土的敦煌、吐鲁番两地[48]。在此之后，虽然屡有以长安为主题的考古报告、史地考证问世，但为我们提供的是观察长安、京畿城乡物理构造、地理形态的一些史料群。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这样描述18世纪末革命前夜的首都巴黎，“在巴黎，一切都在沸腾，每时每刻都有一本政治小册子，阿瑟·扬在每座城市询问居民打算做什么时，其回答都如出一辙：‘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外省城市；必须看看巴黎是怎么做的。这些人甚至不敢有主见，除非他们已经知道巴黎在想些什么。’”[49]时人关注巴黎，并非从巴黎圣母院的高处鸟瞰其外观[50]，而以市民及其舆论传布，为首都社会跳动的脉搏。同理，对7—10世纪的长安而言，只有把握其人群流动与社会结构，才足以把握帝都特性，乃至把握唐帝国内核构造与运作机理。而社会史正是对社会结构进行分析的最有力手段。

带着对京畿区域的所知和更多未知，我开始了本书的写作。

二　本书的研究对象

从“长安”到“京畿”

依唐《令》，“坊”与“村”代表了在人为造设的城郭内、外的两种聚落形态。隋唐帝国在汉魏—北朝长安城东南、龙首原上的六道高坡上另建新都城，导致京畿区的自然地理发生了结构性调整，原北周时代的城坊（旧长安城所在地）部分被划入新都以北的苑囿，部分演变为乡村；而北朝时位于长安城周边的大片乡村区域，被括入大兴—长安城[67]，并规划了封闭式里坊。在废弃旧都，重筑新都的过程中，虽然帝国的统治阶层及社会精英选择了入新都城居；但渭河南北的大多数居民——普通百姓，应安然接受了居住形态的转换，甚至是由城居而村落散居。在他们头脑中，“坊”与“村”只是物理差别，尚未演化为城市与乡村的“二元”对立。

实际上，不仅在隋唐之际，由战国秦汉至唐中叶城市变革发生之前，城市（郭）与乡村（野），在政治、经济、法律上的地位，在社会文化中的基调，在国家礼仪中所扮演的角色，均未有显著区别；研究中国城市史的学者有感于此，曾提出中国“城乡连续统一体”（Continuum）的框架[68]。城市只是人为筑造的政治中心与军事堡垒，在这个连续统一体内，在物质文明与传统文化领域具有“寄生性”，其发展要依靠广大乡村的供给。牟复礼曾将中华文化的统一体比喻成“网”——中国文明的料子织成网，中国城市只是在同一张网里用同一料子织的结子，质地虽较致密，但并非附丽于网上的异物，倍感“中国是一个农村的中国，中国文明的乡村成分或多或少是均一的，它伸展到中国文明所及的每一处地方，不是城市，而是乡村成分规定了中国的生活方式”。[69]

唐帝国的首都长安，也只是京畿城乡社会网络中的一颗“结子”，基本不具有社会物质再生产的能力。长安城市运转所需物资，主要依靠周边乡村及河洛、江淮、河北等地供应；城市本身与公、私工程的建设，所需劳动力主要来自近畿农人。由于城市容纳力有限，城居的皇宗亲戚、士族豪强等常由长安溢出，在畿内乡村经营田宅、碾硙、别业等，并影占人口，使其沦为佃户[70]。这些帝国精英因仕宦得到禄、俸、料等收入之外，乡村产业渐次成为他们的经济后盾。

由于知识精英的汇集，长安虽具有文化再生产的能力，但这种文化角色亦非城市独享。知识精英独特的隐逸哲学，文人官僚的独善思想，宗教人士的普法理念，士子的习业山林风尚，共同促成了“郊外”文明的发生[71]。都城以外的京畿乡村，别庄、林亭、寺院、兰若、道馆、祠庙密布，并成为文人雅集、玄谈之所，宗教义理的传布之域。乡村文化生活的丰富性，与城市的同步性，从士人博取功名的所谓“终南捷径”[72]亦可见一斑。

经济、文化一体之外，还存在着城、乡行政区划一体。最高统治者并未因外郭的存在而对长安城内实行直管，而是以县统辖长安城与城周边的乡村，置万年、长安两京县，郭下以朱雀大街为界；郭外，长安县界西至沣水，万年县界东抵蓝田，而两县皆向南延伸至终南山区[73]。应该说，长安与郊外，与京畿乡村，共同承担了唐帝国“核心区”的角色。

早期的“长安学”研究成果，多围绕都城制度、都市构造、里坊规划等话题展开[74]。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古社会史研究的勃兴，关注长安都城史的学者尝试走出上述常规课题，将都城制度沿革与社会文化生活变迁相结合；荣新江曾提出，长安学发展的新动向之一就是对长安进行不同社区的区分，如城内与城外的别墅、山林、寺院，从社会史的角度来探讨不同区域的特点，从而揭示长安社会的变化[75]。相关学者在研究中也感到长安社会的流动性、连续性，可以跨越城郭内外。妹尾达彦曾考察官员阶层在长安城内的居住地变化，生活、移居所揭示的社会风貌，在统计资料时发现城居的官员大部分在城外经营园林别业，保持城乡两栖生活，于是移目长安城南郊终南山区及东郊灞浐一带，统计不同时期官员在此拥有别庄的情况[76]，并进一步探讨文人官员在郊外园林的经营、生活与文学创作，提出所谓“郊外文学”[77]；近来，在对大量新出唐人墓志的志主卒地（城内坊里）、葬地（城外乡村）进行整理时，又将长安城官人居住地与郊外墓地的分布合并考察，分析两者在唐代不同时期的分布特点与对应关系，从而共同构成了一体化的长安都市圈[78]。

王静观察到，长安城南更南的终南山区，地理面貌与长安都市迥异，但与京华烟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尝试分析了以终南山为代表的城外社会与长安城内社会的互动，城与山之相依[79]；在此后的研究中，她不断寻找长安社会的延伸点，以联系城乡的构造（通化门、长乐驿、章敬寺）为视窗，描绘人群出入城门，跨越不同区域的场景，勾画因这种流动造就的城郭与郊外社会的联系[80]。

不过我们目前看到的研究，还都是以长安城市为主体，基于延续感，跨出都市繁华的一小步尝试。既然长安只是京畿社会网络中的一个“结子”，而欲追寻唐帝国腹心地带的整体特质，索得生活在这块地域的社会大众的真实生活状态，应阔步走出封闭的坊里与城郭，关注文化、社会、地理意义上的大“长安”——京畿的社会全景。由于已往研究基本复原了区域内精英的生活面相（城市社会史），本书偏重于对京畿乡村地域做解剖，除了解其自然、地理条件，聚落等外在结构，还深入社会机制内部，重点还原乡村居民的生活样貌，历史上乡村区域内的人群（以农为主）如何在土地上安顿自己，这是在古今近乎同调的长安文献中深埋乃至被压抑的声

音。如侯旭东先生所言，“今天的学者有义务、有责任挖掘出那些被抑制的声音，展现过去生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81]。

社会史

社会史是历史学科受到各种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影响而衍生的史学分支，诞生在西方学术话语中。在西方世界，由于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成熟与壮大，国家与社会之间有着清晰的畛域，所谓“二元对立”；而在传统中国，国人修辞中少见“国家”“社会”对举的表述。如果我们将“朝廷”类比为“国家”，而将百姓的生活场类比为“社会”的话，由于专制皇权的强大，来自民间的声音微弱，这种中国式的“国家”与“社会”是浑融一体的。20世纪初，率先将西方社会史理论引入中国的学者，已感受到将“社会”自帝制中国剥离的难度，力图从“民史”入手，将史学革故鼎新。

时至今日，来自基层的第一手材料，涌现于中国史研究的几乎各个阶段，如反映河西边塞戍卒生活的居延、敦煌汉简[82]，作为三国孙吴临湘侯国辖下乡里民众纳税交租记录的《嘉禾吏民田家莂》[83]，登载魏晋隋唐普通民众姓名、年纪、丁中、家庭、财产情况的敦煌吐鲁番户籍文书[84]，揭示唐末五代宋初敦煌民间社会组织与活动实态的敦煌社邑文书[85]，等等。学者们在利用这些古文书复原历史场景的同时，也开始重新思考“国家与社会”这一理论范式。

无论是从逻辑还是事实角度，个体不能脱离一定形式的共同体而存在，而社会都是人群的第一种组织形式。如恩格斯指出的，国家绝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而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产生其中并居于其上的力量，社会不仅是有别于，又是先于国家的领域[86]。对于传统中国，只是专制王朝体制后来居上，并以政治强力包揽基层，乃至民众生活的主要领域，但政治力永远不可能填补皇帝与普通民众之间的所有生活场。生存所需，民众仍然通过血缘、地缘、信仰、业缘等形式组织起来，表现为宗族、邻里、民间信仰团体、行会等基层单位，通过各种机制与秩序运作，与国家之兴衰浮沉相表里[87]。这种组织，这种介于朝廷、州县、乡村的生活场，就是本书所谓的“社会史”。

赵世瑜、邓庆平在回顾20世纪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基础上，概括社会史学科的研究范围当包括社会结构、社会变迁、社会运行、社会控制、社会功能等宏观范畴以及社会生活、社会文化、社会风俗、社会群体、社会问题等具体问题[88]。在本书拟定的时间（唐代）、空间（京畿）范围，限于材料，社会史研究的展开不是面面俱到的，重点希望达到两个目标：第一，用改良化的朝廷、州县、乡村三层构造模式[89]解构京畿乡村的权力结构与社会秩序，包括皇权如何统治核心区的乡村；在政治高压下，本区域的民间是否存在自身的运转逻辑及“非官方”组织？第二，致力于通过史学分析、量化分析、人生史、田野考察等各种手段，揭示京畿地域的各种社会特质；思考这些特质与唐帝国齐整律令，与统治力之间的张力，以及京畿如何在张力下完成有唐一代核心区的角色。

具体来讲，本书将重点关注下面一些话题：

1. 帝国行政建制与京畿基层社会自有的组织形式。唐帝国基层行政编制县、乡、里在京畿的推行情况，与村、坊自然地域划分的并行、糅合，促成基层管理单元的重组；京畿基层社会的组成单元，包括因地缘关系结合而成的邻保等组织，因血缘结合而成的家庭、宗族，因共同信仰，在佛、道名义下从事公共活动的组织，等等。

2. 皇权深入本区乡村而形成的社会控制格局。京畿区域与外州县相比，皇权的影响力巨大，这一方面表现为皇帝意志可通过行政控制层级迅速下达至近畿，而处于行政金字塔下层的乡野民情能便捷上达统治者，推动区域问题的解决；另一方面，由皇权衍生的附加力量亦由城内溢出城外，或代表皇权，或从自身利益出发，在乡村争夺资源，挑战日常统治秩序；皇权的直接与间接“下乡”，与乡村本地的非官方力量相叠加，形成多元的权力网络与复杂的利益格局。

3. 京畿基层社会的组成单元在帝国政治力与乡里强干之家的交互影响下，遵循特定的秩序而形成的日常生活场景。如大姓宗族的经营策略在长安城、乡间的变化；士人地主群体为谋求进身之路在城、乡的居住选择与心理活动；小农家庭的谋生方式、日常农事安排、收入、支出；在地普通民众的思想观念与信仰世界等。

三　关于书名

基于前述各种理由，本书将对唐都长安及其周边区域（畿县、乡、村）进行统合研究。在展开观察与讨论之前，我们当然最关心历史现场与历史人物的实际感受，即在唐代京畿区域居住或活动的人群，是如何看待、描述畿内与长安的关系的。

农、工、商阶层应为京畿社会之大众[90]，由于服役、纳税、营生、市易等各种活动，他们参与了长安与畿内、城坊与乡村之间的人员流动；但如“研究对象”部分指出的，大众处于“失语”状态，较难复原他们的生活轨迹，亦难推知他们转徙城、乡的心理感受。探讨时人的长安、畿内生活体验，有一个良好的样本群体——京畿县官。赤、畿县萃处京师，地位崇高，其令、丞、主簿、尉等为美官，是有唐士人竞相求取的对象；赤、畿令属中高层文官，而丞、主簿、尉品级虽不高，却是通往御史、拾遗、补阙、郎官的捷径，经迁转可官至中书舍人甚至宰执，仕宦前景辉煌。这类职位不是士人的释褐官（流外与视品官出身者亦被禁止充任），一般的入仕途径是进士及第或门荫出身——初任官——转任此官，或进士及第——中制科或博学宏词——授此官[91]；这也意味着，这类职位基本上由唐代知识水平较高的青年才俊出任，他们有着当时一流的诗、赋、策、判的写作能力；而当他们走出书斋，初为抚民之官时，就开始直面长安之外，近畿的乡土与民情，必有感而作。

据相关学者统计，自天宝末至大历初，元和末至长庆初，畿县官吏诗人代出不穷[92]，如柳宗元[93]、白居易[94]、沈亚之[95]等。他们以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心境来观察、体味、书写近畿，并以近畿与长安做比较。白居易作尉盩厔时的生活与心态，本书第7章有摹写。这里首先关注中唐文人官员王建的京畿生活。

王建以诗知名，受到文学史研究者的关注，但关于其生平事迹与仕宦经历，史料记载有限，既有研究多据《唐才子传》[96]等文献及诗人作品推测，围绕其是否进士及第，是否任校书郎、渭南尉，任职的具体时间等，各执一词[97]。这里综合各家之说，略述王建的早期仕宦经历。

贞元后期，年逾三十的青年文士王建为求取功名，入幽州节度使刘济幕，开始了“从军走马十三年”[98]的藩幕生活；贞元末，得随刘济北伐奚人；至迟于元和五年（810），离幽州赴魏博镇，入节度使田季安幕；此后数年间，历“五侯三任”[99]，经过魏博军将争夺节钺的斗争，深受新任节度使田弘正的赏识；至迟于元和八年，由田氏举荐，离魏博，赴京师参加铨选，取得了与京畿近距离接触的机会；但选官一事并不顺利，滞留京师经年，自言“长安寄食半年余，重向人边乞荐书”[100]；元和九年方得授昭应丞；至元和十二年底离任入京[101]，官昭应的时间三年有余。

昭应为赤县（或言次赤），在长安城东五十余里，处京师东出趋潼关的交通要道[102]，昭应丞官从七品上，是京畿县官中的美缺，且入补京官的可能性较大。官昭应的时间内，王建曾寄诗友人张籍，谈及自己的处境及对长安的看法，见《寄广文张博士》[103]：

春明门外作卑官，病友经年不得看。莫道长安近于日，升天却易到城难。

王诗校注者多以此诗表达了郊野小县官的卑微心态及对功名所寄地——长安的向往，对“莫道长安近于日”句，解释为，长安，用以指代帝京；日，用以指代帝王；长安为帝王所居，昭应距长安仅一驿路程，故曰“近于日”[104]。

细究此句的结构，牵涉出唐人诗文中常见的“长安”与“日”的比喻，如刘禹锡《谪居悼往》之二描述贬谪长沙卑湿之地的心境“郁郁何郁郁，长安远于日”[105]，权德舆《惠昭皇太子挽歌词二首》曰“天归京兆新，日与长安远”等[106]。再究用典，又牵涉出永嘉之乱、司马氏南渡后，围绕晋元帝与其太子（后之晋明帝）之间发生的一段对话，《世说新语·夙惠第十二》记：

晋明帝数岁，坐元帝膝上，有人从长安来，元帝问洛下消息，潸然流涕。明帝问何以致泣，具以东渡意告之。因问明帝：“汝意谓长安何如日远？”答曰：“日远。不闻人从日边来，居然可知。”元帝异之。明日，集群臣宴会，告以此意，更重问之。乃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尔何故异昨日之言邪？”答曰：“举目见日，不见长安。”[107]

与王敦、王导共天下，偏安江左的司马睿，对晋王室重振基业，还于长安、洛下旧都的前景盘桓未卜，借用孔子对两小儿日初、中远近之问[108]，以日与长安之远近，询诸膝上爱子。幼童之明帝初以常识断之，次日群臣宴集时，又改口“举目见日，不见长安”，可以说敏锐捕捉到了其父及南渡衣冠对北方故土的怀念。后世由此衍生出“日近长安远”的典故，用以比喻帝京遥远，虽向往而不可至，寓指功名难遂[109]。

明了此典基础上，再玩味王建此诗之旨趣，至少包含两个层面。一方面，承认其为官的昭应“喜得近京城”[110]，近在春明门外（长安城东出的重要城门），即长安近。另一方面，强调以昭应为代表的近畿与长安的区隔，即长安似近实远；所谓区隔，于诗人而言，主要是仕宦层面的，虽然赤县佐官的理想迁出官是侍御史、郎官等京官，但回转入京，有相当的难度，需要特殊契机。王建本人沉沦昭应县多年，自然慨叹“升天却易到城难”；但他的仕途旋即出现了转机，元和十二年底，得授太府丞（从六品上）；当“谢恩身入凤凰城”[111]，再入长安时，这位新任京官，应亦跻身高颂皇恩近的朝臣队伍了。

王建的昭应—长安经历只是唐人长安城、乡生活经历的一个剪影，却折射了京畿区域的社会特质——近长安。与外州县相比，这种“近”，首先是道里（地理距离）的近，王建所在之昭应为长安东出近县；而京兆府所属诸县中较偏远的盩厔，到长安亦不过一百余唐里，依照唐人行程，快马一日可至[112]；畿内则以距京师五百里为限。政治距离的近，也是京畿的突出特点，最高统治者及其侧近者阶层因执行相关礼仪与事务，频繁踏足畿内，甚至对畿县、乡、村实行直达式指导，而民众有更多的机会接触高层政治人物，将下情迅速上达，这里“天高皇帝近”。对于王建、辅恒这样的仕宦求取者而言，京畿的魅力更在于功名近而易得，长安是“凤凰城”，是“名利地”[113]；如果不能直跨帝京，选择先寄居畿县、乡、村，在此探求长安官场态势，把握政治机遇，寻求多元化的进身渠道[114]，实为唐人屡试不爽的“终南捷径”。

本书虽然提倡走出长安，关注近畿乡村区域的聚落地理与社会形态，自视为长安学的“另类”作品，但并不赞成“去长安化”。京畿乡村最近长安，与长安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风习等层面阴晴相依，不应在京华烟云之外。从事京畿地域史的研究，不能离开帝国核心区的特质来孤立地看长安繁华，更不能刻意回避长安以及京畿近长安的特质；这种辩证性，是本书展开研究的前提。

综上，我们采用以王建为代表的当时在地者对长安—京畿关系的表述，以“长安未远”作为本书的书名。

四　相关研究回顾

本书对唐代京畿乡村社会史的研究，涵盖基层行政、地理、人口、经济、社会信仰等子课题，与每个话题相关的研究情况，于各编、各章开头做简要提示；这里仅对有关于总课题的研究予以简要回顾。

魏晋隋唐乡村史研究回顾

唐代京畿乡村社会研究议题的展开，无法避开中国上古、中古史领域关于乡村与地域社会诸问题业已积累的学术土壤。以往战国秦汉至唐宋“村”的研究中，中外学者论著纷出，关注点集中在三个问题：1. 村的起源与聚落形态，2. 村与豪族的关系，3. 国家对乡村的控制[115]。

魏晋南北朝乡村研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出自宫川尚志和谷川道雄。宫川氏《六朝时代的村》一文，是关注所说三个问题中的第一个，认为六朝时代村十分普遍，前身是汉代的“聚”，魏晋动乱时期废弃的县城也是村来源之一，村是对人口新聚居地的称呼，主要分布在比较偏远的地区，六朝时期的坞壁是人们认为“村”的一个原型，由此出现了由坞壁而北朝村落，由聚而南朝村落的南北差别现象[116]。宫崎市定亦指出由先秦至魏晋六朝，乡村聚落经历了由城居为代表的集聚居住至以散村为代表的分散居住这一转变[117]；何兹全、韩昇、陈琳国等都支持此说，以为从两汉的聚落到魏晋南北朝的坞壁，可视为由城市到乡村的变化，坞壁是由秦汉乡里亭到隋唐村落制的过渡形态，乡村组织由此而产生[118]。

对魏晋南北朝“散村论”，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鲁西奇依据对汉水流域古聚落、城址的实地考察，结合《水经注》等文献记载，指出六朝时长江中下游河谷地带的聚落形态普遍表现为规模较大，四周围以城垣或壕栅等安全防御措施的集居聚落；而在北方，中原地区为坞堡所占据，有如聚落之城，两汉以来散居于平原之村落无存[119]。这与宫川氏观点全然相反。有学者着重对战乱时产生的坞壁之形态、功能、类型等进行了探析，以其为一种类似城堡的封闭式集居共同体，亦不同意其形同散村[120]。

而谷川道雄则侧重于上述第二个问题，他以日本近世的村社共同体为参照系，在对村的研究中构建了“地域共同体”理论，认为六朝的地域社会是以名望家为中心建立的。地方宗族以名望家为中心，通过村的形式聚居在一起，形成了乡党。豪族通过乡论获得做官资格，并参与国家政治，六朝名望家与宗族、乡党构成的地域连带关系，被称为“豪族共同体”[121]。

上述研究理路，与其说是关注乡村聚落的形态、乡村社会的组织方式等问题，莫如说是服务于社会分期，为揭示乡村在国家政治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而预设之讨论。在理论争锋中，学者的思路难免僵化，乡村社会研究中可以开展的多种话题被忽视。

避开旧有理路，独辟蹊径地研究北朝乡村基层社会的是侯旭东。他在关注北朝乡里制、聚落形态的基础上，引入德国哲学家胡塞尔提出的生活世界（Life-World）概念，由形态、机制而及于“人”，用北朝石刻造像及其他材料，探讨北朝村民的家庭结构、日常生活，从造像发愿文中玩味村民的国家观念与认同，并以并州安鹿交村为个案，对北朝的村进行了剖析[122]。上述工作在魏晋乡村研究中尤显鲜活可爱[123]。

隋唐基层社会研究亦受到上述理路的影响，喜好讨论城、乡的外部构造与聚落形态。由于唐时城址多有遗迹可寻，便于开展考古调查工作，对地方城市形态的研究较多，如宿白将隋唐城址分为京城、都城、大型州府城、中型州府城和县城五种类型，对其形制、规模予以介绍[124]；爱宕元对太原府城、扬州城、蒲州河中府城、河阳三城，以及华中、华南、京畿地区县城城郭构造，筑城、改造、扩张年代有系列考察[125]；李孝聪讨论了坊里制在幽州、苏州、扬州、敦煌县城、成都府城的实施，以太原、扬州城等为例探究了唐代城市的地域结构，以魏州、常州等为例考察了坊市制崩溃过程中城市外廓形态之变化[126]；鲁西奇则依实地考察梳理了汉水流域十四州州城规模，城内之里坊或坊市，县级治所的规模，得出唐前中期大部分州县治所城市中并不存在封闭式里坊制的结论[127]。

遗憾的是，唐代考古中并未发现类似内黄三杨庄那样的汉代乡村聚落遗址，对于乡村聚落形态及名称、分布的研究，集中在个别区域，显得较为零散。如李正宇依据敦煌地志复原了唐宋时期敦煌县城诸乡的位置及渠系分布[128]，吐鲁番绿洲王国的县、乡、里皆树城郭的聚落特质，也引起了学界注意[129]。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录了其来华后在东部沿海地带乡里村聚的生活点滴，学界据之讨论唐代山东半岛等地乡村的名称、聚落形态[130]；刘再聪对唐朝村制度的起源、“村”与“野”的关系、“村”的命名等问题进行了综合探讨，并系统考察了村制在正州、羁縻州的实施[131]。西安、洛阳出土唐人墓志中的地理记述推动了对京兆府万年、长安二县，河南府洛阳、河南二县下辖乡、里、村名称、位置的考订[132]；赵其昌利用房山石经对唐幽州幽都县、蓟县下的乡村进行了还原[133]。

隋唐乡村研究中，学者还着重探讨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早期的成果如清水盛光、气贺泽保规等的研究[134]。中村治兵卫讨论唐代的乡，认为唐初曾设有乡长，尔后并无乡一级的官员，开元中设置的望乡只是乡村的耆老，承担教化任务，并不是官员，乡级单位造籍、征税、维持治安事务等，均由里正承担[135]；孔祥星则借助敦煌吐鲁番所出西州、沙州两地行政文书，系统讨论了唐代里正的行政级别、职掌、与基层社会的关系等，亦认为里正的工作重心在乡，可称为乡官[136]；赵吕甫的观点与中村、孔二氏相反，认为唐代依然存在乡一级的行政管理者，虽然今天看来判断有偏差，但他条梳了乡级行政管理者在造籍、均田、催督赋役、协助司法、参加重大典礼、办乡学等事务中所发挥的作用，对乡里行政与控制的研究，仍有示范作用[137]；杉井一臣借助《金刚经碑》《百门陂碑》等石刻资料讨论了唐代乡村社会呼为“乡望”者的身份、地位、人选，在乡村治理中的角色，以及与开元二十九年（741）设置的望乡的关系[138]。在此基础上，近年来，相关学者继续发掘新出吐鲁番文书中的资料，讨论里正与基层政务运行的关系，细化了其在县、乡两级政权中的表现[139]。

隋唐乡村史研究，由于资料较上古丰富，思路并未局限于聚落形态或乡村基层控制。例如，学者们也关注唐代乡村生活与风俗，讨论乡村中的农耕生活、祭祀活动、社日，利用唐诗和《入唐求法巡礼行记》透视乡村的聚落形态、自然环境、民间礼俗等[140]。齐涛从村落管理、命名、规模，生态环境、自然灾害、水利事业、草市、农业生产等诸方面，铺开了一幅唐代乡村的全景[141]，而刘兴云则把目光投向地域上所谓的“中州”，关注中州乡村民众的社会与生活状态[142]。借敦煌、吐鲁番文书之助，唐沙州、西州成为探讨唐代乡村民众家庭结构、生计、衣食住行、世俗文化、信仰、禁忌、结社活动的园地，涌现出众多研究成果[143]。

唐代县乡基层社会研究中，个案研究还不充分，值得一提的是爱宕元利用仁井田陞提及的《周村十八家造像塔记》中记录的家族成员题名，展开唐前期河南修武县周村的个案研究，探讨了村落的地理形势、家庭结构、人口规模、官僚化人口诸问题[144]；而刘淑芬则借助河北获鹿本愿寺的九方唐代石刻，讨论了一座地方寺院的发展史，由此折射出地域社会的官员、家族、普通僧人的生活与互动，获鹿地区经济的荣枯，居民成分的变化，等等[145]，这种拉近焦距式的深描（thick description）[146]，值得借鉴。

总体上说，唐代乡村史的研究，尚未完全跳出上古乡村研究喜好理论争鸣的窠臼，新话题有待拓展，以展现乡村世界丰富多彩之样貌。

对京畿地域的著录与先行研究

长安作为唐帝国首都三百年间，鼎盛繁华一时，唐代的地理书如《元和郡县图志》曾对京兆各县行政沿革、县内地理、名胜略做介绍[147]。宋、元、明、清人都乐于描绘唐都的街道坊里、宫室苑囿，周边山川风物，产生了数部介绍古都的图、志及游记，我们称之为“长安”文献。

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成书的《长安志》中，有目前能见到的最早的对于唐长安周边城、台、祠庙、山川、原谷、漕河、陂池、渠道、驿路的描述，宋敏求用十卷的篇幅介绍了北宋时万年、长安、咸阳、兴平、武功、临潼、鄠、蓝田、醴泉、栎阳、泾阳、高陵、乾祐、渭南、蒲城、盩厔、奉天、好畤、华原、富平、云阳、同官、美原诸县的行政沿革、人口，乡、村、里建制等，并重点关注各县保留的汉唐名胜遗迹[148]。

元丰三年（1080），任龙图阁待制知永兴军的吕大防考长安故图时觉其讹误，率京兆府户曹参军刘景阳及弟吕大临等重新考察测量，绘成新的《长安图》，又别为《唐太极宫图》《唐大明宫图》《唐兴庆宫图》（称《三宫图》）。长安全图中除了汉都城、三宫、北郊近苑、皇城、城内里坊外，尚有渭河周围区域，以及城南外终南山麓的部分，是研究城外的第一手资料[149]。

哲宗元祐元年（1086），浙人张礼与友人陈明微相约同游京兆城南，从宋代安上门南出，游历唐皇城以南外郭城，并出唐启夏门，走唐外郭城外，直至终南山下，最后由含光门再入，沿途考求唐长安城南的地理、风物、聚落形态，汇成《游城南记》[150]。

至南宋初，程大昌有介绍关中古迹的《雍录》，内容仍偏重唐代，其中卷六“汉唐都城要水说”之“长安诸水、桥梁河津”等条目，介绍到唐代京郊的河道与水利设施，卷七介绍到京郊唐县到宋县的演变[151]。

元人李好文在宋吕大防长安故图的基础上制作长安图二十二幅，分为三卷，其中上卷之《城南名胜古迹图》《唐骊山宫图》；中卷之《唐昭陵图》（分上下两幅）《唐建陵图》《唐乾陵图》，所附《唐陵图说》，以及《图志杂说》十八篇之“小儿原”“邨名”“樊川”“杜陵”“前代陵冢”“关中碑刻”等；下卷之《泾渠总图》《富平县境石川溉田图》，内容涉及唐长安郊县的离宫、帝陵、庄园、村落、碑刻、水利设施等[152]。

元成宗元贞二年（1296）成书的骆天骧《类编长安志》十卷，意在广集宋金以前长安地区故事，使“览之者不劳登涉，长安事迹，如在目前”。骆《志》在内容上主要承宋敏求《长安志》，但打破街坊属县的体系，分“京城”“宫殿室庭”“圜丘郊社”“山水”“川谷”“泉渠”“镇聚”“邮驿”“石刻”等共31类，每类以周、秦、汉、唐、宋为序，有则述之，无则阙，涉及唐代京畿郊县自然和人文景观[153]。

从传世长安文献中对唐代长安城外的著录与介绍不难看出，不论是宋敏求实用主义的地志书写，吕大防、李好文的考察、测绘，还是张礼充满文人浪漫的游记，皆笼罩在一种考求汉唐长安形胜、旧日繁华的情绪下，对长安都市的书写、描绘是主体，对城外郊县、乡村的介绍是余绪。介绍仅及于唐人遗留下的名胜古迹，于其风土民情、社会经济、人事等均很少注意。

长安的周边并未被现代学术研究忽视。历史地理学者一直致力于对关中平原与汉唐长安周边地理、自然环境，气候、水利建设的考察与探讨，并重构了唐长安附近水路、陆路、馆驿、都亭交织而成的交通网络[154]；另热衷于借助出土墓志考订长安、万年两县城外的乡、里、村名及其形态位置[155]，爱宕元从事这项工作时间较长，收集材料亦较广，考订范围扩展至京兆、河南府界内所有县下的乡、里、村[156]。

考古工作者在发掘唐长安外郭城及城内建筑遗址同时，在长安城外也进行了许多工作。包括：1. 对京郊离宫的调查与发掘。如隋仁寿宫唐九成宫遗址、华清宫遗址、玉华宫遗址、翠微宫遗址[157]等。2. 长安城与外界沟通的桥梁遗址。1994、2002年在西安东郊发掘了隋灞桥遗址[158]，1980年代初发掘了唐东渭桥遗址[159]。2012年后在西安未央区汉长安城厨城门、洛城门附近发现5处汉唐间使用的木质结构桥梁遗址[160]。3. 长安周边的帝陵考古。1950年代至今对太宗昭陵等十余座帝陵进行了发掘或勘查、测绘工作；对其陪葬墓也进行发掘清理工作，成果丰富[161]。唐代墓葬的考古发掘并不局限在帝陵及皇室、贵族墓，也兼及长安东郊、南郊、北郊的中小型唐墓[162]，为研究唐都郊区居民的生活，提供了重要的材料。

考古、历史地理学研究信息提供了京畿乡村区域的外部图景，但很少触及其社会变动与人群结构。近年来，长安社会史研究者开始关注不同人群在城外的活动，如福山敏男、妹尾达彦等关注城内精英在城外经营别业、两栖生活的情况；武伯纶尝试利用数目不多的平民墓砖来讨论郊区人民的居住环境、生活与生计[163]；詹宗祐探讨城南终南山区士、庶民众的生活、赋役等[164]。不过，作为城市社会史话题的延伸，乡村社会的研究才刚刚起步。

[1]参读荣新江、王静《韦述及其〈两京新记〉》，《文献》2004年第2期，收入荣新江《隋唐长安：性别、记忆及其他》，香港：三联书店，2009年，第203—234页。

[2]“长安学”的发展情况与学科内涵，参《长安学研究》（第一辑）发刊词的介绍，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2页。

[3]胡戟、荣新江主编《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一五八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50—351页。下文所引《辅恒墓志》释文及标点皆依该书。

[4]人生史（Life History）是以被选择的人物生死之间的全部生活为考察对象的一种研究途径，是人类学家为纠正田野考察的碎片化而对“人”这一研究主角的回归，不同于西方已有的对日常生活（daily life）和过渡阶段（life passage）的研究，关注的不是人零散的生命片段，而是其整体一生；王铭铭认为接近于中国历史学中“人物志”的概念。除史传文献外，述死者世系、岁月与生平的墓志，更应是开展人生史研究的绝佳材料，但目前较少被利用。相关理论与实践参读王铭铭《人生史与人类学》，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郑少雄《汉藏之间的康定土司：清末民初末代明正土司人生史》，北京：三联书店，2016年。

[5]《长安志》卷二〇，宋敏求、李好文《长安志长安志图》，辛德勇、郎洁点校，西安：三秦出版社，2013年，第589—590页。

[6]铭文部分述辅恒“昭々祖考，彬々文质。半刺多裕，参卿降秩”。

[7]唐制：“凡习学文武者为士，肆力耕桑者为农，功作贸易者为工，屠沽兴贩者为商。（工、商皆谓家专其业以求利者；其织纴、组紃之类，非也。）”《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陈仲夫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74页。

[8]此承赖瑞和先生提示，谨致谢忱。

[9]以上永淳至弘道年间帝王行踪，据《旧唐书》卷五《高宗纪下》的记载，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05—113页。

[10]《新唐书》卷一〇七《陈子昂传》载其“文明初，举进士。时高宗崩，将迁梓宫长安，于是，关中无岁，子昂盛言东都胜垲，可营山陵。上书曰（下略）”，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067页。

[11]关于高宗生前是否选定陵址，乾陵的营修时间、营修主持者，学界有争议，可参杨东晨、李爽《乾陵营修和安葬等问题考辨》，樊英峰主编《乾陵文化研究》第二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年，第42—49页；李阿能、赵维娜《也论唐乾陵的营建者及始建时间——兼与杨东晨等先生商榷》，《文博》2015年第1期。本书从高宗驾崩后始营乾陵说。

[12]《旧唐书》卷六四《霍王元轨传》记：“高宗崩，（李元轨）与侍中刘齐贤等知山陵葬事，齐贤服其识练故事，每谓人曰：‘非我辈所及也。’”第2430—2431页。

[13]《旧唐书》卷一八九下《韦叔夏传》记：“高宗崩，山陵旧仪多废缺，叔夏与中书舍人贾太隐、太常博士裴守贞等草创撰定，由是授春官员外郎。”第4964页。

[14]参《资治通鉴》卷二〇三高宗“弘道元年”至则天后“光宅元年”条所记武则天对高宗葬事的安排，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530—6536页。

[15]《大唐故使持节怀州诸军事怀州刺史上柱国临都县开国男京兆韦公墓志铭并序》，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垂拱017，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91页。

[16]王溥撰《唐会要》卷二〇《陵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458—459页。

[17]高宗武皇后《改元光宅赦文》，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九六，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995页。

[18]《珍州荣德县丞梁君墓志铭》，《全唐文》卷九九四，第10301页。

[19]《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第351页。

[20]《唐六典》卷二六《左右春坊内官》，第656—658页。

[21]志文全文作：“大周故司礼寺太医正直左春坊药藏局巢思玄神灵。久视元年五月十三日亡。”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久视001，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967页。

[22]李锦绣《唐代直官制初探》，原载《国学研究》3，1995年，收入氏著《唐代制度史略论稿》第一部《唐代直官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45页。

[23]《唐六典》卷二一《国子监》，第561页。

[24]李锦绣《唐代直官补考（下）——以墓志为中心》，《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5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61—62页。

[25]赖瑞和先生认为此处直左春坊应为使职，2017年9月25日来函。

[26]据《唐六典》，太子弘文馆与司经局皆有校书，其中弘文馆校书郎官从九品上，而司经局校书郎官正九品下，辅恒为何司校书，难断。《唐六典》卷八，第255页；卷二六，第666页。

[27]可参读孙国栋《唐代中央重要文官迁转途径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7页；赖瑞和《唐代基层文官》第一章《校书郎》，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3—69页。

[28]孙国栋《唐代中央重要文官迁转途径研究》，第7页。

[29]对于武则天长住洛阳的事实与原因，已有众多学者辨析，参朴汉济《武则天和东都洛阳——试论武则天长期居住在洛阳的原因和都城构造的变化》，赵文润、李玉明主编《武则天研究论文集》，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1—20页；牛致功《武则天与洛阳》，《人文杂志》1986年第2期。

[30]《御定子史精华》卷一九《帝王部·符命》：“（连理之木，同心之瓜，五采之鱼，珍祥瑞物杂沓其间者无不必备）同心瓜，五采鱼……”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008册，第207页。

[31]参《资治通鉴》卷二〇八、二〇九对神龙元年至三年史事的记载，第6700—6756页。

[32]唐段公路纂、崔龟图注《北户录》卷二“斑皮竹笋”条，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第3021册，叶19。

[33]《新唐书》卷四〇《地理志》载长庆年间（821—824）梁州（山南东道）土贡物中即有冬笋，第1034页。

[34]对唐人出身法的梳理，详参宁欣《唐代选官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

[35]辛文房撰《唐才子传》卷一〇“郑良士”条记其因自表献诗而得敕授补阙，周绍良《唐才子传笺证》，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202页。

[36]据赖瑞和先生推测，校书郎满任后不需守选，参所著《唐代基层文官》，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26—30页。

[37]白居易《朱陈村》，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511页。

[38]《唐摭言》所谓“以京兆为荣美，同、华为利市，莫不去实务华，弃本逐末”，王定保《唐摭言》卷一“两监”，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5页。

[39]《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纪》，第117页。

[40]《唐六典》卷九“匦使院”条：“匦使院，知匦使一人。知匦使掌申天下之冤滞，以达万人之情状。立匦之制，一房四面，各以方色。东曰‘廷恩’，怀材抱器，希于闻达者投之；南曰‘招谏’，匡正补过，裨于政理者投之；西曰‘申冤’，怀冤负屈，无辜受刑者投之；北曰‘通玄’，献赋作颂，谕以大道及涉于玄象者投之。其匦出以辰前，入以未后。”第282页。

[41]《旧唐书》卷一九〇下《杜甫传》，第5054页。

[42]参《长安志》卷一九至卷二〇对渭北诸县自然地理的介绍，《长安志长安志图》，第562—607页。

[43]吴丽娱对唐帝的山陵礼仪程序、山陵职事人员等进行了梳理，详参所撰《唐代的皇帝丧葬与山陵使》，《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4辑，2008年，第110—137页。

[44]《唐（七世纪后期）判集》记，虽然“雍州申称地狭”，“每经申请，无地可给”，“其人并是白丁卫士，身役不轻”，但“即欲迁就宽乡，百姓情又不愿”。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2辑，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601页。

[45]《唐会要》卷二八《祥瑞上》，618页；并参读介永强《武则天与祥瑞》，赵文润、李玉明主编《武则天研究论文集》，第160—167页。

[46]相关数据据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65—167页。

[47]如唐人沈既济《枕中记》所载田间少年卢生由进士登第而出入中外、徘翔台阁的梦境，据李剑国辑校《唐五代传奇集》二编卷一，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450—466页。

[48]参拙文《对近年来唐代区域史研究的概览与思考》，《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7卷上，天津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251—260页。

[49]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第七章《在欧洲各国中，法国如何成为这样的国家，其首都已取得压倒外省的重要地位，并吸取全帝国的精华》，冯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11—115页。

[50]布罗代尔在研究法兰西的国家特性时，倾向于采取一种总体史的视野，他做了如下比喻：“从蒙巴纳斯塔楼和巴黎圣母院的高处鸟瞰巴黎，并不是为了发现地平线，而是为了展望城市的全貌。”费尔南·布罗代尔著《法兰西的特性：空间和历史》，顾良、张泽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75页。

[51]《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一》，第1384页。

[52]《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一》，第960页。

[53]《新唐书》卷六四《方镇表一》，第1766页。

[54]《唐六典》，第72—73页。

[55]赤县与畿县之间有次赤的等级。次赤县多由畿县升级而来，唐前期只有一个次赤县奉先，而唐后期不同时段增设的次赤县，在京畿的有醴泉、云阳、富平、三原四县。关于唐代的州县等第及前后期的变化，参考翁俊雄《唐代的州县等级制度》，《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

[56]参张荣芳《唐代京兆尹研究》第二章二节“京兆府辖区”，台北：学生书局，1987年，第16—24页；吴松弟《〈新唐书·地理志〉京兆府部分纠缪》，《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4期；贾玉英《唐宋京畿管理制度变迁初探》，《中州学刊》2007年第6期。

[57]李锦绣《唐赋役令复原研究》，天一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一阁藏明抄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459—461页。

[58]《唐六典》卷七《尚书工部》，第225页。

[59]《旧唐书》卷一二〇《郭子仪传》，第3457页。

[60]李德裕《赐回鹘书意》，傅璇琮、周建国校笺《李德裕文集校笺》，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65页。

[61]杜佑《通典》，王文锦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63—64页。

[62]《唐六典》卷七《尚书工部》，第216页。

[63]参读愛宕元《唐代関內道の城郭規模と構造——畿内の边境化との関連を中心にして》，氏著《唐代地域社会史研究》，京都：同朋舎，1997年，第155—180页。

[64]详本书第4章之介绍。

[65]王仁裕撰《开元天宝遗事》卷下，曾贻芬点校，唐宋史料笔记丛刊本，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46页。

[66]整理小组命名为《唐质库帐历（？）》，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贰，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331、336页。陈国灿较早注意到这批帐目，指出此系质库的典质帐，质库应位于长安城东延兴门附近的新昌坊内或其附近，氏著《从吐鲁番出土的质库帐看唐代的质库制度》，收入唐长孺主编《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316—318页。

[67]详本书第2章的论证。

[68]Frederick W. Mote，“The City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ivilization”， in James T. C. Liu and Wei ming Tu eds.，Traditional China， New Jersey：Prentice-Hall Inc.， 1970， pp. 42-49；“The Transformation of Nanking， 1350-1400”， in G. William Skinner ed.，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pp. 101-154.中译牟复礼《元末明初时期南京的变迁》，叶光庭译，收入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12—175页。

[69]牟复礼《元末明初时期南京的变迁》，叶光庭译，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117—118页。

[70]详本书第9章的介绍。

[71]近年来中国中古都市史研究的新动向是都城的郊外，学者围绕北魏平城、南朝建康城、隋唐长安城等做了示范性研究，参读佐川英治《遊牧と農耕の間——北魏平城の鹿苑の機能とその変遷》，《岡山大学文学部紀要》47號，2007年；魏斌《南朝建康的东郊》，《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3期；妹尾達彦《隋唐長安城と郊外の誕生》，橋本義則編《東アジア都城の比較研究》，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11年，106—140、269—329页；等。

[72]《通鉴》卷二一〇睿宗“景云二年”条记：“尚书左丞卢藏用指终南山，谓（司马）承祯曰：‘此中大有佳处，何必天台？’承祯曰：‘以愚观之，此乃仕宦之捷径耳！’”第6670页。

[73]参史念海主编《西安历史地图集》所收“唐长安县、万年县乡里分布图”，西安地图出版社，1996年，第78页。

[74]相关研究成果参荣新江、王静《隋唐长安研究文献目录稿》，《中国唐史学会会刊》第22期，2003年，第57—86页。

[75]荣新江《关于隋唐长安研究的几点思考》，《唐研究》第9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8页。

[76]妹尾達彦《唐代長安近郊の官人别荘》，唐代史研究会編《中国都市の歴史的性格》，東京：刀水書房，1988年，第125—136页。

[77]妹尾達彦《隋唐長安城と郊外の誕生》，《東アジア都城の比較研究》，第106—140、269—329页。

[78]妹尾達彦《生前の空間、死後の世界——隋唐長安の官人居住地と埋葬地——》，《中央大学文学部紀要（史学）》62，2017年。

[79]王静《终南山与唐代长安社会》，《唐研究》第9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29—168页。

[80]王静《城门与都市 ——以唐长安通化门为主》，《唐研究》第1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3—50页。

[81]侯旭东《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朝廷、州县与村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22—23页。

[82]利用居延汉简从事汉代河西军吏、卒日常生活研究的成果丰厚，较新的进展可参阅赵宠亮《行役戍备：河西汉塞吏卒的屯戍生活》，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年。

[83]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走马楼简牍整理组编著《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

[84]与户籍相关的户口与派役文书，池田温统称为籍帐，并加以辑录，见氏著《中国古代籍帐研究》（录文），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85]敦煌社邑文书的辑录整理，参土肥义和、石作勇责任编辑Tun-huang and TurfanDocuments Concerning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She Associations and Related Documents，（A）（B）Introduction & Texts，Tokyo：The Toyo Bunko，1988-1989；宁可、郝春文《敦煌社邑文书辑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

[86]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张忠实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33页。

[87]牟发松曾尝试对中国古代社会组织形式进行归纳，见氏著《汉唐历史变迁中的社会与国家》之“传统中国的社会在哪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09—143页。

[88]赵世瑜、邓庆平《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

[89]侯旭东在从事北朝乡村研究时，为贴近古代中国情况，以朝廷、州县、村里的三层构造取代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本书采纳之，参氏著《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朝廷、州县与村里》。

[90]唐人依士、农、工、商四民分业，详本书第5章对京畿乡村居民结构的分析。

[91]赖瑞和以畿县尉为例，对唐代近畿县官的迁转、地位、职掌等进行了详尽分析，参所著《唐代基层文官》，第115—126页。

[92]参读徐贺安《唐代京兆府畿县与诗人及其创作》，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

[93]柳宗元贞元九年（793）第进士，十二年登博学宏词科，授集贤殿正字，十七年转蓝田尉，据吴文治编《柳宗元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55页。

[94]白居易贞元十六年举进士，十九年试书判拔萃科，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806）罢校书郎，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授盩厔县尉。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前言。

[95]沈亚之元和十年登第，为泾原节度使掌书记，入朝为秘书省正字，长庆元年（821）登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授栎阳尉，据肖占鹏、李勃洋校注《沈下贤集校注》，前言，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

[96]参见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卷四《王建》，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51—152页。

[97]对王建生平事迹的研究，参考谭优学《王建行年考》，《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4期；迟乃鹏《王建生平事迹考》（上）（下），《成都师专学报》1990年第3期，1991年第1期；张耕《王建生平考论》，傅璇琮主编《唐代文学研究》第9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41—558页；王宗堂《王建年表》，王宗堂校注《王建诗集校注》之附录二，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665—737页；尹占华《王建系年考》，尹占华校注《王建诗集校注》，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第597—648页。借助新出石刻对王建幽州、魏博幕府时期行事的研究，参考张天虹《重论中唐诗人王建与魏博幕府的关系——兼谈〈李仲昌墓志〉的作者》，《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

[98]句出《别杨校书》，王宗堂校注《王建诗集校注》，第478页。

[99]句出《谢田赞善见寄》，王宗堂校注《王建诗集校注》，第398—399页。

[100]句出《归山庄》，王宗堂校注《王建诗集校注》，第496—497页。

[101]关于王建罢昭应丞入长安的时间，学界有争议，迟乃鹏、尹占华皆据其《留别张广文》诗“谢恩身入凤凰城，乱定相逢合眼明”句，指出“乱定”系元和十二年裴度平淮西、擒吴元济事，而“入凤凰城”系为京官，王建至迟应于元和十二年底转太府丞，本书从此说。参考迟乃鹏《王建生平事迹考》（上），《成都师专学报》1990年第3期；尹占华《王建系年考》，尹占华校注《王建诗集校注》，第625—629页。

[102]《长安志》卷一五《临潼》，辛德勇、郎洁点校《长安志长安志图》，第447—449页。

[103]尹占华《王建系年考》据张籍任职国子监、广文馆的时间，将此诗系于元和十二年，尹占华校注《王建诗集校注》，第627—628页。

[104]参王宗堂校注《王建诗集校注》，第486页。

[105]卞孝萱校订《刘禹锡集》，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408页。

[106]郭广伟校点《权德舆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33页。

[107]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23—324页。

[108]徐震堮曰，唐本有案语引桓谭《新论》：“孔子东游，见两小儿辨。问日远近，一儿以日中时远，一儿以日初出远。日中远者曰：‘初出大如车盖，日中裁如盘盖；此远小而近大也。’言日初出远者曰：‘日初出怆怆凉凉，及中如探汤；此近热远怆乎！’”《世说新语校笺》，第323—324页。

[109]如陆尊梧、李志江编著《历代典故辞典》之“日近长安远”条，北京：作家出版社，1992年。

[110]句出《归昭应留别城中》，王宗堂校注《王建诗集校注》，第237页。

[111]句出《留别张广文》，王宗堂校注《王建诗集校注》，第519页。

[112]详本书第7章对盩厔县情的介绍。

[113]如白居易《首夏同诸校正游开元观因宿玩月》诗末句云“长安名利地，此兴几人知”，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第271页。

[114]详本书导言部分对辅恒进身路径的剖析。

[115]鲁西奇重点关注了日本学者的乡村研究理路，一是从“都市国家”理论预设出发，考察先秦至南北朝是否存在着由以“城居”为代表的集聚居住方式向以“散村”为代表的分散居住方式的演化；二是从“村落共同体”的理论预设出发，考察传统中国乡村是否存在相对自治的“村落共同体”。观点详所撰《古代乡村聚落形态研究的理路与方法》，《历史学评论》第一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00—227页。

[116]宫川尚志《六朝時代の村について》，初刊于1956年，中译文《六朝时代的村》，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四卷（六朝隋唐），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70—79页。

[117]宫崎市定《中国における聚落形体の変遷について—邑·国と郷·亭と村とに対する考察》，《大谷史学》1957年第6號，中译收入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三卷（上古秦汉），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29页；《中國における村制の成立——古代帝國崩壊の一面》，《東洋史研究》第18卷第4號，1960年，中译收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翻译组编译《宫崎市定论文选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33—54页。

[118]参读何兹全《从城乡关系看两汉和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的变化》，《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58年第2期；韩昇《魏晋隋唐的坞壁和村》，《厦门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陈琳国《十六国时期的坞堡壁垒与汉人大姓豪族经济》，《晋阳学刊》2007年第3期。

[119]观点详氏著《城墙内外：古代汉水流域城市的形态与空间结构》之《〈水经注〉所见汉水流域的城邑聚落及其形态》，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140页。

[120]参见赵克尧《论魏晋南北朝的坞壁》，《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黎虎《汉魏晋北朝中原大宅、坞堡与客家民居》，《文史哲》2002年第3期；具圣姬《两汉魏晋南北朝的坞壁》，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

[121]谷川道雄《北魏末の内乱と城民》，《隋唐帝国形成史論》，東京：筑摩書房，1971年，夏日新译文见《日本学者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四卷，第134—171页；又马彪译《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第4编第2章，中华书局，2002年，第286—315页。

[122]侯旭东《北朝并州乐平郡石艾县安鹿交村的个案研究》，《史林》2005年第1期。

[123]侯旭东《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朝廷、州县与村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

[124]宿白《隋唐城址类型初探（提纲）》，北京大学考古系编《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279—285页。

[125]愛宕元《唐代太原城の規模と構造》《唐代の揚州城とその郊区》《唐代の蒲州河中府城と河陽三城——浮梁と中潬城を伴った城郭》《唐代関內道の城郭規模と構造——畿内の边境化との関連を中心にして》《唐末五代期における城郭の大規模化——華中・華南の場合》，俱收入氏著《唐代地域社会史研究》，京都：同朋舎，1997年。

[126]李孝聪《唐代城市的形态与地域结构——以坊市制的演变为线索》，李孝聪主编《唐代地域结构与运作空间》，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第248—306页。

[127]鲁西奇《唐宋时期汉水流域州县城的形态与空间结构》，《城墙内外：古代汉水流域城市的形态与空间结构》，第149—274页。

[128]李正宇《唐宋时代敦煌县河渠泉泽简志》（一），《敦煌研究》1988年第4期；（二），《敦煌研究》1989年第1期；《唐宋时代沙州寿昌县河渠泉泽简志》，《敦煌研究》1989年第3期。

[129]相关讨论如张广达《唐灭高昌后的西州形势》，收入氏著《西域史地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10—133页。

[130]如王福昌《日人圆仁视野中的唐代乡村社会》，《华南农业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刘再聪《“在田野者为村”——以〈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为中心的考察》，《中国农史》2010年第1期。

[131]刘再聪《唐朝“村”制度研究》，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

[132]长安乡、里、村考订的既有工作和新进展详参本书第一编介绍；洛阳乡、里、村的辑考也在持续进行，参考赵振华、何汉儒《唐代洛阳乡里村方位初探》，赵振华主编《洛阳出土墓志研究文集》，北京：朝华出版社，2002年，第101—120页。

[133]赵其昌《唐幽州村乡初探》及《唐幽州村乡再探》，首都博物馆编辑委员会《首都博物馆十五周年论文选》，北京：地质出版社，1996年，第209—211、214—215、222页。

[134]参读清水盛光《中國郷村社会論》，東京：岩波書店，1951年；氣賀澤保規《隋代郷里制に関する一考察》，《史林》58卷4號，1975年。

[135]中村治兵衛《唐代の郷——元和郡縣図志よりみた》，《鈴木俊教授還暦記念東洋史論叢》，1964年；《再び唐代の郷について——望郷と耆老》，《史渊》第96號，1966年。

[136]孔祥星《唐代里正——吐鲁番、敦煌出土文书研究》，《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79年第1期。

[137]赵吕甫《从敦煌、吐鲁番文书看唐代“乡”的职权地位》，《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2期。

[138]杉井一臣《唐代前半期の郷望》，唐代史研究会編《中国の都市と農村》，東京：汲古書院，1992年，第297—323页。

[139]李浩《论里正在唐代乡村行政中的地位》，《山东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谷更有《唐宋国家与乡村社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04—126页；李方《唐西州诸乡的里正》，《敦煌吐鲁番研究》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87—217页，又氏著《唐西州官吏编年考证》第五章，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99—340页；赵璐璐《里正与唐代前期基层政务运行》，中国人民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张雨《吐鲁番文书所见唐代里正的上直》，《西域文史》第2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75—88页。

[140]参考傅晓静《论唐代乡村社会中的社》，《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熊梅《唐诗中的乡村》，《古今农业》2006年第2期；王福昌《日人圆仁视野中的唐代乡村社会》，《华南农业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孙军辉《传承与价值并存：唐代乡村社会的祭祀和农耕生活》，《学术交流》2010年第6期，等等。

[141]齐涛《魏晋隋唐乡村社会研究》，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

[142]刘兴云《唐代中州乡村社会》，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

[143]代表性论著如杨际平、郭锋、张和平《五—十世纪敦煌的家庭与家族关系》，长沙：岳麓书社，1997年；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余欣《神道人心：唐宋之际敦煌民生宗教社会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谭蝉雪《盛世遗风：敦煌的民俗》，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8年；孟宪实《敦煌民间结社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王三庆《从敦煌斋愿文献看佛教与中国民俗的融合》，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9年；朱凤玉《朱凤玉敦煌俗文学与俗文化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等。

[144]愛宕元《唐代前期の華北村落の一類型——河南修武縣周村の場合》，收入氏著《唐代地域社会史研究》，第247—270页。

[145]刘淑芬《从本愿寺石刻看唐代的地方社会》，《劳贞一先生九秩庆论文集》，台北：兰台出版社，1997年，收入氏著《中古的佛教与社会》，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15—144页。

[146]Clifford Geertz，“Thick Description：Toward an Interpretive Theory of Culture”，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Selected Essays， Hutchinson， 1975， pp.1-30.

[147]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图志》卷一、卷二“关内道”，贺次君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46页。

[148]宋敏求、李好文《长安志长安志图》，辛德勇、郎洁点校，西安：三秦出版社，2013年。

[149]《长安图》碑石经兵火碎成多片，中外学者致力于寻求善拓以复原长安城、乡全景。复原研究工作如吕大防《长安图（残图）》，平冈武夫主编《唐代的长安与洛阳·地图》，图版二·第二图，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5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周铮《吕大防长安图碑和三宫图碑》，曹婉如等编《中国古代地图集·战国—元》，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25—30页；福山敏男《唐長安城の東南部——吕大防長安図碑の復原》，《古代學》2：4，1953年，收入氏著《中国建築と金石文の研究》（《福山敏男著作集》六），東京：中央公論美術出版社，1983年，第185—202页；妹尾达彦《都城图中描绘的唐代长安的城市空间——以吕大防〈长安图〉残石拓片图的分析为中心》，朱凤玉、汪娟编《张广达先生八十华诞祝寿论文集》，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10年，第211—244页；胡海帆《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吕大防〈长安图〉残石拓片的初步研究》，《唐研究》第2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64页。

[150]张礼撰，史念海、曹尔琴校注《游城南记校注》，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年；張禮撰、趙崡撰《遊城南記/訪古遊記》，愛宕元訳注，京都：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04年。

[151]程大昌撰《雍录》，黄永年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

[152]与《长安志》合刊，见宋敏求撰《长安志附长安志图》，丛书集成初编本，第3210—3212册，中华书局1991年据经训堂丛书本影印。新整理本见辛德勇、郎洁点校《长安志长安志图》，第24—116页。

[153]骆天骧撰《类编长安志》，黄永年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黄永年对骆《志》的篇章安排和分类方法评价不高，参所撰《述〈类编长安志〉的史料价值》，《中国古都研究》第1册，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02—123页。

[154]相关研究如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一卷《京都关内区》，“中研院”史语所专刊之83，1985年。史念海主编《汉唐长安与黄土高原》，西安，1998年；《汉唐长安与关中平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增刊；《西安历史地图集》，西安地图出版社，1996年；史念海《环绕长安的河流及有关的渠道》，《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1期；《唐长安城外龙首原上及其邻近的小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2期。礪波護《唐代の畿內と京城四面関》，唐代史研究会編《中國の都市と農村》，東京：汲古書院，1992年，第185—202页。李健超《霸上与长安》，《西北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唐长安临皋驿》，《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3期。廖幼华《史书所记唐代关中平原诸堰》，《汉唐长安与关中平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增刊，第149—178页。辛德勇《唐长安都亭驿考辨——兼述今本〈长安志〉通化坊阙文》，《唐史论丛》第1辑，1988年；《隋唐时期长安附近的陆路交通——汉唐长安交通地理研究之二》，《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4期；《汉唐期间长安附近的水路交通——汉唐长安交通地理研究之三》，《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1期；《长安城兴起与发展的交通基础——汉唐长安交通地理研究之四》，《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2期，均收入氏著《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100—156页。

[155]学界对长安周边乡、里、村名的增补工作，详本书第3章的回顾。

[156]早期的工作如愛宕元《唐代両京郷·里·村考》，《中国聚落史の研究》，東京：刀水書房，1980年，第58—68页。《唐代両京郷里村考》，《東洋史研究》40卷3號，1981年，收入氏著《唐代地域社会史研究》，京都：同朋舎，1997年，第3—23页。扩大范围的研究见《唐代京兆府·河南府郷里村考》，《東アジア史における国家と地域》，東京：刀水書房，1999年，第163—190页。

[157]参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队《隋仁寿宫唐九成宫37号殿址的发掘》，《考古》1995年第12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隋仁寿宫·唐九成宫：考古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华清宫考古队《唐华清宫汤池遗址第一期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第5期；《唐华清宫汤池遗址第二期发掘简报》，《文物》1991年第9期；骆希哲编著《唐华清宫》，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董彩琪《铜川调查唐玉华宫遗址》，《中国文物报》1996年6月23日。李健超等《唐翠微宫遗址考古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1991年第6期。

[158]1994年的发掘资料见《陕西省志·文物志》，西安：三秦出版社，1995年；2002年发掘资料尚未发表，参看侯卫东、李鑫、王昭宗、李燕霞、冯涛《灞河再现隋唐古桥》，《文博》2004年第4期。

[159]孙德润、李绥成、马建熙《渭河三桥初探》，《考古与文物》第一届年会论文集，1984年。董国柱《陕西高陵县耿镇出土〈唐东渭桥记〉残碑》，《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4期。

[160]参读渭桥考古队《西安汉长安城北渭桥遗址发掘再获成果——发现渭桥北端、渭河北岸，确定渭河北移时间上限》，《中国文物报》2015年8月14日第8版；《西安市汉长安城北渭桥遗址出土的古船》，《考古》2015年第9期。

[161]相关情况参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隋唐考古研究部《陕西南北朝隋唐及宋元明清考古五十年综述》，《考古与文物》2008年第6期。

[162]如近年对西郊热电厂、南郊马腾空、紫薇田园都市工地、长安区郭杜大学城、上塔坡村清凉山森林公园项目的唐墓进行的清理发掘工作，参西安市文管会《西安西郊热电厂基建工地隋唐墓葬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91年第4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市南郊马腾空唐墓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06年第3期；《西安紫薇田园都市工地唐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1期；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西安南郊上塔坡村132号唐墓发掘简报》，《文博》2016年第1期。

[163]武伯纶《唐代长安郊区的研究》，《文史》第3辑，中华书局，1963年；收入氏著《古城集》，西安：三秦出版社，1987年，第88—138页。

[164]詹宗祐《隋唐时期终南山区研究》，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参看第三章《终南山区的士庶生活》，第181—200页。

导言

一 从京畿民辅恒的人生史说起

二 本书的研究对象

相关地理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