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劝学篇》与《正学报》

对于康有为学说的传播与影响扩大，张之洞也有主动的行动。这就是他主持撰写的《劝学篇》和准备开办的报刊《正学报》。陈庆年日记继续提供了许多内情。

《劝学篇》　毫无疑问，《劝学篇》是张之洞幕中多人参预的著作，同样毫无疑问的是，该书反映的是张之洞政治思想与学术思想。该书写于光绪二十四年春。查陈庆年日记，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七日（1898年4月17日）记：

南皮师近著《劝学篇》二卷。其上卷九篇：曰同心，曰教忠，曰明纲，曰知类，曰宗经，曰正权，曰循序，曰守约，曰去毒。下卷十五篇：曰益智，曰游学，曰设学，曰学制，曰广讲，曰阅报，曰变法，曰变科举，曰农工商学，曰兵学，曰矿学，曰铁路，曰会通，曰非弭兵，曰非攻教。在念劬处见其目如此。原稿尚未写定，故未借来。

“念劬”，奏调湖北分省补用知府钱恂，张之洞的亲信幕僚。由此可见，该书篇目已全，“原稿尚未写定”，说明写作工作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闰三月初九日（4月27日），陈庆年又记：

……晤梁节庵。知徐中堂奏上，上意未决，呈皇太后乃定，意召南皮陛见。然则南皮师入京以后或有大用，能否回任尚未能必。其所著《劝学篇》即发写样石印，闻多派写官。拟于十日内印成。余从节庵处取来一阅，二更始毕。其说犁然当于人心，为之大快。[88]

“徐中堂奏上，上意未决”等语，即张之洞奉旨入京一事（后将详述），然该书至此已经写毕，正准备刊刻印行，以随同张之洞带往北京。

然陈庆年毕竟处于张幕的外围，对该书的写作背景及内幕知之不多。而此时进入张之洞幕僚核心层的辜鸿铭，在其后来的英文著作《中国牛津运动故事》中，谈及《劝学篇》的写作目的：

在这最危急的关头，张之洞要扮演一个非常困难的角色。康有为的雅各宾主义已然脱离了他的革新方案，……马太·阿诺德所言的那种追求优雅与美好的牛津情感，使张之洞憎恨康有为雅各宾主义的凶暴、激烈和粗陋。于是，在康有为及其雅各宾主义处于最后关头时，张之洞便舍弃他们，折了回去。……我曾经亲自出席过张之洞总督召集的一次幕僚议事会，讨论如何对付康有为的雅各宾主义问题。当时康有为正以皇帝的名义大肆颁发改革法令。我非常清楚地记得那个场景，因为这是总督第一次准我参加他心腹幕僚的内部会议。……这个议事会在武昌棉纺厂的楼顶召开。总督非常激动。我至今依然清楚地记得老总督在月光下来回踱步的情景，他一遍一遍地重复着：“不得了！不得了！”我们的会议没有做出任何决议。……或许比我的反驳更为有力的证据，是他自己那本著名的“小册子”，就是外国人所知的题为“学习”（Learn），或更确切地应译为“教育之必要”的书（即《劝学篇》）。外国人认为此书证明了张之洞赞成康有为的改革方案，其实大谬不然。这本著名的书，是在我们于武昌棉纺厂召开那次议事会之后立即写出来的——它是张之洞反对康有为雅各宾主义的宣言书，也是他的“自辩书”。该书告诫他的追随者和中国所有文人学士，要反对康有为的改良方法。……[89]

辜鸿铭的这本书发表于宣统二年（1910），由于用英文写作，为吸引外国读者而较多艺术笔法，似有形象的夸张。而他在同年出版的中文著作《张文襄幕府纪闻》中亦有相同的说法：

……文襄之图富强，志不在富强也。盖欲借富强以保中国，保中国即所以保名教。……厥后文襄门下如康有为辈误会宗旨，不知文襄一片不得已之苦心，遂倡言变法行新政，卒酿成戊戌、庚子之祸。……此张文襄《劝学篇》之所由作也。呜呼，文襄之作《劝学篇》，又文襄之不得已也，绝康、梁并以谢天下耳。[90]

辜鸿铭（1856-1928），名汤生，以字行，祖籍福建同安，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毕业于爱丁堡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光绪八年（1882）回中国，十一年入张之洞幕，为洋文案。后又兼任自强学堂讲习。从辜鸿铭的记录中可以看出，张之洞为写《劝学篇》，特召其入“心腹幕僚的内部会议”。他是一个知情者。而协助张之洞完成此书的主要幕僚，似为梁鼎芬、钱恂、辜鸿铭等人。[91]

张之洞《劝学篇》当然是其奉行已久的政治主张的宣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也是他倡导的文化观。然选择在这一时机写作并大力发行，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康有为学说的。张之洞在《劝学篇》序言中指出：

……而恢诡倾危、乱名改作之流，遂杂出其说，以荡众心。学者摇摇，中无所主，邪说暴行，横流天下。……吾恐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矣。[92]

此语正有所指。两年后，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三日（1900年12月24日），张之洞写信给新任浙江按察使世杰，随信赠送其《劝学篇》。在由其幕僚起草的信件中，张之洞在《劝学篇》的内容上亲笔修改，特录于下，下加线者为张之洞亲笔：

附上拙作《劝学篇》□部，此书成于戊戌之春。其时因末流波靡，邪说纷出，大有犯上作乱之忧，又以迂谬书生，食古不化，亦将有神州陆沈之祻。爰酌中持平，抒其管见，冀杜横风，而弃迂说。乃未及数月而康党逆为乱阶，驯致今年，而拳匪又开巨衅，各执一偏之谬论，遂致大局之几危，不幸言中，可为浩叹。[93]

张之洞称其作《劝学篇》主旨有二：其一是针对康有为的“邪说”；其二是针对保守派的“迂说”，并认为义和团（“拳匪”）及利用义和团的保守官员属“迂说”。两派皆“各执一偏之谬论”。这是少见的张之洞对《劝学篇》主旨的说明。而到了张之洞的晚年，其《抱冰堂弟子记》中亦称：

自乙未后，外患日亟，而士大夫顽固益深。戊戌春，佥壬伺隙，邪说遂张，乃著《劝学篇》上、下卷以辟之，大抵会通中西，权衡新旧。有人以此书进呈，奉旨颁行天下。秋间果有巨变。[94]

此中的“佥壬”即指康有为，“邪说”即指“康学”。检视张之洞的《劝学篇》，其针对康有为的内容主要是两项：其一是批评从今文经、《公羊传》中引申出来的“康学”，即新学伪经、孔子改制等内容。其二是批评“民权”。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并没有直接道明，而是作《同心》、《教忠》、《正权》等诸篇以进行“正面阐述”。[95]若将《劝学篇》中的非康言论一一摘录并加以评论，将会是篇幅很大的文章，此处似无必要去细论；但在当时许多“反康”人士的心中，张之洞此举属卫经翼教。

《劝学篇》写完之后，张之洞也有着很大的宣传计划，首先是送往北京。[96]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三日（1898年7月21日），张之洞发电其侄吏部主事张检、其子新任刑部主事张权：“折差寄《劝学篇》三百本，以百本交仲韬、百本交叔乔，百本自留，亲友愿看者送之。”[97]“折差”，湖广总督派往北京递送奏折的差弁。“仲韬”，黄绍箕，字仲弢，张之洞一般写作仲韬；“叔乔”，杨锐，字叔峤，张之洞经常写作叔乔，两人皆为张在京最为亲信之人。一次即送书三百本，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恰恰于此前的六月初一日，黄绍箕因浙江巡抚廖寿丰保举其为“使才”，由光绪帝召见，他在召见中向光绪帝推荐了该书。六月初五日，黄绍箕通过翰林院向军机处致送《劝学篇》二本并副本四十本。六月初七日（7月25日），军机处正式呈递，光绪帝当日下旨：

内外各篇，朕详加披览，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著将所备四十部由军机处颁发各省督、抚、学政各一部，俾得广为刊布，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卮言。[98]

这是百日维新期间得到光绪帝认可的两部政治指导性著作之一（另一部是孙家鼐推荐的冯桂棻《校邠庐抗议》），[99]《劝学篇》由此奉旨在全国各地刊印，成为晚清印量最大的著作之一。陈庆年得知这一消息后，在六月十三日日记称：

惟本月初七日上谕：以《劝学篇》颁发各督抚刊行，谓其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南皮师此书纠正康党之论极多，诏书褒嘉，是可喜也。[100]

然而，《劝学篇》之“非康”，仅是该书的目的之一，其相当篇幅且相当重要的内容，是呼应当时的变法，其中许多政策或政治设计也与康有为、梁启超的主张大体相同。在一些人眼中，特别是保守人士，难以分清张之洞与康有为的差别。前引辜鸿铭称“外国人认为此书证明了张之洞赞成康有为的改革方案”，是指不了解内情、尤其是无法读懂孔子改制之类内容的外国人；而戊戌政变后，张之洞也担心本国人尤其是当政者未识其意而不辨其异，主动站出来予以说明。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二日（1898年10月16日），陈庆年在日记中称：

梁节庵以字见邀，云有事要商。及去，朱强甫、陈叔伊均在，乃南皮师嘱将《劝学篇》中暗攻康、梁者一一检注，分我三人分任之。归后，检书为之。[101]

九月二十六日，上海《申报》以《读南皮张制军〈劝学篇〉书后》为题，刊出此文：

伟哉！此篇。殆综中西之学，通新旧之邮，今日所未有，今日所不可无之书也。……然仆服膺之意，尤有进也。当大逆无道之康有为邪学倡行之日，无所忌惮，而靦然人间，始则鸱张于其乡，渐且流毒于天下，从未有著书立说以斥之者。制军劳心国事，寝食未遑，独于康书康教康徒康党，灼知其奸，先防其弊，不惮再三指斥。读之者事前或不尽觉，事后无不晓然。试举数条，以知旨趣。

该文共举出《劝学篇》中刺康言论共计十四条。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外篇·非弭兵第十四》一节，称言：

今世智计之士，睹时势之日棘，慨战守之无具，于是创议入西国弭兵会，以冀保东方太平之局。此尤无聊而召侮者也。……奥国之立弭兵会有年矣，始则俄攻土耳其，未几而德攻阿洲，未几而英攻埃及，未几而英攻西藏，未几而法攻马达加斯加，未几而西班牙攻古巴，未几而土耳其攻希腊，未闻奥会中有起而为鲁连子者也……[102]

此处所言，直指一事，即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九日给事中高燮曾上奏保荐康有为入“瑞士弭兵会”，光绪帝下发总理衙门“酌核办理”。[103]《读南皮张制军〈劝学篇〉书后》一文对此评论称：“此诋康有为去年欲诳骗金钱，即衔妄议游历外洋，入弭兵会之笑柄也。”此后，湖南经学家苏舆编辑《翼教丛编》，作为“批康”的专集，又收入了《劝学篇》中的《教忠》、《明纲》、《知类》、《正权》、《非弭兵》共五篇。

《正学报》　甲午战败后，学会与报刊盛行，张之洞一开始对此是支持的，如前节所述，他对京师与上海的强学会以及《强学报》都给予了实际的帮助；上海的《时务报》、湖南的《湘学报》以及上海的《农学报》，张之洞皆下令用官款订阅，分送湖北省内的官衙、书院，以能在湖北输入新思想。[104]然当时的《时务报》以梁启超为主笔，《湘学报》又深感康、梁的影响，张之洞对此也颇有不满，[105]由此打算在武昌办一份能完整表达自己意志的报刊，并取名为《正学报》。[106]光绪二十四年二月二十六日（1898年3月18日），陈庆年在日记中记：

过官报局，晤朱强甫，报稿久呈南皮师，尚未发出。王干臣《实学报》改名《正学报》，亦归南皮师出报，尚无付印之日也。

闰三月十八日（5月8日）日记，陈庆年又记：

……午刻始见，师（张之洞）意在以《正学报》辟诸报谬论，谓余《卫经》、《卫教》二书能作成最佳。[107]

由此可见，《正学报》以《实学报》改，其目的是“辟诸报谬论”，其主要矛头是对准康有为及其“康学”的。四月初八日（5月27日），张之洞又亲笔下令：

武昌两湖书院梁太史、纺纱局王干臣、陈叔伊、朱强甫三君：《正学报》请梁节庵太史总理，早经议定奉达，一切馆内事宜，凡选刻各报及各人撰述文字，均须节翁核定，方可印行。切要。洞。庚。[108]

由此可见，《正学报》以梁鼎芬、王仁俊、陈衍、朱克柔为班底，由梁鼎芬负总责。

王仁俊（1866-1913），字捍郑、干臣，江苏吴县人，俞樾弟子，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入翰林院，散馆后授吏部主事。光绪二十三年八月，他在上海创办《实学报》，旬刊，自任总理，章太炎为总撰述，另有撰述、翻译、理事多人，馆址设于上海英大马路泥城桥鸿文局隔壁。至十二月，该报共出了14册。[109]王仁俊曾在《实学报》上发表《实学平议》，内含《民主驳议》（在该报第3、5、13、14册上发表）、《改制癖谬》（在该报第14册上发表）两文，批评“民权”论及“素王改制”论，矛头是针对康有为的。[110]张之洞接手《实学报》，改为《正学报》，很可能出于此因。陈庆年称新的《正学报》“尚无付印之日”，似可说明张之洞此时对《正学报》的创办情况或拟刊内容不太满意。

陈衍（1856-1937），字叔伊，号石遗，福建侯官人（今福州），光绪八年举人，曾入刘铭传幕。光绪二十三年九月，陈季同、陈寿彭兄弟在上海创办《求是报》，以陈衍任主编。[111]而他在《求是报》上的文字，引起了张之洞的注意。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898年1月19日），梁鼎芬发电上海陈衍：

上海制造局福州陈叔伊印衍：别友愿见，南皮知君才名，亟思一谈。明正初五前请来鄂。盼复。鼎芬。[112]

为了加大这一邀请的份量，同一天，张之洞又发电上海郑孝胥，托其婉商：

上海铁路公司郑苏盦：《求是报》载有陈君衍文字，才识杰出，文章俊伟，近今罕见。欲邀来鄂一谈，可否？望婉商，速示复。洞。感。[113]

由此，陈衍被张之洞邀至武昌。而从梁鼎芬、张之洞发电时间来看，张之洞自行办报的设想于光绪二十三年底便形成了。

朱克柔（1871-1902），字强甫，浙江嘉兴人。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在上海创办《萃报》，周刊，他任主笔，馆址在上海泥城桥新马路。《萃报》是一种文摘报，摘录当时各种报刊，在上海先后共出版了20册。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1897年11月15日），梁鼎芬代张之洞发电，邀朱克柔至武昌：“上海新马路《萃报》朱强甫：南皮约君来鄂，有要事相商。能来否？速复。芬。”[114]该报此后移至武昌出版，改为半月刊，第21册出版于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八日，最后一册为第24册，于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出版。[115]

以梁鼎芬、王仁俊、陈衍、朱克柔此时及此后的个人经历来看，皆颇具才华；王、陈、朱又有在上海办报刊的个人经历，可以说，张之洞已经为《正学报》安排一个强大的阵容。而他们还请来了此时才华已露、后来名声大振的章太炎任主笔。

章太炎（1869-1936），名炳麟，字枚叔，号太炎，浙江余杭人。光绪十七年，入杭州诂经精舍，师从俞樾、谭献。甲午战败后，他关注于时政，也为康、梁参预的强学会捐款。光绪二十二年，他来到上海，任《时务报》的撰述。然因学术分歧，于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十三日（1897年4月14日）在上海被康有为弟子所殴，狼狈不堪，避走杭州。[116]此后，章太炎在给其师谭献的私信中表达了对康党的不满：

麟自与梁、麦诸子相遇，论及学派，辄如冰炭。……康党诸大贤，以长素为教皇，又目为南海圣人，谓不及十年，当有符命；其人目光炯炯如岩下电。……尝谓邓析、少正卯、卢杞、吕惠卿辈，咄此康瓠，皆未能为之奴隶。若钟伯敬、李卓吾，狂悖恣肆，造言不经，乃真似之。私议及此，属垣漏言，康党衔次骨矣。会谭复笙来自江南，以卓如文比贾生，以麟文比相如，未称麦君，麦忮忌甚。三月十三日，康党麕至，攘臂大哄。梁作霖复欲往殴仲华，昌言于众曰：昔在粤中，有某孝廉诋諆康氏，于广坐殴之，今复殴彼二人者，足以自信其学矣。噫嘻！长素有是数子，其果如仲尼得由，恶言不入于耳耶？[117]

“梁”，梁启超。“麦”，麦孟华。“复笙”，复生，谭嗣同。“梁作霖”，梁启超弟子。“仲华”，孙荣枝。章因被殴，信中言词自然有一些意气，但可见康党在《时务报》馆中气焰之盛。谭献收到此信时，正在武昌。[118]他与梁鼎芬、钱恂等交善，此事必告张之洞。很可能经钱恂介绍，张邀章太炎到武昌。[119]章太炎在《自定年谱》中称：

余持《春秋左氏》及《周官》义，与言今文者不相会。清湖广总督南皮张之洞亦不熹公羊家。有以余语告之者，之洞属余为书驳难。余至武昌，馆铁政局。之洞方草《劝学篇》。出以示余，见其上篇所说，多效忠清室语，因答曰：下篇为翔实矣。……[120]

章又在《自述学术次第》中称：

余昔在南皮张孝达所，张尝言国学渊微，三百年发明已备，后生但当蒙业，不须更事高深。张本好疏通，不暇精理，又见是时怪说流行，惧求深适以致妄，故有是语。时即答曰：经有古、今文，自昔异路；近代诸贤，始则不别，继有专治今文者作，而古文未有专业，此亦其缺陷也。[121]

由于张之洞、章太炎的学术宗旨有相同相通之处，皆主古文经、左氏传；张邀章的目的，是请章写文驳康的“素王改制”。而章被康党所殴的经历，更使张之洞、梁鼎芬希望其能激发讨康的强烈意志。章太炎到武昌后，撰《〈正学报〉缘起》，并作《〈正学报〉例言》；《正学报缘起》称言：

……南海梁鼎芬、吴王仁俊、侯官陈衍、秀水朱克柔、余杭章炳麟有忧之，于是重趼奔走，不期同时相见于武昌。……冀就其疆域，求所以正心术、止流说者，使人人知古今之故，得以涵泳圣涯，化其颛蒙而成其恳恻。……[122]

由此可见，此期办报者为五人，且也没有明显的批康言论。

张之洞精心筹办的《正学报》，最后未能刊行，其原因未详。以我个人的揣度，其未刊的原因大体有二：其一，《正学报》的班底皆有较深的学术功力，以此似可办一所学园式书院（或近代学院），各自讲学研究，千妍万艳；而若要同心协力共办一份政论性的报刊，未必如梁启超、麦孟华、徐勤等康门弟子那般真能力行果效。作为负总责的梁鼎芬，其对学术精神的追求，可能会过于雅致而细碎，这作为学者当属极其自然与正当；而主持定期出版的刊物，字字处处计较，将大大不利于各位撰述的自由写作。作为后台老板张之洞，对报刊文论时有苟求，往往揪其一点而不及其余，且手头事务极多，呈上稿件经常不能及时返回，这一作派明显不利于刊物的定期发刊。其二，光绪二十四年四月“百日维新”开始之后，京师的政治局势变动极快，这本是各类报刊充分成长的最好时机，可随时发布评论或消息，且有众多读者而市场扩大；而《正学报》作为代表张之洞政治观念与立场的政论性刊物，企图对全国的思想与学术进行正确的指导，很难在纷乱的政局中，找到并坚持那种恰如其分的政治立场与学术态度。从前引陈庆年日记中可以看出，张之洞及其幕中人物虽在武昌，但关注的是京师，任何景象与气温的变幻，都会在他们的心中激起重重涟漪。政治家与政治评论家不同。政治家需要那种平静的态度和适度的言论，以能在政治风波中保持其稳固的地位，而不能像政治评论家那样，在政治动荡中指引人们的前进方向。而到了秋天，政变发生了，变法中止了，此类刊物也顿然失去存在的条件和原有的意义。

从甲午到戊戌，以上海为中心，全国各地办起了许多学会与刊物，大多是由志同道合的学人士子仓促为之，其绚丽的色彩来自于思想者的摸索与探究，不成熟，多变化，是突出的表征，也引出了众多青年读者的精神开放。这是那个时代的召唤。《正学报》的目的如同《劝学篇》，企图以一种唯一正确的思想，通过政治的力量，来指导人们的思想与学术，即便是刊行了，恐怕也很难像康有为、梁启超所做的那样，在青年人中获得大的反响。思想与政治不同，不存在惟一正确性，且只能以浸润的方法而不能施之指导的手段。这恐怕也是张之洞、梁鼎芬等人踌躇为难的地方，他们在“康学”的步步进逼之下，取节节防守之势。以梁鼎芬、吴兆泰、沈曾植、周树模、姚晋圻、曹元弼、王仁俊、胡元仪、陈衍、陈庆年、纪钜维、朱克柔等十二人“题名”的《正学报序例》，因该刊未发，成了一篇历史文献，述说着张之洞等人曾经有过的设想：

……蒙等被服儒术，薄游江汉，同气相求，不期而遇。寓公什七，邦产什三，相与揽江山之信美，感王室之多艰。外患日蹙，内忧未弭。人伦渐斁，人类将绝。辄为之掐膺擥涕，腐心切齿。思惟昌明正学，庶有以救之。痛迂谬者之误我国家，恶狂恣者之畔我圣道，爰取海外诸国之报章，我中土贤士大夫之述作，凡可资法戒者，搜译甄录而传布之，野言碎事概从芟弃。取辕固生告公孙弘之语，题曰《正学报》。吾闻古之为国者，必定国是。六书之义，是者，正也。无新无旧，惟其是而已矣，惟其正而已矣。……

可见《正学报》的主旨与《劝学篇》相同，其对敌者为“迂谬者”和“狂恣者”。在这篇《序例》中，还有一段话：

……废弃五经，主张民权，谓君臣父子为平等，谓人人有自主之权，谓孔子为教王，不用国家建元之号纪年，创为化贫富界之说以诲盗，创为化男女界之说以诲淫，创为化中外界之说以诲叛乱，创为弭兵之说以诲分裂，逞韩非、李斯焚书坑儒之凶，袭张角、孙恩、王则、徐鸿儒诸妖贼之实，而妄冀谟罕默忒、罗马教王之非分，三光不临，四海不受，吾将以此义正之。[123]

这明摆是针对康有为及其“康学”的。还需注意的是，在《序例》“题名”的十二人中，已经没有了章太炎。他因此时流露出种族革命的思想，而被梁鼎芬等人礼送。[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