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张权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二日来信

《张文襄公家藏手札·家属类》所贴第22件，是张权的来信。张权，张之洞长子，字君立，生于同治元年（1862），光绪五年（1879）中举。光绪二十一年，与康有为等人在京发起强学会。光绪二十四年二月，他进京参加会试。[7]张之洞对此十分关心，亲笔写了大量的电报；[8]亦曾于四月十八日发电指示其殿试之策略。[9]张权此次会试，中三甲第63名进士，五月十三日光绪帝旨命“分部学习”，任户部学习主事。

张权到京后，除了应试外，张之洞也命其报告京中密情。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初一日（1898年4月21日），张之洞发电：

京。化石桥。张玉叔转张君立：四数已汇，到否？场作速钞，即日交邮政局寄。勿延。近事可详告。壶。卅。[10]

“张玉叔”，张检，后将详说。“壶”为张之洞发电给亲属及密友的自称。四月初七日（5月26日）又发电：

京。化石桥。吏部张玉叔转交张君立：榜后何以总无信来，奇极。即日写一函，交邮政局寄鄂。行书即可，不必作楷。壶。阳。[11]

“近事可详告”、“即日写一函”等语，说明了张之洞交待的任务。五月二十六日（7月14日），即会试、引见各项结束后，张之洞发电张检、张权：

“京。张玉叔、张君立：急。分何司？即电告。前交邮政局寄《劝学篇》一本，当早接到。有何人见过？议论如何？康、梁近日情形如何？仲韬、叔峤与之异乎？同乎？众论有攻击之者否？即复。壶。宥。”[12]

“仲韬”，黄绍箕，时任翰林院侍讲。“叔峤”，杨锐，时任内阁候补侍读。两人皆是张之洞在京最亲信的人。这封电报中开列出张之洞所需了解的情报内容。除了私人性质的张权分户部后又掣何清吏司外，主要有三项：一《劝学篇》在京的反应；二、康有为、梁启超在京的活动；三、黄绍箕、杨锐与康、梁的关系。至于第三项，很可能是张听说黄、杨等人参加了康有为等人组织的保国会的部分活动。[13]六月初三日（7月21日），张之洞再电张检、张权：

京。化石桥，张玉叔、张君立：急。折差寄《劝学篇》三百本，以百本交仲韬、百本交叔乔，百本自留，亲友愿看者送之。康气焰如何？黄、乔、杨与康有异同否？户部难当，只可徐作改图。堂官已见否？前电久未复，闷极。速复。壶。[14]

由此可知，张之洞为《劝学篇》在京发动了巨大的宣传攻势。[15]“黄”指黄绍箕，“乔”指乔树枏，“杨”指杨锐。张之洞再问此事，仍是保国会的传闻，他还没有收到张权的回电。

张权的这封密信，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写的。

张权此信，署日期为“六月十二日”（1898年7月30日），写于红纸上，标有页码，共20页，中缺第二页。其信全文为：

男权跪请父亲大人万福金安。

敬禀者。五月二十日由折差寄呈一禀，想入慈览。接署中信，欣悉又得一十二弟，不胜欢忭。近想福躬康健，阖署平安，定如孺颂。兹谨将都（中缺第二页）

……向政府诸公言，除备副本四十部外，当多送数部，以备诸公翻阅。刚相言，吾辈要之何用。进呈日，适有丁立瀛请开议院之奏李玉坡言其意专为筹款而设 刚出，谓：上览丁奏后云，吾变法并非要变成洋鬼子，幸今日已见张某之书，方始明白君权之要。不然，如丁立瀛此奏，吾又几乎上他当矣。此李玉坡亲闻刚言之。

徐荫老数月来，气闷极矣，自言：自见《劝学篇》后，为之一快。

康有为本意愿出使日本，其次大学堂总教习。梁卓如曾向合肥言，如以渠南海先生使日本，必能联络日人，于中国大有裨益。廖仲山师向孙燮老言数次，请派康大学堂总教习。孙未允。

总教习先拟请盛伯羲。盛言：若朝来请则午死，午来请则夕死。又拟请王益梧，王亦辞。始改请许。

大学堂所派教习，除黄仲弢黄系提调、寿伯符外，多不惬人望。知之者，熟人有朱益斋妹丈、余寿平诚格，并有新庶常数人，大约新进不知名者居多。最招物议者，以内有寿州之婿刘某。益斋言，寿州自云求派之条子太多 益斋言渠之派，出于意外，并未往求。寿、黄、朱三人或就或辞，主意尚未定。

昨传言，宋伯鲁又有奏劾孙，系为康而发。问李玉坡，尚未之知，恐系谣传耳。

杨深秀、宋伯鲁与康最密。闻人言，杨有悔心，宋则五体投地到底，心悦诚服。宋对人言，自觉与之当学生，尚属不配，惟有叩头而已。

文侍御参康折，句句确实。有所谓不敢出口之言者，系康向杨深秀言，当今时势，非禅代不可。康又令杨向文言，令其觅一带兵之都统，借兵八千，围颐和园，劫两宫，要以变法。此是其二三月间之语，先以为或系言者之过。及文仲恭劾渠获谴后，在户部署中闻多人皆如此说。又言所云洋字信件，系日本人与彼所立合同 亦不知是何等合同及私书也。又谓其写一纸，条列各洋行，数十万金可立办 此大约必无之事。此皆是带见堂官时，在广东司从旁闻得诸人所说，当时未便细询究，未知确否也。

三月间，权曾与康相见。渠忽问现在王、贝中有一人才，知之否？答以不知。渠又言，试猜猜？答以全然不知，无从猜起。渠郑重再三，然后悄言，此人即傅侗也。天资如何高，心地如何好，如何有识见，有志向，如何好学。并言待渠极其尊礼，每坐必居下位，每言必称先生，娓娓不绝。当时未甚答之，渠亦未竟其说，但言勿告他人而已。此真叵测，而又卑鄙，因遂不敢近之。渠召见后，即日又来拜，亦未与相见。此后遂不通闻问，渠事俱得之传闻，转不能知其详细矣。

有人谓，上设有待诏房为康、梁入直之所；又谓渠写一纸条，不由军机即可递进。李玉坡言，或不至此。然上交派，凡渠有条陈，专交廖与之呈递，并不拘奏折体制，即以说帖封进，随时交来。廖不敢不与之递。此则不诬也。

康近对人言，吾始主民权之说，及召见，见今天子圣明英武，始知民权之说不可行也。

近日哄传康在曾刚甫习经，广东人 座中为人所殴。因其论中国妇女必须广交游。一人言，汝家妇女何不先出与吾辈交游？康无以应，因詈其人混帐，遂至相殴。先传其人为浙人邹寿祺。后有人言邹中后未殿试，即回南，恐非其人。然此事则非无因也。

今上病，或言系张荫桓进药所致，并谓其每见必有进物。于晦若言，或不至此，惟其与人书谓：上有高禖之庆，渠何以知之，人不能无疑耳。于晦若来，渠住贤良寺，出入不便。言明不往回拜。

刘博丈言怀少仙塔布面奏慈圣言，上病，太医院诸人不能治，请令外省督抚保送。慈圣不答。现系太医院庄守和诊治。庄言，如百日内可愈即愈，百日不愈即不易为矣。

仲弢闻王大舅言：张荫桓尚不甚妥，阴有退志，经济特科渠亦不保人矣。大舅谓：其一身不自保，焉能保人。然有谓其已保者，不知确否。李玉坡谓，其自受惊后，破费二百三十万。三十万系应酬近侍者。玉坡言，渠先未知应酬内监，彼等颇有与之为难者，经此事后方知。于是大加津润，其位遂愈固矣。每召见一次，赏赐千余金。王大舅之语，恐尚非真情也。

李苾老保十七人，系梁启超主稿，大约康徒为多。苾老又保康、梁，谓可置之左右，以备顾问。

或言上海道蔡钧私卖米与日本，为赫德所劾。

刘博丈言，请大人将策论、四书经义各题出一样子寄来，博丈将以示诸执政。大约日来诸大老议论纷纷，颇觉为难，尚未知题目如何出法也。

《劝学篇》叔峤托何云帆部郎兆熊在总署排印，尚未成。端午桥带津石印，撷华书局亦将排印，均尚未成。直隶同乡议提公款刻一板，李牧皋主其事。板价六十金已定，即日开刻，然更迟缓，必须一月余方成。现要者纷纷，带来者俱已散尽。仲弢共取去一百七十余本。除亲友至熟处俱已分送外，本科、同年及同部诸人，几于人人欲得一本。有便请再赏寄一二百部。

《劝学篇》外篇第十六页 阅报第六 之左第七行“始知有时局”，“知”字误刻作“之”。外篇第五十一页 非攻教篇末页 之右第六行“如此狂夫”，“如”字误刻作“知”。初刻本此二字并不误，改本始刻误也。

权掣江西司，初九日到署，只见敬、王、溥三堂，其余俱尚未见。询人，据云：见不见亦无关紧要。分部亦无所欲，惟在张荫桓下，最为难堪。幸此时与彼尚无关涉耳。拟当一月以后，即请假南旋。带呈老米二十斤，玫瑰露酒十斤。 上次所带系天津者，此系本京者 雷震咯哒一篓，不知能不坏否？跪请福安！虔叩大喜！恭请姨太太福安！姨奶奶福安！并叩大喜！

男权谨禀 六月十二日

这封信由张权自己分节，尽管中缺一页，为叙说的方便，我仍按顺序之节数说明其背景。

该信第一、二节虽是礼仪套话，但从中可知张权的通信方式。当时的奏折由上奏人派折差送京，折差又成为张之洞与京中人士联系之介。[16]五月二十日，张权已带回一信，仅过22天，又乘折差之便，再次报告诸多京中情报。此时百日维新已渐入高潮，张之洞急需知道朝廷政情。

该信第三、四节说明张之洞《劝学篇》进呈后引起的反应。也是张之洞五月二十六日电报中的主要内容之一。

前节已述，翰林院侍讲黄绍箕因被保举“使才”受光绪帝召见，他向光绪帝推荐张之洞的《劝学篇》，旨命其进呈。光绪帝收到该书后，大加赞赏，下旨各省推广。[17]信中“向政府诸公言”，指向军机大臣言，言者似为黄绍箕。“刚相”，指军机大臣、兵部尚书刚毅（1837-1900），满洲正黄旗人，笔帖式出身，“相”指其新授协办大学士之位。刚毅表示不需此书。“丁立瀛”，江苏丹徒人，同治十年进士，时任顺天府府丞。丁立瀛该折我虽未从档案中检出，但查军机处《随手档》，六月初七日记：“府丞丁立瀛折：请设议院由”；又查该日军机处《上谕档》，有军机处给慈禧太后的奏片：

本日顺天府府丞丁立瀛奏请暂设议院折，奉旨存。再初六日侍郎李端棻折，一并恭呈慈览。[18]

从时间来看，与张权所言完全吻合。“奉旨存”一语说明了光绪帝的处理方式，一般说来，命“存”之奏折大多束之高阁。“李玉坡”，李荫銮（1853-？），字玉坡，直隶景州人，光绪九年进士，时任军机处汉二班领班军机章京。[19]“刚出，谓”，指军机大臣刚毅在御前见面后，由光绪帝寝宫出来对李荫銮所言，而军机章京是不能参加见面的。从张权的消息来源来看，光绪帝“方始明白君权之要”这段话，应当是相当可靠的。

“徐荫老”，徐桐，号荫轩。前节已叙，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杨锐、刘光第等人密谋，由徐桐出面上奏，请调张之洞入京辅政。[20]他本属思想保守一派，但在此形势下，对《劝学篇》的内容是能接受的。此后，他对《劝学篇》的态度又有变化。[21]

该信第五、六、七节，谈到康有为欲出使日本、欲任大学堂总教习之事。

先是清朝驻日本公使裕庚因任期已满，且患有腿疾，要求派出新任，至六月二十四日，光绪帝派湖南长宝盐法道黄遵宪为新任驻日本公使。在我看到的文献中，与康有为欲出使日本有关的记录为：一、康在《我史》中称：“又留黄公度勿出”，即将黄遵宪留下，主持维新运动。然康未称其有意于出使日本。[22]二、康广仁致何易一信称：“……弟无如何，乃与卓如谋，令李苾老奏荐伯兄出使日本，以解此祸。乃皇上别放公度，而留伯兄，真无如何也。”[23]康广仁指出其中的关键人物为李端棻。三、王庆保、曹景郕：《驿舍探幽录》称：“张（荫桓）云：七月间，皇上有朱笔谕条，令我向日使言中国拟派头等钦差驻日本。又拟派康有为赴日坐探变法事宜，我恐日廷不允接待，即至总署与廖仲山言论。”[24]此中提到派康有为赴日，与康广仁的说法相同，其性质不是出使，而是“坐探变法事宜”。然《驿舍探幽录》多有添油加醋处，此说仅可备为一说。四、周传儒当年受学于梁启超，1925年夏与梁相会天津，听梁讲戊戌掌故，撰文称：

在外交路线上，维新派是亲日的，以日本明治维新为师。其中牵线人物是黄公度。……1898年阴历六月二十三日（阳历八月上旬）虽有以黄公度为三品京堂出使日本之命，其意在厚结日本为外援以自固。尚未成行，北京事变日急。有人建议以公度与南海相对调，故德宗三诏敦促，有无论行抵何处，著张之洞、陈宝箴传令攒程迅速来京之谕……[25]

此中的“有人”，指李端棻。然李端棻上奏乃是七月以后之事。[26]何以六月十二日张权信中即有“康有为本意愿出使日本”一语？看来康有为对驻日本公使一职，久有关注。“梁卓如”，梁启超。他由徐致靖所保，经总理衙门查看，光绪帝于五月十五日（7月3日）召见，旨命“著赏给六品衔，办理译书局事务。”[27]“合肥”，李鸿章，时以文华殿大学士任总理衙门大臣，住在贤良寺（今北京东城金鱼胡同一带）。张权所言梁启超对李鸿章之语，很可能闻自于李的幕僚于式枚（后将述及）。

“廖仲山”，廖寿恒（1839-1903），字仲山，江苏嘉定人。同治二年进士，入翰林院，时任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刑部尚书。“孙燮老”，孙家鼐（1827-1909），字燮臣，安徽寿州人，咸丰九年状元。他是光绪帝的师傅之一，时任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五月十四日，军机处、总理衙门上奏办理京师大学堂诸事宜。十五日，光绪帝经慈禧太后批准后下旨，派孙家鼐管理大学堂事务，并命大学堂总教习、教习及办事各员由孙奏派。康有为有意于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一职，当时多有说法，我亦有文论证此事。[28]然康有为在《我史》中称：“时李合肥、枢臣廖仲山、陈次亮皆劝孙中堂请吾为总教习。”[29]根据李鸿章此期致其子李经方两信，我以为李鸿章不太可能推荐康。[30]“陈次亮”，陈炽，军机章京，此时正丁母忧，有可能不在北京。此处张权称：“廖仲山师向孙燮老言数次，请派康大学堂总教习”，证实了康的说法。依廖寿恒的性格，若其主动言此，很可能另有背景，甚至出自光绪帝之授意，可惜张权未详细说明这一消息之来源。

“盛伯羲”，盛昱（1850-1900），字伯熙，宗室，光绪二年进士，光绪十年任国子监祭酒。“王益梧”，王先谦（1842-1914），字益吾，同治四年进士，光绪六年任国子监祭酒。孙家鼐请两位祭酒出任总教习之事，又可见张检六月初二日致张之洞的信（参见本章第五节）。《国闻报》于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三日以“京师大学堂拟请总教习”为题，刊出相关消息，提到严复、盛昱、王先谦、丁韪良、许景澄五人选。[31]然孙家鼐已于五月二十九日上了三折两片一单，奏明大学堂诸事，其中提议工部左侍郎、前驻俄驻德公使许景澄任大学堂总教习，并提出大学堂办事各员的名单，光绪帝当日予以批准。[32]“寿伯符”，寿富（1865-1900），字伯茀，宗室。其父宝廷，为清流四谏，与张之洞交密，此时已去世。寿富在京组织“知耻学会”，与张权同年中进士，刚刚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朱益斋”，翰林院编修朱延熙。[33]“余寿平诚格”，名诚格，字寿平，翰林院编修。张权称“新庶常数人”，指翰林院庶吉士寿富、章济治、胡濬。“寿州之婿刘某”，似指任大学堂文案处差使、刑部学习郎中刘体乾，他是淮系大将刘秉璋之子，但不是孙家鼐的女婿，孙的女婿是刘体乾的弟弟刘体智。关于孙家鼐以条子派大学堂之差事，杨锐给张之洞的密信亦言及：孙家鼐“奏派许竹筼为大教习，张菊生元济总办，黄仲弢等提调，寿伯福等分教习，均极惬当。然其中亦有以请托得者，如涂国盛、杨士燮、余诚格诸人，颇招物议。”[34]

该信第八、九节谈及康党的重要成员宋伯鲁与杨深秀。宋伯鲁（18531932），字芝栋，陕西醴泉人，光绪十二年进士，入翰林院，散馆后授编修，此时任掌山东道监察御史。杨深秀（1849-1898），字漪村，山西闻喜人，光绪十五年进士，此时任山东道监察御史。宋伯鲁、杨深秀皆于光绪二十三年与康有为交，很快成为康党最重要的成员。他们作为御史，有直接上奏权，戊戌变法期间替康有为代奏的奏折、附片共计约三十三件。[35]

张权称“昨传言，宋伯鲁又有奏劾孙，系为康而发”一语，查军机处《随手档》六月十一日记：“御史宋伯鲁折：……片一、大学堂派办各员请开去别项差使片”。该片的主要内容是孙家鼐所奏派的大学堂各员须开去别项差使，以专职专任；其中有一段话是针对孙的：

……盖变法之始，自当早作夜思，异常奋勉，断非平常阘冗酬应、请托营求之辈所能胜任。该大臣自宜格外振刷精神，虚心延揽，方冀有济。此何时也？此何事也？若仍以官常旧法，瞻徇情面行之，鲜不贻笑外人矣。[36]

宋伯鲁此片由康有为起草，张权的情报相当准确；军机章京李荫銮称其“尚未之知”，很可能恰未当值，或未去检看该片。

张权称杨深秀“有悔心”，当为不确，杨此后还为康代奏许多重要奏折；称宋伯鲁对康“五体投地到底”，是很有意思的说法，透露出宋对康的服膺。

该信第十节谈及文悌弹劾康有为之事。文悌，瓜尔佳氏，字仲恭，满洲正黄旗人，曾任户部郎中、河南开封知府等职。光绪二十三年底改湖广道监察御史。他与康有为初交于光绪二十三年，两人关系前后变化很大。他最初与康交往甚密，代奏康起草的奏折。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初二日（1898年6月20日），宋伯鲁、杨深秀联衔弹劾礼部尚书许应骙。初四日，许应骙复奏，为己洗刷，并直言攻击康有为。五月二十日（7月8日），文悌上递长达四千余言的奏折，弹劾康有为，称其有结交台谏、把持词讼、勾结外洋等数罪，并宣称“康有为历次致奴才信函、所拟折底，如有应行考核之处，奴才当呈交都察院堂官，咨送军机处备查”，以示其证据确凿。然光绪帝并未因此查办康，而是下旨：“文悌不胜御史之任，著回原衙门行走。”[37]文悌弹康奏折由此在京中传开。然该折中尚有两语并未直接言明：

……奴才与杨深秀初次一晤，杨深秀竟告奴才以万不敢出口之言，是则杨深秀为康有为浮词所动概可知也。

（文悌）遂于初八日至康有为寓所。其家人因奴才问病，引奴才至其卧室，案有洋字股信多件，不暇收拾。康有为形色张皇，忽坐忽立，欲延奴才出坐别室，奴才随仆又闻其弟怨其家人，不应将奴才引至其内室……[38]

张权于此点明了这两项内容，并说明其消息来源是户部人员之传说。“康又令杨向文言，令其觅一带兵之都统，借兵八千，围颐和园，劫两宫，要以变法”，即文悌折中“万不敢出口之言”，然此举近于谋反，杨深秀何以对并无兵权的文悌说？“日本人与彼所立合同”、“条列各洋行，数十万金可立办”，即文悌折中“洋字股信”，张权自己对此都不太相信。

该信第十一节称张权与康有为的交往及康有为与皇族溥侗的交往。这也是该信中最可靠的部分。

张权与康有为的交往，始于光绪二十一年同办强学会时期。[39]至光绪二十三年底，张之洞与康有为已在政治上分道扬镳，但张权入京后，最初并没有回避。“王、贝”，指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即皇族。溥侗（1877-1952），字后斋，号西园，别号“红豆馆主”。其父载治，系乾隆帝第十一子成亲王永瑆之曾孙，过继给道光帝长子奕纬，袭封贝勒，晋郡王，光绪六年去世。溥侗此时二十一岁，封镇国将军。他在政治上一无作为，至民国年间成为著名的票友，以“侗五爷”享名于京城，“文武昆乱不挡”。从溥侗的身世来看，极富艺术细胞，政治上却无可赞赏之处。[40]他与康有为的交往，似由李盛铎为之牵线。[41]康也似乎更看重他于己尊礼的一面。外臣与皇室结交，仍属当时政治的大忌。康所烧的虽是清皇室中的冷灶，但亦有其用心，自己都知道“勿告他人”。张权称其“真叵测”而不敢交，自是从传统政治的原则出发。张权还透露，康在四月二十八日光绪帝召见后，还曾拜访过他，以后两人未见。

该信第十二节谈“待诏房”和康有为奏折递呈渠道。后者是该信中最重要的内容。

“待诏房”似为“待诏所”。康有为在戊戌政治改革纲领“上清帝第六书”中，提出三项建策：其一是设“制度局”，决定政策；其二是设“待诏所”，收转上书；其三是设十二局，实行新政。关于“待诏所”一节，康有为称：

日本维新之始……设待诏所，许天下人上书，日主以时见之，称旨则隶入制度局，……（中国宜）其午门设待诏所，派御史为监收，许天下人上书，皆与传达，发下制度局议之。以通天下之情，尽天下之才……[42]

按照康的这一设计，“待诏所”只是一个上书收转机构，并无实际政治权力。由于康的“上清帝第六书”此时交军机处、总理衙门议复；“上设待诏房”，即光绪帝有意设立待诏所以安置康、梁，很可能只是当时的一种传说，并无实际的根据。

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仅于四月二十八日召见康有为一次，康与光绪帝之间的交往渠道由此显得十分重要；已发现的内府抄本《杰士上书汇录》共收入康的折片十八件，其中八件由总理衙门代奏，另有十件从档案中查不出其进呈的方式。康本人称，军机大臣廖寿恒为其进呈条陈：

初三日，总理大臣代递谢恩折，上命曰：“何必代递，后此康有为有折，可令其直递来。”又令枢臣廖寿恒来，令即将所著《日本变政考》、《波兰分灭记》、《法国变政考》、《德国变政考》、《英国变政考》，立即抄写进呈。

时吾递书递折，及有所传旨，皆军机大臣廖仲山为之。京师谣言，皆谓廖为吾笔帖式，甚至有谓为康狗者……[43]

杨锐给张之洞的密信中有相同的说法：

康封奏皆径交军机大臣直上，不由堂官代奏，闻系上面谕如此而已。[44]

但杨锐没有说明其消息来源，也没有说明由谁代递。此次张权来信透露出的信息尤其重要：一、说明其消息来源是军机处汉二班领班军机章京李荫銮，这是相当可靠的；二、“上交派，凡渠有条陈，专交廖与之呈递”一语，说明是光绪帝下达的旨命，由廖寿恒为康代递；三、“不拘奏折体制，即以说帖封进，随时交来”一句，值得注意的是“封”和“随时”，前者为秘密，后者为时效；四、“廖不敢不与之递”一语，又说明了廖本人无奈的态度。

该信第十三节说明康有为当时以君权行改革的政治态度。前已叙及，康有为及其一派时有“民权”的提法，但他们此时对西方的“民权”思想，未有充分地了解和准确的认识；而张之洞最为担心者，即是康有为一派的“民权”思想，其著《劝学篇》很大程度上也是针对于此。然康在戊戌变法期间宣称“放弃”民权思想，曾在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八日《国闻报》发表“答人论议院书”以作公开的宣示。[45]戊戌政变后，康又多次有相类似的说法。

该信第十四节说明康有为在京被殴事。康确有改变妇女地位的思想，这表现在对其女儿康同薇、康同璧的教育上，且让其弟康广仁在上海参与发起组织“不缠足会”和中国女学堂。曾习经（1867-1926），字刚甫，广东揭阳人，光绪十四年入广雅书院，十六年中进士，此时任户部主事。戊戌变法期间，他与康、梁交善，参加保国会的第一次集会。康亦在《我史》中提到约他同去都察院投“上清帝第五书”。邹寿祺（1864-1940），字景叔，号适庐，浙江海宁人，他确实中贡士后即回，至光绪二十九年补行殿试，中进士，后任江苏丹阳知县。

该信第十五、十六节谈到了光绪帝的病情。光绪帝的医案今天已公布。[46]从其医案来看，除了身体虚弱外，主要是遗精病。这一隐疾虽大伤身体，但不影响思维。张荫桓（1837-1900），字樵野，广东南海人，曾任驻美公使，时任户部侍郎、总理衙门大臣。他是当时的能臣，深受光绪帝的信任，经常被召见，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到戊戌政变，光绪帝先后召见其十八次。[47]他也是一个贪吏，名声不太好，多次被劾。“于晦若”，于式枚（1853-1916），字晦若，广西贺县人，光绪六年进士，时任礼部员外郎。他长期充李鸿章幕僚，李的奏折多出自其手，此时随李鸿章住在贤良寺；而李又与张之洞有隙，故张权称“出入不便，言明不回拜”。[48]前引梁启超对李鸿章所言，有可能是于式枚告诉张权的。“高禖”，主婚配与生育的神。[49]于式枚称张荫桓私信中有“上有高禖之庆”，指光绪帝的后宫有怀孕之事，对照光绪帝的医案，此说甚不可靠；又称张荫桓“进药”，也只是一种传说而已。张之洞收到此信后，于六月二十三日发电张权询问光绪帝病况。[50]

刘博丈，刘恩溥（？-1908），字博泉，直隶吴桥人，同治四年进士，入翰林院。他与张之洞同属清流健将，也是张之洞的亲戚。时任太仆寺卿。太仆寺被裁撤后，于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二日迁仓场侍郎。怀塔布（1831-1900），字绍先，满洲正蓝旗人，时任礼部尚书、总管内务府大臣。从清宫档案可知，怀塔布经常带领御医入内，御医的医案也例交总管内务府大臣们审阅。“慈圣”，慈禧太后。刘恩溥听说怀塔布要求慈禧太后下令各省派医一事，我尚未见任何与之相关史料。然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于八月初十日迫光绪帝明发谕旨，命各地调医入京。[51]庄守和，时任花翎二品顶戴太医院院使，即太医院的正堂官。从光绪帝医案可知，光绪帝得的不是急性病，称“如百日内可愈即愈，百日不愈即不易为矣”，既未说病况，也与光绪帝的医案不相符，似属当时的诸多传言之一。[52]

该信第十七节谈到张荫桓的近况。慈禧太后甚不喜张荫桓，且对这位能影响光绪帝思想的人物十分警惕。五月初三日，御史胡孚辰弹劾张荫桓办理英德借款时，受贿银260万两，与翁同龢平分。该折当日呈慈禧太后。慈禧太后见之大怒，初四日命步军统领衙门左翼总兵英年查抄拿问张荫桓，后未执行。[53]五月初五日（6月23日），慈禧太后与光绪帝共同见军机，再发雷霆。杨锐给张之洞的密报中称：

上月初四日，胡公度侍御奏劾张荫桓，有借款得贿二百余万，七口改归税司经管，有私改合同事。又议增赫德薪水，每年骤至百廿万等语。慈圣大怒。次日面谕英年查抄拿问。崇礼故缓之。旋有立山出为恳求，其事遂解。闻廖仲山亦若求于上前，尚未允。立一人最得力也。[54]

后流亡至日本的王照与犬养毅笔谈时称：

张亦南海人，两宫不合，半系此人离间。太后于去岁二月（误记，当为五月）遣步军统领抄其家，伊纳银二十万于中官，免。[55]

“王大舅”，王懿荣（1840-1900），字正儒，号廉生，张之洞第三位夫人之兄，光绪六年进士，入翰林院。他与张之洞同属清流党，时任国子监祭酒，入值南书房。[56]他称张荫桓“有退志”，“一身不自保”，显然只观外相，对其内心思想不太了解。然李荫銮称张荫桓用于消灾免祸的贿赂达到了银“二百三十万”两，其中银三十万两用于太监，那可真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该信第十八节谈到李端棻保举诸事。“李苾老”，李端棻（1833-1907），字信臣、苾园，贵州贵筑（今贵阳）人，同治二年进士，入翰林院。时任仓场侍郎。张之洞出生于贵州，与李端棻会试同年，更为清流同党，两人私交甚好。然李端棻于光绪十五年为广东乡试正考官，选中梁启超，并将其堂妹李惠仙相嫁；从此在政治上多听梁谋，梁亦为起草奏折。戊戌变法期间，李是康党的重要成员。光绪帝罢免礼部六堂官后，于七月二十二日升礼部尚书。

保举经济特科的档案，我至今尚未能发现。胡思敬的《戊戌履霜录》卷四，录有保荐经济特科表，共17案235员。其中李端棻荐16员，名单为：

直隶编修严修；江苏知县狄保贤，助教崔朝庆，举人宋梦槐；安徽举人程先甲；湖南庶吉士熊希龄、唐才常，附生戴修鲤；广东主事曾习经，附生徐勤，监生罗普，附生欧榘甲，监生韩文举；浙江知县夏曾佑、汤寿潜；满洲庶吉士寿富。[57]

其中的人员多为康党或与康党有关系的人士。张权称李“保十七人、系梁启超主稿”，与此能大体对应。

张权说李“保康、梁，谓可置之左右”一语，虽有此事，但不准确。六月初六日，李端棻上有“敬陈管见折”，光绪帝命孙家鼐、奕劻议复。李的原折虽未见，但从孙、奕的议复说帖来看，共有四策：一、御门誓群臣；二、开懋勤殿，选人才以备顾问；三、派京官绅士回本籍办学堂；四、删减各部则例，以杜胥吏之奸。其中最重要的是开懋勤殿一事，从孙、奕议复说帖来看，李端棻在奏折中似未提到请康、梁入值懋勤殿，但旁人一眼即可看清，这个机构是为康、梁等人量身定制的。[58]张权听到“置之左右”的消息，仍属一种分析，而这种分析显然又是知内情者相告的。

该信第十九节谈蔡钧私卖米事，由于此事与戊戌变法无涉，我未去注意相关的材料。

该信第二十节谈到科举新制事。先是五月初五日光绪帝下旨：“自下科为始，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59]该年又恰是优、拔贡朝考之年，优贡朝考于六月初六日在保和殿进行，拔贡朝考的初试于六月初四日在贡院举行，复试于六月十七日在保和殿进行。五月十八日，礼部上奏请示拔贡考试是否改用策论，光绪帝令“均著改为一论一策”。[60]出题判卷此时又成了京中大老的难题，故刘恩溥请张之洞先行出题，以供这些人参考之用。

该信第二十一、二十二节谈《劝学篇》在京推广的情况。何兆熊（1845-1906），字云帆，四川蓬溪人，同治十三年进士，时任总理衙门署理帮总办章京，故可安排在总理衙门排印。“端午桥”，端方（1861-1911），字午桥，举人，时任直隶霸昌道，七月初五日出任新设立的农工商总局大臣。“李牧皋”，李念兹，直隶盐山人，光绪二年进士，时任掌江南道监察御史，未久外放四川雅州知府。他与张之洞关系亦密。[61]

该信第二十三节谈张权到户部任职一事。这也是对前引张之洞五月二十六日、六月初三日电报询问的回答。“掣江西司”，指张权掣签分江西清吏司。“敬、王、溥三堂”，指户部尚书敬信、王文韶、户部侍郎溥良。相比之下，张权尚未见者为户部侍郎立山、张荫桓、陈学棻。立山兼任总管内务府大臣，常在颐和园，不常到部；陈学棻时派浙江学政（下节将提及）。张权实际未见者，仅是张荫桓。张之洞素与张荫桓不合，故张权称“最为难堪”。他对此十分忧虑，有意请假回南。

张权此信的核心内容围绕着康有为，并流露出对康在政治上发迹的担心。张权之所以写上这些内容，当然是随其父张之洞的目光而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