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孕育出“中西医结合之花”

提起李鼎铭，如今很多人对他并不了解，因为早在1947年他就病逝了。然而他曾经参加过科举考试，也曾接受改良思潮，开办学校自任校长，当过乡村的中医，后来又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加入陕甘宁边区的建设之中，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副主席一职。

记者采访了李鼎铭之孙李雪飞，了解这位传奇人物在基层从事医疗卫生工作的经历。

走上从医道路

1902年，李鼎铭的父亲去世。在家守孝时李鼎铭心想：家在深山远村，缺医少药，自己的父亲如果有好医生及时治疗，就不会壮年一病不起，溘然辞世。从那时起，他就决心发愤深钻医道，悬壶济世，救苦救难救命。他从舅父家借来《黄帝内经》《伤寒论》《本草纲目》等许多医书名著，每日在灵堂的长明灯前攻读医学，把药学中的药名药性一一熟记脑中，深究医理，并用针灸自寻穴位，忍受疼痛，体验针感。这为他今后成为名医储备了理论知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0年，在友人马竹林的资助下，李鼎铭先生在米脂县东街开设长春医馆，坐堂行医。好友马竹林及《永昌演义》的作者李健侯分别送对联祝贺，一个是：长日高眠无欲虑，春风拂座有知音；一个是：医纵多方有病不如无病好，馆储良药平时预备及时需。两副对联四字分镶句首，正是长春医馆。

坐堂行医期间，李鼎铭先生同情群众疾苦，一面治病救人，一面为地方公益事业服务，立下了“穷人吃药，富人开钱”的规矩。对于穷人，他不仅不收费，而且免费送药并经常上门看病。

毛泽东的中药调理师

因为长期的艰苦斗争环境，毛泽东在长征途中得了风湿性关节炎，每次发作时都疼痛难忍，大把的止疼片吃下去也不管用。

一次，李鼎铭先生到杨家岭看望毛泽东，二人握手时，他从毛泽东的手温、手劲和肤色上感到了毛泽东的胳膊有病。

经过李鼎铭耐心细致地解释，毛泽东同意接受中医治疗。他对毛泽东说：“吃了第一剂药，你胳膊抬得起。吃了第二剂药，你的胳膊能转动。吃了第三剂药，胳膊能够活动自如。四剂药吃完，你能爬单杠。”毛泽东吃完后，疼痛果然消失，胳膊活动自如。

后来，毛泽东常在一些会议上谈中医的好处，要求人们尊重中医、支持中医，号召实行中西医结合。他还介绍李鼎铭先生为八路军的干部战士治病，中医药很快成了八路军必不可少的医疗方式。

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

1944年初，延安出现了严重的传染病疫情。患者的主要症状是发病突然，感觉胸闷、胸痛、眩晕，四肢麻木，出冷汗，面色苍白，口吐黄水，或伴有腹泻，不发烧，心音微弱。患者发病之初多为心痛头昏，上吐下泻，短则两三小时，长则两三天就死去。临死前，患者呼吸困难，神志清醒。死亡者大多是妇女儿童。短短5个月时间，疫情迅速蔓延，导致延安县和延安市死亡人数达742人。当地群众人心惶惶。

面对来势凶猛的疫情，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紧急会议，专题研究对策，成立防疫委员会，集中人力物力，组织医生下乡，参与救治病人并指导防疫工作。身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同时又是陕北中医名家，李鼎铭先生清醒地认识到，在医药短缺的陕北农村，维系群众生命安全的主要医疗保障是中医。受医药条件限制，只有大量采用当地出产的中药制剂，相应地接受中医诊断理念，在群众性卫生防疫工作中实行中西医团结合作，共同对付疾病疫情，将公共卫生等西医防治组织措施与中医诊治、中药汤剂相结合，综合施策，群防群治，才能取得抗击疫情的最终胜利，维护军民干群生命健康。

毛泽东更是借助这次疫情，动员组织中西医团结合作起来。在毛泽东的支持和号召下，陕甘宁边区成立了中医研究会、中西医协会、中医保健社等组织。李鼎铭先生分管文教卫生，十分重视医务工作，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倡导中西医结合，对边区文教卫生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亲自举办中医训练班，为八路军培养了一批中医。他起草了《中医训练班一年来的教育概况》，并将数十年积累的行医经验和医学良方全部贡献出来。

毛泽东还专门把别人送的人参带给李鼎铭先生做配药使用。李鼎铭先生敦请中医世家公开秘方，由政府汇集复印，分发各地采用，使祖传秘方为广大群众服务，用实际行动印证了中西医结合的思想基础是为人民服务。李鼎铭先生还提出“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的口号。他在延安时期的医疗卫生工作实践，深刻影响了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卫生工作中西医结合方针的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