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光荣与梦想

在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的东南部，毗邻元代大家黄公望的隐居地（《富春山居图》实景地），有一座“麻雀虽小，但五脏俱全”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上官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院至今，它已走过了60多年的风雨历程。这家掩映在街头巷尾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岁月的交替中，前后12次更名易址，战霍乱、灭钉螺，先后荣获“浙江省疾控防控先进集体”“浙江省健康教育先进单位”称号，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染病管理和基层卫生发展的一个缩影。

几度春秋，几度更名易址

1956年5月，盛永良、陈云官、叶梅英、陈宝元四人在上官老街建立中西医联合诊所。这便是上官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前身。开设伊始，虽名为诊所，但就诊地实则借用的是老医生家中的偏房，木屋椽柱，方圆仅三四十平方米，大夫们或称“郎中”，或称“赤脚医生”。虽极度缺乏诊疗设备，甚至连一个听诊器都没有，仅能开展简单的中医服务和伤口处理，但凭着一股救死扶伤的热诚，四位老前辈为上官乡卫生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57年，随着上官乡人民公社、上官乡革委会的相继成立，全乡大办合作医疗，四人诊所在原有的基础上成立上官乡联合诊所，迁至上官乡睦村祠堂，逐渐开展了种痘等疾病预防工作。祠堂门前的两座石狮子，和“正本”“清源”的毛笔字，见证风雨，至今仍然熠熠生辉。

1975年，上官人民公社规划建设新诊所（现为剡溪村居家养老照料中心），联合诊所正式更名为上官乡卫生院。此时，卫生院里有了一个化验室，并配备一台30毫安X线机和显微镜，设病床3张。另外，还有一个小小的恒温箱做大便培养，一台显微镜查看白细胞和红细胞，可以做最基础的血常规。除此以外，简陋的手术刀、几把钳子，便是外科缝合医生的全部家当。“那时农村卫生条件差，生芥子的人很多，‘开刀’大多都是开芥子。后来，工厂多了起来，卫生院又开展了外伤病人的缝合工作。”已退休的老院长章生洪回忆道。同年12月，全县卫生工作会议在上官乡召开，乡村合作医疗一片红火，防疫卫生考核全县最高。

1995年，上官乡卫生院再次易地重建，选址在上官乡最繁华的大盛村中心地带（20世纪90年代前的乡政府办公楼），据说在民国年间这里还是地主家的老宅院。新建的卫生院为一幢四层楼房。

2004年，上官乡卫生院更名为上官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设有全科门诊、中西医门诊室、口腔科、公共卫生等科室，下设四堡、深里2个社区卫生服务站，是一家集预防保健、医疗康复、健康教育、生殖健康技术服务等，基本医疗、公共卫生服务为一体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17年，上官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诊人次和体检人次分别达35 475和1 901人次；在册健康管理7 931人次，占户籍人口的97.3%；家庭医生签约服务2 976人，占常住人口33.3%。全乡平均期望寿命达到80.07岁，80岁以上老人366人，占全乡人口的3.9%，属于“长寿之乡”。

接诊富阳市第一位霍乱病人

霍乱是由霍乱弧菌所致的一种传染性强、死亡率高的烈性传染病，曾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全国范围内暴发流行。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公共卫生条件和居民居住环境的改善，霍乱一度销声匿迹，许多民众甚至部分医务人员对霍乱既陌生又恐慌。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上官乡发现了富阳市首例霍乱病人和带菌者。

1994年8月28日下午3时，上官乡斜黄村一位57岁的农妇忽然出现剧烈无痛性腹泻，大便次数无法计数，同时伴有呕吐，大便与呕吐物性状相似，均呈水样。

直到晚上7点多，眼看情况越来越严重，这位农妇才在村民的帮助下被抬到了上官乡卫生院。当天接诊的是章生洪医生，章医生一看病人没有发烧，再一摸发现四肢很软，已是中、重度脱水，情况十分危急。

巧的是，富阳市卫生局前几天刚刚组织了业务知识培训。“那个季节主要是霍乱、痢疾等几种传染病的高发时间。”章医师说，“当时我就想，那个病人会不会是霍乱？”尽管没有检查仪器，但凭借着丰富的临床经验，章医师还是颇有把握地认定这就是“二号病”（当时医生们把霍乱这种烈性传染病称为“二号病”）。

抢救紧锣密鼓地展开。“先挂上两路盐水，补液、补钾，速度要快！”12小时之内就给病人输注了7 000毫升的盐水，“再晚来几个小时就来不及了……”章医师说。此时，卫生院里的一部程控电话发挥了作用。“上官乡第一台电话机就是在我们这里，是县里专线拉过来的。”将出现疑似“二号病”病人的情况立刻上报到了富阳市卫生防疫站和卫生局，很快，富阳市卫生防疫站的何根尧书记和应急小组赶到，化验的结果证实了章生洪的推断。

何根尧书记带领应急小分队，在当地政府的领导下，迅速开展流行病学调查，设置3个隔离点。乡里有哨兵，几步一个哨口，整个上官乡在村口还有民兵站岗放哨，外乡人进不去，村民们也出不来。几名曾经和病人密切接触过的医生与村民也在卫生院内隔离。很快，第二名病人和3名带菌者出现了。他们分别是病人的丈夫和同一个院内的村民。“她的老公也感染了霍乱，出现了腹泻的症状，但病情较轻，挂了几天盐水就好了。还有3个带菌者，虽然不发病，但有极强的传染性”。章医师仍对当年的危情记忆犹新。

上官乡霍乱疫情暴发后，富阳市政府非常重视，在上官乡开展“三管一灭”（管粪、管水、管饮食、灭苍蝇），同时，大力开展卫生宣传工作，发动群众大搞爱国卫生运动。村民洗菜、淘米，都要去很远的地方挑水，因为病人的带菌粪桶在溪水里清洗后，把水源也污染了，水化验结果是霍乱病毒阳性。

“村里采取紧急措施，粪便集中管理，不再浇到田里做化肥。苍蝇全部消杀，整个村子用敌敌畏药水喷杀。包括医院里的场地、外面院子里，每天都要消毒两次。乡里的广播站不停地宣传‘冷菜冷饭不要吃、饮食粪便要管好’。此外，富阳市人民医院派专家坐诊，全民预防性药品分发到各家各户……”章生洪回忆道。

直到9月5日，上官乡未发现新病人，3个隔离点，经隔离消毒已达到解除条件，2个病人以及3个带菌者都已治愈出院，上官疫点没有发生第二代病人，圆满完成了市政府交给的任务。

如今，曾经的病人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每次来上官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看病，临走时总不忘说一句：“我的命是章医生给的，感谢党，感谢政府。”

一根针、一把草能治百病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被称为“赤脚医生”的乡村大夫大多使用中医技术，在农村地区以最低廉的成本行医救命，被形容为“一根针、一把草能治百病”。

上官乡卫生院的老院长章生洪就是其中的一员。1971年乡里开办合作医疗，杭州市卫生局派了医疗队下乡指导工作。1976年5月，上官乡组织了4名“赤脚医生”前往杭州市中医院进修了一年。“当时上官乡的‘赤脚医生’团队在富阳市是响当当的，一个是力量雄厚，4个人清一色都是高中生。再有，我们的防病搞得比别的乡村都要好，那时的卫生工作会议都会到上官来开，外地的慈溪、东阳都来我们这里参观、取经。村民每年交2块钱，看病就付2分钱。抓一点草药、缝上一针、包扎一下都只要2分钱，医生每天上班就记工分。进来一个病人留下一张凭证，2分钱就是挂号费，看完就打包中草药带走。”章生洪回忆道。

天气晴朗的日子，医生们就三五成群地轮流上山采草药。附近的山头上，三叶青、四季花、丹参等中草药应有尽有，每个村都辟有一块中药园，新鲜的名贵中草药大多在此栽培、繁殖。其他的常备草药，有的自己晒干，放置于药框内，以备不时之需。

农忙时老百姓不太讲究卫生，身上容易生芥子，一个个肉疙瘩，特别难受。此时把草药捣烂，敷上几天就可痊愈，既安全又经济。时至今日，老院长陈乃光家中还种着许多中草药，三叶青、白术、石斛、七叶一枝花……既做药引，也有一定的观赏价值。

此外，老一辈上官乡卫生院的医生还会扎针灸。尤其在抢救病人和治疗小儿高热惊厥方面，都有自己的独门秘籍。“现在对于小儿高热，医院都是冰敷或是打退烧针，以往我们都是扎针灸，通过穴位刺激来缓解。第一针是人中穴，第二针是合谷穴……” 章生洪说道。往往是几个穴位一扎，不超过2分钟，孩子就苏醒过来，哭出了声，再配上一点儿退烧药就可以回家去了。

“输液是1991年开始，以前输液都很少，要县里的医院才有，都是很重的病才输液。我们以往用的不是一次性输液用品，皮管晚上消毒，日常准备5～6根，几副针筒挂盐水，就是卫生院的全部装备。”章生洪回忆道。

随身的药箱是卫生院医生的另一件法宝，出诊时每人再带一只手电筒，无论白天黑夜，山地还是陡坡都是随叫随到。有时邻村的病人需要出急诊，在那个没有汽车的年代，就是依靠一辆凤凰牌自行车。病人如果需要输液，医生就一直陪着观察，直到第二天盐水挂好了，血止住了才回来。没有白天晚上，没有上班和休息，一年365天，上官乡的医务人员守护着上官人民的健康，传承着上官乡卫生事业的光荣和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