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我也是“赤脚医生”

1974年，我高中毕业，作为知青来到京郊农村插队。没多久，村里那位“赤脚医生”被抽调到公社卫生院，于是会些针灸、懂些医药知识的我，就这样被推荐接了班。几年后，我考上医学院、当了“穿鞋的”医生，之后又从事卫生行政管理工作，退休后到北京市社区卫生协会，推进社区卫生服务和全科医学工作。然而那3年的“赤脚医生”工作经历，令我始终难以忘怀。

从当年“赤脚医生”在基层医疗卫生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到今天持续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医防融合”理念的推广和实践……我深感党和国家深化医改的政策之正确，推进社区卫生服务和全科医学的历程之艰辛。在庆祝建党一百周年之际，在全面推进健康中国战略实施的过程中，在大家讲述中国基层卫生故事时，我拙笔记下几段当年的经历。

惊险雨夜

已是夜深，有人急匆匆地敲门，是刘家二小子的声音。“王先生，我妈又犯病了，你给看看去吧！”一阵焦急的哀求。我起床一看，凌晨3点半，外面黑漆漆的，没有一丝光亮，还飘落着星星点点的雨点儿。背起药箱出了门，我才看见坡坎儿下面的那条路已经不见了，代之的是湍急的水沟。我诧异地问：“这是怎么回事？”二小子说：“昨晚那场雨太大了，村里低洼的地方全是水了。”于是，我把鞋脱了放在坡坎儿上，把药箱顶在头顶，蹚着齐腰深的水跟着二小子赶往他家。

进了刘家，便见刘婶半躺在炕上，后面靠着被垛，艰难地喘着气。一看这样子，便知她的风湿性心脏病合并心力衰竭又犯了，需要紧急采取措施。我一只手为刘婶数着脉搏，一只手慢慢地推药……药推完了，刘婶也缓过来了。这时，她家人才顾上招呼我坐下。我觉得腰酸酸的，往炕沿挪挪身子刚要坐下，咦？怎么挪不动脚步？脚底下就像有胶水粘住了。低头一看，右脚下的地面上有脸盆那么大一片暗红色的血，将那黏土地面浸透了。我双手抱着膝盖才把脚拔起来，这才发现前脚掌有一个大三角口子，像小孩嘴一般翻着，泥和血混在一起，怪不得能像胶水似的把我的脚粘在地上。

看到刘婶已经可以躺平，心率也恢复到正常范围了，我赶紧告辞，又蹚过了那条“河”，回到合作医疗站。清洗、消毒、清创、缝合、包扎，配破伤风抗毒素（TAT）皮试液，经皮试阴性后注射TAT……一通忙活，我再次躺下时天已经蒙蒙亮了。庆幸的是，伤口没有感染，我也没得破伤风，只是踮着脚走了好些日子。

震后大棚

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1976年7月28日，大约凌晨4、5点，“咵咵咵、咵咵咵……”我被一种有节奏的奇异声响惊醒。因晚上出诊，凌晨2点才睡的我正愣怔着，听到外面一阵带着颤音的呼喊：“王先生，快出来，地震啦！”我一骨碌翻身下床，像喝醉酒一样歪歪斜斜地跑出房间。一丝清凉的小风让我彻底清醒过来，我反身跑回屋里，两只手扯着出诊箱、急救箱、氧气袋，还有一面红十字小旗子，又跑了出来。

站在院子里，看到屋顶上面的瓦片像颠簸箕似的，哗啦一下颠翻到东边，又哗啦一下颠翻到西边，大门门框上面的砖头也掉落下来，我暗自庆幸自己早出来了一步。回想刚才把我吵醒的声音，原来是药柜里面那几排玻璃药瓶发出来的，还真要感谢它们给我“报警”呢。

大约十几分钟后，就有一个村民捂着被砸伤的头跑来了。这时天已经亮了，我就在院子里给他缝合头上的伤口。接下来，在合作医疗站的小院子里，我们搭起地震棚，插上那面红十字小旗子。两个多月来，看病、发药、打针、静脉点滴、输氧、缝合、换药……都在这个“合作医疗棚”里。

10月份，县里召开总结表彰大会，我作为“赤脚医生”和“知识青年”双重代表，以“县抗震救灾先进个人”的身份，上台发了言。会前，领导一个劲儿地问我反身跑回屋里取药箱时，脑子里想起了什么，为什么就不怕房倒屋塌的危险？我回答：什么都没想，可能就是出于本能，下意识地就跑进去了。

“智取”水井

那一年夏天流行甲肝，周围几个村子有不少人发病，公社卫生院召集各村的“赤脚医生”开了紧急会，发了漂白粉，要求我们做好井水消毒。我回去在村里的几口水井里都投放了漂白粉，又忙着往各家的厕所里播撒生石灰。这时大队书记找到我，说村民反映井水变得太难喝，让我不要再往水井里投放漂白粉了。我不好直接驳书记的面子，就虚应了下来。

第二天，我拿着漂白粉又来到村中央的那口四眼水井，这是村民饮用最集中的水井。这时，看到民兵小队长小张在井台上溜达，我走过去问他：“你在这儿干什么呢？”没想到他的回答竟然是：“王先生，你不知道，书记让我在这儿看着，就是不让你又往井里撒药！”我懵了一下，明明是为了预防疾病，为了大家好，可是竟然遭遇这样的防范。

好吧，看来明着投放漂白粉是行不通了，不能强攻，那就智取。我先是假装若无其事地向远处走去，找了个僻静地方，把装漂白粉的塑料袋扎口带解开，袋口向上托在手心，上面有袖子套着，从外面还真是看不出来。随后，我又慢慢地走回到四眼井，招呼还在那里“值勤”的小张：“还在这儿呐，我正想问问你爷爷的病情呢。”在闲聊中，我刻意将身子慢慢转到背对着井口的位置，手向下一翻，漂白粉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被我撒进了水井。

听说第二天大队书记找了小张，了解怎么井水还有味道，小张还替我辩解，说我只是跟他聊天，绝对没有撒药。随着我在大队广播大喇叭里反复讲甲肝的危害和预防的重要性，以后再没有人来水井“值勤”了。尽管当时预防传染病是我们“赤脚医生”的职责，但还需要“斗智斗勇”啊！

正确用药

那是一个仲夏的中午，酷热难耐，我正在合作医疗站看书，只听一阵焦急的喊声，“王先生在吗？”我抬头一看，是任家的大儿子。“快去我家看看我那小子吧，突然就不行了。”一听这话，我抄起药箱就跟他出了门。到了他家一看，他10岁的儿子平躺在炕上不省人事，脉搏还好，呼吸浅促。我忙询问是怎么回事，他爸给我讲：“我刚才在地里干活儿，这孩子放学了来叫我回家吃饭，我让他等我一会儿，他就到地头儿坐着。等我干完活儿，他怎么叫也叫不醒，抱回来就这样了。”

我给孩子做了细致的检查，阳性体征包括：体温接近40℃，呼吸接近每分钟50次但是很浅，瞳孔对光反射消失。同时，肺部听诊没有啰音，颈部没有僵直。肺炎、乙脑……一个个病名在脑海里闪过，我一时难以做出确切的诊断，只得先采取对症处理，当即为孩子用安乃近点鼻子，擦浴退热。呼吸衰竭怎么办？我经过仔细的剂量计算，为孩子注射了毒毛旋花子苷K，同时打电话叫了县医院的急救车。

急救车到了，下车的是县医院的儿科主任，当她听说我给孩子注射了毒毛旋花子苷K时非常惊讶，并问我用的多大剂量。听到我回答的剂量和计算方法后，她深深地点点头说：“没想到你这个‘赤脚医生’还能针对这样的呼吸衰竭病情恰当地使用这种药，而且剂量还用得这么合适。”

我陪着家属将这个孩子转到县医院又转到市儿童医院，孩子被诊断为中毒性脑病。遗憾的是，孩子最终没能抢救过来，但各级医院和医生都肯定了我之前采取的救治措施。这次经历对我日后进一步认真研习、掌握医疗技术起到了很大的激励作用。

兼职教师

当“赤脚医生”的第二年，村旁那所中学的校长找到我，邀我做学校的“兼职教师”，其任务是培养即将回到农村的高中毕业生具备一些适宜技术。我所在的“红医班”有十几位同学，普遍比我这个19岁的老师还大上一两岁。第一天和同学们见面时，我就坚定了信念：一定把我所掌握的医学知识全部“掏”给他们，帮助他们毕业回到村里也能成为一名合格的“赤脚医生”。

没有现成的课本和教材，我就回城里到专门卖旧书的书店，搜到几本中等卫生学校用的教科书，有解剖学、生理学、药理学等基础课的教材，加上我常备的《赤脚医生手册》《农村医生手册》，就走马上任了。自此，我常常是前一天“充电”，第二天就站上讲台娓娓道来。

最难的还是针灸课程的学习，有的同学胆小怕疼，不敢在自己身上扎针练习，我就让他们拿我做“模特”。后来，大概是我身上那些密密麻麻的针眼让他们实在看不过去了，那些胆子小的同学也开始在自己身上练习了，最终全体同学都掌握了针灸技术。

一年中，在学校的教室里，在合作医疗站的诊室里，在我们种植中草药的园地里，在我们开着手扶拖拉机去采药的大山里，都留下了一串串辛勤汗水和一阵阵欢声笑语。好几位同学毕业后都当上了村里的“赤脚医生”，还有一位同学参了军，当了部队的卫生员。

自制丸药

我从公社卫生院进修中医后回到村里，就开始应用中草药给村民治病了。我们合作医疗站用的中药饮片来源为自种、自采和从药材公司购买。像板蓝根、白芍、瓜蒌之类是我们自己种的，黄芩、柴胡、知母之类的则是我带着学生到大山里去采集来的。

在看到其他合作医疗站自制中药饮片和中药丸后，我有些羡慕。中药压片机比较贵，我们村比较穷就算了，但是制作中药丸还不是很复杂。于是，我认真记下了制作中药蜜丸的方法，问明白蜡纸、蜂蜜这些材料都从哪里采购，准备回去就干起来。

回到村里，我把学生叫到一起分了工，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里选出几个常用的方子，把种的、采的、买的药材凑齐，分配大家加工处理，加上蜂蜜，在案板上像做饺子和面似的揉成团、搓成条、切成剂儿、团成丸，最后包上蜡纸。银翘解毒丸、通宣理肺丸、大山楂丸……就这样一枚枚中药蜜丸就做成了。

要说药效还真是不错，我用这些自制的丸药，治好了不少病人，也节约了不少开支。不过，美中不足的是，用药碾子手工碾得不如机器碾得细，吃起来有些粗糙，而且药丸放一段时间就裂口了，应该是舍不得放更多蜂蜜的缘故吧。

这些故事虽然发生在我身上，但是展现了当年一代“赤脚医生”重视学习、钻研医术、开展预防的经历。他们在艰苦简陋的条件下也能做到药到病除，也能抢救重症病人，也能用中医药为百姓提供医疗和预防服务。时代在变迁，但医生的职业精神没有变。希望通过这些故事，带给年轻一代基层卫生人一些思考和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