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农村合作医疗

“中国八九亿农民不能没有医疗保障，合作医疗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比较好的医疗保障制度。这件事情，即使现在不办，将来也势必要办；即使我们不组织群众去办，群众也会自己起来实行互助互济。”这是“老医政”张自宽多年前写在一份报告里的一段话。

时光荏苒，在历经岁月的风雨后，一个“新”字为农村合作医疗诠释出更加丰富的时代内涵。作为新中国农村卫生工作历史的亲历者、见证者，张自宽的回忆中充满了诸多感慨。

调研结果受到中央重视

1953年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在全国最早成立了农村医疗预防科，24岁的张自宽成为首任科长。1954年8月大行政区撤销，张自宽从东北调到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医政司，成为国家卫生部医政司农村医疗预防科首任科长。

“那时候农村卫生很受重视，经常讲毛主席说的话——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张自宽回忆说。

1950年3～6月，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张自宽带领一个6人小组去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附近的双城县下乡“蹲点”，协助当地政府采取公办、公私合办、医生联合举办和群众集资举办等多种形式建立农村基层卫生组织，并总结经验为当年8月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做准备。

1954年张自宽调到卫生部后，主要工作就是组织和推进建立健全县以下农村卫生机构。当时全国2 200个县中，只有1 400所县卫生院。张自宽说，县卫生院不是单纯的医疗机构，我们要求县卫生院医疗、防保、妇幼保健都要做。尽管他们人数很少，规模很小，但工作很多。1955年，为了适应形势发展和工作需要，中央正式下文，要求有条件的地方要逐步建立县卫生防疫站和妇幼保健站，有条件的大县还可以建立卫生学校，从此奠定了县一级医疗卫生机构发展的格局。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农村基层卫生组织发展很快，到1957年底，医生集体举办的联合诊所达到5万余所，农业社保健站和国家办的区卫生所各1万余所。由农民群众创造的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合作医疗）也在部分地区开始出现。

1959年春，张自宽跟随卫生部副部长贺彪同志带领的调查组来到山西省稷山县，“蹲点”调查3个月，“解剖麻雀”，总结农村卫生组织建设的典型经验。当时的卫生模范村太阳村采取村里公益金补助和社员个人出资相结合的合作医疗制度。从1958年开始，该村的保健站就每年给社员做一次健康体检，建立健康登记卡和档案；每月给孕妇检查胎位，进行保健指导；医生上门看病，送药到家；落实“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张自宽说，这些做法在今天看来依然是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

这次调研，带来了对我国卫生方针政策产生深远影响的“全国农村卫生工作山西稷山现场会议”和《关于全国农村卫生工作山西稷山现场会议情况的报告》及附件《关于人民公社卫生工作几个问题的意见》，受到党中央的重视，并以中共中央文件形式予以批转。

“蹲点”成了工作代名词

“要办事可不能待在家里。那个时候卫生部的干部，1/3‘蹲点’，1/3在面上跑，只留1/3在家（机关）里。”张自宽说，干部都要“一专多能”，下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蹲点”就是组织工作队长期住在基层调查研究，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总结经验，帮助当地建立健全基层卫生组织，给群众看病送药。张自宽回忆说，“蹲点”时间最长、印象最深的就是在湖北麻城。“蹲点”几乎是当时工作的代名词。

1965年6月，毛泽东同志作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为了贯彻中央指示，卫生部组织了3个农村卫生工作队，其中赴湖北农村卫生工作队由贺彪副部长带领，张自宽就参加了这支工作队，来到革命老区麻城县“蹲点”。

麻城县地处大别山区，是一个拥有80万人口的贫困山区，也是当时全国仅有的全县坚持合作医疗的一个县，这样的地方总结出的经验更有说服力。工作队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帮助地方建立健全农村三级医疗卫生网，为农村培养卫生技术人才，同时研究和探讨如何改革和完善农村医疗保健制度。

麻城“蹲点”一共有200多人，包括一个副部长、两个司局长和两三个处（科）长，还有卫生部直属单位协和医院、人民医院、阜外医院、中医研究院的专家，以及当地武汉医学院、湖北省卫生厅、黄冈地区卫生局的人。张自宽是工作队医政工作组组长。

工作队“蹲点”不光是调查、研究、总结经验，还要帮助该县建立健全卫生机构，培训农村卫生技术骨干和“半农半医”，改善对合作医疗的管理，解决群众看不上病、看不起病、吃不上药的问题。从1965年8月15日到1966年8月25日，张自宽随卫生部贺彪副部长在湖北麻城山区度过了难忘的一年。

开始，县委、县政府将工作队的大队部设在县里，但是他们仅在县招待所里住了两天，就一竿子插到底，来到离县城20多公里的乘马岗区王福店。大队部设在一个乡财税所的小木楼里，占了财税所四间屋子。

楼是人走在楼梯上直晃的旧木楼。冬天，张自宽躺在床上睡不着可以数天上的星星；夜里下了雪，第二天起来被子上就是厚厚一层。这个屋子不仅四面透风，瓦跟瓦之间还有很大的缝。张自宽开玩笑说，山区挺冷，一大盆木炭整天烧，但绝不用担心一氧化碳中毒——太通风了。

省里特意给卫生工作队配了一辆吉普车，但除了去武汉开会，从来不用。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张自宽跟着贺彪副部长，两个人经常是每人手持一根竹竿，身背一把雨伞、一个水壶，在大别山深处转，跑遍了麻城全县12个区、2个镇、103个公社。而且每到一处，事先不打招呼，不要地方同志的任何接待和迎送，不吃请，不受礼，生活上做到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

有一次，他们去安家畈看望医疗队眼科组的何玉兰大夫。何玉兰是武汉医学院的眼科专家，在鄂豫皖三省交界处这个偏僻的山村办起了临时眼科医院，为上百名白内障患者做了复明手术，成绩突出。两人在安家畈工作结束后，当晚就宿在农家的一个库房里，睡在稻草上。张自宽在一首诗里这样记述当时情景：

“夜泊安家畈，农家一库房。

“稻草铺其上，门板权作床。

“两人共一榻，徐徐入梦乡。

“连日多辛苦，虽苦乐融融。”

还有一次，张自宽和贺彪副部长去林店公社调研“自采自制中草药”的情况。张自宽说，当地勤俭办合作医疗，为减轻群众负担，医生出去巡回医疗时见到中草药随手采一把，老百姓来看病也自己带一把，自采、自制、自用，成本低、效果好。两人到了公社卫生所，没有住的地方，就到旁边一个中学借宿。公社同志当晚闻讯来看望，就农村卫生工作谈到深夜，同时提出天亮后来请他们吃早饭，态度很坚决。

第二天天还没亮，贺彪副部长就喊：“自宽，自宽，快起来！”两人决定趁天没亮赶紧走，逃避邀请。起来后发现学校大门还没开，无奈两个人只好翻墙而去。张自宽也有诗记述这段难忘的经历：

“借宿林店中学堂，搅扰师生心惶惶。

“又恐明日受款待，拂晓不辞学跳墙。”

麻城“蹲点”期间，工作组为老百姓建医院、培训“赤脚医生”，改水、改厕、改灶，办了不少实事、好事。

张自宽说，他在东北三省的调查报告里坚定地提出：合作医疗是农业合作化的产物，是农民群众的创举；合作医疗作为医疗保健形式还是好的，尤其是中国八九亿农民不能没有医疗保障；合作医疗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比较好的医疗保障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