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面向未来的综合思维
1984年秋天，我应邀在美国国家私立学校联合会的年会上演讲，地点是纽约曼哈顿的希尔顿酒店。主办方希望我演讲的主题，是我当时刚出版不久的新书《智能的结构》。我一走进现场，立刻意识到事情有点异样。
我当时是心理学领域的科研人员，有时也讲课，还算是有教学经验的教师。同时，我也发表了很多学术论文和科普文章，出版过几本专著和教材，甚至获得过几个奖项。因为新书《智能的结构》受到广泛关注，在此书1983年9月正式出版的前后，我已经就书的内容发表过了几次演讲。
当我穿过希尔顿酒店的走廊，就要进入报告厅的时候，发现里面已经座无虚席，甚至到了拥挤的程度。我刚一进入报告厅，演讲前听众席常有的嘈杂声立即消失了。在突然变得悄无声息的大厅里，我注意到有人开始向我招手示意。此后，听众之间私下的议论声渐渐重新响起，只不过音调比之前低了很多。主持人介绍我之后，热烈的掌声一阵高过一阵，这在当时的学术活动场景中并不常见。在我演讲的时候，很多听众的神情似乎比听惯常的会议报告更加全神贯注。寻常会议上嘉宾演讲时常有的杂音，如听众在会场前后随意穿行的声音、在座位上翻阅纸质资料的声音，在我这次演讲时都消失了。演讲结束后，我应邀为许多听众在他们购买的《智能的结构》上签名（这还是在手机自拍功能和亚马逊kindle问世之前的数十年）。
我当时的意识是对的——这本有关多元智能理论的书永久地改变了我的人生。在此之前，我是从事专业研究工作的心理学家，而此书出版后，我变成了一篇备受讨论的论文的作者和引起争议的多元智能理论的创建者。此前，我出版的几部著作，主要是综述他人的思想，而此后，我自己的思想却成为学者们赞扬、批评和争论的焦点。当然，尽管我不愿意（现在依然如此）在街道上和飞机场被人认出来，但也不得不逐渐习惯面对人们提出下列问题时给予肯定回答。这些问题是：“您是霍华德·加德纳吗？”“您是加德纳博士吗？”“您是加德纳教授吗？”或者干脆就是：“您真的是霍华德·加德纳吗？”
在一定程度上，我对自己作为一名学者和崭露头角的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的名声，还是满意的。虽然我并不认为自己在小有名气之前，曾有过成名的梦想，因为那不是我的秉性。但我必须坦率地承认，对于出名，对于应邀出席能够产生美好回忆的、有趣的学术论坛和聚会，对于工资以外收入的增加，我还是感到高兴的。在本书中，我将谈到这些方面获得的回报。
但是，写作这本回忆录的最初动机，却不是以上原因，而是另外两个。
首先，在当今世界——特别在美国，演讲者和作者在演说和著作中，总是表达特定的观点。我已经出版了30本著作，发表了数百篇论文，从事过几十个项目的研究，但我被读者和观众熟知的身份（我相信今后仍然如此的可能性很大），是作为多元智能理论的创建者或者“多元智能理论之父”。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我绝不会抛弃这个身份或后悔提出了这个理论，事实上，在我第一次提出这个理论后的几十年里，我仍然花了不少时间继续研究它。但根据自己的秉性、情怀和使命感，我从没有想过此后只研究多元智能理论。如果因为我提出了这个理论，就有义务不断完善它，或者为它辩护，对此我不赞同。人生苦短，我还有很多其他想法和兴趣，我认为自己应该将注意力集中在其他课题上，而不仅仅是做一名多元智能理论的“专利保有者”。
此外，虽然多元智能理论引起了全世界很多人的注意，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都理解了这一理论。我多年来为消除误解所做的努力难以统计，却并没有取得明显的成效。虽然我很少质疑那些打着多元智能理论旗号的人的动机，但他们有时的确会以破坏性的方式应用或歪曲这个理论。事实上，正如本书后面详述的某个案例，曲解和错用是如此明目张胆，以至于我不得不公开谴责。在我提出这个理论后的几十年里，那些不愉快的事彻底改变了我研究工作的路线。在很大程度上，为了纠正此类对我理论的曲解，我不再是研究人类认知能力的心理学家，而开始努力研究如何理解并促使人们对所拥有的智能和创造力的强项，进行符合伦理道德标准的运用的问题。到目前为止，这项研究持续的时间已经超过25年了。
在本书中，我从个人的角度，追溯了自己思想和灵感的起源、从事研究工作的早期情况、多元智能理论早期得到的认可，以及在提出这个理论后的40多年里，我在学术和文化上走过的曲折道路。
我撰写这本书还有另一个动机。这个动机也许难以预测，我却认为更加重要。在学术研究和写作的大部分生涯中，我主要关注人类的心理和智能，或者换一种说法，关注人的思维方式。在本书后续的内容中，我试图审视自己的思维方式，即半个世纪以来，是何种思维促使我产生了多元智能理论和其他各种学术思想。令我感到惊讶的是，它并不能简单或者轻而易举地用多元智能理论来解释。
问题的关键在于，我确信自己的思维具有能够对横跨多个学科的思维和推理方式进行综合的特点。这种综合的能力，必须与特定的目标相结合。而跨学科的思维和推理能力，可以调动起多种智能以及用不同方式组合智能。在分析综合性的行为或综合类的艺术作品时，我相信自己能说明其中的思维方式——这在过去没有人分析过，但可以预见，在未来会特别重要。
从学术生涯早期开始，我就被一种特定的研究和写作方法吸引。从技术上讲，可以称之为“定性的社会科学”（qualitative social science）。但更准确或者稍微夸张一点说，可以称之为有关人类思想、本性和文化的“综合性研究”。这是从我求学早期开始就非常崇拜的导师——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4)、社会学家大卫·理斯曼(5)、心理学家杰罗姆·布鲁纳(6)所采用的研究和写作方法，他们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我模仿的对象。我高中和大学时代崇拜的对象——理查德·霍夫施塔特(7)和埃德蒙·威尔逊(8)，他们也都是这样做的。这使他们的作品具有吸引力，读起来引人入胜。我在自己所有的著作中也努力这样做，《智能的结构》一书就是最好的证明。
我相信自己长期以来从事的、介于新闻报道和实验科学之间的研究工作，是一种有效的，同时也是特别值得珍视的（也可能是特别不确定的）获取知识的方法。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我一直运用的就是这种方法，也是我特别擅长的方法。然而，让我担心的是，此类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越来越不受人们重视。目前学术界更加倾向于在标准的学科边界之内，运用高技术从事定量的研究工作。媒体则更青睐单一且简单的“大创意”，以及评论员能不受采访者提示，就能说出后者所希望的一连串精确的话语。如果我所欣赏的、融合不同概念和思想的综合性创造，从网络和公众的视野中消失，那将多么遗憾。
因此，在本书中我将努力反映跨学科研究的两方面议题：
· 究竟是哪些因素导致了人类智能观念的创新，以及人们有关智能对话方式的改变，同时说明这种改变给与多元智能理论绑定后的我所带来的压力。
· 我从童年开始，就试图在综合大量信息的基础上探索智能的种类，创建有关人生体验的新概念，并清楚地传达给更多的人。
随着我的叙述和观点的展开，你可以明显看出这本书很有自传的性质，但它可不是有关“人生和爱情”的故事。更确切地说，它是我人生思维、推理能力和方式的展示，是我自己学术生涯和智能结构的回忆录。
我的故事分三个部分展开。
第一部分，我分别介绍了在我作为孩童、青年学生、初出茅庐的心理学家和作家的不同时期中，影响我心理发展的事件和因素。作为理论创始人和本书的唯一主人翁，我不知道是我的家庭、故乡、兴趣爱好、好奇心、优缺点、朋友或我参与的活动和选择的学校等哪些具体的因素，使我成为横跨多个学科的科学家，但至少通过以上内容的叙述，我提出了一个形成综合思维的研究案例。
第二部分，我详细介绍了自己综合多学科的研究成果，也就是对我成名起到最重要作用的多元智能理论。此外，从那天我在希尔顿酒店演讲时的感受出发，我逐一介绍了以下内容：当一种观点传播开来时会发生什么事；我对学术界的批评、公众的认可和求知欲的反应；多元智能理论“解放”我和“束缚”我的方式；人们受多元智能理论影响而开发的各种各样的教育方案和课题，其中包括我和同事们创建并实施的多个项目。
第三部分，我介绍了自己其他方向的研究。这些工作的目的是，辨别那些看似分散的活动是如何被综合思维的能力联系在一起的。我学术生涯中有一件意想不到的事，那就是公众对多元智能理论的反应最终导致我进行了大规模的、长达十多年之久的有关职业道德和高等教育的研究。在写这篇序言之前，我正在研究的是一般人以及杰出艺术家、科学家和政治家的思维方式。
在本书的最后几章，我通过“照镜子”的方式反躬自省，换句话说，是运用自我认知智能，找出自己跨学科综合思维和推理的能力来自哪里、是如何运作的、独特之处是什么，以及在当今和以后的时代里，我对自己思维和推理方式的认知，可能带给拥有其他思维方式的人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虽然我这种综合多种学科的研究方法，既不同于新闻报道，也不同于社会科学的实证研究，但它具有连续性：不仅被标准教科书（我自己也写过两本）一致承认，最早独创该研究方法的伟大学者——如生物学家达尔文或历史学家霍夫施塔特在其学术生涯中也一直延续使用。这也就是我在有关多元智能、创造性和领导力的研究中努力实践的方法。
我毕生所为，都在试图证明为什么提出强有力的概念、通过广泛而细致的研究对其进行探索，并向学术界和公众清楚地表达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我认为，只要人类继续生存，就应当继续追求并珍惜这些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