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出生队列规模变动对人口福利影响的理论依据
一 伊斯特林效应
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伊斯特林提出了关于人口周期性波动的社会效应的理论,并在之后的研究中不断补充和完善了这一理论。伊斯特林效应强调二战后出生率和出生队列规模的波动导致了人口和社会行为之间的周期性变动。与规模较小出生队列成员相比,规模较大的出生队列成员受到其规模影响,减少了其队列成员的经济机会,进而降低了其相对收入,相对较低的经济地位反过来会降低生育率、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率、推迟进入婚姻时间、提高离婚率以及提高犯罪率等;而规模较小出生队列的成员则受其规模影响,能够享受到相对较高的收入、具有更传统的家庭结构和更低的社会解组概率(Easterlin,1980)。个人的社会和经济机会倾向于与出生队列相对规模呈反向变动的关系,因为规模较大出生队列成员会在三个方面面临拥挤的问题:首先,家庭的拥挤导致父母减少了对其子女倾注的关注和精力,这就有可能延迟子女的发展和减少子女取得的成就;其次,教育机构的拥挤导致规模较大出生队列成员的学习机会减少、入学率降低;最后,劳动力市场无法在短期内吸纳大量的潜在劳动力而导致劳动参与率和相对收入降低(Easterlin,1987)。此外,规模较大出生队列成员在生命历程早期面临的问题可能向后累积,如家庭拥挤导致教育成就不佳,教育机构拥挤降低了毕业者可以带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力资本,而劳动力市场的拥挤又限制了工作机会。总而言之,在规模较大出生队列中成长起来的队列成员,因为面对有限的家庭、教育和劳动力市场资源,导致了其较高的就业竞争、较低的收入、较慢的升迁和较低的潜在收入(Easterlin et al.,1990)。
关于该理论的适用条件,Pampel和Peters(1995)强调出生队列规模的重要性可能随着社会变迁及其他力量的变化出现上升或下降,它受到五个因素的影响:一是当其他影响总需求的因素足够稳定时,出生队列规模才会成为影响队列成员经济福利的主要因素;二是外来移民对国内劳动力供给的影响必须足够稳定,出生队列规模效应才会出现;三是理论假定家庭和劳动力市场都有劳动力的性别隔离;四是假定男性年轻的劳动力和年老的劳动力互相没有替代性,而不同年龄的女性劳动力互相具有替代性;五是跨国比较暗示了理论具有地理局限性,在高收入工业化经济体中理论的适用性更好。
总体而言,伊斯特林效应具有较为明显的理论价值,该理论整合了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观点,具有广泛的解释力和简洁的解释机制,并构建了一个关于年龄结构的动态理论来解释社会变迁。本研究建立在伊斯特林效应的基础上,在充分借鉴其研究视角的前提下,试图在中国的社会变迁情境中检验该理论的适用性和推及性,并在新的情境中对这一理论进行相应的补充和修正。
二 阿马蒂亚·森的发展分析框架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提出了一种新的发展观,这是当代福利经济学的重要发展,并成为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政策实践的主要依据。他通过对个人的可行能力,即实质自由的考察来评判个人的福利状况。传统方法评价个人福利,一是用收入或资源的占有量来衡量,二是用效用来衡量。而森用能力测度生活质量和福利水平,对非收入因素予以了关注,突破了传统福利经济学的框架,开辟了更为广阔的能力——福利空间(王艳萍,2006)。森的能力方法(capability approach)是指福利水平的高低不取决于“某个人是否满意”,也不取决于“某个人能够支配多少资源”,而取决于“某个人实际能够做什么,或处于什么状态”(Nussbaum,2000)。因此,该理论的核心是用“个人在生活中实现各种有价值功能的实际能力”(王艳萍,2006)来评价生活质量和福利状态。
在森的发展观中,把发展的目标——自由,看作判定社会上所有人福利状况的一种价值标准。而所谓自由,是指人们能够选择过自己愿意过的那种生活的可行能力。更具体地说,“实质自由”包括免受困苦的基本可行能力,以及能够识字算术、享受政治参与等的自由。对于发展和自由的关系,森认为,一方面,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发展被看作扩展人口享有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另一方面,自由是促进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即自由的工具性作用。在森的发展框架中,自由通过五种方式——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保证和防护性保障——成为促进发展的重要手段,在这五个领域实现发展,才是实质自由和福利的改进。其中,政治自由是指人们拥有的确定应该由什么人执政而且按照什么原则来执政的机会,也包括监督并批评当局、拥有政治表达与出版言论的自由,能够选择不同政党的自由等的可能性;经济条件是指个人分别享有的为了消费、生产、交换目的而运用其经济资源的机会;社会机会是指在教育、保健等方面的社会安排,它影响个人享受更好生活的实质自由;透明性保证是指满足人们对公开性的需要,在保证信息公开和明晰的条件下自由地交易;防护性保障是指提供社会安全网,以防止受到影响的人遭受深重痛苦,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挨饿以致死亡(森,2002)。森指出,“更好的教育和医疗保健不仅能直接改善生活质量,同时也能提高获取收入并摆脱收入贫困的能力。教育和医疗保健越普及,则越有可能使那些本来会是穷人的人得到更好的机会去克服贫困”(森,2002)。因此,本书认为社会机会在五种工具性自由中是一种基础性自由,对人口福利将产生重大影响。所以本书对人口福利的研究虽然不能完全覆盖森的分析框架所提及的五方面自由,但是我们将充分利用森的分析框架,运用实质自由,也就是个人的可行能力来考察我国各出生队列成员的福利水平。具体而言,在人口福利的诸多维度中,本书将首先关注健康福利和教育福利这两项基础性福利,然后再聚焦经济条件方面的福利以及婚姻福利,以期通过这四个维度反映我国人口福利和社会发展的状况。
此外,森也强调自由的过程层面和机会层面,这意味着实质自由不仅要关注个体是否享受到自由这一结果,也关注其在决策有理由珍视的生活时,是否有机会面对充足的选项进行选择,以及享受这种生活的过程是否是自由的。因此,本书在考察队列成员的人口福利时也必然要关注其享有福利的机会、过程和结果。
三 生命历程理论
生命历程理论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的芝加哥学派,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的复兴、80年代的高速发展,到21世纪以The Handbook of Life Course一书的出版为标志发展成为独立的理论体系。生命历程是指在人的一生中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出现的、受到文化和社会变迁影响的年龄级角色和生命事件序列。它关注的是具体内容、时间的选择以及构成个人发展路径的阶段或事件的先后顺序(李强等,1999)。基于生命历程的分析传统与核心概念,生命历程研究确立了五个层面的基本原则:一是毕生发展性原则,个体的发展并非只局限于未成年阶段,而是终其一生的长久过程;二是能动性原则,每个人都处于一定的社会历史情境中,并在相应的机会和制约下进行选择和行动,个体的行为并不是社会结构中的被动反应,而是具有能动性的选择;三是时空性原则,生命历程嵌入个体所经历的历史性时间与空间中,并受其形塑,无论是个体还是世代的生命历程,历史性的时间与空间都具有重要意义;四是时机性原则,生命变迁、重要事件和行为模式的多样化取决于个体生命历程中的时间点及其时序位置;五是生命相关性原则,人的生命具有社会性以及相互依赖性,社会与历史对个人生命的影响是以关系网络为载体的(曾迪洋,2014)。
基于生命历程理论的定义和研究范式,根据毕生发展性原则,我们对于队列成员人口福利的探究也应当从其生命历程的早期开始,持续追踪人口福利沿着生命历程演进的变化,尽可能实现对终身福利状况的追踪。同时,能动性原则启发我们,队列成员的人口福利可能受到其主动调节而出现福利状况的改善或是恶化,从而改变了其原有的福利轨迹。时空性原则说明人口福利受到特定历史条件的形塑和制约,出生队列规模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必然对队列成员的人口福利产生相应的影响。时机性原则强调生命历程中的重要时点及其时序对于个体人口福利会产生影响,因此,对于人口福利的考察要关注生命历程中的这些重要时点。同时,生命相关性原则也表明,由于个体在生命历程中存在各种互动,因此,其自身的福利状况也可能存在互动关系,所以我们不仅要关注出生队列规模对某个福利维度的影响,也要关注不同福利维度之间的可能互动和相关性。
四 资源稀释理论
资源稀释理论最初被用于解释青少年的教育机会和成就。该分析模型将家庭描述成一个基本的社会单位,它也是社会将贵重资源分配给孩子的主要渠道。资源分配的过程和结果影响包括智力发展和教育机会在内的少儿福利(杨菊华,2007)。“资源稀释效应”是指,在家庭的资源总量相对固定和家庭在各种活动上时间与金钱分配也相对固定的前提下,家庭新增的孩子会使家庭现有孩子所分配到的资源数量减少(Blake,1989)。
从本质上讲,资源稀释理论是一个个人层次的理论,也可以说是一个家庭层次的理论(杨菊华,2007)。本书将其运用到出生队列层面是一种新的尝试。按照资源稀释理论的逻辑,如果我们将一个出生队列视为一个整体,而每个队列成员视为“家庭”内部的成员,那么某一特定时期,当社会资源总量相对固定时,出生队列规模越大,每个成员所占有的资源量越被稀释,即每个成员所占有的资源量越少。然而,在家庭内部的资源稀释问题,可以通过父母对资源及其分配的调整,一定程度上提高或者降低资源的稀释度。但是在一个出生队列中,并不存在一种可以立足于整体、从整个队列的角度出发来协调资源配置的力量,因此,队列成员可能更多地需要依靠自己的力量,通过对自身生命历程中重要人口事件的调整,来改变自己的福利劣势。与此同时,队列成员既可能受到出生队列规模带来的稀释效应的影响,也可能同时受到其所在家庭带来的稀释效应的影响,双重的稀释既可能是叠加效应,也可能是抵消效应,这也是在以往对资源稀释效应的研究中,因研究视角的不同而被忽略的方面。因此,本书对资源稀释理论的运用主要是借鉴其分析思路,并尝试从出生队列的角度来检验和拓展这一理论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