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学派与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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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学术人生和社会史观:霍布斯鲍姆的历史本体论

历史学家学术人生与社会历史观之间存在着相当紧密的联系。关于历史学家和史学流派的研究,首先需要对史学家的生平进行简单考察,力求真实地展现学者的真实人格,透视史学家思想与人生经历之间的联系。俗语有言,人们虽然品尝了美味的鸡蛋,却未必要参观那只下蛋的母鸡。然而,对于历史学家的社会历史观问题的考察,反而值得追根溯源。在德国历史哲学家与思想家卡尔·雅斯贝斯(Karl Theodor Jaspers,1883-1969)的思想体系中,“变化着的认识造成了生活的变化;反之,变化着的生活也造成了认识者意识的变化”。[1]历史学家学术领域的转向和思想观念的变化,自然与时代条件和精神状况紧密相关。因此,对于霍布斯鲍姆这样著名的社会行动者和禀赋异常的历史学家的成长,无疑还是需要怀着浓厚的兴趣去了解其人生经历和学术轨迹,以此管窥其社会历史观的本质特征和社会历史研究的史学意境。在霍布斯鲍姆的生活时代与思想世界的形成时期,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后,英国和西方社会历史的复杂现实、政治机制的严峻形势与学术文化的多变环境,对霍布斯鲍姆的整个人生境遇与未来学术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学界普遍认为,霍布斯鲍姆漫长而多变的人生轨迹基本反映出20世纪的重大历史变迁,他的史学著述中诸如有关帝国主义兴衰、法西斯主义衰败的时代巨变和共产主义兴盛那样的主题变换,无不成为其史学问题反思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对其学术人生际遇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这些问题意识与社会变迁形塑了其社会政治信仰及史学价值旨趣,最终使得他成为“毕生的共产主义者”和“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

霍布斯鲍姆(1917~2012)作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也是当代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其人生经历颇为独特,学术道路引人关注。他属于第二代英国市民,1917年出生于埃及亚历山大城,父亲来自俄国犹太后裔的英国伦敦普通家庭,母亲则是出身于历史上属于中欧哈布斯堡王朝治下的奥地利中产家庭并远嫁北非。虽然在“完全不守礼教习俗”的犹太家庭环境中长大,但是复杂的社会成长环境并没有使他成为一个公开的反闪米特主义者(闪米特人主要指犹太人,但是又与犹太人有区别),反而使他这个终生的反犹太复国主义者免受犹太民族主义的偏见影响。在许多场合,这位犹太人后裔历史学家,从来不自认为是偏执的犹太主义者,也从未盲目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1919年随着举家迁往维也纳,此后直到1930年,霍布斯鲍姆在维也纳度过了天真烂漫的少年时代。其间,发生了两件对他人生道路影响重大的政治事件:其一,正当他十岁之时的1927年,维也纳发生了一起劳工焚毁司法大厦群体性骚乱事件;其二,也就在他十三岁之时,德国1930年普选结果公布,纳粹党获得107个议会席位。[2]复杂的政治形势和偶然的人生际遇,即使霍布斯鲍姆过早地体验到政治斗争的风浪艰险,也为他往后参加激进政治运动积累了外在经验。然而非常奇怪,1931年正值希特勒纳粹党异常活跃之时,他们举家又迁往柏林,恰是在德国,霍布斯鲍姆亲身体验到了纳粹希特勒的残酷政治统治,遭受着经济大萧条时代的艰难生活困境。他也体悟到在那个具有强权国家特质的政治环境中,被“合法化”的过去经验与“严酷”的历史现实,实质上就是当时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表现。

1929年和1931年,霍布斯鲍姆的父母亲先后去世,然而正是他母亲去世的那年,14岁的霍布斯鲍姆毅然参加了柏林学生共产党组织的活动,为其后来史学研究及职业化生涯初步奠立了政治实践基础。按照霍布斯鲍姆在2002年自传中的记载,他自1932年与历史学学科开始结下不解之缘,有七十余年,真正从事历史专业教育和史学研究实践也有五十余年。[3]自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推行排斥犹太人政策开始,时年16岁已经失去双亲的霍布斯鲍姆跟随叔父和姨母等亲戚,家族性地迁居伦敦,躲避政治迫害,免受种族歧视。霍布斯鲍姆随后在伦敦圣马里莱本普遍制文法中学完成了中学教育,自此俨然以激进共产主义者自居,不时积极表达政治理想。实际上,恰是在中学时代,霍布斯鲍姆第一次面临着专业的选择,同时显露出他对历史学、近代语言学、文学艺术和哲学领域的特有禀赋,但专业兴趣和文化情感的天平最终还是偏向历史学与英国史研究。对此他曾经这样解释:“如果你在20世纪20年代和20世纪30年代中欧这块土地上被抚育长大,那么你就会被厚重的历史所包围,而我更不能避免这点。”[4]当然这种社会环境的熏陶、职业志向的初定和学术旨趣的选择,也源自他自己割舍不掉的那种对英国母体文化的由衷崇仰。霍布斯鲍姆承认自己对历史专业的兴趣更是得益于前辈学者正确的引导和悉心的培养,否则他不可能步入历史学的神圣殿堂。霍布斯鲍姆曾经自我总结早期人生经历与整个学术研究之间不可忽视的紧密关联及内在维度,坦承自己关于世界的“观察角度恰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维也纳童年时期,那里正好是希特勒在柏林政治上崛起时期,它奠定了我关于政治的观念和历史的兴趣。而且在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特别是在剑桥的时光,强化了这种政治态度和历史兴趣”。[5]早在柏林时期的艰难岁月,他就通过并不令人愉悦的专业课程学习方式接触到有关古典历史知识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幸运的是,我在学校图书馆发现了《共产党宣言》。稍晚些时候,在英国,我又非常幸运地得到一位令人钦佩的校长的引导,他要求我必须阅读为获得剑桥奖学金指定书目——阿克顿勋爵的史学著作”。[6]正是由于在年少成长过程中历史环境的熏陶,也基于少年时代凝重的历史感,霍布斯鲍姆立志成为一名历史学家以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通过获取那份剑桥大学深造资格及奖学金,他选择进入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研读历史学,霍布斯鲍姆回忆道:“这既使我获得了剑桥奖学金,但是也使我确认对于传统牛津剑桥史学的怀疑主义态度。不过,我决定在剑桥攻读历史,部分原因在于没有其他的资源可以利用(那里除了经济学外不存在其他社会科学),部分显而易见的原因在于,大学的历史教育比文法学校的历史教育更能够为我提供丰富的历史知识。”[7]1936~1939年,霍布斯鲍姆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学习,1936年就正式加入了英国共产党组织(Communist Party of Great Britain),成为一名忠诚坚定的永久性的真正共产党党员,1939年获史学学士学位。1942年获得硕士学位。[8]同时注意到,1946年到1956年,霍布斯鲍姆也是共产党史家小组(Communist Party Historians Group)的主要成员,受共产党史家小组的影响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十余年。

随后,霍布斯鲍姆进入研究生教育阶段的专业学习,然而从此前即1940年2月开始,霍布斯鲍姆有过一段军旅生涯,在英国皇家工程兵种和皇家陆军教育兵团中服役。1941~1946年他受到苏联共产党政策路线影响,坚持参与反法西斯主义的国际战争。因为战争他一度中断学业,霍布斯鲍姆暂时没有获得博士学位。1947年他重返剑桥大学攻读,1951年终于获得(哲学)博士学位。[9]由于霍布斯鲍姆的共产党党员身份和犹太民族血统,尽管他在学术上声名鹊起,但曾多次为所谓“牛津剑桥史学”共同体排斥,被拒绝于主流史学专业派别的学院派大门之外。按照霍布斯鲍姆的解释,这可能也因为自己学术上的激进立场,对传统“牛津剑桥史学”持怀疑态度。[10]然而,从1947年到1982年在伦敦的早期学术经历非常重要,活跃的学术个性,敏锐的学术眼光,宽阔的学术视野,完全应验了天道酬勤的人生道理和学术规则。1947~1955年,霍布斯鲍姆担任英国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历史讲师,1949~1955年,作为研究人员他承担了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学术项目与教学研究工作,开启了学术生涯的初期时光,1959年升高级讲师时他已经引起英国学术界广泛注意,到1970年担任该学院经济和社会史教授,学术任职直到1982年从这所学校退休,享受终身荣誉教授的殊荣。霍布斯鲍姆曾经于20世纪60年代以客座教授身份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康乃尔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任教。1982年后作为访问教授在纽约曼哈顿的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从事政治与社会史方面的研究,并专心致力于博士研究生培养,直到1997年。[11]后来他也成为该学院政治学系的终身荣誉教授。由于深厚的学术造诣和广泛的学术影响,他还担任英国学术院院士,被聘为美国国家文化与科学院和匈牙利国家科学院荣誉院士,也曾是英国科学院和美国艺术与科学学会研究员。霍布斯鲍姆对共产主义抱有坚定的信仰,对社会主义的未来充满信心,唯其如此,直到1991年英国共产党解散前不久,霍布斯鲍姆才被迫终止了自己的党员身份,但此时他并没有发表退党声明。在《趣味横生的时光:我的20世纪人生》[12]中,霍布斯鲍姆记录了自己在这个人类历史上最为超凡和恐怖的世纪中对现实生活的感受、共产主义的信仰和人类未来命运的估计,尤其深刻认识到所有这些因素对其史学研究的影响。另外,理查德·埃文斯在其著作《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历史中的人生》中,对霍布斯鲍姆的学术人生做了较为详尽的历史描述,主要框架与基本内容包括:“英国男孩:1917~1933”;“丑陋外表与俊美心灵:1933~1936”;“博学新人:1936~1939”;“英军左翼知识分子:1939~1946”;“运动局外人:1946~1954”;“危险角色:1954~1962”;“平装书作家:1962~1975”;“思想大师:1975~1987”;“先知耶利米:1987~1999”;“国家珍宝:1999~2012”及结论等。[13]可以看到的是,学术上禀赋超常的霍布斯鲍姆,具有良好的语言天赋和语言功底,能够讲英语、德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等多种语言,还能够运用荷兰语、葡萄牙语和(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语等少数民族语言进行阅读,这也是他获得较大学术成就的重要保证。2012年10月1日,霍布斯鲍姆因病在伦敦寓所逝世,享年96岁,他的墓地位于伦敦西北部海格特公墓马克思墓的斜对面。

从生平背景和学术经历的角度看,自从1933年霍布斯鲍姆辗转迁徙到英国,直到21世纪初当代英国史学进入后霍布斯鲍姆时代,从历史和现实交互视域的角度看,霍布斯鲍姆逐渐成为一个真正既产生了广泛影响也不乏争议,且充满着鲜明个性色彩的历史人物和历史学家。现在可以确认,霍布斯鲍姆是国际学术界负有盛名、影响深远和异常活跃的英国杰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他在匪徒与社会历史、革命者与产业工人运动[14]、时代变革与世界历史运动等宽广史学领域,都取得了具有创造性的社会史学成就。霍布斯鲍姆的史学著作既具有广博深厚的专业智识和史学智慧,又显露了通俗易懂的大众魅力和社会效应,也为其赢得了国际著名史学家的学术美誉。霍布斯鲍姆先后在维也纳、柏林和伦敦受过正规与系统的学校教育,拥有良好的哲学素养、史学志趣及学术背景,这些学术经历与专业训练无疑培养了职业史学所应有的涵养与禀赋,虽然霍布斯鲍姆的人生道路并不平坦,但是其学术生涯却一帆风顺,学术影响日渐增长,其作为国际著名学者和史学名家的地位也逐步奠立。

通常来说,历史学家的史学思想与其所处社会时代关系紧密。而这种紧密关系往往可以通过学术人生对历史学家社会历史观的制约作用得到反映。作为历史认识主体,霍布斯鲍姆的主体意识和知识结构中,其特定社会历史观始终居于核心地位,它们决定了这位国际著名史学家在进行历史思维和研究历史问题时的学术旨趣与价值判断标准。因此,他在历史研究和历史阐释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历史视域和史学思想都是根源于其特定的社会历史观。诸如通常任何历史学家必然关心的问题:历史的发展过程是否为一种客观存在的进步发展过程?推动人类社会进步与发展的根本动力从哪里获得?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因素在各种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到底起着什么作用?这些作用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基于特定的社会历史观,在自己的史学研究领域中,霍布斯鲍姆对诸如此类特定社会形态中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思想文化交往关系及人们的社会关系以及相应人类社会表现形态的历史演变过程都投以积极的关注与认真的研究。[15]霍布斯鲍姆的史学研究兴趣极为广泛,其学术研究领域也相当宏阔,他关心的社会历史问题自然也就丰富多元,这大多体现在他基于民族国家立场和全球性分析眼光的二重性世界历史观念所涉猎有关社会历史结构性分析及其宏观历史价值反思,也表现在他对于人类社会历史中诸多具体问题的微观实践研究。当他运用其特定的社会历史观,深入考察人类社会历史现象及其意义,从而构筑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研究理路和历史研究框架时,其所蕴涵的史学价值、评判标准及其相应的史学理论与史学观念,就构成了霍布斯鲍姆史学著述的核心内容与理论基础。而这种史学思想的核心内容与理论基础,又反哺指导具体的史学研究实践。

鉴于学术人生、社会历史观和史学思想之间的紧密相关,本章选择性地从进步史观、全球史观和“自下而上”的历史观念等方面,考察其以社会历史观为核心的历史本体论思想,昭示霍布斯鲍姆史学研究的重要思想和学术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