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社会政治变革与学术文化传统

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当时英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结构因素的变化在史学领域中有关思想旨趣和学术语境的合理逻辑反映，也是马克思主义诞生一个多世纪后英国部分历史学家对于以英国为基点的欧洲资本主义的社会历史与时代现实进行重新思考的思想产物。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力图在对历史与现实的思考过程中，丰富和发展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相反，国内社会政治与学术文化背景自然又促进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形成与发展。

一 学派形成条件：社会政治机制和政治文化特征

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是以英国马克思主义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政治运动的迅速发展为基础的。在英国知识界和当时社会现实中，比较集中地形成了三个最能反映英国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及其政党与社会利益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更新具有重大贡献的学术领域：文学、经济学和历史学。特别在历史学领域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共产党组织活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里主要试图从英国社会制度、国内政治形势和共产党产生及其重要影响等方面阐明两点：一方面，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深深地根植于20世纪30年代英国的共产主义政治运动与文化运动的社会制度、内部环境和思想资源之中，特别是人民阵线的政治立场与历史活动，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倾向的历史学家的成长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另一方面，英国拥有众多学术地位崇高、与非马克思主义专业史家相互辩论、相互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这同英国共产党的成立与党内学术组织共产党史家小组的形成和活动关系极大。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的刺激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下，英国共产党于1920年正式成立。[86]西方学者认为，英国共产党在形成之初势单力薄，它不过是一个由几千人组成的小党，其间经受30年代西班牙内战的考验，由于受第二国际后期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的干扰，英国共产党一时没有很好地区分社会民主和政治集权的关系，也没有分清正义战争与侵略战争，许多知识分子党员曾一度投入法西斯的怀抱，党在政治上始终未获得正常的发展。但是英国共产党成立的意义与党建立后的贡献是不容否认的，英国学者认为英国共产党的成立至少取得了四点积极的成就。[87]接着，英国共产党颠覆第二国际后期灾难性的“阶级对抗”的错误主张，建立了一个范围广泛包括所有进步人士在内的反法西斯主义人民阵线。当时，就英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与政治实践而论，共产党最终调整了其方针政策，把支持西班牙人民的反佛朗哥法西斯战争作为共产党人的国际主义目标，人民阵线名誉上直接受共产党组织领导，实际上由劳工党操纵。人民阵线在支持西班牙共和国事业中起着一定作用并获得了崇高的国际威望的同时，却遮盖了英国共产党的国内政治光芒。由此麦克莱伦认为，与欧洲大陆其他共产党不同，英国共产党的形成并不是多数派社会民主政党分裂的结果，它的群体基础较薄弱，它不得不与劳工党联盟却遭到政治上的冷落，因此共产党对劳工党的政治立场表现出一种矛盾心态——既俨然以劳工党中左派力量身份追随以莫斯科为核心的国际共运联合阵线以壮大自身，又指责劳工党是背叛工人阶级利益的改良主义政党，结果整个20世纪30年代共产党在政治上没有取得什么进展。[88]

共产党最终没有在人民阵线中获胜，但作为一个政党，它本身获得了一定的政治经验，也培养了一大批激进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这是一笔巨大的政治遗产。此后的霍布斯鲍姆就多次坦言：“我们这一代人之所以变成马克思主义者，是因为30年代的危机和反法西斯斗争。”[89]也许就当时现实而言，共产党活动的政治意义并不为人重视，然而从长远看，共产党的活动为后来英国历史上的新左派运动还是奠定了基础，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政治倾向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而新左派运动至少导致了对英国历史学的一种创造性再反思。为此麦克莱伦分析不无道理：“虽然英国一直没有形成一个广泛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运动，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贡献在于它为英国传统知识分子兴趣集中的三个领域——文学、历史学和经济学——提供了理论指导。”[90]因此，不容忽视的事实是，除了政治意义外，共产党成立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直接领导了历史学研究，历史的活动瞬间，在它的旗帜之下聚集了一批人数虽然并不多但都具有共产主义思想倾向的历史学家。1946年，在党的旗号之下，又成立了共产党史家小组或称史学家小组。具有共产主义政党性质的历史学家小组的形成，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术传统得以产生的关键因素。最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英国史学界就出现需要成立一个共产党史家小组的主张并展开过激烈讨论，但只是到了1946年举行讨论由莫尔顿撰写颇受欢迎的《英国人民史》修订版会议之后，小组成立的具体化主张才得以实现，极大地推动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进程。[91]

从1945年战争结束尤其从1946年到1956年这段时期，英国共产主义的历史学家小组及其成员的历史活动，对于训练与奠定包括霍布斯鲍姆在内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历史研究方向与历史研究技巧以及史学理论功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尽管霍布斯鲍姆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受到了史学专业领域中诸如马克·布洛赫和波斯坦（Mounia M. Postan）之类专注于中世纪研究的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影响[92]，但是仍然需要承认的事实就是，英国青年马克思主义者所“获得有关如何利用图书馆，及相应的基本参考书目阅览方面的最好指导，并非是来自任何大学教师，而是来自共产党史家小组同事，正是他们发动伦敦劳工研究部的学生去获得假期学习上的帮助”。[93]历史学家小组的历史作用主要体现在：第一，它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提供了在相同的学术领域里讨论基本历史问题的机会与场所。对此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承认：“争论和批评使我们提高了个人写作和专业教育的质量，而更重要的是，它有助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做出自己真正的创造性的贡献。”[94]第二，历史学家小组的活动又使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历史著作发挥着独特的“政治功用”。[95]霍布斯鲍姆曾经把这段生活与学习经历形容为共产主义思想自我教育过程，同时进行历史认识和训练历史研究技能的实践尝试。[96]中西史学界越来越感兴趣的问题之一，就是为什么“二战”后英国比任何其他西欧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更希望致力于史学现代化工程。霍布斯鲍姆对于“二战”后十年左右（1945～1956年）英国史学发展的状况和基本原因作了其自认为十分恰当的三点概述：其一，与其他国家比较而言，英国知识分子更热衷选择作为大众学科而非仅仅是大学专业研究的历史学。其二，作为一种知识学科，历史学在英国缺乏诸如德法初级教育阶段就具备的大陆哲学分析性思维，更具备史学职业化取向。其三，在某种程度上，英国史学的发展得益于英国共产党出于政治利益考虑而鼓励诸如史家小组成员积极参加的学术活动，因为在不引起政治麻烦的情况下，英国共产党组织基本上不干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学术活动而任其发展。[97]霍布斯鲍姆特别描述了1946～1956年自己积极参与并成为核心人物的共产主义历史学家小组的详细情况。[98]由此可知英国共产党及历史学家小组的发展对英国史学现代化所起的作用。正是霍布斯鲍姆恰如其分地总结了这种经验和专业效用：“物质上的朴质、智性上的兴奋、政治上的热情和友谊，或许这是经历了那些动荡年代的幸存者最美好的回忆——但还有一种同样的感觉……专业上我们都探讨大量的未知领域。”[99]从社会政治变革与学派形成的角度看，参加历史学家小组的活动是一种极其富有刺激性的人生体验和学术经历，是这些历史学家知识增长和理论提升的重要源泉，初步奠定了霍布斯鲍姆等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学术基础和史学范型，从而推动英国史学现代化的发展进程。

与此同时，英国政治制度、史家立场归属和意识形态倾向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与发展也造成重要影响。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到冷战初期，“历史学家小组和与之相联系的历史学家的著作都是当时政治气候的产物，小组的形成与发展既受到人民阵线精神的胜利的影响，又受到了冷战环境造成的严重危机或困难的干扰。”[100]1956年前后一段时期，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特别是苏联国内形势的风云突变，引起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其思想体系与组织机构的摇摆不定。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做的秘密报告引起国际政治震荡，诸如苏军入侵匈牙利事件和波兰波兹南事件、布拉格之春等，一系列社会主义阵营的重大政治事变，既使得社会主义阵营共产党体制受到极大冲击，也使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势力如英国共产党在组织上和思想上受到严重冲击。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大部分成员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进行深刻反省，许多著名历史学家与社会活动家纷纷脱离共产党组织。20世纪90年代初的帕尔默深情写道：“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方法论与政治信仰总是受到攻击。它没有固定的学术机构，在大学中不占据受人仰慕的地位。恰恰相反，直至相当近期，马克思主义甚至无容身之地。就是在后来较为容忍的氛围中，马克思主义者也深知他们为自己的政治倾向在不同程度上付出了代价。”[101]在如此社会政治态势下，“虽然共产主义学者很少失去他们的工作，但早在1948年之后，他们就很难找到新工作或获得提升的机会”。[102]在整个冷战期间，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始终感到被围攻和孤立的威胁，时刻处于防御状态之中。尽管他们的职业目标是建立一种进步历史学家之间的联合体制，力求共同推进历史学的发展，但在那样的环境中，无论是政治活动还是学术活动，行动起来总得小心谨慎，甚至如履薄冰。根据霍布斯鲍姆的回忆，冷战初期是意识形态对峙与政治观念分野异常鲜明的年代，留给霍布斯鲍姆那样的共产主义分子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历史记忆无非就是百无变化的尴尬状况：勉强维持1948年前获得的工作岗位。特别是1948～1959年这段时期，即便是霍布斯鲍姆自己，也几次被拒获得剑桥经济史研究岗位的机会，更有甚者，在伦敦，其著作的读者人群和影响人气始终没有提升。他们的社会身份遭受体制的排斥，甚至人身和言论自由也受到限制：书信被审查、电话遭窃听、社会活动受到约束。根据当局的态度，所有共产主义分子纯粹是敌对的苏联的代理人，因此，他们不允许任何共产主义分子成为这种知识团体的正式成员。可以说，大多数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无处不受到监视，唯一能够做的事情就是内心期望有朝一日拥有大量的时间从事阅读和写作。[103]霍布斯鲍姆最清楚地意识到，作为西方社会的具有共产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和马克思主义左派史学家，他们甚至在参加国际学术交流和国内学术出版方面也存在着明显的政治障碍。例如，主要由于他的共产党身份，1953年他第一个出版计划《工薪劳动者的兴起》流产，只是随着1958年后冷战的意识形态氛围坚冰有所消解和国际政治形势有所缓和，直至1962年，作为他的19世纪和20世纪历史系列著作的第一本书《革命的年代：1789～1848》才得以出版。[104]对此，有的学者认为：“在英国，虽然冷战从来没有像它的美国同伴那样达到一种歇斯底里的狂乱地步，但共产党组织同样被冷战强加的‘红色诱惑’罪名和‘黑名单’所践踏。”[105]在1956年之后，虽然像霍布斯鲍姆那样的史学家依然留在党内，但是这种政治经历对他们的史学思想的发展却不无影响。[106]为了摆脱教条式庸俗马克思主义的束缚，他们不能不对马克思主义做出新的理解与诠释，既丰富了自己的史学思想，也由此显示马克思主义史学新的发展轨迹与勃发生机。

二 学派思想基础：英国学术谱系和文化传统基因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进一步得知，就国内学术谱系与文化基因及思想渊源而言，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最早受到20世纪早期英国激进—自由主义历史学家的影响，它还扎根于20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50年代学派史家群体的学术成长机制，奠基于以老一辈马克思主义者为代表的共产党史学小组史学创作和政治文化实践活动，在此基础上，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才逐渐发展起来。[107]

虽然马克思曾经长期在英国生活与活动过，但马克思主义对英国历史学界的直接影响却同其对整个西方历史学界的影响一样，只是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直到1918年——而且事实上在那以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大学历史研究和教学中依然被完全忽视。”[108]在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学术谱系传承与政治文化及社会运动一样，经历着一场由自由激进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社会思想反思运动，一些学术骨干分子对英国传统过去与历史文化进行重新审视，而对庸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念则表现出强烈不满。当时英国几所著名大学，比如剑桥和牛津大学一些青年学生开始对共产主义抱有积极的向往态度，因此霍布斯鲍姆不无自豪地说道：“在共产主义青年之中流行着一种自嘲的说法：共产主义哲学家是维特根斯坦主义者，共产主义经济学家是凯恩斯主义的门徒，共产主义文学学者则是F.R.李维斯的信徒。那么历史学家呢？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因为据我们所知，当时的剑桥大学或其他任何地方，没有一位历史学家——而且就我们所知诸如马克·布洛赫那样的大学者——能够与作为大师和思想启示者的马克思相匹敌。”[109]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还没有完全形成。但是，从20世纪30年代直至共产党史家小组成立前，对一些激进的具有共产主义思想倾向的史学工作者来说，他们大多已经通过英国两位重要的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及其史学著作这个桥梁来接触并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著名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家莫里斯·多布和受马克思影响的经济史家多纳·托尔。凯伊曾经分析到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起源和发展问题，也特别认为不能否认受惠于多布、托尔和莫尔顿的史学影响与理论贡献。[110]

作为英国史学界较早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从事研究的历史学家，多布在《资本主义发展研究》一书中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与方法广泛考察了英国资本主义的多种起源和早期发展史；[111]同为早期共产党史家小组成员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托尔的主要成就与贡献在于她对英国人民民主史的研究，她把人民民主政治和人民群众反抗资本主义对劳动人民的盘剥及侵害小商品生产者利益的斗争结合起来考察。[112]总体上，他们的研究注重对大工业时代前夕英国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政治、文化社会因素和社会底层阶级生活状况的分析。多布的历史观和史学方法及理论对于后起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实际上，后来都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领域的同事）产生了直接的引导作用。多布早于1924年就开始在剑桥讲授早期英国资本主义史，他在史家小组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和非常具有影响力。[113]霍布斯鲍姆就认为，在英国史学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时期，“决定性地影响我们的主要历史著作就是莫里斯·多布的《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研究》，这本书明确表达了我们所想表达的主要的和最重要的问题。”[114]这里，霍布斯鲍姆所说的主要和重要的问题，是指有关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和运用阶级斗争的分析方法等问题。[115]他承认多布在这方面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形成的重大促进作用：“正当许多青年学者接触英国史并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多布起着引导大众的作用……”[116]希尔也坦陈，当“史家小组”成立之初，多布的《资本主义发展研究》经常被他们当作重要的著作加以研读，成为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去热情追捧和激烈讨论的对象。[117]2005年，当代英国桑德兰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大卫·伦顿在《科学与社会》发表了题为《对本民族的无隔绝研究？——反思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文章。其中谈到，作为英国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的成员和托尔的学生，克里斯托弗·希尔、约翰·萨维尔和爱德华·汤普森在纪念导师学术贡献的文集中这样写道：“她让我们感觉到历史就在我们的脉搏中跳动。历史不是纸上的文字，不是国王和首相们的活动记录，不仅仅是事件的罗列。历史是普通人民或者说我们的人民的汗水、鲜血、眼泪和他们的胜利。”[118]在20世纪40年代及随后的几十年里，特别是历史学家小组酝酿成立与活动早期，正是得益于多布和托尔等前辈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开创的史学研究方法与史学传统的熏陶，这些年轻的史学爱好者才开始吸纳马克思主义，逐渐涉猎史学专业化领域，从事史学专题问题的探索。随着西方史学的发展与进步，霍布斯鲍姆从比较的角度分析认为，在“二战”后法国史学界，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主要表现在以索布尔为代表的法国革命史领域，除此之外，法国史学几乎没有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而在德国，“二战”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后，就西德以韦勒（Wehler）和科卡（Kocka）领衔开拓的“历史社会科学派”来说，作为德国史学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他们当然可以更便利地受到国内史学理路的影响，并且受到马克思·韦伯的思想路线影响要比马克思的理论大得多。相形之下，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则更具有独特的突出成就。[119]

在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早期形成过程中，特别在劳工史研究领域里，它的成员还深受老一辈激进—自由主义学者创立的英国劳工史研究传统的影响。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英国社会史和劳工史研究领域中较有成就的历史学家，主要是英国早期社会经济史学家韦伯夫妇（Sideny and Beatrice Webb）、哈蒙德夫妇（J.L. and Barbara Hammond）和科尔夫妇 （G.D.H Cole and Magraet Cole）等具有激进—自由主义学术视野的非马克思主义学者。特别是兼具社会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多重身份的托尼（R.H.Tawney）等英国经济史学家，他们的历史研究成果与方法对后起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产生了一定影响。[120]而且如后文将具体谈到的那样，尤其是在“人民的历史”研究的传统领域，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吸收的养分显得更为突出。[121]可以说，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有相当一部分来源于19世纪末这些史学家开创的非马克思主义劳工史学传统。[122]比如，“霍布斯鲍姆和兰德的《斯温上尉》从哈蒙德夫妇的研究传统那里获益则是更加显而易见的”。[123]英国史学发展的时代趋向符合霍布斯鲍姆的史学认知：“我们不应试图把自己与托尼等人截然区别开来，而是要坚持那种传统，使这种传统更加明确，把马克思主义史学所指引的那些人们应该去奋斗的方向更明确化。”[124]可以说，早期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深受激进—自由主义史学传统的学术环境影响，霍布斯鲍姆主张通过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实践努力，促成英国学术传统的方向性转变。在某种意义上，正是经过了20世纪30年代以后剑桥大学许多具有政治激进主义倾向的学生群体努力，剑桥的科学团体及其研究成果才具备了初步的共产主义思想基础。[125]当然，他也非常清楚地看到剑桥大学史学专业同事中存在着非常鲜明的顽固缺陷：思维方式上自以为是故步自封、文化立场上地方狭隘主义、对于理论解释和历史观念的深刻偏见，甚至固执地反对史学专业主义倾向，对于任何试图揭示现实的主观努力都抱有怀疑态度。[126]这些保守主义史学观念，实际上是19世纪英国传统史学保守性的重要表现，在外交史研究领域中尤其明显。

在谈到英国史学界受到来自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挑战的问题时，霍布斯鲍姆回应并坚持认为，虽然马克思主义在历史编纂学中所占据的独特地位曾经一度为19世纪以来的辉格派历史解释传统所抑制，但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刻意地使他们自己与具有激进自由民主思想传统和关注劳工文化传统的历史学家紧密地联盟。自20世纪30年代以后，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后，“在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解释作为唯一可供选择的普遍性史学解释方法，逐渐地取代了旧式自由—激进的辉格派史学解释传统……马克思主义作为历史研究的一种主要因素，已经广为人知”。[127]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英国的反响与整个欧洲大陆的情况也是一致的，为此巴勒克拉夫总结性地写道：“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广泛扩展，即使那些否定马克思主义历史解释的历史学家们（他们在苏联以外仍占大多数），也不得不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重新考虑他们自己的观点。”[128]霍布斯鲍姆同时认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是英国历史学中最激进的和广泛代表劳工传统的进步史学先锋。[129]他自己的早期研究不但没有脱离英国传统史学中自19世纪末开始的劳工史研究传统，反而推进了这种传统研究。[130]所有这些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劳工史学的结合，由此成就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和发展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