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史学思潮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从外缘因素看，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与发展同当代西方新史学思潮的发展与西欧社会变革的形势休戚相关。这也是与当时英国资产阶级的社会形态相适应的，但更是对英国社会历史变动的一种智力应对和学术形态。
一 学派生成语境：社会环境和社会思潮
英国特定社会历史环境中的社会心理作用和社会思潮背景，无疑对霍布斯鲍姆史学思想的产生与发展造成了潜移默化的内化影响，成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形成与学术创新的重要触动力和生成语境。
20世纪上半期，西方世界社会结构与政治经济形势发生巨大变化，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对人们的社会心理造成了极大冲击，引起人们对社会历史与现实世界的普遍反省和思考。人们认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社会经济在加速发展的同时，社会意识存在着一系列问题，而史学家对那些对人类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重大变迁进行思考的同时，必然重新思索人类社会及人本身的一些基本问题。同期人们对残酷战争的深刻感受，促使每一位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历史学家着意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史学进行理性反思。在一定程度上，当时存在的各种社会心理和众多社会思潮，成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与发展的外部社会环境资源。
20世纪中期之后，西方社会结构调整与阶级分层关系又出现了新的特点。虽然历史反复证明底层群众仍然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但就当时情况而言，由于“白领阶层”的数量及其社会地位在社会生活中迅速提高，工人阶级运动波澜不惊而趋于沉寂。从理论上看，工人阶级内部的结构性变化成为社会结构重组与演变的重要表现之一，正是社会结构的演变促成社会思潮的变化。这一切造成20世纪50、60和70年代激进主义的社会运动掀起的新社会思潮不断地冲击着历史学界。帕尔默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在60和70年代产生影响的原因是复杂的，有很多种。从基本上说，这是一个社会历史动员和社会对抗运动的时期，是一个历史变迁的时期，而这些在历史学中得到反映。历史学是通过社会史学家向马克思主义敞开了大门。这些社会史学家研究普通人民和为了配合当前的社会动荡而强调研究历史上的斗争和反抗。”[2]对新生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而言，情况恰是如此。当时一切社会现实都要求，史学家应该研究社会底层和长期被忽略的默默无闻的平民大众的历史。于是精英文化和精英历史备受挑战，对“民众日常心理和底层文化”关注和重视底层社会生活历史的呼声在史学界汇集成一股强大的“自下而上”的新史学思潮。在这种思潮涌动的背景下，20世纪50、60年代以来，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凭借关于整体社会史的撰写主张和“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互结合的社会历史观及史学方法的史学思想取向，将史学底层书写成一种普遍史学范式。一方面，使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自身在西方史学界享有盛誉；另一方面，这种学派声誉日隆的状况也是同时期英国社会文化生活中诸如“新潮电影”“前卫艺术”“先锋文化”和“底层音乐”等反传统文化思潮导致的，成为传统精英文化普遍失落的基本表征和反向佐证，也是社会现实在史学领域的深层反映。
如果说一个时代的社会思想意识和社会心理思潮（包括史学思想与史学思潮）归根到底是时代精神状况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反映和折射，那么霍布斯鲍姆及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史学思想则源自时代个体生活经历和社会整体环境变迁。在一定程度上，这些都反映了史家群体当时关注或体认的英国乃至欧洲具有时代特征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思潮的某些重要内涵。换言之，如此这般的社会历史环境和社会生活实践的感受与体验，必然深深地融化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社会历史观和社会历史研究及其史学认识论与方法论之思想体系。
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诠释马克思主义理论及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内在过程，就是这些学者不断地把自己的研究领域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起来，并使它不断地容纳和融合于西方史学主流思潮的同化过程。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出现，与20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普遍出现的思想潮流紧密相关，那就是在思想反思的实践基础上，崇尚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心理和研究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热潮。西方学术界，不管是政治经济、哲学界还是社会历史、历史学界，之所以会在这个时期出现这股热潮，在西方和国际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英国肯特大学政治学教授、伦敦大学戈德史密斯学院政治学客座教授戴维·麦克莱伦看来，主要基于三个原因：第一，马克思早期著作大量被翻译成英语从而得到广泛传播；第二，20世纪50、60年代马克思的著作出版都是以黑格尔当时的强烈影响及其在英语世界的复兴为前提；第三，1956年苏联共产党内部对斯大林及斯大林主义的公开抨击引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分裂，以及随后出现的马克思主义世界的多元化趋势。[3]此种解说极具学理性与代表性意义，深刻揭示了英国马克思主义思潮兴起的基本原因及其在英国传播的状况。
总体来说，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依赖于两种社会心理与思潮基础：一方面，正如肯特所言，在20世纪60、70年代的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学评论和历史学是在资本主义进取精神和工业革命的直接后果所指引下取得进步的。这些进程使得英国发展到事业和权力的空前顶峰，更使得工厂主、商人和贵族富裕起来。但对20世纪的贵族继承人而言，这些并不够，他们试图恢复那种建立在相互尊重和思想情感基础上的共同世界，而不是金钱基础上的前李嘉图主义文化。”[4]这样的评论至少说明，英国资产阶级社会阶层，随着资产阶级经济地位的加强与巩固，在精神文化层面的需求也会变化，表现在历史学方面，即过去传统的英国保守主义史学已不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而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时代主张恰恰迎合了当时普遍的阶级心理和社会需要。另一方面，当人类社会进入20世纪中期，特别是当人类经历过两次灾难深重与令人伤感无限的世界战争之后，英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社会心理一样，普遍受到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领域里各种时代思潮的冲击及其令人震撼的影响。这不仅改变了英国的国民心理，也冲淡了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盲目乐观情绪，而且，现实的社会心理也促使诸如历史学家那样肩负着社会责任和负有现实使命的学者去重新思考历史与社会现实问题。
举例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汤普森就直接受牺牲于反法西斯主义战争中的兄长弗兰克·汤普森的影响，于1943年投身于反法西斯主义运动，甚至在意大利亲临前线，投身于烽火硝烟的战争。实际上非凡传奇式人生经历，留给那些具有类似经历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不只是心灵的创痛，更加深了他们对英国人民及所有遭受战争祸害人们的同情与支持。汤普森深情地感怀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微妙的时期”，战争的经历和体验直接驱使他意识到要把“民众斗争”和“政治斗争”有机结合，“永远不会在感情上把自己和欧洲人民及英国人民隔离开来”。[5]对汤普森而言，这些体验无疑为他在后来的历史研究及史学认识中，强调注重民众文化和底层历史的研究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霍布斯鲍姆在自传体回忆中，对于从1940年2月到1946年2月所经历的整整六年（实际上从应征入伍的战时准备到战后的心理恢复前后六年半时间）军旅生涯、基本状况和战争体验，更是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关于这些历史记忆与战争创伤，值得反思和注意的观点有四：其一，如实反映普遍的反战心态，战争的爆发使得他同时代的大多数年轻人突然陷入对人生的不确定性和未来命运的怀疑状态。其二，就个人体验来说，霍布斯鲍姆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浪费了其刚刚起步的学术生命和事业机遇，也浪费了他有限学术生涯中的宝贵时光，使他一无所获，这令他最不满意。总体上他对战争本身的意义是持否定态度的，但同时内心深处他对这种看似毫无意义的军旅生活却无怨无悔，因为毕竟这是无可避免地人生经历和难得遭遇的宝贵财富。其三，作为共产主义者，战争期间霍布斯鲍姆始终与政党保持联系，信仰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价值观念，并且从实践和理论上确保自己参加战争行为的政治方向。其四，明确表达了反法西斯主义战争的态度，辩证地评价英美苏同盟国及其领导人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同时又对英美政府限制甚至取消共产党活动的政策深表不满。[6]因此，其他有过类似曲折人生经历和惨烈战争体验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日后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关于历史进程与社会现实的审视，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底层社会集团和民众群体的历史活动为着眼点考察社会历史问题，可以说战乱时期的情感体验影响至深。
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形成发展与思想嬗变还得益于其自身内在驱动力，即马克思主义史学群体的自我反思能力与理论生命力的赓续性追求。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表明，唯物史观的诞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史学也随之产生。事实上，西方的整个19世纪虽然被称为历史学和历史学家的世纪，但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远没有达到职业化的标准，19世纪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传播还只是局限于西欧和东欧少数政治家或政治活动家与理论家中间，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更是寥若晨星，除了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外，在有限的一批历史著作者中间，多数人并不是职业历史学家，他们研究历史和撰写历史著作的意图是更直接地服务于所从事的政治运动实践和政治思想宣传，主要是“把历史著作当作阶级斗争的战略工具”。[7]时局所致，西欧各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家的专业化和职业化还远没有实现。进入20世纪以来，特别是20世纪20、30年代前后，马克思主义史学步入规范发展轨道与快速职业化行列。但正如伊格尔斯所说：“在西方国家以及日本，用传统方法训练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开始进入大学，从事历史研究，那里的历史专业反映了多种多样的意识形态和方法论立场。”[8]然而未曾料想，20世纪50、60年代，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条化和庸俗化，苏联东欧国家和西欧部分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长期以来对马克思主义的抱持教条主义和僵死主义态度，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特别是“二战”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马克思主义史学陷入空前的信任危机和信仰危机。西方学者痛心疾首地写道：“千篇一律的演说，原地踏步的研究（受意识形态影响较小的考古学等部门除外），烦琐地、矫揉造作地玩弄概念……最糟糕的是，由于对马克思主义采取了鹦鹉学舌的态度，因而走向反面，有意无意抛弃了历史唯物主义”。[9]“二战”后十余年，史学思想体系已经相当僵化，不但马克思主义史学受到冷嘲热讽，而且整个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也受到批判，几乎导致马克思主义史学生命力的终结和未来活力的枯竭。
在如此政治局面中和时代思潮条件下，1956年以前，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虽然已经产生并有所发展[10]，但在“二战”后这段时期里，它更是受到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越来越尖锐的攻击。在英国，一方面由于冷战下的政治局势，另一方面由于英国马克思主义思想营垒中有些人也犯了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错误，从而给非马克思主义者以口实，1936年卡尔·波普尔首先发难，矛头直指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11]随后F.A.海耶克、T.S.阿什顿、J.D.钱伯斯、R.M.哈特维尔、H.珀金和P.拉斯莱斯等大批非马克思主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著文立论，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典作家的历史观以及对以这种历史观为指导从事的历史研究进行了全盘否定。[12]面对严峻形势，历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省。事实上1956年之后，随着思想战线上反思潮流到来，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不得不重新检讨其史学研究及目标方位，促进社会史的研究并批判地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扩大自己的研究领域，丰富自身史学思想，激活与拓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生命力和未来命运。
二 史学观念互动：西方新史学潮流和马克思主义史学潮流
西方新史学潮流与马克思主义史学潮流的交互作用和相互影响，是霍布斯鲍姆史学思想的产生背景与发展动力的重要因素，也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形成的学术环境与编纂创新的思想资源。
与此相关的问题，包括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中一支重要的有生力量。如果20世纪60年代前，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之间的关系是相互隔绝和相互排斥的，那么，20世纪60年代以后，当西方学术界经历激进左派知识分子思想反思和政治运动之后，随着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日益摆脱僵化教条主义的束缚羁绊，马克思主义史学重新获得了生机，马克思主义史学职业化和现代化的步伐迅速加快，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之间的学术关系也由对抗走向对话。法国史学家居伊·布瓦认为：“两支巨流贯穿在当今的历史编纂学中。一支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另一支是那些为之感到自豪的人所说的‘新史学’。”[13]因此，当今正值西方史学的重新整合时期，西方“新史学”（包括其他形形色色的西方非主流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之间日渐形成一种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的错综复杂景象。特别是随着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开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它实际上也是一股重要的新史学思潮，与其他西方史学思潮相互关联、并驾齐驱。在英国史学界，这种关系表现在西方新史学潮流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的关联互动，西方新社会史学与英国新社会史学之间的互动发展。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这种互动中逐渐成就了自身在国际史学中的地位。由此中国学者普遍达成共识：“从宏观的视角来看，对战后世界史学产生重大影响的有两种史学力量，一种是现当代的西方资产阶级新史学，另一种是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两股力量的冲突与交汇及其所激起的回响，是当代国际史学颇为令人瞩目的一种文化景观。”[14]
首先，重塑西方新史学思潮的研究取向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积极影响。
固然，西方新史学兴起并汇集成一股时代潮流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它建立在对自19世纪产生以来一直经久不衰的以德国兰克及其弟子发其端的客观主义史学的批判与反思基础之上。这种传统史学的基本信条就是崇尚文字记载与官方档案等所谓真正的史料，从而客观反映和解释历史，然而它对历史的诠释却是建立在史学认识的主客体关系二元对立与分离的基础上。兰克在自己的著作序言中的那句名言最能说明这点：“历史指定给本书的任务是：评判过去，教导现在，以利于未来。可是本书并不敢期望完成这样崇高的任务。它的目的只不过是说明事情的真实情况而已。”[15]西方当代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科吉斯托夫·波米扬认为，在兰克及其弟子的史学立场上，“历史学家作为借以将过去变为认识对象的文献的读者，不同于语史学家，没有任何需要赞赏的东西；他们的领域不是价值的领域，而是事实的领域，不是判断的领域，而是证明的领域。他们只需要按照事物实际发生的样子来进行描述。”[16]无须多言，由于史学认识主客体之间实际上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这种纯客观主义的史学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伊格尔斯看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史学界，普遍“都开始对19世纪晚期的历史科学提出质疑”。[17]传统科学历史观面临全面危机。彼得·伯克由此特别指出：“19世纪末，一些专业历史学家对新兰克学派越来越不满。卡尔·兰普雷希特是其中声音最响亮的一个，他斥责德国的正统史学过于偏重政治史和伟人，并呼唤一种从其他学科汲取概念的‘集体历史’。”[18]按照伯克的分析与评价，作为传统史学的反动，社会史的兴起也发端于德国史学，恰逢社会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对过去的研究兴趣逐渐衰退之时，随后普遍兴起于法国，受到年鉴派的大力提倡，波及包括英国史学在内的整个西方史学界。20世纪前半期，比如“在法国和美国这两个国家，社会史研究在较长时间内受到人们的重视，并且社会史研究和社会理论间的关系极其密切”。[19]新史学的兴起与发展过程实质上就是对19世纪以来传统史学的反拨与矫正过程。其结果之一表现在西方史学由传统的政治史、军事史研究逐渐地向经济史、社会史研究全面转变。因此实际情况是：“从1890年到20世纪60年代这整个时期，乃是经济和社会史登顶的时期，它在不同国家于不同时间把或是作为道德科学或是作为诠释科学而实践着的政治史和文化史赶下宝座。”[20]
不过在20世纪上半期，虽然经济史、社会史、法律史、思想史和文化史在欧洲史学界有所抬头，一些著名史学家的著作超越和冲击了传统的政治史学，大洋彼岸的美国以鲁宾逊及其后继者如查尔斯·A.比尔德，以及对于美国历史的经济解释模式为代表的“新史学派”已经名声大噪且影响一时，但新史学发展的总体形势并不容乐观，传统史学仍占据不可忽视的地位。例如，“在德国，弗里德里希·梅涅克所个性化了的兰克的传统，统治着大学的历史教育，直至希特勒上台。在意大利，贝奈戴托·克罗齐的伟大形象保持着伦理—政治史的霸权地位，正如在英国刘易斯·纳米尔爵士的学派占据着主导地位那样，这个学派的政治史将制度和观念作为研究的焦点。约翰·赫伊津哈及其源自诠释学方法的文化史，使荷兰的史学别具特色。在法国，夏勒斯·塞纽博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即使不是最有影响的历史学家，也是最有声望的学者。”[21]然而，新史学研究取向在西方许多国家逐渐受到重视，大体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史学界主张和注重新社会史研究的价值取向越来越成为一股史学潮流。这首先表现在德国社会史思潮的兴起，法国社会史思潮的推波助澜，随后美国社会史思潮的方兴未艾。在一定程度上，随着传统史学衰退，西方新史学的经济史、社会史研究价值取向，成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与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外在动力。
其次，需要追溯与考察英国新社会史思潮的兴起状况和研究价值取向。
在流动斑斓的西方学术流派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与不少流派有多种多样的思想关联和学术迭交。如前文所述，在某种程度上，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既是西方新史学大潮中别具生命力的一支史学劲旅，同时，它又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与西方新史学从长期对抗走向持久对话的过程中形成与发展起来的学术新军。为此伊格尔斯干脆指出，马克思作为历史学家，他的研究方法与史学理论实质上为新史学所提倡，马克思主义史学既注重历史发展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又不忽视文化传统与社会价值和个人品格等社会心理文化因素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反馈作用与影响。[22]20世纪以来的西方新史学思潮的理论与方法，可以在19世纪马克思主义史学中找到渊源。雅克·勒高夫就断然声称，马克思在许多方面是新史学的大师。[23]中国学者指出了此说的三个重要依据：“第一，马克思也进行跨学科的、长时段的、全面的历史问题的研究，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关于奴隶、封建、资本主义的分期法就是一种长时段的理论；第二，马克思提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概念，说明马克思对‘结构’的重视；第三，马克思主义重视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这同新史学重视在特定环境中从事活动的普通群众有相通之处。”[24]
在西方新史学发展过程中，强调整体的新社会史思潮非常引人注目。西方学者大多认为，历史学的整体化、整体史学写作和世界文明史研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史学发展的一个普遍趋势和思潮。历史学家需要具备多学科的知识，进行跨学科的集体反思与个体研究，从而进行整体的社会史研究。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1886-1944）认为：“唯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而只有通过众人的协作，才能接近真正的历史。”[25]整体化是现代西方历史学的主要方法论趋势，即用整体的观念来解释和描述，把历史和历史过程当作一种结构整体来研究，从而确保历史分析内在本质的完整性，将重构历史的事实分析判断与认识历史的价值综合判断有机地结合起来。不管是法国年鉴学派和美国新史学派等西方资产阶级新史学，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比如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都大力提倡这种史学价值取向，都想方设法使自身融入这股史学新浪潮之中。
英国“新社会史”作为一种史学的新思潮，与西方史学的整体化趋势几乎是同时出现于西方现代史学舞台。苏联史学家兹韦耶列娃等认为，在英国史学界，“社会史的确立，它作为一个独立的科学历史知识部门单列出来，发生20世纪上半叶……‘社会史’概念运用于说明在历史过程中人们的生活和活动全部多样性的一些著作：如劳动和日常生活条件，生活方式的特点，物质和精神文化因素。”[26]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50年，法国巴黎召开了第9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这也是“二战”后举办的首届世界性历史科学大会，预示着国际史学界史家联系的紧密与合作的加强。1955年在罗马举行的第10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更是预示着国际史学特别是西方史学的重大领域性变化，成为西方历史学家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遵此逻辑，霍布斯鲍姆指出：“如果你试图精确地指出战后史学的发源地，我认为它就是作为这次大会内容之一的‘社会史’研究，正是它首次使得这个领域成为一项制度形态。”[27]
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与学术环境的变化，英国社会史学确实获得了新的学术生机，英国史学界也逐渐达成一个共识，即构建整体史学，对历史进行综合与全方位研究，分析与揭橥社会形成与发展的普遍联系及其存在意义。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当时业已成名的学者巴勒克拉夫指出，“今天迫切需要的不是专业化，而是整体化，因为专业化意味着烦琐”。[28]这种史学认识主要基于对以往史学存在的弊端与不足的反思：史学研究应注重人文和社会总体的研究。这种传统与20世纪20年代以来近现代西方史学研究的重返人文传统趋势的兴起直接相关。早在1929年，作为法国年鉴学派总体史学的奠基人L.费弗尔和M.布洛赫就提出，史学研究必须打破专业狭窄界限和门户之见，进行跨学科的研究，最终实现人文科学的统一。[29]法国年鉴学派创始人强调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关于处于变动时间序列中的人的科学具有无可置疑的统一性。而促使这种统一性形成的主要媒介是人的因素，“历史学所要掌握的正是人类，做不到这一点，充其量只是博学的把戏而已。优秀的史学家犹如神话中的巨人，他善于捕捉人类的踪迹，人，才是他追寻的目标。”[30]年鉴历史学派的第一代领导者、史学观念和史学思想，对英国史学后来整体化趋势的形成和发展影响深远。
英国的这股史学思潮由来已久。20世纪20、30年代，以英国自由派的历史学家为代表，着手提倡创立总体史学的思想，并开创了综合研究社会史的先河。从史学渊源看，英国整体史学思潮的酝酿受到法国亨利·贝尔的综合历史研究思想的启发。论者认为贝尔强调社会因素是人类活动的基本因素之一，提倡研究社会因素是“历史综合”的基本任务。[31]1911年出版与标志着历史综合理论成熟的《历史的综合》著述宗旨，即是建立一种与传统史学迥然不同的社会史学。国外学者认为，贝尔所倡导的综合研究更多则是从史学方法论上强调跨学科的历史研究和解释历史，侧重点在于克服传统史学中的狭隘性和封闭性，使历史学加强与毗邻学科间的联系，避免造成历史学研究中过分专业化、孤立化和碎片化倾向。[32]在贝尔思想的影响下，诸如J.B.伯里、E.F.马文和G.M.屈维廉等英国史家积极响应倡议，策应筹措和组建机构，履行社会史研究实践，创立了社会史学派。[33]
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在英国，社会史研究刚刚兴起之时，自由主义历史学家屈维廉提出的那个“社会史的定义可以以否定的方式作出，即是排除了政治的人民的历史”的含蓄定义，虽然经常广为引用，但不断遭受非议与批判，而且迄今为止能够充分理解者并不多见。应该说屈维廉所指称的“社会史”概念的内涵在一定程度上是被误解了。[34]尽管屈维廉关于社会史的定义和他对社会史研究的实践引起了不同倾向的反响和批评，然而英国随后产生的成绩卓著的新社会史家和新社会史专著，又不能不说是受到屈维廉历史思维的启发。比如，劳伦·斯通对欧洲家庭史的研究、爱德华·汤普森对英国工人阶级形成和民众习俗的研究等都受到他的影响，D.加纳迪认为，霍布斯鲍姆的研究也深受屈维廉的影响。[35]这些成就的基本前提，就是重新对屈维廉指称的极具争议性定义进行再认识与再反思。其实，就屈维廉的初衷而言，他也指望对社会史的具体研究不限于自己所定义的范围，他的研究成果也流露出对时代性主题的关怀，他的社会史研究成果已经预见到新社会史研究的大致规模、众多课题和问题困境。唯其如此，就某种意义而言，屈维廉可称得上既是最后一位重要的传统社会史学家，也是新社会史学的第一位开创者。[36]当然，在屈维廉的著作中，很难看到这种包罗万象的具体研究，因为必要的研究工作才刚刚开始。[37]屈维廉提倡的社会史研究目标与任务，更多和更大程度上是留待后来的新社会史学者来承担。
霍布斯鲍姆就认为，屈维廉提倡的这种社会史，其含义包括研究人类行为的各个方面，但它难以归类，只能用诸如行为方式、日常生活、民俗民风的概念加以表示，这种社会史学并不特别注意底层阶级，因而是非常肤浅的新闻记者式的研究途径。[38]就此种旧社会史研究类型来说，其思维方式的深刻变革和此种社会史的展开方式十分模糊，因此并不具备太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社会史的研究中，其中很多艰苦的细致工作还有待后来的史学家继续进行。从纵向说，1952年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借由学术上的交流消弭政治上的对抗而实现政治上联合的重要标志性年代，即《过去与现在》杂志创刊。[39]随着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主导的《过去与现在》杂志创刊，英国史学界一度形成了自由主义、激进主义历史学家同英国马克思主义新社会史学家和人类学家之间积极合作的局面，英国社会史的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但是“在马克斯·韦伯社会学的影响下和法国‘年鉴’学派直接影响下写成的社会史著作，则是稍后，在60年代后半期才开始问世”[40]。在社会史学实践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如霍布斯鲍姆和汤普森等人部分地承担了屈维廉所预见的社会史研究课题。正是他们的史学研究逐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与社会史学的结合，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赢得了“英国新社会史学派”的称号。
随着这股关注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整体新社会史学思潮在英国的滥觞，英国史学界研究社会史热潮已经成为当时史学整体化要求和整体化趋势的一道重要景观。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史学界一些著名学者推动和完成了两件重要的事情：其一，正是1952年，部分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合作，共同创办了《过去与现在》杂志，显示出巨大的学术影响力。他们强调社会的复杂性，认为“人是主动而有意识地创造历史，而不是一群被动的牺牲品和历史的标示物”。[41]他们倡导以人为本，进行历史认识和解释世界。这是他们提倡与实践新社会总体史的第一次宣言。其二，20世纪60年代中期，《时代学术副刊》开辟以“史学新方法”为中心的学术大辩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都踊跃加入这场论争。比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牛津大学圣体基督学院院长凯思·托马斯提出开阔历史学家研究视野，采用社会科学特别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方法和模式，倡导“史学新方法和新范式”。[42]
如此说来，这两个重要的史学事件，引领出和标志着英国新社会史研究领域的学术新境。英国新社会史的著作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比如托马斯致力于民间魔法研究领域的专著为拓展以“人民大众”为中心的社会史研究做出了贡献。[43]劳伦·斯通一系列关于家庭婚姻的研究成果，成为英国第一批家庭史研究性论著。[44]霍布斯鲍姆和汤普森的著作无可非议是新社会史的经典性代表。1965年以汤普森为首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创立了沃里克大学社会史研究中心，以这个机构为中心，后来形成了英国著名的社会史和工人运动史研究运动中心。1976年英国新社会史学会成立，《社会史》杂志创刊发行。同年由拉斐尔·萨缪尔倡导发行了《历史研究会杂志》，这两种刊物与英国劳动史协会纪要共同构筑了英国新社会史研究的学术阵地，成为英国社会史研究由劳工史向新社会史转向和飞跃发展的重要标志。正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努力开拓，导致1978年以后英国新社会史研究出现了空前的新进展与新突破。英国史学界出现了“历史研究日益社会学化，社会科学工作日益历史学化”的良性局面。[45]以至于日本一位马克思主义史家论述道：“1980年，英国劳动史研究学会迎来了创立20周年纪念日，在纪念大会上，R.J.莫里斯总结了过去20年英国劳动史的研究情况……指出E.H.费尔普斯·布朗于学会成立前后发表的论文《英国工业关系的发展》以及E.J.霍布斯鲍姆于1964年发表的《劳动者》，已经预示出劳动史研究将有大的发展，而且1963年E.P.汤普森发表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对于劳动史发展成为工人阶级史有着重大的意义。”[46]正是在国际社会史学思潮的背景中，加上对英国史学自身的传统领域与史学方法的反思，经过霍布斯鲍姆这样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努力，英国史学实现了传统社会史转向新社会史的范式转换，最终实现了学科变革：屈维廉所提倡的除去政治的日常生活史向新社会史学派主张的社会生活方式、大众集体意识或心理等历史及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历史、人口与宗族关系、乡村与都市、阶级与社会群体等“社会的历史”研究主题的逐步过渡。
凡此种种学术活动的结果，由此率先开拓了英国新社会史学派的研究领域，推动了其发展。随着英国新社会史的崛起与进展，它对底层阶级的生活经历，包括他们的社会反抗与犯罪、行为与思想意识等都试图作深刻的研究与分析，这种社会史学方法与理论逐渐成为一种新的历史研究范式。正如霍布斯鲍姆所认识到的那样，在英国，乃至在法国和美国，新社会史研究作为史学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这种实践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开始，到20世纪60、70年代已呈蓬勃发展之势。[47]这种史学实践同以前的传统史学区别是越来越大，它的研究时间段落和问题重心在发生着重要的转移。
再次，需要考察和回顾透视西方新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交叉与互动——年鉴学派与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关系。
在由政治史和军事史研究转向经济史和社会史研究的过程中，英国新社会史学实际上深受法国新社会史学即年鉴派史学影响，这似乎是不争的事实。当然，这种影响在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内部还是有区别的。比如与汤普森自始至终基本上坚持人本主义的社会史本体论、方法论和认识论不同，霍布斯鲍姆也推崇和接受年鉴派的社会史价值观念与价值体系，即年鉴派的结构主义社会史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48]巴勒克拉夫指出：“在英国，只要随便提到几个历史学家的名字，如鲁德、霍布斯鲍姆、拉斯勒特和汤普逊，从他们的著作中可明显看到年鉴学派的影响。”[49]波米扬认为霍布斯鲍姆和汤普森等人“无不是社会史的著名实践家，他们从年鉴派和强有力的渗入西方许多大学的马克思主义中得到启示”。[50]凯思·托马斯在谈到英国当代史学受到哪些社会科学方法的影响时也认为，英国当代史学主要受到来自两方面的强烈影响，首先是英国的社会人类学传统；其次是法国年鉴学派。[51]这正能说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年鉴学派之间的关系。
譬如，《年鉴》及其学派在英国史学界发挥着非常巨大的影响或推动性作用，霍布斯鲍姆深受年鉴派史学思想的影响，尤其深受该学派第二代领袖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5）总体史学思想的启发和影响。霍布斯鲍姆对布罗代尔的推崇态度与认同程度，从1949年布罗代尔成名作国家博士学位论文《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两卷本）问世时，在《过去与现在》杂志上发表的一篇热情洋溢的学术书评中表露的学术观点可见一斑。霍布斯鲍姆认为这是一部历史经典，这本新著较之过去旧式历史著作有三个方面值得注意：“第一，它体现了总体研究的成果——其研究成果直接地为布罗代尔教授激发或是他指明的方向——在这个领域中这种总体研究正是1949年产生的。第二，对于那些想参考这本宏大的著作而不只是通读它的许多学者而言，或许最明显的帮助在于，它包含的67幅地图、图表和空中摄像为本书的观察资料提供了一种新视角。最后，它体现了作者自己的历史观念与历史解释方面的变化。”[52]就布罗代尔的史学著述而言，霍布斯鲍姆注意到体现在他著作中的“总体史”思想与“长时段”的理论方法，他毫无保留地宣称，无疑布罗代尔据此开创了一个史学研究的新时代。他甚至认为过分地赞赏这本书已无必要，因为这本书的许多优点与不可估量的价值是每位读者都会意识到的，虽然人们不能忽视书中颇具争议性的一些观点，但是，“如果哪位历史学家读到这本书却没有被激发出新的观点和新的创造性研究，那么他就没有权利从事他的历史职业”。[53]就此而言，霍布斯鲍姆坚信，布罗代尔的史学理论与方法肯定会事实上已经影响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英国历史学家的史学研究价值取向。
现当代中西方史学界也公认从1945年到1968年布罗代尔担纲年鉴派领袖的这段时期为“布罗代尔时代”的事实就是重要佐证。1978年，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宾厄姆顿的纽约州立大学成立了“费尔南德·布罗代尔研究中心”，组织了一次讨论布罗代尔和《年鉴：经济、社会和文明》刊物国际性影响的学术性纪念报告会。霍布斯鲍姆为此专门写了一篇题为《英国史学与年鉴学派：一则说明》的文章，补充解释有关年鉴学派在英国的接纳状况，评论法国史学特别是布罗代尔史学在英国的影响问题。[54]霍布斯鲍姆承认，英国史学界比较早地接受年鉴学派的影响。还是在20世纪30年代“红色剑桥”的大学求学时期，他们中的许多人，就在导师前辈学者的指导下认真阅读《年鉴》，从年鉴史学中获取养分。他本人从不拒绝法国年鉴学派理论和方法的影响，而是坦然承认从中获益匪浅。“我感到自己就被吸引远离了我生活的这个世纪而去从事17世纪危机的研究，回过头来看我当时所写的文章，我发现自己大量参阅了《年鉴》，参考了《年鉴》发表的文章，有的来自年鉴学派诸如布罗代尔、默威特等这类人物的著述文献。”[55]2000年，他接受意大利记者安东尼奥·波立陶的采访，在回答“谁引导他爱上历史学家这个职业”问题时，他特别强调三个因素：其一是马克思的著作及其思想的影响，尤其是他从马克思那里认识到历史是理解世界的工具，而历史研究可以依据结构与模式，从总体上观察与分析人类社会长期演变的过程；其二是“二战”后十余年共产党史家小组的史学研究训练；其三就是来自与其他国家历史学家的论争，特别是年鉴学派的影响。[56]2002年7月，伦敦历史研究协会主办《过去与现在》创刊50周年学术研讨会，霍布斯鲍姆再次发表演讲，强调大致从1945年至1968年这段时期，年鉴学派特别是布罗代尔1949年在《地中海》中构建的有关“结构”分析的社会历史研究理路对包括英国史学在内的西方史学的重大影响，甚至对他自己的学术影响。[57]
在承认受惠于年鉴学派的同时，霍布斯鲍姆更强调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与年鉴学派之间的双向互动及复杂关系。霍布斯鲍姆承认，20世纪30年代以来，不管是当时诸如剑桥著名经济史教授米切尔·波斯坦（Micheal Postan）那样的学界前辈，还是青年马克思主义者那样的年轻才俊，正是通过经济史和社会史这两门早期逐步向《年鉴》靠拢的标识性学科，马克思主义学派与年鉴学派经由“经济史”领域课题巧妙结合起来，英国史学与年鉴史学才找到了汇合点。遵循霍布斯鲍姆的看法，正是从20世纪30年代始，特别是自彼得·伯克那个时代的学者开始，英法史学工作者共同领导着国际经济史代表大会和联合会，或通过其他世界经济史学组织与领导形式，借助经济史或经济和社会史领域，把英法史学范式及其相互关系，最终拓展到域外领地。[58]因此，在1997年出版的《论历史》的序言中，霍布斯鲍姆欣然写道：“从19世纪末开始，到20世纪70年代，至少直到知识分子朦胧地开始规划历史学前景的时候，作为研究过去的历史学科才开始汇集而不再相互隔绝。法国年鉴学派和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经常关注着同样的课题。虽然学派性质不同，它们各自最杰出倡导者的政纲也远非一致，但每派都理解对方从事着的类似的历史科研主题。”[59]
从学术阵地与理论交流的角度看，《年鉴》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两者间存在着直接的学术关联，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理论认识上的彼此突破。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并非如通常人们所了解的那种姿态：坚信马克思主义者宁愿标榜自身与非马克思主义学派相区别，而不是发现自己已经与他们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合作。换言之，马克思主义者从一开始就主动寻求与非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上的共识。其二，实证研究方面的真诚合作。诸如霍布斯鲍姆、罗德尼·希尔顿那样的马克思主义左派与《年鉴》的布罗代尔及其团队之间，就始终存在着非常友好的相互协作关系，至少《过去与现在》的创建就直接嘉惠于《年鉴》杂志。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西方新社会史学（主张从大众日常生活着眼的社会史学）与英国新社会史学（提倡“自下而上”的历史学）之间，存在着某种相互影响和互相交融的关系，这种学术渊源成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成长与发展的内在张力。实际上早在学生时代，霍布斯鲍姆就认识到，作为史学现代化事业的最卓越开创者和最坚定拥护者，无论是年鉴学派创始人如马克·布洛赫和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1878-1956），还是当时英国年轻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从本质上说，尽管最初是以突出的文化视野或文学兴趣涉猎史学，然而正是他们从已经制度化的传统史学坚实的堡垒中，努力寻觅并把经济史和社会史视野作为突破研究领域的立足点，从而推进了西方史学现代化历程。霍布斯鲍姆特别强调，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包括自己在内的英国新老马克思主义者在其职业生涯之初，已经迸发出对这种史学研究的专业热情，开启了对社会历史的实践追求。[60]
因此基于霍布斯鲍姆的史学认识，可以得到的学术印象是，即使在冷战时期，从20世纪50年代和20世纪60年代开始，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当西方史学的复杂面相变得清晰可见的时候，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与西方新史学之间的关系仍然表现出两个重要的学术特征：其一，学术合作的加强。有点出人意料的是，虽然冷战确实在许多方面影响了历史学家的职业生涯，20世纪苏联和共产主义史的研究受到冷战影响，但是冷战因素并未渗透西方史学所有方面，因此它没有完全阻碍历史学的发展。其中根本原因在于有些历史学家对于史学现代化的共同追求。正是这一点，同样令人惊奇的是，因为存在潜在的意识形态观念、政治立场和民族差异，各种各样的史学现代化推崇者才明白他们需要保持同样的立场，与共同的对立者进行斗争。[61]由是观之，像年鉴学派那样的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像英国马克思主义学派那样的史学家就是因为史学现代化的共同目标而在史学实践中日益靠拢相互合作。其二，学术观点的差异。自始至今，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本身就是在与西方新史学的直接交流与对话中，借用社会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概念、方法与理论模式，从而找到自己发展的生长点与突破口，而不是亦步亦趋地跟在新的学术思潮后面蹒跚前行。关于这点可从2002年霍布斯鲍姆那篇文章的一段话中得到启示：“形成于英国共产党史家小组争论氛围中的《过去与现在》杂志，实际上注定要成为这些史学现代化者的主要媒介。至今作为同盟者我们全部相互认同。《过去与现在》在其创刊阶段就承认《年鉴》的灵感。把他自己形容为该刊物‘自创立之始的一位读者、一位崇拜者、一位朋友，甚至（如果允许我这样说）一位秘密的恋人’的年鉴学者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也把这两个杂志看作同盟者，而汉斯·韦勒（Hans-Ulrich Wehler）更是公开把‘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令人惊叹的影响’视作深藏于‘20世纪60年代之后英国史学产生全球影响’事实背后的主要因素。《过去与现在》自身成功证明的一点就是：虽然五十年前这份杂志是在冷战时期非常恶劣的时刻创立，即便一般民众也因深知其创立者的共产党员身份而多年来一直顽强地排斥它，尤其历史研究协会拒绝接受，但是《过去与现在》却仍然由此开拓前进，主要因为它能够从非共产主义者和反共产主义者的历史学家中吸收大量读者、作者，甚至编辑部成员。”[62]事实上，英国史学发展历程中，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交流日盛和合作频繁。甚至“二战”后的西方史学界，无论是资产阶级新史学，还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方法，它们之间都存在着一种相互影响和相互交叉的关系。美国史学家伯纳德·贝林说：“马克思主义者把一种强有力的融会贯通的体系引入了历史学……无论我们采取何种历史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于我们认识历史仍然是一种强大的力量。”[63]诸如法国的“年鉴学派”、美国的“新左派”和日本的“进步史学派”等“二战”后重要历史学流派，在方法论上，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反之，新史学的史学研究方法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冲击，也必然使得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的革新获得合理的成分，促进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与完善。如前文所述，以霍布斯鲍姆为代表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受到年鉴学派等新史学方法论影响的事实就是一个证明。也应该看到，古往今来，中西方史学界指导历史记述与史学研究的理论绝大多数是通过史家作为认识主体创造的，结合哲学、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知识与理论方法，经过整合而构建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体系，它在本质上是共同的理论反思与方法论观照的结果。作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霍布斯鲍姆等历史学家的史学理论与实践自然也不可避免地与西方新史学发展大势联系在一起。
由此需要补充的是，包括霍布斯鲍姆在内的当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史学思想或理论体系的形成与演化，还具有深厚的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学术背景和人文社会科学渊源。这也是整个西方新史学诞生的一个前提条件。巴勒克拉夫曾经指出，1955年前后西方出现的“新历史学”的动力主要来自社会科学。[64]中国学者认为，法国年鉴学派的产生，与20世纪初法国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与心理学等社会科学的影响息息相关。美国的新经济史、新政治史又分别从经济学、政治学中汲取了许多理论营养。心理史学则是在心理学理论方法的哺育下发展起来的。没有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方法的刺激，就不会产生西方新史学。[65]就英国史学而言，哈罗德·T.帕克论证道：“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并从此以后，越来越多的英国史学家从社会科学那里借用研究主题，借用提问方式，借用概念、观点、技术和方法以及理论。社会史学家们也同样借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经济史学家们借鉴后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历史人口统计学家们借鉴分析人口统计学，而历史地理学家们借鉴地理学东西……遵循社会科学战线的英国史学家们的思想目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其他学科发展的支配，而这些学科的发展又是对这些学科的需要、社会和前景的反应。”[66]作为深受西方新史学趋势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影响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霍布斯鲍姆等史家群体的史学理念与史学观念必然在渊源上呈现出这样的特征，而且他们从来也不否认自己时刻在追寻和把握着包括西方新史学在内的当代西方社会人文科学理论与方法。反之，马克思主义史学客观上也促进了当代西方社会人文科学的发展。
三 思潮对话共存：马克思主义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
纵观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史学发展史，思想自由与学术自由分别被视为社会理论形成与思想脉络演变的制度条件与认识前提，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与演变，实质上是一个与其他西方社会理论及思潮进行长期竞争乃至斗争的反思过程。马克思主义理论最终能够成为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体系，确实是在不断批判澄清与继续发展西方思想界的理论流派乃至人类历史上诸多社会思潮的丰富成果基础上，逐渐建构起来的具备内在系统与内涵完善的一套理论体系。由此看来，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能够在众多复杂的西方理论体系与学术思潮脱颖而出，并逐渐成为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复杂性和独特性也就值得倍加注意了。沿着上述分析思路，这里需要简单叙述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关系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是相对于传统马克思主义而言流行于西方的一种社会和哲学思潮。它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又是国际共产运动中一种激进主义思想倾向。通常，其早期代表人物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等人被统称为新马克思主义者。随着“二战”以来西方垄断资本主义造成社会异化情况的加剧，加之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和哲学手稿》的面世，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理解与文本解读，一系列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新社会思潮与学术思潮纷纷涌现，如萨特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阿尔都塞结构主义和新黑格尔主义等，这些思潮大多以“重新发现马克思主义”为己任，试图在对经典马克思主义进行消解的过程中重新建构。论者认为，从马克思的原始出发点——人的解放，消除异化，个人自由全面的发展看，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不论是从主观上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初衷不变，还是客观上形势使然，都走上了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的道路，并以他们的深刻和执着，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观点。作为一种在否定的辩证法意义上的批判理论，作为一种社会病理诊断模式，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是相契的。[67]这种观点固然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是力图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本源，就此而言，它所追求的基本精神与马克思主义具有基本相符合和默契之处，因此，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思潮，它的理论与方法无疑也会影响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及其史学范式。虽然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中几乎没有人标识其史学理论直接来源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哪些方面，但从其代表人物著作中的一些观点看，大致能够了解他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批判与继承的一般关系。
追根溯源，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首先来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先驱、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实践家、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建者之一，意大利哲学家、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安东尼·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早年葛兰西在狱中给儿子的书信里，就用充满历史感的朴素凝重的语言表达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历史学结合所造就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宗旨和原则，流露出葛兰西关于历史研究的自下而上考察方法和底层史学的思想。[68]正是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从主流话语霸权理论的角度，比较详细地阐述了关于着眼于底层阶级历史的思想和方法，认为“底层集团一方所表现出的每一点独立进取心都对于整体历史学家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69]日本学者认为，英国新社会史学还明显地受到葛兰西社会学思想的影响，“葛兰西的领导权观点强调英国工人的文化和民众的文化，是导致英国出现‘文化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因。”[70]查特吉认为“‘底层’这个词是这些历史学家从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那里借鉴而来。葛兰西在《狱中札记》里为编纂‘底层阶级的历史’勾勒了方法论的轮廓”。[71]霍布斯鲍姆对葛兰西的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进行过精彩的评论，对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国家与知识分子问题和关于政党建设的思想都有细致的分析与理解，作为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的伟大实践家的风格无疑对霍布斯鲍姆留下深刻的印象。[72]随后，霍布斯鲍姆再次对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葛兰西及其学术思想进行了基本分析与高度评价。[73]似乎可以说，葛兰西丰富的学术思想和政治思想对于霍布斯鲍姆那样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思想体系的形成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观念渊源脉络，可以从霍布斯鲍姆面对专访时对记者所提出的“你是否认为最近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和葛兰西著作的兴趣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丰富进展”问题之系统解答中，寻找到某种解释。但是霍布斯鲍姆不无尖锐地指出，不论是阿尔都塞还是葛兰西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他们都只是在一般理论意义上为人们所接受，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及其具体的史学实践方面，他们非但没有直接贡献反而抱有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偏见。当然在某种学术潜能方面，“一些优秀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更年轻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相对于我个人从来没有得到的而言，确实从阿尔都塞那里获得了一些东西。但是，我认为不能够把任何只要有几部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的历史学家都称为阿尔都塞主义者。”[74]就为意大利史学创造了非常优秀成果的葛兰西而言，霍布斯鲍姆也并不认为自己从他那里能够获得比马克思本身的方法更多的特别历史分析路径。确实，在政治和历史的层面上，从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理论的角度看，霍布斯鲍姆认为葛兰西最大贡献是从方法论上着眼于下层阶级基础，提出所谓的“霸权理论”，特别强调上层建筑的作用，反对经济基础特别是简单的机械经济决定主义。“然而，就书写历史的层面看，我认为并不存在特别强大的葛兰西主义影响。有些人，如美国新社会史学家吉诺维斯（Eugene D.Genovese，1930-），也创造出许多诸如霸权那样的概念。而且，坦白地说，如果葛兰西没有发明这个特别的术语，或者没有修改这个术语，我们也肯定会使用许多同样的术语，不过我们会把它称为别的什么名称。”[75]需要指出的是，霍布斯鲍姆非常谨慎地对待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之间的关系问题，有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确实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是这种作用不能够被无限制地扩大。
然而，诺曼·F.肯特在谈到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时，对其中有些学者明显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却有画龙点睛之笔。以研究英国文学史见长的雷蒙德·威廉斯是当代文学批评家中最坚信马克思主义的一位学者，他发表于1962年的第一本著作，主要研究从1800年以来与社会经济状况相联系的英国文学史情况。肯特认为，威廉斯受德国文学家、哲学家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iamin，1892-1940）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是非常强烈而鲜明的，同时他也受到英国本土思想家F.R.李维斯和Q.李维斯（Queenie Leavis）等人观念的影响。[76]威廉斯的学术思想博采众长，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他的文化研究和理论体系中占有独特地位。事实上，“他早期同主张‘新批评’的学者利维斯及《细察》杂志主编过从甚密；后来又同英国当代‘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安德森和《新左派评论》杂志有过密切联系。他曾广泛吸取葛兰西、戈德曼（法国‘西马’学者）、沃洛希诺夫、巴赫金（苏联学者）等人的思想。又同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展开对话。”[77]作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与文学批评史学两栖活动的思想家，威廉斯在文学评论领域里表现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联系，有力佐证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之间的渊源关系，特别是“他的成就使一大批寻求从新的角度理解基础—上层建筑以及决定论概念的历史唯物主义者们受益匪浅”。[78]
再如，汤普森对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进行了严肃的审视和严厉的批判。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说，“真理和谬误，正如一切在两极对立中运动的逻辑范畴一样，只是在非常有限的领域内才具有绝对的意义……只要我们在上面指出的狭窄的领域之外应用真理和谬误的对立，这种对立就变成相对的，因而对精确的科学的表达方式来说就是无用的；但是，如果我们企图在这一领域之外把这种对立当作绝对有效的东西来应用，那我们就会完全遭到失败；对立的两极都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真理变成谬误，谬误变成真理。”[79]按照汤普森的思维框架，无疑阿尔都塞结构主义不能算是真理，其荒谬之处就在于他试图建立一个理想的和永恒的结构模式，但这个模式却是外向封闭和内向循环的狭隘结构，其结果就是不自觉地把理想的结构凌驾于社会存在之上，而不能够保持理论观念、客观事实和物质条件之间的持续对话。[80]阿尔都塞结构主义的理论无非就是造成历史研究的教条化、公式化和简单化后果。比较而言，霍布斯鲍姆则在重视社会结构分析的同时，更注重历史结构的变迁意识，在批评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批评诸如阿尔都塞主义那样的结构马克思主义：“虽然阿尔都塞式的方法论有它一定的价值，但是却把马克思所注视的一些问题过分简单化了，例如，取消了历史的变动性。”[81]这实质上基本戳穿与刻意道破了阿尔都塞主义的本质特征与关键症结：只注重自在结构，而缺乏历史变迁意识、忽视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特殊性和变动性。萨缪尔公开承认英国马克思主义者深受20世纪60年代以来法国阿尔都塞结构主义乃至弗洛伊德精神心理深层结构分析模式等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系统分析和深刻认识到，不管结构主义如何忽视真正的客观世界，甚至有时陷入语言和思想观念范畴的纠缠而不能自拔，但是结构主义分析模式对于历史学家在解释自身不能满意地理解的那些思想与意识因素、深层次的经济与社会现象之间相互关系方面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82]尽管霍布斯鲍姆等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谋求从根本上否认阿尔都塞主义，但并不能否认曾经在英国热闹一时的学术现象：阿尔都塞结构主义从反面刺激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反思与发展。
历史哲学基础与“阶级和阶级意识问题”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极为关注的研究课题，也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在理论和实践中经常触及的史论问题。由此看来，通过对“阶级和阶级意识理论”的共同重视，两者似乎在寻求通往经典马克思主义有关理论的思想桥梁，其中涉及的概念、规则和理论观念都值得深入思考。不过在此，由于资料和篇幅限制，本文无意也无力沿此思路展开继续讨论，需要顺便补充阐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更多地从哲学观念与视角层面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霍布斯鲍姆曾经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就主要集中于两个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一是阶级和阶级关系的研究，在这方面，美国吉诺维斯关于奴隶制度的讨论，英国爱德华·汤普森关于工人阶级的奠基性著作，霍布斯鲍姆关于农民和农民经济关系问题的研究，以及罗德尼·希尔顿的成果，都是引人注目与值得深思的；其二是从广义的人类学方法和狭义的艺术与文学方法上取得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史研究的贡献，在这方面，汤普森和雷蒙·威廉斯学术地位突出。[83]这样的研究成就当然需要多种因素的促进，然而更要强调的是，汤普森和霍布斯鲍姆关于阶级与阶级意识、文化因素与英国工人阶级形成问题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启发及其思想的影响。比如霍布斯鲍姆先后写了几篇关于工人阶级意识形成及其相关问题的文章，除《历史上的阶级意识》外，[84]还有《劳工历史与意识》《英国工人阶级文化的形成》和《1870年到1914年工人阶级的形成》等。[85]他们历史思想中有关个人和阶级意识在历史中的作用、是否所有阶级具有同样内在结构的阶级意识问题、阶级划分的基础和依据等方面的观念，主要还是受到卢卡奇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关于阶级分析方式与理论思路的影响。简言之，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或者直接或者间接地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观念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