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史学思想与史学研究是中西方学术界重要的学术领域，在传统史学转向现代史学的进程中，中西方社会历史的发展中都存在着极为丰富的思想资源，既表现为史学流派的生成、史家群体的突显和史家个体的成长，又表现为史学思潮的兴替和学术文化的演进。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是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中一股重要的学术力量，它的产生与发展具有复杂的时代条件和丰富的历史意涵，既构成了在西方学术文化思潮和西方史学现代化进程中长期存在的一种史学现象与变革力量，也成为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史学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史学思潮与理论传统。本书主要考察霍布斯鲍姆的史学观念、史学实践及学术成就，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结合霍布斯鲍姆的主要研究领域及重要历史著作成果，把研究主题置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演进和现当代西方史学流派的流变的双重背景下，在国际史学的总体格局中，解读与分析霍布斯鲍姆在社会历史观、历史认识论、历史方法论和新社会史学等方面的思想创见与理论建树。本书从霍布斯鲍姆和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学术渊源切入，基于史学思想与史学实践的交互视角，梳理与挖掘霍布斯鲍姆史学研究的实践成就及史学价值，厘清英国马克思主义典型史家在当代英国史学界和国际史学中的史家地位与学术贡献。本书力图展现霍布斯鲍姆史学思想及其核心内容，折射出这位国际史学大家的学术理念与史学旨趣、治史准则与心路历程，借此阐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内涵、理论传统及其在中国的学术反响。
一 史学群体和学派旨趣
长期以来，在西方史学界，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的骨干成员构成和核心代表人物，一直是需要首先明确却众说纷纭的问题。
根据美国历史学家凯伊的观点，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主要包括莫里斯·多布（Maurice Dobb，1900-1976）、罗德尼·希尔顿（Rodney Hilton，1916-2002）、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1912-2003）、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1924-1993）和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John Ernest Hobsbawm，1917-2012）。[1]英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1908-1984）认为，1945年以后，“在英国年轻一代史学家中已经形成蓬勃向上而且很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其中包括一些著名的历史学家，如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克里斯托弗·希尔、约翰·萨维尔和爱德华·汤普森。”[2]美国当代学者诺曼·F.肯特则把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看作20世纪50、60年代西方知识分子左派复兴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认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主要有雷蒙德·威廉斯、爱德华·汤普森、克里斯托弗·希尔、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劳伦·斯通（Lawrence Stone，1919-1999）和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1938-）等学者。[3]
美国现代著名史学家、杜克大学历史系荣誉教授哈罗德·T.帕克撰文指出，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下定义或做出界定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群体本身并非一块独立的巨石，它的类型多种多样，史家个性也相差甚巨。基于历史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解释历史方法的接受及其出生年代顺序来衡量，帕克认为该学派主要包括希尔（1912）、希尔顿（1916）、霍布斯鲍姆（1917）、雷蒙德·威廉斯（1921）和汤普森（1924）。[4]其中，譬如史学界对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1921-1988）相对陌生，虽然威廉斯作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未受关注，而其作为当代英国著名的文化学家和文艺理论家，则被誉为英国“新左派”理论之父，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发展的第三阶段重要代表人物，与卢卡奇、萨特并列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文论家。[5]再如布赖恩·帕尔默认为，维多克·基尔南（Victor Kiernan，1913-2009）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及抵抗派诗人已然受到重视，其主要研究领域为帝国主义与国家构成[6]，爱德华·汤普森的夫人多罗西·汤普森（Dorothy Thompson，1923-2011）主要研究领域为宪章运动与英国工人阶级形成，约翰·萨维尔（John Saville，1916-2009）则聚焦于19世纪和20世纪经济史领域，系《劳工传记词典》的主要撰稿人，而作为“历史工作坊”运动的重要决策者拉斐尔·萨缪尔（Raphael Samuel，1934-1996）主要研究领域为历史记忆与底层社会史，他们都隶属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7]
因此宽泛地看，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还包括雷蒙·威廉斯、多萝西·汤普森、乔治·鲁德、约翰·莫里斯、布赖恩·哈里森、维多克·基尔南、约翰·萨维尔、拉斐尔·萨缪尔、佩里·安德森[8]、加雷兹·琼斯、罗宾·布莱克本等几十位颇具成就的英国历史学家，在国际史学界真可谓群星灿烂、引人注目，这个史家群体是其他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所无法媲美的。[9]值得重视的是，作为具有国际影响力和广泛学术认同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拥有一大批杰出的历史学家，其成员远不止通常所指的那么几位学者。实际上，到底哪些学者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最突出的代表人物，这个问题本身并非重点。在学术渊源与学派旨趣的关联上，关键在于这些历史学家大多一改过去英国史学界对思辨、概括和理论结构的怀疑态度，在史学实践与理论思考中充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并把研究主题自觉地同理论方法与事实论证及其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前景结合起来思考。
关于学派形成及其演进问题，虽然并非本著作讨论的中心议题，却是极为重要的学术话题。学界普遍认为，英国第一部具有马克思主义史学性质的著作，是由伦敦伊斯灵顿地方党支部（Islington CP）成员莫尔顿（A.L.Morton）1938年出版的《英国人民史》，正是莫尔顿最早对英国历史进行了马克思主义解释，马克思主义在英国才首次被当作一门社会科学加以对待，被视为一门宇宙哲学和一种理论体系得到重视。西方学者认为，一方面，莫尔顿希望通过运用大量实例进行论证的就是，作为科学，依据生产方式、社会制度和阶级冲突来解释英国历史现象，马克思主义科学为历史学家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分析理论。另一方面，莫尔顿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哲学试图通过因果假设去探寻事实的本质，把任何事物的变化最终总是归结为经济结构和意识形态而导致历史的目的论解释，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一种政治工具的简单结论。[10]显然这样的分析，难免有失偏颇，也无法完整展现马克思主义及其史学体系。因此，1946年，一批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英国史学家在伦敦集会，以修改莫尔顿《英国人民史》一书为契机，反思与讨论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和史学编纂问题，这个历史事实和史学事件，实际上标志着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基本形成。[11]
总体而论，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与发展，已经呈现四个明显的历史时期和阶段性特征：其一，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1946年为标志），学派群体形成初期，属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轫酝酿时期或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萌芽勃发期；其二，“二战”之初到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的克服危机与初步发展阶段，这也是该学派发展史上重要的转折阶段，可称为以1956年为界标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转型发展时期，发展重点在于“新左派运动”及其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深刻影响与进步意义；其三，随后迎来了20世纪60～70年代的繁荣时期，旋即步入80年代的鼎盛阶段。在1990年之前，英国马克思主义学派群体在国际史学的“文化转向”语境中主动调整学术方向，特别是第二代马克思主义史家及“新左派”知识分子，诸如安德森等人，在展开学术论争的过程中，寻求变革史学观念，在史学实践上，对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进行能动反映；其四，20世纪90年代以后，特别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属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渐趋沉寂与衰落复苏的时期，这个时段史学观念与社会变动的基本状况相对模糊，学派发展趋向、基本特征和未来命运则较难以把握，需要更为深入的探讨。当然，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马克思主义受到时代变化的巨大影响，尤其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新问题，从理论与实践上，直接导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渐衰和沉寂，也使得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进入困境。但是无论如何，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群体同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一道，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与方法，所取得的辉煌史学成就无疑值得肯定。
从学派旨趣、史学领域与史学成就看，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主要成员各有学术专长，各有擅长的研究领域。然而，他们在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或经济社会史家群体的身份认同上，在有关指导思想和理论方法上，在有关史学观念与方法论取向上，不但不存在明显的对立，反而具有相当一致性。比如希尔顿以研究封建主义社会与农民问题见长，对与封建主义相关的一些史学问题，进行了细致的实证分析和有效的理论研究。他以中世纪晚期的农村现实和农民生活作为研究的基本对象，先后出版了《14和15世纪兰开斯特郡部分地区的经济发展》（1949）、《1381年的农民起义》（1966）、《中世纪社会：13世纪末的西米德兰斯》（1966）、《中世纪晚期的英国农民》（1975）、《中世纪英格兰农奴制的衰落》（1969）、《被奴役者争得自由：中世纪农民运动和1381年的英国起义》（1973）、《从封建向资本主义过渡》（1976）、《阶级冲突和封建主义危机》（1984）等论著，提出了一些极有价值的观点，取得了一系列学术成就。而多布1946年出版的《资本主义发展研究》，则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广泛考察了英国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和早期发展史。其中关于资本主义产生的时间、途径和早期发展阶段的观点，引发了西方史学界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关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问题的论争。多布对资本主义的开创性研究，奠定了其作为老牌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特有地位。克里斯托弗·希尔终其一生的精力，主要致力于17世纪英国革命史研究，其学术成果一开始就占据着英国革命史领域的制高点，代表作是1955年出版的《英国革命：1640年》，在英国当代史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影响了后续英国革命史研究理论路径和当代英国学术史发展方向。
相对而言，霍布斯鲍姆的史学著述更为丰硕，他既是世界闻名的工人运动研究史家和世界历史学家，也堪称史学思想丰富和影响卓著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的研究包括从宏观或整体上对19世纪资本主义世界和20世纪当代世界历史的考察，更有从微观的视角或独特的维度对底层社会历史的分析和劳工生活斗争史的研究成果。霍布斯鲍姆甚至撰写了一部关于爵士音乐与大众社会文化风情的社会文化史著作，充分反映底层社会的文化取向及其社会生活状态。[12]他还曾经多年担任具有浓厚欧洲共产主义色彩的《今日马克思主义》杂志主编，长期积极参与《过去与现在》学术期刊的管理和建设工作。晚年霍布斯鲍姆仍然笔耕不辍，毕生出版数十部大众性很强、学术性凸显和思想深邃的专著或合著，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时政评论和专业书评等更是不计其数。其中既包括“19世纪”三部曲《革命的时代：1789～1848》《资本的时代：1848～1875》《帝国的时代：1875～1914》等长篇宏论，也涵盖被誉为“20世纪激起了人类最伟大想象，同时也摧毁了人类所有美好幻想年代的世界历史”的皇皇巨著《极端的年代：1919～1991》。所有这些著作，彰显了其理论素养，极具学术价值。
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创造了英国史学史的一段辉煌历史，长期以来引起国内外史学界的广泛关注，该学派学术著作丰富多元，史学实践异彩纷呈。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对英国乃至“二战”后世界范围内的特定历史时期的历史事实、社会现象和发展过程的持续研究，尤其是对19世纪英国工人阶级运动史所进行的社会文化解释、对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入探究，以及对20世纪世界历史进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阐释，都获得了国际史学界的广泛关注。譬如汤普森和霍布斯鲍姆以学派重要开创者的角色与地位，分别被称为“文化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头号实践的马克思主义者”，说明该学派在国际史坛享有盛誉。此外汤普森1963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成为研究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奠基性著作之一，更是创学派的开山之作。诸如《辉格党与狩猎者》《理论的贫困及其他》和《共有的习惯：传统平民文化研究》等[13]，都成为汤普森颇具影响力的史学著作。诸如此类，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非凡成就，既使得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思想得到国际史学界的普遍公认，又充分证明在1950年还被孤立和遭排斥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获得了国际史学主流地位。
在学术史的角度上，就掌握的材料而言，国外史学界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给予了一定的重视，集中表现于两位学者的成果：一是加拿大女王大学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布赖恩·帕尔默，他认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作为一个整体，造成英国史学界和西方史学界学术格局的变化。这位加拿大学者注意到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内部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认为他们出版的著作众多，聚焦内容多有不同，书写风格迥然相异，有的重视经济发展，有的着眼底层文化，还有的则强调民众运动与底层抵抗，甚至研究路径与思考方法也并非一致，但共同之处却是清晰的，即都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与其他理论为指导。“在长期以来仇视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界，他们将马克思主义视为理论框架，确立了它的合法地位。他们证明，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能够产生丰富多彩的经验性作品。他们的成果向国际历史学界展示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分析工具的威力。”[14]虽然帕尔默的论说显得非常笼统，但是其评介观点值得重视。二是美国史学家哈维·凯伊所著《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概析》，这是西方史学界第一部也是最早较为系统地专门研究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及其史学成就的学术著作。凯伊在书中既探讨了多布、希尔顿、希尔、霍布斯鲍姆和汤普森等第一代史家群体在特定历史研究领域里已经取得的显著成就与独特贡献，也从西方社会史理论方法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取向的角度，肯定了他们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的史学取向和共同特征：“他们的著作，作为一个整体，代表了一种理论传统：这种传统通过我所称的‘阶级斗争分析’的方法和‘自下而上的历史’的观点来寻求重新建构历史研究和历史理论……从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15]无论是帕尔默对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整体研究，还是凯伊关于这个学派的整体考察，甚至对于霍布斯鲍姆史学著作的个案分析，无疑为深化研究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问题、考察霍布斯鲍姆史学研究的核心观念，提供了分析问题的思维视野，奠定了良好的学术基础。
此外，国外学术界出版了一些颇具学术价值的专题性论文。比如，有的学者探讨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二重性：“一方面，这些史学家致力于研究普通人的生活。这种决心使他们去研究以前被忽略的人民生活……另一方面，也有很多研究者的视野没有超过他们民族的边界，其研究经历也仅仅是他们本国的。”[16]显然这种简单概论并不全面，因为恰如霍布斯鲍姆那样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史学家，已然试图脱离民族国家史的视野约束，倡导全球史的写作实践。有的文章从学派渊源与思想发展的角度，借助经济史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论视野，针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等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的史学成就，联系希尔、希尔顿和霍布斯鲍姆等当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学术变化和理论观点，围绕下述问题进行了重点分析：①封建主义与奴隶制度的衰落问题；②封建主义危机和向资本主义的过渡问题；③资本主义兴起的一些基本因素。文章指出马克思主义学派在经济史学研究领域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在一定程度上，这为后来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指明了学术方向。[17]当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代表人物之一、第二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的重要成员拉斐尔·萨缪尔也曾经以《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1880～1980》为题，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盛衰、激进民主主义的历史变迁、新教与非信奉国教主义和科学理性主义思潮的互动影响等方面，系统地阐述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学术传承、激进传统、共产主义信仰及其科学研究方面的理性追求与价值旨趣等重要问题及其学术特征。萨缪尔特别对霍布斯鲍姆、汤普森和希尔等一些重要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代表著作及学术观点进行了颇为恰当的评述。[18]萨缪尔关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主要学术观点和理论意识倾向，对于后人的继续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国内史学界，对当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关注与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学术成就主要表现于少数学者在学术探索过程中努力取得的研究成果。笔者曾撰文对国内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初步的分析，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研究取向。[19]本研究在最后部分将再作专门性的评述和补充性的讨论。基于这些理由，从学术史的角度说，概略性地考察中外学术界关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分析视域和基本内容，有助于深化关于霍布斯鲍姆史学著述和史学思想的学派背景与研究取径、理论模式与思想脉络、学术地位与功能意义的史学认识。
二 史家个体和学术回眸
就国外对本研究领域的研究现状而言，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除了凯伊对霍布斯鲍姆史学研究进行过有限篇幅的分析，几乎没有专门有关霍布斯鲍姆史学思想的研究成果，也缺乏对其史学实践和国际反响进行整体性研究的史学阐释。20世纪80年代，国外学术界出版了两本有关霍布斯鲍姆的论文集，从编著的选题看，编者总体上都比较熟悉霍布斯鲍姆的著作及其影响的多样性，这两本研究文集被视为对霍布斯鲍姆的非凡赞誉与学术献礼，是为表达对霍布斯鲍姆在史学领域里既有成就的崇高敬意。值得注意，这些学者并未从历史本体论、历史认识论和历史方法论的角度，对霍布斯鲍姆史学思想进行系统的考察。[20]也缺乏基于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与西方新史学思潮发展趋向及其双重的视野与角度，系统研究霍布斯鲍姆的史学思想特色与实践成效。这种学术兴趣及研究取向的实践特征，基本上反映了西方学者对其史学著作的研究现状。正如后文所论，这些论文除了从某种程度上说明霍布斯鲍姆学术理路的基本影响，并未深入考察、全面反映和真正揭橥其史学思想的内涵和特质。
相对而言，当代国际史学史家格奥尔格·伊格尔斯（Georg G.Iggers，1926-2017）关注到霍布斯鲍姆在新社会史研究领域里的贡献，其观点代表性地反映了关于霍布斯鲍姆史学研究的深度思考。伊格尔斯在论及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经济史和社会结构史方面的贡献时，对汤普森和霍布斯鲍姆两位典型史家的学术思想加以比较研究。伊格尔斯认为，一方面他们有着共同目的，都企图把马克思从“庸俗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那里解救出来，同时抵制资本主义经济史家和社会结构史家过分强调接受经济理论或数量统计而追求史学精确性的主张；另一方面他们的著作却反映了在各自追求新社会史研究的共同目标时，存在着研究视角和内容侧重点的不同。[21]这些重点突出了霍布斯鲍姆关于社会史研究的基本贡献，具有相应的学术思想价值。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较多关注霍布斯鲍姆新社会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反抗运动”思想及实践研究。对此可以两个研究者为例，一是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主任米夏埃尔·勒维（Michael Lowy）研究员。作为法国著名左翼学者的勒维主要从霍布斯鲍姆在1959～1969年论述所谓古老反叛形式（反现代的或反资本主义的抵制和反抗的“原始”运动）的三部著作出发，较为系统地清理了其史学著作中的农民反抗运动、反抗思想及其现实意义。勒维认为这种类型的社会运动非常值得重视，它们非但不是边缘性社会运动，反而是20世纪西方社会历史中各种革命大动荡的源泉或根源。[22]二是剑桥大学社会文化史荣休教授与伊曼纽学院研究员彼得·伯克（Peter Burke，1937-）有关历史学与社会理论之间关系的系列论著，从社会反抗与底层运动史的角度，运用非常有限的篇幅论及并肯定了霍布斯鲍姆在以“原始反抗”为主要形式的“社会运动”研究领域里所做的较为系统的开拓性研究。[23]另外，国外学术界凡是涉及晚近以来民族主义理论与意识形态历史问题的学术论说，都必然会注意到霍布斯鲍姆有关民族国家“发明的传统”和民族主义历史认同问题的专门讨论。[24]它们多是从学术思想史的角度，肯定霍布斯鲍姆有关史学著作的学术价值与代表性观点，从侧面反映了西方学术界对霍布斯鲍姆新社会史学思想的研究程度，为后人提供了学理分析的视野和史学研究的范例。
就国内史学界关于霍布斯鲍姆史学著述及其研究成果而言，涉及的有些观念问题和深层意识更值得反思与总结。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有了相当的基础，但对霍布斯鲍姆史学思想的探讨却远非深入。国内学界关于霍布斯鲍姆的史学思想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主要集中于少数学者的论述，基本学术观点分散于两个方面的思想反思与观念载体之中，既展示了国内学者的学术视域与理论渊薮，也体现了其学术规范和价值评判。
第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学术期刊发表了数十篇关于霍布斯鲍姆史学研究的专题论文，涉及与介绍了霍布斯鲍姆的史学著作，初步探讨和持续关注了霍布斯鲍姆的有关史学观念和史学研究取向。就研究成果的视角和内容来说，研究者在不同程度上关注霍布斯鲍姆史学著述的史学理论观念与史学实践效应。
其一，研究者多是把霍布斯鲍姆放置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或英国新社会史学派的总体描述过程，或对其史学研究作一般叙述；[25]或对其史学思想的某方面展开讨论，初步概述这些史学思想的基本内容。[26]比如，吴汉全以“论霍布斯鲍姆的史学思想”为题展开论证，姜芃认为霍布斯鲍姆是在继承传统历史学理论的基础上，研究现实历史的发展进程，对特定时期的历史与历史学家、19～20世纪历史学发展、历史研究的预测和史学认识的技术等问题发表了相关见解，为历史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奠定了他在20世纪国际历史学界的地位。[27]该文对霍布斯鲍姆的史学思想进行了初步的概括，但是，作者试图以如此短小篇幅，通过有限文献资料，论述兼具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和国际历史学界新社会史家双重身份的著名学者——霍布斯鲍姆史学思想的总体价值，显然难以达到预期的目标。为此尚需深化研究，特别是诠释他如何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指导下，改造西方历史学界的社会史观，重视底层社会的研究，形成颇具特色的新社会史观，使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西方学术界得到发展和创新等重要问题。
其二，有些学者初步检视了霍布斯鲍姆的“总体史”观念和世界体系思想。例如，姜芃从经典选读和名著解读的角度，以《极端的年代》为具体分析文本，针对霍布斯鲍姆关于20世纪世界历史进程的宏观描述和基本观点进行了述评。姜芃认为《极端的年代》不仅是一部整体的世界史和全球史，而且对于冷战时期的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如何同处于一个有机的世界体系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刻与富有见地的分析。[28]另外，姜芃以霍布斯鲍姆“19世纪三部曲”和“20世纪当代史”四部史学著作为对象，从全球史和整体史的视角，考察了霍布斯鲍姆的世界体系思想问题，认为霍布斯鲍姆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新社会史的史学研究方法，把19世纪世界历史发展主线，总体上视为在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的普遍性思想指导下，以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为引擎的双元革命演变及世界历史进程。霍布斯鲍姆把20世纪世界历史进程视为在从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普遍性思想指导下，社会主义制度革命和资本主义制度变革双重因素推动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演化过程。霍布斯鲍姆强调把20世纪以来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道路及其影响下的现代化进程，归根到底都视为在百年以前同一个社会发展和延续体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世界体系。[29]需要指出，研究者的整体视野与全球史倾向，同研究对象霍布斯鲍姆主张把整个世界作为整体考察的基本理念，似乎达到特定程度的“视域融合”或“视域交融”。[30]王立端则以《资本的年代》为例，借鉴学术史的资源较为准确地分析了霍布斯鲍姆总体史研究的某种实践行为和基本思想特点，指出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霍布斯鲍姆史学实践所呈现的马克思主义总体史观取向。[31]诸如此类的研究成果与史学叙述，大致体现了国内学者颇为中立的学术评判立场、良好史学价值向度和较强综合概括能力。
其三，大致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期间，国内学界关于霍布斯鲍姆的研究在分析视角、研究路径、著作史料和学术贡献分析方面都有了较大进展。有研究认为国内研究霍布斯鲍姆的学者数量不多，以宏观性研究为主，注重横向比较，作品质量较高。[32]从2010年到2020年的研究动态及逻辑意义看，相关成果显示了有关霍布斯鲍姆的史学研究进入新阶段，平均每年有十余篇文章涉及霍布斯鲍姆史学思想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主要表现形式包括学术期刊的专题论文、报纸杂志的书评访谈和高校科研机构的硕博学位论文等。中国学者分别基于历史学、哲学、政治学、理论经济学和科学学与科技管理领域，大致从史学观念、社会理论、政治民主、科技创新和社会历史的逻辑关系角度，围绕其马克思主义史家身份与诸多社会历史论题及史学主题视域展开了持续讨论，聚焦霍布斯鲍姆史学著作及历史叙述方式，揭示其中蕴涵的唯物史观与社会历史结构理论、资本主义社会运动及整体性思想试图体系、劳工运动与工业革命关系、生产关系与阶级分析方法、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立场、全球化趋向与民族主义史学取向、现代性观念与史学理论反思色彩、社会历史观与域外社会历史文化阐释等关系，推进了霍布斯鲍姆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相关研究。[33]
此外值得指出，除了霍布斯鲍姆的原著翻译，国内出版界所出版的霍布斯鲍姆论著的有关译文，既可以作为透视其相关民主政治言论和民族主义思想观念等问题的重要文本载体，也可以成为进一步思考相关问题的基本文献资料。[34]
第二，国内学术界现存史学编著中相关章节也涉及霍布斯鲍姆史学著作及其基本观念。这些著作中的相关研究也拓展了有关霍布斯鲍姆史学思想研究的新领域和新路径。[35]比如，国内著名英国史学研究者钱乘旦等在《英国通史·附录四》延伸阅读指南中，指出作为第三位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有关工业革命的理论论述，诸如《工业与帝国》《革命的年代》《资本的年代》和《民族与民族主义》等著作，都是试图对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乃至欧洲社会各种问题做出整体解释的历史研究成果，也为他赢得了国际声誉。[36]实际上中国学者往往把霍布斯鲍姆关于工业革命的理论观点和历史分析模式[37]，作为“世界现代化理论”体系的一种史学研究理念和历史发展模式加以重视，强调其学术地位、理论贡献和富有暗示的史学认识。作为一种研究性的尝试，大致说来，研究者认为霍布斯鲍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吸收其他社会科学的新观念和新方法从事历史研究。作为新社会史学家，其最突出的理论建树，是提出和强调独特而范围扩大了的整体社会史理论。[38]此类学术判断合乎史学逻辑，主要观点也基本合理。虽然学者们对这种整体社会史理论的基本内涵及特征，并没有明确的分析讨论，对于这种整体社会史学的影响的研究更是付诸阙如。最近出版的《二战后欧美史学的新发展》虽然专门讨论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国史学研究中的最新进展[39]，但是对于霍布斯鲍姆在社会史方面的实践研究与理论贡献却是不置一词，只是从政治史的角度，简略提及了霍布斯鲍姆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问题的史学观点，笼统论述了霍布斯鲍姆对于“结构—功能主义”历史解释方式的基本态度，然而文章涉及“阶级斗争”概念在霍布斯鲍姆的历史研究中所具有的重要性却不过寥寥数语，缺乏深入系统分析，无疑也是尝试文本意义建构与关涉史学思潮问题的缺失，也是史家著述与阐释实践的一种遗憾。
就香港和台湾地区史学界而言，台湾“国立中兴大学”历史系周樑楷可被视为比较系统地研究霍布斯鲍姆史学思想的专家代表，除此之外有创见的研究者尚未发现。周樑楷立足霍布斯鲍姆人生经历与学术生涯，按照时间的经纬，较为深入解读霍布斯鲍姆的主要著作，进而剖析其史学核心观点。按照他的分析思路，作为英国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霍布斯鲍姆学术成就划分为四个时期：1917～1948年；1948～1956年；1956～1979年；1979年至今。马克思主义既是霍布斯鲍姆参与政治活动的理论指导，又是他从事社会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他既关心当时社会问题又注重史学研究中的“价值导向”，表现出社会思想和史学思想的现实意识。[40]周樑楷关于霍布斯鲍姆史学思想研究的最大特点在于资料较为翔实，也提出了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如霍布斯鲍姆史学思想中的现实意识。但是类似学者的研究取向、问题意识和分析视角相对狭隘，过于侧重政治立场与学术思想的关系进行主题论证，因此其研究结论略显片面，当然这种研究路线的学术贡献确实不容忽视，启发了后学的研究思路。
固然，包括港澳台在内的国内现存研究成果及其学术成就值得肯定，它们为学界拓展相关的主题研究提供了宝贵借鉴，同时也暴露了两方面的不足：其一，成果主要集中于对霍布斯鲍姆以劳工运动研究为主要内容的新社会史开创性成就的一般关注，对他在史学理论上的深厚造诣则论述分析不足，对整体社会史学现象和研究模式多是感性的经验解释，而少作学术理性的学理分析。其二，研究多停留于史学著作及内容表象的评介层面，有避重就轻之嫌，缺乏认识论基础上的深层反思，因而也为后继者遗留了许多研究盲点和历史性空间。从研究成果的影响力看，总体上它们未能跳出传统实证研究的史学思维，没有超越凯伊关于霍布斯鲍姆史学成就的基本评价，遑论对霍布斯鲍姆史学思想进行较为系统的综合研究和深入的理论论述。
近年来，从JSTO（Journal Storage，往期刊论文数据库）、美国Gale出版集团Gale Scholar独家在线原始历史珍稀文献、世界著名ProQuest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和国际互联网上，可以查阅霍布斯鲍姆著作的相关学术书评或论点评述，或可资以分析借鉴霍布斯鲍姆史学思想。此外，在UMI公司统计的DAO人文类学位论文数据库中（比如1987～2019年）有着少许反映这个专题的最新成果，可以查阅到数十篇博士学位论文的作者在论证自身关注的主题过程中，引用霍布斯鲍姆某些论著的一些观点，特别是关于民族主义和社会反抗运动等领域的针对性论点，充分说明霍布斯鲍姆作为历史学家在西方史学界的确占有一席之地，然而国内外学术界对其史学思想的研究层次和思考深度有待拓展。
三 研究路径和理论方法
在中西学术界，关于思想史的研究和思想史写作的理论方法逐渐成为热门领域，相关讨论主题及学术成果不胜枚举。20世纪80年代以降，国内学界对于“思想史”的理论讨论和实践观照聚焦于“思想史”概念本身的内涵及其历史性生成问题。许多学者借用西方的学术话语和概念体系，反思“思想史研究”对象、方法和性质等重要问题，达成了一些观念认识，取得了实践成效。“思想史问题”的讨论涉及一些重要的理论方法及实践问题，此处不赘述。
从思想史的理论和方法角度说，学者们大多认识到，任何思想的产生与发展，与社会变革和环境变迁有着相当紧密的关系。关于社会思想与社会关系，可以有许多研究路径，如仔细思索，主要是以社会文化与社会发展变动为前提，从生活方式、大众文化、社会背景等思想渊源的诸要素分析出发，在理论上把某种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等诸多因素，借助历史思想语境形成和社会思想文化研究的视野，进行特定对象思想与社会关系的整体分析或统合研究。国内学者在纪念20世纪法国著名哲学家和文艺理论家德里达的文章中曾经写道：“哲人因思想而成为哲人，帕斯卡常说人的全部尊严在于思想，海德格尔也说，‘思想将如明星朗照在世界的天空’，了解一个人的思想的最好方式，无非是倾听他的言说，阅读他的著作，了解他的行为，按照德里达的思路，他本人也无法支配他的著作，他的著作并不是他的思想简单再现，他的著作中显示出来的意义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他的著作向具有不同思想的人敞开，德里达生造了许多术语，并常常使用隐喻式的表述方式，他的写作风格是始终一贯的，只要我们把握了他的一些关键术语和‘策略’，我们还是能够了解他的思路，读他的书也许是一件折磨人的工作，它考验你的恒心与毅力。但他的书并非不可接近。”[41]如果说对于哲学家思想的理解需要找到可靠的研究路径和接近方式，那么关于历史学家之史学思想的学术研究自不例外，甚至更为自然与必然。
确实学术界以往诸多经验研究，如关于历史学流派和历史学家的史学思想及问题研究，同样需要遵循这样的研究路径，秉承此类基本的研究宗旨。试图体现史学家思想的研究成果，不仅需要涉及史家学术历程和史著思想内涵，而且应容纳作品和史家不断被阐释的学术历史。否则，不触及史家及其著作被阐释的复杂情况和曲折历程，要么难以称得上真正好的史学思想史研究，要么就不是完整意义的史学思想史研究。从更为深层的逻辑着眼，还有学者认识到：“思想史本是人文遗产的精粹，但是人文遗产并不限于文本的观念，还有大量的非文本资源，没有得到充分使用，这在中国是一片尚未开发的沃土，所以用这一主题审视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将视角下移，到社会生活中去发掘新的资源，是思想史更上层楼的重要路向。”[42]中西学术界业已达成的共识就是，思想史或史学思想史的研究论题，应该避免传统思想史或观念史研究那种仅仅侧重于思想家的思想史写作范式的约束，提倡着重从思想家生活的纵向和社会变动的横向这两条线索展开，依靠文本资源和非文本资源，对思想史进行共时性和历时性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学界关于思想与社会关系的讨论，似乎成为思想史研究中的前沿问题，许多学者从理论和实践上，对选择的研究对象及其思想加以学术探讨和思想构建。从某种程度上说，作为一个相对自足的知识思想体系，关于霍布斯鲍姆史学研究及其史学观念这个主题，本著作理应基于笔者对霍布斯鲍姆史学著述的文本阅读和内涵理解。在研究过程中，笔者尽量不忽视或相对漠视其他史学家的思想方法、其他学科领域的学术资源及其相关的问题意识或学术思想认同，力求更为积极地关注国际史学或学术潮流的进展，特别是在方法论意义上，通过研究者理性思维与历史学家思想之间的对话和结构分析，透视或了解整个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活动能力、思想观念和生命意识。
思想史的内在诉求和演进路径其实蕴涵了思想史家追求的理想预设和学术情境，按照思想史研究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本著作的基本研究理路，意在基于掌握基本资料和准确理解原著，采取点面结合、史论照应和系统研究的方法，运用历史逻辑思维，围绕霍布斯鲍姆史学思想这个核心问题，实现对霍布斯鲍姆史学思想和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及其影响的有效研究，争取在前人基础上有所突破。本研究需要极力注意和谨慎避免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研究取向的理论预设与研究成果的先入为主。极力避免研究者先进行主观的预设，然后根据这个预设找材料进行论证。本研究，坚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尽可能地广泛搜集和掌握资料，将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霍布斯鲍姆的史学研究置于当代英国社会历史、当代英国史学发展演变和国际史学整体演进环境中进行阐释与研究；同时，充分汲取新史学、社会思想史学的理论与方法，沿着思想史研究的路径和发展状态，仔细弄清材料所含历史信息及真实意义。辨析材料真伪的目的是使对霍布斯鲍姆史学研究的分析，基本符合思想史研究的内在逻辑，切合史学认识主体及史学研究客体的自身特点。
第二，坚持历史学本位的研究立场，汲取其他社会科学的思想资源，运用跨学科的理论方法，力求做到材料的选择取舍、史料的判别运用、史学的价值判断与追求历史的真实解释、历史本质规律之间的有机协调。学术研究强调披沙拣金，拨开云雾见青天，实质是学术界与历史学界主张的实证要求与创新准则。本著作虽然不能说完全达到了创新研究的客观效果，但是创新研究的主观努力是研究者实现学术追求的必然要求。
第三，整体性研究与个体性研究相结合，力求避免以点带面和以偏概全。本研究试图较好地控制与处理抽象和具象、主观和客观、现实和历史三个方面的关系，既力图排除空发宏观议论、空洞论说，又力图避免拘泥于细微的事件分析，而不顾及整体大局的理论困境。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本研究要依靠霍布斯鲍姆的历史著述和其他相关材料，以历史学家与社会生活条件、学术流派与社会发展环境为互动分析框架和学术反思依据，根据主题材料的多寡，或者评论霍布斯鲍姆在史学理论上的深邃见解和历史理论上的思想建树，或者阐发其在社会历史问题上的卓识洞见，努力实现整体分析和个体考察的综合研究。
本研究尝试一种研究史学流派或组织机构的新方法，对学派中的典型史学家进行研究，尽可能地将特定史家与学派内部及外部其他史学家的学术观念、史学叙事方式和史学成果进行比较分析，从而剖析学派性质和史学群体的学术立场，阐述历史学家的史学成就、思想意义和人格魅力。在通常意义上，从事历史研究或进行历史认识活动，是任何历史学家和特定史学流派积极主动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并改造现实世界的重要方式。同样，任何一种历史参与活动都是作为历史认识主体的历史学家自我塑造或史学流派建构其史学思想的重要史学实践环节，具体历史著述成果和特定史学研究方式则构成相关历史认识主体史学思想的外在表现形态和内在观念载体。因此，关于史学思想的研究也就成为进行历史学研究的重要手段和历史学家成长的必要途径。那么对于后世的史学认识主体即史学研究者来说，这种综合复杂的史学认知方式也是学术界广为接受的思想史方式。当然如前文所论，真正做到这点确实很难，需要全面掌握和深刻剖析霍布斯鲍姆史学思想中包含着的历史著述体例与范围、史学价值观念与意义、史学研究范式与演化等种种学术元素构成的真实图景，构建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中核心人物的思想史轨迹，远非本研究所能达成。但是，完成关于霍布斯鲍姆的史学思想研究，有赖于更丰富具体的思想史资料，还需要做大量更为细致微观的研究工作。不可否认，按照“思想史”研究路径与方法论要求，相对于史学思想研究要求以丰富细致的个案探讨与整体分析而言，从充分展示研究对象的内部和外部思想资源的角度看，本研究与这样的“思想史”学术理想目标还有相当长的距离。文中存在的大量缺失与不足之处，唯有通过将来的思考与积累来弥补。
四 核心材料和研究目标
任何需要通过努力接近研究对象本质和思想史内涵的史学课题及研究实践，可能受到与此研究相关的众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其中最大限度地获取相关材料，尽力发掘研究者的文本解释能力，保证科学正确的研究目标及价值取向，无疑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学术环节和重要的保证因素。
第一，基于史家自述性质的学术访谈和自传体著述，是体现历史学家关于历史研究方法、学术精神和学术思想的重要文本或直接载体。比如，颇能体现其史学思想的学术访谈。[43]目前能够看到的这方面著述主要有三个代表性文本，一是《霍布斯鲍姆：新千年访谈录》[44]，二是《趣味横生的时光：我的20世纪人生》[45]，三是2019年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由英国当代史学家理查德·埃文斯撰写、篇幅达八百页的《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历史中的人生》[46]。通过对这些材料的分析，我们可以厘定和辨清著作者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社会系统、学术资源的基本状况和社会历史的原始信息，从而能够了解历史学家成长的学术环境和学术渊源的大致脉络。因而，关于研究对象的自传体回忆、自传性记录或自述性材料，是分析历史学家史学思想不可或缺的文献媒介和弥足珍贵的基本资料。
第二，史学史研究是史学思想研究的重要形式，而通过历史学家的重要著作文本，侧重研究其史学思想内涵和发展脉络则是一条重要途径，那么对历史学家的主体原著和论文成果构成的著作学术史进行深入分析就成为必要的史学实践及反思方式。原始著作和学术论文具有独立的外在形式与内在思想。国外著名的思想史或观念史学家阿瑟·Q.洛夫乔伊认为，“就所有的非历史的相关性和重要性的标准来说，也相对于它与总体史（Total history）的其他部分的绝大多数的不可分割的联系而言，著作史的独立（它并不意味着不重要）从一开始（Ab initio）就被假定了。”因为，“作为一种快乐的源泉以及内在经验的扩大和深化的手段，著作有着一种价值；作为‘生活批判’，它有着另一种价值（为了评价它，一种关于它的历史的知识是必要的手段之一）；它有着第三种价值，作为文献的一种不可或缺的载体，这些文献是关于人的研究的，是他以诸多观念处理了的，而各种不同的观念对他是有效的且生效了。”[47]通过仔细分析可以知道，这里指出了著作或原著在思想研究中的三种重要价值，这需要研究者结合研究客体去仔细探询并发现其中的核心价值。霍布斯鲍姆的大量著作、学术论文及其研究价值亦可由是观之加以讨论（这些论著不胜枚举），比如《论历史》的史学价值就非常重要。[48]因此，在缺乏大量更多的背景材料和个人传记资料的前提下，关于霍布斯鲍姆史学思想的研究论著依然是值得依赖的研究基础和思想资源。
第三，霍布斯鲍姆的史学研究领域非常广泛，研究视野更是异常宏阔，然而，其研究内容归根到底可以集中到某个领域或统属于区域整体史，即以英国社会历史文化母体为基点，对涉及民族国家历史、区域社会历史和整体世界历史中的主题问题进行历史解释和史学阐释。这种史学研究取向既要以现代主义史学观念和史学思想价值标准去看待历史，又要积极努力地去理解所涉及的历史问题的整体背景和历史渊源。归根到底，就是关于社会历史现象的具体分析和世界历史发展的整体考察，最终实质就是关于人类文明历史演进的分析和人类未来命运走向的思考。在这点上，霍布斯鲍姆试图批判和主动反思，像文化形态学派学者汤因比那样脱离斯宾格勒式的悲观主义之后，却始终摆脱不了甚至自然走向基于西方中心主义的乐观主义文明史观态度。在对待历史的宏大叙事问题上，霍布斯鲍姆主张运用对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和现代文明社会状态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态度，表现出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基于进步主义和全球主义双重视域的忧虑意识。仔细考察可以发现，霍布斯鲍姆的史学著作显示出其学识的渊博，精辟的理论见解，独特的思维方式，严谨的治学精神，蕴涵了丰富的史学思想和学科解释类型。他从文化学、政治学、哲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多学科多角度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和文明历史进程的客观性描述和主体化分析，无疑表现出国际学者的宏大气派和著名历史学家的深远影响。
霍布斯鲍姆在史学研究领域中的学术成就是巨大的，其研究成果的社会效应是深远的，他的史学思想所达到的深度令世人注目，在某些方面对中国史学界的冲击力和影响力也是明显的。霍布斯鲍姆乃至整个英国马克思主义学派史学家之史学研究及其史学思想，为中国史学界无疑带来了某些新的视角、新的方法、新的观点，也引发了历史哲学性思考。值得指出的是，也许与那些仅仅注重思想体系的纯粹哲学家或思想家不同，霍布斯鲍姆同时更为注重表现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单元事件或关于具体问题的思想观念，正是通过他历尽艰辛的多维视角变换、丰富多元的史学研究对象和灵活多样的史学研究途径来承担与实现其目标。因此，在复杂丰富的史学思想语境的分析前提下，尤其应该注意研究这种具体的史学特质和潜意识的思想观念及思想情境。
五 问题思路和研究意义
中西史学交流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基本纽带和世界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任何国家的史学文化发展，都要和其他国家、民族史学文化进行相互交流与影响、补充与渗透，不断借鉴吸纳、融合、参照外来资源。这种史学文化交流对于民族精神和社会历史的进步乃至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等诸如此类与史学发展相关问题的演变，起着巨大的引擎作用。从这样的角度理解，本研究恐怕难以承担如此宏大的学术宗旨，但是从基本的研究任务看，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非常清楚本著作将存在的问题困惑，因为它要求以中英马克思主义史学客体、史学认识主体之间的相互理解和相互合作为重要基础，而真正要做到这点是有相当难度的，需要借助个体史学工作者和史学知识群体的共同努力与长期实践，方可逐步实现。然而，这并不能够成为降低本著作的预期目标，否定本研究的学术价值及现实意义的理由。
诚然，国内外学术界对于霍布斯鲍姆史学思想的关注，从某种程度上，既说明霍布斯鲍姆作为史学家在国际史学中日益受到同行及后世的重视，又证明将其思想作为重要选题进行研究的可行性、开拓性和艰巨性。或许，囿于笔者生活场域的文化背景和赖以分析主题的资料可靠性及丰富性，也囿于中国史学研究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了解不深或固有成见，笔者对于西方史学名家名著的理解、研究与解读，至少需要面对两个挑战：一是对其所研究的问题相当熟悉，二是具有相当强的中外语言能力和分析能力。否则，这样的史学流派和史学思想研究，恐怕会陷入率尔操觚的两难境地。有鉴于此，必须承认，受主客观因素局限，本研究的文字表述似乎有隔靴搔痒的嫌疑，或者难免让人产生疑虑。然而如换个角度观察，这正是本著作研究的预期价值所在，只要对诸如霍布斯鲍姆史学思想的学理思辨、中外史学比较视野进行积极拓展，甚至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中国史学影响问题谨慎探讨，都将具有一定意义。
中西史学发展史表明，任何历史学家或史学流派的史学著述，都蕴涵着以丰富的历史哲学观或深刻的社会历史观为基础的史学观念，研究者唯有仔细考察与缜密研究，才能够发现其中寄寓着的浓厚史学理论与深刻的历史思想。从理论上说，任何历史学家的典型代表著作都能突显其特定的学术思想和学术风格，包括特定的史学观念或史学理论模式，也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折射史学家对社会历史问题研究的深度与广度，还必然体现史学家的人格魅力，更能够反映他对生命意识的关照意愿以及对社会现实的关怀程度。
关于史学流派的研究，重点在于分析核心史学家的史学观点及其价值等相关问题，因此关于霍布斯鲍姆的史学研究，关键是对其史学思想进行深入探讨。本研究把“史学思想”作为一个史学理论术语，它蕴涵了史学思想内在特质与史学实践外在形式的双重意义。广义的史学思想既包括历史认识主体或历史研究者（一般指具有解释历史并彰显历史客体与创造历史学独特价值的能力的历史学家）对已经发生的人类活动及其产物（历史客观实在）的认识，即关于历史发展进程的认识，也包括这些从事历史认识活动的现实的人对过去人类活动及其历史产物的系统叙述和系统解释的再认识问题；狭义的史学思想仅仅指从事历史认识活动的历史学家对历史学自身有关认识论问题的系统考察及其观念反映，即史学理论上的反思问题。显然，狭义的史学思想构成了广义上史学思想的核心内容。然而，本研究试图从宽泛意义上理解“史学思想”。在研究霍布斯鲍姆的史学思想与史学实践时，强调研究者既应涉及这位历史学家对历史发展进程的认识，涉及他对过去历史现象的个体分析与人类社会历史的整体阐释，即他的历史观或历史理论，也应涉及他对历史学自身一些问题的认识与反思，即对历史研究过程中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的概括，也就是狭义的史学理论。[49]在特定学术语境与史学概念前提下，笔者选择霍布斯鲍姆史学思想作为主题和考察中心，观照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及其在中国的影响问题，其研究目标和学术意义也就得以凸显。
总结学术史的发展历程，在西方史学史上，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是从传统史学到新史学转变过程中影响深远的一种史学流派。当19世纪传统史学日益暴露其积重难返的流弊时，如同其他西方新史学那样，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代表人物运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方法，阐释历史对象，书写历史，注重史学反思，并不时地（通过其著作文本）表达人文科学和历史科学的现实关怀，在英国当代史学群像中无疑呈现了特有的史学价值。而且其可贵之处在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以其学识卓著的学术成果、极具洞察力的政治见解和丰富多彩的历史理论与史学实践经验群体性地突显于国际学术界。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成员众多，他们每个人都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各有学术专长和突出研究领域）。国内外史学界的一些学者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作了初步的考察，认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进步与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霍布斯鲍姆以英国新社会史学派的主要开创者身份及其显著的史学成就，近年来日渐引起国内外史学研究者的兴趣。霍布斯鲍姆研究成果丰硕和多样，其研究领域异常广阔，特别擅长对劳工史、农民问题和世界历史的整体研究。他对英国乃至“二战”后世界史的历史现象，尤其对19世纪英国及近代资本主义世界和20世纪世界历史进行了独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解释。仔细钻研其著作，可发现其中蕴涵着丰富的史学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成就，史学思想与哲理寓意深刻而富有智慧。
在国际史学纵横交错的学术背景中，尤其是西方新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双重背景前提下，对霍布斯鲍姆的史学思想进行仔细分析和典型考察，对其史学思想的层层剥离，本来就是解剖麻雀的过程，同时又是从特殊性至普遍性的群体史学解析过程。换言之，关于霍布斯鲍姆史学研究的考察，需要涉及马克思主义史学和中西方史学的重要问题，必须关涉中外史学的过去与现在有关理论命题的史学反思。论题研究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的尝试过程，具有相应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从大处切入或宏观层面着眼，即站在历史学学科发展的高度上看，本著作的研究有其必要性。以霍布斯鲍姆史学思想为分析个案，同时考察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群像及其贡献，不是为曲意迎合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与研究的需要，而是追寻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轨迹，回应中西历史学发展潮流与学术文化交流的实际需要。当然，本著作仅是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新领域的实践尝试，对霍布斯鲍姆史学思想与史学成就的梳理，对其史学著作及思想内涵做一番历时性和共时性思考，或许有助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方法和经验得失的系统反省，从而可能从某些层面推进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
从小处着眼或微观视域出发，即从霍布斯鲍姆史学研究的具体个案看，本著作也有其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我们的研究必然要集中概括地评述霍布斯鲍姆史学研究的某些重要方面，鉴别其历史解释的马克思主义方式，明晰其相关理论结构与假设框架，并审视其史学价值的重要表现。如此看来，对霍布斯鲍姆史学思想的分析与探讨，似可深化学术界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了解与研究，还有助于人们在史学文化的多维视野中，了解与评述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卓越成就和学术贡献。如果能够以自己绵薄之力，通过对霍布斯鲍姆这样具有鲜明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思想的思考与研究，透视当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状况，为中国史学研究提供某种借鉴，这正是本著作的写作宗旨。果真如此，这对于促进与提高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认识和史学研究素养，或许有所裨益。当然，要完全准确和全面解读霍布斯鲍姆史学研究的方方面面，需要更加宽阔的学术视野，更加完善的学科理论支持，更加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三者缺一不可。如此说来，该课题研究肯定存在许多不足，笔者希望通过不断磨炼，在学术上取得较大进步，为史学研究做贡献。
就基本思路而言，本研究在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下，从思想史和史学史的双重角度，由系统考察与剖析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社会背景和学术渊源切入，采用历史学的传统经验与实证方法，借助理论分析思路与其他社会科学理论资源，聚焦兼具当代西方新社会史学家和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双重身份的国际史家——霍布斯鲍姆的史学思想进行较为深入的个案探讨，尝试从多个不同的层面来研读其史学原典，管窥霍布斯鲍姆史学研究的结构性学术特征和独特性学术面貌。本著作试图梳理与深入挖掘其史学思想的主要内涵，指出其学术实践的多样性和研究取向的多元化，反映以个体史家为典型实例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实践对国际史学发展所具有的贡献。在力图厘清和展现其史学思想的整体脉络与核心内容的同时，呈现其史学研究所隐含着的书写法则和史义例规，旨在折射出这位国际史学大师的学术理念和治史心路。
本著作尝试证明的一个学术事实和史学范例就是，无论是在史学研究领域，还是在史学研究思路方面，霍布斯鲍姆都是抱着马克思主义的求真和开放态度，把史学研究当作一个永无止境的探索过程，由此史学思想也得到了不断丰富和极大充实。因此，本研究力图把霍布斯鲍姆对历史理论的反思、史学理论的探索和史学研究实践，置于他所处的社会时代环境和西方史学大背景中加以考察。基于上述思路，本书首先讨论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形成与发展的国内外条件，以此促进对霍布斯鲍姆的学术背景和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渊源问题的认识，从而展开对后续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和史学阐释。概言之，笔者的写作题旨和研究动机，主要是紧扣霍布斯鲍姆史学研究的重要史观、史学方法和思想结构进行分析，阐述霍布斯鲍姆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思想特质及表现形态，突显其对国际史学的现代化进程，特别是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影响。
[1] See，Harvey J. Kaye，The British Marxist Historians：An Introductory Analysis，Cambridge：Polity Press，1984.
[2] 〔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第41页。
[3] Norman F. Cantor，The American Century：Varieties of Culture in Modern Times，New York：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1997，pp.292-294.
[4] Georg G. Iggers & Harold T. Parker，“Introduction：The Transformation of Historical Studie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in Georg G. Iggers & Harold T. Parker，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Historical Studies：Contemporary Research and Theory，Greenwood Press，Inc. 1979，pp.201-202.
[5] 参见王尔勃《雷蒙德·威廉斯及其晚期代表作〈马克思主义与文学〉》，载刘纲纪主编《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第4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第308页。
[6] James Dunkerley，“Victor Kiernan （1913-2009）”，History Workshop Journal，Oxford University Press，Issue 69，Spring 2010，pp.297-300.
[7] 参见赵世玲《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现状——访加拿大学者布赖恩·帕尔默教授》，载陈启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思想的困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第325～326页。
[8] 佩里·安德森既是当代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也是西方学术界具有重大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家、新左派理论家和政论家，现任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与社会学教授，英国《新左派评论》期刊负责人，重要代表作有，Perry Anderson，“Socialism and Pseudo-Empiricism”，New Left Review，35，1966；Perry Anderson，“Darkness Falls”，Guardian Weekly，20 November，1994；Perry Anderson，Passages from Antiquity to Feudalism，London：New Left Books，1974；Perry Anderson，Lineages of the Absolute State，London：New Left Books，1974；Perry Anderson，Considerations on Western Marxism，London：New Left Books，1976；Perry Anderson，Considerations on Western Marxism，London：Verso，1979；Perry Anderson，Arguments Within English Marxism，London：Verso，1980.
[9] 关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的内部嬗变与代际转换，参见梁民愫《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史学源流：史家思潮、代际传承及历史进程》，《史学理论研究》2018年第1期，第22页。
[10] See，H.B.Parkes，“Marxist History of England”，Nation，1/28/1939，Vol.148，Issue 5，p.125.
[11] A.L.Morton，A People’s History of England，London：Lawrence & Wishart Ltd.，1979. 〔英〕阿·莱·莫尔顿：《人民的英国史》，谢琏造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1976。
[12] See，E.J. Hobsbawm，The Jazz Scene，London：Orion Publishing Co.，1989；E. J. Hobsbawm，The Jazz Scene，New York：Pantheon，1999.
[13] See，E. P. Thompson，Whigs and Hunters：The Origin of the Black Act，Londres：Allen Lane，1977；E. P. Thompson ed.，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78；E. P.Thompson，Customs in Common：Studies in Traditional Popular Culture，London：Merlin Press 1991. 参见〔英〕E.P.汤普森《共有的习惯：18世纪英国的平民文化》，沈汉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2020。
[14] 参见赵世玲《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现状——访加拿大学者布赖恩·帕尔默教授》，载陈启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思想的困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第326～327页。
[15] Harvey J. Kaye，The British Marxist Historians：An Introductory Analysis，p.221.
[16] 〔英〕大卫·伦顿：《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及其反思》，《国外理论动态》2006年第7期，第52页。
[17] See，Jon S. Cohen，“The Achievements of Economic History：The Marxist School”，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Vol. 38，No.1，The Task of Economic History （March，1978），pp.29-57.
[18] See，Raphael Samuel，“British Marxist Historians，1880-1980：Part One”，New Left Review，No.120 （3-4，1980）.
[19] 参见梁民愫《中国史学界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回顾与前瞻》，《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4期。
[20] See，Raphael Samuel & Gareth Stedman Jones.eds.，Culture，Ideology and Politics：Essays for Eric Hobsbawm，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1982；Pat Thane et al.eds.，The Power of the Past：Essays for Eric Hobsbaw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
[21] 参见〔美〕格奥尔格·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赵世玲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第183～193页。
[22] 参见〔法〕米夏埃尔·勒维《从斯温队长到潘乔·比利亚——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史学著作中的农民反抗》，《第欧根尼》（中文版）2001年第2期。该文亦载陆象淦主编《新大陆VS.旧大陆》（当代人文译丛，第I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第395～406页；《第欧根尼》中文精选版编辑委员会编选《对历史的理解》，商务印书馆，2007，第192～1204页。
[23] 参见〔英〕彼得·伯克《历史学与社会理论》，姚朋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第107页。
[24] 参见〔英〕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叶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25] 姜芃：《试析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现状和历史命运》，《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3期；姜芃：《中国社会史的发展与英国新社会史的若干比较与思考》，《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1期；徐浩：《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演进》，《学习与探索》1994年第6期；徐浩：《弘扬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辨析》，《学习与探索》1993年第6期；徐浩：《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史学的变迁》，《学习与探索》1991年第2期；程汉大：《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要理论特征》，《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涂志勇：《英国新社会史学派概述》，《社会科学》1986年第10期；张宗华：《当代西方史学研究的新领域——新社会史学》，《甘肃理论学刊》1999年第1期；雷金瑞：《当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初探》，《兰州学刊》2001年第5期，等等。
[26] 易克信：《霍布斯鲍姆论唯物史观》，《国外社会科学》1994年第7期；姜芃：《霍布斯鲍姆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山东社会科学》1991年第1期，等等。
[27] 吴汉全：《论霍布斯鲍姆的史学思想》，《史学史研究》2006年第3期。
[28] 参见姜芃《20世纪的世界体系——读霍布斯鲍姆的〈极端的年代〉》（上、下），《历史教学问题》2003年第3期、第4期。
[29] 参见姜芃《霍布斯鲍姆的世界体系思想》，载于沛、周荣耀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学术论文集1964～2004》（史学理论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第235～257页。
[30] “视域交融”是伽达默尔有关哲学诠释学的基本概念体系和理论原则。按此，前理解或前见是历史赋予理解者或解释者的创造性积极因素，它为理解者或解释者提供了特殊“视域”。视域即可视区域，它包括从某个立足点出发所能看到的一切。谁不能够置身于这种历史性的视域中，谁就不能够真正理解流传物的意义。按照这种看法，理解者和解释者的任务就是扩大自己的视域，使它与其他视域相交融。它既是历时性，又是共时性的，在视域交融中，历史和现在、客体和主体、自我和他者构成了一个无限统一整体。这样，理解的循环就并非一种方法论循环，而是理解的一个本体论结构要素动态发展过程。真正的理解是我们同过去的和传统的文本进行交流和对话，从而构成一个更大的视界或视域交融。参见〔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2004。
[31] 参见王立端《从〈资本的年代〉看霍布斯鲍姆的总体史思想》，《塔里本农垦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32] 樊建增：《近年来中国大陆霍布斯鲍姆史学思想研究回顾与展望》，《中共银川市委党校学报》2016年第1期。
[33] 譬如有关专题论文成果，举其要者有乔瑞金、曹伟伟著《霍布斯鲍姆的哲学遗产》，《理论视野》2012年第12期；曹伟伟：《试论霍布斯鲍姆历史主义的整体性思维方式》，《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郭光宇：《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社会历史思想的系统分析》，《系统科学学报》2020年第1期；乔瑞金、曹伟伟：《霍布斯鲍姆眼中的社会主义：一种基于唯物史观的释读》，《学习与探索》2013年第11期；薄海、文吉昌：《艾瑞克·霍布斯鲍姆与历史唯物主义》，《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王慧焦、佩锋：《霍布斯鲍姆史学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底色》，《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20年第2期；张亮：《艾瑞克·霍布斯鲍姆与工人阶级：范式、理论及其当代评价》，《理论探讨》2017年第3期；刘耀辉：《霍布斯鲍姆的劳工史研究探析》，《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7期；乔瑞金、曹伟伟：《霍布斯鲍姆的民族国家思想》，《哲学研究》2013年第5期；颜英：《现代性悖论与全球史观——论霍布斯鲍姆的民族主义研究的特点与价值》，《理论与现代化》2012年第5期；张春颖、张卫红：《霍布斯鲍姆论当前世界趋势》，《国外理论动态》2012年第4期；王文：《论霍布斯鲍姆对中国的看法》，《国外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等等。近年来出现了多篇以霍布斯鲍姆史学著作及史学观念为分析对象的硕士学位论文，参见贾美艳《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思想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秦保阳：《霍布斯鲍姆的马克思主义观研究》，云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陈皓：《文化史视域下的霍布斯鲍姆史学研究》，江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乔姗姗：《霍布斯鲍姆的民主思想研究》，河南工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邓秀霞：《从“民族”到“超民族”——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的民族观研究》，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硕士学位论文，2019；江林謄：《霍布斯鲍姆“自下而上”历史观探析》，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王健沣：《论霍布斯鲍姆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以〈资本的年代〉为例》，黑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万金昌：《底层史学与劳工研究——以霍布斯鲍姆为中心的考察》，重庆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梁音子：《霍布斯鲍姆的技术价值论思想研究》，山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王桂青：《霍布斯鲍姆的社会批判思想及其启迪》，山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等等。此外，报纸也刊登了不少相关论文，参见张哲等《霍布斯鲍姆：一生奉献给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10月8日；张哲：《如何解读“过去”是关键问题》，《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5月12日；刘耀辉等：《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理论贡献》，《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9月26日；徐国琦：《霍布斯鲍姆的时代及其宿命》，《中华读书报》2013年1月23日；张哲编译：《霍布斯鲍姆遗作〈断裂的年代〉问世》，《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4月15日；雷颐：《20世纪“极端年代”的反思》，《华夏时报》2013年4月22日；乔瑞金：《“善”的求索：霍布斯鲍姆的史学记录》，《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4月24日；黎文：《霍布斯鲍姆遗作出版》，《文汇报》2013年4月1日；乔兆红：《霍布斯鲍姆论述下的工业与帝国》，《文汇报》2017年8月25日；乔兆红：《英国现代化是“自由放任”典范吗》《解放日报》2017年7月18日，等等。
[34] 参见霍布斯鲍姆《民主不加选择可能有害》，《社会科学报》2003年6月5日，第7版；霍布斯鲍姆：《民主扩张这种极端危险的想法》，《世纪经济报道》2004年11月8日；霍布斯鲍姆：《“马克思至今仍然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人物”——霍布斯鲍姆访谈录》，《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5年第1期；霍布斯鲍姆：《没有权利的权力——霍布斯鲍姆谈美国的“人权帝国主义”和欧美关系》，《国外理论动态》2003年第11期；霍布斯鲍姆：《认同政治与左翼》，《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9年第2期；霍布斯鲍姆：《工人运动的世纪》，《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2年第6期；霍布斯鲍姆：《从历史看社会主义的未来》，《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8年第2期；霍布斯鲍姆：《摆脱困境——社会主义仍然富有生命力》，《国外社会科学文摘》1992年第1期；霍布斯鲍姆：《国家与全球化》，《国外社会科学文摘》1999年第8期；霍布斯鲍姆：《当今的意识形态危机》，《国外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等等。
[35] 参见张广智《史学之魂：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乔瑞金等：《英国的新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13，第81～132页。
[36] 钱乘旦、许洁明：《英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第373～374页。
[37] See，E.J.Hobsbawm，Industry and Empire：From 1750 to the Present Day，Penguin Books，London：Weidenfeld & Nicolson，1969. pp.146-147.
[38] 张广智主编《西方史学史（第4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张广智、张广勇：《现代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徐浩、侯建新：《当代西方史学流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杨豫：《西方史学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陆象淦：《现代历史科学》，重庆出版社，1991；庞卓恒主编《西方新史学述评》，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陈启能主编《八十年代的西方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何兆武、陈启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陈启能等：《马克思主义史学新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鲍绍霖编《西方史学的东方回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杨豫等：《历史学的思想和方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等等。
[39] 陈启能主编《二战后欧美史学的新发展》，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第409页。
[40] 参见周樑楷《史学思想与现实意识的辩证：近代英国左派史家的研究》，台北合志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第154～207页。
[41] 汪堂家：《德里达去世引起关注：思想之魂不死》，《文汇读书周报》2004年10月15日。
[42] 刘志琴：《思想与社会：从生活领域拓展中国思想史的新资源》，《江海学刊》2003年第2期，第148页。
[43] 参见刘为《历史学家是有用的——访英国著名史学家E.J.霍布斯鲍姆》，《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4期。See，Marho，“Interviews with Eric Hobsbawm”，in Henry Abelove，et al. eds.，Visions of History：Interviews with Radical Historians，New York：Pantheon Books，1983。
[44] 参见〔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意〕安东尼奥·波立陶《霍布斯鲍姆：新千年访谈录》，殷雄等译，新华出版社，2000。
[45] See，E.J.Hobsbawm，Interesting Times：A Twentieth-Century Life，New York：Pantheon Book，2002.〔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趣味横生的时光：我的20世纪人生》，周全译，中信出版社，2010。
[46] See，Richard J. Evans，Eric Hobsbawm：A Life in Histor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9. 理查德·埃文斯现为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FBA）、皇家文学学会成员、皇家历史学会成员、威尔士学会成员，曾任剑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院长、剑桥大学钦定历史学讲席教授，现任伦敦格雷沙姆学院院长，由于在历史与史学领域的突出贡献而获得爵士封号。
[47] 〔美〕阿瑟·Q.洛夫乔伊：《反思观念史》，载丁耘、陈新主编《思想史研究（第I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第30页。
[48] E.J.Hobsbawm，On History，New York：The New Press，1997. 这是霍布斯鲍姆的论文集，主要讨论和反思历史或历史学科一些诸如过去、现在和将来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与社会科学的关系问题。该书包括霍布斯鲍姆在近30年间创作的21篇学术论文，其中许多文章最初以演讲形式公开过，只有6篇以前不曾发表。主要是演讲词或者会议主题报告和论文集的投稿，或者是给书评和那些讨论特定学术主题场所的投稿，还有出于纪念文集、庆祝典礼或感谢应酬的需要提供给一些研究机构的应时应景之作。这本书所提出和所分析的关键性问题对于理解我们所居于其中的现实世界无疑也具有重要意义。目前这本书有两个中文译本，也较集中地反映了霍布斯鲍姆的史学思想及学术立场。〔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马俊亚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论历史》，黄煜文译，中信出版社，2015。
[49] 关于史学史、西方史学流变及史学思想等问题的界定和理解，参见张广智主编《西方史学史（第4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导论第1～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