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社会演化与观念赓续：进步历史观念的意义

一 西方进步历史观念的嬗变及启示

论及霍布斯鲍姆进步史观的语境前提，需要涉及西方进步历史观念的嬗变历程。在西方传统学术语境中，进步历史观念是在特定社会时期人们关于人类社会总体演变、阶段性发展和社会历史进程向前递进的方向与趋势的一种核心思想观念或社会历史观念。从人类社会的基本历程看，进步历史观念的滥觞可以追溯到18世纪启蒙运动，特别是自法国大革命以来，社会思潮中涌现的一种西欧理性主义社会发展与思想变动中的普遍性进步观念。法国史学家基佐的著述就试图表明，18世纪的文明首先就意味着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精神的进步。[16]从这个层面和思想根源上说，进步史观在严格意义上是近代早期人类社会及其思想演化的产物，然而，它的源头可追溯到古希腊罗马古典时代普遍孕育的进步观念和思想意识。

当代西方史学家罗伯特·尼斯贝特在论及古典时代的进步观念及其历史航程时，就详细考察了赫西俄德、埃斯库罗斯、普罗塔哥拉、修昔底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卢克莱修等思想家的相关著作，探讨了其中各种思想片段和观念系谱。[17]但是不管这些哲学思想大家在其他方面的成就多么巨大，他们事实上并没有形成完整严密的进步思想体系，也不具备系统的历史进步观念，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历史思想仍然是历史循环论。进步观念在当时虽然并非主导的历史观念，却依然成为近代以来进步历史观念的重要思想渊源。

中世纪后期，信奉基督教神学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试图用上帝神谕方式阐述的历史进步及社会理论，实际上是一种带有明显“上帝意志”的神学进步史观。然而，这种社会历史观念却不足以推动社会历史发展，因为那是神性的嬗递而不是人性的进步，历史进步的原动力来自上帝的意旨，这种反世俗的历史进步理论非但不利于人们思想观念的解放，反而成为人类思想进步的桎梏。

西方社会历史的发展在经历漫长的中世纪基督教神学观念的黑暗统治，在西方社会思想遭受相应的上帝循环史观的长期钳制之后，随着15、16和17世纪社会形态与历史结构的全面转型，近代意义上的历史进步观念赖以形成的社会文化土壤与精神生活氛围才逐步完善和确立，严格意义上的系统进步史观得以产生，人们的社会历史观念和时代精神风貌也随之变化。比如，在思想文化领域里，这是一个由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文化向近代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文化逐渐过渡的阶段。其间，人们的思想观念流露出从挣脱基督教神学桎梏到追求自由的历史进步的轨迹。在自然科学上，为近代进步观念的形成与奠立做出积极贡献的是哥白尼和其《天体运行论》思想的追随者开普勒、伽利略以及弗朗西斯·培根与笛卡尔，他们思想观念的共同特点就是崇尚科学与进步，由此初步显示了人们以知识理性的力量取代一直统治着社会思想的王权和神权的决心和魄力。在社会科学领域里，康帕内拉及其代表作《太阳城》和托马斯·莫尔及其著作《乌托邦》初步表现出来的空想社会主义进步思想，无不坚实地构筑了蕴涵西方进步史观的思想体系及其理论基础。作为一种关于社会历史演变的发展趋势与思维取向的重要观念，进步史观在16和17世纪并没有融入西方社会历史的深层结构。这个时期还没有哪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公开主张用一种较为完整和更为严密的进步史观，系统解释社会历史，但进步史观却依然不断镶嵌于社会群体与普遍心理的灵魂深处。

在17世纪的西方社会思想和历史思想中，存在着多种社会历史观念，比如基督教神学史观和循环进步史观等各种观念，社会思潮与思想变化显得较为混乱，甚至鱼龙混杂。在总体上，以基督教正统神学史观最后的主要堡垒和捍卫者的姿态出现，法国牟城主教鲍修哀（JacquesBenigne Bossuet，1627-1704）于1681年出版的《通史论》及其主要观点却是一个重要标志，虽然它旨在复活许多世纪以来被人遗忘或忽视了的奥古斯丁主张的天国与世俗二元论的历史哲学观，鲍修哀自己也被视为西方宗教神学史家的最后象征。[18]然而此后的神学史观在西方开始全面衰落，近代进步史观影响越来越大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个时期，许多历史学家已然运用进步史观指导世界历史的宏观分析和具体阐释。

历史已经证明，18世纪的理性主义日益作为一股社会思潮弥漫于整个西方社会，在社会历史观上，理性主义进步史观也赫然占据着支配地位。这种进步观念在实践中已经成功导向社会激进分子和革命大众进行伟大的社会改造和社会革命运动，如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由此，理性主义进步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为西方更为广大的知识分子和思想家所认同。18世纪是西方自然科学快速发展和历史哲学崛起的关键时期，也是历史学逐步职业化的时期，同时也是历史进步史观走向成熟的重要时期。而那些特定社会时期的一切重要变化都与思想家伏尔泰、维柯、杜尔哥、孔多塞、狄德罗、亚当·斯密、赫尔德和康德等人历史进步观念的交互嬗递与思想变化存在着密切相关。[19]因此有些学者指出，如果18世纪前的进步理念只是一种关于各个时代断断续续的、验证式的进步观念，它虽然触及历史发展的动力和方向等本质问题，但无力充分展示出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东西，那么18世纪初以来，启蒙思想家及其理性主义思想的实践者不仅坚定了历史进步的信念，而且已经把过去、现在和将来连贯起来加以考虑，使历史进步理论逐渐成为一种完整的和严密的历史发展解释模式，对以后西方史学和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20]例如，“启蒙时代的历史学家认为历史应是一门综合性学科，人类历史的各个层面，如政治、科学、生产技术、农工商业、民情风俗、文化艺术、饮食起居、人口增长等等，都是史学研究的对象。他们将历史看作是一个不断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连续发展的过程，从而确立了历史的进化观。”[21]在更大程度上，进步史观也便成为世界历史编纂的主导观念。

19世纪进步观念的演变经历了三个阶段并呈现相应三个层面的内涵变化。第一，历史哲学思辨阶段，表现在西方一些著名哲学家，上承康德，从费希特开始，经过谢林，到黑格尔那里，这些思想家试图从人类历史演变的必然逻辑角度，深入思辨或反思进步观念，把进步视为人类不断获得自由的实现过程；第二，还有一些思想家把进步理解为社会组织机制的进步阶段，表现在圣西门和孔德等人的思想观念里，他们认为进步是社会演变的规律和组织机制，为此，圣西门构建了自己的社会主义学说，而孔德用进步来解释社会演变的动力、过程和机制；以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或社会生物学理论体系的创立为标志，19世纪的进步观念演化到了它的第三阶段。[22]同时，19世纪50年代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唯物史观，这是一种更完整和严密意义上的历史进步史观。19世纪，进步史观已经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历史观念。

20世纪初期，进化论和进步历史观猛烈地冲击着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的价值基础，也成为先进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在史学领域中进行思想解放、破旧立新的锐利武器。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近代以来进步历史观的嬗变，就没有西方“新史学”和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史学观念上的理论进步，也便不可能取得在此基础之上的史学理论创新和史学思想突破。

任何一位历史学家的历史进步观念与史学进步观念，从根本上，应当是一致的。霍布斯鲍姆的进步观念也固然离不开西方近代以来历史上存在的普遍性进步观念这个重要前提，特别是一些著名思想家及其进步观念的理论浸润，然而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现实世界变化和社会历史进程的影响，显露出自身社会历史观的独特性。借此梳理，下文继续探讨霍布斯鲍姆进步史观的变化及其对历史研究和史学思想的指导意义。

二 霍布斯鲍姆进步史观的演变及价值

霍布斯鲍姆的历史观念不可避免地受到前贤哲人进步史学观念的影响，但更直接地受到卡尔进步史观的影响。霍布斯鲍姆研究发现，在历史研究领域里研究能力最强和最具智慧的历史学家之一——爱德华·卡尔的《历史是什么》是一本较好地阐明了英国史学中居于支配地位的进步观念及其演变的代表性著作。霍布斯鲍姆十分赞同和大力宣扬卡尔的进步史观及其价值取向，极力主张人们反对依然存在于英国历史和史学思潮中的保守主义思想和保守主义历史观。霍布斯鲍姆对卡尔的进步史观进行了深刻反思，由此也受到极大启迪。1962年，他在《历史上的进步》一文中论证说：“卡尔的著述是争辩性的。历史上的对立者，伯林和奥克肖特、波普尔、汤因比和其他人，都成为他的主要争论目标。但是他的批评的力量不仅仅在于这种争论，而且在于他认识到不同的历史反应代表了一种特殊的历史观念——比如一种没落阶级的、帝国的或世界体系的观念。”[23]卡尔最大的功绩就是能够充分意识到人类正在经历着进步，理性和科学的进步就是人类的进步。“就是从这种立场开始，试图批评由对立者提出来的独特理论，并试图确立合适的历史方法和历史观念。”[24]由此得到的认识是：“我们以反对对立者的姿态加入卡尔的行列，坚信历史能够归纳、历史有‘垂训作用’、历史可以预测……我们以乐观主义的精神加入他的行列，并信仰进步。”[25]

卡尔强调历史的进步性，认为“历史在一个静止的世界里是毫无意义的。历史就其本质而论就是变化、运动，或者……它就是进步”[26]。同样，霍布斯鲍姆十分坚信：“历史的基本问题是关于进化论的问题：历史是研究人类作为一个整体通过劳动日益控制自然，如何从旧石器社会进化到现代工业社会的进程，或简单地说，研究人类如何从害怕狮子猛兽的时代进入到恐惧核弹头的时代？为什么一些人类社会沿着不同的道路却都不同程度地朝着这一方向前进？人类作为一个整体，除了个别微不足道的例外，现在正承受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影响而发生转变，而资本主义社会在迄今为止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序列中还只是一种最新的发展。它只是发生在过去几个世纪内的事情，这种转变的事实是无法否认的。同样，从全球来看，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也是朝着同一方向在发展。”[27]在早期著作生涯里，他基本上不怀疑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进步性”，始终认为：“从长时段来看，社会历史学家必须研究历史上基本的动态因素——社会生产的进步过程。就其涉及的范围而言，正如马克思所看到的，这种社会生产的进步是由历史发展造成的。”[28]霍布斯鲍姆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认为马克思在1859年发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著名篇章，就试图回答人类历史的进步是否可能的问题，这也是迄今为止有关这个问题最系统和最严肃的思考，马克思对这一历史基本问题的概括和普遍观点，在同时代他的其他著作中也得到详细论述。霍布斯鲍姆坚信马克思是对的，明确断言历史的进步性及价值性，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世界历史解释与编纂的实践主义价值。

由此可以从霍布斯鲍姆对英国近代史学的态度管窥其进步历史观之一般特征和延伸意义。他认为英国近代史学的发展就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1955年，他撰文讨论英国历史学家的史学思想进步及其方向性问题，试图分析这种史学观念进步发展的某些特征，认为迄今为止还没有充分的证据说明英国史学中正呈现一种相反的趋势。[29]“这一直是战后以来英国历史著作史中表现非常明显的一种状况。1945年特别是冷战开始后的约十余年内，我们看到保守主义和反动的历史观念取到了很大的发展。而另一方面，在过去的五年内，我们也看到那样的观念正明显退却”。[30]在霍布斯鲍姆的学术思想体系里，这种认识是一种非常能够激动人心的历史观，表明了普遍史学观念上的进步与发展。在进步历史观的支配下，霍布斯鲍姆写出了大量的史学论文[31]和历史著作。而最能反映其进步史学观念的研究则是他关于19世纪和20世纪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考察及相关成果。

然而可以注意到，历史具有统一性和多样性，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复杂曲折而充满变数的，由此又造成霍布斯鲍姆进步历史观念的前后些微变化，从某种角度上看，这也体现了其史学思想的矛盾性及悖论特征。如果承认“历史中的进步是通过事实跟价值的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而获得的。客观的历史学家便是最能深入到这个相互作用的过程的历史学家”的史学解释[32]，那么可以肯定霍布斯鲍姆正是这样一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概括地说，在对19世纪和20世纪这两个其自认为完全不同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时期的分析与考察过程中，霍布斯鲍姆的内心深处流露出关于进步观念的两种“辩证性矛盾”含义取向和学术情怀：一是在前后期迥然相异的历史观念方面，霍布斯鲍姆经历着由早期的乐观主义进步观念向晚期的悲观主义进步观念的思想转变；二是人类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长和进步表现出极其乐观态度的同时，霍布斯鲍姆思想深处也表现出关于人类精神道德文明衰退的深切反思及忧患意识，因而无法掩饰其历史观念上的悲观色调。当然，这并不足以说明霍布斯鲍姆的社会历史观就完全属于悲观颓唐的那种类型。霍布斯鲍姆本人曾经甚至是虔诚的共产主义信徒，其思想信仰背景决定了他那种“辩证”的人文视野和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美好向往及乐观态度。当然，不应该苛求他对人类社会历史过程中所有问题都有深刻的现实关怀，但他对人类历史发展前景的“辩证”看法确有其合理性。要求霍布斯鲍姆拥有完全正确而全面的关于人类社会历史问题的绝对认识是不现实的，但是在史学研究中力争具有合理的进步史观并非无法企及的发展目标。

霍布斯鲍姆的19世纪三部曲对于1789年法国革命之后19世纪历史的宏观分析，就是以进步史观为指导，总体上描述了一个科学进步的过程与理性进步的时代。他在自认为叙述资本胜利时期一边倒的历史语境及《资本的年代》的导言中写道：“世界资本主义工业经济大发展的历史，是这个经济所代表的社会秩序大踏步前进的历史，是认可这些进步并使它们合法化的思想理论大发展的历史：理性、科学、进步与自由主义。”[33]因为这是资本主义大获全胜的朝阳时代，也是人类社会取得重大进步的光辉时代，“在物质、知识和道德各方面，漫长的19世纪是一段看来如此，事实上也几乎不曾中断的长期历史进步时期，也就是说，文明生活的所有条件都处在改善之中”。[34]简言之，“自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经济史就是一部科技不断加速进步的历史，其间世界经济呈现不平衡性持续发展和‘全球化’增长趋势。换言之，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日益精细和复杂，商品流动交换网络日益密集，世界经济的任何组成部分都和全球组织体系不可分割。即便在大动乱的年代，科技进步的步伐也不曾片刻停滞，科技不但改变了世界战争的时间，自身也随着世界战争时代而变化。”[35]就长远目标和宏观角度而言，所有这些显示，霍布斯鲍姆高度赞扬和充分肯定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积极意义。

然而发展到20世纪之时，霍布斯鲍姆也深刻认识到人类进步史上存在着的时代困境与严重问题，因为“从1914年以后，原本被视为发达国家和中产阶级社会环境才持有的生活水平，当时人们极富自信地认为这种生活水准正在向落后地区及相对不开发的人口地区扩展，已经呈现明显的衰退迹象”。[36]其实，早在为《帝国的年代》画上句号的时候，他就以无可奈何又充满悲情的笔调写道：“1914年以后，大规模的灾祸和愈来愈多的野蛮手段，已成为文明世界一个必要和可以预见的部分，甚至掩盖了工艺技术和生产能力持续而惊人的进步，乃至世界上许多地区人类社会组织无可否认的进步，一直要到20世纪第三个25年发生了世界经济大跃进，这些进步才不再为人忽略。就人类的物质进步和对自然的了解控制而言，把20世纪视为进步的历史似乎比19世纪更令人信服……但是，我们却有充分理由不再把我们的历史放在进步的轨道上。因为，甚至当20世纪的进步已绝对无可否认，还是有人预测未来不会是一个持续上升的时代，而是可能、甚或马上就会大祸临头：另一次更致命的世界大战、生态学上的灾祸、可能毁灭环境的科技胜利，乃至目前的噩梦可能造成的任何事故。我们这个世纪的经验，已经教会我们活在对天启的期待中。”[37]这段话已经清楚地表明他对人类付出惨痛代价而获得所谓“进步”的怀疑态度，在对人类的未来表示出深切忧虑的同时，已经开始担忧人类道德文明是否同样获得了进步，人类社会发展在获取物质文明进步的同时是否必然以道德文明的沦丧为代价？实际上，这是作为一位具有凝重历史感和强烈现实感的历史学家必然会呈现的矛盾心情与痛苦困惑。

当霍布斯鲍姆顺理成章地在1994年出版关于20世纪世界史的研究著作《极端的年代》时，面对20世纪以来人类文明遭遇两次世界大战的重大悲剧，面对冷战以来核毁灭的阴影笼罩，面对人类生态灾难的严重威胁和社会贫困化对于广大人类同胞构成的现状危机，面对诸如此类的人类社会发展现状，作为一位充满社会责任感的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不能不再一次产生思想上的困惑疑虑，也感受到心灵深处的无比震撼和文明忧患意识的痛苦煎熬。霍布斯鲍姆不能不去诘问现实的波谲云诡，怀疑现代科技和文明究竟是福祉还是祸害？到底是对人类带来了物质解放还是精神压迫？正因为这样，在关于20世纪世界历史的考察中，从宏观叙述的角度上看，他对这段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时期的分析，始终就是建立在进步与倒退、积极与消极以及乐观与悲观二元对立思想观念基础之上的历史深思。换言之，他并非盲目和非理性地信奉社会进步观念，在坚持进步史观的同时，也注意到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消极因素和令人悲观失望的灰色阴暗色彩，因而有时难免流露出对人类社会历史和未来发展前途的悲观情调。一方面，霍布斯鲍姆洞悉与明确：18世纪以来理性主义的普遍盛行和科学主义的凯歌进步，正蕴涵着人类社会发展中的灾难、毁灭和倒退，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冲突导致无数的利益纷争，终于演变成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数百万将士阵亡的沉重代价和无数平民的无辜伤害，以及四个幅员辽阔的帝国遭到无情摧毁的事实，残酷的历史现实背后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生产力的严重破坏；他还认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接踵而来，带来更为惨烈的人间悲剧，随之而来的军备竞赛、东西方世界的冷战对峙和核战威胁又使得人们时刻感觉心神疲惫而处于一种心灵恐慌的无望境地和精神焦虑的失控状态。随着东西方铁幕的烟消云散，苏联政权的轰然解体，世界秩序陷入多极化，人类未来却进入一个前途未卜的焦虑时代。另一方面，霍布斯鲍姆在史学实践中似乎体悟到：伴随着进步观念的成熟，人类社会的发展也相继出现19世纪的工业革命和第一次科技革命，20世纪初社会生产力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随后，航天飞机翱翔蓝天，科技汽车等先进交通运输工具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科技进步导致卫星上天和人类在月球上行走以及在南北极科考探险等人间奇迹。所有这样的意识情感和物质意义，通过社会历史观的塑造深深地影响霍布斯鲍姆的史学研究及其著述。而所有这些说明和使得霍布斯鲍姆具有浓重的史学参与意识和史学现实关怀。因此，自始至终，在描述20世纪人类社会大规模的屠杀与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同时，霍布斯鲍姆的20世纪叙事体当代史，也就完整地勾勒出一部集生产、消费、社会文化和科学的非凡多样性图景，呈现了社会进步的宏伟历史画卷。在史学实践中，也许这正是霍布斯鲍姆以其独特的进步史观为指导，观察与分析世界历史问题上的二元对立结局及其意义所在。

历史研究的成果可以充当人类现实实践的思想指南或观念指导，其产生于历史学家对于世界历史和现实世界的认识程度，其中的历史学家作为历史研究主体，是通过历史思维和历史逻辑这座桥梁而起着纽带作用。然而归根到底，这种历史认识成果受制于人类社会实践的现实动机和未来目的。因此，作为人类不同世纪的实践表现形式，19世纪社会历史中的历史理性进步的彰显与科学进步理性的张扬，20世纪社会历史中普遍存在的物质文明的进步与道德文明的衰退之间的矛盾张力，不可避免地会对历史学家的社会历史观念与研究视域产生特殊的影响。就霍布斯鲍姆的历史思维能力而言，人类社会历史的现状无疑使他不断改变了历史研究和历史编著的基本眼界与特定史观，但总体上他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进步方向的信念没有变化，依然没有抛弃历史学研究中的进步史观，不过，在宣扬社会的进步与历史的理性的时候，他显得更为慎重与沉稳，甚至有时略显悲观与不快。就此而言，或许这个评价是恰当的：“对霍布斯鲍姆来说，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比1917年俄国革命更早）已经成为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断裂事件，它把人类进步的时代与日益变得野蛮的时代分开。通过反省人类自从萨拉热窝事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到国家认可的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式的屠杀，到能够造成人类彻底毁灭的冷战时期疯狂的军备竞赛和近来一系列恐怖事件，霍布斯鲍姆公然宣称，他继续毫不犹豫地信奉18世纪启蒙运动的观念和价值体系，把它当作‘存在于我们和一个日益滑向黑暗时代之间的少数几种有价值的东西之一’。也许启蒙运动是过时了，但是他坚信，正是启蒙运动奠定的基础使得我们能够‘去建立一个满足生活在地球上任何地方的全部人类生存需要的社会，而且也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和捍卫他们作为一个人的尊严。’”[38]2002年9月22日《观察者》发表英国新生代历史学家哈特（Tristram Hunt）针对霍布斯鲍姆的题为《极端世纪的人类》专访文章，这篇涉及范围极广的学术访谈试图揭示的中心问题之一，就是霍布斯鲍姆一如既往地坚持信仰力量与进步精神是人类追求幸福的最可靠路途。[39]不管怎样，霍布斯鲍姆的进步观念及其史学意义在于，正是他敢于面对变幻莫测的现实世界和风云变幻的时代形势，特别是面对19世纪以来毁誉参半和功过是非的世界历史进程，面对任人评说的人类社会与历史发展问题，大力提倡经验分析与理性思辨近代以来历史学家的观念得失与史学智慧。霍布斯鲍姆总体上充分肯定历史的进步历程，坚信人类社会的进步观念也是文明社会发展借以前行的思想动力，反之，也把它视作人们试图进行历史理性考察与科学理性分析的观念支柱和思想基础。正是在进步史观的继承与发展问题上，霍布斯鲍姆实践阐释社会历史观念和人类文明趋向的信仰体系与价值情怀，在相当程度上塑造了其史学思想中的双重理性气质和社会历史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