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山阳建城及其演变

一 山阳故城、射阳故城考辨

《水经注·淮水》记载，中渎水自广陵邗城，经武广湖、博芝湖等湖泊，出夹邪以至山阳城北的末口入淮。后来因为运道迂远，且有风浪之患，陈敏采取裁弯取直的方法，开凿邗沟西道。史载：

至永和中，患湖道多风，陈敏因穿樊梁湖北口，下注津湖迳渡，渡十二里方达北口，直至夹邪。兴宁中，复以津湖多风，又自湖之南口，沿东岸二十里，穿渠入北口，自后行者不复由湖。故蒋济三州论曰：淮湖纡远，水陆异路，山阳不通，陈敏穿沟，更凿马濑，百里渡湖者也。自广陵出山阳白马湖，迳山阳城西，即射阳县之故城也。应劭曰：在射水之阳。汉高祖六年，封楚左令尹项缠为侯国也。王莽更之曰监淮亭，世祖建武十五年，封子荆为山阳公，治此，十七年为王国。城，本北中郎将庾希所镇。中渎水又东，谓之山阳浦，又东入淮，谓之山阳口者也。[1]

据此，中渎水过山阳城西，即汉代射阳县之故城。按：射阳，汉县，属临淮郡，后汉属广陵郡，因处射水之阳而得名，射水即射陂。[2]三国时期，“江淮为战争之地，其间不居者各数百里，淮南虚其地，无复民户”，[3]汉射阳、盐渎等县俱废，西晋时期再次设置。《宋书·州郡志》临淮太守“射阳令”条称“前汉属临淮，后汉属广陵，三国时废，晋武帝太康元年复立”，后广陵太守曾治射阳。刘宋时期既称“射阳令”，恐射阳县尚未废弃。同书又有山阳太守“山阳令”条曰：“射阳县境地名山阳，与郡俱立。”故而，射阳、山阳二县曾一度并存，诚如地方志文献所载：

安帝义熙七年置山阳郡，治山阳县于射阳境内，其时射阳县犹在也。故宋、南齐《州郡志》射阳县系临淮郡，属南徐州；山阳县系山阳郡，属南兖州。南齐以后地志始无射阳县，不知废于何时。[4]

不过，临淮郡系侨置政区，并无实土，[5]故射阳县仍属于山阳郡。关于射阳与山阳的关系，地志中的措辞值得审视。《旧唐书·地理志》曰：“山阳，汉射阳县地，属临淮郡，晋置山阳郡，改为山阳县。”亦即山阳曾隶属于射阳县。又，东晋义熙年间“省射阳县，置山阳郡，属徐州，又立山阳县以隶焉”。[6]这意指射阳县已废，更置山阳郡、县，山阳城乃因袭射阳城之旧而来。正德《淮安府志》卷1《建置一·沿革》记山阳县有云：“本汉临淮郡射阳地，在射水之阳。王莽改为监淮亭，东汉属广陵郡。晋义熙间，立山阳郡，以境内有地曰山阳，故名。”结合前文分析，《旧唐书》与《淮安府志》中的记载当确。而传世文献关于射阳故城与山阳故城的纠葛，则可为射阳与山阳的关系添加注脚。

《后汉书·臧洪传》李贤注曰：射阳故城，在今楚州安宜县东。又，光绪《淮安府志》卷37《古迹》山阳县“射阳故城”条曰：在县东南，宝应县东北。《舆地纪胜》卷39《淮南东路·楚州·景物下》则引《元和郡县志》谓：“射阳湖，在山阳县东南八十里，汉广陵王胥有罪，其相胜之奏夺王射陂，即此也。”则知后世称射陂为射阳湖，射阳城滨湖而设，当亦位于山阳县东南八十里处。与射阳故城相关的记载，则有山阳故城一说。《续纂淮关统志》卷12《古迹》中记曰：

山阳故城，在今县治南。晋安帝义熙间，即射阳县之地，置山阳县，则筑城宜在此时。考从前建置，先淮阴，次射阳，又次山阳。淮阴城在今县治西，射阳城在今县治东，而故城实在今县治之南。

这则材料认为，山阳城筑于东晋义熙年间山阳设县之时。不过，所谓山阳故城在明清山阳县治之南，其意为东晋山阳城与射阳故城并非一处，当别筑一城。乾隆《江南通志》卷32《舆地志·淮安府》“山阳故城”中亦曰：“在今山阳县南，晋义熙间置山阳县，兼置山阳郡，治焉。”而有文献认为，诸如《续纂淮关统志》的记载虽“甚为详备，然治南之说究无的据，恐仍为臆断也”[7]。光绪《淮安府志》卷37《古迹》中亦曾质疑山阳故城之实，曰：“山阳郡、县治，并东晋同时建，至今无改，不容别有城，恐误。”范以煦亦认为“山阳城即在射阳故城者，不审甚矣，郡志又谓射阳故城北、郡城南，另有一山阳故城，尤奇”，[8]范氏精于地方故实，认为东晋山阳城即明清府城，未曾移治，其看法似成定论。

山阳故城的定位问题，殆与其名始源亦有关联。前文引正德《淮安府志》云：“以境内有地曰山阳，故名。”所谓“地”曰山阳，意思含混。其实，江淮地区不乏以“山阳”名者。其典型者如山阳池，三国魏文帝“伐吴还，惧战舰为吴所得，欲烧船于山阳池”。[9]清初著名学者阎若璩曾论及山阳地名来源，原认为山阳系东晋义熙年间侨置郡县而来，[10]后考诸《宋书·州郡志》《三国志·蒋济传》等文献，方知东晋以前即有山阳之名。且山阳之地为兵家攻伐据点，即“孔衍为广陵郡，石勒尝骑至山阳；桓温伐燕，回屯散卒于山阳。是时，未置郡县，山阳地名已著闻”。[11]山阳池，吴玉搢又称之为精湖，曰：“吾淮在汉魏时东南有射阳县，西北有淮阴县，由淮阴以至射阳，中间相距约百余里，无城郭井市。”并引魏文帝“欲烧船于山阳池”事，推知“山阳池正当在今郡城左右。县北末口本通淮故道，战舰出淮一口不足，故须别凿池”，山阳郡、县并建，“其以山阳名者，当是以故水名为郡县名”。[12]前引《水经注·淮水》中有“水陆异路，山阳不通”之句，田余庆曾论及三国江淮战事，对此“山阳”之名颇生疑虑曰：“此山阳当即《蒋济传》文帝所谓山阳池，《通鉴》作山阳湖，在津湖附近，不是郡县之名。据《宋书·州郡志》，山阳郡及其治所山阳县，均置于东晋义熙中。但《晋书》庾冰、桓温等传于义熙以前已屡见山阳之名，而且所指并非池、湖。此问题尚待考证。”[13]田余庆将“山阳”之名的源始问题推进一步，言为兵家屡征之地，恐“山阳”一名别有它意。范以煦曾径称“山阳实射阳境内一大镇”，“即以镇名为郡名”。[14]不过，范氏称“山阳”为镇，其言未知所自，“镇”之性质与等级亦失之认识。相较而言，宝应刘宝楠关于山阳池的解说则颇堪参引，其言曰：“山阳本水名，其后渐涸，至晋义熙遂立郡县。”并引淮安方志为证云：“晋义熙前，山阳乃大泽，又云荆国以前山阳渎极大，漕河通江淮藉为水匮，通江淮后，水有所泄，三国时渐涸，逮晋义熙遂为县。”[15]刘氏与吴玉搢的说法存在暗合之处：吴玉搢谓山阳池在郡城左右，刘宝楠《宝应图经》所绘县境图中，将山阳郡、县并置于已涸之山阳池上，南有黄浦，北临末口。据此，山阳池即东晋山阳郡、县城，亦即唐宋楚州城、元淮安路治、明清淮安府城，未别筑一城。

二 明代以前山阳城的修筑及其空间结构

1.东晋山阳城的始建

山阳城的修筑开始于东晋时期。乾隆《淮安府志》卷5《城池》记载，山阳城“初无城郭，东晋安帝义熙中，始分广陵立山阳郡，乃于此地筑城”。此处仅说东晋义熙年间，并未具体到某一年。据《太平寰宇记》卷124“楚州总论”引《宋书》曰：“安帝义熙元年省射阳县，分广陵之盐城地立山阳、东城、左乡三县，为山阳郡。”此处说义熙元年（405）射阳县废置，改立山阳郡，并立山阳县。不过清代淮安地方学者范以煦对此辨析说：“今《宋书》无此文，惟领县及安帝立县，合其云省射阳及元年并误。”他认为义熙元年，设置山阳郡、县记载有误，并援引义熙二年（406）诸葛长民自山阳“还镇京口”之事加以佐证。史载“此番十载，衅故相袭，城池崩毁，不闻鸡犬”，范以煦据此认为“假令元年筑城，何至二年遂崩毁，且亦不得为坚矣”。[16]这一说法有一定的道理。

关于山阳郡、县设置的时间，另有义熙九年（413）的说法，这一说法源自《太平寰宇记》：“晋义熙九年省射阳县，置山阳郡，属徐州，又立山阳县以隶焉。”同书记载互有龃龉，必有错讹之处。其校注者王文楚引《舆地广记》《舆地纪胜》等地理志书，记山阳郡、县初设于义熙七年（411），认为义熙元年之“元”当为“九”或“七”之误。[17]由此仍很难断定，究竟是义熙七年还是九年初设山阳郡、县。[18]又据《晋书·地理志》，义熙七年“分广陵界，置海陵、山阳二郡”，可知山阳郡、县当始置于东晋义熙七年。

无论是义熙元年、七年还是九年，我们只见到设置山阳郡、县，并未见及修筑城墙的表述，不过设置郡、县，同时兴筑城墙，也在情理之中。而且，山阳城的修筑时间尚可向前推移。前述范以煦认为义熙元年为筑城之始的说法是错误的，因为他忽略了一种情况，那就是城墙可能先于郡、县而建。彼时的山阳，与“鲜卑接境”，“此番十载，衅故相袭”，在与北方少数民族的长期交战状态下，山阳城的崩毁亦属正常。《宋书》中载：义熙年间，“鲜卑侵逼，自彭城以南，民皆保聚，山阳、淮阴诸戍，并不复立”[19]。既然有山阳戍的说法，证明当时山阳可能已筑有城垣或类似城垣的防御设施。只是这些城防设施处于废隳的状态，因此诸葛长民才从山阳退至京口据守。又据《晋书》卷8《哀帝纪》“隆和元年十二月戊午朔”条，北中郎将“庾希自下邳退镇山阳”，《水经注》亦谓山阳“城本北中郎将庾希所镇”，所镇之地当有凭险可守之法，因此，可能在东晋隆和元年之前山阳已经筑城。[20]

2.唐代楚州城的空间形态

唐代，清淮地区的最高行政单位为楚州，治所位于山阳城。白居易盛赞楚州曰：“淮水东南第一州，山围雉堞月当楼。”[21]可见唐代楚州筑有城垣。而且，唐代楚州城有重修之举，此由范昭撰、郑萼正书的《唐楚州修城记》碑文可见，该碑文为宋人赵明诚所得，其文字被收入其所著《金石录》之中，且由此文可知，重修楚州城的时间为唐上元元年（760）七月。大中十四年（860），楚州刺史李荀对城南门予以局部重修，时人郑吉撰《楚州修城南门记》曰：“楚州新作内城之南门，何以言新？因旧之云也。何以言作？更从王制也。王制若何？曰天子诸侯台门也。何称内城？别于外郭也。”[22]可知，从外观上说，至迟到唐代中后期，楚州城即有内城、外郭的建置。李荀之所以重修淮安城南门，有其迫切的现实需要，《楚州修城南门记》又载：“溯淮而上达于颖（颍），而州兵之益团练者，联五郡焉，楚最东为名郡。疆土绵远，带甲四千人，征赋二万计，屯田五千顷，凡兵、赋、食三者相通也。”从淮河上游直至下游，形成了五处州郡一级的城防重镇，楚州位于最东，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意义，而楚州城南门的建设尤为重要，“南门者，法门也，南面而治者，政令之所出也”，因此，重修城南门寓有为唐朝政权兴兵固邦之意。

虽然原来的南门设置了可供瞭望、御敌的谯门，但属于简单草创，“卑且陋，但阖两扇，为露棚于前，振军旅焉。露棚不能蔽风雨，亟理而亟坏”。这不符合楚州作为淮东大郡的军事地位，因此李荀对此加以重修。具体来看，“巉然而楼，增以旧五之二焉，划为双门，出者由左，入者由右，夹筑高阜，类观阙而非者九”。由此可知，经过重建，楚州城南门成为双向两道，出城门的人从左面行走，进城门的人从右面行走，既增强了南门的规格与形制，又突出了南门作为交通要道的地位。另外，从“增以旧五之二焉”可知，楚州城南门原来就有门楼，此次重修同时对其加以扩建。关于南门城楼的名称，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乾隆《淮安府志》等文献中均记载为“宴花楼”。唐朝赵嘏有《楚州宴花楼》诗曰：“门外烟横载酒船，谢公携客醉华筵。寻花偶坐将军树，饮酒方重刺史天。”[23]这首诗在赵嘏《渭南集》中题作《陪韦中丞宴扈都头花园》。据清代吴玉搢考证说：“宴花楼之名仅见于此，韦中丞即楚州刺史韦瓘，扈都头不知何人。”他认为宴花楼应该是扈都头花园中的楼阁。吴玉搢还引郑吉《楚州修城南门记》，对宴花楼为南门楼的说法提出异议：

大中之末去会昌不二十年，岂有会昌中有楼屹然，可以宴会，而大中中即止存露棚之理？即或圮坏，郑记宁无一语及之？此以知宴花楼必不为南城楼也。[24]

这一观点当属的论。其实，郑吉记文中已经述及南门楼的名称，即“命之曰却敌”，并且在城楼中“卷斾援枹”，以求达到“以谨击柝，以严教令，以壮都鄙，以张军声”的目的。郑吉记文中还说到，大历年间，将作少监李阳冰曾经客游楚州，“因大署州门，昔人措之于西偏，至是公易之于南门，以表揭远近”。可见，大中年间，李荀将原来书于城西门上的题额，移到南门之上，至于南门名称并未记载。另外，关于唐楚州城门的名称，见有北阊门的记载，张祜曾陪人游宴于此，[25]恐北门即名为阊门，城门附近为楚州城的形胜之地。

隋唐时期，全国经济出现重心南移的总体趋向，江淮及其以南地区逐渐成为漕粮供应的中心区域。而随着通济渠、山阳渎等段运河的贯通，楚州等沿线城市成为区域性的经济文化中心。前贤时彦对楚州城市的空间结构、市镇变迁、商业与文化交流均稍有所涉。有学者指出，作为“唐宋变革论”的立论基础之一，“中古城市中里坊制的实施、具体形态及其松弛、崩溃以及逐步演变为开放式街巷布局的过程，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问题”[26]。囿于材料，关于楚州城的空间形态以及里坊形制、变迁失于认识，仅见及李孝聪曾做概观描述：楚州城“东西宽1750米，南北长1750米，周11里。城市格局遵循了以州衙（子城）为中心，突出中轴线，外套罗城的近方形的唐代州城形态，城内街巷的分布明显带有里坊制度下条块分割的痕迹，大约可分成8个坊”。[27]里坊之内当设有商业交换的场所，不仅“开元寺、龙兴寺、紫霄宫前有热闹非凡的庙市”，“草市、鱼市也熙熙攘攘”。[28]唐李嘉祐《登楚州城望驿路十余里山林相次交映》中曰：“草市多樵客，渔家足水禽。”[29]既言“樵客”，则此处的乡村草市当指柴市。

其实，唐代楚州城市经济的发展，不仅端赖于运河水道的开通，同时楚州亦可视为东亚地区的港口商埠。唐人李邕《娑罗树碑记》曰：“淮阴县者，江海通津，淮楚巨防。”[30]就中日、中韩商业与文化交流的角度而言，“江”可释为遣唐使等人由东海登陆，入长江口，经扬州、高邮至楚州，而“海”的地理区位则是由淮河入海通道彰显的。[31]有学者进一步指出，“除了东面直通海洋的淮河一路，还有向北到海州的水路”。[32]李翱所记路线当亦可为之佐证：元和四年（809）二月“庚申，下汴渠入淮，风帆及盱眙。风逆天黑，色波水激，顺潮入新浦。壬戌，至楚州”。[33]新浦即海州一带，则知海州至楚州入淮，有水道相通，当即后世盐河所经之地。唐代楚州新罗人特别多，城内有新罗坊之设，专门接待新罗等国的遣唐使者。在登州、楚州等地，已形成新罗侨民聚居的社区，且有专职官员进行社区管理，新罗侨民在山东半岛和楚、扬等地主要从事商业和运输活动，促进了东亚地区的经贸往来与文化传播。[34]

3.唐末至两宋时期的楚州城

唐代末年，江淮地区陷入军镇混战之中，其中以汴（宣武镇朱温）、扬（淮南杨行密）两大军事集团的清口之战最为关键。景福元年（892），“杨行密陷楚州，执楚州刺史刘瓒”[35]，并以楚州作为其兵力集中的前线阵地。杨行密曾经登临楚州城，“见王茂章营第，曰：天下未定，而茂章居寝郁然”[36]，则知其时楚州筑有城垣，且可据为守备。虽然“唐末军阀混战，使当时社会经济遭到极大的破坏”，不过清口之战也“把北方军阀势力限制在淮河以北，使淮河一带成为中原五代王朝与南方割据政权的基本分界线，南方的割据势力暂时保存下来”，战后，杨吴政权“继续推行恢复经济的措施，保持境内安定”[37]，由此推知，唐末五代时楚州一带民生富实，其州郡城垣未见废隳之态，当亦保存完好。直到后周世宗伐唐之时，方打破南北互峙的政治格局。“周兵攻淮南，诸郡皆降，独楚不下，围四旬，守益坚”[38]，则知楚州城仍较为坚固。周世宗亲自督阵，至楚州“北辰堰，齐云舰大不能过”[39]，遂“诏发楚州管内丁壮，于城西北开老鹳河”，“以通其路”。[40]楚州守将张彦能“独不为动，及梯冲临城，凿城为窟室，实薪而焚之，城皆摧圮”，楚州城遂被攻克，“世宗屠其城，严兵以戍之”。[41]楚州经此一劫，城垣遂多倾圮。

北宋楚州城垣具体情形不详。张舜民在《离山阳》一诗中曰：“孤帆转城角，返照入船门。”[42]徐积曾状摹其家居环境说：“我家东畔好凭栏，柳一林边水一湾。城下人烟都似野，城头云树恰如山。”[43]由此，均足见北宋时楚州之有城，殆为北宋初年重修之城垣。同时，徐积一诗亦反映出楚州城东散布有零星村落，较为荒凉，大部分居民可能聚于城内，其人口规模当不小，有诗曰：“绕淮邑屋绵千区，画檐绮栋吹笙竽。”[44]苏轼曾途经山阳，作观感诗曰：

山阳晓雾如细雨，炯炯初日寒无光。云收雾卷已亭午，有风北来寒欲僵。忽惊飞雹穿户牖，迅驶不复容遮防。市人颠沛百贾乱，疾电一声如颓墙。[45]

由此可知，北宋楚州城内可能仍设有“市”。“百贾”一说恐有夸饰之嫌，不过亦可侧面证明楚州城商业繁荣之一斑。而徐积对楚州城市景的呈现更显妥帖：

山阳有客似相如，身著儒衣当酒垆。尘埃市井不到处，烟霞往往生衣裾。一竿横挂数幅帛，题云酒味如醍醐。三月高楼满春色，椒浆琼液盈金壶。盘罗江笋烹淮鱼，樱实赤玉梅绀肤。弹丝敲金半空里，醉挥玉爵撞珊瑚。凭栏直下是烟火，坐上清风凌太虚。夜深正燃红蜡烛，罗幕遮风留客宿。是人俱爱何家楼，自是何君徳如玉。[46]

是诗讲述的是众人春光三月宴集何家楼的情形。由诗句可知，何家楼系何氏所有，楼宇气势宏壮，言之曰“高楼”。首句谓“山阳有客似相如，身著儒衣当酒垆”，则推知何氏乃客居山阳者，具体身份不明，然其所居之何家楼，无疑为楚州城文人雅集唱酬胜地。其实，客籍寓楚经商者，当不乏其人，宋楚州北辰坊烈妇者“有美色，夫为小商，舟行上下，载以自随。至于北神，其夫病死，贫无以殓。同舟富商者，假贷与之”[47]。北辰坊位于楚州城北，临靠淮水，向为淮扬运河入淮处，即末口附近，舟车喧阗，为楚州城外繁盛的商业街区。称北辰为“坊”，其具体形态及管理模式失于认识，不过结合上文，北宋时期楚州恐仍保存坊市制度。

南宋时期，楚州与金元交壤，动辄兵锋相向，遂成军事重镇，[48]故地方官员和守将屡次主持修筑城垣。黄干《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23《代抚州陈守奏事》中记载：

淮东诸郡亦然，非守者有勇怯，有城与无城异耳。国家南渡以后，大筑襄阳、楚州两城，方其经画之初，岂能无劳民伤财之患？设使两城不筑，前者虏人得以据吾之要害。则今日之事，得无有大可虑者乎，此已事之明验也。[49]

可见，宋室南渡之初，即着力兴修楚州城，将之作为边防重镇，并与襄阳城相提而论，恐即所谓“淮襄城制”。建炎四年（1130），赵立担任楚州知州，其间遭遇金军的猛烈进攻，史载：

会金左监军昌亲率数万人围城，攻其南壁，自为旗头，引众出战，相持四十余日。至是，敌以炮击三敌楼，遂登城。立先取生槐木为鹿角，以槎其破处。而下修月城以裹之，月城之中实以柴薪，城之内为镕炉。敌自月城中入，立命以金汁浇之，死者以数百，敌不能入，遂退守孙村大寨。[50]

宋、金交战相持达四十余日，足见楚州城的坚固难攻。金兵以楚州城南壁为突破口，“以炮击三敌楼”，则知城南门上当有三座门楼。知州赵立又兴修月城，即瓮城，以加强守备，月城为粮草储存之地，并以此作为抗御金兵的第二道防线，成效益著。然而金人并未就此罢兵，建炎四年夏四月，完颜挞懒“围楚州急。赵立命撤废屋，城下然火池，壮士持长矛以待。金人登城，钩取投火中”。时值“兀术将北归，以辎重假道于楚，立斩其使。兀术怒，设南、北两屯绝楚饷道”。[51]金兵既“绝楚饷道”，楚州城开始出现粮荒，《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初有野豆野麦可以为粮，后皆无生物，见凫茨芦根，男女无贵贱之。后为水所没，城中绝粮，至食草木，有屑榆皮而食者。”[52]虽知州赵立“婴城固守”，终“执节守义”，[53]楚州城遂陷于金人。[54]

绍兴元年（1131），宣抚使刘光世收复楚州。[55]绍兴五年（1135），都督张浚抵达镇江，“召淮东宣抚使韩世忠，亲谕上旨，使移屯楚州，以撼山东”[56]。“楚州屡经兵革，地皆榛棘”[57]，韩世忠锐意振兴军务，“抚集流散，通商惠工”，楚州再次成为重镇。[58]韩世忠守淮期间，亦曾增修楚州城，此次修城详情如何不得而知，不过后世驻守者多有称道，如《宋史》卷465《郑兴裔传》记乾道初事曰“楚州议改筑城，有谓韩世忠遗基，不可易者。命兴裔往视，既至，阙地丈余，增筑之”，由此可知郑兴裔曾增筑楚州城。宋孝宗年间，有改筑之议，时李大性任楚州通判，他认为“楚城实晋义乌间所筑，最坚，奈何以脆薄易坚厚乎？持不可”[59]。李大性所谓晋时所筑之城，为淮安旧城。南宋时期，楚州城最大的变化为乾道七年（1171）楚州新城的修筑，周孚撰修城记文曰：

光州观察使陈侯敏自高邮往代之，侯既至郡，览视河山，知天子所以防患之意。而又知役之大费之巨，而人不可久劳也，乃计工庸，差物宜，裁其费之冗者，谪其卒之不中程者。……而城以成，其长四千二十有三步，其高二丈有七尺，濠之广如城高之数而杀其一。为门六，水门二，楼橹机械之用毕具，沈沈翼翼，视旧之功盖有加焉。时某适从事此邦，而侯求文为记，某尝从侯而登，周览四向矣，盖淮东诸郡其视以为喉襟者，莫逾楚也。[60]

周孚“适从事此邦”，受陈敏之请，为文作记，所言当必不诬。所谓“楚州新城”，并非指旧城翻新，而是在旧城之北另筑一城，“即古北辰镇地”。[61]楚州新城设有一旱门、六水门、两座城门楼。值得注意的是，这则材料还涉及新城的规模，城墙高2丈7尺，周长4023步，另外设有壕沟，其宽亦为2丈7尺，可见楚州新城开始重视对周遭水域的利用，增强作战防御能力。陈敏所筑的新城，“北使过者观其雉堞坚新，号‘银铸城’”[62]，足见其城垣之坚实。杨万里曾作一诗称赞新城曰：

已近山阳望渐宽，湖光百里望千村。人家四面皆临水，柳树双垂便是门。

全盛向来元孔道，杂耕今是一雄藩。金汤再葺真长策，此外犹须仔细论。[63]

至此，楚州形成了旧城、新城并峙的“双城”格局。后世有咏“双城”者，如元人王恽有《淮安州》诗曰：“平野围淮甸，双城入楚州。喉襟开重地，鼓角动边楼。”[64]此“双城”即指楚州旧城与新城。南宋后期，应纯之、赵仲等地方官员又曾修缮城池，以御外侮。

关于南宋时期楚州旧城城门的设置和名称，文献中有不少记载。《舆地纪胜》卷39《淮南东路·楚州·景物下》栏记“满浦闸”曰：“在朝宗门外西北四里”，可推知朝宗门为西门或北门。南宋楚州太守应纯之曾开凿管家湖，“以教舟师”，[65]并在管家湖中淤涨之地修建水教亭，而管家湖又称为西湖，水教亭位于望云门外，则知望云门必为楚州城西门，朝宗门为城北门。临运河处有北津亭，位于朝宗门外，亦可证明朝宗门为北门。又有南津亭“在观风门外一里”，[66]可知观风门为旧城城门之一。根据正德《淮安府志》记载，观风门应为东门，南门名为迎远门。元代以降，楚州城的基址方位、城壁楼橹、空间结构等基本未变。元代仍为旧城、新城的双城格局，至嘉靖三十九年（1560），漕运都御史章焕“连贯新、旧二城”，[67]形成势足相援的三城联立格局。

另外，南宋建炎年间知州赵仲创修瓮城，为军政衙署重地，亦即子城。《舆地纪胜》卷39《楚州景物上》记熙台“在子城上”，同书同卷又有古山阳土地庙，“在子城西”，可见南宋时期楚州旧城仍为子城、罗城的双重格局。[68]南宋楚州为边防要守之地，其城内设施建置殆亦与此相关。比如宝祐三年（1255），熊景瞻曾“率郡戍将佐击球于筹边堂北”，意在练兵御敌，陈造记其事曰：

既酣，侯起握予手曰：“凡劳寓于戏，虽懦也乐，张而不弛。莫既其情，天下无可弃之才，此其众勇怯能否信不齐，振厉用之，无不可者。吾老矣，顾今敌运垂，究天将悔祸，一旦有事中州，整暇以前，无扦格几微，而集不当，计未然乎。懦可作，勇可习，吾日惟此，且从事此，不独今日是心如是，子必吾信。”予曰：“国家失中原逾六十年，古称三十年为世，而既再矣，盛衰消复循环然。夫士不素练不可应，卒不淬励，将惰且偷。”[69]

熊景瞻在筹边堂之北，以击球之戏砥砺兵士，防止其丧志泄气，怠惰腐化，可谓用意良深。南宋时期，楚州屡经兵革，致使城内文教设施亦迁置不常，不过作为淮东大郡，其文脉未曾中断，驻守官员多有重建儒学之举。天启《淮安府志》收录北宋初年以来关于儒学的系列碑记，[70]可据此辨明兵燹下的儒学兴废过程。北宋景祐元年（1034），魏廉知楚州事，慨见孔子祠尽显废隳之态，奏请拟修儒学并获准，遂“鸠工僝工，乃谋新宫，斥地而南，筑为坛堂”，是为楚州山阳县学，亦即嘉定八年（1215）王呈瑞记文中所谓“宋景文公故地”[71]。淳熙十年（1183），吴莘所作儒学碑记文中称“日者草创学宫于山阳县治之北”，此草创之学宫恐指魏廉所建儒学前的孔子祠旧址，[72]则北宋中期山阳县学曾自县治北迁于城南，与宋祁所谓“乃谋新宫，斥地而南”之句相吻合。王呈瑞谓，景祐间山阳儒学“纵四十八寻，横十有二常，在城门南大逵之东者，即其初基矣”，则知淮安府儒学初始基址当位于城南门之外。至庆历四年（1044），“郡、县始并建学”，自此合称为楚州郡学。宋室南渡，郡学毁于兵火，绍兴十三年（1143），“郡守纪茭迁于南市”，[73]万历《淮安府志》卷3《建置志·津梁》中记有“南市桥”，位于府治西南，同治《重修山阳县志》更言明南市桥在西门大街向南，[74]则南市桥当位于城门之内，南市亦当与之同。由此推知，绍兴间楚州郡学由城外迁入城内。绍兴二十三年（1153），“吴移归故址，至隆兴而复毁焉。乾道己丑，徙于天庆观西，淳熙癸卯，郡守王诇迁归故基”，即吴莘所谓“徙建于承平旧址”，此“承平旧址”当指绍兴年间的南市基址。此后，隆兴、开禧年间又两陷兵戎，又分别“兴复于嘉定之乙亥、绍定之癸巳”，楚州儒学“前后凡三变矣”。明天顺二年（1458），祭酒吴节记曰：“嘉定初，郡守赵师逌始复其地，建正殿于旧址之右，王益祥复建讲堂于庙庑之左。八年，应纯之又迁于正殿之后，而秩序始定。”可见嘉定年间，郡守对儒学的重建与改造，奠定了其后世的基本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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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第714页。

[2] 周振鹤：《汉书地理志汇释》，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第257页。

[3] （清）吴玉搢：《山阳志遗》卷1《遗迹》。

[4] 光绪《淮安府志》卷1《郡县建置沿革表》，（清）孙云锦修，吴昆田、高延第纂，清光绪十年（1884）刻本。

[5] 《南齐书》卷14《州郡上·南徐》，第257页。

[6] （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第2461页。

[7] 同治《重修山阳县志》卷19《古迹》，（清）张兆栋等修，何绍基、丁晏等纂，清同治十二年（1873）刻本。

[8] （清）范以煦：《淮壖小记》卷1《山阳城池之始》。

[9] （清）吴玉搢：《山阳志遗》卷1《遗迹》，其事又见《三国志》卷14《魏书·蒋济传》，中华书局，1959，第451～452页。

[10] 有学者亦曾指出：“因东晋时，在今苏北淮安一带有许多山东来的流民，晋安帝义熙中土断，遂分广陵郡立山阳郡；并在原射阳县境立山阳县，亦为郡治。从此，山阳之名移到了苏北，并沿用至清末。”参见郭黎安《江苏境内东晋南北朝时期侨州郡县考略》，《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4期。

[11] （清）阎若璩：《潜邱札记》卷2《释地余论》，《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第859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第426页。

[12] （清）吴玉搢：《山阳志遗》卷1《遗迹》。

[13] 田余庆：《汉魏之际的青徐豪霸问题》，《历史研究》1983年第3期。

[14] （清）范以煦：《淮壖小记》卷1《山阳城池之始》。

[15] （清）刘宝楠：《宝应图经》卷1《城邑·射阳城》，清光绪九年（1883）刻本。

[16] （清）范以煦：《淮壖小记》卷1《山阳城池之始》。

[17] （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124《楚州》，第2470页。

[18] 有地方文史学者倾向于义熙七年之说，如：“东晋义熙七年设山阳郡时，此处就成为山阳的郡县的治所了。”参见毛鼎来《“铁打淮城”考》，载淮安市历史文化研究会编《淮安历史文化研究》第1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第134页。

[19] 《宋书》卷51《宗室传》，中华书局，1974，第1462页。

[20] 魏晋南北朝时期，志书中多出现“镇”某地的记载，此“镇”之内涵失于认识，不过其具有明显的军事意义当无疑问。鲁西奇曾对汉水流域的州、县城逐一考订，其中于应城县有云：“县既以‘应城’为名，则在置县之初，或即筑有城。”并引《周书·司马消难传》中“消难以九州八镇降陈”事，认为此八镇中即有应城镇，“则北周于应城置镇，故应城县当筑有城郭”。参见鲁西奇《城墙内外：古代汉水流域城市的形态与空间结构》，第248页。应城镇这一个例，似可为“庾希镇山阳”提供一个注脚。

[21] （唐）白居易撰，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卷25《赠楚州郭使君》，中华书局，1979，第557页。

[22] （唐）郑吉：《楚州修城南门记》，载《全唐文》卷763，中华书局，1983，第7932页。

[23] （唐）赵嘏著，谭优学注《赵嘏诗注》不分卷《陪韦中丞宴扈都头花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第56页。

[24] （清）吴玉搢：《山阳志遗》卷1《遗迹》。

[25] （唐）张祜：《张承吉文集》卷9《陪楚州韦舍人北阊门游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第162页。

[26] 鲁西奇：《城墙内外：古代汉水流域城市的形态与空间结构》，第149页。

[27] 李孝聪：《唐代城市的形态与地域结构——以坊市制的演变为线索》，载李孝聪主编《唐代地域结构与运作空间》，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第271页。

[28] 王颖：《淮安市的空间结构与区域发展》，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第32页。

[29] 《全唐诗》卷206，中华书局，1960，第2156页。

[30] 乾隆《淮安府志》卷29《艺文》。

[31] 陈凤雏：《唐代楚州港》，《江苏地方志》1996年第1期。

[32] 周运中：《唐宋时期楚州的运河与海洋》，载研讨会组织委员会编《第二届“运河之都——淮安”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221页。

[33] （唐）李翱：《来南录》，《全唐文》卷638，第6442页。

[34] 陈尚胜：《唐代的新罗侨民社区》，《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

[35] 《新唐书》卷10《昭宗纪》，第287页。

[36] （明）陈耀文：《天中记》卷14《宅》，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第637页。

[37] 张金铣、赵建玲：《唐末清口之战及其历史地位》，《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

[38] 正德《淮安府志》卷12《官守·郡守》，第267页。

[39] 万历《淮安府志》卷3《建置志·古迹》，第363页。

[40] （宋）王钦若等：《宋本册府元龟》卷45《帝王部·谋略》，中华书局，1989，第67页。

[41] （宋）马令：《南唐书》卷16《张彦能传》，《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85，第111页。

[42] 政协淮阴市委员会编，孙爱琴选注《历代咏淮诗选》，无出版社、出版年，第66页。

[43] （宋）徐积：《节孝集》卷25《题东轩》，第910页。

[44] （宋）王洋：《寄廉宣仲》，（清）丁晏原辑，周桂峰校点《山阳诗征》卷3《宋 元》，第60页。

[45] （宋）苏轼撰，（清）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第292页。

[46] （宋）徐积：《节孝集》卷3《高楼春》，第796页。

[47] （宋）徐积：《北神烈妇序》，载（清）邱沅等修，段朝端等纂《山阳艺文志》卷7。烈妇事又见天启《淮安府志》卷18《人物志四·列女·贞烈》，第774页。

[48] 关于南宋时期江淮地区的军事活动情况，学者多有阐释，参见孙克宽《南宋金元间的山东忠义军与李全》，收入氏著《蒙古汉军及汉文化研究》，台北文星书店，1958；张家驹《宋代的两淮山水寨——南方人民抗金斗争中的一种武装组织》，《上海师院学报》1960年第1期；陶晋生《南宋利用山水寨的防守战略》，《食货月刊》复刊第七卷第一、二期，1977；黄宽重《两淮山水寨——南宋中央对地方武力的利用与控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2辑，2001。

[49] （宋）黄干：《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23《代抚州陈守奏事》，《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1辑第90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第547页。

[50]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1，“建炎四年二月己巳”条，第604页。

[51] （明）冯琦原编，陈邦瞻增订，张溥论正《宋史纪事本末》卷64《金人渡江南侵》，清同治十三年（1874）江西书局刻本。

[52]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7“建炎四年九月戊辰”条，第713～714页。

[53] 正德《淮安府志》卷12《官守·郡守》，第270页。

[54] （宋）王明清《挥麈录》卷9记曰：“淮南宣抚司奏楚州城陷，镇抚使赵立死之。”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第154页。

[55] 乾隆《淮安府志》卷17《营制》。

[56] （宋）熊克：《皇朝中兴纪事本末》卷32“绍兴五年三月”条，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第659页。

[57] 正德《淮安府志》卷12《官守·郡守》，第270页。

[58] （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39《淮南东路·楚州》，第1660页。

[59] 《宋史》卷395《李大性传》，第12048页。

[60] （宋）周孚：《蠹斋铅刀编》卷23《楚州新城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15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第655页。

[61] 乾隆《淮安府志》卷5《城池·淮安府城》“新城”条。

[62] 《宋史》卷402《陈敏传》，第12183页。后世淮安方志中多将陈敏重修之城误认为晋时旧城，号称“银铸城”者当为新城。

[63] （宋）杨万里撰，王琦珍整理《杨万里诗文集》卷30《望楚州新城》，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第527页。

[64] （元）王恽：《秋涧集》卷13《淮安州》，《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20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第154页。《宋史》卷88《地理四》（第2179页）记曰：“绍定元年，升山阳县为淮安军。端平元年，改军为淮安州。”故而宋代实有淮安州之设，元代亦曾因仍其旧，称淮安州。

[65] （明）李贤等：《明一统志》卷13《淮安府》，第304页。

[66] 万历《淮安府志》卷3《建置志·古迹》，第366页。

[67] 天启《淮安府志》卷3《建置志·城池》，第126页。

[68] 天启《淮安府志》卷23《丛纪志一·古迹》（第950页）记“熙台”“在东南子城上”，则知子城当位于山阳城东南。

[69] （宋）陈造：《江湖长翁集》卷23《楚州秋击球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166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第294页。

[70] 分别为（宋）宋祁《楚州建学碑记》；《修淮安府儒学碑记》中宋代吴莘、王呈瑞、宋鼐，明代吴节所作诸文。参见天启《淮安府志》卷19《艺文志一》，第809～811页，以下不另注。

[71] 宋祁，灵丘人，字子京，谥“景文”，故而王呈瑞称淮安府儒学旧基为“宋景文公故地”。

[72] 光绪《淮安府志》卷21《学校·学宫》中谓：府学宫，为宋景祐二年知楚州魏濂即旧祠改建，此语为非，即景祐二年，误，当为景祐元年；“旧祠”当指孔子祠，并非即孔子祠旧基改建，而是于城南另谋基址。

[73] （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39《淮南东路·楚州》（第1648～1649页）谓在南市桥西，可知南宋楚州城确有南市，当为毗邻城南门的商业交换场所。

[74] 同治《重修山阳县志》卷2《建置·桥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