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武陵地区位于江汉平原农业文明区与云贵高原延伸区的过渡地带，以武陵山脉所延伸的范围为核心，东起雪峰山，西止大娄山，南起苗岭，北边则是大巴山，“自贵州苗岭分支，行乌、沅二江间，至常德西境之平山止”，[1]横跨湘、鄂、渝、黔四省市，其核心地带包括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和宜昌市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湖南常德市部分县市、张家界市、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怀化市，贵州铜仁市，重庆秀山、石柱、彭水、酉阳四县及黔江区，人口2000余万人。该地区生活着土家族、苗族、侗族、白族、汉族、瑶族等30多个民族，其中少数民族有1200多万人，占总数的63%。历史上，活动于武陵地区的族群种类庞杂，数量繁多，既有“三苗”“巴濮”“五溪蛮”“武陵蛮”“苗蛮”“巴郡蛮”“仡佬蛮”“土蛮”等“蛮夷”群体，也有“夏人”“流寓”“流民”“客家”“客民”“汉人”等外来人群。宋元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随着王朝政策的变化及受北方战乱等因素的影响，大量移民迁入武陵地区，由此带来这个地区族群关系的变化以及区域社会的变迁。然而，笔者检索相关文献发现，该区域族群关系研究主要是传统民族关系史研究。这些研究主要分为地方整体族群关系史研究、族群间的关系史研究，对于该区域宋元以后人口流动带来的愈加重要的“土/客”关系，却鲜见系统的研究。即使有部分学者注意到了“土/客”关系，研究要么将其视为“土家族”与“汉族”之关系，从政治、经济、文化等角度探讨彼此间的互动及其历史影响；要么将其完全纳入人口史或者移民史的范畴，分析移民的动因、范围及影响。第一种路径的研究基本上是传统民族史研究范畴。这一类的研究，首先预设一个或多个族群实体的存在，然后从不同的时空中筛选一些文化因素展开分析，探讨不同族群之间的关系。这种“溯源”研究对于探讨一个或多个族群的发展脉络具有重要作用，但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作为文化主体的族群在历史情境中的主动性与选择性。如此，武陵地区历史上复杂、生动的“土/客”关系基本上被表述成了简单、僵化的“土家族/汉族”关系。第二种路径的研究则多把“客民”等移民视为汉民，由此忽视了移民族群身份的多样性，导致武陵地区生动、多样的“土/客”关系史被“简约”成了移民活动史。与此同时，由于笔者研究生期间都在华南的高校学习，专修历史人类学，集中研究过赣闽粤边的畲客关系及畲族的历史记忆和族群认同，对华南的区域社会史研究传统比较了解。受此影响，笔者到武陵地区边缘的宜昌工作后，也特别关注这个区域族群关系问题，于是选择了这个研究议题，借此重点探讨宋元以来被传统民族关系史与移民研究忽略的“土/客”关系。
宋元以来，武陵地区外来人口不断迁入，他们既充实了这一地区，也与本土居民共同建设、开发了武陵地区。迁入的外来人口与本土居民相互融合、共同发展，同时也存在资源配置、利益分配方面的矛盾和纠纷。关于这一问题，学界仅有少量文章研究，缺少有分量的研究专著，可以说是一个相对薄弱的研究领域。本书使用历史时段的研究方法，系统收集、科学诠释史料，充分吸收、科学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从武陵地区早期的土客关系、宋代武陵地区的土客关系、元明时期武陵地区的土客关系、清代武陵地区的土客关系、民国时期武陵地区的土客关系等五个方面，深入研究了宋元以来武陵地区的土客关系问题，对推动古代民族关系研究以及武陵地区历史与文化的探讨，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本书克服困难，搜集了大量的文献与田野资料，也能从这些历史资料出发，发挥历史人类学注重客位研究的优势，分析当时人们的主位表述，仔细分辨宋元以来不同历史时期武陵地区的族群构成及其关系的变迁、发展，使人们对宋元以来不同时期土、客族群的具体构成、表现以及关系的变化、发展有比较明晰的了解，对今日武陵地区的某些称呼相似的族群如土家族的来源、脉络有比较清晰和深入的认识，同时也对武陵地区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和特点认识有所深化。本书借助族群理论，通过梳理客位结论得出：武陵地区的“土人”“土家”“土民”在一定程度上是华夏在“华/夷”族群分类观念主导下对不同历史时期“他者”的称呼与表述，与土家族有一定的关联，但不能等同；“土丁”、“土军”、“土兵”及土司的构成虽以“土人”“土家”为主，但它们本质上是兵种或对统治地方的酋豪、首领的称呼，并不是族群的称呼等观念，明晰了过去凡“土”即为土家族的先民的模糊认识，对现今武陵地区的地方民族史、民族学研究的发展与历史研究、历史人类学研究反映与接近历史事实的要义都有较强的推进作用。
中部地区自古就是进入大西南的主要通道，族群流动十分频繁，是我国众多民族交往、融合的特殊区域和文化多样性的典型地区。本书以“土/客”关系为主线，在强调土客文化主体性的基础上，从区域社会史的角度对武陵地区族群关系的演变以及区域社会的转型进行研究，得出的对武陵地区历史上民族关系和特点的认识以及客位研究的结论，既可为当下处理民族关系、制定更加科学的民族政策提供符合历史事实与社会事实的依据，也可为现今武陵地区构建和谐社会、发展良好的民族关系提供有益的借鉴。
二
本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宋元以来武陵地区的“土/客”关系，因此与该研究相关的理论主要有族群、族群关系与移民理论。以下将对这些理论及相关研究作一简要的回顾。
族群理论
族群是英文“ethnic group”的翻译，其理论主要围绕两个方面展开，一是概念的问题，一是认同的问题。关于概念，自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界定以来，学术界对此有过深入的分析与讨论。学界的分歧主要有两点：一是界定标准选择，即文化因素与族群意识哪个更为重要；二是使用范围的大小。综观各方观点，笔者认为，挪威人类学家弗里德里克·巴斯（Fredrik Barth）的界定更具包容性，更能体现族群的文化互动与认同。他认为，族群是一种在生物上具有极强的自我延续性，在文化和价值上具有共享性，在心理上具有内生的自我认同和外激的他人认同，同时彼此间存在交流和互动领域的人们的共同体。[2]对于使用范围，特别是族群与民族之间的关系，学界在讨论族群的概念时也有过较深入的分析。《美国大百科全书》在综合族群的各种使用场合后将其表述为“通过共同文化以及常常在种族和特性上与其他群体相区别的任何人群体”。[3]笔者认为此范围的界定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总体而言，广义上的族群可大可小，大到民族，小至家庭。为了使用方便，本书采用的是广义上的族群，它包含了民族、文化、身体和宗教等特征的结合[4]，但更多的是文化意义上的概念。与此同时，在本书中，民族的概念与族群又有所区别，民族特指经国家政治权力机构确认的族群。
关于族群认同，因对认同基础理解的差异，西方学者早已形成了多种论说，主要有“文化说”“边界论”“原生论”“工具论”“现代想象论”[5]。潘蛟在庄孔韶主编的《人类学通论》中辟有“族群”专章做较系统的梳理，[6]本书在此不再赘述。不过，笔者认为，“文化说”与“原生论”可划为一个范式，它们都强调“内发性”认同的重要作用，区别只是一个强调文化特征在族群认同中的基础作用，一个强调血缘（或虚拟血缘）、语言、宗教信仰等因素在族群认同中的基础作用；“边界论”与“工具论”可划为一个范式，它们都强调外界刺激对族群认同的影响，区别只是“边界论”从族群交流和文化互动角度理解族群认同以及族群边界的生成和变迁，强调“内发”与“外激”认同的结合，“工具论”则特别关注族群认同的操控性和情境性；“现代想象论”可单列为一个范式，此理论特别关注作为特殊力量的现代民族国家对族群自我认同与他者界定的影响，强调族群认同与国家力量之间的关系。“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上述理论或范式对族群认同的解释无所谓对与错，只有对族群认同理解的不同。本书不僵化使用其中的任何一种理论，而是根据具体材料与具体情况，灵活、综合运用上述族群理论。
族群关系理论
族群是“我群”认同和“他群”认同相统一的社群。在族群认同生成过程中，不管是“我群”和“他群”意识的形成，还是“他群”对“我群”的确认，都离不开与其他族群发生关系。因此，本书论及的武陵地区的“土/客”关系，必然需要借鉴相关的族群关系理论。综观各学科对族群关系的研究，主要的理论有西方的种族主义族群关系理论、同化理论、文化多元理论、基因理论、人文生态理论、权力冲突理论、族际整合理论，中国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等。
种族是生物概念和社会概念的统一。种族主义的基本思想有三：一是人类的身体类型是不同的；二是文化、智力和人格与人类的体质特征有本质的联系；三是有些群体天生就比其他群体优越。[7]种族主义族群关系理论以上述思想为基础，强调种族或者族群之间在种族或者族群特征或“气质”方面的融合或同化很难或者不可能发生。[8]代表性人物主要有美国学者亨利·休斯（Henry Hughes）和Fizthugh。1900年前后，种族主义族群关系理论对美国的移民管理、教育具有一定的影响。随着科学的发展，绝大多数人认为，族群间的差别更多的是社会和文化的差别，而非生物遗传差别，种族主义族群关系理论随之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桶”里。
20世纪20至30年代，同化理论首先被芝加哥大学的罗伯特·E.帕克和欧内斯特·W.伯吉斯提出。他们认为，族群经过接触、竞争、适应阶段之后，最终可达到完全同化，[9]且这些阶段是递进、不可逆转的。[10]对于帕克的族群关系循环论，学界诟病最多的是他把四个阶段视为递进的、不可逆转的关系。巴斯和诺埃尔指出，族群交往可以产生排外、多元化或者族群分层，但不一定必然导致同化。[11]基于帕克族群关系循环论的不足，密尔顿·M.戈登（Milton M.Gordon）提出了同化阶段论。他认为，同化分为文化同化、结构同化、婚姻同化、认同同化、态度待遇上的同化、行为待遇上的同化、公民同化七个阶段，并且从接触到最终融合并不一定是一条直线，可能不确定地停留在某个阶段。[12]戈登的同化阶段论强调同化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特别关注社会结构与族群同化的关系，对研究族群关系具有重要借鉴价值，但其局限性也很明显，即特别关注社会结构而忽视族群自愿，忽略作为族群载体的人在族群关系中的主体性、主动性与选择性。[13]
文化趋同并不意味着族群差异的消失、族群的完全同化。各个族群在全球化背景下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文化融合，但并不表示它们之间已没有任何差别。相反，它们可能会借助现代化的手段、新的符号来表述自己的认同。与同化理论强调同化及影响同化的因素不同，文化多元理论鼓励族群多样化并保持族群界限，强调在较大的社会文化框架体系中保持多个不同的文化体系。[14]
文化多元理论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同化理论对多族群社会存在基础解释的不足，但没有从根本上解释多族群社会产生或者维持偏见和歧视的原因。于是，部分研究者转而从生物性或者生态学角度思考族群性存在的基础。一些社会生物学家认为，基因是族群性产生的基础，是维持其存在的驱动力；“亲缘选择”以及“互惠的利他主义”使基因催生了社会结构，而社会结构又是维持基因健康存在的“生存机制”。[15]
与族群基因理论相似，人文生态理论也认为族群“特性”是竞争和选择的动力，但这种理论更关注资源竞争引起的族群冲突以及由此形成的族群歧视，对解释次级族群暴力具有重要作用。[16]族群关系基因理论与人文生态理论从生物性、生态的角度解释族群性存在的基础，的确为研究族群关系提供了不同的视角，但其不足亦很明显，即把作为族群成员的人当成了受基因或生态环境制约的一般的动物，忽视了人的社会性与创造性。
与基因理论、人文生态理论不同，权力冲突理论更关注权力、族群分层、阶级分层等因素对族群关系的影响。因关注点的差异，权力冲突理论又细分为“种族-阶级”理论、内部殖民主义理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种族-阶级”理论分两种路径研究美国不平等的族群关系，一是从种姓制度的角度进行分析[17]，一是从阶级的角度进行分析[18]。与“种族-阶级”理论不同，内部殖民主义理论则更关注族群分层体系和阶级分层体系之间的关系，强调族群边界划分的权力和资源的不平等[19]。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则更侧重从经济，特别是族群边界分割的劳动力市场的视角分析族群对抗与族群关系。[20]
前述理论，不管是种族主义族群关系理论、基因理论、人文生态理论，还是同化理论、文化多元理论、权力冲突理论，总体上都是围绕族群存在的基础以及影响族群关系的因素展开的。与这些理论有所不同，族际整合理论重点关注的是族群一体化的过程，并认为族际整合主要是通过政治整合、经济整合和文化整合实现的，其过程主要表现为三种形式：一是同化式的族际整合，这种整合认为少数族群应放弃自身具有的文化传统，逐步成为主体族群的一部分；二是融合式的族际整合，这种整合主张多族群国家内部族群通过接触、交往、交流，最终形成一个以主体族群为核心的新民族；三是多元文化式的整合，这种整合强调在民族国家“一体”的基础上，承认各族群的文化“多元”，并要求各族群理解、认同、尊重对方的文化传统。[21]族际整合的三种形式，第一种、第二种整合以牺牲少数族群为前提，第三种整合则是平等多元主义。
西方的族群关系理论多是通过研究欧美现代社会的族群关系取得的，虽对研究中国社会特别是历史上的族群关系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能否较好地解释中国错综复杂的族群关系值得深入的分析和总结。面对此情况，1988年，费孝通先生通过探讨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首先提出了具有开创性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费先生认为，该格局具有六方面的特点：一是该格局存在一个凝聚的核心，其核心先是华夏，后是汉族；二是汉族和少数民族的经济类型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三是多数少数民族虽有本民族的语言，但一般通用汉语；四是引起民族融合的原因主要是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五是中华民族是一个多元的结构，成员众多，大小也悬殊；六是中华民族是逐步建构形成的。[22]随后，费孝通先生经过缜密思考对其理论做了进一步的阐释。[23]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是对中国内部各民族关系的一种历史描述、现状分析和未来图景的展示，[24]对理解、处理与研究中国的民族关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移民相关理论
本研究中的客民在一定意义上是移民，因此本书牵涉的理论还有移民理论。这些理论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有关移民启始动因的理论，一是有关移民适应的理论。
移民启始动因研究的第一个理论是推拉理论。移民推拉理论早在19世纪末业已提出，美国社会学家莱文斯坦（E.G.Ravenstein）在总结移民流动迁徙规律时认为，人口迁移的动力是推拉因素。所谓的“推力”是指原居地限制生存与发展的排斥力，“拉力”则指迁入地的吸引力。推拉理论是个筐，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面装。20世纪70年代之前发表的移民研究，无论是国际的还是中国的移民研究，基本上都是这一理论的产物。20世纪70年代后，国际移民情况愈加复杂，学界由此也对移民推拉理论进行了反思，并形成了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新经济移民理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世界体系理论等。以拉里·萨斯塔（Larry Sjaastad）与迈克尔·托达洛（Michael Todaro）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认为，移民形成的动因是移出地与迁入地收入的差距。以奥迪·斯塔克（Oded Stark）与爱德华·泰勒（J.Edward Taylor）为代表的新经济移民理论则认为，引发移民的动因不是收入差距，而是与周边同群体比较后产生的“相对失落感”。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则从国家市场结构的角度探讨国际移民产生的根源，认为现代发达国家所形成的“双重劳动力需求市场”或者“三重市场需求理论”是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输送移民的动力。世界体系理论认为，经济全球化以及世界体系的形成是国家移民形成的直接原因。[25]
有关移民适应的研究，学界主要有同化理论与文化多元理论两大理论流派。前文对此已有阐述，在此不做赘述。上述理论尽管多是根据现代工业社会国际移民的研究所总结的，各有利弊，但对本书的研究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三
本书的研究，涉及一些重要的概念以及古代族群的称呼，特界定和说明如下。
1.武陵地区
本书所研究的武陵地区与古代的武陵郡有一定的关联，但不等同于武陵郡。该地区主要覆盖湘西北、鄂西南、渝东南、黔东北，是湘、鄂、渝、黔四省市的毗邻地带。面积12万多平方公里，人口2000多万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约1200万人，占中国少数民族人口总数的10%，是一个典型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具体参见本部分第七个方面的内容）。
2.土著
“土著”是一个很特别的词或者概念。中英文世界中，其含义有共同之处，但也存在较大的差异。在英语国家，“native”“aboriginal”“indigenous”三个常用的词都有“土著的”“土著人的”“土人的”“土生土长的”等意涵。[26]尽管在具体的运用中，这些词存在一定差别，但英语世界中的“土著的”“土人的”“土生土长的”多具有一定的以欧洲文化为中心的文化歧视或者殖民的意味。因此，《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在释义“aboriginal”时有“relating to the original people，animals，etc.Of a place and to a period of time before Europeans arrived”之言。中文的意思即“（欧洲人到来之前某地区的人、动物等）土著的、土生土长的”。[27]
在中文当中，“土著”的含义存在一个变迁的过程。其原初含义是指定居和农耕的生计生活方式，《史记》载：“其俗或土著，或移徙。”[28]言下之意，“土著”一般不“移徙”。颜师古注《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中的“土著”曰：“谓有常处著于土地也。”[29]《后汉书》载“东夷”时也有“率皆土著，喜饮酒歌舞，冠弁衣锦，器用俎豆”[30]之言。可见，范晔编《后汉书》时，“土著”是指一种定居、农耕的生计方式。至唐代，“土著”的含义发生转变，出现了“土人”“世居”的意涵。故唐代韩愈的《论变盐法事宜状》中有“浮寄奸猾者转富，土著守业者日贫”之言。在此，“土著”演变成与“浮寄”相对的世居当地之民。此后，“土著”的含义与“客民”相对，多指“世代居住于某个地方的本地人”。[31]或许是注意到“土著”含义的变化，《辞海》对“土著”释义有“古代游牧民族定居某地后，不再迁徙的称为‘土著’”“后指世居本地的人”[32]两种。可见，中文中的“土著”似乎没有英文所隐含的“欧洲文化中心”主义或文化歧视。
本研究中的“土著”，主要是指与“客民”相对，长期居住于武陵地区的人。他们既有汉民，也有诸类“蛮夷”；既包括具有“版籍”的编户齐民，也包括没有入籍但长期居住于该区域的“化外之民”。
3.客民
客民是“非当地籍贯、外来寄寓的居民”。[33]在历史文献之中，与“客民”有关的概念主要有“移民”“棚民”“流民”“流寓”“客家”“客籍”“新民”等。这些称呼在不同时空中具有不同的意涵，同时又相互交叉，难以界定。因此，学界相关研究多将上述称呼混用，少见界定者。个别界定者，大都根据自己研究的需要，将“客民”限定于一定的范畴内。[34]基于研究的需要，本书中的“客民”采用的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即不同历史时期由外区域迁入武陵地区居住的民众，涵盖历史上迁入并留居武陵地区的“移民”“流民”“流寓”“客家”“客籍”等。这些客民既包括避乱留居的民众、为官落籍的官宦，也包含留居的屯军、屯民以及农业垦殖者、商人、手工业者，还包括传播佛道教并在武陵地区驻锡的僧侣、道士，但不包含区域内部迁徙、流动的民众。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清代武陵地区有“客家”的称呼，但该称呼具体的历史内涵，与近代以来华南地区出现的“客家”并非一回事。作为明代以来垦殖移民政策和户籍制度影响的产物，清代及民国时期武陵地区出现的“客家”名称，主要是一个与“土著”“土籍”对应的移民概念，意指迁入该区域以一定的生计方式已居住一定时间的外来之民。否则，雍正八年永顺知府袁承宠的《详革土司积弊略》中不会有“江西、辰州、沅、泸等处外来之人甚多，有置有产业，葬有坟墓，住居三五十年以致二三代者，皆自称客家”[35]之言，民国《咸丰县志》中也不会有“客家者，自明以来，或宦、或商，寄籍斯土”[36]之说。与此同时，这些外来之民多以汉民为主，不然清代武陵地区许多方志不会将“土家”、“苗家”和“客家”，以及入籍后的他们（“土籍”“苗籍”“客籍”）并称。与清代及民国时期武陵地区的“客家”不同，近代以来华南地区的“客家”，名称尽管与历史时期各地的土客关系及清代遗留的“土客籍”矛盾存在一定的关联，但主要是指“晚清民国以来社会文化变迁和学术发展背景下出现或建构的一个具有人类学意义的民系范畴”[37]。
4.有关古代族群的称呼
古籍中对少数民族常用具有歧视性的“贼”“寇”“匪”“獠”“猺”“蛮夷”“峒民”等贬义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贯彻党和国家民族平等政策，将“獠”“猺”等贬义词改为“僚”“瑶”等中性词。为体现中国历史上民族政策的根本性变化，撰稿时属引用原文，则一律照引，以彰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在民族平等方面所做的努力。
四
武陵地区民族众多，在既有的研究中，民族史与民族关系长期以来是学界研究的重要内容。其中对区域历史早期的“三苗”“巴濮”“五溪蛮”“武陵蛮”“盘瓠蛮”等西南“蛮夷”，唐宋之后的“苗”“土家”“峒民”及土司、土司制度的研究更是丰富，并形成了一定的区域特色。通过对区域内各历史时期族群关系与文化融合、人口迁徙与社会变迁、王朝治理制度演变等内容的研究，武陵地区族群关系与社会变迁的总体图景得到了较全面的展现。本书是一项基于区域族群关系与社会变迁的研究，重点探讨的是宋元以来武陵地区土客边界的流动、族群变迁以及与之同步展开的区域社会转型。从既有的相关研究成果来看，学界的研究大致分为两类：一是武陵地区民族关系史研究；二是武陵地区土客关系研究。具体如下。
（一）武陵地区民族关系史研究
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中国近代史学研究逐渐起步。作为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史研究也随之得到起步与发展。作为民族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关系史长期都是学界研究的重点之一。
有关武陵地区族群关系史的研究，学界早在20世纪初至40年代业已起步。凌纯声、芮逸夫以及石启贵运用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对湘西族群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民族志调查，并形成了《湘西苗族调查报告》[38]《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39]等书。这些著作记载的内容虽多是湘西苗族的历史文化，但也在族群源流、文化、迁徙等方面分析了湘西的族群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多民族统一国家叙事话语成为民族关系史研究的主导。在此话语体系之下，武陵地区族群关系史研究迎来新发展。其研究总体呈现两种路径并存、交错发展的态势。
1.传统民族关系史研究
传统民族关系史研究从两个维度展开。一是从宏观的角度建构族群关系史。代表人物有翁独健、吴永章、伍新福等。这些研究虽然没有从武陵地区的角度切入，但大都通过对史料的挖掘与整理，较好地展现了武陵地区小区域不同历史时期各族群的经济、文化交流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40]特别是吴永章的《中南民族关系史》《鄂西民族地区发展史》，伍新福的《湖南民族关系史》，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了武陵地区范围内的鄂西南、湘西等小区域上起原始社会，下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长时段的族群关系史。此外，《土家族简史》《苗族简史》《侗族简史》等从少数民族的角度出发，依据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观点以及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叙事话语也对武陵地区的族群关系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41]与此同时，随着武陵区域概念的逐步深入，部分学者从武陵地区的角度研究族群及其关系史。如张雄对汉魏以来“武陵五溪蛮”的活动地域及其成分的考察[42]，朱俊明对汉晋以前武陵民族成分及来源的分析[43]，黄柏权从不同历史时期研究武陵地区人群流动的通道、民族格局及其关系[44]，陈心林概述了先秦至唐宋、元明清时期武陵地区的族群关系[45]，王平从族际通婚的角度探讨了武陵地区民族关系的演变[46]。
二是从微观的角度对族群关系史进行研究。这类研究主要以族源、族际关系为重点展开。武陵地区民族较多，关系复杂，学界对苗族、土家族、侗族等民族的族源均有所涉及，但以苗族、土家族族源探讨为主。苗族族源研究的论说主要有“西来说”“南来说”“北来说”“三苗说”“九黎三苗说”“武陵蛮说”“盘瓠蛮说”“髦人说”“夜郎说”等。这些论说从溯源的角度触及了历史时期武陵地区“武陵蛮”、巴人、楚人、濮、“盘瓠蛮”等族群之间的关系。[47]土家族族源研究的论说主要有“巴人说”“氐羌说”“土著先民说”“江西说”“乌蛮说”“东夷说”“毕方和兹方说”“僰人说”“濮人说”“蛮蜒说”“多元说”等。[48]这些论说既研究了土家族的源流，也从侧面分析了土家族先民与其他族群的关系。如潘光旦先生从自称、语言、姓氏等方面[49]，彭武一从“巴渝舞”与摆手舞的连续性方面[50]，彭英明从廪君的起源与发展方面[51]，段超从土家族文化对巴文化的继承关系方面[52]，李绍明从古代巴人的来源、巴国的疆域、巴人的经济和信仰等方面[53]分析了土家族与巴人的关系，彭官章等从语言学、考古学的角度论证了土家族与氐羌的关系[54]，王承尧、罗维庆等从语言、宗教、丧葬等角度分析了古代乌蛮与土家族的关系[55]。上述研究成果丰富，在此不逐一列举。
除了族源研究，族际关系也是武陵地区微观族群关系史研究的重要内容。族际关系史的研究主要分为土家族与汉族、土家族与苗族、汉族与苗族、其他民族间的关系四类。土家族与汉族的关系，学界主要从宗教信仰、艺术等角度切入进行研究，并将其与历史上的“土/客”关系等同（详见下文的分析）。对于土家族与苗族的关系，学界的研究主要从宗教信仰、通婚、艺术、边墙的兴废、土司和苗族、“改土归流”的影响等方面展开。如彭武一的《明清年间湘西的土家与苗家——初论土家族苗族历史上的和睦友好关系》从居住、风俗习惯等角度分析研究了明清年间湘西土家族与苗族的关系，同时该文对土司与苗族、土家族与苗族的关系进行了区分。[56]对于苗族与汉族的关系，学界的研究主要从语言、习俗、通婚等角度切入。如翁家烈的《明清以来苗汉关系初探》从语言、服饰、亲缘关系以及区域社会的变革等角度深入分析了西南地区特别是湘黔边的苗汉关系[57]；陈其光、李永燧、罗安源等则以语法、量词等为考察对象，深入分析了各个历史时期苗语与汉语的关系[58]；吴曦云则研究了边墙对湘西汉苗关系的影响[59]。对于武陵地区侗族、白族等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学界的研究也有所触及。如李绍明先生从川黔边杨氏的来源分析了侗族与土家族的关系[60]；林河以楚简为资料分析考证了侗族与楚、苗之间的关系[61]；黄才贵从五州的地理沿革、社会状况与族属方面探讨了“五溪蛮”向氏与侗族的关系[62]。
2.人类学族群理论或区域社会史影响下的民族关系史研究
近30年人类学族群研究业已证明，完全基于体质、语言与文化界定族群是值得商榷的。界定族群不能只依赖外在的文化符号，还应注意族群成员选择和建构文化印象的心理。在不同的心理归属之下，不仅族群边界是流动的，而且维持边界的文化符号也是可以选择的。受人类学族群理论的影响，国际汉学界、中国台湾以及中国大陆部分学者针对中国的族群形成了一条与传统民族史研究不同的路径。斯蒂文·郝瑞、王明珂等学者即是这方面的代表。他们非常关注权力、族群认同与王朝或国家政策之间的相互关系。特别是郝瑞，在西南彝族研究中已流露出历史人类学的倾向，注意将中国传统文化与民族识别和建构结合起来进行研究。[63]台湾学者王明珂在充分消化、吸收族群边界和集体记忆理论的基础上，从族群边缘的视角对处于汉藏之间的羌族的形成历史、认同变迁等进行了十分深入的研究，并以此透视作为国族的中国由传统华夏帝国到中华民族的变迁过程。[64]科大卫、萧凤霞、陈春声、刘志伟、郑振满等华南学派的学者在结合文献与田野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对中国华南的族群分化与区域社会变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65]其研究认为，对生活在华夏边缘的族群及其关系的研究，不能仅按溯源论的方法进行，也可从具体的时空脉络出发，分析他们对“自我”、对生活在其周边的“他者”的认识和界定，对华夏帝国的想象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文化实践。
受人类学族群理论及区域社会史研究方法的影响，近年来，武陵地区民族关系研究也有了新进展。特别是对当代武陵地区族群互动、族群认同与族群性的研究，更是较好地运用了人类学族群理论。如雷翔通过对鄂西南土家族造谱与祖先认同建构的分析研究了土家族与汉族的关系[66]；李然运用族群以及族群关系理论较好地分析了湘西土家族苗族的文化互动与族际关系[67]；陈心林通过对武水流域一个土家族社区的研究深入分析了南部方言区土家族的族群认同，生动展现了当地土家族、苗族与汉族的关系[68]；明跃玲通过对瓦乡人民族识别的研究探讨了族群认同与族群性[69]。由于本书属于族群关系史的研究，在此不再详述其他当代武陵地区族群关系的研究。
较之于当代族群关系研究，受人类学族群理论与区域社会史影响的武陵地区民族关系史研究则更好地体现了历史深度与区域社会大视野的融合。如孙秋云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引导下，系统探讨了“改土归流”后汉苗文明的传播与互动，并对西方的“内部殖民主义”族群关系理论做了探讨[70]；谭必友从族群社会学的角度对清代（1796～1911）湘西苗疆这一多民族社会的族群关系史的演进进行了重构[71]；明跃玲从白帝天王崇拜入手分析了湘西苗疆边墙地带的苗汉关系[72]。特别是苏堂棣（Donald S.Sutton）、谢晓辉、龙圣、杨志强等学者，他们运用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从族群边缘的视角切入，深度分析了武陵地区的族群关系与区域社会变迁。苏堂棣将湘西地区苗人、汉人移民、土家族都膜拜的白帝天王作为研究对象置入近300年的区域历史背景中，通过对不同群体关于白帝天王神话传说解释的分析，深入探讨了白帝天王神话叙事与区域秩序、族群身份之间的关系。正如作者所言：“关于边疆神灵的叙事，不是对某个或某些静态群体的反映，而是那些身处边疆、希望改变身份和关系的人们的愿望的投射。相互竞争的神话诠释，从来不是新创造的，而是将早期版本的边段糅合在一起。因此，每个神话都反映了不同信众之间不断的对话。”[73]谢晓辉以王朝在湘西地区所提倡的礼仪与制度变迁为主线，兼顾地方开发过程中生态、生计模式的转变与地方社会组织机制的动态过程，深入探讨了湘西具体什么时候、用何种方式整合入中国，并对“成为中国”以及湘西历史书写的“内地化”或者“汉化”模式进行重新检视。[74]与前述华南学派以及苏堂棣的研究路径相似，龙圣在吸收民族史研究成果基础上，也将白帝天王信仰放置于具体的历史时空脉络中，然后分析其神话传说的制作与族群身份、区域社会变迁的关系。他的《清代湘西社会变迁与白帝天王信仰故事演变——以杨氏家族为例》以清代湘西杨氏家族为例，通过分析不同历史时期汉、苗、土家等多族群膜拜的白帝天王叙事上的异同以及制作的原因，从侧面深度展现了湘西族群关系以及区域社会的变迁。[75]他的另一篇论文则探讨了湘西白帝天王信仰的流变，并认为白帝天王信仰及其故事建构是宋元明清时期湘西边缘社会文化与族群分化变迁的缩影。[76]此外，吴雪梅以鄂西南景阳河社区为研究对象，深入分析了民族边缘地区乡村社会的权力关系以及国家、民间权威与族群的互动。[77]杨志强、张旭以历史人类学的视野对包括湘西苗疆在内的清代苗疆社会的“非苗化”现象做了深入的分析，并认为清代中后期在各种“苗种”社会的“汉化”过程中新的族群边界和认同的产生，不仅是一种“结构重现”，而且与近代以后的“民族”形成与认同存在历史的关联。[78]
上述两种路径的研究，第一种路径长于民族关系的整体叙述，但其不足亦很明显，即缺乏对民族发生关系过程的具体考察，同时还脱离了具体的生态、历史文化情境。较之于第一种路径，第二种路径的研究不仅较好地展现了民族关系的生动与复杂性，而且具有历史的深度。特别是区域社会史的研究，更是让民族关系与区域、王朝社会变革相连接，具有了更宏大的视野。
（二）武陵地区土客关系研究
学界对武陵地区土客关系研究主要从两个视角展开，一是传统民族史的视角，一是人口史或者移民史的视角。如前所述，传统民族史视角下的武陵地区的民族关系研究早在20世纪初至40年代业已起步。作为族群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土客关系研究亦是如此。是时，凌纯声、芮逸夫、石启贵等就湘西苗族历史文化进行的调查从表面上看只有苗客之分，实际上却包含土客之别。在凌等前辈眼中，苗乃土也，故他们把苗族视为“土著民族”。[79]
1.传统民族史的视角
迨至20世纪50年代，基于民族识别的需要，武陵地区的土客关系开始为学者所关注。在这一时期，学者们通过民族识别调查获取的有关苗族、土家族的社会、经济、历史等方面的原始材料，奠定了土客关系研究的基础。潘光旦先生在《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一文中在运用翔实的调查材料与史料论证土家是巴人后裔时对土人与土家关系进行了说明：“土人”不是一般的土著，而是“土家”之人；“土司”也不是一般的土官，而是“土家”人所担任的“土官”。[80]严学宭、汪明瑀等先生也认为，汉人乃“客家”，“土人”乃土家族。[81]与潘、严、汪等先生观点有所不同的是，中央土家问题调查组认为，“土家”指在当地居住较久的土著，而后从外地迁入者为“客家”。[82]向乃祺等人的观点更具体，认为苗族与改设府治之前外迁而来并逐渐融合同化的向、王、田等汉人称为“土家”，改设府治后迁入的则称为“客家”。[83]瞿崇文等人与向乃祺观点类似，认为土家中既包括少量非汉族群（楚国以前的土著与楚国至唐末迁入的老土家），也存在大量的汉人（后梁至清初迁入的新土家）。[84]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批土家族研究者在分析土家族与汉族关系时也相继论及武陵地区宋元以来的土客关系。多数研究认为，“土丁”“土军”“土民”“土人”乃土家族人，“客家”乃汉人。这在许多土家族研究著作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论及武陵地区各族群文化及其互动时，早已预设“土人”即土家族人，“客家”即汉人，然后分析探讨土家族与汉族在宗教信仰、婚姻、饮食、艺术等方面的文化互动与交流。[85]
不过，也有部分学者在预设前提之下对“土”“客”之内涵与外延展开了历时性的分析。练铭志先生在《试论湘西土家族与汉族历史上的融合关系》中认为，历史上统治者曾推行过有利于土人而不利于客民的政策，故清代之湘西出现过一股客人争做“土人”的风气。为此，练先生列举了龙山县叶、覃、邹、涂姓的调查材料，说明汉族土家化的过程。其意很明显，“土”“客”边界不是刚性的，而是流动的。[86]李星星在《曲折的回归——四川酉水土家文化考察札记》中认为，宋元以来的“客户”不一定都是汉人，也存在一些少数民族，只是改土归流后，汉人大量迁入，附居落籍为客，方形成“土”“客”对称的格局，“客”之称谓才意指汉人；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认为，“改土归流”后土、客文化上的“一体化”表现为客家的“土化”和土家的“客化”。[87]刘诗颖的《明清以来湘鄂川黔地区的外族人土家化倾向》[88]、敖慧敏的《一个移民社区的土家化过程及其影响——对湖北恩施市盛家坝乡安乐屯村的研究》[89]、李滨利的《卫所移民群体本土化过程研究——以鄂西南朱砂屯村为例》[90]等硕士学位论文可以说是李星星先生观点的具体展开与实践。
此外，伍新福、黄柏权、王平等人在他们的研究中也表达过相似的观点。伍新福在《湖南民族关系史》中认为，宋时出现的“土人”“土民”并非专指某一族群，而是意指宋代以前即已居住于该地的土著居民；有明一代，其所指尽管仍包含土著的汉人，但已明显具有划分族群的倾向；迨至有清一代，“土人”之称已专属化，意指土家之先民，“客”即汉人。[91]黄柏权在《秦汉至唐宋时期“武陵民族走廊”的民族格局》《元明清时期武陵民族走廊的民族格局》等文中认为，“土人”的所指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宋代“土人”非土家之专称，元明时起“土人”“客家”族群分界业已明确化。[92]王平在《鄂西南族群流动研究》中认为，元末至明清，在朝廷移民政策之下，大量来自湖广、江西等地的移民迁入鄂西南清江以北地区，其中虽多为汉人，但亦有部分非汉族群；“改土归流”后，清廷从贵州、湖南洞庭湖等地招徕迁住清江以南地区的“客户”则主要是非汉族群。该文虽未直言“客户”并非都是汉人，其意却跃然纸上。[93]
由上可知，在传统民族史的视角下，多数研究认为武陵地区的土客关系就是土家族与汉族的关系，少数研究从人口流动或者迁徙的角度注意到了土客边界的相对性以及相互关系的历史性，但也受制于自身视野，只对土客内涵与关系做了简单介绍与分析，未将土客关系放在更大的区域社会情境中展开专门、深入的研究。
2.人口史或者移民史的视角
与传统民族史有所差异，人口史或者移民史视野中的土客关系更多的是土著与移民的关系。相关研究主要是谭其骧先生奠基并推动的。谭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发表的《湖南人由来考》《近代湖南人中之蛮族血统》尽管研究的主要是湘中、湘北移民，但也有涉及湘西南之怀化靖州的土著与移民。[94]在谭先生的影响下，宏观的中国移民史研究以及中观的西南或者地方的移民史研究，或多或少都会关注、涉及武陵地区的土客关系。前有葛剑雄、吴松弟、曹树基完成的《中国移民史》[95]，后有张国雄的《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96]，蓝勇、黄权生的《“湖广填四川”与清代四川社会》[97]，张建民的《明清长江流域山区资源开发与环境演变——以秦岭—大巴山区为中心》和《明代湖广人口变迁论》[98]，谭红的《巴蜀移民史》[99]，陈世松的《大迁徙：“湖广填四川”历史解读》[100]，孙晓芬的《清代前期的移民填四川》[101]和《明清的江西湖广人与四川》[102]，屈小强的《巴蜀文化与移民入川》[103]，湖南图书馆编的《湖南氏族迁徙源流》[104]，薛正超的《湖南移民史研究（618～1279年）》[105]，蒋德学的《试论清代贵州的移民》[106]，古永继的《元明清时贵州地区的外来移民》[107]，袁秩峰的《清代贵州的客民研究》[108]。特别是张世友、杨洪林等学者，更是对武陵地区之乌江流域、鄂西南地区的移民类型、移民活动、移民与土著的关系以及区域的社会变迁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如张世友的《变迁与交融：乌江流域历史移民与民族关系研究》以历史时期为经，以民族关系为纬，通过对乌江流域历代移民历史背景、历朝对移民的政策、历代移民的来源和动因、移民的分类等的分析，探讨了人口迁徙与政治鼎革、经济发展、文化交流、民族融合之间的关系[109]；杨洪林的《明清移民与鄂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变迁研究》在文献梳理及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明清移民和鄂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变迁的过程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并就移民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进行了深入研究[110]；杨国安的《明清鄂西山区的移民与土地垦殖》通过对明清时期鄂西山区人口迁徙和土地垦殖的研究，充分展现了该地区农业开发的情况，并以此为基础，探讨了该地区的经济发展规律[111]；谭清宣的《清代改土归流后土家族地区的移民及其社会影响》在对土家族地区“改土归流”后移民情况做了简要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移民对土家族地区的影响[112]；江田祥的《客民、地方社会与白莲教空间扩散——以清乾嘉之际鄂西南来凤县为中心》以鄂西南来凤县为中心，在研究清乾嘉时期客民、地方社会与白莲教空间扩散关系的基础上认为，“流动”客民的生计方式是清乾隆后期白莲教超越地方、远距离扩散以及在数省间形成松散的宗教网络的重要原因之一[113]。
上述人口史或者移民史的研究，无论宏观的中国或者中观区域的两湖地区、贵州、鄂西南、乌江流域，还是微观的移民影响等方面的研究，其分析或者叙事的框架基本上就是“移民”的成因、来源、活动、分布，“移民”与“土著”关系的展开以及与之同步展开的区域社会的变迁或者转型。在此框架之中，“土著”与“移民”的关系基本上可与“土/客”关系等同，“土”成了“土著”，“客”成了“移民”甚至是汉族的“移民”，由此忽略了武陵地区“土”“客”的族性、族群边界的塑造，以及由此引发的族群关系问题。
综上所述，武陵地区土客关系研究路径主要有两条。一是从传统民族关系史的角度进行研究。其研究一般都是以溯源为目的，而“土/客”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多层次互动及其历史影响则是最主要的变迁脉络。他们一般认为，民族是一个文化实体，自古有之，当下武陵地区的各个民族总体上是该地区历史族群族体的延续。土家族不仅是宋元以来“土丁”“土人”“土民”“土家”等族群实体的延续，而且它与其他族群之间存在明确的边界。二是从人口史或者移民史的角度进行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对武陵地区的移民类型、移民活动、移民文化、移民社会变迁等方面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但忽略了武陵地区“土”“客”的族性、族群边界的塑造以及由此引发的族群关系问题。因此，本书以“土/客”关系为主线，从区域社会史的角度，运用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分析探讨武陵地区的族群关系的演变以及区域社会的转型也就具有了前述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五
本书是一项基于区域土客族群关系与社会变迁的研究，其重点主要是探讨宋元以来武陵地区土客边界的流动、族群变迁以及与之同步展开的区域社会转型。全书包括绪论、正文、结语三大部分，其中正文五章。
“绪论”介绍了选题的缘起、研究的意义、相关理论、相关概念的说明、学术史回顾、主要研究方法、研究主要内容、研究的基本思路以及武陵地区的人文地理环境和区域特征。
正文分早期、两宋、元明、清代、民国五个时期分别进行研究。武陵地区的早期包括远古先秦、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与隋唐五代四个历史时期。这一时期，历史跨度非常大，土客关系复杂。第一章“武陵地区早期的土客及其关系”主要运用考古资料和部分文献资料，在考察武陵地区从远古、先秦、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五代时期土客族群构成、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及活动的基础上，研究分析国家视野下他们的文化交流与互动的情况。
历经唐末五代时期的社会动荡和土客融合，两宋时期的武陵地区逐步稳定。这一时期，赵氏王朝沿袭唐制，以澧州、辰州、沅州、黔州、施州为据点，继续推行羁縻政策治理武陵地区，但治理的效度较之于李唐已有所加强。随着王朝统治力量的加强和更多客民的进入，武陵地区经济文化在两宋时期已得到较大程度的开发。第二章“两宋时期武陵地区的土客及其关系”在考察两宋土著构成的基础上，分析了土著与“土户”“主户”“土人”“土军”的关系以及客民的成分、迁入动因、原籍地等，探讨了赵宋王朝对武陵地区的治理以及土客的“互化”。
元明时期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大一统时期之一。这一时期，随着地方行政建置和军事体制的完善，特别是土司制度的创立和发展，武陵地区与内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往、交流得到加强。同时，受宋末元初“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移民浪潮兴起等因素的影响，江西等地的人口大量迁入湖南、湖北地区。第三章“元明时期武陵地区的土客及其关系”在概述元明对两宋土著承替和变迁的基础上，分析了国家的统治、经营，“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移民浪潮与客民迁入之间的关系以及客民族属的问题，探讨了土客之间族群边界以及他们从冲突走向融合的变迁过程。
清代武陵地区的资源继续得到开发，社会经济持续发展，水陆交通更为便捷。交通的改善，促进了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为客民的进入创造了条件。这一时期，受明末农民起义军余部转战、吴三桂叛乱、“改土归流”、白莲教起义等历史事件的影响，大批客民迁入武陵地区。这些客民与“土人”“土民”“土蛮”“红苗”“花苗”“苗人”“苗民”“生苗”“蛮苗”“徭”“徭峒”“峒民”“峒人”“峒蛮”“峒僚”以及元明时期反客为土的“回”、“缠回”、“蒙古人”、“民家人”、汉人一道，构成了清代武陵地区的土著居民与客民。第四章“清代武陵地区的土客及其关系”在考察土著构成、分布以及进入客民类型等问题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客民的族性，土客之间制度、文化、地理上的边界，土客之间的冲突、融合以及区域社会从“化外之区”到“内地的边缘”、从“土流并治”到“宗族社会”的变迁。
民国时期土著“苗瑶”“苗”“土人”“土家”“侗家”等“边民”“土著民族”经历了称呼上的从“蛮夷”到“少数民族”的转变。他们的风俗发生了特别显著的变化，他们甚至被官方视为“已经同化了的”民族或者汉族之宗支，但仍是客观存在的族群实体。伴随着各种外来军事力量的进驻、国民政府的治理以及革命形势的发展，武陵地区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最后一批客民。这些客民，既有新兴的地主，也有交战的军阀及其带来的将士，还有抗日期间被迫西迁的各类科教人才以及追随中国共产党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人民群众。他们的到来，带来的更多的是新知识和观念。特别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部分机关、企业、学校的迁入，更是推动了武陵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第五章“民国时期武陵地区的土客及其关系”在考察民国时期土著构成的基础上，分析了民国时期迁入武陵地区客民的特殊类型，探讨了民国政府的土客政策对土客族群意识、族群边界以及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结语得出了三个方面的结论性认识与思考，认为武陵地区是一个特殊的区域。该区域承东启西，是江汉、洞庭湖平原向云贵高原和西南的过渡地带。历史上，该区域一方面是东中部以及北部客民进入西南地区的廊道，另一方面也吸纳了大量的客民。不同历史时期的客民迁入武陵地区后，与是时的土著居民在交往交流中涵化、融合，使武陵地区实现了从“化外之区”到“内地的边缘”，从“豪酋统治”“土流并治”社会到“宗族社会”的结构转型。
六
本书是一项有关族群关系史的研究项目，研究的内容不但牵涉宋元以来武陵地区被视为“土”与“客”的族群关系的演变，而且涉及人口的流动、族群认同的变迁以及区域社会的转型等问题，这就决定了本书不可能只选择历史学或者某一个学科的研究方法展开研究，而是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下面就本书所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做一简单介绍。
1.历史人类学方法
历史人类学是历史学与人类学面临危机时相互“依偎取暖”的结果。正因如此，在历史学与人类学学科视野下，历史人类学具有了不同的历史或者文化的“内涵”，即历史学的“历史人类学”与人类学的“历史人类学”。在历史学学科视野下，历史人类学是传统的政治史、精英史遭遇“史学危机”后，学习人类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以及关注百姓日常生活或者“眼光向下”的学科视角的结果。在人类学学科视野下，历史人类学是人类学对古典进化论、文化传播学派、美国历史学学派以及结构功能主义等早期理论流派忽视历史的反思。由此，历史学与人类学针对历史人类学的学科属性展开激烈的争辩。争辩之余，多数学者倾向于将历史人类学理解成一种研究方法。如安德烈·比尔吉埃尔在《历史人类学》一文中指出：“历史人类学没有特定的研究领域，它相当于一种研究方式，即始终将作为考察对象的演进与这种演进的反应联系起来，并与由这种演进产生或改变的人类行为联系起来。”[114]赵世瑜在其《历史人类学：在学科与非学科之间》中也认为：“历史人类学并非归属于某一学科或是某一学科分支，它可以是一种研究方法和视角，也可以被表达为一种研究风格，把它画地为牢只能是管理部门的权宜之计。历史人类学可以为历史学、人类学以及其他有共同或相似旨趣的学科所共享，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发展它。”[115]笔者也赞同将历史人类学当成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的核心就是强调历史与文化的互动、过程论与文化论的结合。一方面，在分析史料文献过程中，需要运用“文化的透镜”看待历史、历史活动与历史事件，需要挖掘历史文献或者文本背后的观念与认同，深入探讨历史文献生产的社会语境，并将史料与具体的历史过程及书写者的观念进行对读，以期更深入地理解这种认识的形成与流行。另一方面，在研究文化或者文化事项的时候，也需要运用历史之过程论理解文化或者文化事项的变迁。毕竟，作为结构的文化，其延续性或者稳定性的发挥，离不开特定历史时期权力、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力量对它的影响。
武陵地区是中国中部向西南地区的过渡地带，历史上这一地区人口流动频繁，土客关系是这一区域发展变迁中非常重要的线索，正史、地方志、家谱、碑刻铭记、口述史料、文人笔记、民间传说故事等对客民的迁入以及土客关系都有一定的记载，特别是宋元之后，相关资料更是丰富。这些资料或多或少，或详细或简略，或真或假地记载了武陵地区客民的迁徙以及其与土著之间的关系。运用历史人类学的方法分析资料的生产、制造过程及背后的社会语境、心态，透过文化看历史，进而达到分析土客关系以及区域社会变迁的目的，这将是本书所追求的目标之一。
与此同时，历史人类学也充分借鉴人类学对“无历史的人民”[116]研究形成的田野调查方法，通过田野调查获取大量的一手材料，通过参与观察分析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本书研究的客民是流动的人群，文献特别是正史、地方志对其记载严重不足，必须利用田野调查深入乡村收集资料，以补其不足。此外，将历史文献与具体的时空相结合，还有助于培养“历史在场感”，有助于理解历史文献。2011年7月至2016年7月，课题组成员先后深入武陵地区的高校图书馆，地方档案馆、博物馆等数据信息中心以及村寨、田间地头调查20余次，收集整理了大量的文字、口述、图片、影像资料。文字资料主要分为三部分：一是正史、政书、地方志等文史资料和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二是国家、省、市、县、乡镇政府有关部门的统计数据以及各类档案馆保存的有关的客民、少数民族调查报告等；三是民间保存的谱牒、碑刻铭记、私家藏书、乡规民约等文书。口述资料主要有与地方文人的访谈，民众的山歌、传说、神话、故事以及他们对历史上土著与客民的认识、看法等。
2.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
定性研究主要是对事物本质性方面的探索和分析，定量研究主要是运用数据对事物及其关系进行量化的研究。[117]总体而言，社会科学以定性研究为主。本书涉及对历史时期客民行为的分析以及人口的估算，故以定性分析为主，适当运用了一些统计数据，希望在一定程度上达到运用统计数据佐证或分析历史现象与人类主观结构的目的。这些数据主要根据正史、方志以及相关研究中透露的数据信息整理而成。
本书的研究将沿着历时与共时两个维度展开。历时方面，主要研究不同历史时期土客的演变以及区域社会从“化外之区”到“内地的边缘”、从“豪酋统治”“土流并治”到“宗族社会”的变迁；共时方面，主要分析具体历史时期土著构成和经济文化情况，客民的构成和来源，土客之间的族群意识，边界以及互动，国家政策对土客关系的影响，土客关系与区域社会生态、经济、文化之间的关系等。
本书所研究的区域，不是2011年11月15日国务院批复的《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2011—2020年）》中明确规定的武陵山片区，而是传统意义上的武陵地区。该地区主要覆盖湖南常德市区以西的桃源县、石门县、张家界市、怀化市和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湖北宜昌五峰土家族自治县、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和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重庆黔江区、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石柱土家族自治县、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贵州铜仁市，是“内地的边缘”，并在政治、经济、文化上表现出一定的区域特征。
（一）地理与人文：作为“内地的边缘”的武陵地区
武陵地区是中国中东部平原向西南云贵高原的过渡地带，生态地理环境独特，人文资源丰富。其东部是雪峰山，西边是大娄山，北边是大巴山，南边是苗岭，中间则是绵延湘鄂渝黔四省市的武陵山脉。武陵地区地形地貌复杂，多起伏较小的高山和低山，兼有山原、盆地和宽谷。武陵地区主要由四大水系分割而成，武陵山以东有沅水与澧水两大水系。沅水水系（包括酉水、辰水、武水）地貌为低山丘陵，起伏平缓，河流沿岸多河谷坝子。澧水水系上、中游多石灰岩沉积地区，为喀斯特地貌，下游为红砂岩及第四纪冲积地区，多低矮的丘陵、台地和冲积平原，地势平坦。武陵山以西的乌江流域和以北的清江流域，地貌为岩溶山原，河流切断较深，形成了众多的峡谷。综观武陵地区的地形地貌，该地区多山地、丘陵。在山地、丘陵之间，分布着为数不少、俗称为“坝子”的盆地和宽谷。这些“坝子”地势平坦，江河交错，土地肥沃，人口稠密，是武陵地区历史上开发较早的地方，如龙潭坝、华塘坝、大田坝、桂塘坝、秀山盆地、恩施盆地、桑植盆地等。[119]综合地形、流域与人文情况，武陵地区大致可分为东、西、中、南、北五个部分[120]，大致对应的是湘东北的张家界市与常德市桃源县、石门县，渝东南与黔东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怀化市，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与宜昌市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具体情况见表0-1）。同时，由于古代的区域变动以及研究的需要，本书的地理空间也有适当的延伸，如将古代澧州、武陵郡、思州部分府县纳入。
表0-1 武陵地区分区情况
从表0-1可以看出，虽然武陵地区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但是其内部区域之间还存在较大的差异。东部特别是张家界慈利和常德桃源、石门，与洞庭湖平原和江汉平原接近，有一定的山地，但也有不少的平原，是武陵地区开发较早的地区之一。南部的怀化市特别是沅陵、麻阳、芷江的沅水河沿岸多河流冲积平原，形成了面积较大的盆地或坝子，这也是武陵地区开发较早的地区之一。中部与北部除恩施盆地、华塘坝、利川盆地等坝子外，其他地方多高大山地，是苗族与土家族的居住核心区，武陵地区开发较晚的地区之一。西部山地更高，有武陵山脉的主峰梵净山，该地区除乌江沿岸开发较早外，其他地方的开发都比较晚。
武陵地区上述地形地貌，一方面塑造着该地区历史发展的共性，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一定的差异性。春秋战国时期，武陵地区东有强大的楚国，西有夜郎与牂牁，南部是南越之地，北有秦巴。秦吞六国一统天下，置黔中郡，武陵地区随之成为“中国”的“内地”。汉兴，黔中郡改为武陵郡，管辖的地方有湘西和与其毗邻的交界地区。此后武陵郡的建制虽有变化，但其名称一直沿用至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在此期间，武陵地区地理上虽属“中国”之“内地”，但实际上是“化外之区”。是时武陵地区活跃着一批被华夏表述为“他者”的“蛮夷”，主要有北部和西部信仰白虎的巴人、东部和南部崇拜盘瓠的“武陵蛮”与“五溪蛮”。[121]两宋时期，通过军事寨堡的设置，朝廷对武陵地区的统治有所加强，但实际控制力仍很弱，武陵地区仍是羁縻统治下各类“蛮左”活动的天堂。[122]是时中部有“溪州蛮”，西部有“思州蛮”“黔安州蛮”，北部有“施州蛮”。与此同时，更为具象化的族称，如“土民”“苗”“徭”“峒”“仡佬”也在正史中出现。随后，在唐宋羁縻制度的基础上，元朝在武陵地区实施了土司制度，明清两朝使这一制度更为完备，前后建立大小100多个土司政权。为加强对土司的控制，明王朝开始在武陵地区特别是东部地带设置许多卫所，但实际控制力仍比较有限，“汉不入峒，蛮不出境”的隔离政策只是减少了族群间的流动，弱化了王朝对土司地区的影响。民族隔离政策挡不住族群间的物质、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受中央王朝更替、战争等因素的影响，明清时期外来族群和土著仍在武陵地区迁进迁出、小范围流动，并促成了“改土归流”前最后一次大规模的迁徙与融合。[123]“改土归流”后，清王朝在武陵地区采取了置流官、派兵丁、编户籍、立保甲等措施，传统中国内部的“化外之区”终成“旧疆”[124]。
由上可见，武陵地区符合鲁西奇对“内地的边缘”的界定，是“传统中国内部的‘化外之区’”。该地区在历史上“处于中华帝国疆域内部，但却并未真正纳入王朝国家控制体系或国家控制相对薄弱”，[125]并表现出“内地的边缘”的区域特征。
（二）政治、经济、文化的多元与多样：武陵地区的区域特征
作为“内地的边缘”，武陵地区区域特征明显。表现在政治上是历史上国家权力相对缺失，政治控制方式多元；表现在经济上是耕地资源匮乏，山林及生物资源、水利及矿产资源相对丰富，生计模式多样；表现在文化上则是该区域自古系多民族迁徙融合的通道和文化交融的场所，文化多样性十分突出，既表现出较强的非汉特征，又深受汉文化的影响，表现出国家的在场。
第一，国家权力相对缺失，政治控制方式多元。由于武陵地区是“内地的边缘”，国家权力在其区域内相对缺失，政治控制相对较弱，地方社会秩序的建立多依赖酋首、豪强等地方势力。[126]此等政治控制形式的形成，固然与武陵地区地理环境闭塞，氏族、血缘和家族势力长期延续有关；另一方面，传统社会国家权力尚不足以按内地之方式控制其疆域也是其中十分重要的原因。因此，统治者多采取因地制宜的变通方法控制武陵地区。秦汉时期，武陵地区虽设立郡县，但管辖的主要是汉人的“编户齐民”，仅限于治所、平旷之地及主要交通干线周边，“深山重阻，人迹罕至”的边缘地区仍是诸蛮所居之地。这些地方有的缴纳少量赋税，有的基本赋税也不承。这些地方真正的控制力量不是官府，而是“渠帅”或“君长”。至刘邦为汉王时，因板楯蛮夷伐秦有功，其渠帅罗、朴、督等姓更是不输租赋，余户也是每年象征性地缴纳一定的
钱而已。[127]
唐宋时期，官府加强了对武陵地区的治理。唐王朝于武德四年（621）复置辰州以管理“溪峒诸蛮”事务，后又增设了若干新州。不过，因自然环境险恶、交通不便等因素的制约，这些地方仍是“内地的边缘”，朝廷采取的基本策略是“以夷治夷”。向、田、覃、彭等姓相继为溪州首领，世袭官职，统治一方。与内地省民相比，边缘“诸蛮”的赋税负担甚轻，故《旧唐书·食货志》中有“若夷僚之户，皆从半输”[128]之说。偏僻山区的溪峒“蛮夷”更是“逍遥”，直到宋代仍“民不服役，田不输赋”[129]。迨至两宋，虽然朝廷对居于溪州“诸蛮”的认识有所加深，但对其采取的管理方式仍是羁縻，“蛮夷”的真正管理者仍是豪酋。《九国志·彭师暠传》载：“（彭）师暠，溪州人，世为诸蛮酋长。父士愁，唐末溪州刺史。其地西接牂牁、羽林，南抵桂林、象郡，东北控澧、朗，方数千里，山水险恶，舟车不能通，其蛮有六种，盘氏为大，即盘瓠之种也，俗无文法，约束系于酋长。”[130]溪州自彭士愁始成为彭氏独立王国，直至清雍正年间改土归流后彭氏独立王国方结束其800多年的统治。下辖黔东南及渝东南酉阳、秀山等地的思州也在唐贞观四年（630）由务川州改置，沿为羁縻州。两宋因之，土著首领田氏据其地。淳熙十三年（1186）施州谭汝翼因与思州田汝弼争斗而被宋孝宗诛。田氏畏惧朝廷，故向宋朝表示“献纳所买黔州（今彭水县）省民地”，“（孝宗）诏偿其直”，计钱90缗。[131]由此可见，宋时思州与其他羁縻州一样，土酋仍是地方的实际控制者。
元明清初，武陵地区与西南大部分地区一样，进入了土司统治时期。如前所述，元代开始的土司制度，实质上是唐宋时期羁縻州制的发展。比较而言，土司制更密切了土司与中央王朝的关系。土司分别受路、府、州、县控制，流官对其进行监视，并承担一定的赋役，接受“征调”，但仍具有较大的权力，堪称地方的“土皇帝”。他们不仅设有私人武装，还拥有自己的衙门、监狱、军队等国家机器，设置各路军事长官、舍把等官职，各掌其职，各司其位。元朝时期，湘西、黔东南一带的苗寨，基本上是地方上层首领充当土官。苗人首领对土地享有支配权，田丁耕种领主的土地，不纳租税，但必须为领主提供无偿劳役，对领主具有极强的人身依附性。附元后，苗人首领俱被授为当地各级土官，从而使苗人领主经济的发展更具政治保证。[132]有明一代，土家族地区更是设有11个宣慰司、6个宣抚司、9个安抚司、31个长官司、3个土知州、10个蛮夷长官司、5个土副长官司、4家土吏目、1个土知县、1个土县丞、4个土巡检司统治各族民众。[133]不过，相对内地，土司地区赋役为低。以鄂西南施南土司为例，其人口为2597人，秋粮65石6斗。按人均计，每人只需交2.2升左右。[134]清初，朝廷沿用明代土司制度。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三朝后，雍正年间清廷开始改变对少数民族的政策，实行“改土归流”，废除土司制度。至此，地方豪酋统治武陵地区的时代结束。
第二，耕地匮乏，山林及生物资源、水力及矿产资源相对丰富，生计模式多样。自然地理环境是人类生活的基础和舞台。武陵地区地处云贵高原向湘中平原、江汉平原的过渡地带，其间横亘着以梵净山为主峰的武陵山脉，周围多是起伏的二高山和低山，兼有山间盆地和河谷台地。武陵山以东的沅江水系，地貌为低山丘陵，河流切断较浅，起伏平缓，河流沿岸多河谷坝子。武陵山以西的乌江流域和以北的清江流域，地貌为岩溶山原，河流切断较深，形成了众多的峡谷、洼地。整条走廊以碳酸盐岩与碎屑岩多次交替沉积的多溶层结构为主要特色，是中国南方重要的岩溶塌陷地区之一。走廊如此复杂的自然地理环境，在一定程度上规约着走廊的经济形态。与平原、河谷地带不同，多碳酸盐岩的武陵地区，其耕地数量、垦殖指数、土壤肥力较内地的平原、丘陵地带要低，土地开发难度较大，故走廊上民众的生计方式相对多样化，获取生存资料难度大。长期以来，走廊坝区以种植水稻为主，山地种植小米、荞麦及豆类，明朝以后，才引进适合山区种植的苞谷、红薯、洋芋等山地作物。唐宋时居于武陵等郡深山密林的“莫徭”主要从事刀耕火种的游耕农业。刘禹锡的《畬田行》对此做了生动描述：“何处好畬田，团团缦山腹。钻龟得雨卦，上山烧卧木。惊麇走且顾，群雉声咿喔。红焰远成霞，轻煤飞入郭。……苍苍一雨后，苕颖如云发。巴人拱手吟，耕耨不关心。由来得地势，径寸有余金。”[135]由于受到内地先进技术和文化的影响，明清时期武陵地区的农耕已有较大发展，但偏远地方仍坚持“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蜀中广记》转引《舆地纪胜》载恩施之情况曰：“其山岗砂石不通牛犁，唯伐木烧畬，以种五谷。”[136]不仅鄂西南之恩施如此，湘西各州县不少地方也是“不通牛犁”。乾隆《永顺府志》载：土民“于二三月间薙草伐木，纵火焚之；暴雨锄土撒种，熟时摘穗而归”。[137]同治《溆浦县志》载瑶俗曰：“所植芝麻、粟、米、麦、豆、糁子、薏苡、高粱、荞麦、包谷之属，刀耕火种，三四年后，辄弃而别垦，以垦熟者硗瘠故也。”又引《图经》云州之风俗道：“州介山溪，语杂蛮獠，以刀耕火种为业。”[138]乾隆《凤凰厅志》也云：“苗地山多田少，种稻谷者无几，俱种杂粮于山坡，如苎麻、粟米、青豆、参子、薏苡、高粱、荞麦之属，批其榛芜，纵火焚之，然后开垦，所谓刀耕火种也。”[139]
刀耕火种是一种粗放型的生计模式，作物产量极低，不足维持生活，因此生活在武陵地区的人们不得不依靠狩猎等辅助方式聊以度过艰难岁月。土家族的“赶仗”活动就是最为典型的狩猎方式，苗族、侗族的渔猎活动甚至持续至今。唐朝常建《空灵山应田叟》“土俗不尚农，岂暇论肥硗？莫徭射禽兽，浮客烹鱼鲛”[140]的诗句更是对此做了进一步的说明。迨至明清时期，狩猎仍是居于深山的土、苗、侗等族民众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民国《贵州通志》载嘉靖时思南府沿河东北的冉家蛮习俗道：“出入持刀弩，好渔猎，得兽祭鬼而后食之。”[141]《蜀中广记》载上川东酉阳等地峒蛮时云，天暖和时到山林中佩长刀而捕猎，寒冷时则散住岩洞之中。[142]
大山之中，除野生动物外，还有其他林特产与矿冶资源。据载，早在汉代以前，彭水就有了开发天然盐泉的历史。汉代由于原有露天盐泉飞水井不敷生产需用，又陆续开发了鸡鸣、老郁、伏鸩3口卤井。此后，或新建，或重建，到民国末年共有卤井19口。[143]《新唐书》又载：“唐有盐池十八，井六百四十，隶属度支。……黔州有（盐）井四十一，……皆随月督课。”[144]其他林特产与矿产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各正史、方志或时人笔记小说对此有零星记载。《华阳国志》载是时武陵地区的涪陵郡言：“无蚕桑，少文学，惟出茶、丹、漆、蜜、蜡。”[145]明嘉靖时思南府务川县则是以“采砂为业”，“指为生计”。[146]清严如熤的《三省边防备览》也说：“山内木笋、纸耳、香蕈、铁沙金各厂，皆流寓客民所借资生者。而木厂为大，分圆木、枋板、猴柴、器具各项。”[147]民国年间，凌纯声、芮逸夫在深入调查湘西苗族经济生活后更是如此说道：“苗人终岁勤劳，丰年仅免冻馁；一遇灾荒，则不能自给。弱者鬻子女以换斗升之食；黠者则结伴四出抢劫。有司追捕过急，常常酿成大乱。此并非苗人生性好乱，实因地狭人稠，为生计所迫，故铤而走险。”又云：“苗人受土地的限制，因而要到处利用土地，致使苗疆之中，无寸土荒芜。稍平之地，辟为水田。自山麓以至山腰，筑为梯田。略高山坡，开垦畬田。不宜种谷的山地，则种植桐、茶、杉等树。桐子、茶子可以榨油，杉树可以做木材，获利颇厚，为苗人副产收入的大宗。”[148]可见，山民利用山区林特产与矿产资源一则是基于资源环境所做的自然选择，二则与人口压力有关。在耕地有限的条件下，辅以渔猎、林业、矿产资源的利用与开发业已成为武陵地区各民族生活的方式。
第三，文化多元，既表现出较强的非汉特征，又深受汉文化的影响。武陵地区既是中原进入云贵高原的一条主要通道，又是古巴蜀、荆楚与中原三大文化中心的多重交接地带。历史上先后有“三苗”“巴濮”“五溪蛮”“武陵蛮”“苗蛮”“土蛮”“仡佬蛮”等民族或族群在此迁徙、生活，至今仍是土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故该地带的文化不仅多元，而且表现出较强的土著或者非汉特征。如前所述，武陵地区是盘瓠蛮的重要活动区域，《后汉书》对其异俗有诸如“衣裳斑兰，语言侏离，好山入壑，不乐平旷”“糅杂鱼肉，叩槽而号，以祭盘瓠”的记载。不仅如此，武陵地区时至今日仍残存大量的盘瓠崇拜习俗或遗迹。吉首、麻阳等县市一些苗区立有盘瓠庙、盘瓠洞，泸溪县城周边20多公里的地方则有许多辛女宫、辛女祠、辛女岩、辛女溪、辛女滩。[149]居于贵州和湘西的红苗，不仅广泛流传着“官母犬父”或“神母犬父”的故事，而且部分石、田姓氏现在仍保持着饮食禁忌。
除“五溪蛮”“武陵蛮”外，巴人是活动于武陵地区的另外一个重要族群。其异俗在正史、方志等各类文书中也有大量记载。《晋书·李特载记》言，俗性骠勇、善歌舞、敬信巫觋的巴人曾在汉高祖时被募平定三秦，后因其功不供赋税，并将居住地改名为巴郡；爱屋及乌，其歌舞也为高祖所爱，遂演变为巴渝舞。迨至当下，作为巴渝舞的新发展，摆手舞已成为土家族最重要的文化表征之一。《隋书》又云，南郡、夷陵、竟陵、沔阳、沅陵、清江、襄阳等郡“多杂蛮左，其与夏人杂居者，则与诸华不别。其僻处山谷者，则言语不通，嗜好居处全异，颇与巴、渝同俗”。[150]“蛮左”所居不仅是内地边缘的偏僻山谷，其文化也与居于核心地带的“夏人”大相径庭，“颇与巴、渝同俗”。廪君系巴人，故巴文化在廪君及廪君之后得到了传习。《后汉书》载：“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祭焉。”[151]廪君是土家族的始祖神，死后化为白虎，后人祭祀，遂成白虎崇拜。可见，土家族的白虎崇拜乃祖先崇拜。潘光旦先生更是认为，廪君、白虎神与白帝天王三位一体，廪君是土家族的祖先，白虎神是土家族祖先崇拜的原生形态，白帝天王则是其次生形态。[152]
“夷事道，蛮事鬼”，受楚文化好巫鬼的影响，武陵地区各地师巫事鬼成风。唐时武陵地区的朗州“风俗陋甚，家喜巫鬼”[153]，“每淫词歌舞”时更是“必歌俚辞”[154]。迨至明清时期，武陵地区巫鬼习俗的记载更为明确详细。嘉靖时黔东南思南府的“蛮獠”虽“渐被华风”，但仍坚持“信巫屏医，击鼓迎客”。[155]与思南府一样，乾隆年间湘西永顺府的民众也是看病不就医，只椎牛羊，并延请巫师“击鼓卜筶，以祝鬼”[156]。光绪《黔江县志》也载：“岁或设坛玉皇阁，斋醮数日，文武官诣坛上香，为民祈福。民户则用男巫，花冠红裙，夭斜跳荡，饶歌彻夜不休，或二三人，或十余人不等。其教有上坛、下坛、干龙船之分，其愿有删胎、上刀、打泰保之名，统曰跳神，亦曰降神。”[157]与黔东南、湘西、渝东南相比，鄂西南虽更毗邻古之中原，但其巫鬼习俗仍多有残留。同治《来凤县志》载：“来凤地僻山深，民杂夷獠，皆绿（缘）土司旧俗，习尚朴陋，史称俗喜巫鬼，多淫祀，至今犹有存者。……卯洞地居邑之西南鄙，与土苗杂处，俗尤戆朴，疾病信巫鬼，丧事尚歌谣。”[158]
文化多元且具有较强的非汉特征是所有民族走廊的一个共性，武陵地区之所以区别于其他民族走廊，是因为它不仅具有民族走廊的共性，而且具有极强的个性。其个性就是汉与非汉文化相互融合，互为表里。由于武陵地区毗邻历史上的中原，是吸收迁徙、避役汉人的主要区域之一，故其文化“渐染华风”，深深地烙上了汉文化的印记。隋朝时武陵地区夷陵、沅陵、清江等郡僻处山谷者虽“言语不通，嗜好居住全异，颇与巴、渝同俗”，但“与夏人杂居者，则与诸华不别”，且大多已成为“编户齐民”。[159]有明一代，武陵地区的土官、官族、土目、头人及其子弟，已逐渐接受汉文化影响。明成祖永乐六年（1408），酉阳设立了旨在教授土官及其子弟汉文化的酉阳司学。随后，各土司也相继建立了学校。由于土官子弟中上学者日益增多，武陵地区在明代涌现出了一批工诗词、通经史的知识分子，且尤以土家族为多。其中既有中举者，也有著书立说、写诗传世者。[160]改土归流之后，武陵地区更是涌入了大批来自湖广等地的汉人。经过上百年的磨合，区域内部尽管仍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受汉文化影响日渐深入，族群间也日益融合。鄂西南同治《来凤县志》载：“久之，流寓渐多，风会日启，良有司承流宣化，用夏变夷。百余年来，土皆秉礼，民亦崇实，斯民三代之直，未始不可教也。”[161]宜昌府的鹤峰、长阳二县，原来的“獉狉椎结之习”，忽然间变成了“衣冠诵之风”，“立学校，应选举，彬彬向风，与壮县比矣”。[162]渝东南“旧杂蛮戎，家自为俗”的酉阳州，通过改土归流四十年的教化，“农安稼穑，士习诗书，风气龂龂乎一变”。[163]湘西乾隆《永顺县志》也载：“永顺地方，先属土司世业，今值改土归流，以生以事，各遂所天。其俗淳庞浑噩，迩来读书应试，服畴力穑，熙熙攘攘，鸡犬桑麻，宛然中土。”[164]地处偏隅的黔东南铜仁府改土归流初期，“多吴、楚、闽、蜀之人，各从其方之旧，相杂成俗”，“声教渐敷”后，风俗“为之丕变”，“颇类中州”，“亦彬彬乎礼义之乡也”。[165]迨至民族识别初期，土家人一度被认为是少数民族化了的汉人，不能识别成为一个单一民族，由此可见武陵地区受汉文化影响之深。
综上所述，武陵地区历史悠久而厚重，从新旧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从先秦到汉唐，从宋元到明清，始终保存着深厚的民族历史文化。区域内的孔道除以武陵山脉走向所构成的沟壑峡谷外，还存在一张以沅水、澧水、乌江、清江等大河为主干线，以数以千计的溪流为支线，集水流、物流、人流为一体的网络。该地区自秦汉以来一直地处传统中国的“内地”，长时间内并未完全纳入中央王朝的控制体系，故而又符合成为“内地的边缘”的条件，并在政治、经济、文化上表现出一定的区域特征。
[1] 臧励龢等编《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商务印书馆，1982，第507页。
[2] 〔挪威〕弗里德里克·巴斯（Fredrik Barth）：《族群与边界（序言）》，高崇译，周大鸣校，《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
[3] The Encyclopedia American，Grolier Incorporated.，International edition，Vol.10，1997，p.631.
[4] 〔美〕马丁·N.麦格（Martin N.Marger）：《族群社会学：美国及全球视角下的种族和族群关系》，祖力亚提·司马义译，华夏出版社，2007，第22页。
[5] 参见〔英〕厄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民族与民族主义》，韩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英〕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三联书店，1998；〔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6] 庄孔韶主编《人类学通论》，山西教育出版社，2005，第342～357页。
[7] Michael.Banton，“The Concept of Racism，” in Sami Zubalda（ed.），Race and Racialism，London：Tavistock，pp.17-34；Ruth Benedict，Race：Science and Politics，New York：Viking，1959.
[8] 马雪峰：《社会学族群关系研究的几种理论视角》，《西北民族研究》2007年第2期。
[9] Robert E.Park，Ernest W.Burgess，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Sociology，Chicago：the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21，pp.730-735.
[10] 陈纪：《西方族群关系研究的相关理论综述》，《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11] Ernest A.T.Barth，Donald L.Noel，“Conceptual Frameworks for the Analysis of Race Relations，” Social Forces，1972，Vol.50，pp.334-348.
[12] Milton M.Gordon，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The Role of Race，Religion，and National Origin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4.
[13] 陈纪：《西方族群关系研究的相关理论综述》，《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14] Milton M.Gordon，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The Role of Race，Religion，and National Origin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4.
[15] 〔美〕E.O.威尔逊：《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毛盛贤等译，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
[16] 周大鸣：《论族群与族群关系》，《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
[17] W.Lloyd Warner，“American Caste and Clas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36，Vol.42，No.2.
[18] Oliver C.Cox，Class and Race，Garden City，NY：Doubleday，1948；Joe R.Feagin，Racial and Ethnic Relations，5th ed.，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 Hall，1996.
[19] Robert Blauner，“Internal Colonialism and Ghetto Revolt，” Social Problems，1969，Vol.16，No.4，pp.393-408，转引自马雪峰《社会学族群关系研究的几种理论视角》，《西北民族研究》2007年第2期。
[20] Edna Bonacich，“A Theory of Ethnic Antagonism：The Split Labor Market，” American Socialogical Review，1972，Vol.37，No.5，pp.547-559，转引自马雪峰《社会学族群关系研究的几种理论视角》，《西北民族研究》2007年第2期。
[21] 陈纪：《西方族群关系研究的相关理论综述》，《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22] 费孝通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第29～33页。
[23] 费孝通：《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2期。
[24] 陈建樾：《多元一体：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族际整合与合法性》，《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
[25] 李明欢：《20世纪西方国际移民理论》，《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
[26] 〔英〕霍恩比：《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7版），王玉章等译，商务印书馆，2009，第1332、4、1039页。
[27] 〔英〕霍恩比：《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7版），王玉章等译，第4页。
[28] （汉）司马迁：《史记》卷116《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1963，第2991页。
[29]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95《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中华书局，2014，第3838页。
[30] （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85《东夷列传第七十五》，中华书局，2014，第2810页。
[31]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辞源》，商务印书馆，1983，第585页。
[32] 辞海编辑委员会编纂《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第1400页。
[33] 辞源修订组、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辞源》，商务印书馆，1997，第450页。
[34] 参见张建民的《明清长江流域山区资源开发与环境演变——以秦岭—大巴山区为中心》（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第53～78页）、袁秩峰的《清代贵州的客民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2年第7期]、陈启钟的《清代闽北的客民与地方社会》（博士学位论文，台湾师范大学，2011，第2～8页）。
[35] （清）张天如等纂修，魏式曾增修，郭鉴襄增纂《永顺府志》卷11《檄示》，清同治十二年增刻乾隆本。
[36] 陈侃：《咸丰县志》卷11《氏族志》，民国3年刊本。
[37] 饶伟新：《区域社会史视野下的“客家”称谓由来考论——以清代以来赣南的“客佃”、“客籍”与“客家”为例》，《民族研究》2005年第6期。
[38] 凌纯声、芮逸夫：《湘西苗族调查报告》，商务印书馆，1947。
[39] 石启贵先生所著的《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是以其遗稿《湘西土著民族考察报告书》为主体，同时补充了《湘西兄弟民族介绍》等遗稿资料。
[40] 参见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吴永章主编《中南民族关系史》（民族出版社，1992），吴永章、田敏《鄂西民族地区发展史》（民族出版社，2007），王文光、龙晓燕、陈斌《中国西南民族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王文光编著《中国南方民族史》（民族出版社，1999），管维良主编《重庆民族史》（重庆出版社，2002），彭官章、朴永子的《关于湖南民族关系史研究的几个问题》（《民族论坛》1985年第1期），翁家烈的《清代贵州民族关系的变化》（《贵州文史丛刊》1987年第4期），保健行的《解放前五百年间我省民族关系试析》（《贵州民族研究》1981年第4期），董珞的《湘西北各民族文化互动试探》（《民族研究》2001年第5期），胡炳章的《湘西地区民族关系发展流程略论——湘西民族关系和谐发展研究之一》[《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张世友的《论秦汉时期乌江流域的主要族群及其主要社会经济面貌》（《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刘莉、谢心宁的《改土归流后的湘西经济与民族关系》[《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4期]，陈涛的《“改土归流”以来湘西黔东北的民族关系》（《贵州民族研究》1985年第1期），东人达的《明清“赶苗拓业”事件探究》（《贵州民族研究》2006年第6期），朱圣钟的《明清鄂西南土家族地区民族的分布与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1期），伍新福的《湖南民族关系史》（民族出版社，2006）等。
[41] 参见《土家族简史》编写组《土家族简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苗族简史》编写组《苗族简史》，贵州民族出版社，1985；《侗族简史》编写组《侗族简史》，贵州民族出版社，1985。
[42] 张雄：《汉魏以来“武陵五溪蛮”的活动地域及民族成分述考》，《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1期。
[43] 朱俊明：《论汉晋以前武陵民族成份及其来源》，《贵州民族研究》1982年第2期。
[44] 参见黄柏权的《武陵民族走廊及其主要通道》［《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先秦时期“武陵民族走廊”的民族格局》（《思想战线》2008年第3期）、《秦汉至唐宋时期“武陵民族走廊”的民族格局》[《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元明清时期武陵民族走廊的民族格局》［《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45] 参见陈心林的《先秦至唐宋时期武陵地区民族关系简论》（《贵州民族研究》2012年第3期）、《元明清时期武陵地区民族关系简论》[《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46] 参见王平《从族际通婚看武陵地区族群关系的演变》，《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武陵地区历史上的族际通婚》，《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47] 相关研究较多，在此仅列一些代表性的成果，如侯哲安的《三苗考》（《贵州民族研究》1979年第1期）、张岳奇的《“蚩尤”能否引作苗族族源》（《民族研究》1984年第4期）、吴永臻主编的《苗族通史》（民族出版社，2007）、张永国的《试论苗族的来源和形成》（《思想战线》1980年第6期）、王慧琴的《关于苗族族源的问题》（《思想战线》1982年第6期）、翁家烈的《从〈山海经〉窥索苗族族源》（《贵州民族研究》1985年第3期）、张世铨的《对苗族历史上几个问题的管见》（《广西民族研究》1989年第3期）、石建中的《试论盘瓠神话和苗族族源》[《中南民族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1期]。
[48] 黄柏权：《土家族族源研究综论》，《贵州民族研究》1999年第2期。
[49] 潘光旦：《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编《土家族社会历史调查》，民族出版社，2009，第19～110页。
[50] 彭武一：《湘西土家族摆手舞蹈的历史渊源和活动情况》，《舞蹈丛刊》1958年第4期。
[51] 彭英明：《试论湘鄂西土家族“同源异支”——廪君蛮的起源及其发展述略》，《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3期。
[52] 段超：《略论巴文化和土家族文化的关系》，《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2期。
[53] 李绍明：《巴人与土家族关系问题》，《云南社会科学》1990年第3期。
[54] 参见彭官章的《从语言学角度谈土家族源问题》（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事务委员会编《土家族历史讨论会论文集》，1983），彭官章、朴永子的《羌人·巴人·土家族》[《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1～2期]。
[55] 参见王承尧的《古代的乌蛮与今天的土家族》（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事务委员会编《土家族历史讨论会论文集》）、罗维庆的《土家族源于乌蛮考》（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事务委员会编《土家族历史讨论会论文集》）。
[56] 彭武一：《明清年间湘西的土家与苗家——初论土家族苗族历史上的和睦友好关系》，《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1期。
[57] 翁家烈：《明清以来苗汉关系初探》，《贵州民族研究》1986年第4期。
[58] 参见陈其光、李永燧的《汉语苗瑶语同源例证》（《民族语文》1981年第2期），罗安源的《从量词看苗汉两种语言的关系》[《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等。
[59] 吴曦云：《边墙与湘西苗疆》，《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6期。
[60] 李绍明：《从川黔边杨氏来源看侗族与土家族的历史关系》，《贵州民族研究》1990年第4期。
[61] 林河：《从楚简考证侗族与楚、苗之间的关系》，《贵州民族研究》1982年第1期。
[62] 黄才贵：《浅谈五溪蛮向氏与侗族的关系》，《贵州民族研究》1982年第1期。
[63] 〔美〕斯蒂文·郝瑞（Stevan Harrell）：《田野中的族群关系与民族认同——中国西南彝族社会考察研究》，巴莫阿依、曲木铁西译，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
[64]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65] 参见〔美〕科大卫《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卜永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萧凤霞《华南的代理人和受害者：乡村革命的协从》，《中国学术》2001年第1期；刘志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地区里甲赋役制度与乡村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郑振满《乡族与国家：多元视野中的闽台传统社会》，三联书店，2009；郑振满、陈春声主编《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
[66] 参见雷翔的《土家族田氏考略——兼评“造谱”现象》（《湖北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3期）、《民族自我意识与“祖先认同”建构——以土家族祖先认同中的“巴人”为例》[《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
[67] 李然：《当代湘西土家族苗族文化互动与族际关系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央民族大学，2009。
[68] 陈心林：《南部方言区土家族族群性研究——武水流域一个土家族社区的实证研究》，民族出版社，2010。
[69] 参见明跃玲的《民族识别与族群认同——以湘西红土溪村的民族识别过程为个案》（《云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重访红土溪——关于瓦乡人的田野调查》（《青海民族研究》2006年第3期）。
[70] 孙秋云：《核心与边缘——十八世纪汉苗文明的传播与碰撞》，人民出版社，2007。
[71] 谭必友：《清代湘西苗疆多民族社区的近代重构》，民族出版社，2007。
[72] 明跃玲：《冲突与对话——湘西苗疆边墙地区白帝天王崇拜的人类学考察》，《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73] 苏堂棣（Donald S.Sutton）：《族群边缘的神话缔造：湘西的白帝天王信仰（1715～1996）》，申晓虎译，《民族学刊》2013年第3期，第19页。原文载于“Myth Making on an Ethnic Frontier：The Cult of the Three Kings of West Hunan，1715～1996，” Modern China，Vol.26 No.4，October 2000，pp.448-500。
[74] 谢晓辉：《延续的边缘：宋至清湘西开发中的制度、族类划分与礼仪》，博士学位论文，香港中文大学，2007。
[75] 龙圣：《清代湘西社会变迁与白帝天王信仰故事演变——以杨氏家族为例》，《民俗研究》2011年第3期。
[76] 龙圣：《变迁与认同：区域社会史视野下的湘西白帝天王信仰》，《宗教学研究》2013年第2期。
[77] 吴雪梅：《回归边缘：清代一个土家族乡村社会秩序的重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78] 杨志强、张旭：《前近代时期的族群边界与认同——对清代“苗疆”社会中“非苗化”现象的思考》，《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79] 参见凌纯声、芮逸夫的《湘西苗族调查报告》，石启贵的《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
[80] 潘光旦：《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编《土家族社会历史调查》，第19～110页。
[81] 参见严学宭《调查土家杂记》，彭振坤主编《历史的记忆》，贵州民族出版社，2003，第1～2页；汪明瑀《湘西“土家”概况》，《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编《土家族社会历史调查》，第1～16页。
[82] 中央土家问题调查组：《关于土家问题的调查报告》，彭振坤主编《历史的记忆》，第3～24页。
[83] 向乃祺：《湘西“土族”考》，《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编《土家族社会历史调查》，第17～18页。
[84] 瞿崇文：《省政协民族工作组土家族识别问题讨论会第三、四次会议记录附件（一）》，何汉文：《省政协民族工作组土家族识别问题讨论会第三、四次会议记录附件（二）》，彭振坤主编《历史的记忆》，第282～294、295～302页。
[85] 参见段超《土家族文化史》，民族出版社，2000；田敏《土家族土司兴亡史》，民族出版社，2000；孙秋云《核心与边缘——十八世纪汉苗文明的传播与碰撞》；钱安靖《论“梯玛”神图》，《宗教学研究》1995年Z1期；辛艺华、罗彬《从武陵家具木雕艺术的风格看土家文化与汉文化的互渗》，《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上述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在此不逐一列举。行文中如有参考，将具体论述。
[86] 练铭志：《试论湘西土家族与汉族历史上的融合关系》，《贵州民族研究》1987年第4期。
[87] 李星星：《曲折的回归——四川酉水土家文化考察札记》，上海三联书店，1994。
[88] 刘诗颖：《明清以来湘鄂川黔地区的外族人土家化倾向》，硕士学位论文，武汉大学，2004。
[89] 敖慧敏：《一个移民社区的土家化过程及其影响——对湖北恩施市盛家坝乡安乐屯村的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中南民族大学，2009。
[90] 李滨利：《卫所移民群体本土化过程研究——以鄂西南朱砂屯村为例》，硕士学位论文，湖北民族学院，2010。
[91] 伍新福：《湖南民族关系史》。
[92] 参见黄柏权的《秦汉至唐宋时期“武陵民族走廊”的民族格局》[《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元明清时期武陵民族走廊的民族格局》［《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93] 王平：《鄂西南族群流动研究》，《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94] 参见谭其骧《湖南人由来考》《近代湖南人中之蛮族血统》，《长水集（上）》，人民出版社，1987，第300～360、361～392页。
[95] 葛剑雄主编，吴松弟、曹树基著《中国移民史》（第四、五、六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96] 张国雄：《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
[97] 蓝勇、黄权生：《“湖广填四川”与清代四川社会》，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98] 参见的张建民的《明清长江流域山区资源开发与环境演变——以秦岭—大巴山区为中心》、《明代湖广人口变迁论》（《经济评论》1994年第2期）。
[99] 谭红主编《巴蜀移民史》，巴蜀书社，2006。
[100] 陈世松：《大迁徙：“湖广填四川”历史解读》，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
[101] 孙晓芬编著《清代前期的移民填四川》，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
[102] 孙晓芬编著《明清的江西湖广人与四川》，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
[103] 屈小强：《巴蜀文化与移民入川》，巴蜀书社，2009。
[104] 湖南图书馆编《湖南氏族迁徙源流》，岳麓书社，2010。
[105] 薛正超：《湖南移民史研究（618～1279年）》，博士学位论文，南京大学，2006。
[106] 蒋德学：《试论清代贵州的移民》，《人口研究》1983年第5期。
[107] 古永继：《元明清时贵州地区的外来移民》，《贵州民族研究》2003年第1期。
[108] 袁秩峰：《清代贵州的客民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7期。
[109] 张世友：《变迁与交融：乌江流域历代移民与民族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110] 杨洪林：《明清移民与鄂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变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111] 杨国安：《明清鄂西山区的移民与土地垦殖》，《中国农史》1998年第1期。
[112] 谭清宣：《清代改土归流后土家族地区的移民及其社会影响》，《重庆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113] 江田祥：《客民、地方社会与白莲教空间扩散——以清乾嘉之际鄂西南来凤县为中心》，《江汉论坛》2007年第6期。
[114] 〔法〕J.勒高夫等主编《新史学》，姚蒙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第238页。
[115] 赵世瑜：《历史人类学：在学科与非学科之间》，《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
[116] 〔美〕埃里克·沃尔夫（Eric Wolf）：《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赵丙祥、刘传珠、杨玉静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117] 洪芳：《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比较分析》，《南方论坛》2013年第12期。
[118] 本节主要由作者两篇阶段性成果整理而成，分别是《“内地的边缘”：武陵山区区域特征述论》[《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武陵山区：“内地的边缘”》[《中国民族报》（理论版）2012年4月13日]。
[119] 以上有关武陵地区地形的描述，主要参见柴焕波《武陵山区古代文化概论》，岳麓书社，2004，第11～12页。
[120] 本书的分区与柴焕波在《武陵山区古代文化概论》中所做的区分，相似又不同。柴只将武陵地区分为三个大的区域，分别是北部区（历史上土家族的主要聚居区，位于酉水与清江之间）、中部区（历史上苗族的主要聚居区，位于辰水与酉水之间）、南部区（历史上侗族与一部分苗族的主要聚居区，位于辰水以南）。
[121] 黄柏权：《秦汉至唐宋时期“武陵民族走廊”的民族格局》，《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122] 曹大明：《武陵山区：“内地的边缘”》，《中国民族报》（理论版）2012年4月13日。
[123] 曹大明：《武陵山区：“内地的边缘”》，《中国民族报》（理论版）2012年4月13日；黄柏权：《元明清时期武陵民族走廊的民族格局》，《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124] 温春来：《从“异域”到“旧疆”——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三联书店，2008。
[125] 鲁西奇：《内地的边缘：传统中国内部的“化外之区”》，《学术月刊》2010年第5期。
[126] 曹大明、黄柏权：《“内地的边缘”：武陵山区区域特征述论》，《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127] （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第七十六》，第2842页。
[128]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48《食货志上》，中华书局，2007，第2088页。
[129] （元）脱脱等撰《宋史》卷494《蛮夷传一·西南溪峒诸蛮下》，中华书局，2018，第14193页。
[130] （宋）路振撰《九国志》卷11《彭师暠传》，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第十、十一册合订本，1984。
[131] （元）脱脱等撰《宋史》卷35《孝宗纪三》，第686页。
[132] 罗贤佑：《元代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第479页。
[133] 杨绍猷、莫俊卿：《明代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第337～338页。
[134] 吴永章、田敏：《鄂西民族地区发展史》，第155页。
[135] （唐）刘禹锡：《畬田行》，中华书局编《全唐诗》卷354，中华书局，1999，第3966页。
[136] （明）曹学佺：《蜀中广记》卷39《边防记第九·下川东道》，《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91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第494页。
[137] （清）陈天如等编，顾奎光纂《永顺府志》卷10《风俗》，清乾隆二十八年抄刻本。
[138] （清）舒立淇纂《溆浦县志》卷8《风俗》，《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南府县志辑①》，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巴蜀书社。
[139] （清）潘曙、杨盛芳纂修《凤凰厅志》卷14《风俗》，清乾隆二十一年版，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3，第59页。
[140] （唐）常建：《空灵山应田叟》，中华书局编《全唐诗》卷144，第1460页。
[141] 刘显世、谷正伦修，任可澄、杨恩元纂《贵州通志·土民志四》，民国37年贵阳书局铅印本。
[142] （明）曹学佺：《蜀中广记》卷38《边防记第八·上川东》，《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91册，第491页。
[143] 彭水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彭水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第251页。
[144] （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54《食货志四》，中华书局，2006，第1377页。
[145] （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卷1《巴志》，巴蜀书社，1984，第83页。
[146] （明）钟添纂修《思南府志》卷1《风俗》，嘉靖版，1962年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选刊本。
[147] （清）严如熤撰，黄守红标点，朱树人校订《严如熤集》第三集《三省边防备览》卷9《山货》，岳麓书社，2013，第1040页。
[148] 凌纯声、芮逸夫：《湘西苗族调查报告》，第55～61页。
[149] 石宗仁：《苗族多神崇拜初探》，《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4期。
[150] （唐）魏徴等撰《隋书》卷31《地理志下》，中华书局，2008，第897页。
[151] （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86《南蛮传》，第2840页。
[152] 潘光旦：《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编《土家族社会历史调查》。
[153]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168《刘禹锡传》，第5169页。
[154]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60《刘禹锡传》，第4210页。
[155] （明）钟添纂修《思南府志》卷1《风俗》，嘉靖版，1962年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选刊本。
[156] （清）陈天如等编，顾奎光纂《永顺府志》卷10《风俗》，清乾隆二十八年抄刻本。
[157] （清）张九章修，陈藩垣、陶祖谦等纂《黔江县志》卷5《风俗志·祈禳》，清光绪二十年刻本。
[158] （清）李勖主修《来凤县志》卷28《风俗志》，清同治丙寅年版，来凤县志办公室校注翻印，1998。
[159] （唐）魏徴等撰《隋书》卷31《地理志下》，第897页。
[160] 杨绍猷、莫俊卿：《明代民族史》，第345～347页。
[161] （清）李勖主修《来凤县志》卷28《风俗志》，清同治丙寅年版，来凤县志办公室校注翻印。
[162] 《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120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
[163] （清）邵陆编纂《酉阳直隶州总志》卷19《风俗志》，清乾隆四十年刻本，酉阳自治县档案局整理，巴蜀书社，2010，第508页。
[164] 《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南府县志辑(69)》。
[165] 喻勋、胡长松纂修《铜仁府志》卷2《地理志·风俗》，据民国缩印本点校，中共贵州省铜仁地委档案室、贵州省铜仁地区政治志编辑室整理，贵州民族出版社，1992，第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