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与传统社会现代性的培育
——以夏威夷王国为考察中心[1]
王华[2]
摘要：资本是消解传统等级制社会结构并促使新的社会结构生成的强制性客观力量，是现代性生成的根源。作为一个殖民条件下的非西方社会，夏威夷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演变也是资本力量运动的结果。代表商业资本的商品和贸易最先在夏威夷传统社会结构中撕开了一道裂缝，把现代性强制植入。继而，产业资本在传统的土壤上产生，引发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变化，并促发土地权的变更，社会经济开始了结构意义上的现代化。至此，现代性已转化为夏威夷社会内生的胚芽。
关键词：夏威夷 资本 现代性 社会演进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中，最近5个多世纪的世界历史经历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现代性在资本力量的驱动下逐步生成。作为一种消解传统等级制社会结构的事物，资本负载着一种能促使新的社会结构生成的强制性客观力量，它的出现成为现代性的真正根源。由于资本的运动及其向世界范围的扩张，“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3]当资本获得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后，它“必将釜底抽薪式地消解着依靠剩余劳动支撑的封建等级制社会结构，同时也在建构着不断扩张的新的社会生产系统，并进而衍生出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结构，现代性也在此过程中生成”。[4]
对于作为经典资本主义代表的欧美社会而言，上述之图景在特定的学术范畴内已被视为不证自明的存在。然而，就那些近代殖民主义影响下的非西方社会历史来说，其现代性的出现是否也是资本力量作用的结果呢？如果是，那么这一现代性究竟是如何从一个更趋“古老”的传统结构中萌生，进而它又如何推动甚至决定了该社会的发展演进？具象的事实验证会让理论变得生动而可信，独立王国时代的夏威夷就是一个典型的事实样本。本文撷取1778～1854年夏威夷王国的历史发展个案，就此时期其在西方资本力量冲击之下的社会经济形态发展变迁情况进行分析，以期勾勒出一幅从传统向现代演变的历史进程中现代性在社会生产系统领域的初步生成图景。[5]
一 与现代性相疏离的传统社会形态
传统意义上的夏威夷[6]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古代社会”呢？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把夏威夷的家庭婚姻制度归入普那路亚婚的范畴，根据婚姻与社会历史阶段的对应关系，传统夏威夷社会的历史定位大致应该在野蛮时代的低级阶段到中级阶段之前。[7]现代人类学研究的成果和所发现的原始资料，部分证实了夏威夷存在普那路亚婚的事实。之所以说是“部分”，是因为我们只发现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时，酋长阶层为保证其子女的世袭地位和身份，较为普遍地采用了兄弟姐妹间通婚的形式，与此同时一夫多妻制业已确立。至于平民阶层，兄弟姐妹间通婚的情况就少得多，甚至一夫一妻的家庭组合也已在部分平民中萌芽。综合这些情况，对偶婚在夏威夷家庭婚姻制度中所占的比例似乎还要更多。由此引发的问题是，普那路亚婚究竟是当时的普遍婚姻状态还是只是部分事实，该婚姻制度情况在摩尔根和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是否还在继续延续，并没有得到研究者的确认。从现有材料看，即便该婚姻制度的普遍存在是事实，也最有可能发生在19世纪30年代之前。[8]
就当时的社会形态而言，夏威夷也与摩尔根所考察的北美易洛魁部落不同，它并非处在母系氏族时代，而是早已进入牢固的父权制社会结构。18世纪末，早期到达夏威夷的白人已观察到，当地社会结构处于从部落联盟制向国家过渡的形态，当然还并没有形成稳固的统一国家。在血缘氏族基础上建构起来的部落遍及整个群岛，并组成了至少6个部落联盟，划区分治。在特定的时期，某个部落联盟的首领——大酋长会通过征服，兼并其他数个甚至大部分部落联盟，从而形成一个更大规模的社会组织。这个大酋长通常会被早期欧美造访者称为“国王”，而且不得不说，他所建立起的这一社会组织确实具备了某些初级阶段“国家”的特征，因为它已是一种“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已经“从一个自由处理自己事务的部落组织转变为掠夺和压迫邻近部落的组织，而它的各机关也相应地从人民意志的工具转变为独立的、压迫和统治自己人民的机关了”。[9]
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夏威夷也已经出现了明确的阶级和财富分化，私有制度业已确立。就阶级分化而言，整个夏威夷人口可以划分为两个主体阶级：“阿利伊”（ali‘i）是贵族特权统治阶级，即各等级的酋长，依附于酋长的祭司也归属于这一阶级行列；“马卡阿伊那那”（makaainana）是占据了人口大多数的平民，属于被统治阶级，受到阿利伊阶层的剥削和压榨。此外还有一个遭鄙视的最低等的奴隶人群——“考瓦”（kauwa），人数不多。财富的分化和私有制在夏威夷也是显在的事实：最大的财富——土地归阿利伊所有，大酋长（或国王）通过征服等手段赢得土地，在留下自己的一份之后，以类似“分封”的形式分配给追随他的酋长们，因此，所有的阿利伊都是土地所有者。这些酋长再将土地交给马卡阿伊那那耕种，向他们收取类似地租的实物，只要酋长们愿意，他们可以随时剥夺平民的土地和家产。[10]所以在经济与政治形态上，传统的夏威夷社会实行的并非奴隶制，而是一种似乎更接近于“封建的佃农制度”的制度。不过这仅仅是一种表面形态上的接近，在实际的社会生产力意义上则相去甚远。此时还没有出现具有双重价值的商品，交换和货币就更无从谈起。所以我们并不能赞同某些西方学者的观点，认为此时的夏威夷已经建立起所谓的“封建制度”，[11]完全机械地用阶级和财产的分化来断定夏威夷已经处在较高的社会发展阶段，就像单纯用婚姻家庭制度划定它一样不可靠。
如果我们把各个主要的结构内容合并考量，就会发现，1778年前后的夏威夷传统社会既不像野蛮时代初中级阶段那样落后，也与属于文明时代的封建社会无关，也许我们就不应该使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这样的社会形态分类标准来规范它。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我们还必须简要介绍一下夏威夷的宗教状况。夏威夷传统宗教属自然的多神教，为了对神进行祭拜，夏威夷各地建起了神庙，设置了祭司，并构建起一整套禁忌体系（kapu system）。禁忌体系是夏威夷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通过它把宗教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紧密交织在一起，它就是夏威夷的“宗教法体系”，对整个社会秩序起到规范的作用。[12]所以可以很肯定地说，此时的夏威夷还处于比较原始的自然崇拜和政教合一的阶段。此外，夏威夷虽然有较为发达的语言系统，但始终没有出现文字，这也对其发展造成一定的障碍。也就在这个程度上，夏威夷社会陷入了接近停滞的缓慢发展状态。
由此，传统的夏威夷社会大致是这样一种形态：婚姻家庭制度已经出现了对偶制，但同时还有普那路亚婚姻状态留存；私有制和财富的严重分化业已确立，阶级对立也已经稳固存在；正处在从部落联盟向国家的过渡，但统一而稳定的国家形态尚未生成；传统的多神宗教（自然崇拜）在社会结构的各个层面发挥着核心规范作用，并因此成为社会进一步发展演进的桎梏。这依然是一种典型意义上的传统等级制社会结构，统治者借助宗教和权力构筑与维系这种社会结构。在这一社会生产力系统下，人们是按照等级地位的不同分配社会剩余劳动，统治者运用权力剥夺了几乎全部的剩余劳动，剥夺来的剩余劳动被拿来进行等级制社会结构的再生产，如支付巨大的等级制度成本、生产统治集团各个等级所消费的物品，以及留荫子孙等。这些剩余劳动只被用于消耗与存储，从而使社会生产力保持在长期停滞或发展缓慢的状态，即形成了所谓“停滞型经济系统”。[13]与自然产生资本和资本主义的欧洲封建社会不同，夏威夷传统社会还远远没有达到那样一个阶段，用来承载剩余劳动的原始资本——货币的缺失，禁锢了资本的自然生成和劳动力的转变，从而使新的社会结构的生成不具备可能。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现代社会和现代性之所以生成，其深层的根源在于资本。因而，在不存在资本并且短时间内不具备产生资本的条件的传统夏威夷社会，自然也不具有自生现代性的任何可能。
二 商品、资本与现代性的植入
1778年，夏威夷的历史出现了转折。这一年，因为库克船长的造访和随后的遇害，夏威夷开始广泛被欧洲和其他西方世界认知，外部世界正式开始了对群岛的殖民活动，这个曾完全孤立于“世界”的太平洋岛国再也无法保持发展的独立性，在外力的强势冲击下，一场从传统向现代的深刻社会变革也就此拉开了序幕，这场变革以奠基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现代性培育和生成为根本特征。
商品的引进成为变化的开端。在社会发展的任何具体领域或方面，传统的夏威夷和资本主义的西方都呈现出全然迥异的两个世界的状态，双方几乎毫无共同之处，甚至连相互理解的基础都不存在。所以它们的首次接触并不愉快，“文明的”欧洲人用“发现”来描述和理解夏威夷，而夏威夷人则不得不从古老神话的转喻中寻求观念上的解释，两种文明的首次撞击就以迷惑和混乱收了场。[14]但有一个东西通过这最初的接触被留在了夏威夷，成为钉入并进而撕裂传统社会的一枚楔子——欧洲的物质产品。在“文明”社会之中，它们是商品，而在夏威夷人眼中，它们最初就是物。“漂浮的岛屿”般的大帆船，有可怕声响的瞬间致人死亡的枪炮，锋利的铁制短剑和手斧，舒适的亚麻布衬衫，乃至亮晶晶的小镜子和玻璃珠等，都让封闭而落后的夏威夷人感到惊奇和艳羡。在之后的很长时间中，这些以及更多种类的西方物质产品成为夏威夷人最想从外来者身上获得的东西。从一开始，夏威夷人就首先并完全被欧洲的工业产品征服了，当欧洲人意识到这一点，就马上充分利用它作为彻底征服这些岛民的工具。这通常是此类传统社会中最脆弱也是最关键的链条部分，它的断裂会产生快速的连锁反应，传统的社会结构将很快崩塌，并逐渐被一种全新的体系所替代。
早期的探险者和跨太平洋贸易商主要经由贸易的形式把西方工业产品带到了夏威夷。这是一种以物易物的贸易，最先是西方航海者出于交换获得所需食物、水和烧柴的需要而产生。夏威夷并没有自然产生商品这个东西，因为各类产品在这个自给自足的传统社会中只具备使用价值，严格意义上的商品交换是完全不存在的。[15]因此群岛上当然也不存在一般等价物，即使是第一种等价形式也没有出现，更不用说货币。商品性的等价交换纯然是由欧洲航海者引进的，有确切的证据表明，库克的船队用铁钉、梳子等小东西，向夏威夷岛民换取过足够数量的猪肉、蔬菜、淡水和烧柴。1786年五六月间，两个欧洲船队先后从夏威夷人手中换取了至少100头猪、大量的蔬菜和30吨淡水。在淡水交换中还留下了明确的价格记载：每2加仑水换取一根价值6便士的铁钉。[16]至少在1810年以前，来自欧美的探险者和贸易商都是把夏威夷作为纯粹的航行中继站，以补充食物、淡水和烧柴，所以这种由外来者发动的交换行为在每一艘到来的船只上都要发生。当然，所谓“等价交换”的概念当时肯定只存在于西方航海者的头脑中，对夏威夷人而言，不过是受到当地文化中与义务密切捆绑的“送与收”的意识的驱动：人和物密不可分，物的转移其实是人权乃至政治权力、宗教权力的转移，是一种维系社会关系的总体呈现体系。[17]但慢慢地，夏威夷人逐渐发现了这种交换形态与人和义务毫不相干的残酷现实，同时积累起对外来商品的充分渴望，导致人物合一的传统观念遭到破坏和拜物倾向流行，夏威夷人开始异化。可以说，正是商业贸易使产品发展为商品：在流通中，产品首先发展产生交换价值，继而发展成为商品和货币，而商品性交换则因此很快转换为一种内发力量驱动的事物。
18世纪90年代，夏威夷国王和酋长们基于实用性需求，对白人“豪佬”们的铁器、枪炮弹药和船只产生了无节制的需求。要获得这些东西，唯一的途径就是用食品、淡水和烧柴等与外国人交换。于是国王和酋长们开始增加这些东西的储备，获取方式当然是从夏威夷人民那里直接剥夺，统治者对农民和渔民劳动产品的征收量大幅度增加，使他们不得不在原有的满足自己家庭和酋长生活品供应的基础上增加产量。于是在农业和渔业领域都出现了生产的规模性扩张的情况：新的土地被开垦出来，种上了专供对外交换的作物，除了传统的芋头和甘薯，南瓜、洋葱、西瓜、卷心菜等新作物也被引种；[18]除传统的肉猪养殖之外，自1793年始，牛和羊也被引进和养殖，加入了对外贸易的食品清单；[19]渔业也在发展，卡梅哈梅哈一世对渔民进行了分类管理，以有效提高其出产量。[20]这些措施在短时间内给国王和酋长们提供了较为充足的交换物供应，他们几乎没有放过任何一次可以跟外国船只做交换生意的机会。外国人当然也投其所好，凡来此的船只都把火器、铁制器具和花里胡哨的小生活用品当作必备物，拿来与夏威夷人进行交换。群岛统治者的欧洲货物积累迅速增加，到1804年，卡梅哈梅哈一世就已经储备了“数量非常可观的小型枪支、旋转炮、滑膛枪和弹药”，并对布匹等其他生活类工业产品产生狂热追求。[21]
随着这种狂热追逐外国货物风气的迅速蔓延，夏威夷人手中可用的“交换资金”变得紧张起来。1811年起，檀香木的开发促使夏威夷檀香木贸易在西方商人的主宰下迅速崛起。该贸易的兴起对夏威夷传统社会的影响是空前的。一方面，它为夏威夷提供了可以快速获得的大量“交换资金”，从而强烈激发了夏威夷统治阶层的物质贪欲；另一方面，它促进了夏威夷与外部世界关系主动性的全面生成，资本开始作为一种植入性力量正式出现在夏威夷的经济结构当中。在严格意义上，由欧美商人发起的檀香木贸易是一种转运贸易，通过中间的商业资本运作，连接起两个非资本主义的传统社会——中国和夏威夷。贸易中产生了巨额的财富流动，1811～1820年，贸易高峰时夏威夷每年出口的檀香木价值高达30万～40万西班牙元，[22]而整个檀香木贸易带给夏威夷的总财富价值不低于300万西班牙元。[23]这些财富都直接流入国王和酋长们的口袋里，于是他们不再满足于对那些生活小物件的追逐，西式帆船、丝绸服装、房屋家具和其他生活奢侈品成为新的贸易交换增长点，夏威夷上层社会卷入一场物质消费的热潮。仅1816～1818年，卡梅哈梅哈一世就从外国商人那里购置了6艘帆船；[24]1819～1821年，利霍利霍国王和酋长们又购买了“10艘大型而考究的双桅横帆船，以及大量的纵帆船和单桅帆船”。[25]王室和酋长们狂热追求“奢华，甚至是沉溺于无止境的浪费”，身穿“最昂贵的中国丝绸”，使用昂贵的欧式餐盘，利霍利霍国王更一次性从广州购进了400件衣服。[26]在这场贸易热潮中，商品交易关系开始在夏威夷被明确和固定下来，夏威夷方面已经明确成为交易的主动参与者，对贸易交换的强烈需求促使其发展成为“商品的生产者和提供者”，卡梅哈梅哈一世甚至一度进行对华直接出口檀香木的贸易尝试。[27]当然，这一主动尝试并不能改变夏威夷在整体的国际资本主义贸易结构中的被动地位，它并不是平等的贸易方，而只是商业资本的剥削对象。
即便如此，资本确乎已经借助檀香木贸易直接扩张进入了夏威夷，不管夏威夷人是否意识到，也不管他们是否愿意，它已经扎根下来，并开始贪婪地对夏威夷经济结构的每一个部分进行侵蚀。在该贸易过程中，甚至还发展出了类似一般等价物的物品，檀香木和铁钉都一度充当了这一角色，并为各种外部商品构建起了交换价值联系。更值得关注的是，当时国际贸易中流行的货币也进入了夏威夷，逐渐被当地人认可和接受。有两个例子可以证明这一点：卡梅哈梅哈一世的专有大库房中除了堆积如山的西方货物，还积存有成千上万的西班牙银圆等硬通货；[28]国王和酋长们曾在贸易期间给外国贸易商打过很多欠条，其中大部分直接用檀香木的数量体现，但也有一小部分是以西班牙银圆计量的，如1819年国王和首相打给外商的三张欠条，数额为24310西班牙元，[29]这至少能够说明夏威夷人已在一定程度上接受“货币”这一普遍等价物的存在。这一步的迈出，让夏威夷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踏上了一条不归路，对传统的抛弃和对现代性成长的接纳成为大势所趋。
借助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资本的世界性扩张过程中表现为商品的物对一个孤立化发展起来的传统社会的突破性作用。在一个私有制业已确立而物质又极端匮乏的社会，人对物质的贪欲是很容易被激发起来的，进而会形成对物的纯粹依赖和崇拜。对物的依赖和崇拜，并非资本主义文明的独创，早在私有制确立的时候，它就已经完全主宰了人。因此，夏威夷人追求特定的物质产品本身并不具有特别的意义，区别是这些物质产品所特有的资本主义商品属性，以及有意识地借助它们来推进殖民活动的欧美人本身。在这种类型的物的流动意义上，初步呈现出借助商品实现扩张的资本意味。商业的介入，“使生产越来越具有面向交换价值的性质”。[30]夏威夷人是在认识到物的交换价值之后才产生这种依赖和崇拜的，当外国人帮助他们把原本只有使用价值的物转变成商品，就促成了人和物的彻底分离，并且造成劳动和人的异化。
对此的理解不能从夏威夷社会内部去探寻，那里依然不存在任何具有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具体表现，最显著的变化就是对“外部商品”的崇拜，物被还原为纯粹的物，又转化为商品，对应上了新的利益，改变了人们对传统政治权力、财富权力的理解，当对物的个人占有可以带来传统不能带来的更大的利益，私有权也会摆脱宗教、政治等因素的束缚，向一种纯然以商品为基础的新形态发展。这种作为财富的新的私有财产自然还没有出现任何向工业资本转化的征兆，它还只是商业资本运动的结果，无论这样的变化如何剧烈，劳动和人的异化都不会因之产生，因为社会劳动关系并不会因此而迅速发生本质性的改变。1819年的夏威夷从其内部来看依然还是一个传统的社会，与1778年相比较并没有本质性的变化，不管是农业生产还是檀香木生产，都还在传统的生产方式框架之下，劳动的性质和普通人与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也没有实际意义上的质变。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商业资本的发展“还不足以促成和说明一个生产方式到另一个生产方式的过渡”[31]，夏威夷并没有因此产生资本主义的要素。但商业资本又的确为夏威夷带来了“凌驾于自己之上的完全异己的力量的财富”，已经为资本形态转化在未来的实现奠定了基础，劳动和资本化的私有制生活已经初步形成。[32]
进而，当我们把它置于资本的世界性扩张视野中，“外部商品”在夏威夷的受崇拜以及由此产生的结果就有了特殊的意义。表现为物的商品是西方资本打开夏威夷市场的最有效方式，当这些商品进入夏威夷并促成一种持续性扩大的需求，资本就为自己开辟出了一个新的外部市场，并且必然带来最大化的剩余价值，夏威夷这个外部市场本身就成为旧大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和部分。商品是资本产生的前提，对于资本的“这种历史发展来说，商品交换，商品贸易是产生条件之一”，“一定范围的商品流通与货币流通，从而商业的一定发展程度，是资本形成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起点”。[33]一旦这种交换需求进一步促成夏威夷开始主动“生产”用于交换的产品，这个新市场就在实际意义上加入了由商人资本发动的生产环节，剩余劳动和扩大再生产业已出现，用于交换的农畜产品生产和檀香木生产不再是社会简单再生产的内容，而是成为新的扩大再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处在这样的扩大再生产范畴内的夏威夷人，也实际成了非典型意义上的“资本的雇佣劳动者”，参与资本的生产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夏威夷人的劳动和人本身已经在宏观层面发生了异化。
通过近代的殖民扩张，来自欧美的资本、市场、商品、货币，乃至能够自身增殖的剩余劳动都一股脑儿地出现在了夏威夷。它的确还只是处在“商业支配着产业”的初级阶段，商业资本占据主要统治地位，并因此表现为一种靠侵占和欺诈牟取商业利润的掠夺制度。但商业资本就是资本本身最初的自由存在方式，商业和商业资本的出现与发展已经是夏威夷传统社会中开天辟地的变化，它必然“使生产朝着交换价值的方向发展，使生产的规模扩大，使它多样化和世界化”；[34]它会解体旧的生产方式，并促使新的生产方式出现。首先，商业资本的发展会使夏威夷以生产直接生存资料为目的的制度转化为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的的制度。进而，在条件适合的情况下，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也将应运而生。最初的现代性就这样在非自然的状态下萌生了，这应该可以理解为一种植入式的现代性。当然，这一初级状态并不是资本世界扩张的根本性目标。在其内部确立起同质化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并对这个传统社会进行彻底的改造，才是它的最终发展结果。
三 产业资本与现代性的培育
如果把夏威夷1819年之前的时期看作资本和现代性的外来植入阶段的话，那么此后直到1854年之间就是资本和现代性的本土化培育期了。商业资本的扩张性影响促使夏威夷进入“货币的物品化”阶段，夏威夷的统治者和一般社会成员通过交换得来的财富购买物品以满足消费需求，至少在19世纪50年代之前一直是这样的状况。另外，殖民扩张在20年代之后的展开，又让资本增殖真正进入夏威夷的经济结构，这是一个伴随着产业资本的生成和发展而出现的资本扩张过程。
资本的渗透和影响主要发生在夏威夷的支柱性产业——农业领域，用于满足对外贸易需求的商业性农业生产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蓬勃发展。在檀香木贸易和太平洋捕鲸业（1820～1860年）繁荣的刺激下，夏威夷商品贸易迅猛增长，直接促进了夏威夷商业性农业的快速发展。在种植业方面，20～40年代，群岛的可耕地得到大面积垦殖，农作物种植品种也迅速增加，尤其是受外国人喜欢的农作物品种被广泛种植。爱尔兰马铃薯因为产量高且深受外国人青睐，在夏威夷得到推广。如毛伊岛的库拉地区发展起一片长12英里、宽2000～5000英尺的“马铃薯区”，专事种植爱尔兰马铃薯。1847年春季，该地块的产量达到2万桶，多半销售给了进出拉海纳港和卡勒颇勒坡港的外国船只。[35]在养殖业方面，贸易需求导致野牛猎杀和养牛业在20年代之后出现。1840年以前，野牛捕杀是贸易用鲜牛肉和牛皮的主要来源，这也算得上是当时一项特殊的产业，牛仔和骑马捕牛的技术就在这个时期被引进夏威夷。20～30年代初，夏威夷人开始以在家散养两三头牛的方式发展养牛业。随后外国定居者开始租地进行规模化的商业养殖，夏威夷出现了最早的专业牧牛场——帕克牧牛场，并雇用了牛仔。[36]1846年，群岛上已拥有大约1万头驯养牛；到了1852年，这一数字更增加到超过3.8万头。[37]
相较于基础农业生产的商业化，产业化的蔗糖业和咖啡种植园的出现给夏威夷经济结构带来更为深远的影响。蔗糖产业的发展的确算得上夏威夷经济史上划时代的事件，它不仅促成了种植园经济的蓬勃发展，而且促成群岛最早的工业生产，使得产业资本在夏威夷诞生。1825年，夏威夷第一个甘蔗种植园由英国人威尔金森在瓦胡岛开辟，面积大约7英亩，他还引进榨糖机直接进行蔗糖加工。第二年，瓦胡总督波基接手经营种植园，并于1827年向外国人销售了一船蔗糖。[38]1835年，美国拉德公司在考爱岛租地约1000英亩，开办甘蔗种植园，修建甘蔗压榨厂，低价雇用当地人进行耕种。[39]紧接着，其他外国公司跟风加入，到1846年，夏威夷已经拥有11个甘蔗种植园。1848～1850年，夏威夷共出口蔗糖1903591磅。[40]在此过程中，夏威夷人也进行了一次加入蔗糖产业的尝试，1840年，卡梅哈梅哈三世从美国购置了一台铁质榨糖机，在毛伊岛建起“国王榨糖厂”，吸引当地人积极参与蔗糖加工，与外国人分羹。不过，这家榨糖厂只运行到1844年就倒闭了，毕竟此时的夏威夷还不具备自主产业资本生存发展的条件。[41]咖啡种植业也在1825年发端，英国人在该年从巴西引种咖啡苗获得成功。[42]1836年，夏威夷第一家商业性咖啡种植园出现。1842年，夏威夷政府立法鼓励咖啡种植业的发展。受此刺激，随后的四五年，外国资本又在考爱岛、毛伊岛和大岛开辟了5个大型咖啡种植园以及几个小型种植园。夏威夷的咖啡种植业进入繁盛期。1848年，夏威夷出口到国外市场的咖啡豆达到58065磅，4年后这一数字翻了一番，增加到117210磅。这并不是产量的全部，还有很大一部分直接在本地销售给了捕鲸者、外国商人和外国定居者。[43]从19世纪中期开始，甘蔗种植和蔗糖出口成为夏威夷农业的支柱，一度出现“蔗糖为王”的现象。当然，由于干旱、虫灾等的影响，1860年以后夏威夷的咖啡种植业陷入低谷，许多种植园纷纷转向甘蔗种植，但并不能因此否定咖啡种植对夏威夷经济已经产生的直接影响。更何况，此后咖啡种植仍然以“咖啡带”的集约化种植模式继续存在，并且被夏威夷本地人全面接手。
与自给自足的传统自然农业经济相比较，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商业性生产转向无疑已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是传统农业经济结构中的第一道裂缝。在商业资本的直接影响下，农业中首次出现了以纯粹追求财富积累为目的的商业性生产，产品直接就是为了商业交换。因此，这一新形态的农业生产无疑具备了一定的资本特征，成为夏威夷统治者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手段。但它也绝对不是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传统的土地所有制形态、统治者和土地耕种者之间的类封建式义务关系，都把它严格限定在了前资本主义的生产范畴，还完全是由商品和交换所决定的。而蔗糖业和咖啡种植业在农业乃至整体产业结构中的出现，无疑直接被烙上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印记。种植园经济本身所具有的资本主义生产性质已经无须论述，近代历史上已有众多先例，资本运作、资本家、雇佣劳动、商品化的产品生产和销售等，都是其固定生态和模式。蔗糖的加工生产，则是现代性质的工业在夏威夷的最早出现，尽管这种工业类型并不必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产生，但就夏威夷的蔗糖业而言的确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因为它本来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性质的蔗糖业的一部分。但这并不是说夏威夷经济结构自生出了纯粹的资本主义，它还是外来移植性质的。如前所述，至少在1860年前，蔗糖业和咖啡种植业完全由外来资本发起和控制，它的出现只是欧美资本扩大再生产的合理延伸，资本来源、经营者和经营方式、产品及销售，主体都以欧美为中心，是西方资本运营的结果。也就是说，它们本来就是近代资本世界扩张的直接组成部分。这种物质生产方式来自外部，但是嵌入传统的经济结构中，成为它的一部分，并且再也不会脱离。正是这一外来的、嵌入式的生产方式直接促成了现代性的本地化萌生。
首先，经济作物的规模化、集约化生产固定为夏威夷农业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资本主义的农业经营模式渐趋替代传统经营方式。从最初的规模化、集约化商业性粮食种植，到19世纪中期资本主义种植园经济的确立，夏威夷的农业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转折。这一转变是不可逆的历史进程，是农业生产领域摆脱传统步入现代的进程，而且它的影响还溢出了物质生产方式领域，进入社会生产关系的范畴。同时，依赖于农业生产的加工产业开始出现，并在将来与商业化农业生产一起成为夏威夷的经济支柱。而且资本在该领域的发展也一定不会长久停留在外来嵌入式的阶段，争夺参与权进而争夺一定程度的主导权的本土化过程，其实在资本进入后不久就已慢慢开始。本地人尤其是统治者加入求取利润的行列，模仿外国人进行类似的产业经营，卡梅哈梅哈一世直接参与对华檀香木贸易的尝试、卡梅哈梅哈三世经营“国王榨糖厂”，以及1860～1885年夏威夷人自主经营咖啡种植园生产等事例，都能够说明这一点。尽管结果往往以失败而告终，但其中蕴含的发展和转变的意义还是值得被充分重视的。资本生产的本地化过程必然要经历模仿学习—挫折失败—初步成功—确立成型的过程。这是殖民化的过程，也是现代化的历程。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因为传统社会结构的局限，统治者阶层会最早接受并经历这一转变，在外来资本的熏陶以及主动学习过程中，通过动用权力对生产力进行直接剥夺和控制，他们正一步步向真正的资本家转变，这是一种主动的、先于雇佣劳动者的转变。这也许正是近代殖民化条件下传统社会演进的一种相对特殊性。
其次，种植园经济引发了劳动力的变化，雇佣劳工群体在夏威夷批量涌现。早在贸易经济蓬勃发展的19世纪20～30年代，贸易和服务的需求使一些夏威夷人脱离了土地和农业生产，偷偷到港口为外国人打工，赚取低廉的工资贴补家用，他们应该是第一批雇佣劳动化的夏威夷人。有确切证据表明，1830年时，政府大幅度提高土地税负，并禁止农民个人与外国人进行农产品市场交易，造成很多岛民逃离土地沦为港口雇工，甚至有一些女性以向外国人卖身赚钱。[44]劳动密集型的种植园经济兴起之后，劳动力严重短缺，在本地政府的同意下，从30年代开始，种植园主从当地人中大量招募青壮年做雇佣劳工。[45]由此，夏威夷人当中就出现了最早的雇佣无产者。1848年加利福尼亚“淘金热”出现后，更多的夏威夷青壮劳动力转去美国淘金，种植园劳动力再现严重缺口。在发展一度低迷之后，50年代末，种植园开始从中国、日本、朝鲜、东南亚国家以及南太岛屿成批引进契约劳工，引发大规模的移民潮，在使夏威夷人口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同时，也丰富和扩大了雇佣劳工群体的规模，促成夏威夷阶级结构的改变。
四 土地权变革与社会经济结构的现代化开端
农业产业化对夏威夷经济结构造成的更大影响，是直接促成了土地所有权的变革。种植园经济需要大量土地，而传统的土地所有权归属国王和酋长。在卡梅哈梅哈三世统治的早期，土地被明确为酋长世袭所有，卡利伊阶层已实际转化成土地贵族，他们通过土地和相应的义务将夏威夷平民牢牢捆缚在上面。[46]19世纪20～40年代，外国资本家只能采用从统治者手中租用土地的方式开办种植园，租期最长不超过50年。尽管允许土地租赁已经算是夏威夷土地制度出现的重大变化，但显然无法满足种植园经济扩张的需求。过度复杂的租赁手续、不够明确的制度规定、没有土地租赁证明、租用的土地不能流转买卖等，都让租地者忧心忡忡，因此他们强烈要求夏威夷政府进行土地所有权改革。与此同时，夏威夷国内政治也正经历着重大变化。《1839年权利宣言》明确了私有财产受到保护，《1840年宪法》又规定土地归众酋长和平民所有。受此推动，一场有关土地权的改革全面展开，这场改革在夏威夷历史上被称为“土地大分割”（The Great Mahele）。
以宪法颁布为开端，经过1843～1846年的第一阶段立法，政府在1846年发布了分割法案，土地权改革进入全面实施阶段。分割法案规定“三类人享有被授予群岛土地的权利：首先是政府，其次是地主，最后是佃农”。所有土地平均分为三份，分别分配给上述三类群体。[47]此后直到1850年，夏威夷政府又通过一系列后续立法，从各个方面对土地权改革做出规定。1848年后，夏威夷进入长达近50年的土地权申请和确认过程。从政策文本来看，这次土地所有权的改革无疑是具有明显的封建性质。但在实际操作中，一方面因为大部分赤贫平民根本无力购买哪怕是小块土地，另一方面富有的酋长群体除在先期获得了法定分配的土地之外，又得到可同平民竞购本该分配给后者的土地的权利，而且在荒地、废弃的无主地和佃农放弃的可购土地出售中拥有优先权，这直接导致绝大部分土地实际集中到了酋长阶层手中，许多平民不仅未能如愿成为“地主”，反而变得一无所有。1855年时，夏威夷王室、政府和酋长共控制土地400万英亩，而占据人口绝大部分的平民仅拥有不到3万英亩。[48]外国人也在这场土地权改革中获得了土地所有权，他们和酋长阶层成为土地权改革最大的受益者。1847年，夏威夷议会通过法案，承认外国人对此前通过租赁所得的土地拥有土地所有权，但不得转售给除夏威夷本地人之外的任何人。[49]1850年，议会又通过新法案，赋予在夏威夷的外国居民获得绝对所有权土地的权利，并且准许他们将所获土地自由转让给王国的任意居民，不论是本国国民还是外国人。该政策导致了外国势力对夏威夷更深层次的侵略，从土地所有权上逐步侵蚀和排挤本地人。法案刚获通过，外国人就蜂拥从当地人手中并购和强占土地，用于大规模种植园、牧牛场以及房舍的开发建设。[50]大量平民的小块土地因此被侵吞，而有一些暂时未被侵吞的佃农耕地，也因为位于牧牛场周边，后来常遭放养的牛群践踏导致绝产，终被主人抛弃，落入外国人或酋长手中。[51]这些永久性失去了土地的平民成了赤贫的无产者，除了出卖劳动力，他们没有其他任何谋生的手段，夏威夷终于自己“生产”出了雇佣劳动者。
“土地大分割”表面上是一场具有浓重封建意味的土地权改革，实际却直接导致了土地的过度集中，“财富便迅速地积聚和集中到一个人数很少的阶级手中，与此同时，大众日益贫困化，贫民的人数也日益增长”。[52]不仅如此，它还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演变成一场原始的资本积累，促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甚至连属于过去生产时期的经济范畴，也获得了各种特殊的历史的性质。”[53]正是伴随着产业资本的崛起和土地权改革的实施，资本和资本的生产方式转化成了夏威夷的内部存在，夏威夷社会经济开始了结构意义上的现代化。至此，在资本力量的影响下，夏威夷终于自行培育出了现代性的胚芽。
结语
近代以来的非西方社会，在很大程度上都经历了被资本入侵和征服的历史，并在不同程度上遭到破坏和重建。当“文明商业”找到夏威夷这个新市场时，却并没有在此遭遇如在中国和印度一样的需求缺失与对传统服饰的偏爱，[54]因为这是一个生产力低下、物质极其匮乏的地方，其整个社会体系几乎不具备对资本力量的任何有效的抵抗，于是资本找到了充分的施展空间。资本所带来的巨大张力，首先直接促成了夏威夷物质生产体系的改变，建构现代社会经济结构（社会生产关系结构、分工结构、市场结构）的过程得以开始，从外来到内生，从被动到主动，夏威夷近代社会经济生活的变迁路径，向我们呈现了一幅殖民条件下弱势文明现代性成长的特殊但具有典型性的图景。
资本的本性决定了它绝不会满足于停留在物质生产的层面，它还“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后者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55]因而，它将同时在根基上对整个社会关系进行摧残，并生成一种新的社会关系来替代。紧接着，资本将在其他所有的社会结构领域激发深刻的变革：消解传统的等级关系、族群关系、友邻关系，总之，是人与人之间一切原有的社会伦理关系，用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将之重构，于是政治、社会、宗教以及人本身，都开始接受和呈现新的运行机制和运行规则，启蒙理性作为资本的产物同时作为合作者，开始发挥决定性的作用。[56]在资本的社会建构功能的作用下，现代性必将从夏威夷社会的内部全面萌生。
Capital and Cultivation of Modernity in Traditional Society：A Historical Study on the Hawaiian Kingdom
Wang Hua
Abstract：Capital，as the mandatory objective force to eliminate the traditional hierarchy social structure and to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a new social structure，is the root of modernity.As a non-Western society，the evolution of Hawaii from the traditional society to the modern one was the result of the movement of capital strength.Goods and trade，on behalf of commercial capital，tore open a crack firstly in the traditional social structure in Hawaii，implanted in it the modernity compulsorily.Then，the industrial capital was produced in the traditional soil，causing the change of the material production mode，and the modernity was transformed into a kind of endogenous germ.
Keywords：Hawaii；Capital；Modernity；Social Evolution
[1]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美国太平洋商业扩张与太平洋国家身份建构研究（1783～1900）”（18BSS016）的阶段性成果。
[2]王华，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太平洋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执行主编。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99页。
[4]参见鲁品越、骆祖望《资本与现代性的生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第64页。
[5]关于夏威夷王国历史的研究，西方学界已经有近200年的研究史，成果颇丰，主要集中在夏威夷传统社会的状态及发展、王国历史沿革、政治政体发展、经济沿革、社会演进，以及人口、社会、文化、教育、传教、军事、风俗等更为具体的方面。这些研究基本偏重于历史过程的梳理，只在某些具体性问题上有一些较为深刻的成果。至于对夏威夷社会演进的历史定位，以及对传统社会究竟因何发生剧变等问题，则少有深入的论述，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来系统论述的更是缺乏。相比较而言，下列论著更值得重视：Ralph S.Kuykendall，The Hawaiian Kingdom，Vol.1-3，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38，1953，1967；Samuel M.Kamakau，Ruling Chiefs of Hawaii，Honolulu：Kamehameha Schools Press，1992；Harold W.Bradley，The American Frontier in Hawaii：The Pioneers，1789-1843，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42；W.D.Westervelt的系列论文。中国学者在夏威夷问题上的研究还极有限。但在资本和现代性问题上，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颇多，鲁品越、骆祖望、刘同舫、郑杭生、刘敬东、孙正聿、高宣扬等的文章都对笔者从马恩原著中理解资本和现代性问题产生了影响。资本对传统社会结构的改造及现代性的发生，还出现在宗教、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它们与社会经济结构的演进一起构成资本对社会结构的系统化建构。这后一部分内容，笔者已在发表的另一篇文章中进行了阐释，可参见王华《资本、现代性与社会建构——基于夏威夷王国历史的考察》，《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第45～55页。
[6]所谓“传统意义上的夏威夷”，是指处于完全独立的发展状态之下，未遭受欧美等西方势力介入和影响的文明状态。在时间断限上，大致以1778年库克造访为节点。但由于文本材料原因和事实上变化发生的时段性特点，本文向前略做追溯，向后则适当延展到18世纪末。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9～51、54页。
[8]David Malo，Hawaiian Antiquities，Honolulu：Hawaiian Gazette Co.，Ltd.，1903，p.81；O.A.Bushnell，The Gift of Civilization，Germs and Genocide in Hawaii，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3，pp.25-26；Helen Wong et al.，eds.，Hawaii's Royal History，Honolulu：The Bess Press，1987，p.30.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9、184页。
[10]David Malo，Hawaiian Antiquities，Honolulu：Hawaiian Gazette Co.，Ltd.，1903，pp.81-88.
[11]U.S.Parker，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Hawaiian Islands，Quincy：Monarch Printing Company，1907，p.22.
[12]夏威夷传统信仰和禁忌体系的详情可参见王华《文明入侵与夏威夷宗教生活的变迁（1778～1843）》，《南京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13]参见鲁品越、骆祖望《资本与现代性的生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14]笔者在另外两篇文章中已有论述，参见《异质文化初次接触的启示——詹姆斯·库克之死个案研究》，《史学月刊》2007年第9期；《跨越文化的边界：对赠礼交换的双向度理解》，《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15]此处并非要否定夏威夷传统社会中物品交换的存在，只是这种交换并非商品属性的交换，而只是物的使用价值在不同主体之间的流动转换，“等价交换”这个概念从来没有体现在其中。关于这一点，莫斯、马林诺夫斯基、J.G.弗雷泽、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等人类学家已经在他们关于波利尼西亚古式社会的考察中给出了清晰的描述。
[16]Albert P.Taylor，Under Hawaiian Skies，Honolulu：The Advertiser Publishing Company，1922，pp.138-139.
[17]Bronislaw Malinowski，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London：G.Routledge ＆ Sons，1922，pp.175-176；〔法〕马塞尔·莫斯：《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8、11、24、83、166页。
[18]Kenneth M.Nagat，“Early Plant Introductions in Hawaii”，Hawaiian Journal of History，Vol.19，1985，p.40；Ralph S.Kuykendall and A.Grove Day，Hawaii：A History：From Polynesian Kingdom to American State，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Inc.，1961，p.28.
[19]Captain George Vancouver，A Voyage of Discovery to the North Pacific Ocean and Round the World，Vol.2，London：G.G.＆ J.Robinson，1798，p.114.
[20]Samuel M.Kamakau，Ruling Chiefs of Hawaii，revised edition，Honolulu：Kamehameha Schools Press，1992，p.176.
[21]Capt.Lieut.Joury Lisiansky，Voyage Round the World in the Years 1803-1806，London：Booth，1814，pp.99，102，115-116，125.
[22]James J.Jarves，History of the Hawaiian Islands，Honolulu：C.E.Hitchcock，1847，p.100.
[23]参见王华《夏威夷檀香木贸易的兴衰及其影响》，《世界历史》2015年第1期。
[24]Ralph S.Kuykendall，The Hawaiian Kingdom，Vol.Ⅰ，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38，p.87.
[25]Harold W.Bradley，The American Frontier in Hawaii：The Pioneers，1789-1843，Stanford University，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42，p.62.
[26]Frederick William Beechey，Narrative of a Voyage to the Pacific and Beering's Strait，...in the Year 1825，25，26，28，Vol.Ⅱ，Philadelphia：Carey and Lea，1832，p.97.
[27]Peter Corney，Voyages in the Northern Pacific：Narrative of Several Trading Voyages from 1813 to 1818，Honolulu：T.G.Thrum，1896，pp.82-90.
[28]Gavan Daws，Shoal of Time，A History of the Hawaiian Islands，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68，pp.45，49.
[29]W.D.Alexander，“Early Trading in Hawaii”，Papers of the Hawaiian Historical Society，No.11，Honolulu：The Bulletin Publishing Company，Ltd.，1904，pp.23-24.
[3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63页。
[3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64页。
[3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34、189页。
[3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23～424、430页。
[3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70页。
[35]Ralph S.Kuykendall，The Hawaiian Kingdom，Vol.Ⅰ，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38，p.313.
[36]Bud Wellmon，“Frontier Traders and Pioneer Cattlemen：An Hawaiian Perspective”，Hawaiian Journal of History，Vol.7，1973，p.50.
[37]Ralph S.Kuykendall，The Hawaiian Kingdom，Vol.Ⅰ，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38，pp.317，326.
[38]Baron Goto，“Ethnic Groups and the Coffee Industry in Hawaii”，Hawaiian Journal of History，Vol.16，1982，p.112.
[39]Ralph S.Kuykendall，The Hawaiian Kingdom，Vol.Ⅰ，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38，pp.175-176.
[40]Hawaiian Sugar Planter's Association，Story of Sugar in Hawaii，Honolulu：HSPA，1926，p.9.
[41]Carol A.Maclennan，“Foundations of Sugar's Power：Early Maui Plantations，1840-1860”，Hawaiian Journal of History，Vol.29，1995，pp.36-39.
[42]Hiram Paulding，Journal of a Cruise of the United States Schooner Dolphin among the Islands of the Pacific Ocean and a Visit to the Mulgrave Islands，New York：G.and C.and H.Carvill，1831，pp.220-223.
[43]L.A.Thurston，ed.，The Fundamental Law of Hawaii，Honolulu：Hawaiian Gazette Co.，1904，p.122；Baron Goto，Ethnic Groups and the Coffee Industry in Hawaii，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38，p.113；Ralph S.Kuykendall，The Hawaiian Kingdom，Vol.Ⅰ，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38，pp.317，327.
[44]Frederick Debell Bennett，Narrative of a Whaling Voyage Round the Globe，from the Year 1833 to 1836，Vol.Ⅰ，London：Richard Bentley，1840，p.245.
[45]Ralph S.Kuykendall，The Hawaiian Kingdom，Vol.Ⅰ，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38，pp.175-176.
[46]Samuel M.Kamakau，Ruling Chiefs of Hawaii，revised edition，Honolulu：Kamehameha Schools Press，1992，p.256；Ralph S.Kuykendall，The Hawaiian Kingdom，Vol.Ⅰ，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38，p.270.
[47]Thomas Marshall Spaulding，“The Crown Lands of Hawaii”，Occasional Papers，No.1，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October 10，1923，p.6.
[48]Ralph S.，Kuykendall，The Hawaiian Kingdom，Vol.Ⅰ，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38，p.294.
[49]Ralph S.Kuykendall，The Hawaiian Kingdom，Vol.Ⅰ，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38，pp.296-297.
[50]Roy K.Alameida，“Mo'olelo O Kawaihapai”，Hawaiian Journal of History，Vol.37，2003，p.43.
[51]Jocelyn Linnekin，“The Hui Lands of Keanae：Hawaiian Land Tenure and the Great Mahele”，The Journal of the Polynesian Society，Vol.92，No.2，1983，p.178.
[5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7页。
[5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27页。
[5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74页。
[5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22页。
[56]参见刘同舫《启蒙理性及现代性：马克思的批判性重构》，《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