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19世纪大运河的物货流通与苏杭城市经济的发展[1]
范金民[2]
内容摘要 15～19世纪的京杭大运河，地处最为发达的经济带，又汇集了上游、上中游和华南等地的商品，成为最为重要的南北物货大通道，向都城北京源源不断地提供各类物资，其物货流通也成为全国经济的晴雨表。作为运河沿线两个最大的商品流通都会苏州和杭州，城市经济长期处于繁盛时期。运河通道与内河水系是否畅通，直接影响着苏杭城市经济的盛衰。苏杭城市经济的发展，视运河为生命线，随运河商品流通量而转移。苏杭城市经济凭借水道开展商业活动，有赖运道的畅通输入各种原材料和绸布、书籍等大宗商品和各种工艺品，流通税收盈缩成为苏杭城市经济发展与否的重要指标。
关键词 大运河 苏州 杭州 商品流通
明廷为了利用运河运输漕粮，先于永乐九年（1411）命工部尚书宋礼、侍郎金纯等重浚会通河，工程历时100天，置闸15座，河道开拓深1丈3尺、宽3丈2尺，负有重载的大船得以通过。又于永乐十三年（1415）命平江伯陈瑄等开凿淮安附近的清江浦，引管家湖湖水入淮以通漕，在湖西作堤十余里，设闸建坝，又自淮安至宝应置涵洞数十处，以时启闭，构筑高邮河堤，从此漕船直达通州，大大节省了挽运之劳。[3]运河全线贯通后，不独成为南方漕粮北上的输送线，而且成为南北之间公私往返、商品流通和人文交流的最大通道。“在明清时期，在近代海运兴起以前，运河也是全国政治信息沟通、南北物资输送、各地文化传播、全国人才交流的最重要通道。明清时期的人，凡是有一定文化的，中过举的，做过官的，可以说没有不经过运河的”，运河“是联结中国南北、贯通中国与世界，集中展现明清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里程的人类宝贵遗产”。[4]明清时期苏州与杭州是运河沿线规模最大、地位极其重要的两大城市，时人往往苏杭并称，不分轩轾。苏杭城市借由运河大动脉，以其大师创新和工匠精神的有机结合，在16世纪后期到19世期中期的300年中独领时代风骚，引领着时尚潮流和社会进步。运河流通在苏杭城市的发展中体现得最为明显，运河功能的发挥直接关乎苏杭城市的盛衰，运河文化的特色和魅力在江南地区的持续发展中得到充分彰显。
一 大运河是最为重要的南北物货大通道
（一）大运河是全国最为重要的南北物货大通道
大运河自明代永乐九年（1411）全线贯通，稍后明廷即迁都北京，国家南北一统，社会稳定，经济持续发展，直到18世纪后期大运河淤塞，在将近4个世纪中，大运河始终是全国最为重要的物货大通道，南北运输畅达，盛况空前。
明中期的张萱说，在运河中，“吴艧越艘，燕商楚贾，珍奇重货，岁出而时至，言笑自若，视为坦途”[5]。嘉靖、隆庆时江西人李鼎说，运河中，“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海、闽广、豫章、南楚、瓯越、新安之货，日夜商贩而北。……舳舻衔尾，日月无淹”[6]。朝鲜人申晸亲眼所见运河北端终点的通州盛况，赋诗道：“通州自古盛繁华，扑地闾阎十万家。日出市门堆锦绣，满城光艳绚朝霞。通衢遥接蓟门长，表里山河护帝乡。日夜江南常转粟，百年红腐海陵霞。”[7]直到清代乾隆末年，皇帝也说：“向来南省各项商贾货船运京售卖，俱由运河经行。”[8]
运河作为南北大通道的功能，在关税征收方面充分反映出来。永乐二十一年（1423），山东巡按陈济言：“淮安、济宁、东昌、临清、德州、直沽，商贩所聚。今都北平，百货倍往时，其商税宜遣官监榷一年，以为定额。”[9]宣德四年（1429），为疏通钞法，明廷在全国33个府州县商贾所集之处，增收门摊税课五倍，自北京至南京沿河设立钞关7处，即漷县、临清、济宁、徐州、淮安、扬州、上新河。正统十一年（1446）移漷县于河西务，并在长江沿线设立金沙洲、江西九江钞关，在运河沿线增设苏州、杭州两处钞关。其后兴革不一，到万历时，只存河西务、临清、淮安、扬州、苏州、杭州和九江7处钞关。[10]7处钞关之设，反映出运河沿线是明代商品流通最为发达的通道，也是朝廷商品流通税收的最重要来源。
明后期，运河七大钞关与长江上的九江钞关商税收入及其所占百分比，如下表（见表1）。
表1 明代八大钞关税收及其比例
上表表明，万历时期运河商品流量占全国商品流量的近93%，长江商品流量仅占7%强，到天启五年（1625），朝廷加大税收力度，运河商品流量比重减少到88%，而长江商品流量增加到12%，但运河商品流量仍占绝对优势。
清前期，华北、江北的豆麦、杂粮、梨枣、棉花等，南方的丝绸、棉布、木材、瓷器、书籍、铅铜币材等，仍然通过运河流通。山东、河南、安徽的豆、麦、棉花、豆饼、油、苎麻，山东的梨枣、烟叶、茧绸、腌货，河南的酒曲、棉花、钉铁、药材、碱矾、烟叶，江苏北部的酒曲、杂粮、腌腊制品，北方以至边境的皮张，新疆的玉石，仍然通过运河大量南运，而江南的绸布、书籍、杂货、工艺品，仍然扬帆北上。吴建雍依据档案统计出，乾隆四十一年（1776），经淮安北上的绸布船达376只，杂货船多达3896只。[11]
只是与明代比较，一是运河诸关税收在全国关税总额中的比重下降较为明显。许檀曾经做过统计，列表说明，今移录其表如下（见表2）。
表2 清代前期运河诸关税收比重
上表清晰地表明，运河商品流量已由明末的百分之八九十下降到清代康熙中期的50.6%，持续下降至雍正初年的40.9%，乾隆初年的33.1%，嘉、道年间的大约30%。
二是作为粮食的饼豆成为运河流通中比重最大的商品，占了关税的主要部分，而纺织品的比重日益下降。乾隆时，浒墅关税额“资于谷麦米粮者十之六七，资于布帛杂项货物者十之三四”[12]；淮安关无论年岁丰歉，总以“豆货数倍他税，其余杂货较之豆税实不及三分之一”[13]。现有研究表明，清前期运河榷关的税收，大体上南下豆货占了60%～66.7%。[14]
淮安关乾隆三十六年（1771）“通计共过米豆船六千五百五十五只，较上届少过船一千四百只，共过豆饼船四百一十四只，较上届少过船六百三十四只”[15]。可以看出，就豆货而言，乾隆三十六年（1771），商船数达到6969只，乾隆三十五年（1770）达到9003只。再一则档案记载，“淮关三十五年过关客船一万二千六百四十八只，三十六年共过客船一万零四十九只，今年（三十七年——引者注）仅过船八千零八只”[16]。可以计算而得，乾隆三十五年（1770）、三十六年（1771）麦豆船只占全部商船的74%。乾隆四十一年（1776），共有7794只商船经过淮安关，其中米麦豆船7302只，是年经过淮安关的绝大多数是粮船。
上述均是通过运河交纳税款的商品，除此之外，每年经由运河的漕粮数量也较为可观。明清两朝每年征缴自相当于现今江苏、安徽、上海、浙江、江西、湖南、湖北、山东和河南9省区的漕粮400万石，正米加上耗米，实际达到600万余石。[17]
定制，运丁漕运粮食，准许携带一定量的免税商品，叫做“土宜”。清代前期漕船7692只，每船载正耗米500石，初定带“土宜”60石，雍正七年（1729）增为百石；又定舵水土宜20石，依运丁、舵工、水手合计，每船可带土宜120石。额定所带土宜总数约为923000石，加上超出部分，当在100万石左右。此后漕船所带土宜屡有增加，至嘉庆时每船增为150石，[18]则每年漕船所带土宜已远超100万石。此外，学界一向殊少提及，漕船回空也可免费带货。“乾隆初定，回空各帮例带米及梨枣之类”[19]，其时漕船共计6300余只，其中江苏有2900余只，“漕船空重例俱准带货物，凡京城所需南货，全赖江南漕船带运，而江南所需北货，亦赖漕船带回。若漕船全停，不惟南北货物不能流通，与丁船亦多未便”[20]，向来出运，“回空亦许带果物六十石，江西土产磁器、夏布、竹木等项，北省所出黎（梨）枣等物，俱藉漕船往来携带，以供南北民用。今若令行停运，不但弁丁舵水人等概置空闲，与南北货物阻隔，市侩借此居奇，未免于民用不便”[21]。如此，漕船回空所带梨枣等北货，总数则在40万石左右。正耗漕粮，加上土宜与回空带货，总数在750万石以上，甚为可观。由此可见，运河流通货物的总量，其中官方免税的运量，在清代可能不在纳税商品之下，既有研究对运河流量的估计，不免过低，需要辨正。
（二）都城北京全赖大运河的物货灌输
作为都城，北京集中了全国各地的物资，其状蔚为壮观。迁都之初，大学士金幼孜说，北京“奇珍异产，海汇河输”，“富商巨贾，道路相属，百货填委，丘积山蓄”[22]。弘治时，太仓人桑悦称颂道，北京“商贾如云，骈槅连肆”，“南巴之竹扇，东广之藤笥，蕲州抵金之簟，滇南镂银之辔，江南之葁桂，锡连云委，龙门之筋角，旃铁旗置”[23]。万历时，福建人谢肇淛说：“今因帝都所在，万国梯航，鳞次毕集，然市肆贸迁皆四远之货，奔走射利皆五方之民。”[24]人称“凡三代周秦古法物，金玉铜窑诸器，以至金玉珠宝犀象锦绣服用，无不毕具”[25]。明末刘侗等人也说：“省直之商旅，夷蛮闽貊之珍异，三代八朝之骨董，五等四民之服用物皆集，衢三行，市四列，所称九市开场，货随队分，人不得顾，车不能旋，填城溢郭，旁流百廛也。”[26]这些琳琅满目的商品，全靠从外地输入，而最大的来路，舍运河无他。诚如弘治时朝鲜人崔溥所论：“其城中所需，皆自南京及苏杭而来。”[27]
入清以后，作为都城，北京所需各类物资，仍然依赖运河输入的基本格局一仍其旧。如乾隆时人所说：“查南省货物，为京城民间日用所必需，而粮船所带有江浙之货，有江广之货，江浙之布匹、丝绵等物，尚有客商自行贩载，惟江西、湖广之竹木、磁器、纸、油等物，全赖粮船携带。”[28]直到清末，翰林江阴人缪荃孙说：“燕京为都会之所，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熙熙攘攘，骈阗辐辏，驵侩之徒，群萃杂出。”[29]明清定鼎北京，北京都城的运转，是以运河源源不断地输入全国各地尤其是南方的百货为前提的。
（三）大运河沿线是最为发达的经济带，其物货流通是全国经济的晴雨表
云集北京的各类商品，来自全国各地，但毫无疑问，来自运河沿线者占绝对比重。万历时，浙江临海人王士性描述全国各地的商品都会之地，列举代表性商品，是“苏、杭之币，淮阴之粮，维扬之盐，临清、济宁之货，徐州之车骡，京师城隍、灯市之骨董，无锡之米，建阳之书，浮梁之瓷，宁、台之鲞，香山之番舶，广陵之姬，温州之漆器”[30]，显然运河沿线城市及其腹地所出商品最为突出。前述明清时期全国商品流通的格局与流向以及商税征收情形等均说明，直到清中期嘉、道年间，运河沿线始终是全国最为繁忙发达的经济带。
大运河是南北物货流通大通道，既是就运河南北流通而言的，也是就运河中转接续全国其他地区的物货流通而言的。
一是运河接纳了另一大通道长江的商品流量。明代中期起，长江运输兴起，长江上游以至川楚云贵地区的木材、矿产等，通过荆州、九江、芜湖等关，顺流而下。川湖所产楠松等木，既供宫殿营建之用，又供江南地区造船制器制作家具之用。[31]因此，明代“自江、淮以至京师，簰筏相接”[32]。明后期，通过南京龙江关的各地板材，就有镇远短杉板、綦江短杉板、郁山井短杉板、播州短杉板、建昌杉板、新抬山短杉板、清江河连贰杉板、信宁连贰杉板、澧州枋杉板、巫山杉板、云阳万县杉板、忠州真州贰号板、茅洞杉板、红水杉连贰板、衡州船装松骨木等。[33]明后期，江南也部分需要上江之米。如安徽庐州出米，“吴楚间上下千里，皆资其利”[34]。到了清前期，南京城西北一带的长江中，“帆樯出没，不可纪极，上下两江，旅舟商舶，络绎奔凑”[35]。来自长江上中游的上千万石米粮经由江南运河源源不断输往苏州杭州，难以计数的竹木、板材依次流经江宁、镇江进入运河，通过无锡、苏州输往江南各地，粮食甚至接济浙东、福建缺粮地区民食。清前期，江南和浙东、福建粮食缺口增大，常年之间，“福建之米，原不足以供福建之食，虽丰年多资于江浙，亦犹江浙之米，原不足以供江浙之食，虽丰年必仰给于湖广。数十年来，大都湖广之米辏集于苏郡之枫桥，而枫桥之米间由上海、乍浦以往福建，故岁虽频祲而米价不腾”[36]。由此直到咸丰初年，安徽巡抚李嘉端奏称：“芜关税课，全赖川、楚、江西货物，前赴浙江、江苏仪征、扬州、清江浦等处，转行五省销售。”[37]毫无疑问，明清时期进入长江的物货，几乎全部是进入运河，南北分流输向各地的。
二是运河承受了中原乃至西北地区的商品流通。明清时期，江南与江淮、中州乃至西北地区的商品流通，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南京西北方向水陆间运河完成的。这条商道，即是隆庆年间徽商黄汴所介绍的“南京至河南山西二省路”[38]。清代，经由此道的商品，在凤阳关纳税，一直在发挥作用。乾隆后期，凤阳关税务王懿德奏：“凤阳关税钞，米、豆十之七八，杂货止十之二三。全赖上游豫省陈州、汝、光、固等处出产米、豆，以及凤、颍、泗州各属所产粮食年岁丰稔，客商运往江苏货卖，而下江杂货亦藉回空船只顺便贩运，往来纳税，上下流通，钱粮始能丰旺。”[39]当时淮安、扬州等地税关官员也常常抱怨商民绕越淮扬大关，而从此道行走。
三是运河还转运了福建、浙东地区的流通商品。明代嘉、万时人王世懋说：“凡福之绸丝，漳之纱绢，泉之蓝，福、延之铁，福、漳之橘，福、兴之荔枝，泉、漳之糖，顺昌之纸，无日不走分水岭及浦城小关，下吴越如流水，其航大海去者，尤不可计，皆衣被天下。所仰给他省，独湖丝耳。红不逮京口，闽人货湖丝者，往往染翠红而归织之。”[40]浦城即福建建宁府浦城县，位于浙江与福建的交通通道上，其东北有柘岭，即分水岭，与浙江处州府丽水县分界。[41]在海运大兴以前，福建的大部分商品，是通过此道输入江南的。
运河本身为贯通南北的航运通道，加上上述几条通道的汇入，使得全国大部分地域的商品均经由运河流通。所以乾隆初年两江总督那苏图不无得意地说：苏州北郊的浒墅关，“为扬关、浙关、浙海关等处中道，凡南货北行，北商南贩，最为衡衢”[42]。嘉庆中期江苏布政使庆保也说：“商贾辐辏之地，上达苏、松、嘉、湖各府，下由常州、镇江一带出口，皆系必经之路。”[43]运河流通成为观察全国商品流通的参照物。
综上所述，运河沿线在明代是最为重要的经济带，也是全国最为重要的商品流通大通道，在清代，仍是全国极为重要的经济带和商品流通大通道，是全国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晴雨表。
二 大运河的流通是苏杭经济发展的生命线
苏州和杭州既是江南地区经济最为发达和社会进步最为突出的两个城市，是全国最为突出的工商城市和人文重地，也是运河沿线规模最大、地位极为突出的两大城市。日人香坂昌纪就曾认为，苏州是清代最高级别的消费都市，又是承担向全国输送产物的生产都市。[44]
明中期太仓人陆容说：“江南名都，苏、杭并称。”弘治元年（1488），朝鲜人崔溥说：“江南之中以苏、杭为第一州。”[45]嘉靖时，一路经过运河的琉球使臣认为，“只如南京、苏、杭之胜，甲于天下，触眼壮观，难以殚录”。嘉靖时上海人陆楫说：“今天下之财赋在吴越，……苏、杭之境为天下南北之要冲，四方辐辏，百货毕集，故其民赖以市易为生，非其俗之奢故也。”[46]在万历时休宁人叶权看来，位于运河沿线的苏州枫桥、南濠，杭州湖州市和瓜洲、临清与湖广荆州，江西樟树镇，南直隶芜湖、南京上新河，都是“天下大马头”，“最为商货辏集之所”[47]。
入清以后，苏州杭州在全国的城市地位似乎更加突出。康熙初年，浙江巡抚范承谟的幕友魏际瑞说：“天下货物之多而美，莫不共推苏、杭、江宁、广东、福建等处，昔年贩卖者多，故地方富盛亦甲天下。”[48]同时人孔尚任说，天下有五大都会，即燕台、金陵、维扬、吴门和武林，“为士大夫必游地”[49]，苏州和杭州均在其中。同时人刘献廷说：“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50]苏州是有名的“四聚”之一，而杭州是仅次于“四聚”的大都市。刘大观则认为，“人曰‘杭州以湖山胜，苏州以市肆胜，扬州以园亭胜，三者鼎峙，不可轩轾。’洵至论也”[51]。“四聚”之中，清人又一致认为市肆繁华以苏州为最。直到清中期，纳兰常安说：“近人以苏杭并称，为繁华之郡。”[52]
如果分而观之，苏州与杭州的重要地位更加清晰。
明中期苏州人王锜说，“吴中素号繁华”，诸工百艺，“今皆精妙，人性益巧而物产益多”[53]。弘治、正德时的大学士湖广茶陵人李东阳说，苏州是“繁华之地，其最繁且华者，莫如阊门，天下之仕者商者旅而游者，舟楫鳞次，货贝山积，喧哄嚣笑之声，穷昼夜不绝”[54]。同时期苏州当地人唐寅赋诗称颂道：“世间乐土是吴中，中有阊门又擅雄。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五更市买何曾绝，四远方言总不同。若使画师描作画，画师应道画难工。”又道：“门称阊阖与天通，台号姑苏旧帝宫。银烛金钗楼上下，燕樯蜀柁水西东。万方珍货街充集，四牡皇华日会同。”[55]嘉靖时，苏州地方志书谓，苏城“居货招商，阊阖之际，望如锦绣……自胥及阊，迤逦而西，庐舍栉比鳞次，殆等城内”[56]，“郡中诸大家之仓廪，与客贩囤园栈房，陈陈相因，以百万计，胥在城外，以水次便焉故也”[57]。嘉靖后期，人称“凡四方难得之货，靡所不有……天下财货莫不盛于苏州”[58]。嘉靖末年首辅大学士徐阶说：“吴为东南都会，阊则扼要据便，辐凑天下水土百物。”[59]万历时，苏州人王穉登说，苏州阊门，“凡其国土所产，与他邦之产，若鱼盐贝锦、竹箭橘柚、筐服纤缟之属，明珠翠毛、金锡流黄之货，山委于市”[60]。崇祯时，刑部右侍郎苏州人王心一称：“尝出阊市，见错绣连云，肩摩毂击，枫江之舳舻衔尾，南濠之货物如山。”[61]
清前期，苏州城市发展臻于高峰。康熙时，地方志书称：“货物店肆充溢，金阊贸易镪至辐辏。……若枫桥之米豆，南濠之鱼盐、药材，东西汇之木簰，云委山积。”[62]康熙后期苏州人沈寓自豪地说：“东南财赋，姑苏最重；东南水利，姑苏最要；东南人士，姑苏最盛。……山海所产之珍奇，外国所通之货贝，四方往来千万里之商贾，骈肩辐辏。”[63]康熙末年，翰林院检讨孙嘉淦称颂道：“阊门内外，居货山积，行人水流，列肆招牌，灿若云锦，语其繁华，都门不逮。”[64]乾隆时，当地人自诩：“四方万里，海外异域珍奇怪伟、希世难得之宝，罔不毕集，诚宇宙间一大都会也。”[65]乾隆二十七年（1762），山西人史茂赞叹：“苏州为东南一大都会，商贾辐辏，百货骈阗。上自帝京，远连交广，以及海外诸洋，梯航毕至。”[66]《红楼梦》开篇第一回则将苏州阊门称为“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67]。纳兰常安更对南濠的商品之多感叹道：“南廒在苏城阊门外，为水陆冲要之区，凡南北舟车，外洋商贩，莫不毕集于此。”[68]嘉庆时，有人说：“繁而不华汉川口，华而不繁广陵阜，人间都会最繁华，除是京师吴下有。”[69]道光时，到过苏州的宿迁人王相，眼见阊门内外的市场繁盛，“无一日不然，无一时不然，晴亦然，雨亦然”[70]。道光初年，张紫琳形容：“吴城烟火奚啻万家，鳞次栉比，尝闻远游者云：‘天下如此都会，除京师外，惟扬州、杭州、汉口、台湾、厦门诸处及广东省城耳。’”[71]直到其时，苏州仍与杭州等城市一起，是全国负有盛名的大都会。
杭州是南宋以来江南有名的大城市，较之苏州，不遑多让。元代杭州，人称“东南都会，甲郡惟杭；首善之地，万民之望”[72]。弘治元年（1488）二月初六日，朝鲜人崔溥到达杭州，亲眼所见：“杭即东南一都会，接屋成廊，连衽成帷，市积金银，人拥绵绣，蛮樯海舶，栉立街衢，酒帘歌楼，咫尺相望，四时有不谢之花，八节有常春之景，真所谓别作天地也。”自武林门至吴山驿，“自门外可十余里间，市肆相接，亦与城中一般。行至天妃宫，宫前即德胜坝河，河边画舫绋纚，不可胜数”[73]。正德、嘉靖时，人称杭州为“万货之凑，百技淫巧，奇邪诪张之所窟宅也”[74]。嘉靖时，姚士麟曾援引中国商人童华的话说：“大抵日本所需，皆产自中国，如室必布席，杭之长安织也。妇女须脂粉，扇、漆诸工须金银箔，悉武林造也。他如饶之磁器，湖之丝绵，漳之纱绢，松之棉布，尤为彼国所重。”[75]嘉、隆时李鼎称，杭州“生聚茂盛，益以列郡之期会至者，殊方之贸迁至者，奚翅二三百万”[76]。万历初年，杭州人陈善说：“杭故东南一大都会也，内外衢巷，绵亘数十里，四通五达，冠盖相属，即诸下邑亦襟联袂接，络绎不绝，民萌繁庶，物产浩穰，征于斯矣。”[77]其时的杭州城，“舟航水塞，车马陆填，百货之委，商贾贸迁，珠玉象犀，南金大贝，侏儒雕题，诸蕃毕萃，既庶且富”[78]。万历十八年（1590），高攀龙甚至感叹“城中阛闠之盛，自金陵而下，无其比已”[79]。崇祯三年（1630）户部主事丹徒人朱葵说：“武林为东南都会，风樯之所经，星轺之所集，四方萃焉，南通闽粤，北连吴会，为往来孔道。”[80]王士性论道：“杭城北湖州市，南浙江驿，咸延袤十里，井屋鳞次，烟火数十万家，非独城中居民也。”[81]万历末年，浙江巡抚称杭州省城内外，“四方丛集，百万生灵”[82]。单就人口而论，明代杭州可能超过苏州。入清后，杭州的城市格局仍同明代，百货所聚，不但盛产当地的绸缎和杭扇、杭粉、杭线、杭烟、杭剪“五杭”之物，而且集中了全省乃至全国的各种商品。[83]太平军占领杭州期间，杭州城编有门牌的人口为70余万。[84]
苏杭两城的经济发达，有两大基本因素。
一是植根于当地发达的商品生产。如两城均是明清时期全国最为发达的丝绸城市，此外只有南京可以比肩，从而以“苏杭之币”驰名海内外。明后期的苏州，“家杼轴而户纂组”，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资为生[85]，丝织工匠多达数千人；清中期，苏州东城“比户习织，不啻万家，工匠各有专能，计日受值”[86]，工匠多达数万人。杭州的丝织生产与苏州同样发达。沈廷瑞《东畲杂记》称“杭之机杼甲天下”。雍正时厉鹗说：“杭东城，机杼之声比户相闻。”[87]乾隆时朱点说：“城东蚕桑之利甲于邻封，织纺纠绞之声不绝于耳。”[88]后来的杨文杰也说：“杭郡为东南财赋渊薮，杼轴之利甲于九州，操是业者较他郡尤夥。”[89]光绪年间，日人小此木藤四郎从杭州地方官那里得知，当地有织机一万余台。同苏州一样，杭州民间丝织业最盛的乾、嘉年间，织机至少达万台以上。早在雍正年间，杭州郊区临平镇的轻绸机，就“不下二三百张，每机一张，日出绸一匹”[90]。因此万历时杭州人张瀚得意地说，以苏杭为中心的江南大地，“桑麻遍野，茧丝绵苎之所出，四方咸取给焉。虽秦、晋、燕、周大贾，不远数千里而求罗绮绸币者，必走浙之东也”[91]。“苏杭之币”名扬四海。乾隆时杭州人杭世骏说：“吾杭饶蚕绩之利，织纴工巧，转而之燕，之齐，之秦、晋，之楚、蜀、滇、黔、闽、粤，衣被几遍天下，而尤以吴阊为绣市。”[92]
如棉织业，江南是全国最大的棉布生产基地，而苏州在清代成为最大的棉布加工业城市，以徽商为布商主体的棉布加工字号开设多达六七十家，连同周围棉布业市镇南翔、朱泾、枫泾等镇的棉布字号，在100家左右，日加工棉布能力在12万匹以上。[93]
如蚕丝生产，以苏杭为中心的江南，是全国最大的蚕桑生产基地，盛产优质生丝，畅销广及全国，甚至是出口生丝的唯一供应基地。所以康熙中后期的唐甄说：“吴丝衣天下，聚于双林，吴越闽番至于海岛，皆来市焉。五月，载银而至，委积如瓦砾。吴南诸乡，岁有百十万之益。”[94]嘉兴府的石门镇，地临南运河，“地饶桑田，蚕丝成市，四方大贾岁以五月来贸丝，积金如丘山”[95]。
如书籍刻印，不但苏杭两城是全国最负盛名的刻书、印书中心，整个江南更是全国书籍刻印水平最为高超的中心。明万历时兰溪人胡应麟说：“吴会、金陵，擅名文献，刻本至多，钜帙类书咸会萃焉。海内商贾所资，二方十七，闽中十三，燕、越弗与也。然自本方所梓外，他省至者绝寡，虽连楹丽栋，蒐其奇秘，百不二三，盖书之所出而非所聚也。”姑苏书肆多在阊门内外及吴县衙署前，“书多精整，然率其地梓也”；武林书肆多在镇海楼之外及涌金门之内，以及弼教坊、清河坊等交通要道。书籍装帧，“则吴装最善，他处无及焉”[96]。道光十七年（1837），苏州府发布告示收缴淫书，具立议单的书坊多达65家，其中有书业堂、桐石山房、酉山堂芝记、文渊堂、师德堂、扫叶山房、兴贤堂、文林堂、三味堂、步月楼等。[97]这些书坊主要集中在阊门桃花坞及虎丘山门内，各种书籍都能梓刻，畅销全国各地乃至海外。
其他手工行业，如船舶制造、家具制造、铜铁器加工、漆器髹饰、玉石雕琢、钟表制造、衣帽服饰、副食品生产等，苏杭城市或兼擅，或独善，领先于时，不遑缕举。
二是畅达的对外水运交通。以苏杭为中心的江南，既是全国最为重要的丝织业生产基地，是全国最为重要的棉布生产加工中心和书籍刻印中心，是全国最为突出的木器加工业、船舶制造业及各种工艺品的生产重地和极为发达的金融中心，还是东南地区的米粮消费地和中转地，更是颇为发达的金银首饰、铜铁器以及玉器漆器加工中心，是开风气之先和领导潮流的服饰鞋帽中心，独步全国的美食中心，设施齐备、服务周到的生活中心，交通便利的运输中心，也是少数几个云集全国乃至外洋货物的商品中心，更是最为火红的文物收藏和鉴赏中心。但苏杭地区生产资料和商品生产的结构，不但决定了其所产各种大宗商品主要通过运河和长江等通道销向全国乃至海外，而且决定了其又需从全国各地输入棉花、木材、纸张、染料、苎麻、玉石等原材料，粮食、豆麦等食粮及蔗糖、烟草、梨枣等副食品，甚至需要输入大量的硬通货白银和铜材等。
江南是全国最大的棉布生产地区，每年向全国各地输出几千万匹棉布。其行销范围，松江布最广，覆盖了华北、西北、东北、华中和华南的广大地域。万历时商人说：“至于布匹，真正松江，天下去得。”[98]意思是说，只要是松江布，就可以畅销各地。明代嘉定棉布，“商贾贩鬻，近自杭歙清济，远至蓟辽山陕”[99]。明代常熟棉布，“用之邑者有限，而捆载舟输，行贾于齐鲁之境常什六，彼民之衣缕往往为邑工也”[100]。但由于区域内调剂和向福建等地输出，江南每年要从华北地区输入“北花”，甚至从湖广地区输入“襄花”。山东、河南等植棉区，由于不善织布，每年却要从江南大量输入棉布，而向江南等地源源不断输出棉花。万历中期河南巡抚钟化民奏：“臣见中州沃壤，半植木棉，乃棉花尽归商贩，民间衣服率从贸易。”[101]所谓“北土广树艺而昧于织，南土精织纴而寡于艺”[102]。棉布生产集中在江南一隅，全国棉花和棉布生产脱节，就形成了“吉贝则泛舟而鬻诸南，布则泛舟而鬻诸北”的商品棉、布流通格局。[103]明代后期起，在原来运河流通南布北棉格局不变的情形下，运河流通又增加了北方豆粮梨枣的南下，长江流通则在两淮食盐上溯之外，增加了上中游与下游之间米粮与绸布的对流。清代乾隆二年，河南巡抚尹会一说：“今棉花产于豫省，而商贾贩于江南。”[104]说的就是这种情形，棉、布对流格局仍旧。
明代的丝绸生产，仅仅集中在江南、川中、山西潞安、福建泉州和漳州、广东广州等少数区域，而尤以江南的杭州、嘉兴、湖州和苏州城及其部分属最为兴盛，也即清初唐甄所说的“北不逾淞，南不逾浙，西不逾湖，东不至海，不过方千里”的范围。[105]实际能向外地输出丝原料的只有江南和川中。嘉、万时人郭子章曾描述过这种情形：“今天下蚕事疏阔矣。东南之机，三吴、越、闽最伙，取给于湖茧；西北之机潞最工，取给于阆茧。”[106]而能向海内外输出大量生丝和绸缎的实际只有江南。日甚一日的丝绸生产，销售依赖度也日益加深。
前述江南兴盛的书籍刻印业，书籍流播海内外，北京市场上的书籍，就大部分来自江南，而且江南书商业务内行，口碑极佳。琉璃厂最大的书店是五柳居，书籍来自江南，每年进京的朝鲜使者也熟知。乾隆末年的朝鲜著名使者朴趾源记道，琉璃“厂外皆廛铺，货宝沸溢，书册铺最大者，曰文粹堂、五柳居、先月楼、鸣盛堂，天下举人为海内知名之士，多寓是中”。[107]朝鲜使者李德懋，于嘉庆二年（1797）五月二十五日“过琉璃厂，又搜自日未见之书肆三四所，而陶氏所藏尤为大家，揭额曰‘五柳居’。自言书船从江南来，泊于通州张家湾，再明日当输来凡四千余卷云。因借其书目而来，不惟吾之一生所求者尽在此，凡天下奇异之籍甚多，始知江浙为书籍之渊薮。来此后，先得浙江书目，近日所刊者见之，已是，环观陶氏书船之目，亦有浙江书目所未有者，故誊其目”[108]。五月二十八日，与同事“往琉璃厂五柳居阅南船奇书，书状嘱余沽数十种。其中朱彝尊《经解》、马骕《绎史》，稀有之书，而皆善本也”。六月初二日，“往五柳居陶生书坊，检阅《经解》六十套。……真儒家之府藏，经学之渊薮也”[109]。道光十二年（1832）正月初六日，清朝官员石村等谒见朝鲜使者郑元容，郑问：“江西亦多书籍乎？”石村答：“琉璃厂村贾，皆江南、江西来者。”[110]可见江南书籍不仅聚于当地，还形成了远达京城的国内销售网，产销有机结合。天下奇异书籍由苏州运到北京，运河通道的畅通成为必要的前提。
清代前期，通过运河的商品米豆每年约625万石，免税的漕粮以及往返土宜每年共900万石，浙江省每年依赖上下游商贩二三百万石，当时海运兼河运的豆粮每年约400万石。而单纯通过北洋航线输入江南的豆粮每年约1000万石。[111]如此超出海运一倍的运输量，皆依赖运河的畅通。
因此，苏杭城市与全国乃至海外的商品流通格局，决定了苏杭城市经济的发展特别依赖大运河通道。明代万历中后期，由于税使的滥征、苛征，运河沿线商品经营大为萧条，税收大减，山东临清城中原有缎店32座，闭歇21座；布店73座，闭歇45家；杂货店65座，闭歇41家。[112]2/3以上店铺歇业。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苏杭代表性商品绸布店的闭歇。这些店铺的开张与否，清晰地反映出苏杭绸布商品生产、流通与运河的紧密联系。运河的畅通，不但为朝廷北输漕粮以及贡百货提供了可能，也为以苏杭为中心的江南商品流通提供了极大便利，苏杭是大运河流通的受益者。
三 大运河及苏杭内河水系关乎苏杭经济发展
苏州杭州是运河沿线特别是江南运河沿线极为重要的两大城市，城市经济因运河流通而盛衰，运河的流通、内河的贯通关乎苏州、杭州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以苏杭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的长时间高速发展，为大运河的物货流通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而大运河畅达的商品流通也为以苏杭为中心的江南地区的经济持续发展提供了血脉贯通性保障，成为苏杭城市经济发展的极其重要的影响因素。
苏杭城市凭借水道开展商业活动，运河通道与内河水系是否畅通，直接影响着苏杭经济的发展。运河从无锡流经苏州城西北，迤逦作东南行，一支在苏州城西阊门入城，一支过枫桥南行。苏州在阊门受运河水，在盘门受大湖水，城内水道纵横，曲折贯通，东西南北，呈现“三横四直”格局。所谓三横四直，盘门纳太湖水，汇百花洲，直北行，由明泽桥至皋桥，为第一直河。自和丰仓西新桥东北行，迂回再折，过杉渎桥，至查家桥，转北杉板桥，迤东行西馆桥，入北而出单家桥，为第二直河。二水并与阊门西入之水汇。自孙老桥转东直行，由府治前至饮马桥，经平桥、南仓桥，达迎葑桥，合望信桥第四直河之水，东南行，出葑门，为第三横河。又自吴县县学西渡子桥，从东直至长洲县东顾庭桥，为第二横河。此水出狮子口，合葑门以北内濠之水，俱归娄门夏侯桥十字河。受饮马桥第三横河西来水，一从仓桥逶迤东行，出葑门水关，与安里桥南来水北达外城濠，至娄门，东入娄江；一从北行，过乘鱼桥，汇第二横河水，至顾家桥，转北达临顿路口，又汇第一横河水，北趋跨塘桥下，直出齐门，此为第三直河。望信桥直北行，至官太尉桥，转东径尽市桥，北入苑桥，出华阳桥南水口，为第四直河。与出娄门第一横河之水合阊门水关，纳枫桥运河水，东行至单家桥转北，正东经报恩寺前，直出娄门，为第一横河。[113]“三横四直”之外，乾隆、嘉庆之际，又在城中央，西自普济桥南，引第二直河之水，由范庄前玄妙观，复东经四通桥至悬桥，穿过第三直河，又东至新桥，穿过第四直河，复东入城濠，竟出娄关，疏浚出一条联系全城水系的中心河道。[114]“三横四直”为主干，又有中心河道为总纲，城内物货输送便利，“市廛阛阓，栉比鳞差”，人称“夫以苏城之旁魄蔚跂，得水附之而膏润相涵，脉络相注，所贵因势利导，旁推交通，如人身营卫灌输，去其滞而达之畅，未有不怡然以顺、泰然以舒者”[115]。苏州城就在运河之水入城的阊门外上下塘和流经的枫桥形成繁盛的市场，运道畅通，苏州城市经济处于稳步发展状态。
杭州城的水源与苏州相反，不是运河之水流入城内，而是城内之水流入运河。杭州城内之水来自西湖，由涌金水陆之门和清波门流福沟入城，而后依次为上、中、下三河，下河之水南入钱塘江，北由艮山门入运河。[116]即引西湖之水自涌金水门及流福沟入城，北出武林水门，南出正阳水门，东南出候潮门，复由正阳、候潮门外，合流而趋永昌坝，以供南新关之抽分，通北新关之商货，再进而入清泰水门，以通东路之粮食、场灶之盐船，其曲折出入，凡三十里，然后由桃花港响水闸汇流于上下两塘河，以灌溉田亩，“是城河正所以通西湖之血脉，利益商民者无限”[117]。所谓上下塘河，自武林水门接城内大河西河，过吴山水驿，达清湖上、中、下三闸，至德胜桥，与城东外沙河、菜市河、泛洋湖水合，分为两派：一派由东北上塘河至旧东新仓新桥入运河，至长安坝，即上塘河；一派由西北过德胜桥，至江涨桥与子塘河合流，至北新桥西北入湖州界，称下塘河，而后北接新开运河。[118]
新开运河在武林门外，北新桥之北，“通苏、常、湖、秀、润等河，凡诸路纲运及商贩客舟，皆由此达于城”[119]。元末至正末年张士诚为大军往来所开，自五林港（或作伍临港）至北新关，又南至江涨桥，阔十余丈，唐栖至杭州之间通道“遂成大河”[120]。新开河的开浚，极大地提高了运河对于杭州的流通功能，所谓“新开河浚，碧天桥成，会垣驰驿，唐栖首程，居民担负，商贾经营，两岸列肆，百货充盈，蜂屯蚁聚，对宇望衡”[121]。
杭州城内水系贯通，输入各地物资，在水门内外形成诸多市场。米粟自北至者则湖墅市河之坝，自东北至者则长安坝，自西北至者则西塘坝，“坝之所阻，辄为米市”。[122]候潮门外为嘉会门市，艮山门外为沙田市，离城五里夹城巷市、宝庆桥市，离城六里为德胜桥市，离城八里为石灰坝市、江涨桥市，离城十里为北新桥市，浙江驿前为浙江市，候潮门外为鲞团，滨临浙江有范村市。[123]可见杭州城市经济的发展依赖水道源源注入活力。所以康熙二十三年（1684）钱塘人裘炳泓具呈请开城河时说：“杭城全藉西湖之水达城内之河，上通江干，下通吴墅。……若河道开通，不惟水火之患可除，亦且万民乐业，利赖无穷矣。”[124]为此，地方政府自康熙前期到乾隆三十六年持续修浚城河，确保水道畅通。富勒浑称，杭州“左江右湖，水利攸系甚钜。钱塘江则筑塘以捍之而不使溢入西湖，则建闸以引注之，而灌输于城中大小河，以分达于城外上下两塘河，灌田畴，通舟楫，咸取资焉。是城河之通塞，所关于民生之利病，匪浅鲜也”[125]。
苏杭城市发展依赖商品流通，流通税收盈缩成为苏杭城市经济发展与否的重要指标。苏州西北三十里的浒墅关和杭州北郊的北新关，既是运河南端的两个税关，也是运河全程七大税关中的两个重要税关。浒墅关“为南北往来要冲，舟航喧集，商贾骈至，课额甲于他省”[126]。北新关为各省通衢，“上通闽广、江西，下及苏松、两京、辽东、山东、河南、山陕等处”；“极燕秦齐楚之众，果布珠琲之饶”[127]。两关税收情形，既反映了江南当地的商品生产和流通情形，也是运河全程商品流通的直观反映。
前列“明代八大钞关税收及其比例表”显示，万历时期，苏州浒墅关和杭州北新关两关税收分别为4.5万两和4万两，两关税收约占运河七大钞关税收总额31.8729万两的27%；天启年间两关分别为8.75万两和8万两，两关税收约占运河税收总额42.2429万两的40%，增长了13个百分点。需要指出的是，同时期北方的两个运河钞关临清和河西务的税收减少了26.19%，显示出南直隶和浙江境内的4个运河钞关的地位更加重要。天启年间，浒墅关税收为8.75万两，崇祯末年更增加到18万两[128]，这固然是明廷横征暴敛的反映，但也显示出苏杭城市经济直到明末一直是在上升的。
入清后，浒墅关的地位极为重要。乾隆初年粮食税约占该关税收总额的50.5%。[129]自雍正到乾隆前半期，浒墅关每年征税平均在银50万两左右。该关税率米粮与豆均为银4分，按此折算，每年过关纳税商品量相当于粮食1250万石，若按雍正十三年（1735）豆税占24%的比例计算，则每年过关纳税的豆粮为300万石以上。
嘉庆四年（1799），朝廷再次确定榷关盈余银两数：临清户关11000两，浒墅关235000两，淮安关111000两，扬州关（兼由闸）68000两，北新关65000两。[130]浒墅关和北新关税收盈余银共30万两，占运河税关盈余银总数490000两的61%强。道光十一年（1831），清廷再次厘定各关税收正额和盈余银：淮安关（含宿迁）364363两，浒墅关为421151两，扬州关为163791两，临清户关为48376两，北新关为188054两。[131]浒墅关和北新关共为609205两，占总数1185735两的51.38%。其中仅浒墅一关，就占36%。单就运河流通而言，清代苏杭两地的城市经济较之明代更为突出了。
运河流通的盛衰也直接影响苏杭城市经济的发展。乾隆初年，以苏杭为中心的江南地区，据江宁布政使安宁奏称，那里“人烟辏集，其船只之多，大小不下数十万艘，百姓赖以资生者，何啻数百万人”[132]。明代弘治时的北新关，“路当吴、楚、闽、越之冲，水浮陆走者”[133]。明后期，杭州“襟江带河，北抵燕而南际闽，在城诸河仅若浍渎，取行水道而已。舟航鳞次，信宿不达，以故水输陆产，辐辏而至者，皆以湖墅江干为市”。杭州为东南大都会，居民“以舟为车，楫为马，风樯云筏，蚁附而麇至焉”[134]。聂心汤说：“入钱塘境，城内外列肆几四十里，无咫尺瓯脱，若穷天罄地，无不有也。”[135]清雍正时，杭州“四境之胜据，百物辐辏，以贾云集，千艘万舳，往回不绝，东南财赋之乡，此其征矣”[136]。
明中期到清中期，运河沿线大致稳定，社会经济持续发展，运河流通顺畅，苏杭经济除了灾荒性特殊年景，大体上处于繁荣昌盛的状态。乾隆年间，浒墅关正羡税银多达50万余两。[137]乾隆后期起，运河山东、苏北段淤积日益严重，经由运河的南北货物流量迅速减少，与此同时，华北地区棉布业兴盛，江南棉布市场收缩，北上的绸布流量大减。相反的是，以上海为中心的南北洋航线日渐繁忙，迅速成长为南北物流中心，苏州、杭州的商品聚散功能急遽下降，城市也日趋不景气。嘉庆年间，华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水旱灾害不断，社会物力趋于萧条，运河商品流量持续下降。道光五年（1825），因高家堰坍塌，清江高、宝一带断流，“百里商贩不通，继而挑浚运河，水势未旺，即严催重运，漕船衔尾北上，现又筹办起驳，商船稍大者即不能插帮行驶，北货仍属寥寥”[138]，浒墅关税收大受影响。道光初年，漕粮改由海道北运，南货大减。道光四年（1824）黄河决口，咸丰初年太平天国起事，会通河长年失修，淤塞不通。咸丰五年（1855）黄河在铜瓦厢决堤，黄河改道，淮安以北的运河水道更为淤塞，河南、山东等地的豆船几乎不再来淮，北来商品大为减少。天灾人祸，使运河特别是江苏以北运河的流通功能丧失殆尽。太平天国兴起后，长江运输也不畅通，江南运河段流通深受影响，人称“军兴以来，江路梗阻，川、楚、江、皖等省商贾率皆裹足”[139]。咸丰军兴后，清廷增创厘金，内河税卡大增，原来行经运河的商品，多由海路，“内河厘捐林立，海口各路通商，南北货物大都航海而行”[140]。
现有研究表明，嘉庆年间直到道光末年，运河税关浒墅和北新等的税收持续减少。嘉庆元年（1796），浒墅关实征税收总额为486430万两，自嘉庆三年（1798）减少至421285两，嘉庆八年（1803）减为383187两，道光元年（1821）为401285两，道光二十一年（1841）减为296768两。前后相较，道光末年税收只是嘉庆元年（1796）的61%。如果较之兴盛的乾隆中期，大约只有55%。具体说来，嘉庆三年（1798），浒墅关税收较前两年少6万余两，盖因“上年江省收成丰稔，粮价平减，川楚贩米来苏未能获利，兼之该处军务未竣，商贾不克流通，以致米船到关甚属寥寥”[141]。嘉庆四年（1799）稍有起色，“查浒墅关以米豆税为大宗，杂税次之，现在豆税无几，杂税与上年相等，惟米税一项，全赖上游四川、湖广及安广等处米船络绎来苏，方能旺税。而上年川、楚米船来苏甚少，因湖广米价较苏州昂贵”[142]。嘉庆九年（1804），“惟浙江湖州一带所产丝斤收成歉薄，到关船只甚属寥寥。又兼秋间河口淤阻，南北杂货商船不能通行”[143]。嘉庆十年（1805），浒墅关少收税银7万两。嘉庆十二年（1807）更少收12万两。浒墅税关官员抱怨：现在民食不致匮乏，上游又有被灾之处，所来者多在沿途贮销，而到浒墅关者甚属寥寥。至豆杂等税全赖水利，河路顺通，方可络绎往来。乃今年自春至冬，干旱异常，各处阻浅，而京口、常州一带为浒墅关咽喉要路，尤形消涸，船只不时拥挤阻滞，载船稍重者必须数分小船驳运，始能抵关，“商民费用既繁，销售时不能获利，是以来者少而回载稀”[144]。大体上自嘉庆七年（1802）以后，因米豆正税到关渐少，川、楚、江西等省运输粮食不如从前旺盛，兼以江北、淮扬等地粮价增昂，商船趋利而往，不从镇口进口，浒墅关税收连年减少亏损。嘉庆十六年（1811）少收6万两，嘉庆十八年（1813）少收1万两，嘉庆二十年（1815）少收9万两。苏州郊区枫桥米行盛时原有200多家，到嘉庆二十一年（1816），浒墅关阿尔邦奏：“从前苏州枫桥一带开设米行甚多，十数年来，陆续歇闭，现在较少一半，有册可稽。”[145]嘉庆十九年（1814）少收14万两。嘉庆后期浒墅关税收仍然持续下降。进入道光年间下降数量加大，道光二年（1822）少收7万两，三年（1823）少收11万两，五年（1825）、六年（1826）两年均少收7万两，七年（1827）少收9万两，八年至十年（1828～1830）均少收6万两，十四年（1834）至道光末年，少收均在10万两以上，其中道光十五（1835）和二十九年（1849）均收少14万两。[146]
杭州北新关，嘉庆元年（1796）实征税为195749两，六年（1801）起超过20万两，十八年（1813）起又减至20万两以下；道光元年（1821）为194488两，十四年（1834）减为162582两，二十一年（1841）为188219两。[147]减少幅度较小。较之浒墅关，北新关税收较少依赖运河，这更加说明运河流通与苏杭城市盛衰的密切关系。
相形而言，象征苏杭城市经济兴衰的浒墅和北新关税收的持续减少，意味着苏杭城市经济在上海的日益崛起和壮大中日趋低迷，处于萧条景况。
The Circulation of Goods and Materials in the Grand Canal and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Economy in Suzhou and Hangzhou from the 15th to the 19th Century
Fan Jinmin
Abstract： The Grand Canal from the 15th to the 19th century，located in the most developed economic belt，had become the most important north-south material and goods corridor，gathered commodities from the upper middle reaches of the Grand Canal and South China. The Grand Canal became the most important north-south material and goods passageway，which provides all kinds of materials to the capital Beijing. The material and goods circulation of the Grand Canal has also become a barometer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Suzhou and Hangzhou，the two largest commodity circulation cities along the canal，had been in a prosperous period for a long time. Whether the canal and the river system were smooth or not directly affected the prosperity and decline of the urban economy of Suzhou and Hangzhou.The canal was the lifeline of the urban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Suzhou and Hangzhou. The level of commodity circulation of the canal directly affected the urban economy. The city economy of Suzhou and Hangzhou relied on the smooth flow of the canal to carry out commercial activities by virtue of the canal. Suzhou and Hangzhou imported various raw materials，silk fabrics，books and other bulk commodities and various handicrafts. The level of circulation tax indicated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economy in Suzhou and Hangzhou.
Keywords： Grand Canal；Suzhou；Hangzhou；Commodity Circulation
（责任编辑：王玉朋）
[1]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江南地域文化的历史演进”（10＆ZD069）的阶段性成果。
[2]范金民，历史学博士，南京大学特聘教授、历史学院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史和江南区域史。
[3]《明史》卷85《河渠三》，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2081～2082页；参见万历《淮安府志》卷5《河防志》，万历元年刻本。
[4]王云：《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社会变迁》，人民出版社，2006，“序（范金民）”，第1页。
[5]张萱：《西园闻见录》卷37《户部六·漕运前》，《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影印本，子部，第1169册，第113页。
[6]李鼎：《李长卿集》卷19《借箸篇·永利第六》，万历四十年豫章李氏家刻本。
[7]申晸：《燕行录·通州盛时歌》，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22册，韩国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影印本，第467页。
[8]《清高宗实录》卷1453，乾隆五十九年五月辛亥，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第28390页。
[9]《明史》卷81《食货五》，第1976页。
[10]《明宣宗实录》卷50，宣德四年正月乙丑，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总第1204页；乾隆官修《续文献通考》卷18《征榷一》，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影印本，第2931页。
[11]吴建雍：《清前期榷关及其管理制度》，《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1期。
[12]《苏州织造海保折》，乾隆三年十二月初七日，转引自许檀《明清时期运河的商品流通》，第82页。
[13]《管理淮安关事务伊拉齐折》，乾隆八年二月十七日，转引自许檀《明清时期运河的商品流通》，第82页。
[14]参见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57页。
[15]《两江总督高晋奏报查明三十七年份淮关税银亏短分别着赔议处缘由折》，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十五日，文档号0344-024。
[16]《贵州按察使国栋奏报接征淮宿海三关税课一年期满及比较不敷缘由折》，乾隆三十七年十二月初六日，文档号0344-015。
[17]参见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中华书局，1995，第197页。
[18]王庆云：《石渠余纪》卷4《纪漕船运军》，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第157页；参见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中华书局，1995，第225页。
[19]王庆云：《石渠余纪》卷4《纪漕船运军》，第157页。
[20]《两江总督高晋等为苏省应免漕粮请分年蠲免事奏折》，乾隆三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丁进军等编选《乾隆后期蠲缓漕赋档案》，《历史档案》2015年第4期，第14页。
[21]《江西巡抚吴绍诗为请援例分年蠲免漕粮以广皇仁事奏折》，乾隆三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丁进军等编选《乾隆后期蠲缓漕赋档案》，《历史档案》2015年第4期，第17页。
[22]金幼孜：《金文靖集》卷6《皇都大一统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240册，第678页。
[23]桑悦：《思玄集》卷9《北都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7年影印本，集部，第39册，第112页。
[24]谢肇淛：《五杂组》卷3《地部一》，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标点本，第42页。
[25]宋起凤：《稗说》卷4“内市”条，《明史资料丛刊》第2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标点本，第119页。
[26]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2《城东内外》“灯市”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校注本，第88页。
[27]崔溥：《漂海录》卷3，朴元熇：《崔溥漂海录校注》，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第140页。
[28]《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61辑，台北故宫博物院，1987年影印本，第604页。
[29]缪荃孙：光绪《顺天府志》卷11《关榷》，光绪十二年刻本，第1页。
[30]王士性：《广志绎》卷1《方舆崖略》，中华书局，1981年点校本，第5页。
[31]王士性：《广志绎》卷4《江南诸省》，第96页。
[32]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25《通议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公行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校点本，第583页。
[33]施沛：《南京都察院志》卷23《职掌十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齐鲁书社，2002年影印本，史部，第73册，第652～653页。
[34]杨循吉：《庐阳客记·物产》，《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47册，第669页。
[35]康熙《江南通志》余国柱序，康熙二十三年刻本。
[36]蔡世远：《与浙江黄抚军请开禁书》，《清经世文编》卷44《户政一九》，中华书局，1992年影印本，第1065页。
[37]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1卷，中华书局，1962，第594页。
[38]黄汴：《天下水陆路程》，杨正泰校注，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校注本，第41页。
[39]《凤阳关税务王懿德折》，乾隆四十八年六月二十四日，《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56辑，台北故宫博物院印行，第765页。
[40]王世懋：《闽部疏》，《丛书集成初编》第3161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排印本，第12页。
[41]《明史》卷45《地理六》，第1124页。
[42]《两江总督那苏图折》，乾隆四年三月初六日，《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关税》，档案号：04-01-35-0310-014。
[43]《江苏布政使庆保折》，《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关税》，嘉庆十四年十二月初一日，档案号：04-01-35-0310-017。
[44]〔日〕香坂昌纪：《清代浒墅关の研究》Ⅰ，《东北学院大学论集历史学·地理学》，1972年12月，第8页。
[45]崔溥《漂海录》卷1，朴元熇《崔溥漂海录校注》，第80页。
[46]陆楫：《蒹葭堂稿》卷6《禁奢辨》，《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本，集部，第1354册，第640页。
[47]叶权：《贤博编》，中华书局，1987年点校本，第22页。
[48]魏际瑞：《四此堂稿》卷10《总括大意》，四川成都文伦书局，光绪三十三年铅印本。
[49]孔尚任：《郭匡山广陵赠言序》，《孔尚任诗文集（3）》卷6，中华书局，1962年标点本，第459页。
[50]刘献廷：《广阳杂记》卷4，中华书局，1985年标点本，第193页。
[51]李斗：《扬州画舫录》卷6《城北录》，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4年标点本，第144页。
[52]纳兰常安：《宦游笔记》卷18《江南三·南廒货物》，台北广文书局，1971年影印本，第948页。
[53]王锜：《寓圃杂记》卷5“吴中近年之盛”条，中华书局，1984年点校本，第42页。
[54]李东阳：《怀麓堂集》卷32《南隐楼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250册，第338页。
[55]唐寅：《唐伯虎先生外编续刻》卷7《阊门即事》《姑苏杂咏》，《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35册，第27、29页。
[56]嘉靖《吴邑志·吴邑城郭图说》，嘉靖八年刻本。
[57]嘉靖《吴邑志·五龙桥北险要图说》。
[58]郑若曾：《枫桥险要说》，康熙《吴县志》卷26《兵防》，康熙三十年刻本，第1页。
[59]徐阶：《世经堂集》卷26《张先生传》，《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79册，第110页。
[60]王穉登：《王百谷集·金昌集》卷4《黄翁传》，《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出版社，1999年影印本，集部，第175册，第43页。
[61]崇祯《吴县志》（刑部右侍郎）王心一序，崇祯十五年刻本。
[62]康熙《苏州府志》卷21《风俗》，康熙三十年刻本，第8页。
[63]沈寓：《白华庄藏稿钞》卷4，《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5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影印本，第604页。
[64]孙嘉淦：《南游记》，《清经世文编》卷6《学术六》，第173页。
[65]乾隆《吴县志》卷23《物产》，乾隆十年刻本，第1页。
[66]苏州历史博物馆等编《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标点本，第331页。
[67]曹雪芹：《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标点本，第3页。
[68]纳兰常安：《宦游笔记》卷18《江南三·匠役之巧》，第8页，总第950页。
[69]佚名：《韵鹤轩》卷1《杂著·戏馆赋》，上海机器书局，光绪三年刻本，第2页。
[70]惜庵偶笔：《乡程日记》庚子年，《历代日记汇钞》第46册，学苑出版社，2006，第336页。
[71]张紫琳：《红兰逸乘》卷2，王稼句点校《苏州文献丛钞初编》，古吴轩出版社，2005，第274页。
[72]孟昉：《元杭州路重建庙学碑》，阮元《两浙金石志》卷18，《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910册，第255页。
[73]崔溥：《漂海录》卷2，朴元熇《崔溥漂海录校注》，第68、73页。
[74]李维桢：《大泌山房集》卷106《高行赠大夫莫公墓表》，《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53册，第146页。
[75]姚士麟：《见只编》卷上，《丛书集成初编·史地类》第3964册，第50～51页。
[76]李鼎：《李长卿集》卷19《借箸编·早计第一》。
[77]万历《杭州府志》卷34《衢巷市镇》，《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524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第2516页。
[78]万历《杭州府志》卷33《城池》，《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524号，第2480页。
[79]高攀龙：《武林游记》，《武林掌故从编》第16集，钱塘丁氏嘉惠堂，光绪九年刻本，第6页。
[80]朱葵：《北新关行署记》，雍正《北新关志》卷15《文词》，雍正九年刻本，第23页。
[81]王士性：《广志绎》卷4《江南诸省》，第69～70页。
[82]刘一焜：《抚浙疏草》卷3《为督抚地方事》，万历末年刻本，第65页。
[83]陆以湉：《冷庐杂识》卷8“土物”条，中华书局，1984，第426页。
[84]沈梓：《避寇日记》卷2，太平天国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4辑，中华书局，1961年标点本，第107页。
[85]《明神宗实录》卷361，万历二十九年七月丁未，第6741页。
[86]乾隆《元和县志》卷16《物产》，乾隆五年刻本，第10页。
[87]厉鹗：《东城杂记》卷下“织成十景图”条，《武林掌故丛编》第6集，第10页。
[88]朱点辑：《东郊土物诗·序》，《武林掌故丛编》第8集。
[89]杨文杰：《东城记馀》卷上“机神庙碑”条，《武林掌故丛编》第25集，第64页。
[90]许梦闳：雍正《北新关志》卷6《利弊》，雍正七年刻本，第4页。
[91]张瀚：《松窗梦语》卷4《商贾纪》，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点校本，第75页。
[92]《吴阊钱江会馆碑记》，乾隆三十七年，苏州历史博物馆等编《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第19页。
[93]参见范金民《清代江南棉布字号探析》，《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
[94]唐甄：《潜书》下篇下《教蚕》，中华书局，1955年点校本，第157页。
[95]王穉登：《续说郛》卷24《客越志》，清刻本，第2页。
[96]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4《经籍会通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标点本，第42～43页。
[97]余治：《得一录》卷11《收缴淫书》，《官箴书集成》黄山书社，1997年影印本，第8册，第640页。
[98]余象斗：《三台万用正宗》卷21《商旅门·棉夏布》，万历二十七年刻本，第16页。
[99]万历《嘉定县志》卷6《物产》，万历三十三年刻本，第36页。
[100]嘉靖《常熟县志》卷4《食货志》，嘉靖十八年刻本，第14页。
[101]钟化民：《钟思惠公赈豫纪略·劝勤纺绩》，俞森：《荒政丛书》卷5，《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第663册，第83页。
[102]王象晋：《群芳谱·棉谱》小序，伊钦恒：《群芳谱诠释》，农业出版社，1985，第155页。
[103]徐光启：《农政全书》卷35《蚕桑广类·木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校注本，第969页。万历后期人王象晋则在《群芳谱·棉谱》小序中说：“今北土广树艺而昧于织，南土精织纴而寡于艺……棉则方舟而鬻诸南，布则方舟而鬻诸北。”（伊钦恒：《群芳谱诠释》，第155页）。
[104]尹会一：《敬陈农桑四务疏》，《清经世文编》卷36《户政十一》，第891页。
[105]唐甄：《潜书》下篇下《教蚕》，第158页。
[106]郭子章：《蚕论》，徐光启《农政全书》卷31《蚕桑·总论》引，第836页。
[107]朴趾源：《热河日记》卷11“琉璃厂”条，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54册，第434页。
[108]李德懋：《入燕记》下，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57册，第294页。
[109]李德懋：《入燕记》下，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57册，第298、301～302页。
[110]郑元容：《燕槎录·日记》，《燕行录选集补遗》中，韩国大东文化研究院，2008，第173页。
[111]《浙江巡抚永贵奏》，乾隆十六年七月十三日，《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1辑，台北故宫博物院印行。
[112]赵世卿：《关税亏减疏》，《明经世文编》卷411，中华书局，1962年影印本，第4458页。
[113]同治《苏州府志》卷8《水》，光绪八年江苏书局刻本，第12～13页。
[114]盛林基：《苏郡城河三横四直图记》，钱思元：《吴门补乘》卷1《水利补》，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第64页。
[115]王文治：《费文愨公淳碑记》，钱思元：《吴门补乘》卷1《水利补》，第63页。
[116]乾隆《杭州府志》卷40《水利一·城内河》，《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702册，第138页。
[117]乾隆《杭州府志》卷40《水利一·城内河》，第141页。
[118]万历《杭州府志》卷20《山川一》，《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524号，第1445页。
[119]万历《杭州府志》卷20《山川一》，第1446页。
[120]光绪《唐栖志》卷2《志山水》引《仁和县志》，光绪十六年刻本，第29～30页。
[121]光绪《唐栖志》卷4《街巷》，第1页。
[122]李鼎：《李长卿集》卷19《借箸编·早计第一》，万历刻本。
[123]万历《杭州府志》卷34《镇市》，《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524号，第2539页。
[124]裘炳泓：《请开河呈》，乾隆《杭州府志》卷40《水利一·城内河》，第10页。
[125]富勒浑：《重浚会城各河记》，乾隆《杭州府志》卷40《水利一·城内河》，第16页。
[126]道光《浒墅关志》舒明阿序，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标点本。
[127]雍正《北新关志》卷7《钤辖》，第1页，卷15《文词》，第1页；姚文蔚：《户部郎斗瞻何公督理北新钞关去思碑》，雍正《北新关志》卷15《文词·碑记》，第31页。
[128]应天巡抚黄希宪崇祯十三年七月二十四日告示称：“照得浒墅关税递岁叠增，数至一十八万。”（黄希宪：《抚吴檄略》卷1《军门示》，崇祯刻本，第26页）
[129]参见许檀《明清时期运河商品流通》，《历史档案》1992年第1期。
[130]《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案》，嘉庆四年三月十八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影印本，第4册，第105页。
[131]转见倪玉平《清朝嘉道关税研究》，科学出版社，2017，第8页。
[132]乾隆七年八月二十日，户部会议，梁廷楠：《粤海关志》卷8《税则一》，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校注本，第153页。
[133]李旻：《公恕堂记》，雍正《北新关志》卷15《文词》，第1页。
[134]黄汝亨：《南户部郎司北新关璞严荆公德政碑记》，雍正《北新关志》卷15《文词》，第37页。
[135]万历《钱塘县志·纪疆·物产》，万历三十七年刻本，第30～31页。
[136]雍正《北新关志》卷首《北新关四境图说》，第1页。
[137]道光《浒墅关志》卷5《榷税则例》，第118页。
[138]《苏州织造兼管浒墅关延隆折》，道光五年四月二十六日，《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关税》，档案号：04-01-35-0374-007。
[139]《苏州织造德毓折》，咸丰五年六月二十四日，《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关税》，档案号：03-4378-032。
[140]《淮安关监督舒麟折》，同治九年十一月初十日，《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关税》，档案号：04-01-35-0389-051。
[141]《苏州织造兼管浒墅关舒玺折》，嘉庆三年二月十三日，《军机处录副奏折·嘉庆朝·财政类·关税》，档案号：02-1766-088。
[142]《苏州织造兼管浒墅关全德折》，嘉庆四年二月十三日，《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关税》，档案号：04-01-35-0359-021。
[143]《苏州织造兼管浒墅关那苏图折》，嘉庆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关税》，档案号：04-01-35-0362-045。
[144]《苏州织造兼管浒墅关舒明阿折》，嘉庆十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关税》，档案号：04-01-35-0365-006。
[145]《苏州织造兼管浒墅关阿尔邦折》，嘉庆二十一年七月十八日，《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关税》，档案号：04-01-35-0368-042。
[146]倪玉平：《清朝嘉道关税研究》，第57～63、254～260页。
[147]倪玉平：《清朝嘉道关税研究》，第308～3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