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研究一：运河与城市

主持人语

范金民[1]

明清时期的大运河，是南北物货流通的大通道，大运河流经的区域，也是中国最为集中、经济实力最为雄厚的城市带。明代万历时，临海人王士性就在他的《广志绎》中称说：“天下马头，物所出所聚处。苏、杭之币，淮阴之粮，维扬之盐，临清、济宁之货，徐州之车骡，京师城隍、灯市之骨董，无锡之米，建阳之书，浮梁之瓷，宁、台之鲞，香山之番舶，广陵之姬，温州之漆器。”[2]大运河的贯通、大运河的物货流通与城市经济发展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在大运河研究和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过程中，无疑是极为重要的课题，既具学术意义，也具一定的现实参考价值。

本期“运河与城市”专栏刊发3篇论文，考察和探讨自元代大运河全线贯通直到19世纪中期的运河浚治、流通及其与城市发展的关系。

潘清研究员的《元代江南地域运河的浚治与功用》认为，有元一代运河在交通中充分发挥了对接海运、形成海河联运的重要作用；除漕粮之外的物品，特别是从广州一带转输海外贸易而来的舶货主要也是通过运河北上；还有使节及属下、官吏等各种人士南来北往，运河的贯通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可以说，元代的大运河不仅是为明清两代漕运做基础和铺垫，也是元代政治、经济中交互调节货运和人员往来的网络通道。那么，元代运河究竟在交通中发挥怎样的作用，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在这其中，江南一带的运河开凿与浚治维持了河海漕粮联运、舶货北上的转输。

吴士勇教授的《明清时期淮安漕运文化特征述论》聚焦运河名城淮安。淮安与漕运渊源很深，吴王夫差筑邗沟，隋炀帝修运河，元明清时期大运河南北贯通，淮安一直处于漕粮中转的中心位置，因而奠定了其交通枢纽地位。漕运拉动了淮安经济文化的发展，在明清时期达到了古典式繁荣的顶峰，进而形成了独特的漕运文化，即强调遵守等级秩序和上下尊卑关系，注重礼仪、服饰与举止，官场文化十分浓厚；以土宜、回空揽载与私盐贩运为代表的漕运经济日趋繁荣，形成了汇聚南北财货、注重商品流通的商业文化氛围；融汇八方文化，善于学习和借鉴，逐步形成了互利互鉴、包容天下、具有鲜明特色的区域文化。

笔者的《15～19世纪大运河的物货流通与苏杭城市经济的发展》，认为15～19世纪的京杭大运河，地处最为发达的经济带，又汇集了上游、上中游和华南等地的商品，成为最为重要的南北物货大通道，向都城北京源源不断地提供各类物资，其物货流通也成为全国经济的晴雨表。作为运河沿线两个最大的商品流通都会苏州和杭州，城市经济长期处于繁盛时期。运河通道与内河水系是否畅通，直接影响着苏杭城市经济的盛衰。苏杭城市经济的发展，视运河为生命线，随运河商品流通量而转移。苏杭城市经济凭借水道开展商业活动，有赖运道的畅通输入各种原材料和绸布、书籍等大宗商品和各种工艺品，流通税收盈缩成为苏杭城市经济发展与否的重要指标。

3篇论文各有侧重，或着重考察元代江南运河的浚治、运河的流通、河运与海运的关系等；或论述明清时代淮安在漕运中的地位及其体现出的文化特征；或讨论明代至清代鸦片战争前运河的物货流通与全国最为重要的工商城市运河重镇苏州、杭州城市经济发展的关系。或者具见新意，或者提出了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1]范金民，历史学博士，南京大学特聘教授、历史学院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史和江南区域史。

[2]王士性：《广志绎》卷1《方舆崖略》，中华书局，1981，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