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研究 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的国家转型·
日本学者频获诺贝尔奖的原因析论
——基于基础研究的自组织理论分析
张明国[1]
内容摘要：基础研究系统由“构成参量”和“控制参量”组成；它们发生非线性相互作用，并在“序参量”的支配下产生“涨落”，涌现出研究成果。基础研究成果进入诺贝尔奖评选系统，和推荐者、评选者发生非线性相互作用，并在“序参量”的支配下产生“涨落”，涌现出获奖成果及获奖者。日本基础研究系统及其获奖的机制是非线性的、复杂的；日本迄今的诺贝尔奖成果来自20～30年前的基础研究；日本获得诺贝尔奖的目标能否实现，取决于基础研究系统和诺贝尔奖评选系统的“构成参量”与“控制参量”的非线性相互作用及其效果。为此，日本政府制定和实施了相应的调整和改革策略，最终实现获奖目标。日本的经验对中国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日本 诺贝尔奖 基础研究 自组织理论
诺贝尔奖是瑞典发明家诺贝尔（1833～1896年）为发展基础科学研究事业，于1895年（通过遗嘱）面向世界（不分国籍和宗教信仰）创立并自1901年起颁发的奖项，它包括物理学奖、化学奖、生理学或医学奖、文学奖、和平奖和经济学奖（1968年设立）。至2019年，总计923次授予个人、27次授予团体，其中日本有28人（指获奖时或获奖前持有日本国籍者）获奖（见表1），成为亚洲获奖人数最多的国家。2001年，日本政府在第二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中，设立了“在50年内，获得30个诺贝尔奖”的目标。[2]当时，该目标颇受争议，野依良治（2001年获诺贝尔化学奖）嘲讽这是“没有头脑”的目标[3]。然而，自2001年以来，日本获奖人数逐年增加，共有19人获得了诺贝尔奖。
表1 日本诺贝尔奖获得者简况
表1 日本诺贝尔奖获得者简况-续表
日本为何如此频获诺贝尔奖？有人说“基础研究是无限接近诺贝尔奖的温床”[4]，而诺贝尔奖授予的大多是20～30年前的研究成果，那么，日本彼时为何能够取得如此多的基础研究成果？对此，学者们普遍认为，日本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充足的科研经费为其奠定了基础，日本政府制定与实施的政策和制度为其提供了保障，日本重视教育且培养出的科技人才为其创造了条件，日本独特的文化传统为其提供了价值导向。那么，这些影响因素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它们能够一如既往地促进日本的基础研究持续涌现高水平成果吗？取得高水平成果能否继续让日本频获诺贝尔奖？日本获得诺贝尔奖的势头能否继续保持下去？诸多问题都需要进行深入思考。
日本频获诺贝尔奖是涉及哲学、教育学、历史学、管理学等诸多研究领域的复杂性问题。它如同一个“多棱体”，仅凭借注视它的单个“棱”，也只能展现相应的“棱相”而难以显露其“棱体相”。为此，需要把基础研究作为一个系统（基础研究系统），把诺贝尔奖评选作为一个系统（诺贝尔奖评选系统）进行研究。对此，笔者认为可以采用自组织理论进行研究。该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末期建立并发展起来的系统理论，主要研究复杂自组织系统（如生命系统、社会系统等）在一定条件下自动地由无序走向有序、由低级有序走向高级有序的形成和发展机制问题，包括耗（吸收）散（释放）结构理论、协同理论、突变理论等。耗散结构理论由比利时俄裔科学家普利高津（Ilya Prigogine，1917～2003年）于1969年创立（1977年获诺贝尔化学奖），他主张系统通过“状态参量”（表征系统状态的一些物理量或要素，它由构成系统的“构成参量”和影响它的“控制参量”组成）间非线性相互作用（协同和竞争）产生“涨落”（系统状态的变动），并推动其演变。[5]协同理论由德国物理学家哈肯（Haken Hermann）于1976年创立，他主张系统通过“序参量”（具有支配其他变量作用的“状态参量”）促使系统“状态参量”间相互协同，并产生“涨落”，推动其演变。[6]运用该理论研究日本基础研究的运行机制及其成果的获奖机制，能够做到既见“棱相”又见“棱体相”，更好地回答本文开篇提出的一系列问题。
一 基础研究及其系统解析
基础研究是指为揭示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运动规律，并从中获得新发现、新学说而进行的实验性或理论性研究。依据其是否具有应用（价值）目标导向，基础研究又被分为基础应用研究和基础理论研究。“在1880年之前，技术的发展几乎和科学毫不相干”[7]，科学研究和技术研究的关系并不紧密，所谓的科学研究大都属于基础理论研究。“1880年以后，技术和科学结成了紧密的联系”[8]，科学转化为技术进而转化为生产力并影响社会，与基础理论研究共存的基础应用研究开始出现。贝尔纳（John Desmond Bernal，1901～1971年）提出“国家主义科学观”（主张国家要按照自身利益规划和利用科学）以后，一些国家制定并实施了科技发展战略或计划，如美国制定了“星球大战”计划（1983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2017年），欧洲共同体（欧盟）制定了“尤里卡”计划（1985年）、“地平线2020”科研规划（2013年），苏联制定了“2000年科技进步综合纲要”（1985年），德国出台了“高技术战略2020”（2010年）、“工业4.0”战略（2013年），等等。这些国家行为进一步推动了基础研究尤其是基础应用研究的发展。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带来基础研究国际化并加剧其竞争，推动了许多国家调整基础研究政策和管理机制。例如，在研究经费配置方面，形成了竞争性机制，试图以此吸引和培养优秀人才，提高研究绩效和研究质量，增强基础研究的竞争力。
基础研究系统由研究者（个人或团队）、研究对象（研究课题）、研究手段（实验设备和仪器）和研究场所（实验室）等“构成参量”构成，受到“控制参量”（包括研究者的家庭、所在学校和研究机构，社会和文化等）的影响，其成果还因受到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评审而与其评选系统相耦合（指两个或两个以上要素间的相互联系和作用）。基础研究系统又分为基础理论研究系统和基础应用研究系统。前者在选题和目标指向方面比后者更具有自组织性等特征，但两者都是开放系统（“构成参量”受“控制参量”的影响）和自组织系统（政府除政策调控外，不再干预），都处于远离平衡状态（“构成参量”和“控制参量”发生以协同和竞争为形式的非线性相互作用），都通过“涨落”（“构成参量”和“控制参量”的非线性相互作用使系统发生变化）推动系统演化。可见，基础研究系统的“构成参量”和“控制参量”之间进行物质（研究者流动、购置与耗用设备等）、能量（研究经费等）和信息（学术信息等）交流，具有耗散结构的特点，其运行的结果是涌现出研究成果。基础研究成果通过转化为技术进而转化为生产力实现其经济功能，通过接受同行评价尤其是接受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评审实现其社会功能（见图1）。
图1 基础研究系统的结构
注：↔表示非线性相互作用。
日本的基础研究发展始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受到战争环境的影响，实业家涩泽荣一（1840～1931年）成立了旨在推动基础研究的理化学研究所（1917年）。理化学研究所成为汤川秀树（1907～1981年）等“科学家的天堂”（朝永振一郎之赞语）和“企业孵化器”，孵化出“介子理论”（1935年，汤川秀树创立）等诺贝尔奖级研究成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基础研究被军国主义引向服务于战争的“核研究”（如研制回旋加速器等）和“细菌实验”研究等歧路，并犯下了诸多罪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世界各国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日本提出了“科学技术立国”战略，制定了旨在推动基础研究的《科学技术政策大纲》和“科学技术基本计划”等规划，涌现出“用激光轰击生物大分子的质谱分析法”（1987年，田中耕一发明）等诺贝尔奖级研究成果。进入21世纪后，日本围绕基础研究调整科技政策，改革管理体制和机制，形成了“竞争性研究经费配置机制”。
日本的基础研究也分为基础应用研究和基础理论研究，前者指国家课题“对应型”研究，后者指“以求知为导向”的研究（包括“助成型”科学研究、战略研究、拓展性研究、国际科技合作推广研究）。其中，“助成型”科学研究包括特别推进研究（具有较高国际声誉和评价的研究）和基础研究、新学术领域研究、挑战性研究（包括独创性构思和高目标探索性研究）、青年学者研究、支持启动研究（资助新聘用者或产假后返岗女性研究者的研究）、特别奖励研究（奖励本单位以外研究者的研究）等。[9]
日本的基础研究系统也由研究者、研究对象、研究手段及研究场所等“构成参量”构成，它通过“研究机构”系统（由大学、独立法人研究机构和地方政府研究机构等构成）和“跨部门研发管理”系统（在线管理科研及数据库系统）相耦合，受到“政府部门”系统（由文部科学省等构成）、“科学技术政策委员会”（隶属于内阁府）系统、“政府拨款机构”系统（由日本学术振兴会和科学技术振兴机构构成）的影响（这些系统可称为“控制参量”）。其具体运行机制包括：“跨部门研发管理”系统把来自“政府部门”系统的数据信息（包括研究者姓名、所属机构、研究题目、研究内容、研究期限、经费预算等）输送给“科学技术政策委员会”系统、“政府拨款机构”系统和“研究机构”系统，然后将研究经费通过计算机操作分配给研究者们，并对外发布他们的研究成果；“科学技术政策委员会”分析上述信息，制定重点方向、领域及相关科研政策和拨款政策（报送内阁府审核），统筹协调全国研发活动；政府各部门通过共享上述信息加强沟通和协作；政府拨款机构监督上述研究项目数据、研究者数据和研究机构数据；研究机构通过上述研究数据信息进行管理，包括协助研究者申请项目、获得经费资助等（见图2）。
图2 日本基础研究系统间的关系
注：↔表示非线性相互作用。
二 基础研究系统“状态参量”释析
日本基础研究系统的“状态参量”由“构成参量”（包括研究者、研究对象、研究手段、研究场所等）和“控制参量”（包括家庭参量、教育参量、社会参量、文化参量等）构成。“构成参量”受到“控制参量”的影响，研究者还受到其内部“控制参量”的影响（见图3）。
图3 基础研究系统“状态参量”及其关系
注：↔表示非线性相互作用。
研究者内部的“控制参量”包括性格、兴趣、意志、理念、能力等，它们在一些获奖者身上有所体现。其一，性格方面。例如，田中耕一性格内向，他上学时以“和而不同”的方式与同学相处；白川英树具有不达到目的不罢休的“完美主义”性格；野依良治好动、爱玩，他在幼年时代喜欢在野地里玩耍，在初高中时代热衷于柔道，在大学时代爱打棒球和麻将；下村修自幼就对“水母为什么会发光”[10]感到好奇。其二，兴趣方面。例如，下村修在小学时代喜欢机械构造；铃木章从小就喜欢数学和理科等领域的知识；根岸英一在高中时代喜欢物理和数学；赤崎勇在少年时代沉迷于收集矿物标本；天野浩在幼年时期喜欢看电风扇转动；中村修二在中学时代喜欢学习数学和做物理实验；白川英树在少年时期对（被盐水浸泡过的）报纸燃烧时发生的现象（火焰颜色发生变化）感兴趣；福井谦一在小学时喜欢阅读法国昆虫学家法布尔（1823～1915年）的著作——《昆虫记》（1907年），在初中时喜欢阅读夏目漱石（1867～1916年）的小说，在高中时喜欢学习数学，他从小就喜欢抄书和做笔记（被喻为“笔记狂魔”），甚至在“睡觉时一旦想起什么，马上记下来”；[11]大隅良典自幼喜欢阅读法拉第（1791～1867年）的《蜡烛的化学史》（1870年），喜欢接触、探究自然界。其三，意志方面。例如，汤川秀树为研究原子核结构而废寝忘食，甚至患了失眠症，经过无数次的失败、艰辛的探求，终于提出了“介子理论”；大隅良典在20世纪80～90年代，独自在狭小的实验室里持之以恒地研究“细胞自噬的分子机制”（忍受长期无人问津的孤独与寂寞），终于首次发现了细胞自噬现象。其四，能力方面。例如，白川英树在研究“聚乙炔合成机理”的过程中，能够从学生失败的实验中获得启发并抓住此机遇，发现了制作聚乙炔膜的方法；野依良治在研究“不对称合成”的过程中，能够以独特的审美意识审视催化剂结构形状的美学特征和意义，并由此成功地选择出“用于不对称合成反应的催化剂”；田中耕一在“测量蛋白质分子质量”的过程中，在发现误把金属粉末电解成“丙三醇”而非“丙酮”时，能够果断地将错就错，直接把丙三醇和被检蛋白质相混合并取得成功，发现了测定蛋白质质量的方法——“温和电离”法。他们所具有的上述能力被称为“意外发现”（serendipity）能力，即从被他人忽视的现象中获得启示和发现，做出出色成就的能力——自由、灵活的思考力和创造力。其五，理念方面。例如，汤川秀树认为基础研究者要获得创造力就要打破传统思维的桎梏，还要有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韧性；野依良治秉承“不要求研究者在短时间内取得成果”的研究理念，要求其下属长期潜心从事研究，不要担心因未取得研究成果而受到冷落或被免职；白川英树在发表文章上不求数量只求质量，他在学习期间只发表了一篇论文，在当助教工作的8年里也只发表了4篇论文；[12]江崎玲于奈主张研究者应该遵守“五不原则”，即不为已取得的进展和面临的障碍所困，不要过度崇拜大师，不让那些无用的东西成为自己的负担，坚持自己的主张且不逃避挑战，不失去最初的感性和对知识的好奇心。[13]
研究者内部“控制参量”能够产生如下影响。其一，性格决定研究者的行为动机和态度。例如，田中耕一内向性格，自觉抵制应试教育的不良影响，保持自己的进取心和追求感。其二，兴趣是研究者的研究“原点”。例如，大隅良典认为接触与体验大自然能够萌生好奇心和探究欲望，培养科学研究需要的感性和直觉，是科学研究的“原点”；江崎玲于奈认为接触大自然“是非常重要的科学启蒙教育，是通往产生科学巨匠之路”。[14]其三，意志能够使研究者自觉确定研究目标和计划，并在研究中支配自己的行动（克服困难）直至取得成功。其四，能力特别是“意外发现”能力能够确保研究者识别并捕捉到研究中出现的易被忽视的新现象，进而调整研究计划和技术路线直至取得成功，“意外发现”能力能使科学认识的飞跃成为可能。[15]其五，理念能够使研究者认识科学研究的本质，并将其升华为信念，为研究提供价值取向。江崎玲于奈认为正是遵守前述“五不原则”使他成为“有教养的人”，这是他通向成功的必要条件。[16]
“家庭参量”包括研究者的父母教育、生活体验、环境熏陶，是研究者成长的基础。例如，田中耕一幼年丧母，养成了内向性格，幼年被过继给从事重复操作的锉锯齿工作的叔父，养成了长期专心做一件事的工匠性格，他受叔母教育观（不赞同应试教育）的影响，不上预备学校，依靠自学考上大学；山中伸弥在幼年时期经常围绕在（研发缝纫机配件技术的）父亲的身边并喜欢科学；大村智在童年时代经常被父亲带去野外体验自然界并喜欢探究未知事物；野依良治少时被父亲带去参加新产品展示会，听到“黄色尼龙丝由水、空气和煤提炼出来”的宣传，感叹“化学实在太神奇”并由此喜欢上化学；汤川秀树生活在书香之家，受到熏陶，养成了爱读、多想、勤写的好习惯，他跟随祖父和父亲博览群书，开阔了视野，激发了求知欲，父母（开明和宽容）培养他的独立意识和自主能力；[17]福井谦一自幼受父亲影响，养成了刻苦读书、勤于思考的习惯；[18]小柴昌俊主张家庭要注重培养孩子的自立精神，从小灌输不依靠父母的独立生活理念，孩子考上大学后，父母只负担他的学费，生活费要靠自己打工赚取，否则会受到同学和社会的耻笑；江崎玲于奈主张要“无比珍视、精心培育、不断激励和呵护”[19]孩子及其生活。
“教育参量”包括教育理念、培养目标、管理体制等，对研究者起到“铸塑”的作用。20世纪50～60年代，日本教育经过改革从国家主义教育观转向自由主义教育观，从而对学校教育产生重要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在小学教育阶段，教师不片面强调传授知识，而是特别强调在生活体验中培养学生的个性，激发其学习兴趣。田中耕一的小学老师（泽柿教诚）秉承“科学不是按照教科书中所写去寻找答案的，而是通过自己思考去发现的”理念[20]，注重通过观察和实验培养学生的个性；小柴昌俊的小学班主任送给他爱因斯坦的《物理学的进化》（1938年），以此引导他走上物理学研究之路。其二，在中学教育阶段，教师通过让学生阅读科普读物，宣传科学家及其思想等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福井谦一在初中、高中时代，深受法布尔的《昆虫记》等作品的影响（称它是自己的“心灵的启蒙老师”[21]），并由此对科学研究产生兴趣；小林诚、益川敏英在高中时代深受坂田昌一（1911～1970年）的“坂田模型”（主张强子由质子、中子和超子等基础粒子及其反粒子复合出来）的影响，对物理学产生兴趣；野依良治、小柴昌俊、南部阳一郎在中学时代深受汤川秀树获得诺贝尔奖的影响，对科学研究产生兴趣；梶田隆章在高中时代深受物理老师的熏陶，对物理学产生兴趣。其三，在大学教育阶段，教师秉承“尊重个性，发挥能力”的教育理念，在教学过程中，注重讲授“思维方法”，把未解决的最前沿问题原封不动地展示给学生，注重培养学生柔性思考和非凡想象的能力以及自由创造能力。[22]因此，学生没有受到应试学习的影响，能够自由轻松、无拘无束地学习，富有好奇心，并根据个人想法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例如，名古屋大学形成了平等、自由、自主的学习环境，院系之间隔阂较少，教师与学生能够平等地讨论，自主开展跨学科、富于独创性的研究，从而培养出了野依良治、小林诚、益川敏英、赤崎勇、天野浩、下村修等诺贝尔奖获得者。
“社会参量”包括研究计划、研究经费、学术交流等，它对基础研究起调控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通过制订研究计划调控基础研究。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政府除了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还制定了振兴科学技术、扩充理工学科、提高奖学金、增加大学数量、鼓励学生赴海外留学等政策，持续增加对基础研究的经费投入，为基础研究提供了有力保障。自20世纪80年代起，日本从“加工贸易立国”转向“科学技术立国”，从“模仿和追随的文明开化时代”转向“首创和领先的文明开拓时代”[23]，更加注重基础研究。自1995年开始，日本根据《科学技术基本法》，决定每5年制定一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积极支持基础研究。其二，通过增加研究经费支持基础研究。日本建立了“竞争型研究经费配置机制”，大力支持基础研究。早在2007年，日本的科研经费占GDP的比例就达到3.67%，远远超过美国。这在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经费获得量中也有所体现。例如，大隅良典自1982年开始获得了17.8亿日元研究经费；山中伸弥于2003年依靠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资助的3亿日元经费发现了iPS细胞，2007年又从政府那里获得了70亿日元的研究经费，2013年开始又从政府支援iPS细胞研究的计划中获得1100亿日元的研究经费；野依良治依靠科学技术振兴机构的经费支持，从事“不对称合成”研究并取得了成果，在获得诺贝尔奖以后，又从政府那里获得了7000万美元的研究经费，建立了实验设备先进的研究中心；梶田隆章于2015年依靠政府资助建立了研究中微子震荡的“超级神冈探测器”；中村修二利用日亚化学工业公司的3亿日元资助开展基础研究；田中耕一依靠其所在企业（岛津制作所）的经费资助研制“蛋白质测量仪”并取得成功。其三，通过促进学术交流推动基础研究。诺贝尔奖获得者大都有过国外留学或研究经历，这对他们及时了解最新研究动向、交流学术信息、转变思维方式起了重要作用。据统计，“在2000年之后日本获得的18个奖项里面，有10位获奖者有过在美国或者英国学习或者工作的经历，有三四个研究成果基本是在美国期间完成的，5位获奖者有过3年以内的海外研究经历，1位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24]比如，利根川进自1963年一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从事研究并取得了获奖成果；白川英树在完成“聚乙炔合成机理”课题研究以后，在美国继续研究并取得了获奖成果；野依良治在哈佛大学工作期间结识了共同获奖的合作者并取得了获奖成果；南部阳一郎自1956年一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工作并取得了获奖成果；下村修自1960年一直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工作并取得了获奖成果；根岸英一自1966年一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工作并取得了获奖成果；朝永振一郎曾经在德国留学；小柴昌俊、中村修二、大村智、大隅良典和山中伸弥曾经在美国留学；田中耕一曾经在英国工作。这些国外科研经历为他们的基础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文化参量”包括价值观念、“工匠精神”、文化传统等，对基础研究起潜在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重视发展教育，为基础研究提供人才保障。日本教育经历了学习中国教育（大化革新前后）、兼学中西方教育（江户时期）、学习西方教育（明治维新以后）和学习美国教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等历程。由此，日本取得了以下几方面的成就：第一，积极普及教育。早在江户时代，日本就在兴办官学（官办学校，包括传授儒学的昌平坂学问所、传授“和学”的和学讲习所、传授“洋学”的开成所和传授“兰学”的医学所等）和藩学（各藩国兴办的学校，先传授“汉学”，后传授“洋学”）的同时，兴办民众教育所（包括乡学、私塾、寺子屋、心学与实学讲习所等），积极推动教育普及，使国民识字率（超过50%）远高于同期的英国（识字率为20%～25%）[25]。第二，增加经费投入。在20世纪60年代的10年里，日本的教育经费总额增加了3.7倍，超过国民生产总值（增加3.5倍）和国民收入（增加3.4倍）的增长率。第三，形成重教价值观。二战后，日本把日元纸币头像改换为福泽谕吉、新渡户稻造、野口英世、樋口一叶、夏目漱石等教育家和科学家。这种做法对树立尊重教育、崇尚科学的价值观起到了“物以载道”的意义。据悉，日本政府将再次发行新的货币，并将头像换为涩泽荣一、津田梅子、北里柴三郎。尽管该方案颇受争议，但其中教育家和科学家仍占多数，体现出日本重视教育和科学。其二，崇尚“工匠精神”，为基础研究提供驱动力。大隅良典持之以恒，24年专心从事细胞自噬研究；田中耕一深受叔父专心从事锉锯齿工作的影响而养成工匠性格。这些体现了日本民族特有的工匠精神，即恪守祖传的工艺、坚持自己的追求，一辈子只做一件事且将其做到极致，追求品质、精益求精。这种精神主要来自从业者对其对象化之物所产生的价值诉求，不仅赋予其诗意，还赋予其人格，甘愿为其奉献。这种精神被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者谷崎润一郎赞誉为“艺术家的勇气”[26]。日本的工匠精神源于历史文化传统的积淀与传承：在飞鸟时代（592～710年），土木工匠被册封为“左官”和“右官”等；在奈良时代（710～794年），从事写经（抄写佛教经典）的工作者被称誉为“校正师”“装卷师”等；在平安时代（794～1192年），从事冶金的工作者被称誉为“刀剑师”“甲胄师”等；在镰仓时代（1185～1333年）、室町时代（1336～1573年）和元禄时代（1688～1703年），人们以“职人歌合”（吟咏工匠生活）的艺术形式颂扬工匠精神。例如，《东北院职人歌合》（1214年）描写了34种职业，《七十一番职人歌合》（1500年）描写了142种职业，《人伦训蒙图汇》（1690年）描写了460多种职业。[27]其三，追求忠诚求实，为基础研究奠定精神基础。忠诚求实的文化传统主要源于武士道传统，内含忠诚、信义、廉耻、尚武、名誉等，被新渡户稻造（著书《武士道》）释义为背负责任和履行责任，被R.本尼迪克特（著书《菊与刀》）解释为忠诚、勇敢、唯美、内敛、严谨、自律和专注等。它形成于大化革新时期，被作为当时文化教育的主要内容。到明治维新时期，大批武士入学被培养为科技人才。例如，1890年，在武士出身的帝国大学毕业生中，工程专业的占85.7%，科学专业的占80%。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武士道文化被军国主义引向战争歧途并犯下各种罪行。战后，日本通过民主改革赋予武士道忠于职守、勤奋务实、专心致志等新的含义，并培养出被堺屋太一称为“团块世代”的一代人（泛指20世纪40～50年代出生者）。他们热爱工作、甘于奉献，具有强烈的集体意识和竞争意识，被称为战后日本的支柱性一代。许多诺贝尔奖获得者就属于“团块世代”，“日本科学技术具有浓厚的‘武士’精神”，[28]这种精神“源于日本的传统，来自武士和以武士为中心的日本社会”[29]。
三 基础研究系统运行机制剖析
基础研究系统的“状态参量”不是彼此独立或互不相干的，而是相互耦合并随时空场域的变化而变化，主要体现为：研究者及其内部的“控制参量”和外部的家庭参量、教育参量、文化参量相互耦合；研究对象的选择和确定、研究手段及研究场所的配置与社会参量、文化参量相耦合。它们在因耦合而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既非持续协同也非持续竞争，而是随时空场域的变化既相互协同又相互竞争，它们相互作用的总和不等于每个部分作用相加的代数和（即1+1≠2）。这种相互作用是非线性相互作用，推进基础研究系统运行并涌现出研究成果。
基础研究系统“状态参量”的非线性相互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在研究初期，研究对象（课题）、研究手段（仪器设备）因受“社会参量”（包括经济基础、政策导向及其经费投入等）和“文化参量”的消极影响（如研究课题不受政策支持、研究经费配置不到位、价值观念不相适应等）难以得到有效选择与配置；研究场所（实验室）因受“社会参量”（包括研究者所在单位的具体政策、管理及经费投入，同行学术圈内的人才流动等）和“文化参量”的消极影响（如政策、管理不相匹配，经费落实不及时，从业理念不适宜等）难以得到有效建构；研究者因受其内部“控制参量”和外部的家庭、教育、文化等“控制参量”的差异性影响（因人而异），表现出个体差异性（即在研究认知及理念等方面产生分歧），进而使研究团队不稳定。此间，基础研究系统的“状态参量”之间平等共存，没有产生起决定作用的“序参量”，它们之间的竞争大于协同并使该系统处于无序状态。其二，在研究中期，研究团队成员在相互竞争的过程中，研究者内部“控制参量”逐渐成为起决定性作用的“序参量”，并与其他“状态参量”相协同，这一时期会产生团队领导者；团队领导者通过调整人员结构和改革管理机制，促使研究团队产生“涨落”，即从无序（理念分歧、结构混乱）趋向有序（理念趋同、结构合理）。在研究者选择和确立研究对象（课题）的过程中，政府的政策调控、同行评价等“控制参量”逐渐成为起决定作用的“序参量”，并给予其支持和认同（产生“涨落”）进而使其得以确立。在研究手段及研究场所的配置过程中，政策调控和经费配置机制等“社会参量”成为起决定作用的“序参量”，并给予支持，使研究手段和场所得到配置（产生“涨落”）进而与研究对象相匹配。此间，基础研究系统的“状态参量”在“序参量”的支配下，发生协同大于竞争的相互作用，产生若干“涨落”，这些“涨落”在一定条件下叠加又形成“巨涨落”（体现为“构成参量”的优化），促使基础研究系统状态由无序趋于有序（体现为合理的研究团队、创新的研究课题和与之相匹配的研究手段及场所）。其三，在研究后期，研究团队领导人的内部“控制参量”成为“序参量”，并发挥如下决定作用：团队领导人既能够对团队成员进行合理分工，又能够使其有效协作；既能够组织团队成员围绕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等广开言路、开展争论，又能够集思广益，优化整合出最佳研究方案；既重视旧理论对新假说（研究内容）的基础作用，又关注前者对后者的阻碍作用，并敢于突破前者的束缚；既重视旧理论对新事实（研究内容）的解释作用，又关注前者对后者的排斥作用，并能够冲破前者的障碍；既重视逻辑方法（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合等）对非逻辑方法（直觉、灵感、顿悟等）的基础作用，又关注后者对前者的创新作用，并能够适时运用后者进行创新研究；既重视上阶段成果（新假说）对下阶段成果（新假说）的基础作用，又关注前者对后者的阻碍作用，并敢于突破前者的束缚进行开创性研究。上述“序参量”的支配作用结果是，促使基础研究系统产生“涨落”，涌现出最终研究成果，进而使其运行到新的有序阶段（见图4）。
图4 基础研究系统运行机制
注：↔表示非线性相互作用，→表示过程趋向。
基础研究系统“状态参量”间的非线性相互作用，使其从涌现阶段性“涨落”（阶段性成果）到涌现“巨涨落”（最终成果）的运行过程具有非线性或复杂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研究者取得阶段性成果（成功性“涨落”），并使其持续下去，促使若干阶段性成果累积、叠加为“巨涨落”直至涌现最终成果，并推进基础研究系统进入新阶段。反之，研究者出现阶段性失败（失败性“涨落”），并因持续失败（“涨落”叠加成“巨涨落”）而以失败告终（系统维持原状态）。其二，研究者在出现阶段性失败（失败性“涨落”）时，能够凭借其内部“控制参量”的作用，使之转败为胜（成功性“涨落”），之后又克服各种困难，持续取得成功（“涨落”叠加为“巨涨落”）直至涌现研究成果，并推进基础研究系统进入新阶段；反之，研究者首先取得阶段性成果，然后又因各种“控制参量”的影响而转胜为败（失败性“涨落”），并因接连失败（失败性“涨落”叠加成“巨涨落”）而最终失败（系统维持原状态）。其三，研究者因其内部“控制参量”而能够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偶然出现的新现象（随机性“涨落”）或者无视它。前者可能使研究者取得阶段性成果，并使之持续下去，致使若干阶段性成果合成（“涨落”叠加为“巨涨落”）直至涌现研究成果，并推进基础研究系统进入新阶段；后者极难取得成果直至最终失败（系统维持原状态）。
基础研究系统的上述运行机制，可以用于解释日本迄今取得诺贝尔奖级成果的原因及其机制。第一，多数研究者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从事基础研究并取得成果。20世纪50年代，日本确立了自由主义教育观，并以此指导学校的教学。受其影响，学校实施尊重个性、发挥个人能力的教育；教师重点教授思维方法，注重把处于未解决状态的最前沿问题原封不动地展示给学生。这种教学方法对培养学生的柔性思考和非凡想象力起到很大作用，为培养他们的“意外发现”能力提供了充裕的精神、时间和经济等条件。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确立“科学技术立国”战略，制定并实施科技政策、构建科技体制及评价机制（如实施“竞争性研究经费配置机制”等），依靠强大的经济实力，鼎力资助基础研究，它们共同为基础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并提供有力保障。这些“控制参量”和“构成参量”相互协同，共同促使研究者获得成功。第二，少数研究者（如田中耕一等）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当时，日本的教育观从自由主义转向应试主义，学校以培养企业型人才为目标。受其影响，教师只注重讲授知识而不注重讲授方法，学生只注重死记知识，这些都不利于培养学生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不利于培养学生自由、柔性的创造力。显然，这些“控制参量”对基础研究起到阻碍作用。尽管如此，研究者如果依据其他“状态参量”的协同作用消除负面影响，也能够取得成果。例如，田中耕一凭借其内部“控制参量”，能够和他所在的社会、学校环境相隔离，保持自己的进取心和追求，并凭借自己的“意外发现”能力，借助其所在企业的支持（提供研究经费并赋予研究团队自主权），最终获得成功。第三，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有时会遇到一些异常现象，凭借其内部“控制参量”（如“意外发现”能力等）能够敏锐地捕捉此现象并获得成功。例如，白川英树发现了“聚乙炔膜”制作法，田中耕一发现了“不对称合成”的“温和电离”法等，都属此类成功。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构成参量”和“控制参量”之间的相互作用是非线性相互作用，上述“控制参量”中的教育参量、社会参量和文化参量等虽然给予同时代其他研究者相同影响，但是研究者的内部“控制参量”及其“家庭参量”等因人而异，导致同时代其他基础研究者能否取得研究结果也因人而异。
日本基础研究系统的“状态参量”随其所处时空场域的变化而变化，其非线性相互作用及结果也随之发生变化。第一，日本泡沫经济崩溃致使经费投入量锐减。据统计，2015年，日本86所大学、4所研究机构合计只获得10945亿日元研究经费，比2004年减少1470亿日元（13.4%）。[30]显然，这些“控制参量”的变化可能给基础研究带来较大影响。第二，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大学通过改革建立起“竞争性研究经费配置机制”，虽然有助于促进基础研究，但在后期执行过程中也可能出现一些弊端。[31]比如，在职称评定方面，大学制定并实施了“业绩主义”标准（只注重数量而忽视质量），导致抄袭和剽窃科研成果或实验数据现象屡禁不止。据日本媒体调查，仅2009年1月至2013年4月，在包括东京大学在内的27所国立大学、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中就发生了36件学术不端行为事件[32]。又如，在经费方面，大学制定并实施了“竞争主义”标准（优先向短时间内取得成果者提供经费），导致年轻研究者为获得研究经费不得不选择“短期研究”课题，助长了功利主义价值观。另外，大学体制尤其是科研体制也倾向于不支持长期高水平研究，只支持短期中等水平研究。显然，这种变化也给基础研究带来不良影响，正如有的日本学者指出，“现在日本大学的研究体制不适应虽有失败的可能性但若成功就能取得划时代成就的研究实践，而转向支持大量的中等水平的研究”，“能够具备‘诺贝尔奖级’的发现和发明的条件，在现在的日本几乎没有了”。[33]第三，日本文化传统支撑的“工匠精神”随着“团块世代”的退场和“新人类”[34]的登场而发生变化。就科技领域的反应而言，大隅良典曾对基础研究后继乏人、从业者深受功利价值观影响的现状表示担忧：“有用”正在戕害社会；（基础科学）真正“有用”可能要到100年以后；如果认为科学研究应当“有用”，那么，基础科学就“死掉了”！[35]在制造领域则表现为日本产品质量降低。例如，神户制钢所篡改部分铜、铝线材的检验数据，将产品以次充好供应给客户，波及丰田、三菱等200多家企业；日产因忽视车检而被迫召回100余万辆车；高田公司的产品存在安全隐患，导致大众、通用等汽车公司被迫召回数百万辆汽车，高田公司因此破产。[36]
上述现象已经引起日本政府和高校的关注，并试图改变。例如，2015年11月6日，日本11所顶尖大学校长联合举办了“学术研究恳谈会”，呼吁提高研究经费，持续支持基础研究。日本政府在第五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中，明确政府和民间在2016～2020年合计投入科研经费占GDP比重达4%以上的目标，试图以此振兴基础研究。[37]但是，只关注上述“控制参量”中的一种或若干种并努力改变，而忽视整个“状态参量”的系统优化并使其相互协同，也很难有效振兴基础研究事业。要强化基础研究并确保其获得成果，必须纠正顾此失彼，确保基础研究“状态参量”间的整体协同和优化。
四 基础研究成果获奖机制辨析
基础研究系统的成功运行所涌现出的研究成果，在评选诺贝尔奖的过程中，将被纳入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系统（接受评审）。因此，还需要研究诺贝尔奖对基础研究成果的评选机制。
按照诺贝尔生前遗嘱规定，物理学和化学奖评选系统由瑞典皇家科学院组建，生理学或医学奖评选系统由瑞典皇家卡罗林医学院组建，其他评选系统各由不同单位组建。在评选系统的“状态参量”中，“构成参量”包括评选者（评选委员会委员）、评选对象（研究成果及其所有者）、评选标准及方法等，“控制参量”包括评选者和推荐者的内部“控制参量”（专业能力和国际名望等）、推荐对象（基础研究成果及其所有者）等。评选系统是开放系统（不分国籍、种族、宗教信仰或意识形态，对所有人开放）和自组织系统（瑞典和挪威政府无权干涉诺贝尔奖评选工作，评选结果也不因本人拒绝领奖或获奖者所在国家政府阻止其领奖而改变[38]）；“构成参量”和“控制参量”之间产生既竞争（淘汰多数候选人）又协同（保留少数候选人）的非线性相互作用，使评选系统处于远离平衡状态[39]。因此，评选系统是具有耗散结构（吸收候选信息、发布获奖者信息）特点的系统。
诺贝尔奖评选系统的“构成参量”和“控制参量”的非线性相互作用机制如下。一是基础研究成果及其所有者和推荐者的非线性相互作用。尽管诺贝尔遗嘱规定奖励贡献最大的研究成果及其所有者，但这种抽象的评选标准因每位推荐者的评价尺度不同而有所差异。研究者及其成果如果符合推荐者的评价标准就会被选中，反之就会被淘汰。另外，有些研究者的研究成果所属学科不属于评选学科，导致他们尽管取得了诺贝尔奖级研究成果，也不会被纳入参评对象。例如，E.P.哈勃（1889～1953年）虽然发现了“哈勃定律”（来自遥远星系光线的红移与它们的距离成正比），但其成果属于天文学（不属于评选学科）而被拒之门外。还有一些研究者，虽然所涉学科属于评选学科，但受到当时政治因素的影响，他们即使取得了诺贝尔奖级研究成果也被排斥在外。例如，爱因斯坦创立的相对论虽然达到了诺贝尔奖水平，但因他遭到德国纳粹的批判而被排斥在外（他只凭借其“光电效应”成果获奖）。二是推荐者和评选者的非线性相互作用。基础研究者及其研究成果一旦被选中并推荐给评选者，他们就被纳入评选系统接受评审（基础研究系统和评选系统因此相耦合）。评选者按照候选成果的贡献度、候选者健在且数量不能超过3位等评选标准进行审查和评选。其间，在评选标准和投票数量等“序参量”的作用下，评选者保留少数候选成果及其所有者，淘汰多数候选成果及其所有者。评选系统“序参量”的排他性和约定性导致许多研究成果及其所有者尽管入选但仍遭淘汰。例如，比利时物理学家罗伯特·布劳特（Robert Brout）和弗朗索瓦·恩格勒（François Englert）于1964年共同提出“希格斯机制与希格斯玻色子理论”，恩格勒于2013年凭借该理论获得诺贝尔奖，布劳特因2011年去世而失去了获奖机会。赵忠尧（1902～1998年）虽然于1929年首次观察到正负电子湮灭现象，但因评委的错误质疑未能获奖，而美国科学家安德逊（Carl David Anderson）1932年发现了该现象，于1936年获奖。三是在一些特殊情况下，评委会突破已有评选标准的束缚，另立评选标准并以此决定评选结果。例如，拉尔夫·斯坦曼（Ralph Marvin Steinman，1943～2011年）虽已去世，但评委会以在他去世前已经选定他为由，决定授予他2011年生理学或医学奖；联合国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Dag Hammarskjöld，1905～1961年）虽意外去世，但评委会以其因飞机失事殉难为由，破例授予他1961年和平奖；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委员和终身秘书埃利克·阿克塞尔·卡尔费尔德（Erik Axel Karlfeldt，1864～1931年）在评选时也已去世，但评委会以他几次被提名获奖都推辞拒绝为由，破例授予他1931年文学奖。诺贝尔奖评选系统通过上述“状态参量”间的非线性相互作用机制完成了评选，向世界发布评选结果，并在每年的12月10日（诺贝尔纪念日）颁奖。（见图5）
图5 基础研究成果获奖机制
注：↔表示非线性相互作用，→表示过程趋向。
诺贝尔奖评选系统的运行机制反映出基础研究和诺贝尔奖之间的复杂关系。第一，基础研究对诺贝尔奖的作用具有决定性或必然性。诺贝尔奖成果来自基础研究，要想获得诺贝尔奖就必须拥有相应的基础研究成果。第二，基础研究对诺贝尔奖的作用又具有或然性或相对性。诺贝尔奖级研究成果及其所有者未必一定能够获奖，未获奖者的研究成果未必比获奖者的差。
诺贝尔奖评选系统的运行机制也体现了日本迄今基础研究成果的获奖机制，并体现在日本基础研究者的获奖历程中。日本基础研究成果的获奖机制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研究者及其成果在接受推荐者的评价过程中，有的成果因不符合其推荐标准而被淘汰，有的成果因符合其推荐标准而被选中，并被纳入诺贝尔奖评选系统。其二，研究者及其成果或因符合评选者的评选标准而获奖，或因不符合其评选标准而被淘汰。其三，许多日本研究者虽然取得了诺贝尔奖级研究成果，但最终也未能获奖。例如，北里柴三郎（1852～1931年）虽然于1890年与德国医学家埃米尔·阿道夫·冯·贝林（Emil Adolf von Behring，1854～1917年）合作发现了破伤风抗毒素，并共同发表关于破伤风和白喉免疫的论文，但没能获奖，而后者却凭借此成果于1901年获奖。野口英世虽然于1909～1913年成功地培养了梅毒螺旋体，但最终未能获奖。山极胜三郎（1863～1930年）和市川厚一（1888～1948年）虽然于1915年合作首次完成诱发人工癌症，但因有的评委主张“别让黄种人太早获奖”[40]而未能得奖，丹麦病理学家约翰尼斯·安德列斯·格列伯·菲比格（Johannes Andreas Grib Fibiger，1867～1928年）却因取得类似研究成果（发现能够诱发癌症的“螺旋体癌”）于1926年获奖。[41]铃木梅太郎（1874～1943年）虽然于1910年最早成功提取了硫胺素（维生素B1），但因其论文的（德文）翻译没有标注“世界首例”而未能获奖。户冢洋二（1942～2008年）虽然于1998年发现了中微子振荡，但因早逝而未能获奖，其合作者和后继者梶田隆章发现中微子振荡并于2015年获奖。
诺贝尔奖评选系统的上述机制尽管存在诸多问题，但因其评选对象面向全世界、涉及多学科、奖励高（自2017年起，奖金提高至900万克朗，约合人民币740万元）、影响大而成为衡量一个人或一个国家基础研究水平的重要标志。因此，自奖项设立以来，每年都引起世人的广泛关注，日本政府将获得诺贝尔奖作为“科学技术基本计划”的重要目标之一，并在瑞典卡洛林斯卡医学院内设立了研究联络中心。
日本重视诺贝尔奖，不仅因为它能够给本国带来崇高的荣誉，提高本国科技的世界影响力，还在于它能够促进基础研究并催生出更多研究成果，进而促进本国科技、经济的发展，通过基础研究成果尤其是基础应用研究成果转化为技术实现向生产力的转化。例如，江崎玲于奈和白川英树的获奖成果确保日本半导体材料行业在全球范围内长期保持优势地位；赤崎勇、天野浩和中村修二的获奖成果确保日本光学制造业领先世界其他同行产业；汤川秀树和梶田隆章的获奖成果使日本在高性能专业超级计算机方面能够超越美国。总之，基础研究成果能够让日本的芯片、机械、医学、新能源、机器人、环境处理等多个领域在现在和未来确立优势。
日本如此重视基础研究和诺贝尔奖，并制定了上述具体获奖目标，这有赖于其对基础研究实力和获奖能力的自信评估，在之后的实践中也得到了部分验证。基于基础研究系统与诺贝尔奖评选系统及其非线性相互作用关系，再考虑到获奖时间大约滞后于成果产生时间20～30年（21世纪以来的获奖成果产生于20世纪70～80年代）[42]，可以做出如下三点推测。第一，20世纪70～90年代日本取得基础研究成果的存量使其完成获奖目标具有可能性，成果所有者的健在与否则成为变可能性为现实性的重要参量。第二，伴随“科学技术基本计划”的制定和实施，日本对基础研究持续投入经费且总体呈现增加趋势，这成为确保其完成获奖目标的重要参量。第三，基础研究后继乏人的现象成为影响获奖趋势能否持续下去的重要参量。日本的获奖趋势取决于能否根治在实施“竞争性研究经费配置机制”的过程中存在的弊端，能否改变社会的等级化、学历化给基础研究带来的不良影响，能否改变学校的应试教育及其给基础研究带来的不良结果等。总之，日本未来基础研究系统及其获奖机制也是非线性的、复杂的，要确保其基础研究及获奖趋势持续下去，就要全面考量系统的“状态参量”及其非线性相互作用机制，并对此进行系统调整乃至全面深化改革。
五 结语：未尽的启示
日本自2001年以来在获得诺贝尔奖方面出现“井喷”现象，激起国人反思制约中国获得诺贝尔奖的原因。目前，大体形成的共识是中国缺乏对基础研究的经费投入或者说投入不足。实际情况是，2010年以后，中国的GDP超过日本。同时，研究开发经费投入总额也超过日本和德国；2013年，中国的研究开发经费投入占GDP的比重首次突破2%；2015年，中国发表论文总量也远超日本和德国，排在世界第2位，占世界的16.3%，仅次于美国。[43]根据前述分析，笔者认为科研经费的增加并未带来中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增加的原因在于三个方面。第一，增加经费投入固然是促进基础研究并取得成果的重要参量，但是增加经费投入、取得基础研究成果、获得诺贝尔奖，这三者之间存在时间差值。2010年以后，虽然中国增加了基础研究经费投入，但并不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而且中国的经费投入总量虽然超过日本，但其强度还远低于日本。第二，除了增加经费投入以外，确保基础研究者的数量和质量也是影响获得诺贝尔奖的重要参量。现在，中国虽然增加了基础研究的经费投入，但存在基础研究人员匮乏的现象。中国科学技术学会在《2014～2015学科发展报告》中指出了“能够称得上战略科学家的帅才少”，“研究人员和专业技术辅助人员结构不合理，缺少大量专业辅助人员”，“基础学科后备人才资源不足”，以及“优秀人才流失严重”等问题。[44]钱学森生前曾发出“为什么我们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之问。原因不仅涉及大学环境、学风、教学模式等方面，还源于基础研究价值评价功利化，科研人员缺少自由探索、勇于批判、大胆创新、严谨求实等精神。第三，有的学者依据“经费投入”和“人口总量”等参量推断，“中国诺奖得主数量有望在2080年后超过美国”[45]，这一推断令人鼓舞并有奋斗希望。但是，笔者依据前述强调，不仅要注重这两个参量对获得诺贝尔奖的影响力，而且要在此基础上考虑其他参量尤其是它们之间的非线性相互作用及其机制。总之，未来中国的基础研究系统及其获奖机制也是非线性的和复杂的，要确保基础研究持续发展并有望获得诺贝尔奖，就要全面考量各种“状态参量”及其非线性相互作用机制，并对此进行系统调整乃至全面深化改革。
（审校：中鹄）
[1] 张明国，哲学博士，北京化工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日本科技史。
[2] 林仲海：《日本提出50年内获得30个诺贝尔奖的目标》，《全球科技经济瞭望》2002年第7期。
[3] 韦志超：《中国诺奖得主数量有望在2080年后超过美国》，《经济资料译丛》2019年第1期。
[4] 王宝玺：《21世纪日本自然科学诺贝尔奖“井喷”现象成因分析》，《科研管理》2018年第11期。
[5] 张明国：《耗散结构理论与“阶梯式发展”》，《系统科学学报》2014年第4期。
[6] 苗东升：《复杂性研究的现状与展望》，《系统科学学报》2001年第4期。
[7] 〔澳〕布里奇斯托克（M.Bridgstock）等：《科学技术与社会导论》，刘立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83页。
[8] 〔澳〕布里奇斯托克等：《科学技术与社会导论》，第175页。
[9] 夏欢欢等：《论日本竞争性经费配置机制对我国创新科研管理的启示》，《高校教育管理》2016年第3期。
[10] 张贵勇：《诺贝尔奖与教育之道》，《中华家教》2015年第1期。
[11] 〔日〕福井谦一：《学问的创造》，那日苏译，石家庄：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
[12] 〔日〕岛原健三：《日本化学家获诺贝尔奖的社会背景》，张明国译，《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13] 〔日〕江崎玲于奈：《挑战极限——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的传奇人生》，姜春杰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3页。
[14] 〔日〕江崎玲于奈：《挑战极限——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的传奇人生》，第181页。
[15] 〔日〕岛原健三：《日本化学家获诺贝尔奖的社会背景》，张明国译，《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16] 〔日〕江崎玲于奈：《挑战极限——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的传奇人生》，第181页。
[17] 〔日〕岛原健三：《日本化学家获诺贝尔奖的社会背景》，张明国译，《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18] 〔日〕福井谦一：《学问的创造》，那日苏译，石家庄：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
[19] 李水山：《日本屡屡获得诺贝尔奖引起韩国教育界高度关注》，中国教育新闻网，http：//www.jyb.cn/world/gjsx/200812/t20081225_231425.html。
[20] 〔日〕岛原健三：《日本化学家获诺贝尔奖的社会背景》，张明国译，《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21] 〔日〕福井谦一：《学问的创造》，那日苏译，石家庄：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
[22] 〔日〕岛原健三：《日本化学家获诺贝尔奖的社会背景》，张明国译，《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23] 李完稷：《日本走向二十一世纪的战略目标——实现“国际国家日本”》，《现代日本经济》1987年第2期。
[24] 韦志超：《中国诺奖得主数量有望在2080年后超过美国》，《经济资料译丛》2019年第1期。
[25] 赵世海等：《日本江户时代的基础教育研究》，《日本问题研究》2017年第1期，第49～56页。
[26] 叶渭渠：《谷崎润一郎传》，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5年。
[27] 周菲菲：《日本的工匠精神传承及其当代价值》，《日本学刊》2019年第6期。
[28] 〔美〕小威廉·贝拉尼克、〔美〕古斯塔夫·拉尼斯编《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几国的历史与比较研究》，胡定等译，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8年。
[29] 〔日〕森谷正规：《日本的技术——以最少的耗费取得最好的成就》，徐鸣等译，上海：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
[30] 韩声江：《17年拿17个诺奖，日本获奖者及名古屋大学校长却开始反思》，澎湃网，2016年10月26日，http：//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548578。
[31] 〔日〕岛原健三：《日本化学家获诺贝尔奖的社会背景》，张明国译，《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32] 耿景海：《日本大学学术论文不端行为现状调查——基于2009～2013年媒体公开报道的事例》，《科技管理研究》2014年第1期。
[33] 〔日〕岛原健三：《日本化学家获诺贝尔奖的社会背景》，张明国译，《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34] “新人类”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其特点是深受欧美文化影响而使其祖辈的“团队主义”退隐、自由享乐主义膨胀。
[35] 《日本新科诺贝尔奖得主称：日本的科学研究正在“空心化”》，搜狐网，2016年10月5日，https：//www.sohu.com/a/115503380_125484。
[36] 《从气囊到线材丑闻频发 以工匠精神自居的“日本制造”怎么了？》，搜狐网，2017年10月19日，https：//www.sohu.com/a/198897698_99905556。
[37] 韩声江：《17年拿17个诺奖，日本获奖者及名古屋大学校长却开始反思》，澎湃网，2016年10月26日，http：//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548578。
[38] 例如，希特勒曾于1937年颁布法令，禁止德国科学家格哈德·多马克（Gerhard Johannes Paul Domagk，1895～1964年，1939年获生理学或医学奖）、理查德·库恩（Richard Kuhn，1900～1967年，1938年获化学奖）、阿道夫·布泰南特（Adotf Butenandt，1939年获化学奖）领奖；苏联文学家鲍利斯·帕斯捷尔纳克（Boris Pasternak，1890～1960年，1958年获文学奖）迫于当局压力婉拒领奖；越南共产党领导人黎德寿（1911～1990年，1973年获和平奖）拒绝与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一道领奖；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年，1964年获文学奖）拒绝领奖。
[39] 这在诺贝尔文学奖评选系统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例如，1935年，因在表决时评选者之间竞争大于协同而使评选结果出现“空缺”，被迫终止该年度颁奖；2018年，评选者卡塔琳娜·佛洛斯登松的丈夫——让·克劳德·阿尔诺被指控涉嫌性侵犯和泄露诺贝尔奖评选结果，该丑闻引起许多评选者的愤怒并罢选，最后该年度的评选因评选者人数不足而被迫停止。
[40] 易国祥：《“百年孤独”是诺贝尔奖“井喷”的前夜》，新闻频道，http：//www.yingkounews.com/news/reping/201410/t20141015_760047.html。
[41] 后经验证发现，菲比格的研究成果是错误的，但他的奖项并没有被撤销。而大英百科全书在介绍“诺贝尔奖癌症研究”中，只提及山极胜三郎的成就而未提及菲比格的名字。
[42] 陈其荣：《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奖成果的检验期探究》，《河池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
[43] 韩声江：《17年拿17个诺奖，日本获奖者及名古屋大学校长却开始反思》，澎湃网，2016年10月26日，http：//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548578。
[44] 《从诺贝尔奖理性认识“科研差距”》，新华网，2016年10月6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10/06/c_129311900.htm？from=singlemessage。
[45] 参见韦志超《中国诺奖得主数量有望在2080年后超过美国》，《经济资料译丛》2019年第1期；“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National Science Board，2018，https：//www.nsf.gov/statistics/2018/nsb20181/assets/nsb20181.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