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三重螺旋研究脉络及其演化创新

近40年来，以官产学三者伙伴关系所形成的三重螺旋已逐渐从萌芽状态不断生长、蓬勃发展，并日益演化成一种创新创业管理研究领域的崭新范式、创新理论、战略工具或研究模型。本节着重梳理三重螺旋研究的国外背景、经典文献、国内情况以及国际会议。

从现实关切的角度来看，近些年国家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这显然要靠创新驱动战略来具体推动实施。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三重螺旋框架研究能起到什么可能的积极作用或有何借鉴意义？也即，为顺利而有效实现这些目标，大学、产业、政府又该做哪些相应改变、协调？

一 三重螺旋研究的国外背景

邓存瑞（1989）称：作为一个专业术语，“官产学”这个词语第一次出现在日本产业经济联合会的一份研究报告《下一代产业基础技术研究开发制度》中。关键在于自1981年初开始酝酿时，其就在考虑如何激发和调动“政府（官）、产业（产）、大学（学）”三个方面不断释放其能量，并发挥各自积极性与主动性协同配合。为极力达到该要求，日本通产省专门负责协调相关部门的领导共同设立“实施共同体”，履行议案策划、起草、讨论、审查、决定、执行和沟通职责，实现人力、资本、资源、信息互享，以共同完成拟定的目标与各项任务。

而大学-产业-政府（University-Industry-Government，UIG）“三重螺旋”创新模型首先见诸1995年的一篇开山之作。当时，埃茨科维兹和莱德斯多夫在《欧洲软件科学与技术协会评论》上合作发表了一篇名为《官产学关系的三重螺旋：一个知识经济发展的实验室》的学术论文（Etzkowitz & Leydesdorff，1995），并将其引入国家创新系统的研究中，着重分析大学、产业与政府之间的伙伴关系。

在这篇具有奠基意义的早期文献中，两位学者揭示了近年来随着一些地区的经济发展、社会演化所涌现出的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崭新情状或鲜明态势：作为一种各动能牵制下的生长系统与创新模型、非均衡环境，三重螺旋涵盖诸多要素行动交往、作用碰撞、沟通反馈机制。从中，可见三类实体之间不断激发、新生、延展出来的一系列紧密联系纽带或接口衍生组织。

大学、产业和政府原先各有明确分工且相对独立，如今其中一方已日益局部、间断甚至全部肩负起另外两方各自或混搭的功能。如奈斯比特所说：“现代社会，大学企业化与公司大学化并驾齐驱、越发严重”，显而易见，政府的作用也呈现更多复杂性和矛盾性，政府在向大学等学术组织不断施加物质性诱因的同时，也在覆盖基础教育、科学研究、公共服务的先天职能而凸显企业化倾向，甚至尤为强调“财富创造”。

二 三重螺旋研究的经典文献

至于“三重螺旋”这一语词作为术语如何首次被应用到创新创业研究领域，莱德斯多夫（Leydesdorff，2011）在《知识经济》上发表的《三重螺旋、四重螺旋直至N重螺旋：可否作为分析知识经济的解释性工具？》一文给出了较为细致而精彩的阐释。

1993～1994年，莱德斯多夫正绞尽脑汁想找到一个稍微贴切的学术词语，来尝试表达正在研究的一种实践情况、理论形态及其背后可能蕴含的某种政策含义。碰巧在下一年度于瑞典的一个学术会议上，埃茨科维兹遇到莱德斯多夫，并兴致勃勃地向其提议了一个面向未来的新颖研究课题。

莱德斯多夫进一步询问埃茨科维兹究竟是什么内容，埃茨科维兹仔细想了一会儿回应说，是有关产学合作层面的。沉思片刻，莱德斯多夫向他建言：“不难想见，对于你我正在进行的研究内容，实际上仅用产学两者的合作联系是远远不够准确的。也即，我们迫切期待尽早寻觅到一个能够稍微适合表达三者伙伴关系的专业术语。”

时隔半年左右，受到那次会上的学术交流与思想碰撞的启发，并受到生物学上的某种潜意识影响，一个所谓的官产学三重螺旋伙伴关系的崭新术语愈加明朗并最终诞生。1994年11月，辗转经过诸多的断断续续的电邮来往，莱德斯多夫和埃茨科维兹最终决定明确采用“三重螺旋”这个专业术语。

在此基础上，埃茨科维兹和莱德斯多夫还一起商讨酝酿并成功召集了1996年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的全球第一届国际三重螺旋会议。现在看来，毫无疑问，那次会议具有某种里程碑意义。不仅如此，还当注意的是，也就在这篇开创文章的一个脚注中，莱德斯多夫曾提及这样一个事实。

2004年的某月，黑莱（Healey）对莱德斯多夫讲到这样一件事情：“坦率来说，实际上1993年1月在墨西哥召开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就曾经运用过‘三重螺旋’这一特别术语，不过非常令人遗憾的是，当时我的那个临场即席演说并没有能够得以很好记录和妥善保存，更不要说什么正式发表或出版问世了。”

按莱德斯多夫的解释，迄今为止全球范围内就三重螺旋研究来看，逐渐演化并形成了两个学术流派。一派为新演化学派，尤为偏重知识生产、财富增长与制度约束下的各主体更新迭代、彼此协调，以莱德斯多夫为前沿引领；另一派为新制度学派，特别强调机构内部以及跨组织边界各要素交流互动，推动形成创新网络、利益交换、价值共享，以埃茨科维兹为领军人物。或者简而言之，按周春彦的说法，国际上三重螺旋研究一般可划分为两个流派，即以莱德斯多夫为首的功能结构动力学派和以埃茨科维兹为首的组织要素行动交往学派。由此，鉴于两个学派在认知判断以及理念主张上的极大差异与分野，两位三重螺旋研究领域的早期先行者自进入21世纪以来便再也不以合作署名方式创作和刊发学术论文了。

“三重螺旋”最初专门指遥远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人在艰苦繁重的生产磨砺中摸索、研制、发明并且投入长期灌溉所使用的一类三重螺旋模样的提水螺旋设施。那时，三重螺旋能把水从低处较为方便地提升并输送到高处，用来浇灌巴比伦皇家农场以及“空中花园”（王勇，2010；王成军等，2011；2017a）。

国际上一些研究创新创业的社会学者或管理学者从中受到一些启发，将这个原先的水利工程术语直接借用到社会管理、公共管理领域，从而推出三重螺旋创新模型的基本概念。概言之，作为一种战略工具、创新模型或思维框架，三重螺旋的基准考虑便是将大学、产业、政府三方看作三个轮轴或螺旋。在一系列创新创业实践过程中，三方密切沟通、不断碰撞，在交互行动中形成合力与动能，以助推大学升级、产业创新、政府转型以及地区或国家创新能力的增强。

三 三重螺旋的国内研究

其实早在1997年国内就有一篇文献，即清华大学科技处的王德保等（1997）在《科技管理研究》上发表的《论“官、产、学”结合》一文，然而遗憾的是，这一话题一直未得到足够重视和充分理解。文中，他们认为：为加速科技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世界各国政府都介入并加强了与企业和大学的合作。面对这种世界潮流，基于对中国政府、企业、大学各自的职能与现状的分析，他们从解析一个成功的产学研工程项目案例入手，探讨三方结合的必要性，并理直气壮地提出“官、产、学”结合的鲜明主张。

技术创新不足已成为制约中国高技术企业发展的一大瓶颈，积极探索灵活有效的技术创新手段成为摆在高技术企业面前的重大课题。鉴于国际上基于三重螺旋的官产学合作已成为高技术企业最灵活的技术创新手段，王成军等（2008a；2009a；2009b）针对中国高技术企业技术创新所面临的困境，给出了相应的三重螺旋战略选择与对策研究。王成军等（2017b）选取2006～2015年国家科技进步奖数据进行了基于官产学的区域创新能力建设实证研究。此外王成军等（2014a；2016a；2019a）给出了基于三重螺旋的安徽省区域创新能力评价及空间分布特征的实证研究。

此外，周春彦、李培凤、蔡翔、叶鹰、庄涛、邹益民、范柏乃、于珊、李小丽、牛盼强、李梅芳、张曼、张艺、余晓芳、王永慧、付祥云等在不同方向和细分领域做了极大的扩展，取得诸多研究成果。

四 三重螺旋国际会议进展

1996年1月4～6日，经埃茨科维兹和莱德斯多夫共同呼吁，在荷兰的首都阿姆斯特丹召开了第一届国际三重螺旋会议。迄今，国际三重螺旋会议已在全球各地成功举办过18届。其中，第13届国际会议，于2015年8月21～23日在中国清华大学召开，与会专家学者达160多人，其中含80多位海外代表（王成军等，2017a；2020）。

第18届国际三重螺旋会议原定于2020年6月15～17日在芬兰的西部城市坦佩雷举行，主题为“创新的未来以及为未来而创新”。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改为线上会议如期进行。自然而然的，三重螺旋研究与创新创业、技术创新、产权界定、制度变革、企业成长、区域发展、经济增长、社会进步乃至创新型国家建设等实践探索愈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国际三重螺旋系列会议总体情形如表2-1所示。

表2-1 国际三重螺旋系列会议

五 小结与讨论

三重螺旋的实质是什么？简单来讲，无非是将其作为一个有效工具或者适当抓手，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或创新型国家的真切经验、较好实践，以推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转型升级。进一步来讲，其内在无非涉及对大学、产业、政府三者伙伴关系（含人、财、物、信息、机会、想法等资源的交换、流转、释放以及扩散等）的认知、揭示、调整、构建，讨论一些制度变迁、技术创新具体事宜。从近些年的国际研究和实践经验来看，大学期待升级为创业型大学，产业则期待能在高新技术领域有良好突破、不断调整并取得积极进展，政府则势必要逐步转向服务型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