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四重螺旋思想萌芽及其渊源流变

实际上，三重螺旋结构已被写入联合国千年计划“科学、技术和创新”专题组2004年中期报告中，成为联合国的一种导向性意见，指导发展中国家利用科技创新来推动国家的发展（马永斌、王孙禺，2008）。在2009年哥本哈根国际环保大会上，三重螺旋作为一个专有名词被关注和谈及。

一方面需要国际视野，另一方面需要直面自身历史与现实国情问题。国外的三重螺旋研究将大学、产业、政府三方看作平等的合作伙伴，三方形成的“混合型组织”更类似于“自组织”。

事实确如王来武和郝淑君（2007）所指出的那样，在中国“自组织”机制尚未充分完善的情况下，三重螺旋中也许会出现一方居主导地位的情况，也就是“被（他）组织”。针对这一点，周春彦所使用的一个语词“政府拉动型”（government-pulled）三重螺旋较为形象鲜明、生动贴切（埃茨科维兹和周春彦，2007；Zhou，2009）。因此，在中国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中，政府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其他两方，就显得尤为重要。

着重强调政府（“官”）的作用，这既符合中国的现实，也体现了政府在三方合作中掌握政策、规章和资金的现状，更体现了在各方运行机制、目标和价值取向不尽相同的情况下，政府部门具有组织协调作用并可能在产业创新中长期扮演重要的角色。不仅如此，我们还应当逐步地加入外部经济、社会、文化和制度等因素以及组织内部因素的分析，并最终扩展到基于组织之间、内部和外部关系的三重螺旋模型研究。于是，就有了如下的两种模式，一个是针对中国特色的三重螺旋架构（见图3-1），另一个是国际上近几年普遍流行的试图将公众（the public）纳入进来的四重螺旋。比如，日本东北大地震引发海啸所导致的福岛核危机事件就极大地牵涉并影响公众利益，其他的如王成军和王德应（2008）所讨论的战略技术问题也引发了公众的浓厚兴趣和执着关切。

图3-1 中国的“政府拉动型”大学-产业-政府三重螺旋

资料来源：（Zhou，2006）。

随着三重螺旋理论的不断发展丰富与科学技术带来的社会问题日益增多，为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大学-产业-政府型的创新三重螺旋（triple helix model of innovation），一种新的大学-公众-政府型的三重螺旋模式应运而生，埃茨科维兹和周春彦（2007）以及刘元芳等（2007）将之称为可持续发展三重螺旋（triple helix model of sustainability）。在每个三重螺旋中，都有一个主要的价值取向。创新三重螺旋的价值取向为生产利益最大化，而可持续发展三重螺旋的价值取向在于抑制单纯地追求利益最大化（见图3-2）。

图3-2 双三螺旋的动力示意

资料来源：埃茨科维兹和周春彦（2007）。

创新三重螺旋与可持续发展三重螺旋二者一起运作，促进了社会紧张与和谐的均衡。然而，这两个三重螺旋都涉及大学与政府两个机构范围，这两个机构范围会在两个螺旋之间起平衡作用，促使它们形成相对稳定的菱形。事实上这是由两个三重螺旋协同作用的结果，但看起来似乎存在一个第四螺旋的问题，为便于理解框架性结构、简化理论探索以及阐明实践应用的便利轻巧，这里将公众作为与大学、产业、政府并列的第四螺旋。实际上，不难看出，不管是三重螺旋还是四重螺旋，甚至将来可能出现的更多重螺旋，它们都含有一定的权力与利益相互牵制的均衡思想。

马永斌和王孙禹（2008）提出将公众作为第四维度，并指出公众在社会创新过程中起监督作用，了解官产学发展实际情况进而做出适当调整与修正。庄涛和吴洪（2013）通过建立大学-企业-政府和国际合作在内的四维合作模型，同时对四个主体间的紧密程度与发展态势用“互信息”进行测度。里欧（Rieu，2014）对法国、德国和日本的不同制度安排进行研究，提出“社会”作为第四螺旋可促使三重螺旋理论不断应对理论与实践的挑战。

进一步，Leydesdorff（2011）在分析知识经济模型时给出了N重螺旋的构想。邹益民和张智雄（2013）按照采用的数据和方法不同将对三重螺旋的研究按科学计量法、网络计量法以及社会信息计量法分别进行综述，并对N重螺旋的计量方法进行研究。范柏乃和余钧（2014）通过对三重螺旋模型的理论构建和实证检验，进一步探索三重螺旋模型的修正路径，并指出未来的发展在于在治理理念的指引下，探讨N重螺旋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