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在我国这样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多元民族的大国，民族因素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面对和认真对待的一个问题。21世纪以来，我国所面对的国内及国际形势均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特别是在边疆民族地方，少数民族群众在市场经济进程中利益的日渐分化与权利意识的增强，全球范围内民族宗教复兴浪潮的兴起，以及国际社会在少数人权利保护方面日益国际化的倾向，都使得“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课题，在民族地区治理层面显得尤为重要和突出。

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中心任务，为民族问题的研究和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同时，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民族地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已经成为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我国现阶段的国家治理，既要考虑民族宗教因素的影响，还要考虑地域空间因素特别是西部地区地域因素的影响。广大西部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区，从国家主权与领土的完整、地缘政治安全、经济社会发展等角度而言，西部民族地区是我国较为独特的一个区域，也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一环。提升西部民族地区的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不但关系到本地区的发展与稳定，更关系到国家统一、边疆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长治久安和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就学理层面而言，民族地方治理模式，首先必须建筑于中国的国情之上，建筑于中国民族地方多元与独特的政治生态与政治文化环境之上。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内生性演化的结果。基于这一认识，回顾和反思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地方社会治理的经验与教训，是十分必要与有意义的。

甘南藏区地处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过渡的甘、青、川三省结合部，经过藏传佛教区域性意识形态的整合与地方性政教制度的建构，到清末已经形成较为成熟完善的政教合一体制。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家基层政权虽然进入了地方政教体系辖区，但由于地方性政教体系的长期存在和影响，国家基层政权在合法性建构方面处于先天的劣势，同时其施政没有与藏区的实际与基层社会的利益取得统一，导致了其合法性建构的失败，在藏区政治生态中被严重边缘化。甘南藏区解放初期，在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框架内，结合甘南藏区的实际情况，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吸纳了地方政教体系存在的历史与现实的合理性，消解了旧有地方政教体系对新生政权合法性建构的阻碍，并由此建构了新型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政治体系，创造性地完成了国家在藏区基层政权的建构，并且极大地推动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在当前全面推进民族地方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民族与宗教因素依然在某些民族地方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与影响。基于这一背景，梳理历史上这一时期甘南藏区民族与宗教因素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模式、路径是十分必要的。同时，更为关键的是，在甘南藏区走向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富有创造性地完成了基层政权的合法性建构。这一重要的历史经验，无疑会为今天民族地方的治理提供有益的借鉴。

戴巍博士本科学习期间是我的学生，读完硕士、博士以后，他回到兰州大学工作，我们就一直是很好的同事。我知道他长期从事西北民族地方基层政治的历史与现状研究，尤其着力于甘南藏区近现代基层政治变迁，挖掘整理了一大批民国时期甘南藏区基层政治档案，发表了多篇民国时期甘南藏区基层政治变迁方面的文章。这些研究成果，对未来西部民族地区治理合理地吸纳民族地方多种文化与组织资源，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进而提升民族地区治理能力，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论证与经验借鉴。兰州大学管理学院支持我们在公共管理学科下设置西部民族地区治理研究方向。经过大家的努力，筹划出版了“西部地区治理研究丛书”，他将自己的成果贡献出来，作为丛书之一出版，我作为这一方向的带头人，当然非常高兴，并欣然作序。本书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民国时期甘南藏区基层政治研究的空白，将加深我们对近代以来西部民族地方政治发展的认识，更有助于丰富我们对近代以来中国边疆民族地区社会变迁总体模式和特点的思考，为西部民族地区治理研究做出基于历史视角和政治视角的有益贡献，我也期待他在此基础上取得新的更大的成果，为西部民族地区治理这一研究领域添砖加瓦。

丁志刚

2020年11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