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冲击下中国与世界关系再调整[1]
马小军
【作者简介】 马小军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政治。
2020年，岁在庚子。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疫情席卷全球。这次疫情蔓延范围之广、传播速度之快、影响之大百年未有。中国正全力决战脱贫攻坚，中国共产党正引领中国人民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新冠肺炎疫情引发世界秩序新变化，国际关系、世界经济、地缘政治、全球治理、经济发展模式无不受到重大冲击。原本即已趋于松散破碎的国际秩序与格局被进一步打散，整个国际体系面临力量重组、秩序重建、规则重立的复杂局面与深刻挑战，“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调整成为重大战略议题。
一 新冠肺炎疫情之下，世界经济面临全球化以来最深刻的转型，新冠肺炎疫情致使全球经济深度衰退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蔓延在短期内阻隔所有社会交往/交通，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遭受重创，全球范围的经济突然停滞，世界经济的正常发展节奏被打断，推动全球需求的要素——消费、投资和出口均处于自由落体状态。IMF在2020年4月的《世界经济展望》中指出，全球面临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糟糕的经济后果，严重程度显著高于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IMF在2020年6月的《世界经济展望》中预计，2020年全球经济将萎缩4.9%；2020年，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将萎缩8%，其中对2020年美国经济的预测是萎缩8.0%，欧元区经济将萎缩10.2%，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将萎缩3%。报告认为，2020年前两个季度，受疫情和社会管控措施影响，全球经济活动受到超出预期的冲击，预计复苏速度将比此前预测得更为缓慢。在发达国家有庞大的群体失去工作或生活来源。[2]对全球供应链、全球贸易和金融流动以及全球协作的长期破坏将对低收入国家造成持久伤害。对于在许多领域无法达到临界规模且通常缺乏自然资源的较小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来说，贸易崩溃将逆转数十年来的经济增长趋势，它们将面临巨大的经济风险。大量经济模型显示，随着关税和贸易摩擦增加，金融全球化进程会相应受到影响。另外，世界各国高度关注债务水平、赤字情况、失业率、破产数据、贫困程度以及疫情中凸显出来的贫富差距问题等。
美国经济大面积冻结。疫情加快了国际金融领域的去美元化、去美债化和去美国化进程。新冠肺炎大流行导致美国工业产出以70多年来最快的速度下降，美国经济在3月开始出现大面积冻结，股市因股票跌幅过大一度引发“熔断”。超过4000万人提出失业申请。随着跨国企业利润和股市财富急剧减少，市场对美国债券的需求量大幅减少，致使依靠大量举债维持社会、经济和政治稳定运转的美国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
跨国企业对盈利下调发出预警信号。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在2020年6月16日发布的《2020年世界投资报告》（下称“报告”）中预计，占全球FDI绝大部分的前5000家跨国企业已经将今年的盈利预期平均下调近40%，部分行业陷入亏损状态。利润减少将影响企业把收益再投资，而用于再投资的收益平均占全球FDI的50%以上。2020年，全球FDI流量将在2019年1.54万亿美元的基础上下降近40%，这将使全球FDI自2005年以来首次低于1万亿美元。在亚洲FDI方面，报告指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经济受到严重冲击，2020年，流入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的FDI预计将下降45%。不过，亚洲仍然是全球最大的FDI接收地：2019年，全球超过30%的FDI流入该区域。报告称，预计2021年，全球FDI将进一步减少5%～10%，并在2022年开始出现复苏迹象。报告提出，新冠肺炎疫情使国际生产体系面临的挑战更多，未来十年将是国际生产体系转型的十年。UNCTAD秘书长穆希萨·基图伊（Mukhisa Kituyi）表示：“前景非常不确定。前景取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时间以及为减轻疫情对经济影响而采取的政策措施的有效性。”[3]
油价暴跌动摇世界金融市场，发出衰退长期化的“响亮警告”，而疫情长期化将导致全球经济低迷、复苏乏力，可能会与油价持续低行一起使经济持续在低谷运行。近期油价暴跌的罕见事态甚至预示着不祥之兆：一场始于石油市场的金融危机或将爆发。世界金融市场由于原油期货价格出现负值而动摇。日美欧股市出现规避风险的抛售动向，美国低评级债券价格下跌。产油国对油价下跌尚无破解之道，数百家已经负债累累的油企濒临破产。沙特阿拉伯因远离能源生产多样化的需求而变得更加迫切，俄罗斯等长期依赖巨额石油和天然气收入的国家正面临更多挑战。石油价格下跌或导致通货紧缩长期化，这会影响疫情之后世界经济的复苏进程。
疫情最终持续的时间和破坏程度已成为经济复苏的决定性因素。各国政府在经济复苏与防疫间“走钢丝”，对政策平衡点难以拿捏。此次全球经济衰退可能是百年来非战争状态下出现的最严重的衰退。此次疫情带来的内生和外生冲击与过去迥然不同，不仅会在区域间蔓延，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深刻而全面，而且持续时间会比预想得更久，甚至出现反复，导致相当大程度的市场规则失灵。各国政府谨慎拿捏抗疫与复苏经济之间的平衡点，因为此起彼伏的防疫政策失误有可能影响经济萧条的持续时间和严重程度。进入2020年下半年，各国的社会隔离措施仍在继续实施，疫情的发展情况仍然很难预测，经济发展仍面临巨大不确定性。此次全球经济衰退的表现很可能到今年秋冬随着疫情发展走向的明确而明朗起来。显然，疫情持续时间越长、越严重，对世界经济、政治、安全的影响就越大。一些经济体已经在预设新冠肺炎疫情长期存在的背景下制定经济复苏战略。美欧各国疫情反弹蔓延的风险已经开始显现，政府在重启经济和控制疫情之间疲于奔命。日本、韩国在控制疫情蔓延方面表现出色，景气指数却复苏迟缓。[4]巴西、阿根廷、印度、南非等新兴市场国家正在遭遇新冠肺炎疫情与金融危机的双重打击。由于存在人口方面的风险、公共财政捉襟见肘、金融市场动荡不安，这些国家恐将面临更大挑战。在病毒彻底消失或疫苗上市之前，即使各国开始重新开放经济，复苏也将是不均衡和不持久的。疫情持续的时间和严重程度不仅取决于疫苗和特效药物的研发速度和有效诊疗方案的确定，以及新冠肺炎病毒的溯源和变异情况，而且取决于各国政府对抗击疫情与复苏经济之间的平衡政策的选择，取决于抗疫国际合作的成效。各国政府的治理能力将决定之后的世界格局。
疫情的快速传播和各国的应对失据无措，“去全球化”“逆全球化”兴起，“再全球化”路在何方？似乎全世界都在讨论去全球化、脱钩、将供应链转移回国内、减少对国外供应的依赖，以及有利于国内的生产与金融措施。一些跨国企业开始进行全球战略调整，促使供应链本地化、区域化；一些主权国家陆续推出内向化经济政策；国际秩序和全球化的节奏也开始加速调整。贸易保护主义、单边制裁、汇率操纵、限制移民等“逆全球化”举措在疫情暴发之前就已趋于强化。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各国以邻为壑，经济自利主义表现激烈，国际组织和超国家机制无力无策，世界经济体系瞬间趋于碎片化，逆全球化进程加快。疫情蔓延致使过去几十年中创立的制造业全球布局面临前所未有的阻隔，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的正常链接关系被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大停顿截断。企业被迫重新构筑供应链，将生产基地向国内转移。疫情加快了各国退回闭关自守的进程，民众也向“自我主义”倾斜并与社会疏离。“我们所知道的全球化正在走向终结……新冠肺炎大流行可能是压垮经济全球化的最后一根稻草。”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罗宾·尼布利特如是说。他认为，疫情过后，如果缺乏动力保护全球化带来的共同利益，那么20世纪建立起来的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将迅速萎缩。[5]
经济全球化犹如百川汇成的大海，不可能再退缩为相互隔绝的湖泊。世界的确回不到过去了，但全球化并不必然消失。人们不会告别全球化世界，或将以新的方式生活于其中。与任何过度发展的趋势一样，全球化将受到新的历史进程的制约和规范。曾经在几代人的时间里持续发展的全球化进程，不仅在经济发展即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范畴形成相互紧密咬合的齿轮组结构，而且业已在政治、文化、国际秩序/体制/机制、社会心理、人类社会生活场景/样式等方面构造出了紧密依存的全球关系与秩序，其并非以粗鲁而简单了事的方式即可被解构/拆解。全球哲学观和政治观甚至已成为即使是去全球化主义者也无法在短期内可以随意摆脱与摈弃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
全球化的基本动力、要素构成未变，全球化的内在逻辑以及长期形成的发展环境未发生根本改变，疫情过后，其将以新的形式、特征更加迅猛地显现，推动世界经济体系发生深刻变革。跨国企业既不会造出全球产业链，也无法把产业链统统搬回本国，更不可能把整个产业链进行跨国搬迁。除适当考虑极端情况下的供应风险、适当分散产业链的集中度之外，跨国企业仍要按照价值/成本/利润规则，以低成本、高效率、高利润的生产原则重新布局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以最终实现全球资源配置的新平衡、全球供需与市场的新协调、全球利润分配格局的再构造。新的资本源泉将从新的增长点汩汩涌出，新的全球公共产品将不断产出，追求平衡、协调、绿色、可持续将成为全球化的新的重要特征。在亚洲，资本市场已经敏锐地发现“绿色”的巨大增长机会，金融市场、金融科技、绿色金融三大领域之间的耦合在疫情之前即已悄然发生，金融及资本的“绿化”无疑将推动绿色、可持续的经济发展。[6]UNCTAD报告指出，根据研究者对FDI和跨国企业活动进行的持续30年的跟踪分析，国际生产体系在过去30年中经历了重大转变。报告指出，新工业革命和可持续发展等挑战推动国际生产体系走向一个拐点，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似乎加快了这一转变。
未来十年或将是国际生产体系转型的十年。国际生产体系转型并非简单的“去全球化”或是全球化进一步加深的过程，而是两者的综合体。全球化有两个轮子：一个是多边，另一个是区域。目前，区域和双边合作的进展明显快于多边。比如，部分行业，如汽车、电子产品、纺织服装等是以效率为导向的全球价值链型行业。在国际生产体系转型中，这些行业将从以全球价值链生产转变为以区域价值链生产，而农产品加工、旅游、物流等行业需要更加贴近市场和客户，这些行业可能需要更多地遵循本地化的发展路径。同时，制造业和服务业也有差别。尽管部分制造业可能发生由全球化向区域化的转变，但受新技术驱动的影响，很多服务业将实现进一步的全球化，内部分工会更加细化，部分服务外包也会更加普遍。这些趋势表明，全球价值链体系正面临严峻压力，全球价值链结构正在调整，空心化风险正在增加。国际生产体系转型给各国带来的挑战主要包括：全球范围内撤资和投资转移的增加，引发各国为吸引外资展开更加激烈的竞争；但同时跨国公司对生产基地进行多元化布局以及为提高产业链的韧性而对国际生产结构进行大幅度的调整，这会让更多国家和企业有机会以不同方式参与到国际一体化生产中。鉴于国际生产对于疫情后的经济复苏和增长、创造就业岗位以及确定低收入国家的发展前景的重要性，政策制定者需要维持一个开放的贸易和投资政策环境，以促进国际生产体系逐步进行调整。
UNCTAD报告指出未来影响国际生产的新工业革命的三个关键技术：机器人自动化、供应链数字化和增材制造（如3D打印）。这三个关键技术将影响未来的国际生产体系变革情况，对全球价值链的长度、地理分布情况和管理方式产生不同影响。比如，自动化可以减少生产中的人工成本，提升规模经济发展水平；数字技术的应用可以削减生产系统中的管理和交易成本，更高效地协调复杂供应链；3D打印可以让生产活动在地理分布上更趋分散，以更接近市场和客户。采用这些技术的速度和广度将受到各国贸易和投资政策环境宽松度以及国家和地区对于可持续发展关注度的影响。UNCTAD投资和企业司司长詹晓宁进一步指出，未来10年，国际生产体系转型可能会呈现产业回流、生产布局多元化、生产区域化以及复制化生产四种变化轨迹。其中，产业回流将主要影响技术含量较高的价值链密集型产业，其结果是价值链更短、更集中，生产附加值的地域的集中度更高。其有可能推动一些发达经济体“再工业化”和发展中经济体进行“过早的去工业化”发展。生产布局多元化将主要影响服务业和复杂价值链制造业，使经济活动的地理分布更加广泛。生产布局多元化将增加经济体和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机会，但也对数字基础设施提出更高要求。同时，供应链数字化将使对价值链的管理更趋松散、更轻资产化。生产区域化将主要波及区域加工业、第一产业，促使某些全球性效率驱动型投资转变为区域范围内的市场驱动型投资，部分对全球价值链垂直环节的投资将转变为对更广泛的产业基地和产业集群的投资。由自动化和3D打印推动的复制化生产将主要推动枢纽型和区域加工产业发展。外资将从大规模产业活动转向相对分散的制造业，其对东道国硬件基础设施和数字基础设施水平等提出较高要求，而能提供本土生产基地和配套服务的区域将更具吸引力。总体上看，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会缩短，与其相关联的贸易以及效率导向型跨国投资也会减少。区域价值链会增多，区域贸易也会增加。[7]
全球化呈现的鲜明数字化特征，与第四次工业革命（数字化以及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完全融合）历史性地交汇在一起。数据已成为核心经济资源。数字化影响越来越多的经济领域。数字化而非传统实物贸易正在成为世界经济的新纽带。
远程办公、学习和电子购物成为新生活方式。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蔓延逼迫美国、中国、欧盟等经济体自主进行大规模远程办公。人们在两个月内似乎看到了原本需要两年或更长时间发生的数字经济转型。依靠技术，物理空间的人际互动正在被转移到网络空间。办公室、中小学、大学、医院门诊以及其他一些工作场景可能会发生永久性变化。
全球在线贸易突飞猛涨。亚马逊、奈飞等科技巨头在疫情期间发挥的作用体现在其飙升的股价中，这巩固了它们的市场份额，还提供了一个表明它们能够承担社会责任的机会。疫情期间，这些数字平台在既有助于打击有关新冠肺炎疫情的虚假信息的同时，也掀起了一波不可遏制的电子商务风暴。从自动驾驶汽车到网上送餐业务，无不成为电子商务巨头们洽谈收购的业务。在过去5年中，中国电子支付行业爆炸性发展。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2018年，中国电子支付的交易额是5年前的28倍，1/5的交易通过电子支付进行，全国一半以上的人口拥有数字钱包。
中小企业可能比大型企业做得更好，因为它们轻巧灵活、便于转身。例如，疫情及其导致的社会停摆进一步打击了线下购物，疫情期间直播带货、在线消费在中国迅猛发展，迅速占据市场份额。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发布声明，对能够在直播方面取得成功的人进行奖励。这一措施覆盖个人主播和迁移到该地区的新成立的流媒体直播企业，对单个企业最高奖励1200万元。声明说，到2022年，花都区要建成国内有影响力的十大直播电商基地之一，打造100家直播示范店，培育和引入1000名以上带货达人，实现全区电商网络零售额超1000亿元的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称，2020年第一季度，电商直播超400万场。据一份报告称，三年内，中国直播电商行业的总销售规模可能突破10000亿元。[8]
疫情蔓延成为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和机器人服务发展的驱动器。新冠肺炎疫情刺激中国数字经济增长、提速，这些趋势无疑将持续到疫情之后。中国实施的疫情控制措施限制了人员的流动、接触。科技企业迅速做出市场反应，加快研发自动交付服务工具，例如，阿里巴巴的无人超市、京东的快递机器人配送系统、百度的无人驾驶汽车等。在疫情中，消费者的出行受限使社区商务回归，促使原本趋于萎缩的社区商务成为企业与消费者沟通的关键环节。各地的连锁超市的小型终端商店和在线订购的食品、日用品的配送物流企业获得爆发式发展。基于用户年龄范围、地点和其他人口特征的在线消费新模式，在原本市场缺失的老年人和农村居民中增长尤其明显。无论是在疫情中还是展望未来，中国公民的卫生健康意识会普遍增强，健康和安全的饮食、衣饰穿着、居家生活方式，以及个人医疗保健、体育健身已蔚为大观，成为中国人民普遍的生活样式。消费者将更加注重产品和服务的品质，偏向于进行更健康、安全、环保的选择。这将迎来食品行业、医疗保健事业、体育健康产业爆炸式发展，催生相关新技术。
疫情使国家电子货币及其验证、结算和清算系统的发展前景逐渐明朗。中国或将成为世界上较早发行数字货币的主权国家。这样，借助程序设置就可以进行交易，不需要主要银行账户的介入就可以完成收款和购买行为，使电子交易更加安全和便捷。金融技术和银行领域将发生变化，进而出现特殊的货币流通途径。一方面，数字货币有助于扩大经济货币化规模；另一方面，可以在银行范围之外进行部分货币发行，使资本获得更大的流动自由。中央银行和政府将获得额外的以特殊的货币流通途径发行货币的能力，而这种途径同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和数字领域相关，与银行系统无关。中国人民银行宣布，2020年4月下旬在深圳、成都、苏州、雄安新区及未来的冬奥会场景进行数字货币内部封闭试点测试。该货币目前还没有正式名称，官方暂时以英文缩写DC/EP（数字货币/电子支付）称呼。与其他利用技术开发的货币（例如，比特币）不同，DC/EP不是匿名的，因此每次进行交易产生的所有数据都能供人获取，这在很大程度上方便了对资本活动的追踪。《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已于2020年1月生效。它确立了加密货币行业和政府机构的行动方针，以建立规范和促进加密技术标准化的法律框架。
二 选边为难，脱钩不易，地缘政治经济格局深度蜕变
正如“9·11”事件引起的国际秩序的催化作用那样，新冠肺炎病毒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可能是暂时的，但它所引发的地缘政治、经济震荡将持续下去。国际政治的连贯性几乎完全丧失。一时间，已经被人们习惯了的全球化国际环境和秩序，似乎令人不再那么熟悉，而变得陌生，几乎所有现存或潜在的地缘政治、经济争端突然之间因疫情大流行而被放大，并因当前局势的复杂性和紧迫性而更趋尖锐。世界正面临三重危机叠加的局面：疫情在全球蔓延以及再次失控的风险、持续的无法轻易摆脱的全球经济深度衰退及其引发的社会后果、不断升级的地缘政治争端。其中，疫情与衰退的同步恶化，将成为地缘政治及安全危机的强力催化剂或驱动力，带给世界更多不确定性。
西方整体实力有所下滑。“西方的消失”已成为舆论焦点。在此次疫情中，在感染率、死亡率、防疫措施和经济遭受冲击的背景下，美欧国家的整体表现不佳。边界关闭、卫生系统负荷过载……“以邻为壑”的政策将使疫后经济衰退并有可能出现大萧条。无论是在社会内部还是在不同国家之间，不平等现象有增无减。这一切模糊了长期以来被人们视为未来社会楷模的西方国家的形象，动摇了人们对西方制度、模式的一贯憧憬。
2020年，美国被新冠肺炎疫情搞得元气大伤，可谓“国家创伤之年”。特朗普政府表现出对生命和美国人民的冷漠，表现出对科学、对治理的傲慢。向来拥有坚不可摧的形象的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卫生医疗体系，是具有超级能力的大国，但确诊患者数和死亡人数高居全球之首。疫情引发几代人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与此同时，美国也再次因黑人被警察暴力伤害致死而爆发遍及全国的抗议乃至暴乱，并导致被全球声讨。
欧盟内部的裂痕与缺陷在应对疫情中毕现。在遭遇乌克兰危机、难民危机、英国脱欧危机连续冲击后，欧洲在疫情中沦为重灾区。欧盟不再像一个由民主国家组成的共同体，既沿南北轴也沿东西轴分裂。德国和荷兰等富有的欧洲国家根本不与遭受重创的南部欧元区经济体保持必要程度的团结。裂痕在疫情中“轰然洞开”，欧盟面临关乎存亡的危机。正如意大利总理朱塞佩·孔戴所说：“如果此次欧盟不能挺身而出应对这一前所未有的挑战，那么整个欧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塞尔维亚总统亚历山大·武契奇的表述更加直白和现实，他说：“欧洲团结是不存在的，那不过是个童话。在当前这种困难的情况下，唯一能帮助我们的国家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至于欧盟其他国家，我没有任何谢意要向它们表达。”[9]
疫情令美欧裂痕进一步扩大，美欧间的价值观开始撕裂。在全球抗击疫情的大背景下，特朗普政府抗击疫情的处置方式自私自利，其拒绝参与任何国际抗疫合作，加剧国际社会对美国的信任危机。美国任性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制裁国际刑事法院以及突然单方面削减驻德美军的决定，大大冒犯了欧洲盟友。6月15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举行视频对话时，显示出美国与欧洲盟友间的裂隙非常大，涉及从中东和平议程到北溪天然气管道二线工程等一系列重大地区与全球性问题上的深刻分歧。作为G7主席国的特朗普政府甚至无法召集2020年召开G7峰会的国家。从视频会议到线下见面，从邀约新成员到延长会期，几乎所有美国所提的建议、议题均遭到其他G7成员的反对。
引人关注的是，此次全球疫情极大地推动了国际地缘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度蜕变，中国的快速发展与美国的孤独离异使国际社会莫衷一是。主权国家以及全球、区域国际组织，一时间面临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的尴尬局面。
欧洲无论如何都不希望卷入中美之间的纷争。在欧盟对特朗普政府的所作所为感到惊骇的同时，中国加深与欧盟的合作平添契机。就在与蓬佩奥会晤前夕，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表示，“由于美中两国紧张关系是全球政治的主轴，欧盟‘选边站队’的压力与日俱增”。他认为，欧盟必须“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不会与美国结盟对抗中国。在此前与王毅外长举行的中欧对话中，博雷利告知中国不要担心：“欧洲无意加入任何形式的对华冷战。”[10]他呼吁制定一项“欧盟与中国合作的重大而积极的议程”，其中包括绿色经济、对抗疫情等。[11]德国总理默克尔明确指出，与中国的紧密合作符合欧洲的利益。6月22日，习近平主席与新一届欧盟领导人举行视频会见时说，中国要和平不要霸权，中国是机遇不是威胁，中国是伙伴不是对手。[12]中欧没有根本利害冲突，合作远大于竞争，共识远大于分歧。中欧要做维护全球和平稳定的两大力量，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发挥关键性作用；要做推动全球发展繁荣的两大市场，发挥世界经济“双引擎”作用，拉动世界经济复苏；要做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的两大文明，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欧方表示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二十国集团等框架内就公共卫生安全、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对非三方合作等重大问题上加强协调合作；愿同中方就疫苗研发、复工复产加强合作，扩大双边贸易规模，推动绿色低碳、数字经济等广泛领域的合作取得更多进展，尽快达成欧中投资协定。双方愿推进中欧一系列重大政治议程，打造更具世界影响力的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阴霾中的世界注入强大正能量。
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亚洲。一些亚太国家不希望被迫在中美之间选边，它们承受不起疏远中国或美国的经济和地缘政治代价。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现最成功的无疑是东亚地区。亚洲国家比欧美国家的抗疫效率更高，亚太地区经济体遭受的损失也比西方大多数国家少得多。事实上，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不断发展，政治影响力成倍增长，在区域事务中，中国的影响力逐步增强，成为区域内最大的经济体和最主要的经济伙伴。紧密的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构筑起了一体化程度最高、密合度最好的东亚/亚洲之经济结构。长期以来，东亚一些国家在始终抓紧中国快速发展带来的机遇的同时，也把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作为主要经济伙伴。近年来，中美关系紧张，必然会引发东亚/亚洲国家对世界及区域国际秩序转型进行深刻考虑。处于大国利益交汇点的东盟国家可能最先受到影响，面临被夹在中间亟须被迫做出困难选择的尴尬局面。
从东亚国家的视角看，美国很难或者几乎不可能取代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供应国，就像美国没有中国市场是不可想象的一样；中国短期内也无法取代美国在全球甚至亚洲的经济地位。中国的大企业还需要很多年才能成长为具有较大规模和较强影响力的跨国公司。过去几十年恰恰是这些美欧跨国企业将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联结在一起，把亚洲与全球经济联结在一起，创造出较多的就业机会和巨大的财富。全球金融体系仍旧依赖美国金融机构，人民币近期内不太可能取代美元而成为世界储备货币。一个更强大的中国应该尊重全球规则和规范，承担起更大的责任，努力维护使中国取得如此辉煌成就的现行国际秩序，并与国际社会一道积极推动对现有规则和体制进行的改革。中美双方必须拟订彼此打交道的新方法，从过去的经验中找到某种新的共处模式，尽可能促进合作和进行良性竞争，而不让局部竞争伤害整体关系。[13]
“脱钩”不易，全球产业链更难“去中国化”。如今，在贸易摩擦、技术脱钩、金融冲突叠加，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性大流行，以及中美关系紧张的大背景下，整个国际社会极为忧虑，世界上较大的两个经济体有可能发生急剧“脱钩”。事实上，特朗普政府将中国认定为头号战略竞争对手的政策逐步形成，美国的战略家们在过去一年里一直在谋划中美全面“脱钩”，美国政客们在全球疲于奔命，兜售“去中国化”“脱钩论”。在美国发难的背景下，一时间，在高新技术领域乃至在全球产业体系中对“去中国化”“脱钩”的鼓噪在一些美欧国家甚嚣尘上。
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是几十年世界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制造业转移到中国花了几十年的时间，要离开中国绝非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就可以办到的。这意味着全球及区域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已经围绕中国充分优化，并实现投资利润最大化。切断中国与美欧间的供应链/产业链，并将其转向越南、墨西哥或东欧等地，或许可暂时实现中低端供应链的多元化，但全球没有任何地区可以复制中国覆盖全产业体系的制造规模。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瞄准中国市场，中国庞大的中产阶层的购买力正悄然取代廉价劳动力成本成为吸引外资的最重要因素。跨国企业必须在成本与风险之间寻找平衡。试图人为切断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以政治力量改变经济规律的做法，既不现实，也不明智。当今世界各国的利益深度交融，全球供应链/产业链的形成和发展是市场规律和企业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脱钩”并非粗暴地切断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那么简单，其将引发意想不到的全球经济衰退的后果。可以想象，在持续半个世纪的全球化背景下，世界早已形成高度融合、相互依存的紧密的一体化经济结构，一旦出现某种以美国和中国为中心的经济分离局面，就将极大削弱大多数国家的自主性，迫使它们选边站队，使全球经济政治化，使国际秩序的合法性遭受侵蚀，强化某种动荡不安的长期对抗，进而对世界和平构成严峻威胁。即使由欧盟和其他经济体组成的第三集团加入进来，都无法抵消或对冲这种不利形势。围绕5G技术和中国企业“华为”展开的争拗就是一个例证。一个纯粹的经济技术问题被美国强扭成中美政治意识形态的博弈内容，让欧洲国家夹在中间被迫选边。“五眼联盟”的英、加、澳、新等国被迫跟从美国的“政治正确”，法国、欧盟在经济技术利益与美国制裁压力之间犹豫踟蹰，德国等自主决定对华经济合作，明确表示不排除华为参与5G建设。
美国与中国“脱钩”的代价高昂，恐怕既不现实，也难持久。美国经济与中国“挂钩”已逾40年，“挂钩”程度之深前所未见。自2014年以来，中美互为最大的贸易伙伴。中美已成为世界经济体系的双引擎和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结构的双轴心，双驱联动，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即使在被一些美国媒体热炒但事实上并未完全向中国开放的高科技领域，全面“脱钩”不但很难马上实现，而且其对美国的影响也不容小觑。中国企业是美国高科技企业的主要客户和重要国际投资者，“脱钩”将缩小美国科技企业的融资空间，影响美国技术投资市场，打断全球产业链，可谓损人不利己。“脱钩”会使中国技术发展速度一时放缓，但在一定程度上会刺激中国科技发展提速。2000年前后，中国的研发投入只有约100亿美元，到2018年已近3000亿美元，仅次于美国。舆论认为，特朗普政府的行动将刺激中国努力成为人工智能和生物医学等领域的主导者。此外，中国学生是美国高校最大的客户群，占外国留学生的1/3。中国学生为美国大学提供资金来源。2017年，中国学生在美国的教育和相关支出为139亿美元。这大致相当于联邦政府在2017年为大学提供的研究经费的一半。如果“脱钩”继续下去，则可能需要更多的联邦资金，以用于基础研究和高等教育，这意味着美国要提高税收水平。最后，美国消费者也需要为“脱钩”做好准备，要拿出更多的钱为奢侈的安全和多元化供应链埋单。中国将在未来几年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消费市场，与中国“脱钩”将使美国丧失巨大的经济、政治利益，并在全球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世界银行预测，中国可能是2020年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国仍会保持世界工厂的优势地位，包括成熟的供应链、庞大的市场、完善的基础设施和熟练的劳动力。中国还在努力吸引海外企业，比如，出台新的法律保护外国投资，承诺放宽市场准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为外国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克雷格·艾伦（Craig Allen）对此表示：中国政府减少监管措施的承诺对美国公司来说具有更大的长期意义。“在知识产权、农业和金融服务方面已经有了非常重大的监管变化。”“中国看起来将成为2020年乃至2021年全球GDP增长的最大引擎。我们当然希望美国公司从中受益。”[14]事实上，美国公司在中国的生产活动的很大一部分是针对当地市场的。没有哪家美国或欧洲企业愿意放弃中国市场以及14亿潜在客户。即便在2019年贸易摩擦严重之时，美国企业还是在中国投入约140亿美元新建工厂，并进行了其他长期投资，其中包括特斯拉公司在上海新建的超级工厂。在2020年3月中国美国商会的一次调查中，超过70%的受访企业表示，它们尚未计划因新冠肺炎疫情而将生产和供应链业务或采购活动迁到中国以外的地方。2020年4月，中美两国贸易额达到397亿美元，比上月增长了近43%，再次超过美国与墨西哥和加拿大的贸易额，中国重新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成为美国农产品和其他商品出口难得的亮点。仅大豆一项，在截至6月4日的五周中，中国的采购量占美国大豆总销售量的2/3左右，超过了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前的水平。许多企业担心会因为“脱钩”而被排除在这个仍是世界上最有前途的市场之外，担心会被挤出供应链。[15]
在经历了40年的战略相向与互惠关系之后，中美两国的突然激烈“脱钩”只会出现两败俱伤的局面。双方亟须摈弃任何类型的战争思维，谋求建立某种战略竞争—合作关系；为适应疫情后全球经济复苏发展的现实，中美两国在国际生产体系转型，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面临重新大布局的进程中应担负起领导责任，理性妥善协调这一世界经济大转圜，“再挂钩”、再构建一个造福彼此、造福全球的新型格局。
三 蓄势谋势，求变应变，于大变局中开拓战略新局面
抗疫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大考，也是对高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旗之中国的一次全面大考。中国扛住了突如其来的重大传染病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冲击，彰显了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中国效率，证明了“中国体质”总体上是过硬的。中国不仅已经控制住了局面，而且正在以更快的速度和可持续的方式让经济恢复增长。
毋庸讳言，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巨大冲击下，原本即已面临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所带来的困难和挑战的中国经济面临更大压力。中国经济增速出现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首次负增长。面对世界经济深度衰退、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濒临断裂、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疫情加剧与中美贸易摩擦加深的多重叠加的不利局面，在未来可以预见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将在一个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中谋求发展。人们不禁会提出疑问：我们一直以来希冀的中国经济步入的一个较长时期的、稳定的、中高速增长周期是否将提前结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是否由此降到中低速增长区间？
面对如此形势，中央提出：要坚持底线思维，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要既善于积势蓄势谋势，又善于识变求变应变，扭住关键，鼓励探索，突出改革实效，推动改革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发展环境越是严峻复杂，越要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健全各方面制度，完善治理体系，促进制度建设和治理效能更好地转化融合，善于运用制度优势应对风险挑战和冲击。中国的经济潜力足、韧性强、回旋空间大、政策工具多的基本特点没有变。中国具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强大的生产能力，完善的配套能力；拥有1亿多市场主体和1.7亿多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各类专业技能的人才；有包括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在内的14亿人口所形成的超大规模内需市场。中国正处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阶段，投资需求潜力巨大。作为世界工厂，中国在世界生产和技术链条中枢扮演的角色丝毫没有改变。中国不仅不会封闭，反而会向世界全面开放国内市场。
着眼长远，追求高质量发展，中国政府不再提出2020年经济增速具体目标，显现出中国政府对于长期以GDP增长为中心的政策立场发生根本性转变。中国将继续进行改革开放政策框架的制定，以维护在全球供应链的中心地位，并努力抵消美国“脱钩”带来的损害。此次疫情打乱了正常的国际贸易秩序，严重阻碍了商品、人员、服务、资金的正常跨境流动，也严重冲击了全球多边治理体系、区域经济合作架构及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的重构。疫情有可能推动经济区域化/一体化提速，形成一种全球化的新样式。中美经济依赖度迅速下降的局面一旦出现，无疑将影响整个亚洲、世界经济，促使原本即已悄然展开的全球供应链的“去中心化”进程加快，推动加快供应链/产业链区域化进程。提高自身供应链完整性与可控性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普遍追求，各国也会同时加快重构供应链的多元布局。多年以来，围绕中国经济建构起来的东亚—亚洲经济体系面向美国/欧洲及发达国家的程度或将降低，区域内部的经济循环将越趋紧密。这一现象或许也会出现在欧洲或其他经济区域，其结果将加快区域一体化进程。
新冠肺炎疫情使全球经济分化加剧，不可逆转地改变全球经济体系平衡的格局，使其重心最终转向亚洲。亚洲尤其是东亚国家将成为引领全球经济复苏的动力来源。有研究认为，繁荣的亚洲将成为后疫情时期经济发展的轴心。影响经济发展的驱动性因素是中产阶层的发展及其消费。2000年，崛起的亚洲中产阶层人数占世界中产阶层人数的23%，2017年升至42%，2040年预计将达到52%；亚洲的消费量在2000年占全球消费总量的23%，2017年上升到28%，到2040年将超过40%；而亚洲GDP在2000年占世界GDP的32%，2017年攀升至42%，预计在2040年将达到52%。在21世纪的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中，亚洲一直占据绝对优势。如今，亚洲区域化、一体化程度在不断提高。这意味着亚洲经济变得越来越“亚洲化”。如今亚洲国际贸易中区域内货物贸易的占比已超过60%，而十年前为35%；亚洲获得的外国直接投资的59%来自区域内；总投资的71%亦是区域内的投资。引人关注的是，中国始终是亚太地区的支柱，也是亚洲经济联通和创新的基本平台。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GI）估计，中国和其他一些亚洲国家已经历了劳动密集型工业化阶段，开始转向高科技制造和高科技服务阶段；制造业就业水平达到高峰；与此同时，亚洲新兴国家的工业就业人口数量已占劳动力总数的15%～20%。在这种情况下，亚洲经济增长和生产率提高的空间广阔，可确保该地区未来10～15年GDP年均增长7%～8%。MGI由此得出结论：“亚洲的发展决定全球化进程的新阶段，中国将引领这一进程。”[16]
中国正在为后疫情时期的再全球化提供新举措、新方案和新动力。疫情发生以来，中国政府积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以国内与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发挥中国作为世界最大市场的作用，培育新形势下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巩固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其国际循环部分必然呈现以亚洲特别是东亚为倚重的局面，亚洲区域内的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的循环有可能成为新型全球化的新模式和主导驱动力量。同时，其将以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包括东南亚、中亚、中东欧、南欧、中东、非洲和拉美国家为纵深而延伸。这一国际循环绝不是闭合的，而是开放的。中国要进一步推进金融开放，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使人民币资产可以非常方便地为全球投资者所拥有、交易；有序推动人民币成为一个被世界市场广泛使用的国际货币，给再全球化带来新动力，让全球资本的流动范围更广泛，资本配置更高效，全球金融体系更安全。最终，有可能催生出新型全球化，这或许是“再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和基本格局。
疫情的发生给各国交往按下了“暂停键”，但中国外交并没有止步，而是逆势前行。习近平主席亲力亲为，以元首外交统领抗疫事务，广泛开展新型“云外交”，积极推动国际合作，持续向世界提供正能量。中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支持世卫组织在全球抗疫合作中发挥领导作用，促进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此次疫情是一次人类的生命危机，是一次全球生态危机。疫情以一种残酷的方式惊醒人类：人类文明的核心价值是人的生命价值。人类首先是一个休戚与共的生命共同体。人类生命共同体是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最坚实的物质—生命、社会、政治、价值观基础，既是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起点，也是推动构建全球公共卫生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起点。疫情肆虐将人类共同面临的全球生物/生命安全议题提到大国政治日程之中。生命至上，人民至上。中国人民的安全是中国国家主权安全的坚实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中国的抗疫实践与成就中得到新的诠释和阐发。
中国并不希望现有国际体系与规则解体，成为时下国际体系最重要最坚定的捍卫者。与此同时，由中国倡议、主持的国际规则、机制、议程的内容越来越丰富，中国正稳步成为国际规则的制定大国，以自己的方式重新定义国际规则，积极参与现行的规则改革。即使是在地缘政治领域，中国也开始不断推出新的政治议题、倡议、话语，推出并构建一些全球性、区域性、跨区域机制、机构。中国希望以有效的多边与全球合作为基础，由各国共同努力为诸如太空安全、网络空间、数据管理、人工智能和生物工程等紧迫议题，拟定并达成一批类似“军控条约”的国际协议，以防止、遏止高新技术方面的武器化的危险竞赛，以鼓励、保护那些增加与维护人类福祉与安全的科技产业创新。
中国坚定地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面对以往未见的国际战略新态势、战略机遇期的伸展与延续，应处理好新时期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这也是未来中国面临的最大风险所在。中美贸易出现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没有改变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总趋势，只是加快了其进程，也没有改变我们对中国仍然处于战略机遇期的总体判断，中国的战略机遇期仍会长期存在。就像过去一样，那些不过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遇到的几个浪头，没有也不会根本改变中国改革开放的战略发展方向，最多让我们把握战略机遇的困难增加，面对的挑战更多。所谓国际环境与国际形势的好与坏，固然经常是不以人的意愿为转移的，但取决于战略决策的得当情况、外交政策选择的稳妥理性情况。对于改革开放40余年之经验：中国外部环境具有持续改善、稳中向好、乱中企稳、不断进取的局面，既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也不是别人的恩赐，而是中国人靠自己积5000年之智慧创造出来的，是在中国国力不断上升、和平发展的进程中塑造出来的。每当我们觉得国际形势突变，不利于中国之际，只要我们做出理性的判断，选择正确稳妥的战略方针和政策，我们就能化险为夷，取得进步和胜利。实现战略机遇期的不断延伸还在于少犯错误，绝不犯颠覆性的错误。触碰中国国家主权、影响中国发展的事，我们绝不能干，例如，对于涉港、涉台、涉疆、涉藏问题，底线必须守牢；绝不能犯颠覆性的错误，不为局部枝节一时之计，冲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题，打消战略机遇期的历史势头。
保持战略定力，谋定而后动。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新冠肺炎疫情与“两个一百年”的交汇冲击，使我们难得有时间放慢脚步，收拾和梳理过去40年的激越心情与万千思绪，为实现“第二个一百年”目标谋定新的理论政策库。今天的中国已不是百年前的中国，今天的世界也不是百年前的世界。今天的中国将更加自信，以更加大度、宽容、理性的态度构建与世界的关系。
[1]《国别和区域研究》（第五卷 2020年第3期，总第13期），第1～21页。
[2]https：//www.imf.org/zh/Publications/WEO/Issues/2020/06/24/weo-june-2020.
[3]《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20年世界投资报告（268页）》，中文互联网数据资讯网，http：//www.199it.com/archives/1067216.html。
[4]参见《世界各国探索经济和防疫平衡点》，《日本经济新闻》2020年5月31日。为调查经济活动限制和景气指数的关系，《日本经济新闻》以牛津大学计算出的封城严格指数进行分析。封城严格指数以禁止外出和限制企业活动等9个指标为基础，根据严格程度（0～100）计算出相应数值，数值越大，说明限制措施越严格。报道称，对封城严格指数和采购经理指数（PMI）的关系进行的调查发现，如果彻底封锁城市，则可以较快控制疫情，但也会带来失业增加等较严重的副作用。德国和法国在每10万人中感染者减到1～2人时决定放宽外出限制，放宽限制后，经济明显复苏。美英优先发展经济，在每10万人中感染者超过6人时放宽限制，结果是景气指数跌幅较小，但新增确诊病例依然保持在较高水平。
[5]《外交政策》在2020年3月20日邀请全球知名思想家对疫情大流行结束后的全球秩序进行预测，解析其给世界带来的影响。
[6]参见“第十二届陆家嘴论坛”的相关报道。
[7]《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20年世界投资报告（268页）》，中文互联网数据资讯网，http：//www.199it.com/archives/1067216.html。《新冠疫情与世界格局|联合国贸发会议官员詹晓宁：国际生产体系十年内将深度转型》，搜狐网，https：//www.sohu.com/a/404598023_114911？_trans_=060005_xxhd。
[8]参见《南华早报》在2020年6月10日的报道。
[9]《约翰·格雷：为何说此次新冠疫情危机将成为历史的转折点？》，观察者网，https：//www.guancha.cn/JohnGray/2020_04_22_547771.shtml。
[10]《长长的分歧清单》，《法兰克福汇报》2020年6月15日。
[11]《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在与蓬佩奥会晤前表示，欧盟不会与美国结盟对抗中国》，《南华早报》2020年6月14日。
[12]《这场视频会见，习近平纵论“后疫情时代”中欧关系》，中国网，http：//news.china.com.cn/2020-06/23/content_76193654.htm。
[13]《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亚太国家不希望在中美间选边站》，新浪网，http：//mil.news.sina.com.cn/2020-06-06/doc-iirczymk5589635.shtml。这篇文章最初以《濒危的亚洲世纪》为题发表在2020年6月4日的《外交政策》上，《联合早报》获得翻译许可并于2020年6月5日转载此文。
[14]《【中国那些事儿】大多数美企不愿撤离中国 外媒：美政府“脱钩梦”难圆》，新浪网，http：//k.sina.com.cn/article_1663072851_63207a5302000ub1b.html？from=local。
[15]布伦丹·默里：《大脱钩？美中分歧的下一步是什么》，《华盛顿邮报》2020年6月16日。
[16]费尔南德斯·卡内多：《繁荣亚洲将成为2021年后疫情经济的轴心》，《号角报》（阿根廷）2020年5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