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当晓科把《中国道路的国际传播》书稿交到我手上邀请我作序时，我欣然答应。我和晓科是2002年认识的，那一年清华大学成立新闻与传播学院，并面向全校各院系招收了一批“转系生”，组建一个新的班集体，因为他们是2000年入学的，按照清华的传统，这个班有一个可爱的名字——“新闻零”，我有幸担任“新闻零”的班主任。我清晰地记得，晓科是第一个到我办公室报到的学生。由于我的专业兴趣，我特别注重对这个班的国际传播视野拓展和能力的培养，包括邀请获得普利策奖的大牌媒体总编辑、国际知名记者举办讲座，把学生送到国际组织和境外媒体实习等，晓科就曾在香港《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实习半年，对他早期的国际传播素养和能力训练不无裨益。

晓科在2010年博士毕业以后到西南政法大学任教，学术才华进一步提升，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发展道路’的国际影响力与国际传播话语权研究”等课题，发表了一系列有价值的论文论著。2013年，我在中国传媒大学创办媒介与公共事务研究院，亟须引进一批优秀人才，便以人才引进方式把晓科调入中国传媒大学，研究院如虎添翼。我看到了一位复合型人才的迅速成长，他已经成为国际传播领域非常重要的骨干和青年专家，不仅在课堂上受到同学们的欢迎，也在一些高端咨询现场崭露头角。这些年来，从阿布扎比到伊斯兰堡，从伦敦到纽约，不管是在前方还是后方，他都参与保障了国际组织选举、“一带一路”重要谈判、央企“走出去”培训核心课程方案设计等相关国际传播的实践工作。

《中国道路的国际传播》从构思到成稿，可谓十年磨一剑。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国际传播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实现了从被动向主动的转变，中国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中央，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争取国际话语权和主导权，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必答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本书的核心观点认为，中国的发展道路，包括它的国家制度、治理体系、执政理念、外交政策等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是中国软实力建设的核心。我认为这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和要害。中国发展道路，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实践，正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展现其独特优势，这些优势为我们开展国际传播工作提供了“硬核”的基础，反过来说，我们的国际传播工作者有责任把这些优势讲得精彩，传播得开，使之深入人心。

近几年来，中国的制度优势越来越明显。特别是在2020年初暴发新冠肺炎疫情后，我们坚决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与美国、欧洲国家等形成鲜明对比，充分彰显了在重大疫情防控中的制度优势。疫情暴发后，我应邀成为国家卫健委新冠肺炎疫情应对处置工作专家组成员，为疫情防控的宣传舆论引导工作资政建言；从2月12日开始，根据中央有关部门的安排，我作为新闻发布专家随中央指导组赴武汉，参与中央指导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湖北省委在武汉的新闻发布工作保障。早在2003年SARS期间，我即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北京市专家团队成员，在时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的指导下，依托中央电视台和清华大学，深度跟进北京疫情应急发布和舆论引导的全过程。对比SARS和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工作，我国的硬实力有了显著提升，我们的信心和透明度也有了质的飞跃，国际评价和国际舆论环境今非昔比，但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国际形象和国内舆论还存在反差，硬核力量和软实力还存在落差，包括国际传播在内的新闻舆论工作仍然是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短板。我们的新闻舆论工作需要更有效地统筹国内国外、线上线下，最大限度地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在这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把中国发展道路对外阐述好，提升国际话语权，对内关系到“四个自信”，对外关系到中国软实力的提升和全球治理新格局的构建。本书讲述了如何跨越文明、意识形态、宗教信仰、政治体制等方面的障碍，进一步提高国际传播能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希望这本书能够成为研究中国道路和国际传播的一部有影响力的著作。

是为序。

董关鹏

中国传媒大学政府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

教授、博士生导师

2020年3月于湖北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