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研究框架
一 研究框架的构建
（一）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问题的解析
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可以理解为一场“范式革命”，即传统经济思想脱离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窠臼，取得现代经济科学范式的经济思想范式革命。分界问题、科学理论间的关系问题、科学理论演进机制问题是科学哲学的三个基本问题。按照科学哲学的三个基本问题以及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的内在机制，可以构建一个考察传统经济思想范式现代化存在性及其演进机制特征的逻辑体系。
分界问题是波普尔首先提出来的，即区分科学与非科学、伪科学的标准问题。经济学是一门科学，经济科学原理应该是“无地域和国别区分的”。经济学一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就必然出现经济科学与非经济科学、伪经济科学的分界问题。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是前科学经济思想到现代经济科学的质变，必然包括了“未现代化”与“已经现代化”的分界问题。那么，首先需要考证的是近代中国是否存在实现范式现代化的经济思想？这样就提出了“是否现代化”的问题。
科学理论间关系问题是指新的科学理论从哪里来，相比于旧的科学理论，新的科学理论是否具有进步性。在经济思想现代化过程中，经济科学理论关系可以表述为：新经济科学理论是否是从旧经济科学演进出来的？新经济科学理论相对于旧经济科学理论是否具有进步性？如果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路径是存在的，传统经济科学理论必然以古代的前科学经济思想为渊源，所以考察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范式现代化即是判定新经济科学理论是否具有传统经济思想渊源，如果传统经济科学理论存在，还可以比较其与同时代其他经济科学理论的进步性。这样就构成了“从哪里来”和“是否进步”两个问题。
科学理论演进机制问题是指新的科学理论怎么从旧的科学理论或非科学理论或前科学理论中演进出来的。在经济思想演进过程中，新的经济思想范式怎么形成和发展，新旧经济思想范式如何转换，以及经济思想范式转换中如何形成常规经济科学。这几个问题都是科学理论演进机制中的问题。对于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而言，传统经济思想怎么实现从前科学经济思想到现代经济科学的转变是最关键的。经济思想现代化机制及其特征是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放在世界范围内“后发式”经济思想现代化视角下考察所必须回答的。
综上，按照科学哲学的三个基本问题，可以就经济思想现代化问题提出四个子问题，即某一种经济学说是前科学经济思想还是经济科学？某一种经济科学是前科学经济思想现代化的成果还是现代经济科学的本土化？某一种实现现代化的经济思想是否具有进步性？某一种实现现代化的经济思想是怎么来的？
按照一定的逻辑顺序组织这四个问题就可以分析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的存在性和机制特征，即近代中国是否存在现代化的经济思想，是否存在经济科学，如果有，这种现代化的经济思想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现代化，还是西方经济科学的本土化，即是否存在传统经济科学？如果是前者，这种传统经济科学相对于西方经济科学是否有进步性？传统经济科学是如何从古代的前科学经济思想演进而来的呢？可以简单表述为“是否现代化”“哪里来”“是否进步”“如何来”。这四者构成了分析近代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路径的四个基本问题（见表1-2）。
表1-2 科学哲学三个基本问题与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四个基本问题
表1-2 科学哲学三个基本问题与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四个基本问题-续表
（二）经济思想结构的解析
1.科学理论的结构
虽然波普尔没有对科学理论的结构进行解析，不过拉卡托斯和库恩对科学理论结构都构建了各自的概念体系。
在库恩理论中，范式是最基础和最核心的概念。范式的结构也就是科学理论的结构。然而，库恩对范式的定义及其结构都是相当模糊的。比如范式的定义既是“代表一特定社群的成员所共享的信仰、价值与技术等等构成的整体”，又是“具体的问题解答，把它们当作模型或范例，可以代替规则作为常态科学或其他谜题的解答基础”等[167]。同时，对于科学理论的结构，库恩既表示“范式是包括定律、理论、概念、模型、方法、范例的结构整体”，又认为“学科母体”（Disciplinary Matrix）包括了范例、符号概括、模型、价值四个因素。对此，很多学者在批评库恩漫无边际的范式概念的同时，逐渐确立了规则范式、观念范式、操作范式代表科学理论结构。其中规则范式就近似于科学理论核心的形式与方法，而观念范式和操作范式表示了科学理论的内容[168]。范式理论更加关注于科学理论的形式与方法。
拉卡托斯认为一个科学研究纲领由一个“硬核”（Hardcore），一个保护硬核的“保护带”（Protective Belt），以及启示法（Heuristics）构成。启示法包括了反面启示法（Negative Heuristic）和正面启示法（Positive Heuristic）。当反常出现，即经验事实与保护带的预测发生冲突的时候，反面启示法就会发生作用，维护硬核，调整假设。启示法是保护带维护“硬核”的思路和方法，没有显著的形式与方法含义。“硬核”和保护带是拉卡托斯对科学理论结构的解析。“硬核”是科学理论最稳定的部分，而保护带则是在启示法作用下由硬核得出来的。[169]可见，拉卡托斯强调了对科学理论内容的解构，而对科学理论方法论采取了弱化的处理方式。
国内科学哲学研究学者对科学理论结构进行了分析。比如钱学森从横向将现代科学区分为工程技术、技术科学、基础科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四个层次，包含了对科学理论结构的判定。[170]林定夷将科学理论的结构分解为内部原理、桥接原理、导出原理三个部分。[171]其中内部原理是对理论假设的基本实体过程及其规律的描述，桥接原理是链接着理论假设的基本实体过程与经验现象，导出原理是从内在原理和桥接原理中得到需要接受经验检验的规律。
总之，科学哲学对科学理论结构的界定既是多样性的，也是可以统一的。拉卡托斯“硬核”就是受“范式”启发的。在拉卡托斯的概念体系下，科学理论的结构是二元的，缺乏对硬核如何衍生出保护带的讨论。在库恩的理论中，规则范式更加接近于对硬核与保护带之外部分的界定，也就是形式与方法的部分。按照林定夷的分类[172]，拉卡托斯的理论是对内在原理和导出原理的讨论，而没有对桥接原理的讨论。库恩理论中的规则范式主要是桥接原理的讨论，而不涉及理论所包含的具体内容。所以，可以综合现有科学哲学理论，重新解析科学理论的结构。
2.经济思想结构的经济思想史研究分解
在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很多学者尝试分解经济思想的结构。比如唐庆增提出“前人之智慧力及其治学之方法”是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对象。[173]祝世康认为经济学包括了经济哲学、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174]汪丁丁提出了经济思想的“物的秩序”“人的秩序”“自然的秩序”三个层次[175]。巫宝三认为“各个时代和各个思想家的经济思想，大抵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作为经济思想基础或出发点的哲学思想，二是对于各种经济问题的见解、主张和政策方案，三是对于各种经济现象和问题内在外在关系的分析”[176]，即哲学基础、政策主张、理论体系三个部分。尽管经济学家采用差异性概念体系，不过基本上形成了经济思想结构的“三分法”。
首先，“哲学基础”在现代经济科学中一般被理解为经济思想的形式与方法，比如熊彼特提出了“经济分析史”的概念，试图抛开经济学的内容，强调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历史演变。赵晓雷强调了经济思想的学术形式、研究方法、理论价值。[177]经济学方法论及其演变是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热点。其次，在对经济思想变迁的考察中，经济思想的表现形式和传播机制也得到了关注，比如教育机制、期刊著作等。最后，除了方法论和哲学伦理基础部分外，政策主张和理论内容都属于经济思想的内容。主要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成果都对政策主张和理论体系加以区分。
那么，按照经济思想史研究成果，可以将经济思想结构区分为内容、形式和方法三个部分，其中经济思想内容包括政策主张和理论体系两个部分，经济思想形式包括了概念体系、表现形式和传播机制等，经济思想的方法包括了哲学基础、数理工具等。
3.经济思想结构的设定
根据上面的分析，本书假设广义的经济思想范式应该包括经济思想的内容、形式、方法三个部分，也可以概括为经济思想的形式与方法、硬核和保护带三个层面。经济思想的形式与方法近似于库恩范式理论中的规则范式，也就是狭义的经济思想范式，包括概念体系、逻辑体系、传播途径等。同时，参照拉卡托斯“硬核”与保护带概念体系，经济思想的内容可以进一步分解为硬核和保护带两个部分。经济思想的硬核是经济思想内容中最基础和最稳定的部分，包括价值论、人性假设、经济行为目标等。经济思想的保护带是应用性的部分，包括制度设计、政策建议、预测等。经济思想的硬核可以作为判断经济思想渊源的依据。同时，经济思想的保护带作为判断经济思想进步性的依据。这就是第四章的内容。另外，经济思想范式演进机制的主体包括经济思想范式（含形式与方法、硬核和保护带三个部分）的变迁机制。
（三）案例的选取
民生经济学是本书考察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范式现代化的案例。
自古以来，民生是中国社会普遍关注的经济问题，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从古代民本思想，到民生主义，再到新民主主义，以至21世纪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理论体系，都充满了深厚的民生问题意识。关注民生引致了中国历史上丰富的民生经济思想，形成了在经济科学研究上的“民生经济学”探索。
在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中，民生经济学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民生经济学案例是基于前辈学者研究成果以及个人对近代中国经济思想材料阅读基础上的选择。在对孙中山经济思想和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的考察中，笔者不仅发现了近代中国经济思想现代化中的传统痕迹，也认识到“民生”在近代经济思想范式演进中的作用。同时，对20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有系统考察的几位经济学者都强调了“民生”的重要性。胡寄窗、孙大权[178]等都介绍了民生主义经济学。钟祥财指出“20世纪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演进脉络是清晰可见的，即以人（民）为中心而呈现了一条定位、偏离、回归、升华的轨迹”[179]。赵晓雷在《20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已经以单独一节考察了民国时期民生主义经济学研究。因此，笔者初拟选择民生经济学为案例。
民生经济学的具体形态就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和民生主义经济学。首先，民生主义及其经济学说是从属于以民生作为问题意识的经济学潮流的。胡寄窗提到民国时期“出现了一种官方宣扬的民生主义经济学”[180]。严清华[181]和孙大权[182]介绍了民国时期作为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济学鼎足而三的民生主义经济学。如果我们区分民生主义经济学和民生主义（包括政治等其他方面），那么不仅可以认识到民生在近代中国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性，而且可以认识到民生主义经济学也是从属于民生经济学范畴的。其次，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是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经济学说体系，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183]。人民生活始终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自然是属于民生经济学的一个部分。当然，不排除还有其他以民生为落脚点的经济学思潮。不过本书不再将其纳入案例选取范围。
经过对民生经济学的系统考察，笔者认为，民生经济学作为考察近代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的案例具有学理上的合理性，是其他经济学思潮难以比拟的。首先，“民生”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概念，不是西方经济学概念的移植。基于民生概念演化出的民生经济学就可以作为案例考察传统经济思想的现代化。其次，民生问题意识是近代中国根本问题意识之一。民生经济学思潮自近代以来一直是主流经济学思潮，是最可能实现范式现代化的本土经济学说。再次，民生经济学思潮的史料丰富。笔者收集到的民生经济学的著作就有50多本，论文500多篇，涉及了基本经济理论、经济政策制度、经济哲学等各个方面。最后，“民生”观念奠定了现代经济科学在中国发展的经济伦理基础。以民生为经济伦理基础的经济学思潮是最有可能冲破传统经济思想桎梏、实现范式现代化的。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范式现代化是一种基于对民生的了解和关注的以民生作为问题意识的范式重构。
总之，民生经济学具有作为考察案例的独特性和进步性。本书将民生经济学作为案例，以回答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路径的存在性及其演进机制。
同时，民生是今日中国的主流问题意识，并在近十年得到了日益广泛和深入的关注。民生也成为政府工作的中心，在经济发展中来保障与改善民生。从经济思想史角度梳理和考察近代中国民生经济思想与民生经济学，可以为中国今日民生经济建设提供历史经验，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 本书研究框架的说明
本书研究框架如图1-2所示。
图1-2 本书研究框架
（一）研究框架的要素
本书研究框架包括了以下几个部分。
首先，四个基本问题。传统经济思想范式现代化的存在性及其演进机制的特征是本书提出的根本命题，被细分为四个基本问题，即“是否现代化”“哪里来”“是否进步”“如何来”。
其次，经济思想结构。经济思想的结构分解为硬核、保护带、形式与方法三个部分。经济思想的形式与方法是判定经济学说现代化与否的标准，经济思想的硬核是判定经济科学渊源的标准，经济思想的保护带是判定经济科学进步性的标准。经济思想范式演进机制是根据经济思想的三个部分共同构建的。
再次，科学哲学理论。四个基本问题对应于科学哲学中的分界问题、科学理论间的关系问题和科学理论演进机制问题。根据不同范式理论的差异性和解释力，本书主要运用库恩范式理论判定“是否现代化”、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判定“哪里来”和“是否进步”，进而结合历史唯物论和经济学原理构建一个解释“如何来”的机制。
最后，民生经济学是根据近代中国经济思想特性选择的案例。民生经济学是建立在民生经济伦理和民生问题意识基础上的经济学说。民生经济学的具体形态包括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和民生主义经济学。
（二）研究框架的路径
本书解析“民生经济学”的形式与方法、硬核和保护带，再与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和西方经济科学做对比，判定民生经济学的现代经济科学的性质、渊源和进步性，进而解析民生经济学的形成机制特征。具体按照以下线索进行。
1.起点和终点的认定
经济思想现代化研究框架的基本假设前提是存在一个经济思想演进的起点和终点。经济思想现代化的起点是前科学经济思想，即中国古代固有的经济思想范式。经济思想现代化的终点是常规经济科学，即西方经济科学代表的现代经济科学范式。从长历史周期看，中西方经济思想范式出现了趋异与趋同两个阶段。
（1）17～19世纪中叶中西方经济思想范式趋异
中西方经济思想范式趋异（Divergence）是指17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中国固有的经济思想保持古代的前科学经济思想范式，西方经济思想已经实现范式现代化，出现以古典政治经济学为代表的现代经济科学。这种趋异不仅是在内容上，更是在形式与方法上的差异性。同时，这不否认东西方经济思想在内容上固有的差异性。
（2）中西方经济思想范式趋同
中西方经济思想范式趋同（Convergence）是指中国经济思想在近代与西方经济科学接近，共同走向现代经济科学的趋势。需要指出的是，现代经济科学本质上是超越国界和地域文化差异的。由于西方经济科学包含了现代经济科学成分，中国经济思想向现代经济科学转型在近代史上表现为与西方经济科学范式趋同。
以西方经济科学为主体的传播史研究框架也存在这两个假设前提。只是在路径上，在传播史研究框架下，中西方经济思想范式趋同的路径是西方经济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和移植。本书提出了另一条路径的假设，即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范式现代化。这两条路径是紧密相关的。第二条路径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第一条路径影响。同时，第二条路径不是脱离于西方经济科学的，而是在西方经济科学影响下进行的，比如传统经济思想实现范式现代化的一个典型标志是打破与西方经济科学的“不可通约性”，具有相一致的形式与方法。第二条路径考察的关键不是指出脱离于西方经济科学之外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能够独立实现现代化问题，而是讨论在西方经济科学冲击下，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能否在“冲击-反应”中打破与西方经济科学的“不可通约性”。同时，这种不可通约性集中地体现为经济思想的形式与方法，而不是经济思想的内容。所以，中西方经济思想范式趋同固然包括了形式、方法、内容三个方面，但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范式现代化考察的关键就在于形式与方法上的相通性。
2.“是否现代化”
第一个基本问题是第三章的内容，解构和比较民生经济学思潮、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和西方经济科学的形式与方法。基于库恩范式理论，考证民生经济学思潮中有没有民生经济科学。如果民生经济学思潮中存在具有现代经济科学的形式与方法的经济学说，那么就证明了民生经济科学的存在性。符合现代经济科学形式与方法的民生经济学就是民生经济科学。如果不存在民生经济科学，那么就直接回答为什么民生经济思想没有实现范式现代化。经济思想现代化判定问题属于科学哲学的分界问题。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范式现代化就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实现在形式与方法上和西方经济科学趋同，打破中西方经济思想范式的“不可通约性”。鉴于17～18世纪已经形成的中西经济思想范式差异，中西方经济思想范式趋同的实现就是中西经济思想家能够拥有相通的概念体系、符号、表现方式等，形成一个新的科学共同体。也就是说，中西经济思想范式趋同的关键就是打破形式与方法上的分界。
库恩范式革命就是改变不可通约性，实现科学共同体研究范式的统一。相比之下，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标准太严格，不仅传统中国经济思想不符合科学的标准，而且21世纪的现代经济理论的科学性判定也会出现问题。拉卡托斯更关注研究纲领之间的竞争关系，而非分界问题，故而缺乏适用性。所以，本书主要参考库恩范式理论，以解释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从前科学经济思想范式走向现代经济科学范式的现代化。
3.“哪里来”
第二个基本问题是第四章的内容，将解构和比较民生经济学思潮、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和西方经济科学的硬核。如果民生经济学的硬核与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硬核一致，那么民生经济科学是传统经济思想范式现代化的成果，否则就是西方经济科学的传播或本土化。
经济思想渊源和进步性是基于经济思想内容进行的判定，涉及不同经济学说流派之间的关联性。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将科学研究纲领分解为硬核、保护带、积极启示法和消极启示法四个要素，有利于抛开中西经济思想在形式与方法上的差异，深入解析不同经济思想流派内容的关系。相比之下，库恩范式理论主要集中于经济学方法论层面，忽略了对科学理论内容的考察。波普尔对于科学理论之间的关系没有清晰地论述，缺乏历史性。所以，本书对民生经济学渊源和进步性的判定标准是参考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进而考察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路径的存在性与进步性。
4.“是否进步”
第三个基本问题是第五章的内容，将解构和比较民生经济学思潮、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和西方经济科学的保护带。如果民生经济科学是已实现现代化的传统经济思想，那么就可以进一步讨论传统民生经济科学是否存在相对于西方经济科学的进步性，进而判断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路径是否具有进步性。
5.“如何来”
第四个基本问题是第六章的内容，将结合科学哲学理论、现代经济理论和历史唯物论等工具，设定和解析个体经济思想范式演进机制与社会经济思想范式演进机制，进而分析民生经济思想现代化和后发式经济思想现代化的特征。
不同科学哲学家对经济思想范式演进机制给予了不同的解释。波普尔判决性经验假设却不能回答传统经济思想究竟怎样走向了现代经济科学。库恩范式理论将范式革命理解为科学共同体在观念上的宗教式变革，已经受到很多科学哲学家的批判。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认为研究纲领之间的竞争促进了科学理论的进步。科学理论竞争力是可以从经济学角度得到解释的，也就是不同科学理论的经济绩效。在一定时期内，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会表现为一种问题。问题是一种包括了内涵和外延的观念，也有一种价值判断，即利益分割，构成了问题意识。问题意识既是科学共同体研究的动力机制，也是经济理论绩效的评价机制。于是，本书参考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历史唯物论和经济学原理，构建经济思想范式演进机制，然后分别解析个体经济思想和社会经济思想的不同演进机制。
需要说明的是，民生经济学或民生经济思想在近代中国的内容并不是本书论述的核心。原因就是本书考察的对象是经济思想流变的过程和机制，即“中国经济思想的历史”，而不是“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思想”。[184]本书没有采用直接叙述的方式描述近代中国的民生经济思想“是什么”的问题，而是重点以“怎么样”和“为什么”为命题组织本书的框架。作为弥补，笔者已经在文章的第二部分给予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当然，细心的读者还可以从本书系统框架的介绍中，了解到民生经济学及民生经济思想“是什么”问题的更多的信息。
总之，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研究是一个比较大的命题，也关乎中国经济思想的连续性与传统性，值得笔者长期研究。显然，本书并不是这个命题研究的终结，是一个开始而已，只能算是抛砖引玉之作。
[1] 陈焕章：《孔门理财学（上）》，岳麓书社，2005。
[2] 巫宝三：《谈谈研究中国早期经济思想的意义、现状和前景》，《经济研究》1982年第8期。
[3] 钱颖一教授指出从一个独立学科的角度来看，不存在“西方经济学”与“东方经济学”或“中国经济学”，不过这“不排斥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来研究特定地区在特定时间内的经济行为和现象；实际上，做研究时必须要考虑到某地某时的具体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的环境条件”。现代经济科学与区域特色经济科学是统一的。其机制就在于区分经济科学的内容与形式。在内容上，不同区域经济科学可以有富于区域特色内容的经济思想；在方法论上，不同区域经济科学应该采取相似的形式、研究方法等。参见钱颖一《理解现代经济学》，《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年第2期。
[4] 首先就需要区分西方经济科学、西方正统经济学、外来经济学说概念。西方是一个地域概念，代指“西欧和北美诸国”或“北半球的工业市场经济（不算亚洲）”（泰萨·莫里斯-铃木：《日本经济思想史》，厉江译，商务印书馆，2000，第6页）。西方经济科学（或西方经济学说）代指西方传播或者间接传播过来的经济学说，是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对等的具有区域性的概念。西方经济科学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正统经济学。西方正统经济学是指除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济学外的西方经济学说，主要包括古典政治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综合学派等。该概念是近代经济学家广泛采用的，为了尊重历史，故而采用。西方正统经济学与今日常用的“西方经济学”概念近似。也许存在一个逻辑疑问，即除了西方以外，有没有其他文明的经济学说传入中国呢？笔者认为传入中国的现代经济学说中可能包括了其他文明的经济思想，比如一些日本独特的经济思想。毕竟近代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日本的影响，以“经济学”为代表的现代经济学概念多是从日本传入的。所以，笔者在此采用了外来经济学说概念。不过需要声明的是，鉴于本书讨论的根本问题是经济学现代化的问题，日本等非西方国家在近代并没有实现经济思想现代化，只不过是西方经济学说向中国传播的中介而已。所以中国经济思想现代化的主体应该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和西方经济科学。在本书其余部分，将不再使用“外来经济学说”，而直接使用“西方经济学说”或“西方经济科学”概念。
[5] 王尔敏指出“正文为史家严肃之著作，注文则可表达撰者个人情感，是以于正文中无论往时或当今贤豪师友，具署正名，不加称谓，此亦现代治学之精神”。有鉴于此，笔者在正文中对古哲先贤、学界前辈、师友皆署正名。不过这不能掩盖笔者对他们由衷的尊敬。王尔敏：《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及其问题之发掘》，载韦政通编《中国经济思想史方法论文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第223～241页。
[6] 张亚光：《中国近代“发展之学”研究的史料与方法》，《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1期。
[7] 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2010，第9页。
[8] 赵迺抟：《披沙录（一）》，北京大学出版社，1980，第2页。
[9] 赵靖：《赵靖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第61页。
[10] 赵晓雷：《经济思想史学科界定及研究方法的技术性要求》，《经济学家》2005年第3期。
[11] 例如，陈豹隐《经济学原理十讲》（上册），好望书店，1931；方显廷《二十年来之中国经济研究》，《财政评论》1947年第16卷第1期；李权时：《二十年来中国的经济思想》，《东方杂志》1924年第21卷第1期。
[12] 参见谈敏、厉无畏主编《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应用经济学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施岳群、袁恩桢、程恩富主编《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理论经济学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13] 现代化机制的一种常用表述方式是内生性与外生性。笔者认为，中国经济思想现代化不宜采用内生性与外生性的框架。因为这种表述面临两方面的困难。第一是“萌芽”问题的争论，即如果没有外来经济思想的冲击，传统经济思想能够实现现代化吗？现代化的动力机制已经在史学界讨论多年。笔者有意回避这个问题的争论，并肯定了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制度变迁中外来因素的深刻影响。第二个问题是外生性或非内生性的表述过于静态，很容易让人把经济思想的外生性误以为经济思想移植。因为即使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没有“萌芽”，也可能受到西方经济学说冲击而主动地实现现代化。这种现代经济科学冲击下的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也是外生性的。另外有很多学者对“内因—外因”的框架表示了反思，提出“任何一个传统社会所内生的现代性因素的作用有限，不可能带来社会形态的现代化转变；西方的现代社会不是在中世纪封建社会的母体内孕育出的，而是来自一个世界范围尤其是从中国聚集与融合现代性因素的过程。由于西方在世界范围内聚集了重要的现代性并融合成新的社会形态，迟发展国家的现代化难免表现为向西方国家学习的过程”［参见尹保云《现代化进程的性质及历史视野：对“内因—外因”分析模式的反思》，《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本书试图从一个根本的更加宏观的角度去理解，把握整个世界范围内经济思想现代化历史，然后考察中国经济思想现代化的独特性，避免对经济思想演变动力的简单假设。所以，本书选用“后发式”概念。因为“后发式”只是一种时间先后状态的描述，是对内生性和外生性争论的回避，避免了对中国经济思想现代化动力机制的“预先”判定。另外，“后发式”概念也适用于其他如中国一样经济思想现代化经历的国家，具有普适性。与“后发式”对应的概念就是英国代表的“原生性”经济思想现代化。
[14] 泰萨·莫里斯-铃木：《日本经济思想史》，厉江译，商务印书馆，2000，第49页。
[15] 赵靖：《中国经济思想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2212页。
[16] 叶坦：《论道德伦理与经济利益：“义利”观念的时代演化与市场经济伦理的建构》，《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
[17] 熊金武：《近代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路径研究——基于民生经济学的微观案例》，《财经问题研究》2020年第10期。
[18] 虽然西方经济学说大规模传入中国，中国并没有因为接受西方经济学说，而完全放弃传统经济思想。所以西方经济学说在中国不是移植，而是传播。
[19] 谈敏：《回溯历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前史》，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第1～2页。
[20] 胡寄窗、谈敏：《新中国经济思想史纲要（1949—1989）》，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第2页。
[21] 例如，裴倜：《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与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渊流》，《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1期；王昉、熊金武：《从“涨价归公”思想到土地增值税制度：兼论近代社会转型时期经济思想与经济制度的关系》，《财经研究》2010年第1期。
[22] 陈豹隐：《经济学原理十讲》（上册），好望书店，1931。
[23] 参见陈豹隐《民生主义经济学之特质与体系》，《四川经济季刊》1943年第1卷第1期；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24] 雒树刚：《建设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前沿》2004年第8期。
[25] 吴密察：《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课题：访滨下武志教授》，《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半年刊）1988年第6期。
[26] 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第484页。
[27] 贾根良：《“新经济思想史”刍议》，《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1期。
[28] 舒炜光、邱仁宗：《当代西方科学哲学述评》（第2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9] 林定夷：《科学哲学：以问题为导向的科学方法论导论》，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第17页。
[30] 张立英、董华：《拉卡托斯主义对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影响》，《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31] Deborah A.Redman，Economics and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Schabas Margaret，“Coming Together：History of Economics as History of Science，” in Roy Weintraub，ed.，The Future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s（Duke University Press，2002），pp.208-225.
[32] L.E.Johnson，“Economic Paradigms：A Missing Dimension，”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17（4）（1983）.
[33] Wilfred Dolfsma & Patrick Welch，“Paradigms and Novelty in Economics：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as a Source of Enlighten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68（5）（2009）.
[34] 赵晓雷：《经济思想史学科界定及研究方法的技术性要求》，《经济学家》2005年第3期。
[35] L.E. Johnson，“Economic Paradigms：A Missing Dimension，”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17（4）（1983）.
[36] 赵晓雷：《经济思想史学科界定及研究方法的技术性要求》，《经济学家》2005年第3期。
[37] 例如，马涛：《西方经济学的范式结构及其演变》，《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0期；陆家骝：《经济学的范式与范式转换》，《江海学刊》1996年第2期。
[38] 例如，McCloskey Donald N.，“Does the Past Have Useful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4（2）（1976）：434-461.Mark Blaug，“No History of Ideas，Please，We’re Economist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5 （1）（2001）：145-164.朱富强：《警视经济思想史在现代经济学教学中的缺失》，《广东商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
[39] 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第1页。
[40] 陈其辉：《关子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经济学术资料》1982年第2期。
[41] 巫宝三：《论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方法和意义：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回顾和前瞻》，载巫宝三、陈振汉等《经济思想史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
[42] Mark Blaug，“Rational vs Historical Reconstruction：A Counter-note on Signorino’s Note on Blaug，” European Journal of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10（4）（2003）：607-608.
[43] Khalil Elias，“Kuhn，Lakatos，and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Economics 14（3/4/5）（1987）：118-131.
[44] Mark Blaug，“Kuhn versus Lakatos，or Paradigms versus Research Programmes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s，” History of Politic Economics 7（4）（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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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L.E.Johnson & D.Ley Robert，Origins of Modern Economics：A Paradigmatic Approach（Ginn Press，1988）.
[48] 陈绍闻等：《关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若干问题》，《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5年第3期；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歧见》，《学术月刊》1986年第3期。
[49] 程霖、刘甲朋：《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学术思想》，《财经研究》2003年第10期。
[50] 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第8页。
[51] 胡寄窗：《关于目前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学术月刊》1964年第1期。
[52] 刘含若：《关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的一些问题》，《求是学刊》1980年第4期。
[53] 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杨敬年译，商务印书馆，2005，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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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第39页。
[57] 李守常：《史学要论》，商务印书馆，2000，第79页。
[58] 贾根良：《“新经济思想史”刍议》，《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1期。
[59] 陆家骝：《经济学的范式与范式转换》，《江海学刊》1996年第2期。
[60] 吴易风：《经济哲学和苏联经济学范式》，《经济学动态》2004年第3期。
[61] 杨建飞：《经济学范式革命的一种方法论模式和假说》，《经济评论》2005年第1期。
[62] 马涛、王宏磊：《从萨缪尔森的经济学论经济学理论发展的范式逻辑》，《世界经济文汇》2010年第3期。
[63] 马涛、龚海林：《演化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研究范式的比较与互补》，《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64] 例如以下几本经典的西方经济思想史著作。马克·布劳格：《经济理论的回顾》，姚开建译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E.K.亨特：《经济思想史：一种批判性的视角》，颜鹏飞总译校，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斯坦利·L.·布鲁、兰迪·R.格兰特：《经济思想史》，邸晓燕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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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Stanfield Ron，“Kuhnian Scientific Revolutions and the Keynesian Revolu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8（1）（1974）：97-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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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L.E.Johnson & Robert D.Ley，Origins of Modern Economics：A Paradigmatic Approach，（Ginn Press，1988）.
[69] B.M.Friedman，“Economics：A Moral Inquiry with Religious Origi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3）（2001）：166-170.
[70] Paul B.Trescott，The History of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Economic Ideas Into China （1850-1950）（Jingji Xue，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2007）.
[71] 赵丰田：《晚清五十年经济思想史》，哈佛燕京学社，1939。
[72] 马伯煌：《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几个问题：关于古代部分的讨论》，《社会科学》1983年第12期。
[73] 赵靖：《赵靖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74] 陈绍闻等：《关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若干问题》，《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5年第3期。
[75] 例如，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赵靖：《中国经济思想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叶世昌：《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76] 例如，谈敏：《回溯历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前史》（上、下），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唐任伍：《“五四”前后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
[77] 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序言”第2页。
[78] 刘方健：《民国时期的经济研究》，《经济学家》1994年第4期。
[79] 孙大权：《民国时期的中国经济学与经济思想》，《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
[80] 钟祥财：《20世纪中国经济思想述论》，东方出版中心，2006。
[81] 陈豹隐：《经济学原理十讲》（上册），好望书店，1931，第1页。
[82] 夏炎德：《中国近百年经济思想》，商务印书馆，1948。
[83] 例如，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编《王亚南经济思想史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84] 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序言”第2～3页。
[85] 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第2～3页。
[86] 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第381页。
[87] 胡寄窗：《胡寄窗文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序言”第1页。
[88] 谈敏：《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89] 唐庆增：《中国儒家经济思想与希腊经济学说》，《经济学季刊》1933年第4卷第1期。
[90] 萨孟武：《亚丹斯密之经济思想与儒家之经济思想之差异》，《学艺（日本）》1923年第5卷第7期。
[91] 郑毅生：《经济思想史》，世界书局，1935。
[92] 例如，依田掹家：《日中两国近代化中经济论之比较》，叶坦、蒋松岩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刘群艺：《经济思想与近代化改革：中日韩比较研究》，华夏出版社，2007。
[93] 叶世昌：《建国前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述评》，《世界经济文汇》2002年第6期。
[94] 梁启超：《〈史记·货殖列传〉今义》，载《饮冰室文集点校》，云南教育出版社，2002，第9页。
[95] 钟祥财：《略论中国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产生：兼评鸦片战争以前的反抑商思想》，《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5期。
[96] 唐庆增：《马克思经济思想与中国》，《经济学季刊》1931年第2卷第4期。
[97] 朱俊瑞：《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
[98] 例如，叶世昌：《中国发展经济学的形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何炼成：《国际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人：张培刚教授》，载顾海良、颜鹏飞主编《经济思想史评论》第3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第331～337页。
[99] 中国近代经济思想中存在一种“西学东源”的思潮，认为西方经济思想吸收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精华，或者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暗合。比如沈文辅提出“美国常平仓（Ever Normal Nranavy Plan）方案及土水保持计划（Soil Conservation Program）或脱胎于我国李悝，汉耿寿昌之旧制，或引泾渭平原之冲刷恶例为殷鉴”。沈文辅：《论华莱士所倡议之美国常平仓政策》，《经济论衡》1944年第2卷第7～8期。
[100] 例如，王昉、熊金武：《从“涨价归公”思想到土地增值税制度：兼论近代社会转型时期经济思想与经济制度的关系》，《财经研究》2010年第1期。裴倜：《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与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渊流》，《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1期。
[101] 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2010，第9页。
[102] 此书并不是蒋介石亲自撰写。参见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103] 叶坦：《经济文化一体性理论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聊城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
[104] 朱成全：《文化传统与经济学》，《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105] 参见，赵晓雷：《工业化：20世纪中国主流经济思想》，《上海经济研究》1992年第4期。赵晓雷：《中国经济思想发展的历史转折：论工业化思想主流地位的确立》，《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期。赵晓雷：《中国工业化思想及发展战略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
[106] 聂志红：《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艰难转折：近代工业化思想的萌生与发展》，《北方论丛》2008年第5期。
[107] 唐任伍：《“五四”前后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
[108] 孙大权：《中国经济学的成长：中国经济学社研究（1923—1953）》，上海三联书店，2006。
[109] 刘群艺：《去伦理化的努力与中国近代经济学理念的启蒙》，《贵州社会科学》2013年第8期。
[110] 李翠莲：《留美生与中国经济学》，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
[111] Paul B.Trescott，The History of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Economic Ideas Into China （1850-1950），（Jingji Xue，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2007）.
[112] 王昉：《经济学方法论与经济学在近代中国的发展：20世纪20—40年代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引进和讨论》，《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113] 邹进文：《近代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来自留学生博士论文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
[114] 方小玉：《民国〈经济学季刊〉（1930—1937）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武汉大学，2009。
[115] 赵晓雷：《经济思想史学科界定及研究方法的技术性要求》，《经济学家》2005年第3期。
[116] 于慧颖：《先秦诸子民生思想研究》，《史学集刊》2011年第3期。
[117] 张宏敏：《黄宗羲民本思想研究的新进展》，《浙江学刊》2006年第4期。
[118] 例如，狭间直树：《朱执信对孙文民生主义的理解》，《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3期。彭敦文：《论邓演达三民主义思想》，《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
[119] 叶青：《三民主义名称考》，《民意周刊》1941年第15卷第189期。
[120] 戴季陶：《孙文主义哲学之基础》，民智书局，1927。
[121] 林家有：《孙中山民生史观研究的回顾与思考：从同盟会对孙中山民生主义分歧谈起》，载《近代中国》第16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
[122] 李咏丰：《从“民本”到“民生”：论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呼兰师专学报》1999年第4期。
[123] 董四代：《从新民本主义到新民生主义》，《甘肃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
[124] 章清：《现代中国思想史上的“民生主义”》，《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
[125] 夏良才：《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与摩里斯·威廉的〈社会史观〉》，《历史研究》1988年第1期。
[126] 孙智君、严清华：《孙中山经济思想的历史使命与时代价值》，《经济学动态》2011年第3期。
[127] 沈渭滨：《“民生主义”研究的历史回顾》，《江海学刊》2007年第4期。
[128] 郑大华：《论“民生主义”的内容及其当代意义》，《学术研究》2009年第7期。
[129] 程霖、宋双杰：《中国模式的历史先声：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发展战略》，《财经研究》2012年第6期。
[130] 李敖：《孙中山研究》，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6，第128～135页。
[131] 列宁：《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90～296页。
[132] 李泽厚：《论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历史研究》1956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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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王毅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早期形态》，《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136] 郑大华：《论“民生主义”的内容及其当代意义》，《学术研究》2009年第7期。
[137] 沈渭滨：《“民生主义”研究的历史回顾》，《江海学刊》2007年第4期。
[138] 孙大权：《民国时期的中国经济学与经济思想》，《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
[139] 单孝虹：《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孙中山民生思想的批判、继承与超越》，《毛泽东思想研究》2011年第5期。
[140] 郑大华：《论“民生主义”的内容及其当代意义》，《学术研究》2009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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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潘玲霞：《“共同富裕”与“成果共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民生思想》，《社会主义研究》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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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黄世贤：《民生经济学范式思考》，《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11期。
[147] 何玉长：《中国经济学60年的经验总结：民生问题是中国经济学之根本问题》，《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148] 任保平、岳永：《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二元冲突与现代转型》，《学术界》201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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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 赵晓雷：《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思想史纲（1949—2009）》，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9。
[178] 孙大权：《民国时期的中国经济学与经济思想》，《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
[179] 钟祥财：《20世纪中国经济思想述论》，东方出版中心，2006。
[180] 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第397页。
[181] 严清华：《中国百年经济理论创新的三座里程碑》，《经济评论》1998年第3期。
[182] 孙大权：《民国时期的中国经济学与经济思想》，《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
[183] 胡寄窗、谈敏：《新中国经济思想史纲要（1949—1989）》，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第24、25页。
[184] 马伯煌：《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几个问题：关于古代部分的讨论》，《社会科学》1983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