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一 选题的缘起及意义
南非位于非洲大陆的最南端，东、南、西三面为印度洋和大西洋所环绕，北部陆地边界与纳米比亚、博茨瓦纳、津巴布韦、莫桑比克等国相邻。这些邻国与南非实力对比相去甚远，远无法对其构成威胁。这一基本的地缘政治优势为南非寻求大国地位和发挥区域大国作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南非不仅地缘位置重要，而且拥有丰富的战略矿产资源和稀有金属，有“矿产波斯湾”之称。[1]特别是通过谈判方式结束种族隔离制度、实现民主政治转型的独特经验，不但被视为一种奇迹，而且无形中提高了南非的声望和道德影响力。正因如此，很多学者认为，南非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了超越其自身实力的影响力。在此基础上，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开始了在非洲大陆和全球层面追求大国地位的外交历程。
（一）选题的缘起
1994年4月，南非举行首次非种族、非歧视、包容性民主大选。非洲人国民大会（简称非国大）赢得63%的选票，代表白人利益的国民党与以祖鲁族为支持基础的因卡塔自由党分别获得20%和11%的选票。根据南非过渡宪法的规定，非国大与国民党和因卡塔自由党联合组建民族团结政府（Government of National Unity）。1994年5月，非国大领袖曼德拉成为南非历史上首位经民主选举产生的黑人总统，塔博·姆贝基和德克勒克为副总统。这一事件不仅意味着实施了近半个世纪的种族隔离制度的彻底崩溃，而且为南非与地区国家及域外国家关系的演变开辟了新的空间。正如英国学者詹姆斯·巴博（James Barber）所言，国内革命改变了南非的对外关系。新政府的产生标志着南非自我认知与其他国家对南非认知的改变。[2]
种族隔离时期，为维持少数白人对国家权力的控制，南非白人政府对地区邻国采取殖民与强权政策，因而在南部非洲地区建构了一种相互敌对的国家间关系。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90年，南非逐渐沦为国际社会的“弃儿”，对外交往的国际和地区空间大为压缩。南非不仅丧失了大多数国际组织的成员资格，而且大多数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断绝了与南非的外交关系。政治上被孤立、经济上受制裁是南非白人政府面临的基本国际困境。随着1990年后德克勒克政府的改革与国内政治协商进程的开启，南非与地区和世界的关系开始发生显著变化。虽然这与冷战结束和国内政治谈判进程的开启不无关联，但是南非对外关系的实质性变化还是发生在曼德拉执政之后的民主政府时期。
早在上台执政之前，曼德拉就在1993年第5期《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的《南非未来的外交政策》（“South Africa’s Future Foreign Policy”）一文中详细阐述了非国大执政后南非的外交政策取向与南非外交所遵循的基本原则。他认为，人权问题是国际关系的核心，对人权的理解不仅应超越政治，还应包括经济、社会和环境范畴；人类问题的持久解决只能通过在世界范围内推进民主来实现；应通过国际法和尊重正义来指导国家之间的关系；和平是所有国家追求的目标，必须通过国际社会共同同意的非暴力机制，包括有效的军控机制来实现和平；非洲大陆的利益与关切应反映在南非的外交政策之中；经济发展有赖于在相互依赖的世界中加强地区与国际经济合作。[3]南非对自身身份的认知由西方在非洲大陆抵御共产主义的桥头堡角色转变为对非洲国家身份的认同。身份认同的转变与曼德拉的道德浪漫主义情怀迅速改变了南非与非洲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关系。南非不仅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恢复和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而且重新被绝大多数国际组织接纳为成员。
虽然南非新政府无论在价值观念还是遵循的外交原则方面都与种族隔离政权呈现截然不同的风貌，但在关于南非国际地位的认知上也存在某种连续性。正如约翰·巴拉特（John Barratt）所言，在大部分方面，南非新的自我形象与旧形象相当不同。主要的连续性便是南非外交决策者仍然把南非视为一个主要的国际行为体。[4]新南非在积极拓展全面外交[5]的同时，也积极利用反种族隔离斗争的历史神话与道德资产来提高自身的国际影响力，并试图在全球多边主义外交中发挥引领作用。例如，新南非不仅利用作为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主席（1995～1999年）、联合国贸发会主席国（1996～1999年）、不结盟运动主席（1998～2001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主席（1998～1999年）、英联邦集团主席（1999～2002年）、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2007～2008年、2011～2012年、2019～2020年）的身份在正式的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中发挥着显著的影响力，而且在气候变化、核不扩散、全球禁雷运动、非洲区域安全治理等问题领域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虽然在第50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非国大把新南非定位为一个小的中等收入国家，但它同时也认为，南非不应该低估自己在民主转型中获取的相对影响力、在地区中的战略地位，以及自身所拥有的资源与潜力。[6]进入21世纪以来，南非积极谋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与印度和巴西结成三方对话论坛，加入金砖国家集团，试图与新兴大国合作推动国际体系转型。在2007年12月举行的第52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非国大指出，南非处理国际关系的方式建立在南非国内政策与国家利益之上。因此，南非外交政策的主要特征之一便是确保在全球政治性问题上的影响力。[7]2011年南非政府出台的外交政策白皮书规划了南非对外战略的远景目标，即到2025年成为国际社会中成功的、有影响力的成员。[8]
南非在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之后，国际政治地位和影响力迅速上升。与此同时，随着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好转，南非对大国地位的追求也立即显露出来，它不仅谋求做非洲地区的大国，还要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它以非洲复兴为己任，大力加强与其他新兴大国的战略协调与合作，主张创立南方国家峰会，积极争取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些都是南非追求大国地位的具体体现。[9]那么，如何理解后种族隔离时代南非对大国地位的战略追求？在追求大国地位的过程中，南非是如何处理与非洲邻国、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霸权、新兴大国以及多边国际机构之间的关系的？面对地区性、全球性结构问题，南非是如何维护其在非洲大陆的引领地位并努力追求在全球层次的影响力的？本书旨在围绕以上问题对南非追求大国地位的外交战略进行系统分析和论证。
（二）选题意义
基于在非洲大陆特别是在南部非洲地区的实力地位和自身的道德影响力，南非积极追求在地区和全球层次的影响力，并试图与国际社会中的进步力量一道共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塑造国际新秩序。对南非追求大国地位的外交战略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1.现实意义
首先，研究南非的外交战略有助于理解和认识南非的国际地位和作用。南非是非洲大陆的地区性大国，在非洲事务上具有重要影响力，在全球层次也具有一定影响力。以经济和军事实力为标准进行衡量，南非在南部非洲地区具有绝对优势地位，在非洲大陆也具有相对优势地位。和平的民主转型又赋予南非无形的道德软实力。这些因素为南非发挥地区和国际影响力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全球层次，南非是全球经济治理新平台二十国集团（G20）中唯一的非洲国家，也是新兴大国集团金砖国家的成员，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南非还积极利用在重要国际组织中的成员身份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推动国际体系转型，其作用不应小觑。对南非对外战略进行系统研究不仅有助于把握非洲大陆国家间关系的演进态势，而且有助于理解一个地区性大国对待国际政治的基本态度和政策取向。鉴于南非在非洲大陆的重要角色，对其对外战略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研究南非的对外战略有助于中国制定对南非政策，发展与南非的友好合作关系。种族隔离时期，中国政府对南非民族解放运动给予了大力支持。1994年民主转型后，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南非政府最终于1998年断绝了与台湾地区的“邦交”关系，并在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建交之后，中南双边关系步步提升，2000年建立了“伙伴关系”，2004年确立了“战略伙伴关系”，2006年签署了《中南关于深化战略伙伴关系的合作纲要》，2011年时任南非总统祖马访问中国期间，中南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17年2月，时任南非总统祖马在国情咨文中称，中国是南非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与政治关系发展相一致，中南双边经贸关系也取得了显著成就。2009年中国成为南非最大贸易伙伴国，进一步夯实了双方战略合作的基础。中国经济的安全保障离不开南非战略矿产资源的供给，而南非经济的持续发展也离不开中国的巨大市场需求。中国与南非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日益密切。在此背景之下，研究南非的外交战略对中国正确处理与南非关系，从战略高度制定对南非政策，发展双方友好合作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最后，研究新南非的对外战略有助于在促进非洲大陆发展及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方面加强同南非的团结合作。南非是非洲大陆的地区性大国。由于具有显著的实力优势地位，南非在非洲的政治经济发展、安全秩序构建、区域多边制度建设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同时也是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积极建设性力量。21世纪以来，中国实力迅速提升，在非洲大陆以及全球层次的影响力不断拓展。与此同时，中国在非洲和全球层面遇到的大国博弈和战略竞争也有所加剧。无论是在非洲大陆推动建立良好的区域秩序，还是在全球层面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与志同道合的新兴大国开展合作无疑是一项重要的战略选择，而南非作为具有一定全球影响的非洲区域大国恰恰是这种战略选择的重要依托。在此背景下，研究南非的对外战略有助于正确理解其关于非洲大陆和全球治理的基本战略取向。这有助于中国在促进非洲大陆发展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方面加强同南非的协调与合作。2015年12月，中国与南非两国国家元首共同主持召开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中非一道同意将双方关系由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全球气候变化、经济治理、国际金融机构改革等领域，中国与南非也存在密切的对话、协调与合作。这些事例充分表明，加强对南非对外战略研究，有助于深化中南在区域和全球层面的战略协调与合作。
2.学术意义
除了正确理解南非的对外战略、加强与南非的合作、借助南非力量发展对非关系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等现实意义外，本项研究还具有一定学术意义。
第一，有助于弥补国内学界对新南非外交战略研究的不足。南非作为非洲大陆的地区性大国并没有引起国内国际关系学界的足够重视。虽然国内学界对新南非的对外关系进行了一定研究，但这些研究往往局限于某一具体的政策分析（如南非对津巴布韦的外交政策、姆贝基政府的非洲复兴政策等），或者以政府更迭为节点，着重阐述非国大上台后每届政府的对外政策取向，缺乏从战略角度对南非对外关系的研究，尤其是全球战略。本书运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新南非追求大国地位的外交战略，为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外交研究添砖加瓦。
第二，本文运用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框架分析一个具体国家的对外战略，有助于深化对新古典现实主义基本假设的认识。新现实主义强调国家实力地位和国际体系结构在决定一国外交战略中的核心作用，对国内变量往往不做分析。然而，通过对新南非追求大国地位的外交战略进行分析，可以认识到决策精英观念认知、政党政治格局等国内政治因素作为中介变量的重要性。新古典现实主义的重要进展便是将国家重新引入分析框架，强调国内变量在“结构决定论”中所发挥的过滤作用。将观念认知纳入外交战略理论研究的范畴有助于弥补新现实主义理论存在的不足，深化对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认识。
二 研究现状与不足
政治制度变迁为后种族隔离时代南非与非洲地区及域外国家关系的改善开辟了新的空间。在此背景下，国内外学者对新南非的对外政策（包括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对外政策的基本特点、对外战略取向及其演变等）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开展了相关研究。根据研究成果的分类可以发现，中文文献与外文文献之间存在明显的研究偏好差异，同时也存在某些不足。
（一）中文文献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杨立华研究员曾在2011年第5期《西亚非洲》杂志上发表题为“南非国别研究综述”的学术文章，全面系统地梳理了国内非洲学界对南非的研究现状。从专著以及学术文章的发表情况来看，国内非洲学界把研究精力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南非历史和南非华人史研究、种族隔离制度以及种族隔离制度下黑人解放运动和南非与邻国关系研究、南非政治变革与社会转型研究、中南建交后南非发展走向的研究。[10]就国内国际关系学界而言，与对美国、欧盟以及中国周边邻国对外关系的研究相比，对南非以及非洲的研究无论是在学者数量还是在学术资源上都存在相对不足。而对南非研究本身而言，大部分学者也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对其历史、政治经济转型以及社会发展的研究上，对南非对外关系特别是后种族隔离时代南非对外关系研究存在严重不足。通过笔者的归纳和梳理，大致可以将国内学界对新南非对外关系的研究划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新南非对外关系的整体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沐涛教授于2003年出版的《南非对外关系研究》是中国出版的第一部关于南非对外关系研究的专著，也是第一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外交史著作。沐涛教授从历史角度阐述了南非自1910年建立联邦以来对外关系的形成、发展和演变过程，同时以时间为线索，把南非对外关系划分为四个阶段：1910～1960年是南非联邦自主外交的形成期和发展期；1961～1974年是共和国初期南非对外关系的转轨时期；1975～1989年是南非对外关系中的孤立时期；1989～1994年是南非重返国际社会的努力期。此外，作者对曼德拉执政后新南非的对外关系也进行了简单的叙述，但是由于时间所限，曼德拉之后南非历届政府的对外政策并没有囊括其中。[11]杨立华于2010年出版《列国志·南非》一书，分别从历史、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对外关系等多个方面对南非的国情进行了系统深入的介绍。其中，第七章对南非与非洲国家、欧洲国家、美国、苏联/俄罗斯、中国的关系以及南非的多边外交进行了比较详尽的分析和论述。虽然这部著作并不是以新南非对外关系为主题，但是在新南非对外关系研究方面是最全面的。[12]此外，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曾强研究员对新南非对外关系的成就进行了总结和概括。[13]现任职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张伟杰的博士学位论文《南非外交战略中的非洲议程——以南非-非盟关系为重点》，深入探讨了南非外交战略的核心“非洲议程”，并以南非-非盟关系为例，系统分析了南非在非盟创建和发展以及非洲一体化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及其面临的制约因素，并对南非如何更好地实施“非洲议程”提出了思考和建议。[14]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兼职研究员方伟在2014年底出版的《新南非对外关系研究》一书中，系统分析了1994～2014年20年来南非对外关系的总体演进历程。作者将这一历程概括总结为：促进非洲的“和平与发展”，成为“非洲大陆的代言人”；促进“南南合作”，提升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成为“南南合作的重要推动者”；加强南北对话，维护南方国家在国际交往中的重大权益，成为南北对话的“桥梁建设者”。[15]以上著作和文章着重历史性描述，并不是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对新南非的对外战略进行分析。
二是对新南非与中国关系的研究。伴随着南非的民主转型以及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南两国关系日益密切。在这种背景下，国内学界对南非与中国关系的研究也显著增多。曾强对南非放弃与中国台湾的“邦交关系”而选择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原因进行了详细分析。[16]杨立华从中南建交、经贸合作以及战略合作等方面对新南非与中国关系进行了全面系统分析。[17]南非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尤其是矿产资源。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进一步提高了对这些资源的需求和依赖。在这种背景下，南非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不断深化。2009年中国成为南非的最大贸易伙伴国，从而为双方关系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鉴于南非与中国经济关系的现实以及巨大潜力，诸多学者对双方的经贸关系、金融合作，中国企业对南非投资等进行了深入研究。虽然南非与中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存在一些问题，但学者们对双方之间的关系总体上持相对乐观态度。[18]当然，对中国与南非经贸关系的研究往往是由经济学专业的学者做出的。
三是对新南非与非洲国家关系研究。伴随着种族隔离制度的结束，南非与非洲地区国家之间的关系需要重新加以调整和应对。曼德拉总统明确表示要把非洲大陆作为新南非外交政策的中心，而其他非洲国家也对新南非在非洲大陆安全建设与经济发展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寄予了厚望。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贺文萍研究员对新生的南非共和国与非洲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初步分析，并且指出了新南非与非洲邻国之间深化关系面临的问题：非法移民问题、南非输出武器和军人问题、曼德拉与姆贝基之间的潜在较量以及地区合作中的均衡收益问题等。总体上作者对新南非与非洲国家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南非发挥更大的作用持乐观态度。[19]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李鹏涛副研究员对姆贝基政府时期南非面对津巴布韦危机实行“静悄悄”外交政策的原因、表现以及影响进行了剖析。作者认为，姆贝基政府采取“静悄悄”政策的原因在于：南非欲与其他非洲国家在对津巴布韦问题的态度上保持一致；穆加贝的话语优势；吸取曼德拉时期的历史教训；出于非国大在国内的政治需要等。“静悄悄”外交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存在严重问题，在南非国内外引发强烈批评，姆贝基所提倡的“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也因而蒙上了阴影。[20]作者的分析虽然比较全面和翔实，但在阐释南非采取“静悄悄”外交政策的原因时仍然忽视了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即南非自身身份定位的变化和姆贝基自身的观念认知。姆贝基政府时期，南非对非政策以“非洲复兴”思想为指导，国内也有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21]北京大学非洲史教授郑家馨在2010年出版的著作《南非史》中对新南非对非洲大陆的政治和经济作用进行了评估。[22]
四是对新南非与发达国家和新兴大国双边关系研究。历史上，南非与发达国家曾存在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民主转型之后，新南非为巩固民主转型的政治成果和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继续强化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政治关系。杨立华分析了新南非与美国的关系，并把它们的关系界定为“互有所求、各有所持”。美国在非洲有重要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与南非的合作是美国实现这些利益的重要战略。南非新政府重视与美国保持良好的关系，以利于本国的经济发展与安全，并有利于南非在非洲发挥领导作用。但是，美国的强权政治和干预政策，不时受到南非的抵制。[23]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杨宝荣研究员通过对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出台的非洲研究报告进行分析得出结论：南非在美国的战略利益中占有重要地位，不可或缺也无可替代。美国会继续深化与南非之间的关系，并期待南非发挥更大的战略作用。[24]内蒙古民族大学政法与历史学院贾淑荣教授分析了不同历史阶段南非与日本之间的经贸关系及其特点。作者认为，谋求政治大国的日本必将进一步加强与南非的经贸关系，并加大对南非的政治干预。[25]虽然日本与南非具有密切的经济联系，但是日本对南非国内政治发展的影响力仍然有限。而且，日本深化与南非的经贸关系并不意味着会加大对南非的政治干预。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许亮博士在其博士学位论文《日本与南非关系研究（1994—2008）》中，对1994年以来日本与南非间存在的“复合相互依存”关系进行了系统阐述。[26]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潘兴明教授以苏联和非国大关系为视角对俄罗斯与南非关系进行了历史考察，并得出结论：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与非国大关系的趋冷直接影响到此后的俄南关系。[27]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徐国庆研究员2019年出版的《印度与南非伙伴关系研究》一书剖析了印度独立以来印度与南非双边关系发展进程，并从宏观视角分析了时代变化对两国关系的影响。[28]
五是对南非新兴大国外交战略和多边外交的研究。寻求大国地位与践行多边外交是后种族隔离时代南非对外关系中的两个重要特点。国内学界对此也有论述。上海师范大学张忠祥教授总结概括了姆贝基时期南非外交的三个特点：毫不掩饰地追求大国地位；在外交领域强调民主、人权，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敢于顶住压力，坚持自己的外交原则。[29]上海师范大学舒运国教授分析了作为非洲大陆的新兴大国，南非与其他金砖国家相比所具有的共性和个性。作者认为，南非作为新兴大国，维护非洲的安全与稳定，积极推进非洲一体化进程，努力缔造一个统一、强大的非洲；在国际社会，为非洲大陆的利益积极活动；重视南南合作，积极发展与金砖四国的关系；积极参与国际社会的各项活动，提升南非的国际地位。[30]2003年南非与巴西和印度组建三方对话论坛。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时宏远对论坛组建的原因、成就以及挑战进行了细致分析。[31]2011年4月在三亚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三次峰会上决定接纳南非为其成员国，不仅使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实现了扩容，而且进一步提高了南非的新兴大国地位。徐国庆研究员对南非加入金砖国家集团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32]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黄海涛对新南非参与全球治理的外交策略进行了分析和论证，作者认为南非以“非洲复兴”为立足点，坚持“泛非主义”和“南南团结”，重点依靠“新兴国家”整体力量提升在全球和区域问题中的话语权，以多边协商方式制定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全球治理规则，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此外，作者还分析了南非更好地发挥作用所面临的制约因素。[33]虽然作者看到了新兴大国崛起背景下南非参与全球治理所体现出来的新特点，但是对在全球治理过程中南非对传统西方大国的倚靠没有足够的重视。
（二）英文文献
国外学者，特别是南非国内学者对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对外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成果颇丰。根据具体研究对象的不同，大致可将国外学界的研究成果划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南非外交决策模式的研究。不同的国内政治结构和制度安排将影响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新南非民主政治结构的确立结束了由少数白人垄断外交决策的局面，为更广泛的社会力量参与外交决策开辟了空间。然而，南非的民主转型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使南非的外交决策更加民主、更加包容？面对这一问题，学者们的观点并不一致。英国学者伊恩·泰勒（Ian Taylor）教授从批判理论的视角对南非的民主转型进行了深刻反思，并认为南非决策精英对民主的理解事实上符合西方霸权的“民主观念”，而这种民主从根本上讲是程序性和精英性质的，这便决定了人民大众并没有参与到外交决策之中。但是，也有学者从民主的四个要素（参与、代表、透明度和公开性）入手，分析了社会因素在南非与欧盟谈判建立自由贸易区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34]事实上，在后种族隔离时代南非对外关系的实践中，南非总统在战略决策、危机决策等关键性决策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是也有诸多案例分析显示，通过正式和非正式渠道，公民社会对外交决策的影响也在不断增强。[35]
二是对南非对非政策的研究。非洲大陆在后种族隔离时代南非的对外关系中处于中心地位。然而，在南非与非洲大陆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性质上，学者们并没有形成共识。一部分学者从经贸角度分析了南非在非洲大陆的支配地位，而南非所倡导并极力推动的南部非洲地区一体化将进一步加剧其他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ADC）国家对南非的依赖。[36]也有学者指出，南非与南部非洲关税同盟（SACU）的关系彰显了一种事实上的霸权，但在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内的霸权受到其他国家的挑战，而在整个非洲大陆的霸权地位远没有实现。[37]除了评估南非在非洲大陆的地位之外，诸多学者把研究视角放在了分析南非在维护非洲地区安全与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在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对外关系中，南非强调把非洲置于中心地位，并以民主和人权原则作为外交政策的指导原则，对安全的理解由狭隘的国家中心主义转向以人为中心。非国大政府似乎给其他非洲国家呈现了一种完全不同于旧政府的新面貌。然而，也有学者通过对历史事实的描述揭示出所谓的新南非只不过是“另外一个国家”。[38]虽然在新南非的对非政策中呈现某些连贯性的因素，但是与白人政权时期的动荡政策相比，非国大更加强调维护安全与促进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依赖作用。
姆贝基政府时期南非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对非政策，即“非洲复兴”战略。姆贝基阐述了建立一个新的、进步的、现代化非洲的理念，这个非洲免于贫穷、落后和政治衰败，而成为主流世界政治经济的一部分。[39]“非洲复兴”战略倡导通过吸引外部投资促进非洲的经济发展，通过推动民主和人权建设维护非洲的安全。在“非洲复兴”的过程中，南非需要充当一种领导角色。[40]自少数白人踏足非洲大陆以来，“非洲复兴”首次给予南非成为非洲命运一部分的前景，提高了塑造伙伴关系的可能性，这种伙伴关系将维护非洲大陆在21世纪的安全。[41]虽然南非积极推动和实施“非洲复兴”战略，但贫困与战争仍然困扰着非洲大陆。[42]在安全方面，新南非一方面通过派出维和部队参与联合国以及非盟框架下的和平建设活动，另一方面通过制度建设来塑造地区安全环境。但是，由于自身能力所限以及对外输出自身冲突解决的经验，南非在地区安全建设中发挥作用并没有取得完全的成功。[43]在经济方面，南非一方面强调可持续发展和平衡发展对非洲大陆的意义，另一方面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加速在非洲大陆进行经济扩张。[44]虽然南非的国家利益与非洲大陆的整体利益并不完全一致，但是在南非的决策精英看来，一个稳定、和平与繁荣的非洲大陆符合南非的国家利益。这种观念认知决定了南非会利用自身的实力优势地位促进非洲的经济发展和安全建设，这与种族隔离时期南非白人政权的外交理念和政策存在根本差异。
三是对南非多边主义外交的研究。与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的单边外交政策相比，非国大治下的南非更加偏好多边主义。民主转型以来南非积极参与非洲大陆的地区一体化进程、英联邦会议、联合国贸发会议、不结盟运动以及世界贸易组织（WTO）谈判等，并试图在多边外交中发挥引领作用。南非积极促进非洲统一组织向非洲联盟的转型，并努力推动南部非洲地区一体化建设。在解决地区以及国家内部冲突的过程中，南非新政府主张通过多边主义方式协调解决。伊恩·泰勒运用新葛兰西主义的研究方法分析了南非的多边主义外交。在他看来，南非在国际体系中处于一种所谓的“中等强国地位”，这一实力地位从根本上决定了南非的多边外交偏好。然而，南非非国大政府对西方霸权规范——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屈从也导致了它与左派政治联盟的内在紧张，从而使其外交政策呈现矛盾和不连贯的一面。[45]2006年，泰勒又与其他学者合著《南非外交中的新多边主义》一书，分别对南非参与联合国系统、南非参与世贸组织谈判以及南非与不结盟运动的关系等南非多边主义外交的案例进行了分析。[46]还有学者认为，中等强国更多是依靠外交而不是权力。中等强国往往被视为多边主义者，南非同其他中等强国一样，都按多边主义而不是单边主义行事。[47]“中等强国地位”理论仍然是从实力的角度出发分析一国的外交政策，该理论的问题在于无法解释为何种族隔离时代前后南非实力本身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实质性变化，但是其外交行为由偏好单边主义转向了多边主义。显然单独运用“中等强国地位”理论无法有效解释后种族隔离时代南非的多边主义行为，必须将身份、观念认知等变量纳入解释框架才能更好地理解新南非的这一政策偏好。
四是对南非外交政策原则和实践的分析。新南非确立了一种全新的外交政策指导原则。1993年，纳尔逊·曼德拉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题为“南非未来的外交政策”的文章，系统地阐述了新南非外交政策的指导原则。文章指出，人权问题是国际关系的中心问题，必须通过在世界范围内推进民主来解决人类问题。[48]此后，尊重并推进人权和民主成为1994年后南非历届政府所坚持的基本的外交政策指导原则。这与非国大反对种族隔离制度、追求种族平等的斗争密切相连。然而，与政府阐述的这种外交政策指导原则相比，在外交实践中南非并没有严格遵守这一原则的指导。一方面，南非选择了与一些在西方国家看来存在人权问题的国家建立并发展了外交关系；另一方面，面对存在严重践踏人权情况的国家，南非并没有发出强有力的声音，也没有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正是外交实践与原则的脱节，导致南非外交呈现诸多模糊性的特征，并且在外交实践中往往缺乏一致性和连贯性。[49]例如，南非对中东地区的政策便与针对津巴布韦的“静悄悄”外交政策有着明显的差异。[50]此外，也有学者对南非外交政策实践中表现出模糊性与不连贯性等特征的原因与后果进行了分析。[51]加拿大达尔豪斯大学从事国际发展研究的布莱克（David R.Black）与南非金山大学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霍恩斯比（David J.Hornsby）副教授主编《南非外交政策：身份、意图和方向》一书，从南非作为中等强国的身份视角出发，分析了后种族隔离时代南非遵循的外交原则和规范，并在实践层面系统梳理和阐述了南非与日本、中国、巴西、伊朗、英国的双边关系。[52]
（三）现有研究的不足
通过文献梳理和归纳总结国内外南非问题研究学者的观点不难发现，国内学界对新南非对外关系的研究涉及南非对外关系的大多数方面。但是，由于研究资料所限以及缺乏长期跟踪研究，研究视角比较单一且缺乏连贯性；对新南非外交的支持和肯定远远超过对其政策的批评和反思。大部分学者只关注南非某项具体的外交政策或者某一历史阶段下的具体双边关系，缺乏从理论角度和战略高度对这些关系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深入分析。历史描述远远超过理论阐释，虽然全面却缺乏深刻。
国外学者对南非对外关系的研究比较充分，几乎涉及南非对外关系的方方面面。无论是对南非多边主义外交的研究，还是对南非对外政策原则的分析，大部分学者都是以问题为导向，而且对南非外交的批评之声较多。这与国内学者的评价有着巨大差异。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学术论文和论文集较多，而系统研究的专著较少；对1994年之后南非对外关系的整体性和系统性研究不足；对南非外交中某些具体问题的解释往往局限于国内政治经济视角，而没有对国际体系结构的转型给予充分的关注；同时，对观念与身份认知对外交政策的影响也缺乏应有的重视。
无论是国内学者还是国外学者，其研究往往局限于南非某项具体的外交政策，对南非的大战略缺乏宏观思考。国内学者重点关注的是南非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双边关系，而非南非本身的对外战略。虽然有学者对南非的地区大国地位和中等强国地位进行了分析，但是并没有把南非在非洲大陆的优势地位和在全球层次影响力的发挥进行结合。本书试图通过运用国际关系理论特别是新古典现实主义，对新南非寻求大国地位的外交战略进行系统分析，以弥补这方面研究的不足。
三 理论分析框架、概念说明与研究方法
（一）理论分析框架
是什么因素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对国家国际行为的研究产生了理论上的争鸣、探索和分野，同时也带来了外交政策理论的建构和发展。新现实主义理论大师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Waltz）认为，无政府结构决定了国家通过自助或者结盟的方式追求生存和安全，而不论国家的性质如何。因此，新现实主义所解释的对象是，不同国家在体系中的位置大致相当时为何具有相似的行为，以及由此反复出现的国际结果（如战争和均势）。[53]在新现实主义理论视角下，国家作为单元层次的变量被“黑箱化”，即国家不管性质和类型如何，在无政府结构原则下都会被“社会化”，从而采取相似的国际行为。虽然新现实主义作为一种简约的理论研究路径，有助于理解国际政治中反复出现的国家行为模式，但对不同国家或者同一国家在不同条件下的不同行为模式却没有给予充分的说明和解释。对后一问题的解答，新现实主义以自身为“国际政治理论”而不是“外交政策理论”的借口，而予以回避了。
随着冷战后国际政治的深刻转型，尤其是美国单极主导地位的确立、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以及国际体系力量对比长期失衡等重大现象的存在，立足体系层次的国际政治理论由于视国家为不可分割的单一行为体而无法对国家的对外行为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集体性“解释失灵”。[54]在此背景下，国际政治出现了由体系层次向单元层次回落的研究转向，通过将新现实主义的结构要素与古典现实主义的国家要素相结合，现实主义传统中产生了新的理论分支——新古典现实主义。
新古典现实主义承认新现实主义的基本假定，即国际体系存在无政府性、国家是国际政治中最重要的行为体、生存和安全是国家的首要目标、结构是由国家实力分布所决定的。但与此同时，新古典现实主义也认识到了新现实主义理论模型所存在的缺陷：第一，国家领导人并不总是正确感知体系的刺激。第二，国际体系并不总是发出关于威胁和机遇的明确信号。第三，领导人并不总是对体系刺激做出理性反应。第四，由于国内政治/经济环境的制约，各国无法总是有效应对体系指令所需的方式汲取或动员国内资源。[55]因此，新古典现实主义将国家引入分析框架，认为单元层次的变量制约或促进了所有类型国家（既包括大国也包括小国）应对体系结构的能力。[56]在新古典现实主义看来，一国外交政策的范围和目标首先是受到该国相对物质力量驱动的。但权力地位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是间接和复杂的，因为体系压力必须通过单元层次的中介变量，如决策者的认知和国家结构，进行传导。[57]因此，新古典现实主义实质上是通过在现实主义分析中“找回国家”来改进新现实主义的外部决定论内核。政策选择不再被认为是体系刺激的直接后果；相反，体系的刺激要经过国家这个棱镜，在独特的国内政治环境中加以认知和应对。[58]
本书遵循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分析框架，研究种族隔离制度结束后南非的对外战略，因此属于特定历史时代背景下特定国家的对外战略研究。冷战结束后的国际体系结构和非洲地区结构为南非追求大国地位的战略行为提供了基本的外部环境，但南非对外政策的选择和范围也受到领导人认知等国内政治因素的过滤和制约。如新古典现实主义所阐述的，领导人的计算和认知可能阻碍对外部环境变化做出一种及时、客观、有效的反应或者政策调整。此外，领导人在决定和执行大战略时，几乎总会遇到两个层面的制约：一方面，他们必须对外部环境做出反应；但是另一方面也必须通过现存的制度从国内汲取和动员资源，并得到关键的利益攸关方的支持。[59]因此，在权力结构对国家对外行为发挥影响的过程中，决策者的认知作为中介变量发挥着独特作用。
具体到南非的对外战略，本书以新古典现实主义为理论框架，分析两种结构变迁：一是南非所面临的国际体系和地区体系结构变迁，以及这种变迁对南非对外行为的影响；二是南非自身国内政治结构变迁对体系结构所发挥的过滤作用。前者决定了南非对大国地位的战略追求，后者则影响了后种族隔离时代南非的对外政策选择。
种族隔离制度结束后，南非国内政治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传统的少数白人执政集团被非国大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所取代，其表现形式为非国大、南非工会大会和南非共产党所组成的三方联盟。三方联盟系左翼性质的战略联盟，强调进步国际主义和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归属，追求建立一个民主、公平、公正的全球治理体系；在区域层面，则强调南非与非洲命运相连、荣辱与共，追求建立一个和平、稳定、繁荣的非洲大陆。无论是在全球层面追求建立公平公正的全球治理体系，还是在区域层面追求建立和平稳定繁荣的非洲地区秩序，都是南非追求大国地位外交战略的具体体现。这一战略追求的根本动力是由南非在全球和非洲区域层面的相对实力地位所决定的。为追求和拓展影响力，新南非确立了“非洲中心主义”的外交原则，即在对外交往中以非洲为中心和首要：一方面，注重发展与非洲国家的关系，以区域大国的姿态向非洲区域秩序重塑提供公共产品，争取非洲国家对其作为区域领导国家的认同；另一方面，在全球层面，强调自身为非洲大陆的领导和代表，在多边国际舞台积极推动“非洲议程”，维护非洲国家利益，提高非洲在全球体系中的影响力。
（二）概念说明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新南非的外交战略。寻求大国地位是新南非外交战略的核心内容。本书涉及后种族隔离时代、大国地位等几个相关概念。
1.后种族隔离时代
1994年4月，南非举行多种族民主大选，5月曼德拉上台执政，成为南非历史上首位经民主选举产生的黑人总统。因此，1994年在南非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标志着新南非的诞生。学界往往以1994年为关键节点，在此之前的南非与种族隔离政权、白人统治、少数人统治、国民党政府、旧南非等术语相联系。1994年曼德拉上台执政后，学界对南非的称呼往往有新南非、民主南非、非国大政府治下的南非等。1994年之前，南非在白人统治下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实施种族隔离的政策和制度，实施种族隔离制度的这段历史被称为种族隔离时期。1994年，与民主转型相一致，南非废除了种族隔离政策和制度，建立了确保种族平等的法律制度安排。因此，1994年之后的南非历史通常被称为“后种族隔离时代”。本书以“后种族隔离时代南非对外战略”作为研究主题，从时限上讲是指1994年至今的历史。自1994年以来南非已举行过六次民主大选，政治权力一直牢牢掌握在非国大手中，这是新南非外交战略保持连续性的重要保证。因此，从根本上讲，新南非的外交战略也就是非国大政府所采取的外交战略。
2.大国地位
何谓大国？学术界并不存在一致的界定。马丁·怀特（Martin Wight）认为，从历史角度更容易找到答案。办法与其说是界定大国，不如列举任何一个时期的大国，因为人们对于存在的大国总是会有广泛的共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它们是美国、俄国、英国、法国和中国。1939年，它们是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国和日本。1914年，它们是英国、法国、德国、奥匈帝国、俄国、意大利、美国和日本。1815年，它们是英国、俄国、奥地利、普鲁士和法国。[60]同时，怀特认为，对于大国不能仅从其实力大小或实力的构成（如领土、人口、国民生产总值、军事能力等）来看待，还必须根据它与国家体系整体的关系做出判断。在此基础上，他指出，大国指具有普遍利益的国家，即它拥有同国家体系本身一样广泛的利益，这在今天意味着世界范围的利益。[61]
随着时代的演变和理论研究的发展，“中等强国”和“新兴大国”逐渐成为国际政治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有助于进一步厘清不同类型的大国。根据国际力量、能力和影响力衡量，“中等强国”既非大国，亦非小国，其偏好是追求世界体系的稳定和凝聚力。[62]虽然在“中等强国”划分标准上存在分歧，但是学者们存在一个共识，即像澳大利亚、加拿大、挪威和瑞典这样的国家属于“中等强国”。“中等强国”这一国家类别主要不是根据其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而是根据其外交政策行为所确定的。这些国家践行多边主义原则，支持以多边主义方式解决国际问题，主张利用多边渠道和制度解决国际冲突。因此“中等强国”没有对全球现状造成威胁和挑战，而是世界秩序的维护者和稳定者。从这种意义上讲，“中等强国”属于现状国。基于以上“中等强国”的界定和分析，有学者将南非也视为“中等强国”。[63]后种族隔离时代，南非对多边主义外交的追求，是将南非划分为“中等强国”范畴的重要原因。
在金砖国家由概念演变成实体的背景下，“新兴大国”日益成为国际政治研究的重要对象。安德烈·赫利尔（Andrew Hurrell）基于金砖国家对“新兴大国”的特点进行了归纳和总结：“一是所有的新兴大国都拥有权力，无论是军事权力、经济权力，还是政治权力，并且拥有为塑造国际秩序（全球或地区）做出贡献的某种能力。二是新兴大国具有某种程度的内部凝聚力和采取有效国家行动的能力。三是这些国家相信可以在世界事务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四是这些国家都认为自身处于世界体系的边缘地位，或者至少是在美国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或联盟体系之外。”[64]赫尔南·戈麦斯（H.F.Gómez Bruera）也将新兴大国的特点概括为四个方面：“第一，有能力影响国际秩序；第二，具备强大的国际身份；第三，因对世界秩序现状不满而具有修正主义倾向；第四，有能力施加地区领导。”[65]通过以上界定可以发现，“新兴大国”与“中等强国”的一个重大区别是，“新兴大国”主张推动世界秩序转型，而“中等强国”（如澳大利亚、加拿大、韩国等）则支持美国及其盟友主导的全球体系。而且与传统的“中等强国”相比，“新兴大国”有潜力成为规则制定者。[66]
从南非的角度看，在种族隔离制度结束后第一个十年，很多学者将其界定为“中等强国”，这是因为南非外交表现出了强烈的多边主义偏好。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南非充分利用国际体系结构变化所带来的机遇，加入二十国集团和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转型。南非外交呈现了某种程度的“反西方”色彩，很多学者由此断定，南非不应再被划入“中等强国”行列，而应界定为“新兴大国”。[67]当然，南非属于“新兴大国”行列，更多是从相对意义上而言，毕竟它不具备像中国、印度这样规模巨大的“新兴大国”所具有的领土、人口和经济实力。不过，舒运国教授也指出，南非国土面积为122万平方公里，相当于荷兰、比利时、意大利、法国和德国五国面积之和。另外，南非自然资源丰富，经济经过多年发展已经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在非洲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68]因此，南非首先是一个非洲地区性大国。同时，南非积极追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具有非常明显的大国抱负和追求，当前也是二十国集团和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成员，因此从全球层面看可将其视为“新兴大国”。
经上述对大国、中等强国和新兴大国概念的说明和特点的分析，本书所指南非对大国地位的追求可分两个层面来看待：一是在区域层面，南非试图成为非洲的领导国。南非是非洲的区域大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与其他非洲国家相比具有明显的优势。但是谋求成为非洲区域的领导国也非易事，一方面需要面对来自其他非洲区域大国如尼日利亚等的竞争，另一方面也需要应对英国、法国、美国等传统西方大国的挑战。南非对大国地位的战略追求，首要的是维护其非洲区域大国的地位，争取在非洲事务和非洲区域治理中发挥领导作用，同时争取国际社会对其非洲领导国地位的认同。这也是南非在全球层面发挥影响力的重要基础。二是在全球层面，南非以非洲大陆的代表自居，谋求在全球治理领域发挥影响和领导作用。争取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南非的一贯战略追求。在安理会这一传统的大国俱乐部之外，南非积极谋求组建大国俱乐部（如印度-巴西-南非三方对话论坛），或者加入新兴的大国集团（如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再或者在具体的全球治理问题领域加强与志同道合的大国进行战略协调与合作（如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基础四国集团）。加入大国俱乐部是彰显大国地位和影响力的一种体现。南非追求成为全球层次的大国并不是谋求成为强权，而是要通过大国协调推动全球治理体系转型和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使重塑中的国际秩序能够更好地维护非洲以及更为广泛的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南非追求大国地位，并不仅仅是谋求获取全球性影响力，更重要的是获取推动世界秩序变革的能力。总之，区域和全球两个层面的大国地位战略追求，是相互联系、密切配合的，充当非洲区域领导国角色是在全球层面发挥影响力的基础；在全球层面影响力的发挥有助于使非洲问题的解决符合南非的偏好和预期，也有助于巩固其在非洲的地位和领导力。这两个层面的大国地位战略追求构成了后种族隔离时代南非对外战略的核心。
3.外交战略
“战略”一词在古代一直是军事术语，直到近代，这一术语才被引入政治科学领域。在现代社会，“战略”这一军事术语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且由此产生了一系列与战略相关的全新概念，诸如政治战略、经济战略、科技战略、文化战略、教育战略乃至社会发展战略、全球战略等。其中仅仅与外交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就有国家战略、国际战略、外交战略和地缘战略。[69]所谓外交战略，主要是指外交实体（其中主要是主权国家）在一定时期内所形成的有关外交活动的战略构想。具体地说，给外交战略所下的较为完整的定义应当是：外交实体尤其是主权国家对其自身外交基本问题的把握和据此所制定的自身进行外交活动的总体规划。[70]
新南非追求大国地位的外交战略至少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涵：第一，确保其在非洲大陆特别是南部非洲地区的优势地位，积极追求在非洲大陆发挥领导作用，充当地区领导国，并得到地区和国际社会的认可和支持。第二，在全球层次努力加入大国俱乐部，并按其偏好塑造国际体系的发展路径，在具体问题领域试图发挥关键或核心作用。第三，妥善处理与全球霸权的关系以在追求大国地位的过程中充分利用霸权，尽可能降低全球霸权对其外交战略实施所带来的阻力，同时借助美国主导的西方霸权发挥南北桥梁建设者作用。第四，奉行多边主义，充分利用多边舞台发挥和拓展影响力，通过推动多边治理体系转型来维护自身和非洲大陆的利益。以上四个方面是南非以非洲为依托寻求大国地位外交战略的基本内涵，基于以上战略，到2025年南非寻求将自身塑造为国际社会中成功的、富有影响力的一员。[71]本书也将尝试从以上四个方面对后种族隔离时代南非寻求大国地位的外交战略进行研究。
（三）研究方法
本书主要采用历史分析、案例分析、调查研究三种研究方法。
1.历史分析法
历史分析方法是指“以历史事实，包括人物行为、历史事件、历史关系作为素材，进行分析、加工并运用到一定的理论分析框架中，得出作者观点或者看法的方法”。[72]本书主要分析1994年后新南非寻求大国地位的外交战略。涉及的历史主要是1994年至今，但是对于种族隔离时期南非对外关系中的重大历史事件也会有所提及。根据已知事实，总结南非在后种族隔离时代寻求大国地位的外交战略的基本经验，并且通过历史事实分析其战略手段的实施效果，总结南非在寻求大国地位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基本挑战。
2.案例分析法
案例分析法的特点是只研究某一具体的事件，根据对事件的详细分析得出某种结论，既可以是特殊性结论，亦可以是普遍性结论。本文选择20世纪90年代的尼日利亚危机和莱索托危机两个案例来分析南非是如何通过处理非洲大陆的危机事件来巩固其非洲国家身份认知的。国家身份界定国家利益从而决定国家行为。非国大执政后新南非确立了两种基本的身份认知：民主人权国家和非洲国家。但是这两种身份认知在具体的外交实践中有时难免会产生冲突。对尼日利亚危机和莱索托危机的应对便引发了南非的身份认知冲突。通过对这些危机的处理，南非在面临选择的困境时，更加坚定了其非洲国家身份的认知。虽然民主和人权仍然是南非外交政策的指导原则，“非洲团结”却成为对外行为的优先选择。面对身份冲突，非洲国家身份认知最终占据上风，并深刻地影响了南非对外行为的方式。
3.调查的研究方法
调查的方法主要包括专家调查、民意调查和实地调查三种。其中专家调查法最适合国际关系研究。笔者利用在南非访学、考察的机会，收集了大量南非外交政策的一手资料，同时对南非金山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吉尔伯特·卡迪戈拉（Gilbert Khadiagala）、南非金山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加斯·谢尔顿（Garth Shelton）教授、南非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伊丽莎白·斯蒂洛普劳斯（Elizabeth Sidiropoulos）、南非姆贝基非洲领导力研究所研究员谭哲理（Tembe Paul）、南非全球对话研究所研究员皮拉尼（Philani Mthembu）等专家学者以及南非公共广播公司等媒体的记者进行了采访。这些专家学者以及相关研究人员等对南非外交政策具有深刻的洞察力。通过访谈交流可以洞悉南非对外关系中的具体历史事件，同时能够更好地把握和理解南非寻求大国地位的外交战略以及这一战略的发展和演变趋势。
四 框架结构和主要观点
本书的分析起点是南非的国内政治变迁与冷战后的国际政治现实，这构成了新南非制定外交战略的宏观背景。根据自身所处的地区和国际环境，新南非确立了追求大国地位的外交战略。本书在对背景因素阐述的基础上，在地区和全球两个层次系统分析了新南非追求大国地位的外交战略实践。
（一）框架结构
本书由导论、正文部分和结论构成。导论部分提出主要研究的问题——新南非为何以及如何寻求大国地位的外交战略，并从理论与现实两个方面阐述选题的意义。导论部分对关于南非外交的既往文献进行了系统梳理，在充分肯定前人学术贡献的基础上总结了其研究不足之处。最后，在导论部分对后种族隔离时代、大国地位以及外交战略等概念进行了学术界定，并对本书运用的研究方法进行了说明。
本书正文部分包括六章，相互之间的逻辑关系如下。
第一章是“政治变迁与南非的外交战略”。本章从政治变迁的角度阐述非国大上台之后南非外交战略的转型，同时从泛非主义、南南合作与南北对话三个方面管窥新南非追求大国地位的战略抱负。南非的政治转型是理解后种族隔离时代南非对外战略的基础和前提。本章首先分析南非的民主转型及其所导致的基本后果——非国大确立在国内政治格局中的主导地位。对新南非任何外交政策及其战略的分析都离不开非国大的基本意识形态、观念认知及其身份认同。其次是总结概括非国大在种族隔离时代的斗争实践中所形成的基本理念和外交哲学。在整个种族隔离时代，非国大为之奋斗的便是争取南非所有公民的平等、民主、自由及人权。在反对种族隔离政权的过程中，非国大得到了众多非洲国家的大力支持，而且正是依靠这些非洲国家才形成了对种族隔离政权的有效孤立。因此，在种族隔离时代的斗争实践中非国大塑造了两种最基本的身份认知：民主人权国家和非洲国家。非国大的斗争实践为新南非对自身国家身份的界定奠定了基础。最后在新的国家身份认知下，非国大塑造了南非新政府的基本世界观。在新的国家身份认知背景下，非国大强调要把非洲大陆作为其外交政策的中心，并在促进非洲经济发展与安全建设中发挥领导作用；同时，以发展中国家自居，竭力维护广大南方国家的利益；利用与北方国家的政治与经济联系以及自身的南方国家身份充当南北对话的桥梁建设者角色。这些基本的世界观反映了南非积极寻求大国地位的意图。
第二章是“新南非外交面临的国际与地区背景”。本章主要分析冷战结束后国际体系的基本现状及其发展趋势、非洲大陆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国际和地区因素如何为南非寻求大国地位的外交战略提供了可能性。本章首先分析冷战结束后美国单极霸权的特点和冷战后的美国对非政策。冷战结束后所形成的美国单极霸权成为南非寻求大国地位外交战略所面临的首要外部因素，而美国对非政策的调整也是南非确立外交战略时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其次分析冷战结束后国际体系的第二个结构性特征，即欧洲一体化和新兴大国崛起所导致的多极化趋势。冷战结束后，欧盟和新兴大国都加强了对非洲外交力度，这构成了南非确立外交战略的外部影响因素。最后阐述冷战后非洲大陆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冷战结束后，非洲大陆处于日益边缘化的地位，但是21世纪以来非洲较快的经济发展、大国对非洲的关注使非洲的地位有所提升。这种基本的地区情势使地区大国可以大有作为。国际和地区背景为南非确立寻求大国地位的外交战略提供了可能性，但同时也施加了限制性条件。
第三章为“南非与非洲：战略依托与引领作用”。本章从观念认知与公共产品供给的角度分析新南非如何利用其在非洲大陆，尤其是在南部非洲地区的优势地位来确保作为地区大国的合法性。以自身实力为基础向非洲尤其是南部非洲地区提供公共产品，不仅是南非巩固其地区大国地位的重要手段，而且是其在全球层次发挥影响力的战略依托。南非本身是非洲大陆的地区性大国，因此继续维持其地区大国地位是在全球层次获取影响力的基本保障。与种族隔离时代的白人政权不同，新南非并没有利用其优势地位对邻国采取单边主义和黩武主义的政策。恰恰相反，新南非在非洲国家身份认同的指引下，通过向地区提供公共产品的方式来谋求其地区大国地位的合法性，并利用地区大国地位积极寻求在全球层次的影响力。非国大通过反种族隔离斗争所形成的两种基本国家身份认知及其所衍生的基本外交原则存在潜在的冲突。民主人权原则与非洲国家团结原则之间的基本矛盾是多数非洲国家的制度安排并不符合南非所界定的民主人权原则。通过对尼日利亚危机和莱索托危机的反应，南非逐渐由强调民主人权原则转向非洲团结压倒一切。在非洲国家形象和非洲团结原则指导下，南非积极利用自身的实力地位为地区发展提供公共产品。本章剩余部分主要从公共产品供给的角度分析南非分别在地区制度建设、地区政治经济发展和地区安全建设等方面所发挥的领导作用。在以上领域提供公共产品不仅是地区大国承担责任的一种体现，而且是在全球层次寻求大国地位，并且谋求域内外国家认同的重要保障与基础。通过在以上三个方面提供公共产品并发挥领导作用，南非逐步将非洲大陆打造成为其追求大国地位外交战略的核心依托。
第四章以“南非与西方霸权：对美欧实用主义外交”为主题分析南非追求大国地位外交战略的另一个重要支柱，即借助与美欧传统伙伴之间的政治、经济和外交关系来提高其在地区和全球层次的影响力。首先，非国大对美欧国家态度的转变为新南非发展与美欧国家关系奠定了观念基础。非国大是新南非的执政党，是南非新政府外交政策和战略的主导者。非国大对西方大国的认知和态度对新南非制定对西方外交政策具有重要影响。伴随着种族隔离制度的结束，非国大对西方大国的态度逐渐由怀疑转变为合作。其次，在观念转变基础上，新南非主要通过借助与美欧传统伙伴之间良好的政治和外交关系来提高自身的经济实力。鉴于美欧国家在市场、资本、援助、技术等方面的优势，新南非将美欧国家视为其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增强自身经济实力的重要依靠对象。最后，因在民主人权等价值观上与西方存在广泛的一致性，新南非积极利用这种独特的优势以获得美国和欧盟对其发挥南北桥梁建设者作用的支持。本章以南非所积极倡导的“非洲议程”作为案例进行分析。虽然南非借助美欧国家力量追求大国地位的外交战略取得了巨大成效，但是南非本身的战略导向与美国主导的西方霸权存在基本矛盾，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新南非借助美欧国家力量追求大国地位的外交战略构成了制约。
第五章以“南非与新兴大国：合作互助实现崛起”为主题，阐述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名成员，南非是如何通过处理与新兴大国的关系来提高其国际地位的。本章首先分析南非决策精英对新兴大国崛起的基本认知和态度。在这一基本认知前提下，南非将新兴大国崛起视为积极进步性力量，并认为会为南非的发展带来机遇，从而强化了与新兴大国之间的政治外交联系。政治外交关系的强化为南非与新兴大国在经贸和战略领域进行合作奠定了基础。其次分析南非如何利用新兴大国较为迅速的经济发展来追求自身的经济收益。同时，新兴大国较为迅速的经济发展是因为贯彻执行了比较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模式，在此方面，南非为促进自身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可以进行借鉴和学习。而以上方面的合作和学习可以提高南非的经济实力。最后分析南非如何与新兴大国进行合作推动国际体系转型、共同实现崛起。南非主要通过双边和多边互动的方式加强与新兴大国（主要是金砖国家）之间的合作，一方面是寻求新兴大国对南非所倡导的“非洲议程”的支持，这是南南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是利用新兴大国的集体努力来推动国际制度改革，以改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不利地位。这两个方面都有助于提高南非在地区和全球层次的影响力。
第六章以“南非与多边国际制度：彰显影响力的重要平台”为主题，分析南非是如何通过多边外交和参与国际制度建设来提高自身影响力的。本章的核心假设是，南非以“非洲议程”作为参与多边国际制度建设的话语表述，旨在利用多边国际制度推动实现“非洲议程”，以巩固和提高南非在非洲大陆的地位和领导力；同时，高举“非洲议程”的旗帜，也可以提高南非在多边国际制度建设特别是在大国参与的国际政治集团中的合法性和影响力。本章以南非参与联合国安理会和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作为案例，对南非依托“非洲议程”追求影响力的战略逻辑进行了深入和系统的分析。
最后是本书的结论。南非依靠在非洲大陆的优势地位并借助其他大国（美欧大国和新兴大国）和多边国际制度的力量在地区和全球层次的影响力不断提升，这构成了新南非追求大国地位外交战略的基本内容。然而，当前南非也面临着严峻的发展问题，非国大的执政地位有所削弱，两极分化导致的社会裂痕不断加深，这些因素都对南非追求大国地位的外交战略形成掣肘。通过改革促进国内经济可持续发展，巩固非国大的执政地位，不断提高国家实力，依然是南非未来提高国际影响力的基础和保障。
（二）主要观点
本书并不寻求对后种族隔离时代南非对外关系的所有方面进行全面梳理和阐述，而是集中运用国际关系理论特别是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框架分析新南非追求大国地位的外交战略。本书的主要观点如下。
第一，南非追求大国地位的外交战略与行为从根本上讲是其在非洲大陆，尤其是在南部非洲地区显著的实力优势地位决定的。非国大因反种族隔离斗争而获取的巨大道德影响力，作为软实力的构成要素之一进一步提升了南非的实力地位。正是南非在地区的优势地位和道德影响力为其在地区层次发挥领导作用、在全球层次发挥国际影响力提供了机遇和基本动力。正如因实力弱小，莱索托、斯威士兰等非洲小国从不会产生追求大国地位的动机与行为一样，自身的国家实力和在非洲大陆的相对优势地位才是决定南非对大国地位战略追求的根本。
第二，政治变迁导致了南非对自身国家身份的重新界定，国家身份认知的变化导致南非与地区和域外国家之间关系的互动模式发生了变化。虽然南非的实力地位为其追求大国地位提供了基本动力，但无法解释南非运用自身实力的方式所发生的变化。在种族隔离时代，南非白人政权运用自身的优势地位对邻国采取扰乱政策，导致邻国遭受巨大的物质损失与人员伤亡。在后种族隔离时代，非国大政府把新南非确定为非洲国家，运用自身实力维护非洲大陆的安全、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新南非与地区各国的实力对比在此前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但其对外行为发生了深刻变化。这是非国大的观念与对国家身份的界定和种族隔离政权截然不同所导致的。
第三，南非追求大国地位的战略依托来自非洲。种族隔离制度被废除之后，南非与地区国家之间的关系由相互敌对转变为相互依赖。在此基础之上，南非积极利用自身实力促进非洲大陆的发展，不仅是利用非洲大陆市场为南非经济发展谋求利益，更重要的是试图通过向地区提供公共产品的方式来取得域内外国家对南非在非洲大陆所发挥领导作用的认同。同时，南非充分利用在非洲大陆的领导作用积极发挥在全球层次的影响力，而这种影响力的发挥同样离不开非洲国家的支持。
第四，国家身份认知与国家利益决定着南非对美欧西方国家的政策倾向。南非虽然在民主与人权等价值观方面与美国主导的西方世界存在某些一致，然而其非洲国家形象的认知与此存在潜在的矛盾与冲突。“非洲团结”要求南非把反对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等作为其话语政治的一部分，然而，南非经济的发展又离不开美国和欧洲的投资、援助与贸易，南非发挥地区领导作用亦离不开美国和欧洲大国的支持，至少需竭力避免美欧国家的阻挠。因此，南非对美欧国家的政策和战略存在话语政治掩盖下强烈的经济中心主义倾向。
第五，国际体系的结构变迁为南非寻求大国地位提供了新的机遇。新兴大国的崛起正在改变国际体系的结构，而结构变迁在两个方面塑造着南非的行为。一方面，南非加强了与新兴大国之间的双边关系，以谋求自身和非洲大陆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南非积极谋求组建和加入新兴大国俱乐部，并利用新兴大国集团推动国际体系转型和塑造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被接纳为新兴大国集团俱乐部成员也是南非大国地位的一种彰显。
[1] 杨立华、葛佶、何丽儿、舒展、贺文萍等：《正在发生划时代变革的国度：南非政治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第2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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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沐涛教授把后种族隔离时代南非的对外关系称为“全面外交”，以与白人统治时期旧南非的“片面外交”相区别。参见沐涛《南非对外关系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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