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绪论
选本批评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一种独特的批评方式，尤其是明清以后选评结合的批评方式，是一种介于理论和创作之间的形态，较之单纯的理论阐述，可能不够系统、完整，但更为丰富、细致。较之单纯的创作实践，可能不够直接、深入，但更为直观、理性。由于其中渗透着编选者的价值判断和审美态度，选本实际上参与了文学理论、文学接受以及文学批评的建构。“选本不仅以直观的形式标定了诗人的分量、品第和代表作，其入选之作更直接影响到一般读者的阅读，对整个社会的接受意向产生决定性的塑造。”[1]选本这种优秀的示范性和广泛的传播性，使其在古代文论的建构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和作用，甚至可以说，与其他批评形式相比，选本具有更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本书以明清时期的古诗选本为主线，致力于结合诗话、序跋、尺牍等其他诗学文献，将古诗选本置于时代诗学思潮发展的大背景下，勾勒选本参与诗学理论建构的过程及演变。
一 古诗选本概述
古诗，在中国古代文体论中有两个概念。一个是指相对于近体诗而言的一种诗体，即古体诗，它既包括近体诗格律尚未形成之前的诗作，也包括近体诗格律已经形成，但并不遵从其格律，或有意摹仿唐以前诗歌形式而写成的那部分诗作；另一个概念则是专指唐以前的诗作。本书所说的古诗选本，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是指以唐前诗歌为编选对象的选本，如徐陵编选的《玉台新咏》，明代钟惺、谭元春编选的《古诗归》，清代沈德潜编选的《古诗源》等。但有些古诗选本虽然以唐前诗歌为主，所选范围又不止于唐前，还包括唐以后的诗歌，如明代李攀龙编选的《古今诗删》，除唐前古诗外，还选录了唐和明两代古诗。又如清代王士禛编选的《五言古诗选》，除唐前古诗外，还选录了唐代陈子昂、张九龄、李白、韦应物及柳宗元等5人的五言古诗。这样的古诗选本，虽非本书所说严格意义上的古诗选本，但一则所选主要以唐前古诗为主；二则这些古诗选本所反映的编选者关于古诗的理论主张和审美倾向，对于我们理解特定时期的文学思潮、文学流派，以及文学理论的丰富性都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故亦不能将之排除在研究视野之外。
说到选本，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诗经》。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对后世选本的示范意义是不可低估的，但从汉代以来，《诗经》就被尊奉为“经”，相较于其他诗歌，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历代对《诗经》的研究也已蔚为大观。又有《楚辞》，是先秦至汉初人用楚地诗歌形式写成的诗歌总称，自《隋书·经籍志》集部以其别为一门，历代因之，遂逐渐被视为区别于其他诗赋的一种独立文体，对其研究也自成体系，后代的古诗选本亦很少将《诗经》和《楚辞》中的作品作为古诗选入，[2]故二者不属于本书的研究对象。
选本的出现，一般以挚虞的《文章流别集》为重要标志，如《隋书·经籍志》以其为“总集”之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曰：“三百篇既列为经，王逸所裒又仅《楚辞》一家，故体例所成，以挚虞《流别》为始。”[3]从《文章流别集》的现存残文看，此书涉及的文体有颂、赋、诗、七、箴、诔等，挚虞对各种文体的源流、功能、特色及选文标准都做了阐述。可见从挚虞开始，选本就具有文学批评的作用。
从《隋书·经籍志》的著录来看，六朝时期的古诗选本也为数不少，如谢灵运撰《诗集》《诗集钞》《诗英》；宋侍中张敷、袁淑补谢灵运《诗集》；颜峻撰《诗集》；宋明帝撰《诗集》；江邃撰《杂诗》；宋太子洗马刘和注《杂诗》《二晋杂诗》；荀绰《古今五言诗美文》《诗钞》《今诗英》《六代诗集钞》；谢朏《杂言诗钞》；萧统《古今诗苑英华》；徐陵《玉台新咏》《诗缵》《众诗英华》《诗类》等。但完整保存到现在的只有萧统的《文选》和徐陵的《玉台新咏》。二书先后而出，但表现的是完全不同的文学观念。在序文中，前者强调“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4]后者则“惟属意于新诗……撰录艳歌”；[5]在典范作家的选择上，前者以陆机为冠，后者则以沈约为首。[6]同样是沈约的诗，二书所选风格亦不同，《文选》选录的是其较为严肃的作品，《玉台新咏》则多选艳情诗，相同之作仅《咏月》一首。[7]“萧统的文学思想，主要属于涂饰了齐梁色彩的儒家体系。《文选序》的前半，沿袭《诗大序》中言志抒情的基本观点，注意到了作品的社会功能，要求它们具有真实的思想感情。在美学标准上，他主张兼重文质。”[8]《文选》所倡导的“丽而不浮，典而不野”[9]的文风，是梁代中期文学复古思潮的一个反映，对于前此永明作家所倡导的清丽文风及其余波流蕴，萧统是有所不满的，所以他倡言古体，意欲恢复太康、元嘉之风，以纠正永明诗风的偏颇。[10]而《玉台新咏》所倡导的宫体诗则是永明诗风的继续和发展，较之永明诗风，它“转拘声韵，弥尚丽靡”，[11]即“比永明作家更重视诗文的声律对偶”[12]，“更重视描写的具体化和文字的华丽”，[13]《玉台新咏》所倡导的绮艳诗风，正与梁代中后期所盛行的“好为新变，不拘旧体”[14]的文学风尚相一致。徐陵等人以之来扩大宫体诗的影响，“从深层的意义来说，《玉台新咏》是萧纲一派诗人为反对过去‘陈腐’诗风，宣扬自己的文学观念而编选的一部示范性的诗集”[15]。所谓“过去的‘陈腐’诗风”，也就是萧统所倡导的复古诗风。这两部古诗选本，都是受当时文学风尚影响的产物。
唐代是选本的黄金时期。据陈尚君《唐人编选诗歌总集叙录》所考，唐人选唐诗即有137种之多。相对于唐人选唐诗的盛况，古诗选本则处于一种比较沉寂的状态。唐人将他们大部分的才华和注意力投入对律诗的关注和创作中，一部《文选》，作为典范也足以满足唐人对古诗的需求了，尤其是唐高宗以后，以诗赋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文选》作为当时士人学习诗文的主要范本，遂逐渐上升到了科举教科书的地位。唐代“文选学”[16]兴盛，现存最早、影响最大的当属唐高宗时代的李善注本，其后又有唐玄宗时代的五臣注本。此外，据现藏在日本的旧抄本《文选集注》，唐代还出现过陆善经等人的注本。虽然除了李善和五臣注外，其他各家注本多已散佚，但当时《文选》研究的盛况于此可见一斑。对《文选》一书的重视，至北宋前期达于极盛，陆游《老学庵笔记》中还记载了“《文选》烂，秀才半”这样的谚语，可见当时《文选》对于科举考试的重要性。王安石执政时，以新经学取士，《文选》才不再被视为科举考试的范本，但其在士人中的影响并未因此而完全消失，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今人例谓五言古诗为‘选体’”，[17]士人对《文选》一书的重视可能不如以前，但《文选》所选诗歌经过时间的沉淀而成为五言古诗的代名词，“选体”的特征亦因此成为五言古诗的特征。而一旦上升为一种诗体特征，其对后代古诗所产生的影响，就远较一个古诗选本为大，且这种影响是潜在而深入的。《文选》在北宋以后对诗歌所产生的影响，并未因对《文选》一书注释整理的减少而减弱。我们研究《文选》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往往着眼于历代对《文选》一书本身所做的研究，这种研究盛行于唐代和清代。唐代对《文选》的研究确实起到有助于诗歌创作的作用，有唐一代很少出现新的古诗选本，这应该说是一个主要的原因。而清代的研究则多是从考据、音韵、训诂等角度入手，很少涉及文学自身，因此也就很难说对诗歌创作及批评有具体的影响。就其对文学的影响而言，选体作为一种特定的文体风格对后世五言古诗的影响，以及《文选》作为早期的、影响最大的选本对后世古诗选本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比对《文选》一书的研究所产生的影响为大。以《文选》对后世古诗选本的影响而论，或沿袭其体例、增补其遗漏，或反对其宗旨、批评其不足，明清两代大量出现的古诗选本，许多或隐或显地体现着《文选》的影响。如明代杨慎特别推崇《文选》，并将其未收之诗辑为《选诗外编》《选诗拾遗》，他也推崇李杜，但更推崇的是他们善学选体，他在《升菴诗话》中说：“李太白终始学《选》诗，杜子美好者亦多是效《选》诗，后渐放手，初年甚精细，晚年横逸不可当。”[18]又如明代钟惺、谭元春编选的《古诗归》即以《文选》所选为“板诗、庸诗”，[19]选诗多与之不同。钟惺在《诗归序》中说：“昭明选古诗，人遂以其所选者为古诗，因而名古诗为选体。唐人之古诗曰唐选。呜呼！非惟古诗亡，几并古诗之名而亡之矣”；[20]而清代吴淇的《六朝选诗定论》则专以《文选》所选古诗为评论对象，且以选诗所包括的汉至萧梁为六朝，与我们通常所说的六朝不同。另外，在一些古诗选本序言及凡例中，亦可以明显看到《文选》的影响。
五言古诗微仿昭明《文选》，分为三十三卷。（明臧懋循《诗所·凡例》）
古乐府以郭茂倩、左克明为主，五言古诗以《文选》为主，五、七言近体诗以《唐诗品汇》为主。（明浦南金《诗学正宗·凡例》）
三百在前，难为继起，若叔师之撰序《楚辞》，昭明之编次诗赋，文而不缛，绮而不靡，质任自然而变化各当，学士留意篇章，雅当奉为绳尺也。（清顾大申《诗原序》）
古诗颇见于今，稍稍诵习学者之口，以有昭明《文选》。《文选》所取严，无勿佳者，即所摈，各有旨，然已不乏遗璧。……自《文选》之传也，人不知外此有古诗。（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凡例》）
古体之选，莫昭明若矣。昭明所取严，未免遗珠之叹，况梁以后有未经昭明论定者乎？（翁嵩年《采菽堂古诗选序》）
昔荀绰撰《五言诗美文》，其书不传。而昭明之选，所录五言诗，自汉迄齐、梁甚具，学诗者宗焉。然其中颇杂四言。又公宴、应教诸篇，率多芜杂。予撰汉魏六朝五言诗，视萧选微有异同，至其菁英，鲜阙略矣。（王士禛《五言古诗选·凡例》）
昭明独尚雅音，略于乐府，然措词叙事，乐府为长，兹特补昭明选未及，后之作者，知所区别焉。（沈德潜《古诗源·例言》）
自昭明《文选》专取翰藻，李善选注专诂名象，不问诗人所言何志，而诗教一敝。（沈德潜《古诗源·例言》）
各家在评价古诗时，也时以《文选》为参照，如陈祚明评沈约《早发定山》曰：“颇仿康乐，故知昭明所选惟取高清”，[21]又评其《游沈道士馆》曰：“后半则洒落有致，如此绝不雕饰，乃为昭明所收，谓《文选》取辞华，此旨大谬”，[22]沈德潜评傅玄《杂诗》曰：“清俊是选体，故昭明独收此篇”，[23]诸如此类的评语甚多。可见，《文选》对于后代古诗及古诗选本的影响及于方方面面，没有哪一个选本可与之相提并论。
唐代除了对《文选》所作注释外，主要还有吴兢《乐府古题要解》。宋元古诗选本亦寥寥无几，宋代的古诗选本主要有郭茂倩《乐府诗集》、陈仁子《文选补遗》、唐庚《三谢诗》。元代主要有方回《文选颜鲍谢诗评》、刘履《风雅翼》、左克明《古乐府》，基本上都是对乐府的收集整理及对《文选》诗的再整理。
从明代开始，古诗选本数量较前有大幅度的增长。明代主要的古诗选本多集中在正德、嘉靖、万历和崇祯四朝，其中以嘉靖、万历两朝为最多。正德朝的古诗选本有刘德成编选的《汉魏诗集》，杨慎编选的《五言律祖》和《风雅逸篇》。嘉靖朝的古诗选本有佚名编选的《六朝诗集》，冯惟讷《古诗纪》，浦南金《诗学正宗》，徐献忠《乐府原》和《六朝声偶集》，李攀龙《古今诗删》。万历朝的古诗选本有梅鼎祚编选的《汉魏诗乘》和《古乐苑》，张之象《古诗类苑》，臧懋循《古诗所》，刘一相《诗宿》，钟惺和谭元春编选的《古诗归》，邵一儒《六朝声偶删补》。崇祯朝有曹学佺《石仓历代诗选》和陆时雍《诗镜》。
清代的古诗选本数量较明代又有增长，主要的古诗选本有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吴淇《六朝选诗定论》，王夫之《古诗评选》，王士禛《五言古诗选》，沈德潜《古诗源》，张玉糓《古诗赏析》，王尧衢《古诗解》，金圣叹《古诗解》，李光地《榕村诗选》，刘大櫆《历朝诗约选》，王闿运《八代诗选》，李因笃《汉诗音注》和《汉诗评》，曾国藩《十八家诗钞》，陈沆《诗比兴笺》，顾有孝《乐府英华》，闻人倓《古诗笺》，曹锡宝《古诗约选》，吴汝纶《古诗钞》，吴闿生《古今诗体约选》，成书《多岁堂古诗存》，张琦《宛邻书屋古诗录》（清志作《古诗录》），周贞亮《汉魏六朝诗三百首》，季贞《汉魏诗选》（又作《汉魏六朝诗选》），钮孝恩《汉魏诗钞》，吴汝纶《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选》，胡凤丹《六朝四家全集》，戴明说、范士楫、魏允升同选《历代诗家》，范大士评选、王仲儒同辑《历代诗发》，陆奎勋《八代诗揆》，张守《八代诗淘》，杨逢辰《建安七子集》，卓子堪《三家诗》（又作《合刻曹陶谢三家诗》），姚培谦《陶谢诗集》，钱二白《容与堂汉诗释》（又作《汉诗释》），李兆元《诗笺三种》（分别为苏李诗、古诗十九首、渔洋诗），朱嘉征《诗集广序》和《乐府广》，杜文澜《古谣谚》，朱乾《乐府正义》，曾廷枚《乐府津逮》，庄述祖《汉短箫铙歌曲句解》，陈本礼《汉乐府三歌笺注》和《汉诗统笺》，王先谦《汉铙歌释文笺证》，顾大申《诗原》，邓汉仪《诗观》，吴季长《延陵书塾合璧四卷》（录简文江淹二家诗），费锡璜和沈用济《汉诗说》，董若雨《汉铙歌发》，饶学斌《月午楼古诗十九首详解》等。
二 明清主要古诗选本概述
诗歌发展到明代，按照明人的看法，各种诗歌体裁、内容经过了先秦、汉魏、六朝以及唐、宋各个阶段方方面面的探索和努力，都已达到了顶点，宋以后的诗，不过是重复以前的形式和内容而已。诚如叶燮《原诗·内篇下》所言：
譬诸地之生木然：三百篇，则其根；苏李诗，则其萌芽由蘖；建安诗，则生长至于拱把；六朝诗，则有枝叶；唐诗，则枝叶垂荫；宋诗则能开花，而木之能事方毕。自宋以后之诗，不过花开而谢，花谢而复开。[24]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超越前人，形成自己的风格，就成为摆在明人面前的一大课题。复古派主张“师古”，公安、竟陵强调“师心”，还有许多中间派在“师古”与“师心”之间摇摆不定。整个明代文学史，就是在这种种论争中不断前行的。中国古代学术历来都有重视传统、重视师承、重视源流的特色，“师古”也好，“师心”也罢，他们都需要为自己找到一个强有力的依据。“师古”者自不必说，他们的主张本来就是向古代追溯，寻找学习的榜样。“师心”者看起来似乎是纯重心灵主体，是新风气的代表，但其实也并不是空无依傍的，他们也同样要在古代的传统中为自己找到一个支撑点。关于这一点，钱锺书在《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中有所论述：
新风气的代兴也常有一个相反相成的表现。它一方面强调自己是崭新的东西，和不相容的原有传统立异；而另一方面更要表示自己大有来头，非同小可，向古代也找一个传统作为渊源所自。[25]
明代人在为自己的诗学主张寻找渊源的时候，焦点便集中到了古诗上。于是古诗选本数量大增。在具体作品的编选上，每个人都从自己的诗学主张出发，对历代古诗进行了重新厘定，并对古诗的评价基准及学习的最佳典范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明代人关于古诗的各种主张，也就寓于遴选乃至改造这一基准与典范之中。[26]对典范的尊崇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特色，中国提倡某种文学主张，往往要靠创作本身来示范，而明清以来大多数选本选评结合的批评方式，实践了理论示范的功能。
贯穿有明一代最重要的文学思潮是复古与反复古的论争。在明代的古诗选本中，《古今诗删》大体反映了复古派的论诗之旨。《古诗归》代表着竟陵派的诗学主张。《诗镜》则是二者的综合。在三者之间，虽然尚有大量古诗选本存在，如《古今诗删》之前较为重要的古诗选本有冯惟讷《古诗纪》，而冯氏此选，兼收各代有韵之作，实不具备批评之功能。《古今诗删》与《古诗归》之间，则多以类书形式编选的古诗选本，如张之象的《古诗类苑》、臧懋循的《诗所》、刘一相的《诗宿》，文学批评之意味皆不足。其他一些古诗选本也没有产生《古今诗删》与《古诗归》那样广泛的影响。倒是崇祯时曹学佺编选的《石仓历代诗选》，对于闽中诗风当有一定的影响，但仅局限于闽中一隅，又不像《诗镜》的诗学主张那样反映了明末清初诗论综合复古与竟陵二家的理论趋向。[27]因此，《古今诗删》、《古诗归》和《诗镜》三部选本代表了明代诗论关于古诗看法的大体走向，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代诗论的转变趋势。
从《古今诗删》的选诗情况来看，李攀龙树立的最佳典范是谢脁，他论古诗虽以汉魏为尊，但在《古今诗删》中并未对汉魏诗给予特别的重视，而是较多地选取了谢脁、陶渊明、谢灵运等人具有清新自然流丽风格的诗作，可见他在具体的选诗过程中，并未完全贯彻其理论上的主张。而竟陵派在《古诗归》中树立的最佳典范则是陶渊明，他们对古诗的评价基准是要出于“灵”而归于“厚”，要能够表现“古人之真精神”，要“幽深孤峭”，陶诗正是他们所谓的出于“灵”而“灵”又不足以言之的“厚之极”，是他们向往的最高境界。从李攀龙最为推崇谢脁到竟陵派最为推崇陶渊明，反映了从复古派重视古诗文采和形式技巧到竟陵派重视古诗内在精神的诗学思想的转变。
从《诗镜》选诗情况来看，陆时雍对学习最佳典范的树立从几个方面来进行：从情的方面来看，他对鲍照诗歌抒情的痛快淋漓做出了肯定性的评价，《诗镜》中选鲍诗最多，是着眼于诗歌抒情特质所树立的最佳典范。从韵的角度来看，大量选录简文之诗，认为其诗有韵，这是着眼于诗歌审美特征所树立的另一个最佳典范。陆氏论诗崇尚自然天成，在这一方面符合他理想的是陶渊明和谢灵运，在《诗镜》中对二人之诗评价最高，这是在诗歌的最高审美境界上所树立的最佳典范。陆时雍对古诗评价基准是情与韵，追求的最高审美境界是自然天成，他对以梁简文帝为代表的宫体诗作家评价颇高，在各代中亦以梁诗选取为最多，反映了他论诗以情韵为主的评价基准，这与中国古代文学传统上以情志为主的观点颇有不同。综观《诗镜》的选诗与评诗，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对诗歌抒情、审美特征及审美趣味的重视。陆时雍持论平和，论诗没有竟陵派的激进和标新立异，但他对诗歌作为文学本质特征的关注，较之竟陵，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由重视古诗的文采和形式技巧，到重视古诗的内在精神，再到重视古诗的抒情和审美特征，表明了明代诗论由重视古诗的外在形式向重视其作为文学本质特征的转变，也体现了明末清初诗论综合了复古与竟陵二家诗学主张的理论趋向。此外，由于明清之际特定的社会状况，这一时期诗学思想总的趋向还表现为儒家诗学政教精神的复兴，这一转变和趋向在陈祚明的《采菽堂古诗选》、吴淇的《六朝选诗定论》和王夫之的《古诗评选》中都有或多或少地体现。
在《采菽堂古诗选》中，陈祚明从整体入手，将诗歌分为两个大的层面——情与辞。情这一层面包括诸如命旨、神思、理、解、悟等与诗歌内容相关的因素；辞则包含声、调、格律、句、字、典物、风华等诸多形式方面的因素。这样，与诗歌内容和形式相关的诸因素就被整合进了情与辞这两个大的范畴中。而这两个层面又不是孤立的，在情与辞之间，他又设立了神、气、才、法这一中间层面，作为联系内容与形式的中介。这样构建起来的基本理论框架，就兼顾了内容与形式两方面的因素，既避免了复古派重辞不重情的弊端，又纠正了竟陵派重情不重辞的缺陷，整合二者由两极对立走向统一融合。
明代前后七子倡导的文学复古，主要是要恢复汉魏盛唐的审美传统，他们的诗歌理论比较丰富而全面，也重视诗歌中情志的抒发，但由于其入手点多在诗歌的形式风格，复古诸子在具体的诗歌创作中又过于拘泥于诗歌形式上的相似，导致其诗学主张很多时候被视为不讲性情而只专注于诗歌形式上的复古。而只讲形式，不讲性情，就偏离了诗歌的根本——抒情言志。从公安派起，对这一派的批评主要集中在这一点上。后来的诗论家大都看到了复古派的这一弊端，即使是继承了其诗学主张的云间、西泠派，也把“忧时托志”作为“诗之本”，因而清代的诗学理论基本上把情作为诗歌的根本，虽然在具体的主张上有或重抒情或重言志的偏差，但在以情为本这一点上大体是一致的。这也同样体现在古诗选本中，如陈祚明在《采菽堂古诗选》中对情的强调，一般言诗以情为主，多排斥意、理、议论，而陈祚明用一个大范围的“情”，将这些非诗的因素包融了进来，他论诗以有作意为贵，亦不反对雕琢、理语入诗以及诗中有议论。他重视的是辞是否达情，在他看来，只要有利于情的表达，任何方式都可采用。这一方面反映了他的诗学理论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情在他的诗学体系中的重要位置。
吴淇的《六朝选诗定论》是以《文选》所选古诗为评论对象的古诗选本。他以《文选》古诗所代表的“汉道”为诗歌史的中心，但他认为《文选》的编选标准是以辞为主，这就与复古派的诗论一样，犯了缺乏情感的弊病，所以他重视情在诗中的作用，他对《离骚》之情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对于许多论者所不屑的寺人、女子以及奸雄之流的诗作，只要其情真挚而又不违背圣贤之旨，他都予以肯定。他将汉道的基本特征概括为既能继承三百篇之性，又能体现《离骚》之情，这就为他所抒之情、所言之志划定了一个界限，即“好色而不淫”“怨诽而不乱”。虽然和陈祚明一样都是重视情在诗中的作用，但他要求诗歌要关乎世道人心，有用于世，这是儒家传统诗教观的要求。显然，吴淇所言之情较之陈祚明更偏向于言志的一面。在明清之际的家国之难面前，强调诗歌的抒情言志功能本是时势的迫切要求，也是这一时期诗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古诗选本当然也不例外。而最为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特征的古诗选本当推王夫之的《古诗评选》。
首先，王夫之的诗论是建立在气本论基础上的，他以有无昌气为古诗的评价基准。要求诗文有昌气，就是要求其既不过于发露而刚雄，又不过于柔弱而断续，审美表现上含蓄蕴藉、不直露。他否定了建安诗歌，因为建安诗歌“有危言而无昌气”，[28]所以刚健而少蕴藉。他以匡维世教以救君之失为士大夫的责任，但直言诋讦与歌谣讥刺只能蛊惑人心，导致乖戾之气充塞天地之间，既于事无补又容易引起祸患，所以他要求诗文要有昌气，倡导含蓄蕴藉的诗风。
其次，王夫之继承了我国古代诗学中情志统一的传统，要求诗歌要表达大而公的社会性情感。他贬抑曹植诗歌执着于一己之私情，又不满陶渊明诗的米盐气、帖括气，主要是因为他们所抒之情局限于自我的小天地，缺乏大而公的社会性。他不仅要求情感的大而公，还要求情感的宣泄要有度，所谓“情已盈而姑戢之以不损其度”。[29]在他看来，拘泥于一己之私情以及过度宣泄情感，都可能给社会带来不安定因素，以致造成社会动乱，这都不符合儒家传统的诗教精神，是他极力反对的。
再次，情景关系理论是船山诗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在《古诗评选》中也有所体现。王夫之的情景关系理论不但彰显了诗情生成过程中心与物、情与景之间的同步性，而且指出了情的主导作用，他从诗歌的艺术本体及审美特征上来论情景关系，扭转了唐宋以来从诗歌格律、句法、章法等方面探讨情景关系的倾向，将情景关系理论提升到了中国古代诗学前所未有的高度。但就是对这一似乎纯粹是美学问题的论述，他也不忘将之导入“导天下于广心”“天下之人心和平矣”[30]的现实政治功用中。这突出地反映了船山诗论的一个特色，一方面，他比任何人都更强调诗歌的艺术特征，反对把诗歌等同于历史、哲学；另一方面，他又比任何人都更强调诗歌的现实功用，极力倡导温柔敦厚的诗教精神。实际上他对所有艺术手段的运用、艺术特色的强调，目的只有一个，即倡导含蓄蕴藉的诗风，宣扬温柔敦厚的诗教精神，以期有补于世。
一种诗学思潮的盛行，在一定程度上是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相关联的。明末清初儒家传统诗教精神的复兴，是当时士大夫面对家国之乱所做出的文化选择。而时间稍后的王士禛对温厚和平的盛世之音的倡导，沈德潜对温柔敦厚诗教精神的强调，则是顺应康、雍、乾三朝盛世景象的必然产物。这一时期，冲和、典雅、雍容、静穆等审美意义上的气格体调正好适应了时代的需要，因而被推为正宗。王士禛和沈德潜的诗学主张也由此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思想，他们编选的古诗选本自然也可以说代表了这一时期关于古诗的主流看法。而沈德潜以性情优先，兼容格调与神韵的诗学主张，是对宋末以来绵延数百年的回归传统的思潮所做的一个总结，也是一个终结，此后再也没有形成一个大的回归传统的诗学运动。这一诗学价值体系实际上是传统诗学价值系统的整合与总结形态。[31]故本书对清代古诗选本的探讨亦以沈德潜的《古诗源》为终结。
三 古诗选本研究现状
近年来，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对于诗歌选本的作用重视颇多，首先，从宏观上对历代诗歌选本进行研究的如邹云湖《中国选本批评》，探讨从汉魏六朝到清代选本与文学思潮之关系及选本批评原理。其次，专门对唐诗选本进行研究的如陈斐《南宋唐诗选本与诗学考论》，从南宋唐诗选本与诗歌创作、批评互动的角度入手，探讨选本的编选倾向及其与选家诗学主张、时代诗学思潮之关系。金生奎《明代唐诗选本研究》，包括明代唐诗选本叙录、重要唐诗选本的刊刻与传播、唐诗选本与明代社会及诗学批评之关系几个部分。韩胜《清代唐诗选本研究》，对清代现存300余种唐诗选本进行总体研究，探讨了清代唐诗的接受与普及、清代学术与清代诗学的关系等诸多方面的问题。贺严《清代唐诗选本研究》，探讨唐诗选本与清代社会、文学思潮之关系及个案分析。再次，专门对宋诗选本进行研究的如谢海林《清代宋诗选本研究》，包括清代宋诗选本与江南文化、清代宋诗学演进之关系和《宋诗会》《宋诗纪事》等个案研究。高磊《清人选宋诗研究》，包括清人宋诗选本的编选动因、编选特征及其与唐宋诗之争的关系等问题。此外，岳进《明代古诗、唐诗选本与诗学论争》，从古诗、唐诗选本与诗学论争考察不同诗学观念在选本中的对立、交锋和融合。
盖唐以后诗歌创作以律诗为主，明清时期的主要诗学论争是唐宋诗之争，故今人的研究焦点亦多集中在唐宋诗上。其实在明清人看来，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到宋代，就已登峰造极，各种诗歌体裁、内容经过先秦、汉魏、六朝以及唐、宋各个阶段方方面面的探索和努力，都已达到了顶点，宋以后之诗，不过是重复以前的形式和内容而已。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超越前人，形成自己的风格及在诗坛的位置，就成为摆在明清人面前的一大课题。“他们往往借助对前代诗人或诗风的褒贬取舍作为基石，张扬一己的审美倾向，以树旗号。此种风习在明代已很盛，到清代尤为高张。”[32]在这样的局面下，宗唐宗宋固然是最能明确表达自己诗学主张的首选，但不管哪一种诗学主张，都需要为自己找到一个强有力的依据，表明自己也是渊源有自、大有来头的。而中国古代学术本身所具有的重视传统、重视源流的特色，决定了这个依据必须要到传统里面去找。向上追溯诗歌的历史，目光自然就落在了古诗上，于是就有明清两代古诗选本的大量出现。可以说，作为张扬一己诗学主张之产物，古诗选本在当时的诗学阐释与论争中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唐宋诗选本，但目前对中国古代诗歌选本的研究多集中在唐诗选本和宋诗选本上，对古诗选本关注不多。本书即以明清时期的古诗选本为主线，结合诗话、序跋、尺牍等其他诗学文献，将古诗选本置于时代诗学思潮发展的大背景下，在更具体、更细致的层面上解读明清诗论，并勾勒选本参与诗学理论建构的过程及演变。为达到此研究目的，本书主要研究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古诗选本之间如何相互吸收、借鉴与转化，并如何在此基础上最终完成了具体诗学理论的建构与完善。一是讨论“格调”与“性灵”这一对核心诗学理念在《古今诗删》《古诗归》和《采菽堂古诗选》中从对抗到融合的过程；二是讨论《六朝选诗定论》与《古诗评选》的回归“风雅”所体现的古诗选本与诗学思潮之间的互动关系；三是讨论《诗镜》与《五言古诗选》中“神韵”理论的内涵扩充与演变；四是讨论沈德潜《古诗源》吸收、借鉴、融合复古、性灵与神韵等诗学理论的集大成性及其在诗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各古诗选本看似互不关联，实际上彼此牵连，明清时期的主要诗学理念在这种交汇融合中得以最终完成。
二、明清时期特定诗学理念的转变及其规律。一是讨论各古诗选本对汉魏古诗与唐代古诗、汉诗与魏诗以及古诗与乐府等不同诗体的看法，辨析明清诗学“辨体”观念的发展与演变；二是讨论各古诗选本对典范诗人的选择中所体现的诗歌理念转变及规律；三是讨论各古诗选本的六朝诗歌评价及明清时期的六朝诗歌“误读”现象。通过纵向梳理，动态地展现明清时期各流派诗学理念的对抗与交融，探讨诗学理念在对抗与交融中逐步清晰的过程。
[1] 蒋寅：《古典诗歌传统最后的整体重塑——沈德潜历代诗选的诗歌史意义》，《求索》2016年第8期，第140页。
[2] 唐以后的古诗选本中亦有将《诗经》与《楚辞》作为古诗选入者，如清代顾大申编选的《诗原》一书，选《诗经》四卷、《楚辞》五卷、《文选》诗五卷、《文选》赋四卷、李攀龙《古今诗删》中唐诗七卷，是将《诗经》及《楚辞》与其他诗、赋一并选入者，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此选曰：“夫三百篇列为六经，岂容以后人总集僭续其后，王逸、萧统已病不伦，乃更益以李攀龙，不亦异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九四，中华书局，1995，第1769页）表达的即一般的看法。
[3]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八六，中华书局，1995，第1685页。
[4] 李善注《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第3页。
[5] 吴兆宜注《玉台新咏》，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第2页。
[6] 《文选》选陆机诗45首，为入选诗人之冠，而《玉台新咏》选其诗13首；《玉台新咏》选沈约诗27首，为入选诗人之首，而《文选》选其诗13首。
[7] 《文选》作《应王中丞思远咏月》。
[8] 曹道衡、沈玉成：《南北朝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第227页。
[9] 萧统：《昭明太子集》，俞绍初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第155页。
[10] 刘跃进：《昭明太子与梁代中期文学复古思潮》，载赵福海主编《文选学论文集》，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第246～261页。
[11] 姚思廉：《梁书》，中华书局，1997，第690页。
[12] 马积高：《论宫体与佛教》，《求索》1990年6月，第86～87页。
[13] 马积高：《论宫体与佛教》，《求索》1990年6月，第86～87页。
[14] 姚思廉：《梁书》，中华书局，1997，第446页。
[15] 曹道衡、沈玉成：《南北朝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第271页。
[16] 《文选》成书后不久，在隋代即已有了萧该的《文选音义》。稍后，唐初又有曹宪的《文选音义》，“文选学”之名，即始见于《旧唐书·儒学·曹宪传》，其文曰：“所撰《文选音义》，甚为当时所重。初，江、淮间为《文选》学者，本之于宪，又有许淹、李善、公孙罗复相继以《文选》教授，由是其学大兴于代。”宋祁、欧阳修：《旧唐书》，中华书局，1997，第4946页。
[17] 严羽：《沧浪诗话》，郭绍虞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第69页。
[18] 杨慎：《升菴诗话》卷一三，载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2001，第899页。
[19] 《诗归》评萧统《拟古》曰：“昭明胸中有此‘心怀’（心怀心想甚分明）七妙字，如何爱选板诗、庸诗？”钟惺、谭元春选评《诗归》，张国光等点校，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第256页。
[20] 钟惺、谭元春选评《诗归》，张国光等点校，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第3页。
[21] 陈祚明选评《采菽堂古诗选》，李金松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732页。
[22] 陈祚明选评《采菽堂古诗选》，李金松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733页。
[23] 沈德潜选《古诗源》，中华书局，1963，第151页。
[24] 叶燮：《原诗》，霍松林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第34页。
[25] 钱锺书：《七缀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第2～3页。
[26] 林继中：《文化建构文学史纲》，三秦出版社，1994，第168页。
[27] 张健在《清代诗学研究》中认为：“明清之际诗学总的趋向是：儒家诗学政教精神出现复兴，在审美上从公安、竟陵派的主性情诗学与七子派的主格调诗学的两极对立开始趋向综合与统一。”张健：《清代诗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1页。
[28] 王夫之评选《古诗评选》，张国星校点，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第159页。
[29] 王夫之：《诗广传》，王孝鱼点校，中华书局，1981，第4页。
[30] 王夫之：《诗广传》，王孝鱼点校，中华书局，1981，第76页。
[31] 张健：《清代诗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511页。
[32] 严迪昌：《清诗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