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国乡村影像研究的理论视阈与研究方法
（一）再现理论
在当代传媒、文化、艺术及相关学科研究中，对再现（representation）理论的理解与阐释是一个重要研究方向。“再现意指再次呈现，写真描绘，客观展现某事物”[19]，是通过符号将现实及复杂的内涵进行解读、抽象及简易呈现的过程。再现反映了创造者对客观事物的认知过程——通过对再现客体及相关符号体系包括历史、文化和社会环境进行了解而挖掘事物在各种维度内的意义。同时，这一过程体现出创造者自身的主观性和思想意图。
这种“再现”的表意实践不仅发生在以语言为媒介的表达中，也在非语言符号表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斯图尔特·霍尔从构成主义的视角对再现理论进行了解释。他从事物如何产生意义出发，指出事物的意义并不是其自身固有的、不可改变的、单一存在的，而是需要通过主体的实践活动运作赋予它相应的意义，这种意义产生于我们对客体的诸多行为。[20]这就意味着，现实世界的物质和语言符号之间也是以一种复杂的中介关系的形态互相对应，而非一对一相称、简单的映照关系。由此推演，再现也并非一种简单的复制过程，而是一个对现实进行选择与加工构建的过程。
霍尔总结了两种理解构成主义观下的再现理论的方法。第一种是符号学方法，它关注的是再现的过程以及语言最终产生意义的方式。依照符号学的观点，所有的词语和图像，甚至是物体本身都可以承担代表意义的象征性功用。文化客体传递着意义，文化实践活动都在意义的建构中进行，同时这些活动离不开各种符号。所以正如语言一样，通过确定意义所依托的客观对象、赋予意义的时间活动规则以及符号，意义被明确下来，并得以在一定的范围内运作和流通。
第二种是通过话语的方式观察再现的后果和影响。对话语的研究不能仅局限于通过话语塑造意义的过程，还要关注权力、社会地位、主体性。同时，正如社会语言学家费尔克拉夫所揭示的那样，话语不仅是人们针对话题进行谈论的媒介，而且是再现知识、历史文化的载体。通过人们日常交往谈话的内容、社会文化背景、发言权、发言时机等要素的分析，话语将人们的思想聚焦起来。[21]因此，在媒介对话语的再现中，话语过程和文本本身，以及话语的语境文化都需要被给予足够关注。
目前，研究者们对再现理论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针对再现的客体及主体的对象研究；针对文字、图像、声音及其他符号表意方式如何实现的途径研究；针对在线过程中社会权力影响因素的权力关系研究。
在再现理论的指导下，来自国内外的研究者将三个方面的关注点进行视角上的融合，针对一些社会差异（如种族、性别、特定集群、健康程度等各方面）引发的社会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讨论。
针对性别差异的相关问题，女性在媒体中的形象与性别平等问题引起了国内外众多研究者的关注。在国外，一些研究者通过分析广告中女性角色对女性形象的再现进行了剖析。Goffman是最早使用这一模式的研究者之一，他的研究发现，与背后刻画成“父亲式”和“管理者”的男性角色相比，女性被描绘成更为弱小和顺从的样子，同时她们处于屈服、遵从、被教导和被帮助的位置上。研究由此指出，美国女性的形象和身份价值在再现过程中被低估了。[22]Warner在1997年进一步研究发现，女性在媒体中的形象随着时代而改变，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女性逐渐从顺从、天真、谨慎的形象，转变为“超级母亲”和“职业女性”的形象。[23]在中国，针对女性形象在媒体中的偏差和刻板形象的批判性研究也逐渐兴起。例如，2001年卜卫的《媒介与性别》[24]、刘利群发表于2004年的《社会性别与媒介传播》[25]以及沈奕斐于2005年发表的《被建构的女性——当代社会性别理论》[26]等，分别对女性在媒介再现中的依附性和从属性进行了呈现和批判。
针对特定社会边缘群体的相关问题，国内外学者分别根据不同的社会现状深入展开研究。国外研究者主要关注了移民问题。Kim通过研究指出，在新闻媒体中，移民者自身针对移民政策改革的话语表达越来越少。移民者的声音和形象并非由他们直接传递出来，而是通过间接的代理渠道传递出来，同时这种对移民者的形象塑造又常常被放在负面的框架和态度暗示中。[27]国内研究者关注的是农民工和工人群体的媒体形象问题。许向东在 2009年发表的文章中，通过对三个城市六家报纸的文本内容进行分析，认为农民工的形象正在被置于他者和边缘的地位，这使他们的形象越来越固化于刻板印象。[28]苏林森则在2013年发表的文章中指出，基于对从1995年起16年间的工人新闻报道的研究，发现市场化经营的报纸更多的是讲述工人们生活的艰难困苦，而党报则更多的是对工人展开爱护关照的正面报道。[29]
健康和疾病人群的媒体形象相关问题也持续受到关注。在国外，一些研究者较早地针对媒体中艾滋病的文本话语进行了分析，指出早期的媒体报道涉及的艾滋病始终与有害的同性恋行为相关联，同性恋行为被认为是不正常的行为，因此媒体鼓励大家把艾滋病患者看成不正常的、应该疏远的他者。[30]在国内，也有一些学者探讨了此类问题。他们通过分析患者在媒体中的形象和对人们的影响作用，探究了媒体是如何再现患者这一群体的形象的，以及这种形象可能产生的现实负面作用等相关问题，如马凯于2011年发表的《残疾人形象的媒介呈现——以〈中国青年报〉为例》[31]，以及沈雅婷于2010年发表的《自闭症形象、社会建构与文化再现之批判》[32]等文章。
（二）话语理论
1.福柯的话语权理论
福柯在20世纪70年代，首次将“话语”和“权力”两者结合在一起，提出“话语即权力”的表述。福柯的话语权理论认为，话语与权力之间存在一种关系：权力通过话语发生作用，话语是权力得以实现的条件。一方面，权力通过话语进行渗透、扩展，以达到它的目的；另一方面，话语在传递的过程中强化了权力本身。话语和权力两者之间存在的是相互依存和相互促进的关系。[33]
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又译“布迪厄”）通过资本的形式讨论了话语权的问题。布尔迪厄提出两个重要的概念，一是场域，二是资本。布尔迪厄的场域概念来自经济学，他认为整个社会空间中存在许多不同的场域，并且不同的场域之间彼此相关联，构成一个巨大的权力场域。在这个权力场域中，象征性权力可以通过语言形成现实权力，并且获得原本只有通过武力或财富才能获得的东西。所谓的象征性权力是一种人们对发话人话语合法性的承认，这种权力可以对社会秩序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因此，象征性权力的运作与语言的使用是紧密相连的。而发话人的话语之所以具有信服性是因为他拥有足够多的资本，拥有的资本越多，话语权力就越大。布尔迪厄认为资本是被个人占有的社会资源，这些社会资源可以被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三类。文化资本是最为重要的资本形式之一，文化资本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不是由个体决定的，而是由众多的社会因素来承认的。文化资本的差异会导致话语的争夺，话语争夺实际上就是一种权力的争夺，因此，话语权是一种文化资本的形式。[34]
2.话语权力和话语权利
将话语权作为一种“权力”加以讨论，关注的重点是如何通过话语来进行权力的下达和目标的实现。在这种论述中，话语是权力的一种表现形式，旨在通过话语的控制将权力渗透到社会生活之中，并且达到最终目的。从这个层面来讲，话语权成为一种统治工具，是权力的象征。但是话语权同时具有权利和权力两种含义。
作为权利的话语权，探讨的是“人们能不能说话”的问题。早在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中就已经把言论自由作为一项重要的人权予以承认，美国也在宪法修正案的第一条中把公民的言论自由作为最重要的权利之一。此后，不管是资产阶级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对公民的言论自由予以承认，对公民“具有说话的权利”予以法律层面的保护。但话语权所探讨的不仅仅是人能否说话的问题，作为权利的话语权，指的是个体具有的表达自我观点、诉求和争取利益的权利。在政治学中，对权利有三种表述方式。第一种强调在制度层面上，个人的利益受到法律的保护，不受他人侵犯，个人的选择得到法律有力的保障；第二种指的是人表达正当合理诉求的行为应该在制度上得到保护和尊重；第三种指的是人所表达的诉求以基本的道德原则为基础，这个原则是与平等、自由等人的重要价值相匹配的。作为一种合法性权利，话语权应当被认为是个人运用话语表达自我意见，并且维护自身权益的机会，这种合理的诉求是应该被保护和尊重的。言论自由、拥有说话的权利是人们实现话语权的基础。
作为权力的话语权，探讨的是“话语所产生的作用”的问题。权力代表着控制，而话语权力代表着话语是否被承认、能否让人信服且顺利产生相应的效果，并达到最终目的。如果话语不能被承认，不能够按照话语的实践过程进行推进，则说明话语背后所代表的权力不被承认，而权力所希望产生的效果也无法实现。总的来说，权力代表着话语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能够顺利地让话语产生相应的效度和强度。对人们而言，话语权力关注的是他们的合理诉求是否能够被有效地实现，即他们的话语所产生的作用。在此基础上，个人或群体的话语权力不能仅仅从结果上进行衡量，还要从实现过程的可能性上进行考量。统治阶级所拥有的话语权力之所以能够顺利地带来目标的实现，是因为其拥有被人民承认和信服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如果在制度和安排上没有能够实现话语诉求的可能性，那么就无法谈论个人或群体话语权力的高低，也就是其话语所产生的作用的强弱。因此，对个人话语权而言，更需要关注其话语所表达的利益诉求是否具有制度和安排上实现的可能性。
3.影像与话语权
影像不仅是现代社会的重要传播形式之一，还是一种重要的艺术形式。影像艺术作品的生产、传播过程中伴随着话语权的争夺。艺术作品与社会存在复杂的关系，艺术作品不仅蕴含着社会的信息，而且对社会产生影响。创作者通过文化客体即艺术作品对受众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是一种潜在的控制。影像是话语的表现形式、争夺话语权的工具，更是话语传播的一种重要方式，影像作品的生产者就是话语的制作者。影像中的话语不是司空见惯的语言，而是被画面、声音等元素和符号所取代，但是其依旧起着话语的作用——实现社会的规训和整合。作为影像的创作主体，影像作品的生产者往往使用主题、镜头和剪辑手法来进行创作，强化话语权。大众传播媒介效果研究中的“议程设置”理论提及，大众媒介经过长期的信息选择和发布，会对公众关于重要事件的认识产生影响，如果大众媒介有选择性地突出某一类问题，忽略另一类问题，受众的关注点则也会随之改变。这就体现在影像作品的题材选择上，对某一题材影像作品的青睐和反复曝光，可以达到使受众对这一主题格外关注的目的。这也体现在镜头的表现上，特写镜头可以突出画面的重点，强制性地使观众的视角落到某一个对象上，突出对象和事件的重要性；并且通过剪辑手法，将事件的逻辑用创作者的话语进行叙述，受众就会在潜移默化中进入创作者的话语逻辑之下，创作者的话语权就得到了强化。
影像作品不仅可以成为话语权的强化工具，还可以成为争取话语权的有力载体。影像广泛、迅速的传播效果能够为话语权的获取独辟蹊径。笔者在前文已提及，作为权力的话语权所关注的是话语实践后的效果，尤其需要关注其在制度和安排上是否有实现的可能性。而影像作品恰恰在制度和安排外带来另外一种全新的可能性。这种途径对底层人民争取话语权具有更重要的作用。通过影像作品来获得话语权是一种自下而上的传播和强化方式。影像作品是一个载体，可以通过影像的话语来行使权力，也可以通过影像话语来争取权利。
4.费孝通的权力理论
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到，“权力表现在社会不同团体或阶层间主从的形态里”[35]，认为权力是“上位者”用来支配“下位者”按照他们的意志行动的工具，并将中国乡村的权力分为横暴权力、同意权力、长老权力、时势权力四种表现形式。费孝通所认为的横暴权力是不同团体和阶层中一种强制性的支配关系，带有一定的压迫性和被支配阶层的无条件性。同意权力建立在社会契约的基础之上，表现为当人们共同认可某种团体分工模式后，人人都会自愿履行自己被赋予的责任，并监督别人被分配的责任的履行情况。这种权力是在人们的生活和生产中不断形成和发展的。中国的乡村是以社区或社群的形式组成的，人们长时间内共同进行生活和生产活动。在这种长时间的相处和磨合之中，他们对公共事务形成一种共识，即一种义务。在公共事务中，彼此的利益是相互关联的，如果有人不完成自己的工作，不管是他人还是自身都会受到影响。因此就产生了同意权力，即大家约定俗成、默认遵守的义务和规则。时势权力是区别于横暴权力、同意权力和长老权力的第四种权力。它的发生具有偶然性，是一种个人的“卡里斯马型”的权力，这种权力的产生与个人内在和社会变迁有重要的关系，即“英雄与时势”是相互成就的。
费孝通所认为的长老权力是一种教化性权力，不是政治性的强制，而是作为文化的影响。这种教化性权力的产生目的是让社会继替能够顺利地完成。在乡村中有新的生命出生，也有老人死去，要让乡村社会平稳地在不同的人中进行继替和过渡，需要对新出现的社会成员进行教化。而这种教化经常由年龄大的社会成员进行，在这个过程中则产生了所谓的长老权力。每个家庭有自己的“长老”，在乡村中，长老权力掌握在乡绅的手上。这些乡绅不仅拥有教化的权力，还拥有对乡村事务进行商讨、裁决的权力，他们是中国古代乡村话语权的体现者。
费孝通曾提出，中国古代的政治是一种“双轨政治”。中国古代政治中素有“皇权不下县”的做法，即皇帝只任命县级及以上的官员，层次更低的“里正”则由地方自行任命和推选。在乡村中，县官是皇权的代表，他们负责传递中央政府的各项政令和举措。但是在地方，村民自行组织一种“自治组织”，费孝通称其为“公家”。公家是地方的自治组织，负责处理地方的公共事务，公家的领导者便是拥有长老权力的地方乡绅。地方乡绅除了调解地方事务外，还具有一项重要的职能，即抗衡中央代表的权力。县官要想传递中央的政令，需经过公家，得到乡绅的支持才能顺利进行。一旦地方的乡绅认为中央政府的举措有损公众的利益，则会通过“乡约”向县官反驳，不予执行。由此便分别形成了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和自下而上的自治两条轨道，其中乡绅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们不仅是乡民利益的维护者，而且大多乡绅饱读诗书或来自有威望的家族，他们拥有在朝为官的朋友、亲戚等，能够实现向更上一层的传递。因此，中国古代乡村的话语权实际上是通过乡绅实现的。
随着社会制度的变革，如今中国乡村的权力结构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这一方面表现在农村宗族的凋零，社区单元的破裂，作为乡村话语权替代者的乡绅在社会更替中不断减少，其功能与作用锐减，原始、自下而上的沟通渠道也逐渐遇到阻碍。另一方面，中国在科层制的行政体制下，不能避免科层制的弊端，自下而上的反映过程历时较长，涉及部门较多，进程缓慢，成效甚微。不管是电影《秋菊打官司》抑或是《我不是潘金莲》，都对乡民上访的曲折过程进行了描绘。中国社会经济转型导致的社会阶层的转变和社会分化，使城乡二元结构的差距进一步扩大。乡村乡民比城市居民获得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即社会地位、威望）和文化资本（媒介资源）少得多。学者孙立平曾表述，“弱势群体掌握的社会资源较少，他们难以表达自己的声音。他们往往需要政府和媒体帮助他们表达，他们个人的声音是很虚弱的”[36]。因此，通过媒体争取话语权对乡村与乡民来说更加容易和便利。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传播技术的革新，大众传媒具有传播即时性、受众广泛性的特征。尤其是通过影像所传播的内容，还具有一定的故事性，具有声画同步效果增加真实性等特征，能够引起观众的共鸣和同理心，受到广泛的关注。因此，在各种客观条件的束缚下，乡村影像成为传播效果与社会反响最有力的话语平台之一。
（三）媒介地理学
媒介地理学是媒介学与地理学的交叉领地，也是地理学、政治学、传播学、媒介学、文化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众多学科知识交织而成的理论锦旗。它着眼于媒介与地理的互动互助，认为媒介和特定的地域有紧密的联系。地域既是产生、孕育媒介的母体，又是媒介研究和观察的对象。
空间，是媒介地理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也就是媒介传播环境中的材料和景观。它并不仅仅是自然地理条件下存在的客体，也是社会发展的产物。空间不仅指那些地表的、现实的物质建设，也包括在资本、意识形态、政治的影响下，以及在社会背景、观念、表现和意义重要性的催化作用下，在不同组织层次中累积而成的完整地理空间形态。这些共同构建出城市空间中多元、互联、多面的景观。在当代人文地理学的研究理论中，一些研究者将空间划分为四个彼此不同，同时又密切关联的层次。
他们认为可感知的有形世界就是第一空间。这个空间包括环境地理、自然与人的关系等具有物质性和客观性特征的现实。在此之上，对第一空间所塑造的客观性质的反映，形成了由变动的意象构成的第二空间，其关键是话语构建，是相对的、抽象的，是哲学、艺术以及部分文学领域构想的世界。“乌托邦”，便是一个第二空间。第三空间是对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的解构和重构，是物质与经验交接的领域。爱德华·W.苏贾也同样认为，在那些能够被观测、标记和测量的客观物质存在之外，还存在具有精神属性的空间。[37]任何关于空间的描述，都经过了媒介，因此媒介在第三空间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媒介本身也就成了第三空间的组成部分之一。由此，通过媒介对空间中的物质和精神进行表述时，难免会带有主观色彩，也就是说媒介无法以完全客观的姿态去再现空间的真实样貌，其本身的意识会不可避免地投射到其所反映的对象上。第四空间被称为地方的空间，也就是指借助一定的过程，空间被用作表达情感潜能或其他特定可能性的手段，从人性的角度来看，地方比一些特定的空间更现实，有些人可以确定的地方比其他地方更“人性化”。
媒介空间既是社会的建构，也建构着社会。在《传播的偏向》一书中，加拿大学者伊尼斯向我们介绍了偏向“时间的媒介”和偏向“空间的媒介”两个概念。[38]媒介中的空间，是媒介向我们展示的现实社会地理空间，它会影响人们对现实空间的理解。不同的群体在媒介空间中的生存状态截然不同，比如少数族群、女性，他们是被媒介所忽略的群体，是主流群体的“他者”。同样的，与城市相比，乡村在媒介空间中也是被忽略或是被“凝视”的群体，它们缺少话语权，处在被边缘化的状态中，而这样被媒介所建构的景观，也必然会影响人们对乡村真实环境的理解。
地方，是媒介地理学的核心概念，也是最为复杂的地理概念，目前尚未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在当代人文地理学中，地方有三层含义：从地理位置意义上讲，它是地球表面的点；从实际功用意义上讲，它是人们日常生活和交往的背景和场所；从情感意义上讲，它是人们对这个地方的主观感受和感情。
地方感即对一个地方在某一群人心中所具有的特定属性的描述，也用来指人们对这个地方的感受和依赖情感。人们对地方的感受是通过个人或者随着群体一同进行亲身实践，积累的对地方的经验、记忆与想象。同时，结合地方在物理特征或历史维度上产生的意义，人们对这个地方产生深刻的依赖感和认同感，并不断赋予地方愈加浓厚的象征意义。地方感的形成，可以是对故乡和家的依恋，可以是对宗教圣地的朝拜，可以是对自然风景的痴迷，也可以是对文化底蕴的归属感。
媒介所表现的地方，往往有更为深刻的意义。地方在媒介中化为一个个符号，我们通过图像、文字和声音等方式来感受地方的景观和文化，通过媒介来认识地方，并产生共鸣。在不同的意义背景下不同的符号会产生不同的意义，比如乡村可以是田园牧歌的景象，也可以是落后贫穷的代表，而它的意义则是在对不同的城乡样态进行比较的过程中产生的。
景观，指的是经自然雕琢或人为加工而成的具有一定观赏价值的景象，如自然形成的气象气候、地形、植被覆盖、动植物样貌，或者人工的建筑、民俗景象等。它不仅仅指涉自然景观，还包括人文景观。景观的意义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不断被人们建构出来的，而媒介则是建构景观象征意义的工具。比如，在描述城市和乡村这组对立的景观时，城市往往建筑高耸入云，街道喧嚣繁华，市民忙碌充实，这些都代表着城市的现代化与先进。然而乡村在文本中的形象往往是相反的，与秩序井然、享有工业文明的城市形象相对应，乡村被描绘为落后的代表。其实这些景观原本是没有对立意义或象征的，却在媒介有意识的塑造中形成了固定的意义。
（四）研究思路
1.梳理乡村影像的艺术形态、文本内容、传播特性，总结乡村形象的呈现特征
学者刘丹凌认为，语言并非现实世界的简单反映、模仿，它们之间存在复杂的关联，而非一一对应。[39]符号对现实的再现并不是简单的搬移和复制，而是一个选择和重新构建的过程。
本书对乡村影像的分析从三个部分入手：再现内容，从乡村影像文本出发归纳和总结乡村形象之特点，以乡村景观、乡民形象、文化形象为线索展开论述；再现方式，结合符号学、话语理论和影像创作手法，分析乡村影像再现乡村形象的多种范式，了解媒介建构乡村形象的逻辑过程；再现原因，解读对乡村形象的再现产生影响的深层机制，探究乡村形象的复杂成因。
第一，我国乡村形象的历史变迁。从时间维度上梳理乡村影像，分析不同阶段中的乡村形象表征和话语地位，把握乡村影像发展脉络，为新时代乡村形象影像表达研究提供讨论与对比基础。如20世纪90年代城乡经济差距扩大，乡村形象呈现生存性焦虑与勤俭重农的恋土情节；随着乡村治理概念的重申，乡村出现创业的理性实践，这也带来脱贫致富新观念。
第二，新时代乡村影像表征与形象建构。叙事、符号象征、文化含蕴、审美分析、诠释是研究乡村形象的主要方向。本书根据不同对象，以乡村景观、乡民形象、文化形象为研究脉络，再现乡村形象的呈现路径，期望勾绘全面的、立体的乡村影像图景。
电视剧、电影是最有代表性的大众文化文本。新时代影视创作中，乡村景象的呈现已不限于砖瓦房、黄土地，随着经济发展，乡村景象也展现出现代社会风貌。乡民徘徊在城乡之间，本书试图从人物刻画、心理活动转变等方面把握乡村形象新变化，剖析其反映的深层城乡文化关系。考虑到乡村形象的地域性特征，本书也将以不同地域的乡村影视作品为基础做对比性研究，如湖南的《八百里洞庭我的家》、东北地区的“乡村爱情”系列等。不同于电视剧、电影，纪录片首先要对事物进行客观描述，然后将现实片段组织成有意义的整体，因此，纪录片是乡村形象较客观的反映形式，其展现的乡景、乡民更直击现实。本书重点对乡村形象做整体性分析，选取了《中国扶贫新观察》《中国民生影像志》等影响广泛的作品。通过追踪热播的综艺节目中对乡村形象的隐喻，如《爸爸去哪儿》《向往的生活》《明星到我家》等以乡村生活为主要拍摄背景的真人秀，探究真人秀中明星与乡民的交流与“角斗”，解读城市视角下最新的乡村文化形象。参与式影像是乡村形象的主动表达，其特点在于能够真实反映乡民声音。这种展示乡村形象的新形式，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乡村被城市媒介所包裹的影像氛围，开拓了新的大众传播渠道，如农民李晓光导演的电影《扳倒瓶招婿》。参与式影像作为一种地方性“草根”媒介，能够弥补乡村信息传播的不足；乡民自发的“草根”传播活动能够培植乡村自身社区关系，保护乡土集体记忆。同时，乡民开始尝试制作网络短视频。如“快手”App正促进线上乡村文化认同，乡民多以猎奇行为受到追捧，乡村文化形象评价两极分化，审美区隔又导致城乡文化身份误解，甚至出现乡村文化符号污名化困境。
2.关注乡村影像所体现的乡村话语权力，探寻乡村话语处于弱势地位的复杂成因
道格拉斯·凯尔纳认为“媒体的讲述参与文化的形成”[40]，媒介通过对社会各方面的再现，成为构建大众日常生活的重要因素，对大众产生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
另外，作为一种文艺形态，乡村形象在影像作品中的出现往往暗含着某种身份与文化的认同。这意味着对乡村形象的塑造本身是一种构建和维护复杂权力话语的过程。权力话语无时无刻不在试图定义和强化社会主流的规则和标准。而当以城市文化为主体的媒介成为主流话语的代表，在城市与乡村不对等的文化交往过程中，城市在不断构建并强化话语权，同时在俯瞰中使乡村话语再现为“他者”的时候，乡村最终会沦为传媒图景中的弱者。
第一，乡村群体处于弱势话语地位的困境有其制度根源和环境原因。在我国早期的特殊背景下，为实现“后发赶超”，促进城市、工业的发展，我国采取了以非均衡化发展为政策价值取向的策略。经济市场化使农村发展要素流向获益更大的城市与工业，农业天然弱质性展现；城镇化环境下农业的基础性地位面临严峻挑战，城乡之间的生活方式、社会网络、文化审美乃至价值观、世界观都因此出现不同程度的分歧与隔阂，乡村“部落化”也成为城乡交流的一大障碍。
第二，乡村群体对乡村形象的“集体无意识”。由于乡村社会发展滞后、文化意识尚未觉醒、信息传播渠道较为封闭以及媒介接近权处于弱势地位，乡民存在对乡村影像及其社会形象无意识的问题。
第三，乡村文化空心化问题。在我国特殊的城乡二元结构下，城市化滞后于非农化，社会文化快速变迁。大批青年离开乡土，导致乡村空心化问题严峻，逐渐从人口空心化衍变为文化空心化。农村空心化重构社会经济关系，消解传统伦理关系和意识，也加剧了我国农村代际关系的变迁和断裂。新一代乡民对乡村文化身份的忽视与抛弃使缺少支撑力量的乡村话语愈显无力。
第四，乡村话语与文化身份“他者化”。影像作品中的乡村常被“贫穷”“落后”“土”等负面符号标签化，对乡村或明或暗的丑化、嘲弄将乡民建构为弱势群体；乡村话语与文化身份“他者化”表现为个体身份建立与认同的缺失，影像作品没有对农民应有的“公民身份”、“国民待遇”及起码的“人格尊严”诉求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关怀，农民身份的指认成为困惑，身份迷失成为乡村话语表达之桎梏。
第五，消费主义和商业话语的消解。在消费主义和商业话语风潮下，媒介生产和受众欣赏与接受需求发生转变，主流的叙事传统、表现风格和文化趣味对乡村生活方式和伦理道德的观照与呈现面临着解构和传承问题，导致乡村形象被喜剧化和过度娱乐化。
乡村现实在多种元素的推动下被城市现实/城市想象所取代和偷换，居高临下的城市审视缺乏对乡村文化特性与精神属性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展现城市文化的影像作品层出不穷，而贴近乡村生活、深入挖掘乡村文化的影像作品相对匮乏。乡村在被建构的同时也以社会主流的标准形象内化着自身，被动服从他者想象完成文化身份认同。这种“乡村失声”就是对乡村话语权力的消解。
3.探索城乡话语权结构均衡的路径，在美丽中国视阈下重塑乡村形象
根据国家政策，树立乡村影像生产新思路。立足美丽中国语境，深入解读乡村振兴战略，配合乡村经济改革、优化教育资源分配、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重大举措，打造乡村影像文化工程和品牌，为乡村文化传播和传承创造平台。精准把握城乡对接点，积极关注农民文化欣赏和表达的需求与权利，以乡村影像为突破口，打破城乡文化壁垒，重塑乡村形象，实现文化脱贫。
培养传承主体，强调乡村主体性。乡村振兴亟须培育专门人才和群众基础。盘活农一代、农二代乡土情感和资源，在创作中突出乡村的主动性，用乡村视角描绘乡村。发展乡村参与式影像，鼓励生活在乡村中的人、对乡村生活环境有深入了解的文化实践者加入乡村影像的创作，从文化间性角度出发促进传统文化与现代观念的磨合发展。未来中国乡村是一个快速变化的主体，引导、扶持更多的人走进乡村，有助于打破城市话语中乡村的刻板印象。
充分挖掘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元素，重塑乡土价值观。乡村是原生中华文化的重要存在场景，乡村影像应尊重并重视丰富的村落风俗、语言文字等文化符号，在乡村影像中发掘并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对乡村所蕴含的历史记忆和情感进行呈现，同时观照乡村新风貌，以乡村影像为窗口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中国特色和中国形象。
唤醒乡村集体记忆，激发社会共鸣。兴起于20世纪的乡土文学，成功地通过一系列对乡村活动的描写、对乡村生活的回忆强调了人对乡村的集体记忆。乡村影像也需要在新语境中重申乡村身份认同感，巩固历史记忆与社会记忆的共鸣关系。
加强城乡文化沟通，促进乡村文化与现代观念的正面融合。乡村代表的文化身份一方面需要强调传统的复兴、保留乡土文化，另一方面也需弥合与城市现代观念之间的分歧。文化的互动与融合离不开现代媒介，落实到具体乡村影像的生产、传播等环节中，增强相互理解与话语平等，构建相互依赖而非相互排斥的和谐社会关系应当成为主流。
利用现代传播媒介，构建多元传播格局。多形式媒介传播环境要求注重实体与虚拟“二元空间”的耦合，融合多元传播模式，以理解、平等、和谐、互动的沟通新理念为指导，通过多元传播活动、利用多样传播媒介为优秀乡村影像建立更加健全的网络体系与空间格局。以乡村影像为纽带，推动城乡文化共同体的形成，以共享文化实现价值，实现精神层面的意义共享。
（五）研究方法
在对人类社会的长期研究中，社会科学家们形成了一套系统地收集和分析资料并解释社会现象的方法，如调查研究法、实地研究法、实验法以及文本分析法等。乡村影像的研究，涉及艺术学、传播学以及社会学等众多人文社会学科，其研究方法也主要来源于此。当然，由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对乡村影像的研究也有一些较有特色的具体方法。
1.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包括对电视、广告、娱乐等多种大众文化媒介上的各种社会现象进行的探究。文化研究通过注重意识形态分析，立足社会现实语境，将研究对象放入具体的社会中，探寻其背后所隐藏的内涵，大大拓宽了以往文学研究的对象和视角。研究者的研究主要基于对文本的解读，即针对某一个特定的文本，或者针对一段时间内的某一类文本进行解读，其中虽然包含多个研究传统，但其核心特征是文化研究必须依靠研究者较高的研究能力、文化素养、判断和解释能力，对所选择的媒介文本进行深层次的解读。乡村影像是本书研究的具体文本，通过个案文本的研究以及历时性文本的研究，能够发现乡村影像与社会现实、社会发展之间的联系。
2.受众研究
问卷调查法是受众研究中最常用的一种方法，通常是为了了解受众与特定媒介或者媒介内容之间的相互关系。一般包括四个步骤：设计问卷、抽样、调查实施、统计分析。由于问卷调查法具有很强的直线流程特征，一旦问卷发放，很难再根据调研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对问卷调查的方案设计进行修正，因此在前期的研究设计和问卷设计过程中必须严谨小心。要注意选择合适的问题提问，问题要清楚、明确，避免双重问题和带有倾向性的问题，要让受访者能够胜任且愿意回答，不要超过受访者的能力范围或者涉及其隐私，避免因不恰当的提问或透露引导信息而产生错误的调查结果，从而无法得到研究者预期的信息。因此，使用问卷调查方法应当时刻保持警惕。
在乡村影像研究中，除了分析文献和文本外，问卷调查研究也是一个重要的补充，可以以受众的视角对乡村影像作品的效果进行“透视”。了解乡村居民和城市居民对乡村影像的接触程度和理解，以及对乡村形象的感知，展开对比性研究和总结，可以有效地分析乡村影像背后的社会影响。
（六）研究创新点
本书从交流、话语赋权、文化想象和社会资本动员能力等角度挖掘深层次的原因，从不同主体在媒介使用能力深度和广度上的不同，探讨社会资本动员能力和文化张力差距导致的不同主体在“乡村”这一场景中在形象塑造主导权方面的差异及其带来的话语权力的不同。
本书结合多元化影像表现形式，如纪录片、网络短视频及参与式影像等，从不同的影像文本叙事角度立体地剖析问题，以更好地发现乡村影像在形象表达和文化观照方面存在的问题。唤醒乡村集体记忆、引发乡土价值观共鸣是提高乡村话语权的重要对策构想，本书力图发掘优秀乡土文化符号，以乡村影像为突破口促进城乡文化观念积极融合。同时，本书依据“影像—话语—社会现实—增强话语—优化形象”的思考路径，以乡村影像为切入点，研讨社会文化语境中的乡村问题，以期指导乡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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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薛晋文、曾庆瑞：《新世纪农村题材电视剧的缺失与期待》，《现代传播》2010年第7期。
[13]王艺涵：《谈当前我国农村题材电视剧的创作思路》，《新闻界》2011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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