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深圳学人之刘申宁·
——近代史专家刘申宁访谈录
受访者：刘申宁
采访者：夏和顺
时间：2018年9月18日
地点：深圳商报大厦17楼会议室
同治十一年（1872），李鸿章在《复议制造轮船未裁撤折》中提出“三千余年一大变局”的概念，光绪元年（1875）他在《因台湾事变筹划海防折》中又有“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之议。刘申宁认为，此说使李鸿章站到了近代无人能及的高度，而其所谓“大变局”，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近代化，就是社会转型，就是与国际接轨。
刘申宁，山东烟台人，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1994年调入深圳工作，曾任中共深圳市委党校副校长。作为著名近代史研究者，刘申宁对李鸿章的研究尤为重视，曾主持编撰了39卷本《李鸿章全集》，并正在撰写《李鸿章年谱长编》和《李鸿章文电编年》。此外他对中国古代文化也有深入的研究，还涉猎近代文献和古代陶瓷的收藏。刘申宁接受笔者专访时，回顾了他的学术道路，畅谈了他在中国近代史，特别是李鸿章专题研究方面的体会。
从复旦开始历史研究
夏和顺：您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学生，复旦大学是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重镇，汇聚了朱维铮、姜义华、沈渭滨等一批著名学者。复旦这四年时间对您的学术道路有何影响？
刘申宁：我是恢复高考后于1977年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我们的老师包括周谷城、谭其骧、杨宽、汪熙等老一辈著名历史学家，年轻教师中优秀者则有朱维铮、姜义华、沈渭滨、樊树志等先生，现在只有姜先生和樊先生仍然健在。诸位老师中，跟我关系最近的还是朱维铮和沈渭滨先生。我从大学三年级开始主修中国近代史，朱先生、沈先生和姜先生都是我的指导老师。我开始研究中国近代军事史，但更注重近代思想史和政治史，我在这方面花了很多功夫，当然也得益于上述诸位先生的指导。我大学时期写了一些文章，现在看起来很粗糙。大学毕业后我曾想报考华东师大陈旭麓先生的研究生，陈先生看了我的论文后说，你可以不必读研究生了，从而无缘陈门，但我后来跟潘振平、茅海建、杨国强等陈门弟子一直关系很好。
夏和顺：复旦大学严格的学术训练对您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您毕业后走上学术研究道路，而且很快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请您介绍一下基本情况。
刘申宁：我是在部队上大学的，上大学之前我已经在部队工作了十年，毕业后又重新回到部队，被分配到南京陆军高级步校（不久更名南京陆军指挥学院），从事军事史的教学与研究。1983年，我担任中国近代军事史学会理事，是史学会最年轻的理事之一，我最先参与撰写的书是《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史》，承担了四分之一的撰稿任务，这部书1988年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获得第一届中国图书奖荣誉奖。我同时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的撰稿人和审稿人，撰写冷兵器篇，《中国大百科全书》工程巨大，其中军事门类两卷，出版后受到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推许，1992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被评为全军军事科研成果总编辑一等奖。
我因参与《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的编写和审稿，后来也出版了小册子《中国古代兵器》。同时我已经开始独自编撰《中国兵书总目》，花十年时间搜集了全国各地220家图书馆4221种古代兵书，并且著录了不同版本的馆藏。此书是一部联合目录，近百万字，1990年由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获得山东省社会科学成果三等奖。此书出版时我已经转业到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我与一位同事共同编撰了24卷本《孙子集成》，收录了历代研究孙子的名著，齐鲁书社出版，此书获得中国古籍整理优秀图书一等奖。
夏和顺：您于1993年从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调到深圳市委党校工作，担任过文史教研部主任、教务处长和副校长。这可能是您学术道路的一个转折点。
刘申宁：我在山东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1991年就已经评定副高职称。当时全院300多名科研人员，有7个国家级课题，我一个人拿下两个。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后，我于1993年就直奔这个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而来，来了以后才发现，深圳大学没有历史系，不要我，深圳市社会科学院也正在筹备，但没有指标。当时我主编的《孙子集成》已经出版，24卷本，满满一大箱，这套书引起当时深圳市委党校领导的重视，特别是时任党校常务副校长姜忠，在她的帮助下我后来调进市委党校。即使如此，我在调入过程中还是遇到了一些波折。
夏和顺：山东是文化大省，山东社科院的学术水平在全国都有一定地位，加上您已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时深圳的学术氛围不如济南等北方城市浓厚，20多年以后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如果不来深圳会不会取得更大的学术成果？
刘申宁：当年如果不来深圳，我也有可能去了北京，或者回到复旦大学从事专业研究。但来到深圳，这座年轻城市的发展变化开阔了我的视野，也拓展了我的思路，而这些也是一个学者所需要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来深圳我的学术研究还是有所受益的。
“发现”李鸿章之旅
夏和顺：您在晚清特别是李鸿章研究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您是《李鸿章全集》编委会的执行编委，研究李鸿章可能用了近半生时间，您是怎样走上这条道路的呢？
刘申宁：研究李鸿章还得从我研究古代军事史，编撰《孙子集成》说起。1991年，我为编撰《孙子集成》去上海图书馆查阅资料，发现了特藏室两个大红木柜中，存放了一批李鸿章档案，当时感到非常震惊。这是1948年上海解放前夕，李鸿章的孙子李国超逃离上海时，把李家的所有文献资料都留下了，包括李鸿章幕僚草函稿的底簿、吴汝伦和廉泉编撰《李文忠公全书》时批改奏稿的底簿，以及大量李鸿章本人函札。吴汝伦等编撰的《李文忠公全书》共165卷近700万字，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印行，但其底簿有1700万字，没有印行。这批资料都被顾廷龙先生收集到了合众图书馆，后来辗转收藏在上海图书馆。当我看到它们时，它们已经封存了半个世纪。
夏和顺：从发现这批档案资料到《李鸿章全集》的出版，肯定还有漫长的过程和曲折的经历。
刘申宁：我当时找到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先生，提出整理研究这批资料，顾先生居然同意了，但又提出需要筹备一笔经费。我知道这批资料的价值，心情十分激动，辗转找到安徽教育出版社，该社很爽快地答应投入200万元出版经费。我的复旦同学翁飞在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我俩商量后决定，共同筹建淮系集团研究中心，然后与安徽教育出版社和上海图书馆联合成立《李鸿章全集》编辑部。我们请顾老出面当主编，顾老答应了，但他已是91岁高龄，他提出请罗尔纲先生当助手，罗老是著名的太平天国史研究专家，当时也已88岁了，最后我提议改请戴逸先生，戴先生是清史专家，顾老同意了。
这样，经过一年多的筹备，我们成立了由京、津、沪、苏、鲁、皖和深圳等地30多位专家学者组成的阵容庞大的编委会，我担任执行编委。1993年4月，编委会首次会议在北京举行，规模很大，顾廷龙和戴逸都出席了会议。可谓好事多磨，这部全集原计划用5年时间编撰完成，没想到结果耗时15年，这样经过大批专家长期紧张有序的编撰工作，《李鸿章全集》于2007年由安徽教育出版社隆重推出，全书共39卷2800万字，而上海图书馆所藏的这批李鸿章文档占了全书内容70%以上。
夏和顺：《李鸿章全集》出版后您又计划编撰《李鸿章年谱长编》，这是一件很辛苦需要长期坐冷板凳的工作。全集出版迄今已逾10年，年谱长编的进展如何？
刘申宁：我编撰《李鸿章年谱长编》至今也有20多年了，书稿接近300万字，尚未完稿，因为还有大量考订工作要做。我正在编撰的与李鸿章有关的著作还有两部，一部是《李鸿章文电编年》，计划300万字，已完成270万字；另一部是《李鸿章集团成员名录》，著录淮系及与李鸿章集团相关人员4000多人，全书75万字，已经完成初稿，目前尚无出版计划。我在想一个问题：今天还有多少人关心历史，关心我们曾经走过的这百多年的曲折路程？如果不能进行思考，就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学术。在一个学术文化不能产生价值的时代，这些书即使出版了，又能有多少读者呢？
李鸿章是中国近代最有影响的外交家
夏和顺：李鸿章是晚清重臣，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非常有争议的人物，又是我们谈论和研究近代史绕不过的一个人物。有人说他是卖国贼，有人说他是治国能手。我们应该怎么看这个人物？
刘申宁：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争议最大的人物，负谤最多。但是我认为他是19世纪中国最有政治才能的人，他眼界高，解决疑难问题的能力强，无人匹敌。李鸿章是近代中国影响最大的外交家，他参加了20多场重要的外交谈判，包括《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的签订，这些外交难题在当时，除了他几乎没有人能解决。由于当时中国国力太弱，他所能够处理的外交问题结局不尽如人意。但是当时谁人还能比他更强呢？我看不出。
夏和顺：甲午战败证明仅从技术层面学习西洋的政策彻底破产，梁启超曾在《李鸿章传》中说“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所以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还是受到有识之士的肯定的。他在外交上最受人诟病的还是所谓《中俄密约》的签订。
刘申宁：《马关条约》签订后，三国干涉还辽，就是俄国联合德国、法国，迫使日本放弃占领辽东。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5月18日，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已经离职赋闲的李鸿章被清廷派往俄国祝贺，其间尼古拉二世特命财政大臣维特和外交大臣洛巴诺夫与李鸿章谈判签订条约。这就有了李鸿章“卖国”之说。这个问题的关键是李鸿章有没有受贿。维特后来在回忆录中说，他当时答应给李鸿章50万卢布，苏联学者鲍里斯·罗曼诺夫则说是60多万卢布，目的是诱使李鸿章答应“借地筑路”。
这是一个孤证，并不能说明李鸿章拿到了这笔款。相反，我有两个间接的事例可以说明一些情况。第一个是李鸿章被撤掉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职务，接任者王文韶给朝廷的奏折中，说李鸿章的番库还留有300万两银子，他建议皇帝将部分银两奖励李鸿章。这足以说明李鸿章在当时公私分明，没有将公款纳入私囊。第二个是李鸿章身后，他儿子李经述请吴汝伦编定《李文忠公全书》，印费需5万两银子，李经述除变卖家产外，还到处借贷，最后因还不上借款而与朋友闹翻，以至颜面扫地。你想想，如果有那60多万卢布又何至如此？我知道的情况是，合肥李氏兄弟利用李鸿章的权势确实赚了大钱，发了大财，比如他的四弟李鹤章在合肥、芜湖等地有大量地产，但这与李鸿章本人没有直接关系，他死后连编印文集的钱都难以筹措。
夏和顺：李鸿章在戊戌政变中的态度，以及他与康梁之间的关系也颇值得玩味。慈禧一直让他追查康梁铲除康党，他是怎么做的呢？
刘申宁：我研究了半辈子李鸿章，算是读懂了这个人，我认为他是一个硬骨头、一条汉子，值得敬佩。戊戌政变失败后，慈禧召见李鸿章，告诉他：“有人参尔康党！”意思是有人说你是康党，那可是要杀头的。李鸿章回答：“康有为所行之事，乃臣十数年来欲做而未成之事。如此说来，臣实是康党。……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
当时的北京城已经一片白色恐怖，全国追查康党。李鸿章一个被国人唾骂的75岁的老头，所有职务均已被免，随时可能被慈禧推出斩首，尚能出此言。设使今人易其位，能有出其右者乎？可以看出，李鸿章的勇气和魄力举朝文武官员无一人能及。我们还可以拿翁同龢的态度来对照，康梁事发后，翁同龢说：“设使老臣在位，决不让尔等如此猖狂。”他忘了，康梁等人正是由他引荐给光绪的。现在，他要划清界限了。在政治面前，更能看出一个人骨头的软硬。
李鸿章与洋务运动
夏和顺：还有李鸿章与曾国藩的关系问题，这涉及李鸿章的发迹史。他们是师徒，是同僚，恐怕也是竞争对手。曾李在洋务运动上又是一种怎样的承续关系？我们应该怎样看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的作用和地位？
刘申宁：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是曾国藩的同年，道光十八年（1838）进士，但李文安比曾国藩大了10岁。因此，李文安将李鸿章以年家子的身份投帖拜在曾国藩门下，“朝夕过从，讲求义理之学”，这样李鸿章就与曾国藩成了师徒关系。那是道光二十四年（1844）的事，曾国藩比李鸿章大11岁。
安徽“剿苗捻”失败后，李鸿章投靠了曾国藩，成为他的幕僚，受到曾国藩的重视。李鸿章在幕中更是受益多多，他曾说：“我从师多矣，毋若此老翁之善教者，其随时、随地、随事，均有所指示。”后来曾国藩提拔他为江苏巡抚，这样他们又成为同僚关系。
他们俩人对待洋务运动的态度不尽相同，曾国藩在奏稿中有一段话：“真美人不甚争珠翠，真书家不甚争笔墨，然则将士真善战者，岂必力争洋枪洋药乎？”这说明曾国藩思想保守，不愿接受新式武器，更缺乏近代化意识。李鸿章则公开主张要充分利用洋枪洋炮。1873年（同治十二年）曾国藩去世后，李鸿章把洋务运动推向极致，如果曾氏去世晚十年，那么洋务运动可能会是另外一种局面。
夏和顺：上海江南机器制造局是洋务运动的最大成果之一，曾李二人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还有之后的公派留美幼童事件，李鸿章参与得更多。
刘申宁：上海江南机器制造局成立于1865年（同治四年），由曾国藩规划，李鸿章实际负责，也是当时规模最大的洋务企业。江南机器局与广东人有很大的关系，它最早是由丁日昌奏请设立，后来还有一个关键人物就是容闳。容闳是中国第一个正式取得西方正规大学文凭的中国人，他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容闳受委托前往纽约购买了100多台机器。李鸿章还是公派留学教育的倡导和支持者，他直接促成了留美幼童运动，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真正的西学人才，而其执行者也是广东人容闳。在120名留美幼童中，广东人占了一大半。
夏和顺：话题又回到“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当年提出这个概念，应该是基于他对世界局势的理解与把握。
刘申宁：是的，我认为李鸿章提出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要远远高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同治十一年（1872），李鸿章在给朝廷的《复议制造轮船未裁撤折》中写道：“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所谓三千年是指西周开国到晚清，所谓变局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近代化，就是社会转型，就是与国际接轨。李鸿章“三千年变局”之说，也使他站到了中国近代无人能及的政治高度。
夏和顺：庚子年（1900）有一个东南互保运动，当时李鸿章正在两广总督的任上，清室向十一国宣战，他与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却与参战各国达成东南互保协议，几乎提前结束了清王朝的统治。而此前孙中山曾上书李鸿章，提出了关于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的改革建议，但李鸿章似乎未加重视，后来有人开玩笑说，如果当时李采纳孙的建议或者给这位年轻人以礼遇，那么近代史上就不会有孙中山这样一位革命家了。我想问的是，这两件事中的李鸿章是否有矛盾之处？
刘申宁：1894年（光绪二十年），孙中山通过盛宣怀找到李鸿章，提出了自己的改良主义设想，劝其开民智、兴实业。当时甲午战争一触即发，李鸿章正为朝鲜的事情搞得焦头烂额，因此无暇顾及孙中山的上书，也没有接见他。所以后来孙中山就去了日本成了革命派。那个玩笑可能有一定道理，但历史是没有假设的。
东南互保之前，李鸿章的权势达到顶峰，就有人劝他扯起大旗与清廷分庭抗礼，但李鸿章说自己老了，几个儿子也没有一个成器的，不愿意多事，他的观念中还有一个对朝廷的“忠”字。庚子风云突变，开始是朝廷支持义和团灭洋，随后八国联军进京，一万人的部队一直打到山西。在这种情况下由盛宣怀牵线，李鸿章与袁世凯、刘坤一、张之洞等人与洋人签订互不侵犯协议，也不执行朝廷的灭洋政策。这就是长江以南的东南互保，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地方自治。后来庆亲王奕劻无力解决北京谈判问题，慈禧连续数次上谕命令李鸿章尽快进京，李鸿章不得不回到北京参与谈判，最后死在北京。
关于道统与政统
夏和顺：您的主要学术领域在中国近代史，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由近代而追溯到古代。在中国古代社会，士人所代表的是道统，君王所代表的是政统，我们应该怎样理解道统与政统之间的关系？
刘申宁：我曾经研究过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统与政统的关系。唐朝的韩愈曾被流放潮州，他认为，士人代表的道统要比君王代表的政统更尊贵，因为道统是儒家“内圣之学”，而政统则为“外王之学”，先有“内圣”，方能“外王”。社会发展也应该循着理想的道德和天理来运行，因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是董仲舒的话，道是不可改变的，而政权则是可以世代更替的。
自古以来，道统与政统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张力，二者相互作用构成了皇权、官僚和士人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士人不断遭到来自政统的压制和迫害，被迫在“从道”还是“从君”之间选择。屈于压迫而背叛操守落入名利场的士人固然不乏其人，但有风骨的士人都竭力维护道统尊严，使道统的精神力量超越世俗政权，并构成对政统的制约和监督。如东汉太学生贬斥浊流而前仆后继，明朝东林党人抗议恶政而视死如归，都表现了读书人对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追求。
夏和顺：最近几年随着国学热的兴起，儒学似有重回道统的趋势，有一批学者认为应该复兴儒学，用传统道德来拯救日趋没落的世风。蒋庆先生曾是您的同事，他就一直在提倡儒学复兴，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刘申宁：1994年，我从山东社会科学院调来深圳市委党校，最初在社会发展研究所工作，蒋庆也在该所，他对中国传统儒学极有研究，他主张复兴儒学，用儒学的价值理念去填充当代社会人们苍白空洞的心灵。蒋庆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原本可以做法官或律师，但是对文化的执着，使他开始追求人类终极关怀。他按照自己的体认来研读“六经”，对先秦诸子和宋明理学极为熟谙，谈到其中任何一人，均如数家珍，其中最让他折服的，除了孔子就是王阳明。我和蒋庆讨论过很多与儒学有关的中国文化问题，包括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熊十力先生的《新唯识论》。话又说回来，所有这些问题，我认为离今天的中国社会有点远，我们可以从学理上来讨论，但如果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就显得有些迂阔。
夏和顺：政治与文化是分不开的，您通过研究李鸿章，应该对近代中国政治有所领悟。
刘申宁：我研究李鸿章以后，曾经想写一本书叫《李鸿章集团与近代中国政治》，传统中国的政治分为皇权、官僚和民间社会三层结构，湘军兴起以后没有军饷，朝廷便给了它“便宜行事”的政策，曾国藩就开始在自己的领域里收厘金，有了钱后又去买军火，湘军强大后他又开始招收幕僚，然后再通过国家将这批幕僚任命为各级官员。这样曾国藩便建立起庞大的湘军集团，从中央集权中剥离出军权、财政和人权，这样地方权力逐渐坐大。
湘系集团出了27位督抚。湘军的组织架构与清廷，甚至与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完全不同，清朝的组织是层级式的，湘军的组织则是蒜瓣结构，一个领袖周围围绕了一大帮亲信，这就是白莲教式的组织形态。后来李鸿章的淮系集团继承了湘系衣钵，出了25位督抚，控制了东南各省。甲午战争结束后，袁世凯的北洋军阀系又从淮系脱胎而出，发展成北洋六镇和全国三十六镇，从军权、财权和人权三方面架空了清廷的中央集权，清廷反而成为傀儡。武昌起义打响后，子弹飞不到北京，起义部队也没有开到北京，皇帝凭什么退位？袁世凯轻车简从进北京与载沣谈判：要么起义部队会杀进北京，要么每年给24万两银子你们守在紫禁城。清帝就是这样被逼迫退位的。
历史研究与文物收藏
夏和顺：王国维先生提倡“二重证据法”，他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学术研究有时是与实物、与公私收藏分不开的，许多著名学者同时也是收藏大家。听说您在从事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史研究时也收藏了大量文物，并向甲午战争博物馆和李鸿章故居博物馆捐出了部分文物，请您谈谈有关情况。
刘申宁：甲午战争博物馆设在威海刘公岛，因为当年我是山东省甲午战争研究会的秘书长，我给他们捐献了15件文物，包括当年作战所用的刀、枪等武器，以及李鸿章墨迹等。李鸿章故居博物馆在安徽省合肥市，我捐献了600多件李鸿章的文物，包括500多件文献和100多件信札。
还有一件文物我觉得值得一提，那是一面北洋海军的军旗，是国内发现的唯一的一面晚清军旗，我把它捐给了李鸿章故居博物馆，因为当年北洋水师全部被日军俘虏，军舰上的物品都在日本靖国神社。日军敬仰自杀身亡的丁汝昌，把他的尸体还给清军，让康济舰运送回烟台。康济舰是一艘练习舰，舰长萨镇冰，也是甲午海战中唯一幸存的北洋水师军舰，光绪二十二年（1896）清廷重建北洋水师时，该舰改名“复济”。康济舰上的旗帜，可能被舰上水手当纪念品带走了。我是在莱州一个农民的家中找到了这面旗帜，他可能是水手后人，旗帜被当作被面。这面军旗也是唯一的大清国旗，是用麻料作底，刺绣出龙形，这是一件国宝级文物。
另外，我已经捐献80箱文献资料给复旦大学图书馆，这是一批十分珍贵的当代文献，用于建设一个当代历史研究中心。我还准备将大部分藏书（约14000册）捐献给我工作了半生的中共深圳市委党校图书馆，只留存艺术类藏书供自己使用。
夏和顺：学术研究十分辛苦，或许适当的文物收藏可以起到怡情养性的作用。听说于近代文献之外，您还收藏了大量古代陶瓷，请您谈谈有关情况。
刘申宁：我的收藏不限于甲午战争以及有关李鸿章的文献和物品，我从1976年开始收藏研究中国瓷器，至今已40多年，1990年加入中国古陶瓷研究会至今已近30年。收藏陶瓷是我主要的业余爱好。我现在正在写一部《洪武到成化——14至15世纪的官窑瓷器》，全书计划100万字，现在已经完成过半。明朝早期的120年是中国瓷器最辉煌的时期。
夏和顺：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深圳的教育、文化等各项事业也取得了长足进步。目前深圳市委、市政府正在全力推进深圳学派建设，您认为深圳学派建设存在哪些有利条件，其不利因素又是什么，学者们在其中能做何种程度的努力？
刘申宁：深圳在前30多年的文化建设中做了很多普及性的工作，比如娱乐文化、打工文学，包括提倡全民阅读的读书月等，这些都很重要。我认为深圳市委、市政府必须在这个基础上，向高层次的学术领域更进一步。深圳虽然是一座年轻的城市，但它又是一座有2000多万人口，同时正向国际化和现代化全力推进的城市，需要培养与这座城市相匹配的一流人才，特别是社会科学人文学科方面的人才。深圳学派的提出是学术建设的一个重要的新起点，但相关的工作也要同时推进，比如深圳有多少学人？还需要多少学人？这些问题需要研究解决。我在深圳图书馆看过一个深圳学派的展览，只有胡经之和彭立勋两人。可能是一个局部性的展览，这太可怜了，深圳出了许多知名学者，比如刘小枫、蒋庆、景海峰、阮炜、章必功等。深圳要引进一流社会科学人才，要用得上、留得住，要加强组织团结协作，发挥智囊作用，这样深圳学派的建设才能有用武之地，深圳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才能更上一个台阶。
刘申宁简介
刘申宁 山东烟台人，1977年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1982年任解放军南京高级陆军学校营职教员，1989年任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1994年任中共深圳市委党校文史教研部主任、教务处长，2002年任中共深圳市委党校副校长。
研究领域：中国军事思想史、中国近代史等。在中国近代史史料学、版本目录学、古器物学等方面有一定造诣。
参与撰写《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编撰24卷本《孙子集成》，主持编撰39卷本《李鸿章全集》，正在撰写《李鸿章年谱长编》和《李鸿章文电编年》。
